你躺平的姿态终于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偷懒彻底的舒展死亡甚至令你感到久违的松弛
我不想再考证你的生平在一个吵闹的时代就用那个最朴素的词称呼你：一个人不是一匹马或一台机器
一个人只可能为了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在越过极限时会故意遗忘掉痛苦的重量那几乎是一种习惯
是遗忘使你变轻的吗？你突然回过头看见爱过的人已远远地站在身后隔着一场闷热的梦而这个夏天再也捂不热你的尸体
“就蒸发掉我的一生吧”你说。汗的一生连流泪的水分都不够而那个完美的算法在计算出路线和效率的同时是否也算出了一个人体内绝望的盐是否也算出了他肩上透明的债
在共和国的夜晚那个崭新的算法是否能算出一个奴隶陈旧的命运和他草率的一生
口口2024年9月10日
打工人的一顿午餐，成了火锅店、大型商超和连锁便利店们，杀红了眼的战场。不论是 40 元的烫捞杯，19.9 元 60 个菜的自助，还是不到 20 元的现炸猪排咖喱饭，好吃不好吃先放在一边，便宜、方便才是硬道理。
“更适合中国胃的‘黄人饭’”
眼前的 “火锅”，没有火，也没有锅。准确地说，它叫 “烫捞火锅杯”，烫熟了的食材浸泡在汤里，被装进一只类似奶茶桶的塑料杯子。
但吃火锅该有的蘸料和小碗，齐齐整整。这一顿突出一个荤素搭配，牛肉、玉米、娃娃菜，蛋白质、碳水、维生素应有尽有，看着就健康。
▲“烫捞火锅杯”。图 / 左庭右院鲜牛肉烫捞宣传图
办公楼的食堂关了以后，中午吃什么成了陈彤每天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作为火锅爱好者的她突然发现，常常光顾的火锅品牌，纷纷推出了适合一人食的火锅杯。想犒劳自己吃点好的，又不想大中午折腾去店里涮火锅，陈彤在工位下单了鲜牛肉火锅杯的外卖，成了周围第一个尝鲜的人。
打工人午餐上一个掀起的热潮，是不开火、拾掇拾掇就能吃的白人饭，但如今，不少人觉得火锅杯是更适合中国胃的 “黄人饭”，烫捞是它的精髓 —— 毕竟，“谁不想打工间隙，吃口热乎的呢？”
陈彤则觉得，工作日吃火锅杯吸引她的是清汤汤底，不像重油重辣火锅那般罪恶，吃完嘴里也不会返味儿。菜单上标注的鲜切肉，看上去也比预制菜里过度加工的肉健康。如果实在觉得烫捞后的牛肉和蔬菜没有味道，可以蘸一点酱油小米辣汁，但陈彤倾向于喝下原味的牛骨清汤，她觉得和之前吃牛肉火锅喝到的几乎没什么差别。
从烹饪方式看，烫捞火锅杯并非横空出世，尤其汤底选麻辣、再蘸点麻酱的话，很难和麻辣烫、冒菜区分开来。但改个名字，再标上卡路里，就成了一种很新的减脂餐。
很长一段时间内，健身五年的张觅对健身餐的认识都停留在 “又贵又少又难吃”，不是万不得已，她不会碰冰冷的白人饭。烫捞杯的出现，正好满足她想吃一份热气腾腾的午餐的需求，还能节省时间 —— 工作日的午休都被张觅用来健身，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提前点好烫捞，到了匆匆吃两口，她就有了举铁和跑步的力气。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那些原本主打聚餐场景，鼓励大家约上三五好友到店吃饭的火锅品牌们，都盯上了打工人的午餐，纷纷推出适合一人食的外卖和餐品。
左庭右院鲜牛肉火锅，除了生肉外卖外，开出了烫捞・牛腩饭，售卖 40 元左右的烫捞杯和 50 元左右的牛腩饭。客单价近 180 元的一绪寿喜烧火锅，推出了 40 元左右的烫捞套餐。海底捞则推出下饭火锅菜，客单价也维持在三四十元。
左庭右院推出的 “烫捞杯”。图 / 饿了么截图
曾经，“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但现在，火锅店首先要解决年轻人不再爱吃高价火锅这件事。尤其是工作日中午，绝大多数火锅店的桌子一定坐不满，但烫捞火锅杯却能穿越层层叠叠的写字楼，送到打工人的手上。
比起动辄人均 150、200 元的 “正经火锅”，三四十元一份、有肉有菜有主食的火锅杯，已经称得上平价。但翻开菜单，性价比的计算却因人而异。以北京悠唐购物中心的左庭右院为例，蔬菜轻食烫捞杯一份 22 元起， 销量最高的日光番茄鲜牛肉烫捞杯一份 58 元起，如果想要单加一份鲜牛肉，还要额外加上 19 元。
陈彤身边的同事觉得，烫捞杯的设计 “华而不实”，除了少量的牛肉，几乎都是 “不太值钱” 的配菜，筷子伸进去搅和一圈，都是金针菇、娃娃菜和土豆，牛肉的分量少得可怜。即使是在吃上面舍得花钱的陈彤，每次看到零星的几片肉也不得不感叹，“还没吃出味道肉就没了”。
“牛肉又少又碎”，也成了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吐槽烫捞杯的焦点。点过左庭右院牛四宝（包含牛腩、千层肚、毛肚和黄喉）烫捞杯的淼淼，感觉外卖里的牛腩和红烧牛肉面里的牛肉包一样碎，“凑起来也没一个手指多”。
陈彤的饭量，一般是老乡鸡的两道菜加一道蒸蛋外加一碗米饭，如果点牛肉烫捞杯，还得外加一份粿条。就算这样，吃完到了下午四点，肚子也饿了。而对于体重不到 80 斤的淼淼来说，一份牛肉烫捞杯的分量刚刚好。不过，在差不多的价格下，淼淼还是选择了吃起来更满足的寿喜烧烫捞杯。
打工人午餐，一个新的餐饮战场
早中晚一日吃三餐的习惯，正在被打工人改写。
早起是不可能早起的，勉强踩点在 10 点半那一刻抵达公司，艰难地打个上班卡，已经是对这份工作最大的尊重，早餐也因此逐渐和打工人绝缘。至于晚餐，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出于下班时间晚和保持身材的考虑，很多上班族选择少吃甚至直接不吃。
于是，午餐逐渐膨胀起来，变成了不少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而这样的趋势，也被餐饮行业的从业者们敏锐捕捉。过去，专注为打工人做工作餐的餐饮品牌不在少数，但如今，越来越多新面孔涌入进来，甚至开辟了一个新的餐饮战场。
米村拌饭凭借 9 元一份的金枪鱼拌饭，冲出东北、走向全国，实现打工人海带汤、小菜无限续的自由；“穷鬼天堂” 萨莉亚用沙县小吃的价格卖意大利菜，被年轻人追捧为 “萨门”；而麦当劳 13.9 元的 “1+1 随心拼”，更是不知道吃什么时，永远可以用来兜底的选择。
麦当劳的 “1+1 随心配”。图 / 麦当劳微博
消费降级的年代，打工人很少会选择人均两三百的餐厅彰显自己的品味，但人均十几块的穷鬼套餐，却总能让钱包保持体面。尤其是一顿工作日的午餐，口味不必完美，但性价比一定要拉满。
在北京国贸工作的 95 后邱俞发现，一旦到了中午饭点，国贸商城负一层的 7-11 便利店就挤得水泄不通，跟不远处的几家日式、泰式、粤式餐厅相比，人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微晚去一会儿，等待她的就是零星的饭团和为数不多的便当，一旁的店员则要时刻拿着箱子补货。
每每不知道中午该吃什么时，邱俞都会下意识地跟随人群钻进便利店，在这儿买午饭，方便、快捷、省钱。一份贝果加一份冰面包，价格不超过 20 元，尤其气温攀升到 35 度以上的时候，这类食物既能当主食也能当甜品，还能顺便解了暑气。
“便利店的午餐选哪个几乎都不会出错，便宜管饱。” 邱俞说，在一众动辄人均消费七八十甚至一两百元的国贸餐厅里，不会 “背刺” 打工人的少之又少。而便利店也拥抱了这一批食客，除了往冷柜里陈列速食，还努力成为 “打工人食堂”。
今年上半年，7-11 就在广州的白领聚集地珠江新城开出新店，主打便利店 + 小食堂的模式。开业当天，一个小时内就拿下了近五十个堂食订单。
和以往用微波炉复热饭团、三明治不同的是，新店的小食堂也开始提供适合中国胃的热食，7-11 就在原有鲜食的基础上，新增了 12 款现制、现烤、现炸的餐食和 6 款组合套餐，包括猪排咖喱饭和牛肉汉堡等，售价均在 9.9 元至 22.9 元之间。而在此之前，全家便利店就已经开始主打 “一日五餐” 策略，扩大鲜食区域并推出更多现制食品。
盯上打工人午餐，是便利店们的 “阳谋”。7-11 在官宣小食堂时写道：“下一家便利店，不止是便利店。” 全家则给自己的鲜食贴上了 “热气小灶” 的标签。而他们共同选择的战术，是强调 “现煮现做”“烟火气”。
如果说便利店本来就在写字楼的辐射范围内，专注于打工人午餐无可厚非，那么大型超市的加入，直接让打工人的午餐战役变得白热化。
永辉超市就曾因为开出一家号称 “15 元吃饱” 的食堂冲上热搜，主打现炒现做的 “自选模式”，具体到菜品选择上，荔枝肉 3 元、萝卜排骨汤 3 元、香肠 2 元，价格直接把消费者拉回十年前的物价水平，而且还能实现米饭、汤、小菜无限续加自由。
