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港孩不回家过年

刚移民的香港孩子，今年过年怎么过？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2020年6月，中国正式通过香港《国安法》，随后香港出现多批移民潮。其中，许多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故乡，前往各国重新落地生活。

在本篇报道中，歪脑记者越洋采访多组移居海外的港人家长。聊聊他们在台湾、英国、加拿大展开生活的过程与苦乐。面对学校新生活，在异乡教养孩子，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身为双亲，亲职如何在异国有所转变？他们又如何思考下一世代离散港人的教养与认同？

移居的起心动念

2023年夏天，在溽暑的台北，新书《异乡港孩》举行了发表会。这是2019年后，第一本关于离散港人的大规模访谈集，主角是超过移居各国的香港家长与孩子们。该书由移居台湾的吴凯霖、谢傲霜等人的团队编写，采访超过30对亲子。

李立峯在推荐序写道，曾有个本地栋笃笑话说，‌‌“对抗暴政的方法，是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过几年睇吓你揾咩人嚟统治’。‌‌”2022年，有研究以香港家庭为对象，结果指出，家庭成员中是否拥有孩子，成为决定离港的关键要素之一。

‌‌“外面发生的事情，小孩心中都是有感觉的。‌‌”在英国的港人家长Ardis说。Ardis与先生2021年来到英国，育有一女Ellie。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丈夫因工作之故，时常须赴前线，夫妻试着跟小朋友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选择离开。

Ellie那时5岁，还在念幼儿园。

‌‌“她会想知道爸爸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我们常看网路直播。她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一些事，也会问我们。我们告诉她，政府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却不让市民告诉政府，他们做错了什么。‌‌”Ardis说。

‌‌“从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当时我们还没有小朋友，但已经看到香港的变化。更担心国民教育，我们对洗脑式的教育比较抗拒，当时就想，如果有小朋友，一定是要移民。‌‌”

‌‌“所以，我们告诉Ellie，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新的地方。‌‌”Ardis说。‌‌“来到这里以后，她平常还会问，英国这边可不可以说什么什么，我回答，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说呀。‌‌”

2019年反送中，对孩子们产生哪些影响

Yan原是旅游部落客，和孩子与丈夫一起在加拿大生活。

‌‌“我附近认识的香港朋友也差不多，都是孩子青春期左右搬过来。毕竟2019的社会运动，对香港影响很大。要是孩子待在那里，担心成长会受到影响，‌‌”

Yan对街头运动的想法很矛盾：‌‌“小朋友上街一方面会很危险；一方面我也不想要他对外面完全麻木。所以，他出去我不开心、他留在家我也不开心。要是还是个婴儿，我还没那么紧张，但因为我儿子刚过来的时候10岁，已经会观察社会的现象，也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个时候我发现，让他留在香港，会很为难，也很危险。‌‌”Yan说。

Yan的两个孩子，哥哥目前12岁，妹妹10岁。她回忆，当时是大人发觉，孩子们渐渐看到警察的态度变得不一样。

‌‌“在那之前，香港人对于警察的印象还算是正面的，可是后来他看到警察就会说，我害怕警察、我讨厌警察。这时候要解释，很多警察做的不好、但不是所有警察都这样。每个时代都有好人跟坏人。‌‌”

这两年情况也更显复杂。Yan的丈夫原先从事教育工作，提到在校园里，学生间的气氛也相当紧张。

‌‌“有同学家庭里家人是当警察的，有时候同学忍不住说，我家人是警察，可是没那么坏，同学就会排挤他。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形容这是社会撕裂很严重，对小孩来讲是不健康的环境、对大人来说也是不开心的。‌‌”

‌‌“我们不想要小朋友太早expore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毕竟小孩子，对大局能影响的不多，他们还是孩子，也不能真的做甚么。很多人决定走也是有这个原因。‌‌”

