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天，美其名为秋日，可只有中午至傍晚是真正属于秋的，彼时，云淡风轻，日头熨贴。早晨与夜晚已被冬日挟持，可“肃杀”的罪名还得安在秋的头上。从这个时间跨度来看，秋天真是又窄又短又冤枉。

中午的秋，从挣脱早冬开始。在此之前，在清冷的早晨，与冬抗衡的秋，仍有迹可循，她在冬里挣扎、呐喊，待人去发现、拯救。到了中午，终于获得新生。

只要是晴天，满目的蓝，由浅及深，衬得能入眼的建筑群更为立体。远观，山间草木青黄相间，青较夏时差一点，黄比冬时亮些许。近看，这些生灵们正上演“朝露待日晞”，不论是凋谢的残花、枯烂的野草，还是将四季都认作春的新芽，皆被洗礼了一番，似要洗去早冬入侵的摧残，又似新生儿受礼。

山头中学的吵嚷正一波一波涌入山湾，淹没鸟叫。就在一阵欢快的乐曲声好似宣告人为的得意时，吵嚷的潮水却突然转道，蜂拥进教室，乐声结束，吵嚷声戛然而止，只闻几粒鸟叫，试探性地在山湾问一句：发生了什么？

“老师好！”这些十几岁的人儿，开始徜徉学海。同一时间，乡人们开始将身影栽进地里。

朝露附着母亲的裤脚，她正前往山湾的菜地。还有许许多多在土地播撒了生命的乡人，也如母亲般，他们除草、浇水，锄旧地，栽新苗。在栽种这件事上，南方的土地是属于四季的。

此时，翠绿的青菜苗从各个乡人手中栽下。日头下的母亲，将土地浇湿，一部分水像雨似的，洗去了绿叶上的土渍，青菜苗在迎接水时，笑弯了腰，还有些定是笑痛了肚子，趴在土上，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身，母亲盯着这些小东西，笑着讲：喝吧喝吧，喝饱了快点长大。长得越快还不是早些叫我们吃进肚子里去。母亲的言外之意，不知青菜苗们是否听懂了。

隔壁家的阿姆，又叫五楼奶奶，因住在五楼而得名。此时，她踩着田埂，朝母亲走去。大老远的，就喊母亲：“栽了什么好菜啊，我要来看看。”裹着围裙的五楼奶奶，将田埂上那些不安分的杂草踩进土里，就在五楼奶奶抬起一只脚，朝前面的杂草踩去的同时，后头的草又直起腰来，挑衅似的，再次招摇。穿过生长最为茂密的藿香蓟丛，五楼奶奶迎来了多彩的秋天。

白的藿香蓟花，点点连缀成片，一些被日头晒干呈棕色或红色的残花仍悬在枝上，叶子则一半在春夏里，一半已品秋冬之味。藏在藿香蓟丛中的植株不在少数，有一株慈姑，是我去年就见过的，叶片比起春天时，只是微微掺了些黄，并不颓败。《本草纲目》载：慈姑，一岁生十二子，如慈姑乳诸子，故以名之。母亲讲，慈姑在她的家乡叫“锄头草”。父亲则讲：根系一窝子，炒不来肉，多给猪吃。我要吃慈姑的想法便作罢了。连着藿香蓟丛的另一片杂草，色泽极像粉黛。五楼奶奶经过它们时，好像也成了粉色的。就在五楼奶奶缓缓踩过一小节木桥，抵达母亲的菜地时，鸟叫声，一粒接一粒，像被小孩打掉的柿子，哗啦啦地抛掷林间。

“裁了很多菜呀！”五楼奶奶背着手，看母亲的菜地。

“你看这葱，多亏我每天浇水，终于浇活了。”母亲很得意，缓缓蹲下，用手除去葱地的杂草。五楼奶奶也满意地点头。母亲的菜地，似迎来了领导的审查。在母亲的带领下，五楼奶奶对菜地进行了观光察看。她们先从芥菜开始。

母亲讲：“今年这芥菜不好吃了，有些老，阿姆吃么，剥些回去。”

五楼奶奶讲：“过几天要吃了，就来剥。”

母亲讲：“这青菜苗是隔壁阿伯给的，没见过这么好的阿伯，特意留了一些青菜苗给我，你看，他的地种得多好。”顺着母亲的话头，五楼奶奶望向阿伯的菜地，一个人爱不爱土地，只需看地里的菜就能晓得几分了。阿伯的菜地，极规整又干净，四五棵大白菜，挺立身姿，很扎眼。