低价午餐的风，还吹到了北京本土起家的连锁商超物美。6 月以来，物美全新餐饮业态 “物美大食堂” 陆续在北京中关村店和通州龙湖店亮相，提供包括凉菜、炒菜、主食、水果、小吃、甜品在内的 60 余种菜品，面食类碳水自助 13 元无限畅吃，炒菜类自助 19.9 元无限畅吃。
换句话说，一个人花不到 20 元，就能吃上一顿自助餐。听上去极具性价比的策略，迅速吸引了人流量，位于中关村的物美大食堂，一到饭点每个档口都挤满了打工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食堂每天客流达到 500 至 700 人，单日营业额近两万元，还带动了超市其他区域的销售。
而本就设有现场堂食区的盒马，自然也不会放过拉拢打工人的机会，直接把最低价打到 9 元，让打工人的 “穷鬼套餐” 多了一个选择。9 元的梅州腌面，19.8 元任选的三菜快餐、16.8 元的猪杂汤…… 广州盒马开出盒马自营快餐，客单价从 9 元到 30 元不等。
除此之外，写字楼周边的商场，也瞄准了打工人吃饭刚需的生意，用美食盘活人气。
今年上半年，北京悠唐购物中心就把负一层改造成美食街，还针对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的打工人，推出了 “工牌计划”，凡是注册成为 “工牌会员”，就能享受商场内部分商户低至 8 折的优惠。
卷到尽头
打工人午餐的战场热闹归热闹，关起门来算账，不少火锅店都在自救的边缘苦苦挣扎。不少高价火锅品牌都在偷偷 “降价”。2023 年，海底捞的人均消费跌破百元，只剩 99.1 元。呷哺呷哺旗下的湊湊火锅，人均消费也从 150.9 元降至 142.3 元。
高价火锅无人问津，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的旋转小火锅，却成功翻红。一人一锅、一签一价，人均 30 元的价格，让小火锅迅速成为打工人的心头好。虽然 “轻装上阵”，但发展迅猛，2018 年创立的围辣串串香在 2023 年一年便新开 180 多家门店。
白人饭和穷鬼套餐之所以备受追捧，是因为最近几年，打工人对午餐的需求已经渐渐从吃好转变成吃饱。但即便如此，背刺总还是突如其来。一个令人扎心的事实是，在一线城市，哪怕月薪两万、餐标 50 元上下，都很难吃到一顿像样的午餐。
社交平台上抱怨午餐贵的帖子比比皆是 —— 月薪两万吃不起麻辣烫，夹几个菜都要小 60 元；看起来朴实无华的称重式中式快餐也会化身 “刺客”，随便拿上一两个菜，价格就飙向 50 元；在轻食店吃没几片肉的 “草”，一碗也接近 80 块；就连经典白人饭选手赛百味，基础套餐也动辄三四十元……
打工人午餐，还是预制菜的重灾区。虽然菜品是否预制，标准不一，很多人也不是完全不接受预制菜，但很多堂食餐馆端上桌的饭菜用的是料理包，却还卖得相当贵，尝一口就能 “破防”。
无论是在堂食还是外卖，绕开预制菜的呼声越来越高，打工人也开始用脚投票。能在拥挤的午餐赛道上杀出血路的，也只有顺应了趋势的玩家。
如今，讲究猛火爆炒、食材新鲜的湘菜，逐渐成为打工人午餐的首选，餐馆门头的明档厨房提供了看得见、闻得着的安心，即使是送到写字楼的外卖，也都蒸腾着热气，配菜分量甚至多到溢出。
以费大厨为代表的湘菜品牌，在客单价人均不过百的情况下，在北上广深迅速铺开。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3 年底，北京地区湘菜堂食线上交易额较 2022 年增长超一倍，高于餐饮大盘增幅。
乘上这股东风的不只有连锁餐饮品牌，便宜大份的 “东北盒饭” 也成为爆火品类，被网友称为 “世界上最便宜的自助餐”，不仅管饱还便宜干净，北漂 “月入两万不敢吃三菜一汤” 的说法也就此终结。
对东北盒饭的追捧，进一步催生出北京、广州等城市的新型盒饭业务。据媒体报道，一线城市的 CBD 区域陆续出现类似 “打游击” 的盒饭个体户，前一天告知摆摊地点，次日在定点卖饭，定价在 10 元到 20 元不等，相当火爆，基本上出摊就能售空。
使出浑身解数的餐饮老板们，逐渐认清一个现实：原有的行业秩序已经被颠覆了，打工人午餐赛道也早就拥挤不堪了。租金、人工、食材成本高居不下的同时，如何真正地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是生意维系下去的关键。
对于在外面吃饭这件事，还有不少打工人已经彻底转向了另一个选择。
小红书上，有关 “打工人带饭” 就积攒下 39 万篇笔记，两菜一汤、均衡营养，是带饭小白才会琢磨的事儿，真正的带饭行家从来都不拘小节，往饭盒里塞上白馒头和油泼辣子，也能吃饱一餐。
这么一看，主打省钱又省事的 “生命体征餐” 或许才是带饭的尽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带着女儿跑外卖本就令人辛酸，途中女儿丢了更是让人崩溃。外卖小哥除了要承受各种自责的内心压力，或许还有家人的抱怨。这要是找不回被抱走的女儿，压力的内外夹击，恐怕摧毁一个人的力度甚至不需要去找一座桥。
送外卖3年就能挣100多万的行业，找不到人照顾自己3岁的女儿？你看，这双方之间，必然有一方是在扯淡，扯极臭的蛋。
又或者说，边送外卖边带女儿，太不方便了，为什么不去摆摊呢？摆摊日入9000块它不香吗？搬个凳子给女儿坐身旁，它不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
首先，摆摊日入多少另说，你得先过城管那一关。总不能刚换的电瓶车，又被收走了三轮车吧？
我看不懂，完全看不懂。带着女儿去上班，那仿佛是几十年前才会出现的事情，而非现在。毕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每个家庭都有6个钱包给孩子花钱。
这可不是胡说，这是近两天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新经纬报道，有凭有据。
父母，爷爷奶奶加上外公外婆，我不知道6个钱包给孩子消费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带着3岁的女儿送外卖？
小哥，你是脑子出问题了吗？
显然，小哥的脑子没出问题，稍微路痴一点都干不了这个活，更别说抢单了。外卖小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劳动体力，抗压能力都必须相当强大。
就算出问题，可能也是出在那6个钱包上。毕竟不是每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能拿五六七八千一个月的养老金，如果拿不到这么多，相反只有一两百，那么别说给孩子消费了，不要孩子给你消费都是在为下一代尽心尽力的提供帮助。
ok，说这些是扯远了，我们更该关注事情本身，那个被抱走的3岁女儿。
谴责人贩子是必须的，我向来对人贩子深恶痛绝，我国法律同样如此，多年来一直在严厉打击这类违法人员，已经打击了很多年。可人贩子始终屡禁不止，他们是不怕死吗？他们仗着什么敢如此丧心病狂，不断作恶？
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从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的多次举报结果来看，人贩子亦不简单。
人贩子的问题交给法律，我不懂的是明明监控遍地，为什么一个3岁女孩儿被人抱走了，竟然6天后仍毫无进展，是不是外卖小哥没有报警，否则的话不至于如此吧。如果不好找，完全可以扩大警力帮助他，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今后的全部希望。
我记得前几天有个能量满满的宣传视频，4名俄罗斯游客迷路，齐齐哈尔市开启“全城总动员”，仅用十分钟就把人找到了。
相比起来，4个没有受到人身威胁的俄罗斯成年人固然要好找很多，但找那样的4个人都要开启全城总动员，找一个3岁女孩儿，是不是更需要如此？
我认为是需要的，国家鼓励生育，二胎三胎四胎，那么也应该给人们看到与鼓励相匹配的重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外卖小哥带3岁女儿送外卖被抱走”的热搜，热搜还是有用的，至少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那意义很大，群众与群众之间、父母与父母之间更能感同身受，他们会注意身边是否多了一个小孩，一旦发现，他们会报警，会给那个丢失女儿的外卖小哥提供帮助，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12345小程序上，对“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入小区”投诉的社区回复