异乡教养之困难

然而，异乡教养依然会遭遇到不少困难。

许多家长提到，儿童在自我表达上，本来就必须练习表达自己的看法。当来到全新的国家，用不习惯的语言重新生活、上学、交朋友，在缺失语言的地方，双亲们一边适应新环境，一边教养孩子，也更难判断孩子们的需求与困难。

Ellie来英国，现在已经上了小学。

‌‌“在香港她还没有念小学，过来以后，因为covid的关系，很少到学校。所以她刚来的时候，英文是一个句子也讲不出来。因为不懂英文，有些紧急情况，例如想要上厕所，Ellie懂得说toliet，但不懂形容自己是不是很着急，如果老师说等一下，她就不知道怎么告诉老师，会很焦虑。‌‌”

‌‌“但是告诉老师后，学校就很重视这个问题。有老师跟Ellie一对一念英文书、跟紧进度，教她拼音，安排同学照顾Ellie，support是很多的，学校很重视mentel health，所以虽然这里是偏远城镇，学校里面黑头发的小朋友很少，但大家也没有觉得奇怪，第一天来就可以一起玩。‌‌”Ardis说。

‌‌“我儿子是很容易焦虑的小朋友。‌‌”另一位受访者陈凌轩，是戏剧治疗师。她与丈夫育有两个孩子。姊姊上初中，弟弟念八年级。‌‌“比如说，今天早上，英国学校有便服日，有几天不用穿制服。但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是常常怕自己记错了，他老是在担心，‌‌‘万一不是今天，万一我穿错了，怎么办，大家会不会笑我很奇怪？’‌‌”

‌‌“我今天早上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心中有一个小魔鬼，会想告诉你你搞错了、要被老师骂了、被小朋友取笑，但你来这里已经住两三年了，每次都很害怕，却没有一次是真的搞错的。‌‌”

‌‌“所以要记得，除了小魔鬼以外，你心中还有一个小天使。你看到小魔鬼的时候，就要记得去叫小天使出来，告诉他shut up，因为你都没有赢过。你要学习让小天使的声音出来。‌‌”

但对于教养，英国外国一方面‌‌“没有标准答案‌‌”的课程，让他们看到不同于亚洲填鸭式教育的另一种可能；但另一方面，有些家长也会担心，英国教育很自由，也反而会认为自己应该多教导。

陈凌轩说，姊姊已经够大，喜欢在英国上学。‌‌“因为在香港考试，老师讲了答案，就要写一样的，就算可能有其他答案，你也要照老师的写。‌‌”但姊姊很快发现在英国，考试并没有标准答案：‌‌“是老师给一个问题，你写什么都可以，不用死背东西。学习好像变成自己的事情，你主动拿多少，就得到多少。‌‌”

‌‌“关于比较难适应的科目，我女儿说‌‌‘最难的是要念Shakespeare’，还有religious的东西也很难，本来有宗教背景的同学可能容易学习，但比历史更难的，是还有文化在背后。‌‌”

而例如普通话、广东话，这些过去在香港的语言项目，也是一些家长们会希望孩子们赴英后能持续学习的内容。陈凌轩说：‌‌“我也会跟他们提醒，不要老跟香港同学玩，需要努力的部分是写（中文）。讲跟听没问题，中文书也可以读，但是写就是平常没有需要，不会练习。所以我每个星期天都要他们写一些东西，姊姊还可以写，虽然很多字会写错；但是弟弟不太有办法写跟读。弟弟会认字，他会看中文书，所以要从书里面学。‌‌”

家长工作与亲职转变

而一个家庭的迁移，当然不只是孩子经历转变，家长们同样也必须练习适应全新的环境。有的夫妻双方都换了工作；有人从原先的无饭妈妈，开始买菜做饭；也有的家庭照顾者从母亲变成了父亲。