五楼奶奶讲：“这大白菜长得好看，一般人栽不到这个样子了。”

母亲讲：“阿伯很会种菜的，天天管。”

“这是蒜么？出芽了。”五楼奶奶问母亲。她们已经走过了小白菜、芥菜、葱及萝卜地，到了穿插种有花菜、生菜的地旁。

母亲讲：“红根菜，我女儿想吃，她爸就种了，前几天看见出芽，她爸讲，不要浇多水，浇坏了。”母亲嗔怪似的看着五楼奶奶，她脸上的岁月啊，能与阿伯菜地的大白菜们媲美。

母亲的菜地不同于父亲的。秀气，如一方方豆腐块，每块里，栽一点菜，种类多过父亲的菜地。父亲的菜地呢，多产，到了应季时，一种菜能吃怕了。这点区别，延续在栽花上。母亲栽的花，一盆盆，精致小巧。父亲的呢，与其说是花，不如叫树，亭亭如盖，大气磅礴。

“今年芋头有得吃咯！长得比人还高。”五楼奶奶的视线，停在父亲种的大芋头地里。母亲笑道：“多了，吃得怕！”

靠近村子的那方菜地，张姨正向母亲和五楼奶奶招手。“哎，菜都栽好了么？”张姨的嗓门，惊飞了两只鸟。

五楼奶奶和母亲重走回田埂时，张姨提了一壶水，淋她的菜地。不一会儿，她们在张姨的菜地集合，新一轮菜地观光又开始了。五楼奶奶讲：“每年吃不完，每年都要栽。”由村子走向菜地的另一个乡人，瞧见山湾的热闹，把一句话说得很响，如夜里爱刮的大风，附上我的耳朵：“每年种的菜都吃不完，但又爱种，能分给别人吃，这地种了也有滋味啊，对不对？”地里的母亲们，抬头看她。微笑地目送她的身影，先与山湾的菜地重叠，而后消失……

下午，母亲的菜地安静了。日头溜到我的房里，落在棕红色的地面，构成了一道道斑马线。母亲从楼顶兴匆匆跑下楼来找我，手中挥舞着一片叶子，那是一枚除去叶脉是黄色外，其余全为赤色的叶子。

母亲讲道：“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叶子，这秋天偏偏来了我们家。”

我问：“是怎么来的？”

母亲讲：“大概是风，也极有可能是小鸟。”

母亲将那枚叶子贴在我房间的照片墙上，我的房里多了一片小小的秋天。

退休之际，父亲母亲把家安在了郊区的依山傍水处，好在日后颐养天年。那里阳台的数量多于房间，主卧室外还有一个宽大的露台。热爱且擅长耕种的母亲终于有了发挥专长的空间，早早圈定了有利地形，种上蔬菜和瓜果，乐此不疲。很快，家里变得日渐葱茏，活色生香。父亲则在阳台的角角落落里安上好几个蜂箱，从偏远的林场买了一些蜜蜂回来，兴致勃勃做起了养蜂人。

我为父亲网购了关于蜜蜂养殖的书。他除了认真学习书上的养蜂常识，也勤于通过摸索和实践获取真知，更是常常与“蜂友”交流切磋养殖经验与技术。有蜂相伴的生活日复一日，父亲养蜂的装备越来越齐全：取蜂蜜时专门穿戴的衣帽，切割蜂巢的小型机器，压榨蜂蜜的小工具……他的养蜂技术也越来越精进，不仅能把在小区里发现的野蜂从树上带回家驯养，还学会了自己培育新一代的蜂王，已经成功了好几次。这让母亲刮目相看：原来，父亲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笨手笨脚的啊。

与此相应的是蜂蜜产量的大幅增加。有一年，我们甚至收获了多达数十斤的蜂蜜，用来做蜜汁叉烧、蜜汁排骨，涂抹在烧烤的食物上，蘸灰水粽，全家人每天喝蜂蜜水……饶是如此，蜂蜜仍然无法尽数消耗。其实，蜂蜜只要妥善保存便不会轻易变质。我们的柜子里早就摆满了盛满蜂蜜的坛坛罐罐、瓶瓶碗碗。可在产量巨丰的蜜蜂面前，父亲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一有机会便向亲戚朋友们“献宝”。让亲友们吃上自己养的蜂产出的原生态蜂蜜，父亲成就感满满。