做外卖员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诉多达59次，加上拨打电话的则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顶的第一栏就是12345小程序。投诉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内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的问题：瑞晖嘉苑小区，畅颐园，华瀚福园，将府锦苑，龙湖天璞，锦安家园……他几乎投诉了所有东坝的小区。
冯文学在乎不能进入小区所耽误的时间，但更在乎尊严，他认为自己应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宁宁案中，法院“无法认定物业公司有任何侮辱外卖快递之违法行为，亦不构成对该行业或梁宁宁个人的负面评价和贬损”。但保安与外卖员矛盾频发，或许是人们感到受辱的证据。
多数时候，外卖员与保安争执两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时候，他们沉默。时间在流逝，更紧急的情况他们都无法停下来——比如骑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车祸。连死亡都不能成为停下的理由，更何况是愤怒？手机里的女声提醒他们继续拧油门，拧到底，“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外卖员还面临另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上厕所。外卖员路线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区，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场。商场的厕所是为慢慢闲逛的客人设计的，外卖员总是赶时间，来不及。跑外卖4年，冯文学只在商场上过一次厕所，大部分时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厕所。
2023年2到3月份，冯文学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厕所频繁堵塞，修缮了三四次，最长的时候一周都无法使用，包括档口商家和骑手在内的100多人“都憋坏了”。他打12345电话，投诉了厕所的问题。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区对厕所进行修缮，问题解决了。
他还投诉过三条道路：金泰丽富嘉园北门底商旁的一条路、金隅嘉品商场西侧的一条路、坝鑫家园3号楼北侧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些路坑坑洼洼，电动车的轮胎会打滑，转弯时极易摔倒。有时食物的汤汁会溅洒出来，外卖盒会被颠破——餐损每单要扣外卖员一半的钱。
冯文学投诉的其中一条路，路面坑坑洼洼2020年冬天，冯文学送餐时看到一位母亲带着3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他向12345投诉了这条路。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进度，在一周内把路填补好了。
冯文学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单，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广场，在地下，有电动扶梯，却从不运行。冯文学需要提着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节台阶。他越想越愤怒：为什么有扶梯却不开，腿脚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残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电话给12345，反映扶梯不开的问题，“有超市和这么多摊位，周围几个小区少说几千人，这（电梯）几年都不运行，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级的台阶。”很快，扶梯重新运行。
他身强力壮，可以步行送餐，可骑手中有残障者。他认识一名骑手，腿脚有残疾，被拦在门外后只能拎着货一瘸一拐地送货。2023年6月，他投诉12345，将府锦苑小区要求肢体残障外卖员都必须停车进入，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7天后，反馈告诉他“残障骑手进入小区可以办理出入证明”。办理出入证明需要有残疾证，肢体残障的那位外卖员没有。今年，冯文学听说那名骑手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们都是外卖员的顾客我们在中国，享受着全球范围内最发达和便利的外卖系统，有最廉价的配送团队：外卖业务人力成本低至约1美元（美国：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时长：送餐速度平均每单仅需35分钟（美国：75分钟，俄罗斯：数小时）。
这种方便体现在系统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时间。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超时是不被允许的，每当听到手机里的女声提醒：“您有一个订单还有5分钟超时”，冯文学的压力在那刻达到顶峰。他跑众包，超时3分钟内，扣本单收入的20%，超时3分钟以上，扣本单收入50%，超时15分钟以上，这单白干。
我们下单的一些物品会给外卖员带来麻烦。冯文学最讨厌配送的物品是榴莲。榴莲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纸裹着，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简单塑料袋包装，“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来，根本就没法拿。有时顾客买四五个榴莲，我简直是没法送。”
外卖员除了被挡在小区门口，还会被单元楼的门禁困住。2023年8月，华瀚福园单元楼下新装了智能门禁，冯文学不会操作，耽误了好几分钟。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小区门禁有问题，业主可以建议物业去修。顾客没好气地说了句：“你个送外卖的连门都进不来，还送什么外卖。”
他和顾客吵起来，“我又不是业主，我没权利配（门禁）。”顾客说，进不来门自己去找物业。争论半天，顾客报警。他又向12345投诉，得到回复：经物业现场测试，发现430单元门及其他各楼门禁系统均可通过门禁扣或手机远程开门使用。
现在，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我们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内聊天，骑手在不同档口前停留又离开，一名外卖员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拿出了他的钥匙串，同样挂着两个门禁扣。这是他们借小区保安或保洁的门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可对冯文学来说，这至少这能为他省几分钟，他不会再被顾客说了。
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进了单元楼，外卖员的难题依然没有结束。有的“老破小”楼栋里，不仅没有电梯，楼梯间也不标记楼层数，冯文学有时“爬楼爬晕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层还是6层”。