Ardis说：‌‌“工作上，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不算是高收入的人，所以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要求太多，也有心理准备要找劳动工作。所以一开始我是在仓库做picker，现在是做文职行政training的，我也觉得很OK。我先生喜欢开车，他过来之后，就送餐一段时间，觉得慢慢做物流，也是蛮好的，不一定要做以前的专业。‌‌”

这组小家庭，现在刚刚安顿下来。丈夫找到喜欢的工作、妻子也已经就业了一阵子。只要可以居家办公，就接小朋友上学放学，‌‌“生活确实比较稳定。‌‌”Ardis说，虽然在英国没帮手可以照顾小朋友，但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很多工都能在家完成。

‌‌“我先生也是上三天班、三天放假，工时长，但上班日少，可以看自己情况安排。我的公司也是说，首先是要照顾你的家庭生活。我们不会随时检查你有没有online，我陪小朋友吃早餐、去上学，有一点迟是正常的，只要有完成工作，就没问题。‌‌”

Yan则提到，自己以前在港，并没有official的工作，主要写blog文章，分享餐厅评论、去台北日本旅游的内容。在家里也是主要负责带家人去玩、吃东西。

‌‌“但现在在加拿大，变成是我负责工作。我在这里念PR\&marketing，毕业后就拿全职做行销。偶尔在网路写移民经验分享的文章。我先生过来了之后，因为我是主要申请人，所以变成他support我去工作。这里是个不开车就不能去哪里的城镇，所以他负责照顾小孩、接送我们上下学、上下班。他也找了一些part-time的工作，送下grocery。‌‌”

‌‌“他以前在香港太累了，虽然工资高，但压力大，他到现在都还会做恶梦，梦到要开会，文件没有准备呀。刚好来这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休息，和小朋友去钓鱼、溜冰、玩雪，其实蛮轻松的。赚一些外快，这样的模式是蛮好。‌‌”

‌‌“我们家觉得，移民是priority，所以怎样赚钱、谁赚钱都没所谓的。‌‌”她说。

几位家长也都提到，移民心态的重新建立相当重要。Ardis认为，当意识到迁移不仅只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自己，可以减少许多家庭的摩擦：‌‌“中间我们夫妻也有争吵，因为大家都有压力，来新环境，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工作也重新来，压力很大、情绪也不好。这里没有香港这么多休闲活动，返工回家，就是要做家务。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只是为了小朋友而来，你会很难捱，好像你自己只有牺牲，没有好处，觉得自己生命都是为了别人。‌‌”

所以第一是小朋友，第二也是考虑到大人，因为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全家人都有共识才准备移居。

‌‌“对我来说，就像是去看看不同的生活，我以前没有来过英国，觉得这里的环境各式各样。例如大家都比较喜欢小动物、不像香港那边，我们有养狗，大家比较怕狗，但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人不喜欢狗的。生活空间比较大、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

‌‌“我们就想说人生这么长，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也是很好的。‌‌”Ardis说。

眼下又到了农历春节，‌‌“因为我有些亲人已经过来这边，会一起吃团圆饭，而且英国没有春节假期，小朋友还是要回学校的，所以我们去年就自己做了一些类似红包的东西，放coin的chocolate，让她去派给同学们。‌‌”Ellie的父亲Mike补充。

在加拿大，‌‌“温格华、多伦多可能比较有气氛。‌‌”但Yan与家人所处的城市华人不多，‌‌“跟家庭吃吃饭、给孩子们派利是就是了。‌‌”新年前夕，她与先生带孩子们去冰钓。有人体验未曾经历的大自然生活；也有些人计划要从covid以来第一次返乡探亲。这些异乡成长的孩子们，很快又长大一岁了。

我用我身边的事情来说吧。香港的“离港潮”是真实存在的事情，所以香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叫金融中心的香港了，现在管香港叫“遗址”或者“废墟”更合适一些。