每天忙前忙后地“侍奉”完蜜蜂后，父亲常会感慨地说，蜜蜂是很洁净的动物，也很自律，它们的勤劳程度更是人所共知的。他还说，自己没什么其他高大上的爱好，如今养蜂这项劳动便是他的最大兴趣所在，而且越劳动越觉得里面有学问。

如果说，父亲养殖蜜蜂的经历让我对如何面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那么，这些年母亲和她做的面食，则给予我更多直面生活本身的智慧，或者说想掌握这些技能的愿望

我们是南方人，却在喜爱与亲近米食的同时，同等程度地喜爱与亲近面食。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年要白班、中班、大小夜班地三班倒，三餐无法做到完全规律。在没有充足的时间好好做菜的时候，母亲习惯煮一种被她称作“蚂拐跳塘”的面食。事先和好的面粉被掐成一截截，乍一看去，像一只只蚂拐沉浮在水塘般的面汤里。“蚂拐”，即我们方言对青蛙的称谓。这很像北方的面疙瘩汤。但面疙瘩汤往往还要加入西红柿、洋葱、土豆、鸡蛋等配菜，而母亲做的“蚂拐跳塘”则只加上几片新鲜的猪肉或牛肉，以及少许青翠欲滴的菜叶。但母亲的手艺让“蚂拐跳塘”色香味俱全，让我吃得津津有味，把我养得身强体健。

时间充裕时，母亲喜欢捣鼓那些工序相对复杂的面食。传统的蒸红糖馒头、南瓜馒头，炒面，摊面饼，包包子、饺子，统统难不倒她。即使是蛋糕、蛋挞、西饼等，三两下摸索后，母亲也做得像模像样。

母亲总是不经意间就变戏法般地端上了一份份可口的面食，不费吹灰之力似的。而我，每次下厨都要大动干戈。有一段时间，我打算学用电饭锅做蛋糕却屡试无果。同样的蛋糕粉和电饭锅到了母亲手中，却蒸出了与蛋糕店相差无多的香甜蛋糕，让人不得不感叹。母亲虽然生活在都市却热衷于种菜种瓜果，实际上是出于亲手操持生活中所有拉杂事务的习惯。这需要巧手慧心，需要面对琐碎日常的耐性，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生活智慧。

从物质匮乏的年代一步步走来，从温饱、小康到富足，母亲保持着本色，对四体不勤的我颇有些担忧。从前，我对此有自己的解释：我希望把精力用在更重要也似乎更有难度的事情上。在母亲的影响下，我转变了想法：对待生活琐事的心态其实就是对待生活本身的心态。那些我认为更重要也更有难度的事情，不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这个道理。

年幼时，父母的一蔬一饭给予我行走世间的能量。如今，他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智慧，又给予我新的能量。这样的成长，是幸福，也是幸运。

吴彦祖的带着女儿出门愉快玩耍的照片被上传网络，一家三口看起来其乐融融，男神褪去浮华回归生活，带上了慈父光环，让人不禁感叹这个男人怎么私下带个孩子都这么有魅力？

等等！带着显微镜看男神的女孩们很快就发现了异样，那挂在阿祖性感的腰部的一坨不明物体，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该不会是……一串……钥匙？不，我不相信！阿祖气质超群品味不凡，怎么可能和我在村头蹲着唠嗑的二大爷一样在腰里挂一串钥匙？！

很不幸，他腰里真的挂了一串钥匙。

但是转念一想，吴彦祖和你二大爷除了脸和经济实力，还有哪里不一样？毕竟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而男人上了年纪的特征之一，就是学会了好好保护且利用自己的腰，这种生活体验是年轻人不懂的。所以纵观整个星球，35岁以下的青年人们，虽然有些头已经秃了，却还在做一种无谓的坚持：绝不把钥匙挂在腰上。这大概是直男对于自己穿着打扮的最后一丝尊重。

游走在胡同里的北京大爷们，穿着洗到变形的老头衫和独特的阔腿工装裤，腰里挂着一串钥匙，这是一把属于四合院价值连城（作者也不知道的金额）的钥匙，这串钥匙让他们站在胡同口喝豆汁的身影变得伟岸了起来。在煲仔饭店里招呼客人的广州大爷们，腰间的钥匙伴随着脚步叮铃作响，这是十栋楼收租时要用到的钥匙，大爷的脚步显得铿锵有力了起来。即使是你那一事无成的二大爷，腰里挂了钥匙也显得不那么游手好闲。很显然，年纪越大的男性，在腰里挂钥匙的频率越高。