好不容易上了楼，有的楼道里十几户人家，门上却没有户号。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他在电梯门上写上房号的方向，一位顾客恰好看见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释，“实在不知道门牌号”。顾客指责他，“你这属于乱写乱画”，随后投诉了他。
外卖员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顾客手上。必须送到才能点送达，在楼下、在电梯里都不行，会被鉴定为虚假送达，扣50块钱。冯文学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为什么总有顾客不接电话。单元楼下电话不接，到门口敲门也不开，看订单也没有任何备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门口，拍好照片，点送达。等电梯下楼的时候，他看到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拿走了外卖。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外卖订单可能会给外卖员带来生命危险。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卖员因雨天积水过深，在送外卖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外卖员趟着齐腰的积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卖员顶着台风天和大雨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死亡。每逢暴雨天气，“该不该在极端天气下送外卖”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
有的外卖员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单，骑手按单量拿工资，暴雨天单量大，且平台会延长配送时限，给予骑手补贴。有的骑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没得选，跑团队或专送的骑手，系统会强制派单，不得请假和拒送。
“不让骑车进，在恶劣天气提着几十斤东西走路配送，这算不算体罚？”冯文学问过很多保安这个问题。他记得一个保安的回答：没得商量。
保安，外卖员，物业外卖员能否骑车进入小区，到底该负责？保安说，这是物业的规定，物业说这是业主的决定，业主是外卖员的顾客，是他们不让外卖员给自己骑车送餐吗？冯文学想寻求公道，却发现找不到真正能为此负责的人。
冲突总发生在保安，外卖员，和物业这三者之间，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
东坝地区的外卖员们流传着对不同小区保安的画像。搜翻冯文学东西的保安，是远近闻名最“招人恨”的那个。有的保安好说话，看东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会通融；有的保安会“人情世故”，外卖员递根烟，也就开门了；有的保安耿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外卖员呵斥甚至暴力相见。
将府锦苑小区也不让外卖车辆不让进入，冯文学多次投诉无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辆涂成白色的三轮车自由出入小区，他质问物业，得到的回复是，这车是小区业主的。
他气极了，“送的外卖送的快递也属于业主啊！”物业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报警，打过6次110，警察调解了6次，6次都交涉无果。
2023年5月，他决定正面对抗，他骑着车停在门口，不动。一名很壮的保安上前驱逐他，挪他的车头，他推开保安，保安急了，从右侧勒住他的脖子，把他连人带车拽倒，拖着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压在地上。
路过的外卖员拉开保安，报警。警察调解，打人的保安当着警察面给他道歉。警察建议冯文学去医院做伤情鉴定，冯文学说，算了，去医院又耽误好几个小时。保安当下赔给他100元，他收下钱继续跑单了。
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
这次冲突后，冯文学一战成名，将府锦苑再也没有拦过他。他成了唯一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他与保安之间也没有产生芥蒂，将府锦苑的保安看到他，会叫他“大神”。
“我从来不骂保安。保安也是底层，其实也不想拦”，冯文学说。有保安曾经悄悄告诉他，如果被发现放外卖员进入小区，他们要挨罚，一次扣50块钱。
他清晰地认定自己的抗争对象不是保安，而是物业公司。他和物业公司也有过冲突。按照同样的方法，冯文学投诉过畅颐园，先在12345投诉，投诉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无法调解，警察随后赶到，物业经理也终于露面了。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他控诉。物业经理问他，侵犯了哪条法律？《宪法》的哪条？他被问住，没法回应。当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电脑上查找《宪法》原文，他看到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认为物业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权。他把宪法打印下来，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着《宪法》继续在小区门口报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业经理一起带去派出所调解，三份《宪法》，一份他给了物业经理，另一份贴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给了自己。
他起诉的就是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冯文学骑着电动车前往畅颐园。一位年轻的保安立在门口，他盯着电动车，看冯文学把车放在马路边行道树下，才移开目光。
冯文学走进小区，轻车熟路地拐进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认出了他，绷起脸，举起手掌对着冯文学，拒绝和他沟通：
“我们等法院判好吧，我们现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来吵架，我就是来咨询一下。”
“您不用咨询我，有事问法院。”
冯文学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
双方都叫嚷着要报警，两个高亢的男声叠在一起。冯文学叫嚷，“你们要不服我天天让警察来。”经理则数着冯文学的“麻烦”，“你闹了无数次。派出所来过，安监来过，城管来过，你已经去起诉了，现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超过十分钟，冯文学的请求或威胁都没有回应，对方只说“等法院判”。他走出物业室，看到一辆电动车在小区街道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他对我说，“这是看房中介，他们就能进。” 当我们走近保安，对讲机里传来物业的声音：门口那两个人，一个字都不要说。
之后，冯文学又来到锦安家园。一个新上任的物业经理把他带进办公室，接听了一个电话后便再没有出现。此后的一个小时，冯文学和该物业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王勇讲话不急不缓，他向冯文学抱怨工作难做：小区有超2000户，业主大多是80后和90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小区里常发生电动车对孩子的剐蹭事件，物业因此接到大量来自业主的投诉。他能理解外卖员的辛苦，但“这个东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说让他骑慢点，不行的，他总是低头看着手机，平台一直在那里爆单。”
