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师傅胡福来之后，到牌楼来剃头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胡亚明，我们叫明师傅；一个叫胡大地（抑或是“大弟”），年纪大了，牌楼人都喊他“大师傅”。明师傅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大师傅却没有固定的时间，但两个时间他是必来的，一是过年前。按照风俗，正月里不剃头，大人孩子得在过年前把头发给剃了。正月里怎么就不能剃头呢？这话说来就长了。汉族男儿自古蓄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妄动的。满人入主中原后，强迫汉人理发，“留头弗留发，留发弗留头”，汉人誓死抗争。后来大势已去，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立下了“正月不剃头”的规矩。正月是一年的开始，正月不剃头意味着一年不剃头，汉人以此来缅怀祖宗，寓意“思旧”，渐渐以讹传讹，变成了“死舅”，这就是“正月剃头死舅舅”的来历。另一个日子是固定的，“二月二，剃毛头”，剃完毛头，大人就该准备春耕了。这天大师傅必风雨无阻，一大早就晃着剃头挑子，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村口。

大师傅已经谢顶了，每次来，总是戴着一顶深黑色的皮帽子，帽檐两边，甩着两只兔子一样毛茸茸的大耳朵。他口吃，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力往外吐：“坐、坐、坐好喏，板凳长、长、长刺了啊？”话音未落，我们已经笑成了一团。他并不恼，悬着残月一样的剃刀，轻言巧语地哄着那个不安分的孩子，密密的褶皱里铺满笑容，像一个佛。

民间艺人吃的是百家饭，端的是东家的饭碗，不会轻易染指其他人的地盘。虽然做的都是剃头生意，但明师傅负责给大人理发，大师傅主要给孩童剃头，井水不犯河水。旧时剃头收的是“年费”，一年内不计剃头的次数，大人如此，孩童也如此。同样是收年费，大师傅的收入却比明师傅高，孩童的头难剃，尤其是第一次给襁褓中的婴儿剃“落胎头”。在婴儿的啼哭声里，东家把剃下的胎发喜滋滋地揉成小“发球”，宝贝一样收着，再毫不吝啬地封给大师傅一个红包。这是“落胎头”的喜钱，年费之外的，大师傅微笑着接过来，一面称谢，一面道喜。

剃头是纯手艺活。老一辈人常讲，要学剃头，至少要当三年学徒，其实很多工夫都花在剃、掏、捏的练习和揣摩上。剃头师傅可不单单会剃头，尤其是那些常年走村串巷的老师傅，让他们闻名遐迩的，往往不是剃头的手艺，而是经年累月练出来的绝活。

明师傅的绝活是治落枕。有一年农忙，二哥落了枕，一路歪着脖子，满头大汗地找到明师傅。明师傅让二哥把脑袋搁在他躬起的大腿上，然后，他用两手扶着二哥的下颚，轻轻两下，“咔叭”一声响，已经扳正了。我问二哥，痛吧？二哥左摸摸右摸摸，大惑不解地说，奇怪，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呢？

大师傅的绝活是掏耳朵。掏耳朵谁不会呢？同样是掏耳朵，大师傅却技高一筹，老人彼时眯眼享受、过后神清气爽之态，便是明证。牌楼有几个老人已经掏成了瘾，只要大师傅一来，他们便在剃头挑子四周转来转去，眼巴巴地瞅着大师傅。大师傅心知肚明，脸上挂着笑：“等、等、等一会么。”老人当然愿意等，他们有的是时间，太富余了，用不完的！但大师傅很少让老人久等，他总是在给孩子们剃头的间隙，见缝插针地招招手，示意某一个候着的老人。

在牌楼，掏耳朵并非男性的专利，这自然也是因为大师傅。他太好说话了，不管是谁，只要开口，他从不拒绝。后来，连那些弯腰驼背、步履蹒跚的老妪也捻着耳郭，逢人便说：“帮我望望哉，不晓得里面进了么东西。”听的那个人笑了：“我望么东西，叫大师傅帮着掏掏呗！”说的那个人也笑了。这一笑，就有些名正言顺的意味了，下回见到大师傅，便慢慢凑到跟前，请他得空帮着掏掏。

