蚝油的诞生和豆腐一样，都来自一个偶然的错误。

1888年，广东人李锦裳因幼年丧父，一直和母亲蔡氏相依为命，后从老家新会七堡镇辗转来到珠江口的南水小村谋生。当地人以打渔为生，盛产生蚝，李锦裳就地取材，平时在茶寮里煮点蚝汁售卖。有一天李锦裳生火开始煮蚝，谁知忙着接待客人，全然忘了火上有蚝的事情。等锅里传出味道才顿觉不好，他很沮丧，以为这锅蚝一定报废了。结果揭开锅，出乎意料的是里面煮的生蚝并没焦煳，而是沉在锅底，变成了厚厚一层浓稠油脂，奇香扑鼻——蚝油就此诞生。

广东人素来有经商的头脑，李锦裳将蚝油尝试着做菜发现是极好的调料，于是他把茶寮改成了专制蚝油的作坊，取名‌‌“李锦记蚝油庄‌‌”。李锦裳是个精明人，但也是个厚道人，在当初开茶寮卖蚝汁的时候他就慷慨赊账给当地渔民，允诺等他们收成好的时候一并还钱。大多数人都能信守承诺，也有少数人欠账不还，无论是真的没钱还是诚心赖账的，李锦裳不会去讨债，反而每到年终，就把这一年的账单烧掉。所以李锦裳在当地口碑特别好，加上做蚝油真材实料，舍得投入，没有几年，‌‌“李锦记蚝油‌‌”这个牌子就远近闻名。

后来因为一场大火毁掉了李锦裳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他只好辗转来到澳门，继续自己的蚝油庄生意。澳门人一直有吃蚝的习惯，李锦记蚝油在那里也是大受欢迎，产品不仅覆盖了澳门的食肆酒楼，还开始销往香港。李锦裳有三个儿子，长子兆荣英年早逝，次子兆登和三子兆南成为父亲的左膀右臂，合力把李锦记蚝油庄的生意做大。李锦裳退休之后，李兆南承继父业，成为第二代掌门，并正式把‌‌“李锦记‌‌”总部迁往香港，完成了‌‌“李锦记‌‌”从手工小作坊向大型加工企业拓张的过程，还打通了远销北美的渠道。

1954年，李兆南的长子李文达遵从父命，放弃在澳门红红火火的六家工厂，到香港正式加入‌‌“李锦记‌‌”。李文达时刻牢记祖父的训导，小时候祖父烧掉渔民欠账的账单的时候，就曾经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不让账单成为下一代的负担‌‌”，他的经营理念同样是‌‌“绝对不让客户吃亏‌‌”。

早年曾有位美国经销商对一批蚝油的口味提意见，尽管不是质量问题，李文达也立刻把这批货收回，换了一批货再发过去，这笔交易单算运费就损失很多。李文达认为值得，对李锦记来说，口碑比赚钱更重要。创立‌‌“熊猫牌蚝油‌‌”后，一度不被市场接受，李文达让经销商们放心拿货，可以卖完了再付款。销往美国的产品，除了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发货之外，李文达还多发，‌‌“人家要一个柜，我就发两个柜；要五个柜，我就发十个柜。‌‌”这么冒险的举措，李文达却胸有成竹，‌‌“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那些经销商不久又来拿货，说没想到这么好卖。

后来‌‌“熊猫牌蚝油‌‌”卖的好了，招来了仿冒者。马来西亚有家工厂生产的蚝油，商标和包装做得酷似‌‌“熊猫牌‌‌”，李锦记赢了这起维权官司，连带着销售侵权产品的十八家超市也要赔偿李锦记的损失。李文达为了减轻超市的损失，建议他们改卖正宗的李锦记产品，把赔款当作李锦记的市场推广费用。他的这个决定让那些经营者都很感激，此后拼命推销李锦记产品，真正的‌‌“熊猫牌‌‌”在马来西亚销量大增。

李文达的经商策略和脾气秉性，正是中国老买卖家的特色。做买卖当然是要挣钱，商人们都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但钱要怎么挣，或者怎么挣才能挣到更多钱，这里面却是有着对人性和文化的考量的。