他劝慰冯文学，“人家是这的居民。我和你一样，属于外来人员，只是暂时在这里服务管理。我不能把小区业主惹个遍。”
冯文学频频看手机，物业经理却仍没有回来。他逐渐气恼，在他看来，不让外卖员车辆入内就是歧视和违法，他反问，为什么业主有权利这样做？为什么物业有权对外卖员的车辆进行管制？王勇说，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为你辩解能力有多强，我就让你进”。冯文学越来越激动，他用近乎威胁的语言：哪个业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谁，我直接打110来这儿。
这是冯文学抗争的模样：歇斯底里，叱喝骂叫，粗鄙，不体面。经理终于回来了，他站着刷弄着手机，草草应允冯文学下次会和居委会的人一起约见他。离开后，我问冯文学，为什么要威胁，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他神情淡然：只有说得严重他们才会听我说话。他提起上一任物业经理，那个人答应他细聊，他一直等，等了三个月，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干两个月外卖，出两次车祸”6月5日下午，瑞晖嘉苑的小区门外，冯文学遇到了一位快递小哥。他站在一棵树下，树干上铁链锁着5个网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许骑车进入，150个快件，他要额外花费半个小时把快递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户家门口。
快递小哥不得骑车进入小区，他们拉着这些箱子送快递快递小哥觉得耽误事，但也能理解这项规则，“骑手骑车太快在小区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冯文学反驳他，“可意外发生还是小部分。”
“小区里限速5公里，骑手一个比一个骑得飞快。我也骑过，哪有限速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小哥说着撩起自己的裤腿，他小腿上蜿蜒着一道紫红色的伤疤。“这都多久了，伤口还没好。”他大口喘着气，“我干了两个月外卖，出了两次车祸。时间太紧了，半个小时挂10个单，连取带送。”
冯文学打断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话是量力而行吗？”
“量力而行？！系统给你下的单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时候谁给你调？”小哥提高声量反问。
“两个月两次车祸”，小哥的经历不是个例。在配送时间的硬性要求下，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用超速换时间。根据人民数据研究院统计，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相关的100余个热点事件中，由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骑手为抢时间违反交通规则。
骑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伤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递、外卖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骑手伤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90.3%。
出了两次车祸后，小哥转行当了快递员。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递和送快递。他开的快递车车门内侧写着两行数字，是该小区的单元楼分布图，按照单元楼顺序送货能提高效率。“这个小区算好了。我之前送过老旧小区，楼号没有，单元没有，一进去一脸懵。”
冯文学问他：“你为什么不投诉物业，争取你的合法权益？”
小哥没有停下理件的动作：“你就是干这份活。忍，不忍还能怎么样。”
抗争者冯文学冯文学开始送外卖是因为失业。此前，他是铁路道口的安全员。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业后开始跑闪送，然后跑外卖。配送范围以东坝星光美食城为中心，向方圆三五公里发散。
他说，跑外卖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从未遇到什么歧视或不公。中专毕业后，他先是在东坝的村里干绿化，种树养林。2014年，家里托关系给他找了份铁路道口安全员的工作，“有三险，还发了工会卡，算是半政府编制”。铁路道口一侧只有他一个人，他盯着铁轨，盯着同一个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报一响，他走出值班室拦车拦人，警报不响，他继续坐着，手伸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机。他重复着这种生活，几乎没有和人群打过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创业的想法，希望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大人物。他想开公司，创办平台APP，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帮互助，比如捐血给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献器官。“我的野心就这么大，我要服务和帮助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计划”。
他在网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转了两万块，希望对方能设计这个APP，但没做成，两万块钱打了水漂。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再度联系他，说觉得他人不错，想让他来当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应了。
后来，妻子发现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诈骗，目的是为了让他背负债务。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师，两个月后，对方同意法人变更。
冯文学认为自己并没有上当受骗。“人家没黑过我。要不然两个月时间，怎么不能骗我点钱呢？”他损失的只有2000块钱法人变更手续费。他和妻子天天为此吵架，直至离婚，他净身出户。他还有个女儿，当时15岁，坚定地站在妈妈一边，“在我闺女心里边，我属于傻子。”说着，他突然哭了。
离婚后，冯文学每个月要给女儿5000元抚养费。他跑单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别的骑手一次挂着12单，他最多只挂6单，他平均月收入约5000元，每月几乎没有剩余。
今年2月初，冯文学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把字体调到最大，减少接单数。4月，他发现自己看不清顾客的备注和平台的接单提醒，他停止跑单。他去医院看眼睛，花了500块钱，医生说状况严重，需要再诊断。医生的话令他恐惧，自从跑外卖后，他的社保就断缴了，没有医保，他不敢去医院。收入断了，他只能在支付宝贷款，目前负债两万。
“我现在生死不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冯文学说。他的抗争因为多种失去变得更加决绝。他想抗争成功，迫切地想做成个什么事。
他想让更多外卖员能进小区。为此他花4000块钱成立了一个公司，想与物业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为外卖员进小区提供担保。他拿着公司的名片去找物业，物业又说，还要交担保金。冯文学觉得这是讹钱，事情不了了之。