“托子空（方言，意为罕见、稀奇），哪有妇女掏耳朵的呢？”哪里都有“老顽固”，牌楼也有，他们看不过去，站在一边戏谑。“那、那有什么要、要紧的呢？”大师傅头也不抬，专心致志地慢慢掏，掏完了，又说，“你痒，她、她不也痒啦，有、有什么要紧的呢？不、不、不要紧的！”“她痒不痒，我不晓得，你怎么晓得呢？”这自然是双关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师傅焉能不知？他笑着骂了一句，抽出残月一样的剃刀，迅疾转过身去。

掏耳朵，既要大胆，又要心细，最重要的还是手感，好比烧菜的火候，这个分寸的拿捏，最考验功夫。掏耳朵时，肩不能晃、臂不能摇，轻重幅度不能过大，深浅更要恰到好处。等大师傅剃完头，早已候在一旁的老人立即落座，气定神闲地等着。大师傅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竹筒，打开筒盖，往手上一倒，六种不同用途的掏耳工具便滑落在手心，掏的、刮的、取的、刷的……他神情专注地将工具伸进老人的耳郭，在里面探来探去，轻轻刮动，再用镊子夹出耳垢，最后用棉签在耳道里快速捻动，清除散落在耳道里的垢屑。临了，再取下挑子上的毛巾，掸掉老人肩上的耳垢，这最后一道工序多年未变，虽细微，却暖心。

前后不过五分钟，老人的脸慢慢舒展开了，像春风拂过一层层梯田。

年逾八旬的母亲，自然是老了。最直观表现出来的有两点：头发白了，步履蹒跚。所好的是，她的头发至今仍是灰白，距离雪白尚远。脚步也只是慢了，尚能自由行走，无什障碍。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四代同堂之家，实在是一种幸运。

顺便说一句，我父母亲、岳父母，四个老人皆年逾八旬，生活在我的近旁，时常与我的两个孙辈来一番嘻戏，满满的幸福顺着脸部的皱纹荡漾开来，诠释着什么叫天伦之乐。

步入耄耋之年的母亲，性情倒是变了，较年轻时温和了许多。特别是她对儿媳的态度，再没有一丁点儿的抱怨，全都是不舍与心疼。开口时，必在儿媳名字前，加上“我家”二字。

妻子退休后，照料两个孙辈的任务便落在了她身上。从托儿所，到幼儿园，直至现在进了小学，她那辆电动车上，时常是“春兰空调”——一拖二。小姐弟俩还特别喜欢与外婆一前一后挤着。

妻子倒是去驾校认真学习过，也拿到了驾照。可一开车上路，心里就没底，慌得很。在她看来，还是她那辆电动车安全。这样一来，“安全”一词，成了我友情提醒妻子的高频词，几乎每天挂在嘴上。

不止于此，妻子不仅当着家里的“幼儿园园长”，还成了一个“打工者”。却不过朋友的情面，被请去料理一家公司的财务。虽然朋友很包容，对她上班时间不作严格要求。然，一直做事认真的她，恪守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之古训，自己给自己加班不在少数。

这才让老母亲为之心疼。众所周知，婆媳关系一直是我们这些百姓家庭中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一种关系，处理得好的有，出问题的更是不少。身为儿子和丈夫，我似乎是幸运的。也时常为身边的朋友们所羡慕。

母亲年轻时，很是吃了不少苦。她初为人母时还不到20岁，在短短几年内，很快又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的“工作队”上，家中大小事务一应由母亲操持。孩子小，没有“上人”可托付。奶奶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说还有一个爷爷在世，七老八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用父亲的话说，整天为自己的“二寸半”（嘴的代称）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着照料小孩子呢？爷爷有三个儿子，孙子孙女一大趟，哪是他照料得过来哟！

处在大集体年代，母亲还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繁重而紧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母亲这里行不通了。

起早贪黑的母亲，让“带月荷锄归”，成了家常便饭，只是诗意全无。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七八岁时常做的一件事，便是一大早就往母亲干活的田头跑，给她拿早饭（拿，避“送”之讳。“送饭”通常用在死去的人身上，为旧时丧礼）。