曾几何时，在腰里挂东西不说是品味和地位的体现，也是大家司空见惯的正常操作。从bb机到大哥大再到小灵通，谁腰里没挂个东西都不好意思出门，原因很简单，没挂，说明你没有，既然有为什么不挂出来给大家看到？上世纪90年代，BB机已经在部分城市里普及，大哥大以其上万元的价码震慑着每一个工薪家庭的心灵，如何证明自己真的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富起来了？每一个人的腰带上都展示着成功人士的标配。

来源：电影《中国合伙人》

很多九零后都有这样的记忆：爸爸的裤腰带上挂着时下最流行的松下牌BB机，一有消息，他的腰间就发出滴滴的声音，让年幼的我无比羡慕。终于，攒了一周的零花钱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模型，每天都要挂在腰上，让自己成为全班同学羡慕的对象。

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年人腰里的东西从BB机变成小灵通，又从小灵通变回车钥匙，如今的小学生也变了，他们知道了在腰里挂东西是一种社会公认的土鳖行为，甚至有相亲教学视频特意告诉广大男性同胞，在和另一半见面时，务必保持腰部干净。在腰上挂东西被默认成为一种上了年纪的人的专属行为，并且和土味挂上了钩，它并不是像精神小伙和翻花手一样令人痴迷和上头的土，而是一种纯粹的土。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之所以这么多人愿意在腰里挂东西，也许就是因为人类的腰本来就适合挂东西？在遥远的农耕时代，劳动人们利用工具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在农忙时需要带上各种农作工具，这些工具应该放在哪里？能够使人解放双手的部位，只有两个：脖子和腰部，而脖子太过脆弱，腰部的腰带自然成为了镰刀等沉重工具的适配场所。

当然真正的时尚达人即使在腰间挂上再复杂的东西，也不会影响自己的整体评价

人在放松的时候，总是习惯双手叉腰（比如刚跑完八百米的你），从人体结构上来说，在做出双手叉腰这样的动作时，人体的骨骼肌是放松的，为双手找到支点的同时减少了能量的输出。换句话说，“插会儿腰”是一个令人感到舒适的动作，把自己经常需要的东西放挂在腰上，或许也是因为手在接触腰时不仅仅做功少，而且太过舒服习以为常。

在中国古代，男子要在腰间佩玉作装饰，古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在腰间佩玉不仅仅是彰显身份，也是因为古人相信玉温润的品格可以反应出佩玉之人的德行，参考孔子的说法：“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而几乎所有男性都选择将自己的玉佩挂在腰。古代男性的佩玉分为左右两组，每一组为一佩，每一佩由七块玉组成。在走路过程中，玉佩相互碰撞发出响声，提醒男性行走时是否不疾不徐，符合君子之风。

汉魏以后，门阀世族子弟、官宦士绅无不佩玉，玉佩也多悬挂在腰间，也有男性选择在腰间挂香囊等饰物。作为人身体的中段部位，腰部的位置既不会太过张扬，也并非毫不起眼，恰到好处地帮助士阶层的男性彰显着身份特征与审美品位。

回到现代社会，腰部依旧承载了类似的功能。拥有了BB机和小灵通这样的高科技，当然要像佩玉一样佩在腰间，以便随时拿出彰显自己的财力，更别提万元户也买不起的大哥大，拥有了奢侈品，却不能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没有。挂在腰上不仅可以随响随接，没响也可以拿出来瞎接，腰让每一次的装X都能在张扬和低调之间找到一种奇妙的平衡。

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年纪越大，在腰里挂钥匙的人就越多，这也许是因为人到中年以后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个人形象的塑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大概是随着年纪的上涨，你生活中需要的钥匙越来越多。年轻时，你只有一把出租屋的钥匙，最多再有一把备用，出门连包都不用拿，因为并没有什么财产可以装。年纪渐长，买了房和车，手里突然多出了办公室的钥匙、档案柜的钥匙、车钥匙、房门钥匙、自己房间钥匙……差点忘了还有中年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掏耳勺和指甲剪，当你考虑为这些东西找一个安身之处时，自然而然会想到自己父亲腰间那一串沉重的钥匙。