他还想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诉外卖员没有工会的现状，他说，“现在城市中配送员是最累最受歧视和欺负的庞大群体，根本没有为骑手做主的工会。”
他给东坝乡工会、朝阳区工会都打过电话，他还骑着电动车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有结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厅，他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开庭了。他独自一人面对法官和书记员。据他回忆，庭上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话。他细数种种不公：只让外卖员走西门、不让骑车进小区；物业说是业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社会主义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审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他感到法官并不重视。他下载了6个保安和外卖员冲突的视频想要给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6月6日，冯文学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民事判决书，两页纸，4面。
“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至于目前畅颐园实行的外卖快递车辆不得入内的举措，由小区所属社区服务站结合业主意愿制定，物业公司负责实施，不违反法律规定。”
判决书最后一面纸上写着：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文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王勇为化名
参考文章：
《外卖行业安全管理现状与治理路径研究》 吕 慧
●赛格广场楼下，一个外卖骑手被跑楼阿姨围了起来。
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谁都可以做。代送员之间不知道彼此姓名，说起谁来，多用籍贯指代。而辨别籍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过脏话，云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听到各种骂“婊子”的方言。一说“假毛”都明白是谁，一个戴假发的阿姨，骂人和抢餐都厉害，送一趟至少20块，这样惹眼的人总会拥有一个外号。
还有一个“矮胖女”，是谢明霞都抢不过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谢明霞也算最厉害的人物之一。这个评价传到谢明霞耳朵里，她解读为对自己努力的认可——能抢意味着收入高。之前她在假发厂打工，自我评价就是厂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别人休息她也一直干活，在广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后来她做了个梦，梦里拿个棍子，钓了好大一条鱼。正赶上工厂搬迁，夫妻俩拿了两三万补偿款，是厂里最高的，但也就没了工作。
补偿款对应上了那条大鱼，“一辈子捡都没容易捡一分钱”。她在出租屋里回忆过去，做了猪蹄莲藕汤，冰可乐只剩半瓶，是她爱的饮料，没汽儿了还在喝，“感觉一辈子下来都没好好休息过，一天到晚都是个毛毛绿绿（忙忙碌碌）的”。
我见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里的外卖拿不过来，帮着送了几单。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费代送，每次送完都会再次被她支配：“这几单你先送一下，那边又来骑手了”“这单超时了，特别急”……努力、坚持、加油干，是她的口头禅，絮絮叨叨换着说。
谢明霞年轻时，家里安排了一门亲事，她没看上，加倍赔了彩礼悔婚。她喜欢现在的老公，比她大5岁，勤勤恳恳，吃得了苦。离开假发工厂，两人到华强北开了一家档口，做翻修手机转卖的生意，疫情后连爆款都卖不动了，就一起做代送。
谢明霞四处吆喝张罗着抢单，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楼，这种夫妻档很受骑手欢迎。但算下来赚得也不多，老公“升级”去做了骑手，几乎全年无休——雨天有激励活动，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可以多赚。谢明霞骑车头晕，还是做代送。每天走两万步，跑几十层楼，做老板娘时爱穿蕾丝裙子，现在换成了T恤。
没人打配合了，她尝试在同行里寻找伙伴——被她抢走单的也不放过。她去问人家能不能带个餐，还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楼层的餐换到一起送，每个人都少爬些楼。不过挺多人知道她，“让别人带的多，自己带的少”，每当谢明霞找来，就装听不到。
帮她带过餐的一个阿姨说，外卖送上楼，顾客直接把话甩到了脸上：40分钟了！原来顾客早就催过骑手，骑手也催过谢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时的单，找别人当替罪羊，当然这只是带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后来谢明霞再找她，她转过脸就走，心里发誓：不会再给你带了。
等电梯耗时长，相邻的楼层，阿姨们会走楼梯送餐。
系统末端
在跑楼江湖中，骑手或许算是这片地界的“老板”，可以选择给谁单子。
他们首选熟悉的、没出过错的阿姨，其次优先同乡。上了年纪的阿姨普通话大多不好，在两句话之内，就能判断出来谁是老乡。骑手孟灵灵记挂着一个阿姨，两人交流并不多，只是一次扫码付款时，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虑别人。
孟灵灵知道，有些阿姨能抢，另一些内向害羞，容易受欺负。但忙起来顾不上分辨，就随便把单给先抢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会干预。有两个单的话，一人给一单平息战火。有时就没这么幸运了，只有一单，付完代送费赶紧溜走。拉架可万万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两个月工资都赔不起”。
张玉英是个年过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关节炎，偶尔会得到一些骑手的偏爱，多给一块钱——因为她拿到一两单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着“这就送”，往大厦挪几步，等骑手走了，又回到马路边继续接单。单多了就放地下，攒到实在拿不动了才上楼去送，这是跑楼阿姨的一种常见战术：送餐耽误抢单，一趟多送点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骑手觉得两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给出了第一单，就要等最久，不如给拎着很多餐的阿姨，看起来很快就会出发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钟，甚至一小时才送，会为骑手招来罚款，一条差评罚50，投诉200，超时被取消罚500。
找骑手取餐。
这是专送骑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们人虽然不在骑手系统中，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
孟灵灵是附近外卖站点的骑手，她当过“单王”，明白跑楼阿姨在系统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点130多个骑手，要送完2500-3000单，系统安排每个人同时送8-12单，多的时候，甚至能派到18单，专送骑手无法拒单。如果自己送，等电梯上楼要十几二十分钟，这些时间用来找阿姨，足够交给她们七八个餐。