著名作家、编剧邹静之讲过以前北京的老买卖人是怎么做生意的，‌‌“比如买书，你们家是读书人，书店的伙计就定时地去您家里，给您看，都有什么书。你说这书我想留下，一分钱都不用给，年底结账。留下以后看完觉得不好，他下次来拿走。你不要，可以。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北京人，买的卖的，都有风范。‌‌”

你说有没有人看完书还不愿意付钱，就说不要了，让书店再拿回去？肯定是有的啊，即使在那个读书人还非常在意廉耻的年代，也不会人人都遵守规则，不过商人们虽然厚道讲风范，但都不傻。你来上这么两回，人家下次保证就不做你的生意了，你要是问人家伙计怎么不来了，老板会周到圆滑的说：‌‌“我看您不太喜欢我家的东西，就不送您府上招您生气了。‌‌”姿态谦卑，可是话里软中带硬，但凡要点脸的还好意思吗？

诚信经商，诚信待人，都是有风险的，诚信永远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美德，小人会从诚信中得利，但精明的商人们知道自己做的是绝大部分人的生意，小人吞掉的那部分只是必须付出的成本，而他在另外尊重承诺的人身上得回的还是大多数。这个生意永远不亏本。

有人问李文达，有没有受过骗？李文达说当然有，不过‌‌“受骗只能怪自己看错人，你看到他脸，没有看到心。‌‌”李文达觉得上当也是上课，是为自己变得更聪明交的学费，但觉不会因此变得不相信人。因为他始终坚信，‌‌“好人不会总吃亏。‌‌”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好人，捐资助学做慈善，诚信待人，不仅没有受损失，生意却越做越大，李锦记这个品牌实现了全球化企业的腾飞。这充分验证了他坚信的那句话——‌‌“好人不会总吃亏‌‌”是正确的。

‌‌“思利及人‌‌”是李文达的座右铭，这四个字出自唐代颜真卿书帖中的诗句：‌‌“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他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思利及人，就是思考对方有没有获得好处。‌‌”对方有了好处，才会有动力给你好处，会互利互惠，这是一条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规律。他敢于超量给经销商发蚝油，就是因为相信，只要是诚心诚意做买卖的人，都能明白要长线销货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暂时贪下这批货，是可以得到眼前的实惠，但短视，贪小便宜，对他们的长远发展没好处。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好人，因为好人会吃亏。好人会吃亏，这是一定的，有底线的人常常斗不过没底线的，在一个人的世界中，猛兽会横行一时，这一点都不奇怪。

但好人不会总吃亏，因为人好，不等于人蠢。好人有信仰，有美德，对世界有敬畏，他所信仰的正是人性之中永不泯灭的善意和美好。那些聪明的有头脑有智慧的好人，都懂得怎么对别人好，也懂得怎么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应得的好，更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好不要给了不值得的人。

好人最后都能从世界那里拿回属于自己的报酬，这个世界正是因为如此才没有沦陷，虽然历经各种丑陋依然有值得人去热爱的理由。

好人不会总吃亏，真的，我们都应该做那种又聪明又心地好的人，这样不仅对良心有交代，对自己更有交代。

网络上流传一句话：‌‌“眼睛纯净，才能看见美丽的风景；心灵干净，才能拥有纯粹的感情。‌‌”

干净，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人生修行。

干净的人都善良，但却不滥用善良。善良的心才是最干净的，善良能净化污秽，驱逐邪恶。精神和身体上，一片祥和。

但干净的人从不滥用善良，不轻易对人许诺，不会向忘恩负义之徒施以援手。

干净的人都有大格局，不纠缠、不拖沓。他们不会在小事上纠缠不清，不会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更不会随意动怒。他们懂得随和、随缘。