那时候的劳力，虽然大家在一块儿干活，很多时候工作量也是分配到人头的。譬如插秧，一人插几棵，多宽的界面是自己的，都有定数。割稻，割麦，亦如此。这样的当口，如果掉了队（跟不上大伙儿的劳作进度，掉在了一群人后头），家中有帮手的，完成自己的定额之后，自会过来帮忙。母亲是没有这样待遇的。偶或，也有人伸援手，少之又少，实在难得。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冰锅冷灶，望着四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母亲的泪水就来了。边流泪边给孩子们做晚饭。

这时候，如果父亲回家，那就撞到母亲的枪口上了。母亲抱怨、委屈的子弹会毫无保留地射向刚入家门的父亲。父亲当然甘愿当一回母亲的出气筒，让母亲痛痛快快的宣泄一番。

多年负责过一个大队的全面工作，父亲太知道生产队分工作业是怎么回事了。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单枪匹马地干，掉队，落下，再正常不过。但人人有面、树树有皮，母亲当然不愿总是被人当“尾巴”看。

就这样，母亲辛苦劳作一年下来，到年底“分红”，我们家不仅不能从生产队会计手上拿到分红款，还要从家里拿出钱来，支付生产队的“两上缴”。我们家是生产队上为数不多的“超支户”。

多亏母亲能干，在家里养猪，养鸡，养鸭，家庭副业收入不少。不仅支付了生产队的两上缴款项，还能为我们兄妹四个过年时做上件新衣裳。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亲是不可能每逢过年都做新衣裳的，一件新衣裳要过几个年的。那时，人们的日子还是艰苦了一些。

日子如老屋后悠静的香河水，平缓中偶或也会有些小波小澜。等到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生活也有如芝麻开花，不仅节节高，还多了份芝麻香。这时，家庭中的小纠小纷，也会时不时的冒出来。

何故？母亲的性格使然。

母亲的天性，让她像老母鸡一样，始终把自己的四个孩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兄妹四个是齐居在我这个长子家的。其时，我和妻子已经住在家中主卧室的位置。父母亲则住在主屋前一侧的东厢房内。很显然，父母亲已经让我这个长子来当家了。虽然他俩还没到60岁，算不得老。

四个家庭，十几口人，当中还有四个爱闹腾的小宝宝，在一起时间一长，难免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争执起来。让老实本份的妻子感到委屈的是，她既没参与，也没多话，竟然会躺枪。婆婆对自己的不满，她确实难以理解。

那时候，一大家子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日常一应事务如早先一样，听从母亲安排。母亲生二妹时落下个头疼旋晕的毛病，身体扛不住时，抑或烦心着气时，便会发作。发作起来，天旋地转，还会呕吐，晕倒。

此时，父亲会出面疏导方方面面的情绪，劝一家人对母亲给予足够的包容。毕竟母亲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无法排解。结果是，三个妹妹带着孩子，各回各家，让彼此间有一段距离。不是说，距离产生美么？！

当一大家子把握好“分”与“合”的节奏，大家庭的气氛又会升温：融洽，温暖。之前的那些不愉快，早丢到爪哇国去矣。

母亲的性格，也不是每一次不愉快发生，都能给父亲面子疏导的。我记得就有那么一次，母亲又让她儿媳无故躺枪。妻子一时难以接受，破天荒回了娘家。这让做婆婆的脸面上，很是挂不住。气得她也躺平了，卧床不起。

其时，春节将至。一家人不能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新年，肯定是件憾事。更为要紧的是，婆媳之间的裂痕，由此越来越大，修复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好在岳父岳母家，与我们家相隔算不得远。我徒步上门向岳父岳母解释清楚婆媳俩矛盾的起因，毕竟春节临近，做儿媳的回家过年，还是应该的。我这样的要求，岳父岳母当然支持。

儿媳回来，婆婆仍然躺在床上，不愿起来。这时候，想让儿媳再到婆婆床前认错，几乎不可能。只有做儿子的，做母亲的工作。

我拿着一把梳子，来到东厢房母亲的床头，什么也不说，默默地为母亲梳头。母亲也是一声不吭，任由她儿子梳。木梳子插进母亲的头发，一下，两下，三下……儿时母亲辛劳的过往，成了此时母子俩共同的话题，一股暖流在母子间涌动着。

毕竟那时母亲还算不得老，一头黑发浓密得很，要梳通，梳顺，儿子惟有小心动作，不让梳子对母亲的头发造成一丁点儿扯拽。

当儿子小心翼翼为母亲梳好头之后，母亲没让她的儿子开口相求，便起床了。于是乎，一家人过了个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春节。真好！