单量直接关系到骑手工资，对于外卖站点，数据也同样重要。在跑楼阿姨的参与下，孟灵灵所在站点，每个骑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单，“所以华强北站点是赚钱的”。骑手人效和投诉率、超时率、准时率一样，都影响着外卖站点的评级、单量、单价和收益。
把餐交给跑楼阿姨之后，大多数骑手就点了“送达”。72层的楼高和跑楼阿姨的劳动，一起隐入云端，似乎在系统里消失了。
提前点“送达”是违规行为，但一些骑手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酒店里的送餐机器人，把餐交给机器人，输入房间号，给顾客打电话，然后点送达，“这些阿姨不就是相当于那些送餐机器人吗？”
为了维护一个好的数据，孟灵灵每天送70-100单。每月送1000单以下，一单挣6.9元；超过1000单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时候，她每晚八九点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饿了就喝脉动，或者买一杯粥吸两口，她的生活被算法支配着。
而在算法管辖之外，依附外卖系统而生的跑楼大妈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们穿梭车流的时候。保安大超负责疏通门口马路，会劝上几句：往边上走两步，磕了碰了没有保险。“给面子的真只挪动两步，70%的时候都不配合，倚老卖老，也不能拿她们怎么着”，大超说。偶尔也有骗子混进来，骗钱骗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赛格工作的大多数打工人，早已习惯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顾客的默许，也为这片江湖的生长提供了空间。
我跟着谢明霞送餐的时候，明白了什么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样，但到了客户门口，她会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和音量，轻轻推开门，说句“你好，老板”。轻轻关门之后立刻加速，飞奔向下一个楼层。
不能朝顾客发火，这是职业素养。哪怕有的顾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离开电脑，袜子和鞋脱了，两只脚晃荡着指挥她们放这儿放那儿。遇到要投诉骑手的，谢明霞会过去说好话：我们才挣几块钱，骑手给我两块，自己挣四五块，不用投诉了吧，没必要。
每一个出问题的单子，都会成为跑楼阿姨热议的焦点，也牵动她们的情绪。谢明霞送错了一个单，她回去道歉，客人说已经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没找到，忍住没在现场吵架。进了电梯，开始疯狂输出：“吃了还不承认……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一群男孩子，品质太坏了”。站在她身边男士神色尴尬，不时瞟一眼楼层显示屏。
遭遇投诉时，骑手和跑楼阿姨的责任往往难以理清。送错了，餐洒了，态度差，甚至有抖音视频拍到两个代送员打架，把外卖抡起来当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统只能罚到骑手，骑手则只能默默记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给餐。阿姨们就在挣钱和个人声誉之间极限拉扯。抢不到单子的时候，她们也骂骑手，“狗眼看人低”“没你这两块钱我还活不了了”。
高龄闯入者
作为外来闯入者，混进跑楼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赛格大楼1-10层是电子市场，档口大小不一，两米就能安放一个，货物随老板心意摆放，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死胡同。高楼层有近800家公司，写着门牌号，但有的被装饰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灯下反光。包含数字4的门牌号，被老板们发挥创意，改成了6688之类的吉祥号码。
兼职做骑手之前，31岁的保安大超也做过一周代送员。为了搞清每层楼都是哪家哪户，他给商铺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个单，立刻就查出在什么位置，能少跑很多弯路。
但外来的阿姨不懂这个技术。大大小小的公司门上，经常贴有“非请勿进、中介勿扰、谢绝推销、不办信用卡”等标志，显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60岁的张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宝华大厦的单，问了一嘴“是不是A座”，骑手马上翻脸了，问她是不是没送过？
张玉英是我在华强北见过的最较真的跑楼阿姨。门牌号写在外卖袋哪个位置，怎么写最醒目，张玉英都有自己的规范。在她的要求下，骑手付代送费时，要把送餐门牌号写在备注里，方便确认送错了是谁的责任。
她退休后和丈夫来到深圳，看不懂导航，连坐地铁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赛格广场修手机，发现了这个营生。但向同行问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点一点摸索，深夜还在楼里，把没走过的路都走一遍。
赛格广场的外卖柜大部分都是空的。
跑楼阿姨手中的外卖和马克笔。
比起找路，更复杂的是同行的套路。张玉英是徐州人，据她观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灵活，南方阿姨哪怕差着辈分，冲年轻骑手一律喊“靓仔”“小弟”，骑手听了高兴，就会给个单，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换餐，拿23楼的换45楼，她不肯，“45楼有直达电梯，谁都想上45楼，就想占年龄大的便宜。”
有时候骑手停在眼前，同行过来搭话，顺势就站到前面把餐抢走了——原来搭话只是障眼法。刚从她手里抢了餐，还好意思问一句“姐姐你几楼？帮我带一个”。这些常见伎俩，都是她的愤怒点。老伴少言寡语，同行当他透明人一样直接抢，张玉英见一次气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较真：“她看见不公道，就想给它扭转过来，有那个时间，我可能又多接一个对吧？”
最激烈的一次争抢，张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骑手要给她单，被另一个阿姨掀了箱子抢到手。骑手不肯，对方对张玉英的恨意突然爆发，拳头密集地落下来，她胳膊被打青了。报警调监控，她非要论出个对错。耽误了一下午挣钱时间，对方耗不起了，赔100块了事。
代送员冯泉目睹了打架过程，伸腿挡住攻击，才中止了战斗。后来张玉英频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负，他说别再提了，有那时间再赚两块钱。
70岁的冯泉满头灰发，来深圳已经30年了，是跑楼江湖中为数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见过他跟老外讲英语。女儿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来生了病，家里一直在花钱。他借弟弟的身份证跑了七八年外卖，跑到弟弟也年过55，超龄了。冯泉再想找工作，什么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区和南山区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个下铺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跑楼的时候他不争不抢，每天挣够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处拍照，拍深圳的公园，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发到朋友圈，会被人瞧不起是手机拍照，算不上摄影。除了吃饭租房，他还想攒点钱，买个二手的70-200镜头。