现在香港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年龄介乎于十八岁至三十八岁之间的青年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在考虑离开香港，其中至少有半数以上已经离开了香港。我周围的朋友邻居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差不多已经走光了。甚至我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异常好，属于“别人家孩子”那种水平，竟然放弃了在香港考学，跑到加拿大上了一个两年制专科，就是为了能尽快换加拿大身份。那孩子虽然年轻，但很有主见，对我说，她是在“逃难”，所以逃难的人就不能挑三拣四，她要尽快在那边扎根站稳，然后将父母再接出去养老。总之，在离港这件事上，这个孩子认为尽快去加拿大拿身份，比在香港读四年制的大学更重要。而且我可以说，香港大多数的年轻人，在离港这件事情上，都是与这个孩子类似的心思，所以即便是出去从事了比较低级的工作，也是心甘情愿。

香港虽然有750万人口，但也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城市，介乎于十八岁至三十八岁的人口能有多少？最多一百五十万吧。香港大约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能考上本地大学，即便加上去外国留学的年轻人，香港具有正经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也不会超过半数。也就是说，顶多七十万香港年轻人具有高等教育背景。据说差不多有三十万年轻人离开了香港，而香港具备能力离开的年轻人也就是这七十万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你说现在都走掉了三十万这算不算是离港潮呢？

顺便说一下，另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也很好，属于百分百能考上香港三大的那一种。在小孩上初中的时候，曾经说过志向是金融行业。现在上高中选科了，却放弃了金融方向，转而选科学习物化了。问这孩子怎么想的，孩子说准备学计算机科学，因为计算机科学更容易移民。呵呵，香港的小孩子如果都是这种想法，你说香港的离港潮到底存在不存在呢？香港最聪明的孩子都跑掉了，你说留下的香港算是什么？

久别三年多，终于能够亲自发表自己的近况了。在发布此文此文之际，我已安全抵达英国，并正式向入境人员申请政治庇护。

今年六月五日，我已正式从大榄惩教所刑满获释，在墙外重获自由，但一切却只是要承受严密监控的开端。在预定䆁放日期前一个星期，我依然每天都在担心国安人员会否以公务探访名义，前来告知将会加控我什么罪行。

最终他们如我预期出现了向我警告，以及质问我会否继续“分裂国家”，并提醒我在未来一年内不要离境，并预告将会在我出狱后持续约见。

惩教处的保安组、更生事务组以及监督亦早在刑满一个月前开始，多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对外公布䆁放日期，因此在六月五日当天，也只有少量人知悉我重获自由的消息。

基于我判刑时未满21岁，出狱后必须遵守惩教处监管令一年，一开始我的监管内容与一般人无异，必须就学或就业。获䆁时刚好临近暑假，所以我在暑假时觅得一份暑期工，却在不久后被惩教处高层告知不容许我受雇于“特定店舖”（监管令条文并没禁止），于是在暑假的最后一个月，我也只能够无奈等待开学。他们的要求变相剥夺了我的财政自主权，并为国安处后来的金钱利诱舖垫。

其后我接到惩教电话，表示高层决定更改监管内容，需要与更生事务组更高级的职员会面。我被勒令签署修订版监管令，增加（一）禁止发布任何我被定罪罪行相关内容的发布物，包括公开发言和访问、（二）禁止发布任何“客观而合理地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的发布物，以及（三）禁止公开发言。

国安人员从六月份开始，每隔两至四星期便会要求见面，我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每次都被约到随机地点，命令我登上拉上窗帘的七人车，然后把我载到未知的地方。每次约见他们都会要求我交代过去数周的行踪，查问我与什么人见面，即使是小学同学也要我交出中文全名，甚至连到过什么食肆酒吧、过程中的交谈内容也要详尽告知。到我九月开学后，他们要求我将学生证交给他们拍摄，申请学生资助也需要向他们通知，并需要交出银行户口资料。若然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换来一轮训话，告诫我他们已掌握我的所有行踪，着我向他们坦白，实情要勒索我继续就范。