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自己最终会变得和父母一样，而腰上那段叮当作响的钥匙始终提醒着你，你终于长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虽然把钥匙挂在腰上的行为已经几乎被社会默认为是一种与社会脱节的土鳖行为，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作为它的簇拥者努力地对抗着社会的刻板印象：

在我国最大的直男聚集地虎扑社区，有人探讨为什么有人喜欢把钥匙挂在腰上，并发出了“不重吗？不雅观吧？这是什么文化”的质疑，立刻就有人反驳：“中国男性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挂钥匙自由？”也有人反问：“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把钥匙挂脖子上吗？”

不，年轻人没有钥匙。

我爸妈工作忙，我从小跟我姥姥生活。

我三岁那年，我姥姥从江家岗搬到了詹家岗，她在乡卫生所工作。我弄不清她是医生还是护士，反正她的主要的工作是接生，有时也给人打打针。因此我的零食经常是食母生与山楂丸之类，掌灯时分，洗漱完毕，我姥姥会发一样给我，如果是山楂丸，我会高兴地在小床上蹦起来。

白天我在卫生所大院里混，卫生所的主体，是一排带走廊的灰色房子，我顺着走廊，从一个房间晃荡到另一个房间。我姥姥那些同事们，只当来了个小猫小狗，该干嘛干嘛，偶尔逗引几句，并不特别在意。有一天，我正坐在老王医生房间的地上玩，来了一个妇女，不是看病的，是特地来看他的。

那妇女看到了我，想当然地以为我是老王的孙女，在吾乡，第一次见亲友的孩子是要给钱的，她立即去掏口袋，老王慌忙阻拦，她当是老王客气，愈发坚决，老王说，她是某某莫的外孙女。那妇女才停止动作，颇为不悦地看了我一眼。

他俩聊起了天，我还像个小猫小狗似的坐在地上玩，那女的时不时地瞪我一眼，我虽然脏兮兮的，但确实很无辜啊！这无谓的迁怒，我一直记得很清楚，长大成人之后，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人。

我不大敢去院长的房间，倒不是他有多凶，他其实比别人都随和，那些医生们，别管家在不在这里，都在卫生所住着，难免为一些鸡毛蒜皮之事起争执，站在各自的门前大骂。这位院长，从来没有跟谁冲突过，连说话声音都不高，在我三四岁的印象中，他瘦而高，有点驼背，非常地沉默，是这沉默，阻止了自由游荡的我，迈向他房间的脚步。

然而，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玩耍，路过院长的房间时，他招手让我进去。我茫然地走进房间，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对小红灯笼。很小的一对灯笼，橘子般大小，却非常精致，灯罩为圆形，每一个褶皱都很均匀，挑在一根细细的竹竿上，带着与我们当时的粗糙生活完全不同的艺术气质。

我既惊奇又快乐，再加上一点点疑惑不安，说不出话来。院长微笑着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我一声不吭地拿着那对灯笼出了门，回去给我姥姥看。我姥姥喜滋滋地笑着，说，要不是前几天骂了他，他能给你做这俩灯笼？看来没事就得骂他几顿。

我已经说过，我姥姥脾气暴躁，谁要是惹到她，或者她觉得谁惹到她，当场就能一跳三丈高地骂将起来，领导也拿她没脾气，可能前几天，她又因为什么事儿，骂了院长吧？

即便如此，我以一个三四岁孩子的心，也不相信能做出这等精致之物的院长，是因为挨了我姥姥骂不得不来笼络我的，我姥姥以前一定也骂过他，他也没有反应呀。而且，在他的房间里，他罕见地露出的那个笑容，是那样的温柔、慈祥、感人至深，我不愿意认为，那笑容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于一个蛮泼妇人的恐惧。

过了没多久，我姥姥和她的一个同事，我称之为孙姥的人，议论起院长调走的事，我当时只遗憾于再也不能得到那么可爱的灯笼，随后抛到了脑后。好多年之后，在一个毫无前因后果的时刻，我想起这件事，那对小灯笼，应该是他送给我的告别礼物吧，也许他家里也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女儿，也许很多时候，他也想上来摸摸我的头，但内向的性格，以及对于我姥姥的反感畏惧，使得他只是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朝院子里看上一眼，只是在临别时候，用心地做了这么一对灯笼，送给我。