干净的人超脱，不会迷失在各种情感纠葛之中。

干净的人就像一条大河，生活中的一些烦恼、一些打击，就像一条一条小溪，一条一条的支流，不管他们浑浊也好，有毒也好，都会在那条奔流不息的大河里得到净化。

干净的人，内心光明，做事光明磊落。这种人心里光风霁月，一片坦荡，就像雨后初晴时的风，像大雪过后的明月。

干净的人，最快乐。干净的人淡薄知足，不纵欲。内心干净的人，从容不迫，内心通透，一派吉祥。

心里干净，眼睛就明亮，看到的世界和万物自然明净。

做事有始有终

《诗经·大雅·荡》中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意思是没有不能开始的，但却很少能坚持到最后的，很少有能善终的。

我们身边也不乏这种人，做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所有事情都浅藏辄止，最终一事无成。

《道德经》中也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事情快要成功的时候，也是危险的。就好像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有些人就放弃了。前面的工作也就成了无用功。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做事情既要有好的开头，也有好的结尾；既要善于做事，更要善于把事做成。

曾国藩说，事有归着，是人生的一种福相，必有福德。事有归着，就是办事沉稳有着落。

一件事，要么不做。既然开了头，就要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曾国藩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给自己定的‌‌“修身十二日课‌‌”，从三十岁开始，坚持了半生。

不管做什么事，最忌讳走马观花、浅尝辄止。

这世界上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智商不高，不是因为能力太低，也不是因为努力不够，而是因为缺少善始善终的精神。

不能坚持自己要做的事，或者半途而废，或者临阵退却。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

所以成功的人，大都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倔劲儿。

母亲没什么文化，也没出过远门，几十年只在小山村里跟着日升日落忙活。然而，母亲常常能说出一些很有道理的话来。在心中，我牢记着母亲的三句话。

小时候，每年冬天都要下好大的雪，漫山遍野白雪皑皑。为了让家里养的两头猪能在年前卖个好价钱，母亲每天都要把它们喂得饱饱的。尽管下了雪，母亲也每天都要到白雪覆盖的地里去砍一担白菜回来。有一次我跟母亲到地里去，空旷的田地北风呼啸，刮得皮肤生疼。我们从雪层下扒出白菜，只一下两下，我的手就冷得刺骨，似万箭穿心。

偷偷看母亲，却见她一点也没有冷的意思，“哗啦哗啦”地扒开结冰的雪层，拔出已被冻结的白菜，扔到雪地上去。我又扒了几下，实在忍受不了，便袖手站在一旁，问母亲不冷么。母亲答道，不冷。见我很惊讶的样子，母亲继续说，对自己说不冷不冷，也就不冷了。

我一下怔在那里，忽然觉得懂得了母亲。我学母亲的样子弯身下去，扒开厚厚的雪，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我都咬着牙对自己说，不冷，不冷。

从此，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都会记起雪地里母亲的话，它伴我走过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冬季。

读小学时的一个黄昏，我把牛从五里外的邻村牵回家。那时，我只会在前面远远地拉着牛绳走。然而这牛却跟我作对——我牵得紧，牛却偏要走得慢。我用力拉，它使上性子就是不肯迈步。这牛脾气！我只好一边骂牛一边心急。

眼看着天越来越黑，沿路村庄里昏暗的灯一盏盏都亮了起来。我心一急，就从路旁折了一根荆条，绕到牛屁股后面狠狠地抽了它一下。这下可好，牛一惊，挣脱了牵在我手中的缰绳就向前狂奔起来。当我没命地跑了半个多小时赶上牛的时候，牛正悠闲地在村口的路边吃草。母亲也站在那里等我。当我把牵牛的事一说，母亲反倒笑开了，母亲说，你把绳子牵得太紧，牛鼻子疼了，它当然不会跟你走了。我恍然大悟。

18岁那年的高考，由于我思想压力太重，平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我竟失利了。后来母亲跟我说，别把考大学看得跟命一样重。想起你小时候牵牛的事了么？绳子牵得太紧，牛反倒不跟你走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被江南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录取。离家上学那天，母亲送我到村口，眼睛红红地对我说，你现在长大了，我不能把你永远拴在身边……