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这半年间，国安人员不断威逼利诱我投向他们。以我猜测，他们透过我在银行户口的资料，得悉我的经济状况不佳，因此向我提出给予线人费，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资料，并以此证明我已经改过自新，乐意投诚。

在九月初一个例行约谈中，两位国安人员向我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当时我极度警惕，担心会被送中，但在过去的三个月，我根本无法拒绝他们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回避的反问他们：“我不可能申请到回乡证吧？”他说只要我想的话他们便可以安排到，并会派人陪同我一同北上。我沉默不言，他们见状问我有什么需要考虑，我唯有如实告诉他们，我不想。他们遂质问我是否仍然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迟疑，随后他们要求我在下次见面时向他们给予回复。幸好直至我离开香港前，他们都未有再次提出，但我心知这种要求在未来也只会接踵而来。

从十月起至今，我时不时便会无故生病，期间曾向西医中医求诊，均诊断我是由于极大的精神压力及心理因素，导致免疫力下降，并建议我长远下去需寻求心理辅导。

2020年7月29日，我在元朗街头突然被接近十名国安人员从后扑出制服我，并抢走我的电话。自刑满获释以来，我每日都恐惧同样的往事会否再次重演，我害怕走出家门，害怕在街上使用电话，担心会再次在街上被国安人员拘捕。每次被国安人员约见，我都充满恐惧，惧怕他们会说我危害国安，要求我自证清白。有时他们偶尔的断联，会令我更担心他们是否已打算重新拘捕检椌，故没有再需要与我约谈的必要。

但基于他们要求我签署有关《国安法》第63条的文件当中，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与他们的一切沟通内容，所以我亦根本无法寻求律师协助，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困境。在如此庞大的压力及恐惧下，我只能默默承受。

我曾幻想过国安人员会否信守承诺，在一年后的六月还我出入境的自由，不再干扰我的生活，但我心里明了这些都是虚假的承诺，他们更有可能打算拖延我至明年基本法23条立法后，继续向我施加额外的罪名。经心思熟虑后，以调适情绪为由，说服惩教批准在圣诞期间离境旅游。我选择了符合经济状况且政治敏感度较低的冲绳为目的地，在起行数天前向他们提交机票住宿等资料，并成功获惩教署批核。

在离开的最后一天，我仍深思这个决定是否适当，毕竟这个月在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但惩教罕有的批核，令我始终相信这已是最好的时机。当日我带著仅余的四万港元前往香港机场，直至起飞前一秒，我都一直在担心能否安全离境。到飞机起飞刹那，我才稍松一口气。

但始终因行程及住宿细节已报备当局，我也未敢怠慢。在冲绳的几天，我与英美加三地认识的相关人士及机构求助并共同商讨，他们向我讲述了当地的移民政策及政庇审核状况，并提供有关英国庇护及签证的法律建议。在得悉三地的资讯后，考虑到英国有更多我认识的抗争者已获批庇护，并且近日在对中国的立场上变得明确，我们最终一致认同循英国的政治庇护程序入境为最保险及适当的途径。

于是当下我便赶在理应回港的限期前买了往英国的机票，并在当地时间12月27日晚上7时到达英国。这也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香港这个家，纵然过去曾有预想过这天的到来，但在下定决心的当刻，我的心情还是一副沉重。自十四岁投身社会运动以来，我一直相信香港是我们香港民族唯一的家园，要走的从不应是我们。

在未来的日子，我将会继续完成我的学业，望以流亡港人的身份为香港奉献我的一切，如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尝试。我相信只有全体香港民族持续竭力，香港才会重新成为那个值得我们骄傲的家。我相信只有香港民族永不放弃，自由民主的种子终有一天能够重新发芽，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终会在煲底再聚。

钟翰林写于往英国航班途中2023年12月27日

香港人为什么活得久

中国香港是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女性88岁，男性82岁，在前几年已经略微超过之前一直排第一的日本了。