现在，他应该也有六七十岁了，希望他子孙绕膝，一切安好。

院长送我的那对灯笼，是我拥有过的最完美的一对灯笼——稍安勿躁，我并不是要将抒情进行到底，它们所以完美，是因为，它们与我拥有的其他灯笼有一本质区别，它们纯粹是用来欣赏的，无论尺寸还是质地，都没有放一支蜡烛的余地。

我拥有过的其他灯笼，是可以点蜡烛那种。

吾乡过年，除了吃饺子放炮贴门对子，晚上，小孩们还要穿着新衣打着灯笼出来逛。灯罩为长方形，是用秫秸扎成，外面糊着大红色的玻璃纸；底座为方形木块，一根铁丝从上面穿过，弯曲成长长的U型，再重新穿进木块里。把灯罩套进U型铁丝中，一盏灯笼就完成了。

蜡烛用烛泪焊在底座上，讲究点的，还会从底座里伸出一根签子，蜡烛固定在上面，免得歪倒，烧了灯笼。可是，不管多少种措施防范，我的灯笼总会在第一天被烧破。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恶作剧，比如出其不意地过来推你一下，或者用特别诚实的口气惊怪：“哎呀，你的灯笼点着了”，你忙不迭地举起来看，蜡烛真的因为你的大动作歪倒了。

还有时，没有什么原因的，它就烧着了。

到了我这个年纪，会觉得被烧破是一盏灯笼的宿命，甚至，是一盏灯笼给自己准备的庆典。不是有首童谣吗？“灯笼灯笼灰，一点一大堆”。灯笼成灰，一了百了，原该欢喜，可是在我的童年，那是多么令人惆怅的事儿啊？从拿到灯笼的那一刻，啊，不，从感觉年关渐近，期待拿到灯笼的时候起，我就发誓，无论如何，今年绝对不能让灯笼烧。我每一个神经都时刻紧绷着，怎么还是烧坏了呢？。

看着那灼烧过的褐色痕迹，总想要哭一场，特别深刻的一种虚空惆怅。

十岁之后，再拎个灯笼在手上，自己也觉得尴尬。而这时，秫秸玻璃纸做的灯笼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体化的纸质灯笼。这种灯笼用褶皱纸折叠而成，可收可放，色彩图案繁多，价格也很便宜，坏处是，我觉得，它不漂亮。

它太轻，太薄、太简易了，好像三两下就能折出一个来，连工具都不用，因此也没了老灯笼们的庄重。褶皱纸能透光，却不像玻璃纸，能将光洇开，我至今都记得那烛影摇红的玻璃纸灯罩，光影神秘地颤动，像火油极足的红宝石，又像一块被含化了一点的水果糖——是西瓜口味的吧？

可是，还没等我为老式的灯笼嗟叹一下，灯笼界再次推陈出新，春节前的市场上，所售皆是塑料灯笼，连蜡烛都免了，直接用电池的，还能发音，把某个键一推，就呜哩哇啦地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来，小孩子们都很喜欢。

本来嘛，灯笼就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他们喜欢就好。灯笼暂时地从我的生活中离去，和它有关的一切细节，飘进记忆的河流，成为明灭不定的浮花细蕊。

好几年前，我一个人去河南旅游，元宵节后，坐着大巴车，行走在豫西的省道上。在异乡我习惯于早早投宿，但那天上车后，被车主从一辆车“卖”到另一辆车，所以天很晚了，我还在路上。偶尔经过一个小镇，人影稀落，路灯都少有，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有个卖卤菜的铺子，擦肩而过的一瞬，我看见，那个铺子上不但挂了个“清真教门”的牌子，还挂了一盏，我小时候司空见惯的方形的糊着大红玻璃纸的灯笼，虽然，那灯笼本身是暗的，但汽灯的光雪亮地照在上面，衬着背后的夜色，放出灼目的光彩。

它是在这儿等着我的吗？等我经过，它就熄灭？它是从我的童年穿越而来的吗？是被我烧坏的哪一盏灯笼的魂魄？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大巴里，在颠簸的省道上，任由那车厢摇摇晃晃？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羡慕哆啦a梦的那个时光机，很想坐上去体验一把，此时，此刻，我想，那时光机器，应该就像我身初的车厢这样，也是摇摇晃晃的吧？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