毕业后到一企业里工作，因对工作不很满意，心里觉得很委屈。两个月后的一天，老板批评我整天板着脸孔并要扣我奖金时，我一时火起，跟老板吵了几句，气得他拂袖而去。

正好那几天母亲到城里来看我，知道这件事后说，孩子，一头牛不可能永远拴在一个桩上，你也不会永远待在一个地方，但是干什么都要尽量干好。你不顺心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有事儿没事儿时，你就小声唱歌。

小时候和母亲一起下地，母亲总一边干活一边在嘴里小声地唱歌。在母亲的歌声里，那些繁重而枯燥的农活儿不知不觉被我们一样一样地干完了。

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骑车上班，还是工间休息，我都轻轻地哼着歌。尽管我从小缺乏音乐细胞，但我相信，母亲从小教我的那些旋律，定然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财富。

命运自有它的出题方式。懦弱逃跑或负气离开，常会接到一份更难的考卷。---题记

搭高铁的时候，遇见一位曾有一面之缘的女企业家。

一路上，我们从台湾的企业发展之路聊到股票投资，她话锋一转，喜上眉梢地说道，自己最近已经嗅到了生意转机的气息。我对她说‌‌“恭喜‌‌”的时候，她忽然叹了一口气：‌‌“唉，有时上天给的考卷很难答... ...‌‌”

怎么这么说？我以为，她年纪轻轻就创业成功，应该是个天生幸运儿。

然后，她对我说起她的故事。

她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六，生在偏远乡下，父亲靠打零工维生，父母都是文盲。

父亲喝了酒后脾气反复无常，母亲脾气也暴躁，不管做对做错，抓起儿女来痛打一顿、辱骂一番，是常有的事情。

很早有了九年‌‌“国民教育‌‌”，但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小学毕业就赶快工作赚钱。大姐就算小学毕业时是全班第一名，也只能含泪去当学徒。

她从小就想要逃离这个家。好不容易念完初中，一个人到大城市里半工半读念高职。

她说自己不聪明，只是很努力。因为没背景，所以敢拼命，本来就没面子，所以也不怕丢脸。从一家大公司的雇员开始做起，一边赚薪水，一边读书，几年来断断续续也念到了大学毕业，这期间又考了许多证，所以一路高升，赢得业界信任。

当她变成顶尖业务员、一个人做的业绩等于公司一半的营业额、每月都能获取高额薪酬时，却又功高震主，有人逼她辞职。

这时，骨头很硬的她决定创业了。

‌‌“我一直用自己的能力帮别人印钞票，不如帮自己印钞票。‌‌”

可是，光有资历未必有用，谈起案子来势单力孤，哪里比得上许多大公司容易？

刚开始创业时，每天开门都在赔钱。这样的日子过了六七年。

公司刚上轨道，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经营了多年的代理权暗地里抢走，让她顿然对人性失望。

‌‌“本来以为要由负转正了，没想到又要重复每天开门赔钱的日子。公司员工已经多了，每天赔钱的数量更是惊人。新的代理权又谈不下来，我那时得了忧郁症，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眠。‌‌”

所幸后来又有了新的机会，使她在业界渐渐有了立足之地。

事业固然顺利，但家中的悲剧却也层出不穷，使她疲于奔命。

她已觉得自己的成长路很难走，但家里头兄弟姐妹的人生还没有她平稳。

兄弟中有的因为杀人入狱，有的混入黑社会，有的深陷于毒品，妻儿要她照顾。

姐妹中有的失婚，有的罹癌，要她帮忙。还有姐妹出国旅游，忽然丧生火窟，更使她大受打击。

她自己也曾被名医宣称得了不治之症，做了一次大手术才把命捡回来，至今风险未除。

我惊讶地看着她。她如今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如何嗅得出不幸的气息？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要怎么被考验呢？不过，我也不怕了。我只能告诉自己：老天爷发给我的考卷，确实是比较难答一点。‌‌”