原本他独来独往，自从拉过架，很多同行开始找他说话，主动帮他带餐。冯泉经常出现在人少的傍晚，谢明霞接单多，总是待到很晚才走，两人就认识了。看他总被抢单，谢明霞想让一单给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沦落到这儿。没想到骑手生了气，谁也不给了。她得出结论：在外面还是不能顾别人，不然自己也没有了。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电动车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刹车的距离不足半米。个别顾客注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让顾客下楼自取会被骂，但可以试试付给他们3块取餐费，有人就同意了。
在赛格广场，谢明霞已经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找个隐密的柜子把水壶和雨伞一塞，送餐就能轻装上阵；夏天闷热，她知道马路上有一扇门，既不耽误接单，还能透过门缝吹空调。
没单的间隙，手里的视频电话随时都在接通，另一头是两个孙子。谢明霞往屏幕前递鸡腿、鸭脖，一岁多的小孙子会伸手来抓，往嘴里放，谢明霞乐得哈哈笑，他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下一秒有骑手经过，她又响亮地喊一句：有送吗？孙子在屏幕另一端大声回答她：没有！
赛格广场楼下还有一群拉货的女人，了解大厦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关小月是其中一个，已经落脚近20年了。最早她跟着十几个老乡到深圳打工，做厂妹，日夜加班，睡觉时间都不够。那也比在山区老家强，家里靠喂猪过活，每天要割很多猪草，全村人都在抢，很难割到，太阳一晒，猪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话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马化腾就是在赛格科技园租下一间办公室，成立了腾讯。华强北街道的一位书记说，“这块面积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走出了50多位亿万富翁。”
当时卖电子产品的大厦里，最火的就是赛格。关小月在这里找到了拉货的工作，没空休息，有货就得送，货梯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拉货的女人们见证了跑楼江湖的出现——大约十年前，她们聚在树下打牌，零星有赶时间的骑手来问，能不能帮忙送餐上楼，每单给三块钱。玩兴正浓的女人不愿搭理——拉货的活儿一趟30块还干不过来，代送很不划算。
后来骑手们一个传一个，来问的越来越多，加上拉货生意日渐不景气，她们也开始接代送。早期竞争并不激烈，只有拉货阿姨，一中午轻松赚七八十。慢慢开始有外来代送员加入，同样是跑一中午，只能挣到三四十。
广东人王红对外来者是最看不顺眼的，寸土不让，“这里是我们打下来的”。争抢中，她跟谢明霞结下梁子：“她才来多久啊？好像这边是她的地盘，我们去接（单）她还不高兴！我说你算老几？”谢明霞就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能怪我那样子的（抢单），都是靠这个吃饭，让了就等于自己没收入”。
如今的代送员中，有赛格广场保洁，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换，直接送餐。有在低楼层卖货的，傍晚送几单，挣到买菜钱就回家。有一对夫妇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帮人煮饭，老公送完餐就去饭店帮忙，一直干到凌晨两点。“兼职做得多，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主题永远是挣钱。
“今天好像跟你关系特别好，以后回了老家，谁也不认识谁，有什么人情啊？”拉货的女人们当着彼此的面说。疫情之后，她们的生意更加难做，没多少货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时间就在货梯对面的通道等活儿，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网络小说，“我们要淘汰了”，关小月说。
赛格广场楼下。
辉煌不复往昔的赛格广场，如今容纳了更多无处可去的人。今年华强北的“鬼市”关了，卖表卖包的摊贩搬进赛格，跑楼阿姨们又多了一个营生。她们左手拿外卖，右手还能拿一张宣传卡片，逢人就问，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单，能拿到一笔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样子，“阿姨们还是要钱不要命”，保安大超说。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两个字常常挂在嘴边。
五月的一天，一个阿姨临时放在电梯口的外卖离奇消失，大超查监控才破了案。原来一个对手怀恨在心，盯着她的行踪，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实的就是张玉英。她送的外卖也丢过，拜托大超帮忙查，事情发生在监控盲区，查不到，张玉英主动赔了钱。
她之前在煤矿上做保管员，跟老伴原本有一笔积蓄，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7000块。直到儿子要在深圳买房，他们交了首付，剩的钱也被儿子拿去炒股，还欠了亲戚朋友的债。反正付着利息，儿子不着急还，张玉英受不了负债，做代送攒下的，就先还一部分。两代人因为金钱观爆发了冲突，老两口从儿子给租的房子里搬出来，从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个城市，也极少跟儿子联系。
他们喜欢在晚上送餐，随着赛格广场的灯一盏盏熄灭，竞争对手越来越少，能躲开白天激烈的争抢。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买打折的食物。张玉英的老伴上午在体检机构兼职做眼科医生，下午到华强北跟她汇合。
在老伴原本的计划里，两人积蓄够在南方小城买个房间，再到处旅旅游。但张玉英坚持多存些钱留给儿子，老伴的旅游愿望只能埋在心里，“跟她在一块我都不敢消费，真出去玩她肯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谢明霞的大孙子上小学后，她离开了赛格，过去帮忙照顾，老伴还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还打算回赛格挣钱。谢明霞今年52岁，老伴57岁，社保缴费都不够年限，每月保险要交两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费，固定支出近五千，怎么也要坚持几年，熬到领养老金。
在深圳，她找过做包装的兼职，老板没要。熟人还给过洗碗的活儿，从晚上9点做到凌晨2点，20块一个小时，听说其他地方25块一小时，她也就没去了。多年攒的积蓄，都用在老家盖房子。但多数时间，她住在赛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摆一张上下铺，阳台被改成两块，一块是厨房，一块是厕所。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紧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会招老鼠。
跑楼的时候，赛格广场的楼道里一条广告反复播放：“我相信努力就会是人生赢家”。为了多挣几块代送费，谢明霞就是这样做的——她在系统中不存在的70层高楼里跑得飞快，和飞奔的城市融为一体。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图文|姜婉茹
编辑|陶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