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的卖报人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外地上学。每次开学，我都要从文明车站乘坐汝城到郴州的长途大巴，到达郴州北湖公园旁的汽车南站，然后沿着国庆南路、升平路步行到火车站，再坐1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才能到达学校所在地——湘西自治州的吉首市。放假时，又要经历同样的旅程。四年间，我无数次经过长途汽车站。如今回想起来，车站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浓烈的油墨香，混合着铅字和草纸的气息，像一团潮湿的云。卖报人穿着灰蓝色的工装，腰间挎着鼓鼓的帆布包，里面装满了当天的报纸和各种花哨的杂志。他们在停靠的客车之间来回穿梭，像一群不知疲倦的雨燕。

    车站是一座褪色的红砖楼，墙根处长满了暗绿色的苔藓。每当锈迹斑斑的检票闸门升起，候车长椅上的旅客便蜂拥着挤向车门。这时，卖报人开始了他们的表演——褪色的解放鞋在水泥地上摩擦出刺耳的声音，灰布袖口露出半截发黄的报纸，沙哑的吆喝声在汽油味中此起彼伏：“看报看报！刘晓庆偷税入狱！张国荣隐婚生子！”

    我常常缩在靠窗的座位上，看着他们把报纸抖得哗哗作响。那些泛黄的新闻纸在晨光中翻飞，像被撕碎的蝴蝶翅膀。最常见的“明星秘闻”标题总是用朱红色的油墨印刷，鲜艳得仿佛能滴出血来。递过去五毛钱，卖报人便熟练地扯下最上面那张报纸，油渍斑斑的指甲在头版大标题上重重一敲：“这个劲爆！”

    有一次，邻座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男人买了一份报纸。他展开报纸时，带起一阵细小的纸屑，在斜射进车窗的阳光中漂浮游动。我至今还记得他脖颈后渐渐绷直的线条——从期待到困惑，最后化作一声懊恼的叹息。报纸里通篇都是关于化肥厂增产的报道，边角处倒真有一则讣告，却是某位退休车间主任的。这时，引擎突然轰鸣，窗外的卖报人已经缩成一个小黑点，仍在挥动着报纸，仿佛在告别某个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

这样的场景在九十年代的长途车上反复上演。卖报人深知旅客的寂寞，知道四个小时的车程足以让人对八卦产生饥渴。他们像旧时的说书人，把平淡的日子撕开一道口子，往里面塞进一些艳丽的想象。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捧着“王祖贤秘密堕胎”的报纸翻来覆去地找，连中缝的征婚启事都逐字读过，最后竟对着天气预报发愣。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在椅背上，随着车身的晃动，渐渐融成一团模糊的墨迹。

    车站的报摊前常常聚集着一些闲人。褪色的遮阳棚下，卖报老头会从搪瓷缸里啜着浓茶，给围观的人讲述那些没有印上报纸的“内幕”。他说巩俐在深圳拍戏时，有港商开着奔驰车在片场外守了七天；还说刘德华的替身演员因车祸毁容，现在还在九龙某处卖肠粉。人们听得入神，直到发车铃响起才惊觉，抓起报纸就往车上跑，零钱撒了一地也顾不上捡。

世纪末的某一天，我注意到卖报人腰间多了一个黑色收音机。沙沙的电流声混着他们的吆喝，竟意外地和谐。“最新消息！张艺谋章子怡深夜密会！”一个跛脚的卖报汉子这次喊得格外卖力，他新染的头发乌黑得不自然，衬得眼角的皱纹更深了。有位穿皮夹克的青年掏出手机看了看，嗤笑着没有接报纸。那年，车站开始拆除西侧的候车厅，碎砖瓦堆里，半张旧报纸在风中打转，隐约可见“香港回归”的标题。

    如今，郴州汽车南站早已搬迁，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新的汽车总站玻璃幕墙亮得晃眼，电子屏上滚动着实时新闻。穿制服的清洁工来回擦拭着光可鉴人的地砖，某个瞬间，我仿佛看见水磨石地面上浮现出油墨的污迹。快餐店的音乐声中，似乎还藏着沙哑的“看报看报”，但转身却只看到外卖员匆匆跑过的身影。

去年深秋，我在城郊的旧货市场遇见一个卖报箱。铁皮箱身的红漆斑驳脱落，锁扣处还卡着半张1998年的电视报。摊主说这是老车站处理废品时收来的。我蹲下身仔细查看，箱底积着一层纸屑，轻轻一吹，竟扬起一片残破的铅字——是某年春运报道的片段，关于民工潮与绿皮火车。

    风起时，那些被撕碎的时光突然在阳光下显形。我仿佛又看见灰蓝色的身影在客车之间奔跑，报纸在风中猎猎作响。他们兜售的从来不是新闻，而是漫长旅途中转瞬即逝的惊奇，是寂寞公路上一闪而过的野花。如今，真相跑得比谣言还快，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攥着五毛钱、心跳如鼓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