每次走到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地方，我都会在内心涌起一种感恩的心情，感恩这世界如此优美、如此青翠、如此繁华。

我常觉得，所谓“风水好”，就是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的所在。

所谓“有福报”，就是住在植物青翠、花树繁华的所在。

所谓美好的心灵，就是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

我们眼见一株草长得青翠、一朵花开得缤纷，这都是非常不易的，要有好风水，好福报，受到美好心灵的照护，惟有体会到一花一草都象征了万物的心，我们才能体会禅师所说的“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真意——每一株竹子里都宝藏佛的法身，每一朵黄花里都开满了智慧呀！

这我们所眼见的万象，看起来如此澄美幽静，其实有着非常努力的内在世界，每一株植物的根都忙着从地里吸收养料与水分，茎忙着输送与流通，叶子在行光合作用，整株植物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大口地呼吸——其实，树是非常忙的，这种欣欣向荣正是禅宗所说的“森罗万象许峥嵘”的意思。

树木为了生命的美好而欣欣向荣，想要在好风好水中生活，建立生命的福报的人，是不是也要为迈向生命的美好境界而努力向前呢？

平静的树都能唤起我们的感思之心，何况是翩翩的彩蝶、凌空的飞鸟，以及那些相约而再来的人呢？

园里什么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需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地想着什么。

冬天，下雪的冬天，一早上，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我常去园里摘一些冰心蜡梅的朵子，再掺着鲜红的天竺果，用花丝穿成几柄，清水养在白瓷碟子里放在妈（我的第一个继母）和二伯母妆台上，再去上学。我穿花时，服侍我的女用人小莲子，常拿着掸帚在旁边看，她头上也常戴着我的花。

我们那里有这么个风俗，谁拿着掐来的花在街上走，是可以抢的，表姐姐们每带了花回去，必是坐车。她们一来，都得上园里看看，有什么花开得正好，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

爬在海棠树上，梅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哎，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喏，哎，对了对了！”冒一点险，用一点力，总给办到。有时我也贡献一点意见，以为某枝已经盛开，不两天就全落在台布上了，某枝花虽不多，样子却好。有时我陪花跟她们一道回去，路上看见有人看过这些花一眼，心里非常高兴。碰到熟人同学，路上也会分一点给她们。

想起绣球花，必连带想起一双白缎子绣花的小拖鞋，这是一个小姑姑房中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在一处玩，从来只叫名字，不叫姑姑。只有时写字条时如此称呼，而且写到这两个字时心里颇有种近于滑稽的感觉。

我轻轻揭开门帘，她自己若是不在，我便看到这两样东西了。太阳照进来，令人明白感觉到花在吸着水，仿佛自己真分享到吸水的快乐。我可以坐在她常坐的椅子上，随便找一本书看看，找一张纸写点什么，或有心无意地画一个枕头花样，把一切再恢复原来样子不留什么痕迹，又自去了。

但她大都能发觉谁来过了。那第二天碰到，必指着手说：“还当我不知道呢。你在我绷子上戳了两针，我要拆下重来了！”那自然是吓人的话。那些绣球花，我差不多看见它们一点一点地开，在我看书做事时，它会无声地落两片在花梨木桌上。绣球花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它便会吸到花瓣里。

除了大红的之外，别种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我们常以骗人说是新得的异种。这只是一种游戏，姑姑房里常供的仍是白的。为什么我把花跟拖鞋画在一起呢？真不可解—姑姑已经嫁了，听说日子极不如意。绣球快开花了，昆明渐渐暖起来。

花园里旧有一间花房，由一个花匠管理。那个花匠仿佛姓夏。关于他的机灵促狭，和女人方面的恩怨，有些故事常为旧日佣仆谈起。但我只看到他常来要钱，样子十分狼狈，局局促促，躲避人的眼睛，尤其是说他的故事的人的。花匠离去后，花房也跟着改造园内房屋而拆掉了。那时我认识花名极少，只记得黄昏时，夹竹桃特别红，我忽然又害怕起来，急急走回去。