寿命长短是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的问题，但是需要知道的一点是预期寿命长短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试图用单一因素解释全部的都不准确。

（以下内容主要来自于我2017年写过的文章，只说要点）

1. 如果在所有因素当中选出可能最相关因素之一，那应该是经济水平。

有一个可能有些残酷的事实是，人均寿命与富裕程度是呈正相关的。再说得简单粗暴一些就是——越是有钱，活得越长。

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建立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培养优秀的医护人员、常年对普通民众进行健康科普教育，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投入。对于个体来说，经济也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水平越好的，预期寿命通常也越长，美国家庭收入最高25%的比最低25%的能多活10岁。

2. 其次是医疗质量和可及性。这个的基础，或者说必要不充分条件也是上面提到的经济。

能不能提供基础而全面的医疗服务很关键。公共卫生体系以及临床医疗体系的建立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让你尽可能少生病、或者在生病的时候尽可能少花钱还能治得比较好。

‌‌“深山老林藏着长寿村‌‌”的故事基本都是坑你的，中国大陆人均寿命，排名第一的是上海，第二是北京，你看这俩有哪个是穷的地方？

3. 生活习惯也是个重要问题，它影响着慢性病的发病。但是生活习惯也很复杂。

一个冷知识是，香港是全球人均肉类消耗量最高的地区。具体数据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不同统计不一样，香港即便不是第一也是前几名，而香港人均蔬菜消耗量就很一般了，在亚洲低于平均水平，还不到大陆的一半。

但试图用吃肉或者吃素证明更长寿的，不一定能站住脚。比如人均预期寿命排名第二的日本，人均肉类消耗量只有香港的一半，但是一样很长寿。

4. 但是我们还能举出一个反面例子，美国。

美国人均GDP很高，而且医疗也很发达，但人均预期寿命却排在30名开外。生活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拖了后腿，美国人肥胖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由此引发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一系列问题消耗了美国很大一部分医疗资源，也使得美国相对于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来说人均寿命降低，更何况美国还有各种枪击、drug等问题。

5. 但香港这几年在控制生活习惯上也有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控烟。

香港从2007年开始实施全面禁烟条例，成为继新加坡之后第二个禁止市民在绝大部分公共场所吸烟的亚洲国家或地区。香港这几年的吸烟率逐渐降低，而控烟的效果会在未来几十年逐渐显现出来。

整体而言，香港的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是很多不同因素综合导致的，不宜用单一原因来解释。

延伸阅读：作家叶倾城：

最近与一位医生聊，我才知道：有一段时间，大力宣传的，药品降价进医保，意味着，你吃的全是仿制药。原研药还是那个价钱。原研药是什么意思呢？指原创性的新药，经过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得以获准上市。需要花费15年左右的研发时间和数亿美元，目前只有大型跨国制药企业才有能力研制。 在我国，“原研药”主要是指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那原研药进不了医保怎么办？自费呗。

仿制药并不是不好，只是性能没那么好，有个概率问题。同一个高血压，原研药可能对99%的病人有效；仿制药可能对80%的病人有效。你是80%，这对你就是个好消息，用更低的开销治到了病。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只有低龄老人才是80%，年纪越大，自然而然，就不行了。血压用医保药物降不下来怎么办？还有的是老年人的疾病，糖尿病、白内障、关节炎……都可能有类似问题。天天喊罕见疾病进医保，看着相关新闻都热泪盈眶，从来没想过，罕见疾病与常见疾病，是要用同一份医保的吧？街上有药店，你不一定有钱。

安贫乐道，太难太难了。年轻人想象中的安贫乐道是：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衣着俭朴、清粥小菜。但贫穷是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的，最常见的一个方式就是疾病。全身这里痛那里痛，牙痛的时候付不起拔牙费用的人，想“安”想“乐”——怎么个安乐法？安乐死也是非常昂贵、穷人享受不起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