这么开朗，让我对她心生敬意，难怪人家会成功立业。

没错，有些人一出生，老天爷发给他的考卷就很难答，简直是在给小学生发微积分试题。对她来说，幸好这一个难题的考试时间不算短，她还可以累积实力后慢慢写就。

有些人更不幸，年纪轻轻，试卷就很难答，而且还只有短短的答题期限。儿童癌症病房里，多的是如此不幸之人。

相比之下，多数人都是幸运儿。

只不过，再怎么幸运，有时候也会接到一张不太好答的考卷。

她也以为我是幸运儿。

不，我不是。虽然我每每想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也都归之于上天眷顾。不久前，某家时尚杂志票选，我被选为台湾最快乐的女人第一名。

真是感激。但刚接到这消息时，碰巧是我的人生接到一堆大大小小的难解考卷时，身心都不舒服。我对着自己苦笑。

‌‌“这真是个讽刺啊！‌‌”心里有个声音对自己说。

我嘲笑自己，你强颜欢笑的能力真强，工作时，每天在电视屏幕上无所惧地笑着，肾上腺素是最佳短效疗剂，任何的不适都可以暂时忘记，所以人们都觉得你欢欢喜喜。

不只是陌生人，朋友们也极少听见我诉苦，也以为我一直是快乐无烦恼的。

这一切只因为我习惯自己解决所有的难题罢了。我在经验里学到：诉苦往往越诉越苦，且越没时间来解决难题，实在无益！不如闭起嘴巴，关起门来，先想想有没有方法解除警报再说。

当然，这也有坏处。

有一位多年好友曾经骂过我：‌‌“其实，你这个人真的很不够朋友！你常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你人生中发生的大事，我都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你都自己躲起来解决，先孤立自己，疗伤止痛—你为什么不要求帮忙？你这样做，让朋友觉得自己很无能！‌‌”

他还说我可能不知不觉地罹患‌‌“创伤后症候群‌‌”，要我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

我的成长过程论难度比不上‌‌“佼佼者‌‌”，不过也不太通畅。

大大小小的困顿在这里不再细细说明... ...我也怕自己变成一个老是爱展示身上弹痕的老兵，当年勇要说到最后一口气才停止。

我的弹痕比不上世上许多人的深。

所有弹痕，一半因为个性冥顽惹祸，咎由自取，所以怪不得别人，有苦自会暗吞；一半因为必须归之于老天爷的问题，无法操之在我。生离死别，无可奈何，都得含泪相送。

有些明明错不在我，也得吞忍。有时感觉被人从背后砍了一刀，为了往前走，也不可回头射他一箭。

笑都很轻，而恨都很沉重。放下包袱，只为了不想负荷太重，一定配额的眼泪流完就算了。我又不是一个习惯在人面前哭的人，大概是从小看着花木兰与秋瑾的故事长大，不喜欢当无助的弱女子。

有时候觉得最需要看励志散文的人，就是我自己。乐观的文章，我其实都是发自肺腑而写，因为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写给自己看的。

上天送给我的考卷有时也不好答，有时好像在逼我吞掉一个馊掉的苹果核。还好，吞下去了之后，总还会有些不同的生命感受。

那可不一定是好的感受，不一定会像倒吃甘蔗一样由苦转甜，只能自己渐渐忘了那苦味。

好答的考卷，凭努力可以得一百分。

不好答的考卷，努力了半天还是不及格。庆幸的是，写完了没有交白卷，没有老是停在考试的时间。

我们看别人的生活，都是比较如意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他难答的考卷，有的看似平凡容易，其实是最难的，人人擅长的科目不同。

无论如何，我景仰的是那些把难答的考卷硬是答完的人。

我也相信，命运自有它的出题方式。懦弱逃跑或负气离开，常会接到一份更难的考卷。

所以我只能安慰自己，安静下来，还是想办法把眼前这一份考卷答完吧！答完，请静待判定——之后就不是你能决定的。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边，叔祖父住在西边。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

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式文学。在上海上大学时，他花费了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便常带我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就又去读小说了。

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

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的故乡竟相当流行。

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15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

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给妻子、儿女、外孙们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淡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是多读书及后天努力的结果。

15岁，我写出了第一本畅销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它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到很大成功。该书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读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获得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我高中一年级时，因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这是我一生中的大危机之一。因为被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这也是我后来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我是怎样当编辑的？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籍，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我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