我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

荷花像是清明栽种。我们吃吃螺蛳，抹抹柳球，便可看佃户把马粪倒在几口大缸里盘上藕秧，再盖上河泥。我们在泥里找蚬子，小虾，觉得这些东西搬了这么一次家，是非常奇怪有趣的事。缸里泥晒干了，便加点水，一次又一次。

有一天，紫红色的小觜子冒出了水面，夏天就来了。赞美第一朵花。荷叶上哗啦哗啦响了，母亲便把雨伞寻出来，小莲子会给我送去。

大雨忽然来了。一个青色的闪照在槐树上，我赶紧跑到柴草房里去。那是距我所在处最近的房屋。我爬上堆近屋顶的芦柴上，听水从高处流下来，响极了，

訇—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我的四近越来越黑了，雨点在我头上乱跳。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东西在发光！哦，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又生了一群小猫了。原来它每次生养都在这里。我看它们攒着吃奶，听着雨，雨慢慢小了。

我觊觎那片荷塘许久了，它是今年才有的。

荷塘的前生是水田，开春后，田主人将稻梗铲除，引水，下了田螺苗。田主人住在城关，五六天来此地一回。偶尔，附近村子家养的鸭子，会跑到塘中觅食。村人怕鸭子吃了田螺，站在村道上吆喝：呼，嘎嘎嘎，走开走开。鸭子不理会呼号的人，悠然自得浮于水面，乐了，嘎嘎叫两句，叫你也听听。

谁也不知道，荷花的种子是什么时候抵达田螺地的，当荷花占领这里时，田螺的名声消下去了。鸭子再也没到那儿去过，顶多远远看一眼，田螺躲在荷花下，得仔细寻找，才能瞧见。

早上母亲说：今天的荷花开得很好，花一朵朵很大，不信你到窗子瞧一瞧。我推开窗，远山的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混合着风声、鸟声，以及村子里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声。我眺望荷塘，那些荷其实离我远着，我只能看个大概。

荷塘被密匝匝的草丛包围着，那些草长得没过膝盖了。荷叶不大，并不挤在一块儿，好像每张叶子都有自己的位置，且地盘还有盈余。风一来，荷叶翻面了，风小时，它们将叶子展开，风一大，又卷起来，我想起一句诗，同眼前的景致十分贴合：怯风荷叶卷。

一朵、两朵、三朵……数不过来的荷花点缀着荷塘，一些花已经大肆开放了，另一些含苞着，这些天准也要绽开的。这几日，我总是远远看一眼荷塘，母亲说得没错，今天的荷花一朵朵很大，看得极清楚。

我想到那儿去。

母亲靠近我，她也往窗外看，片刻后说：“草密，蚊子多，说不定还有蛇，别去了。”只是一片小小的荷塘，四周组成围栏的草，似乎正是为了阻止我的脚步。

等阳光洒满荷塘时，早上含苞的荷花，竟开了一部分。过了立秋，虽暑气仍有，但天的确高了，蓝得干净清透，就连云朵，也白得无暇而刺眼。天上的蓝与白，地上的红与绿，真是多姿多彩。

相比荷塘，稻田在这个过去的夏季里，着实逊色了。龙爹田里的稻禾长势终于赶上了邻近田间的。他今年来得不勤，没有多余的心思管田了。我今年亦看得不勤，不曾注意那些稻禾与往年相比如何。我们的心里都装着无数的心事，这些事常如稻禾，即便不管它，却长得更好。

我还是没有到荷塘去，母亲让父亲带我去，他轻车熟路，可晒人的艳阳，又一次阻止了我的脚步。我细想，每天远远看一眼，谓之：可远观。无法走近去看，即“不可亵玩”了，哪怕在烟火人家生长的荷，也有一副傲骨。

到了夜晚，我们这里的月亮总是早早就将自己挂上树梢了，我也曾想目睹一番“荷塘月色”，可惜，一入夜，田野便被“墨汁”染得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荷塘正处在月光无法“布德泽”的位置。山岗学校的灯，隐隐约约，光线的弧度有限，它伸不到荷塘。月亮多圆呢，多亮呢，月光也伸不到荷塘。

不过，我还是能在黑夜里指出荷塘的大概位置，虽然看不见它。也许荷花、荷叶、田螺都睡着了。我瞧天上的月亮，身旁的星星也是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