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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时钟计时学习时长)

30岁的老腰支撑不了久坐,司念念只能调整学习计划,像中学课堂一样设置番茄时间45分钟,休息20分钟。每学习一个番茄钟,得躺在床上歇一会,要不然腰受不了。

相比较身体的疲累,刘佳华要承受的更多的是来自于父母无声的压力。

“我爸妈虽然表面上并没有阻止我考研,但我知道他们觉得我不理智。“刘佳华很无奈,毕竟,在一贯传统的父母眼中,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早点结婚生子,才是人间正道。

他们会默默的给刘佳华转发,当地县城的事业编报名消息,或者是旁敲侧击说,XX亲戚家的表弟表妹结婚了。

刘佳华一般笑着敷衍过去,要不就视而不见,埋头背书。

小林遇到的问题更让人头大, 本来选了个末流985,就是因为看重了学校录取的人多,结果上来就遇到了缩招,原先录取100人,现在只剩下45。

活生生被砍掉了一半的人,也直接砍掉了小林一大半的热情。

更让小林抓狂的不仅是缩招,而且参考书也换了两本,相当于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都付之一炬。

小林一边默念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边默默流泪下单另外两本书。

考前遇到问题,更是十分的搞心态。比方石晶在报名的时候,差一点就放弃,因为准考证照认证失败。

现在大部分省份确认都是线上进行,需要提交身份证照片和本人手持身份证照片,按理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可偏偏对比的是当年大学毕业证上的照片。

“谁能和10年前长的一样啊?”石晶简直要疯了,刚毕业的时候自己只有105斤,现在自己是个160斤的胖子。原先的瓜子脸也变成了双下巴,眼睛也被肉挤成了一条缝。

本来石晶特地画了个淡妆去海马体照证件照,为了将来读研期间有一个美美的照片,没想到审核没有通过。

石晶着急地在网上寻找解决方案,有小伙伴分享自己成功经验——不要美颜,不要带妆。最好用手机前置相机拍,越丑通过率越高。越来越多的人验证这是有效的方法,可是石晶一遍遍拍照上传,一遍遍验证失败。

第12次失败后,石晶忍不住给上海招生办打了电话,很直白地说自己比十年前涨了60斤。招生办的老师也很无奈,因为往届生照片必须先经过AI智能比对,才能经过下一步人工审核。但是现在石晶被卡在了第一关 。

“AI识别不过,你可以用AI合成啊。用魔法打败魔法。”在朋友的提醒下,石晶用AI照相馆生成了自己的“AI证件照”。步骤很简单,只要上传十几张自己大学刚毕业的照片再加上几张近照,AI小程序自动生成。

看着眼前这“既像又不像自己”的AI照片,石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传考研报名确认。

“认证成功。准考证照片上传成功”石晶长舒一口气,但是随即又担心起来,万一考研当天被拦在考场外怎么办。

石晶用AI比对自己的现照、身份证照片和准考证照片,结果现照和身份证照片相似度85%,身份证照片和准考证照片相似度85%。本人和准考证照片相似度只有70%。

为此,石晶特意在考试当天随身带了自己的毕业证,提前准备好一段解释说辞,想要提前先做好准备以防被卡。

考研当天,入场安检时,石晶都会特意解释一下,自己长胖了。好在,有惊无险。虽然,本人和准考证照片相似度不是很高,但是监考老师在分别对比了本人和身份证,身份证和准考证后,就被允许进场考试。

囊中羞涩,全职和在职两难全

大龄考研,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钱。虽然重归学习角色,但是仍然要生活。房租、吃饭、生活用品、复习资料,甚至是辅导班、自习室……日常支出难免,那么钱从何而来呢?

吴开园认为即使准备考研,也不能断了收入来源,所以她选择的是在职备考。所以她除了每天晚上下班到家晚八点到十一点的学习时间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见缝插针”学习。她将专业课笔记电子版导入到微信读书上,然后利用上班通勤的时间来“听书”。在公司,开一些无聊的大会时,插空背几十个单词。

司念念心安理得当起了“全职女儿”,吃住都在家里。决定考研之后,她跟父母很好的沟通了一次,想要趁着自己还有冲劲儿的时候,再拼一把。司念念从小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家庭,她的决定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三十岁在家啃老,司念念也不好意思,就跟父母说,自己可以做饭。可是这厨艺实在是难以恭维,便承担了每顿饭刷碗的活。从小,司念念最讨厌的事就是刷碗,但是现在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

用劳动换房租,司念念在安慰自己。

同样是在家全职备考,一向好面子的小王实在是难以再向爸妈张口要钱。

所以,她选择去夜市摆摊。从1688和拼多多上进一些便宜好看的小饰品,每天晚上摆2个小时,好的时候能有一百多的收入,虽然和自己辞职前月入过万的收入没法比,但是买点生活用品、学习资料的钱是足够了。

何灵微则选择了回到农村奶奶家备考,没有什么社交,也没法点外卖,这样生活成本更小。所以花费基本上也就是考虑资料的一些花费,她就秉承着,“坚决不报班,也坚决不花冤枉钱。

她的考研经济账本一摊开,除了报名费200之外,只买了两本英语的历年真题和30块钱的网课视频。

和何灵微不同,虽然也是脱产备考,但是工作前几年,杨雅手头攒了10万块钱。

这次考研是抱着必上的决心,所以他花了15,000块钱报了一个1对1保过的辅导班。杨雅觉得这笔钱是花得比较值,起码是有专业的人去给你指导,不必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方向浪费时间。

马菲还有一笔额外的花费,就是在家附近包了一个考研自习室,一个月是1800块钱。

因为在家学习,诱惑太多,自控力实在是个问题。书桌离床的距离很近,很容易就学着学着就想躺在床上。

但是到了自习室,马菲起码可以做到心无旁骛的读书,毕竟是花了真金白银,也更有动力学习。

落了考研的榜,上了生活的岸

小鱼在30岁生日的前一天,收到了清华的拟录取通知。

她动情地写道,

“18岁的风越过了重重山岗终于来到了今天。我依然是最好的年纪。敬青春,也敬重启的勇气。"

而几年前,和她来自同一个小县城的黄璇,也做出了大龄考研的决定。31岁考研,33岁毕业考上北京高校的事业编。

在她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如果没有当时决定考研的勇气,她也就没有机会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开启不一样的人生。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功上岸。

可是,所有人都上了生活的岸。

30岁的刘佳华就在考研辅导班里认识了自己的老公,开始了一段相差6岁的姐弟恋。

虽然并没有考研成功,但是三观一致,情投意合的两人迈入新婚的殿堂。一年的时间里,刘佳华解锁了妻子、母亲多重角色。

更开心的是刘佳华的父母,一年前还在为女儿任性要考研却拒绝相亲而生气,现在天天抱着小外孙笑得合不拢嘴。

虽然当了妈妈,但是刘佳华还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首位。“我从来没后悔去考研,说不定哪一天我又重新备考。”

还有马菲,那个说自己在自习室才能学进去的马菲。她并没有上岸,但是,她开了家名叫“上岸”的考研自习室。

“我这人啊,还是喜欢折腾。我看我那个自习室天天满员。我一琢磨,这事能干啊。”

马菲是个行动派,说干就干,在小区里盘了个150平的房子,简单布置之后,便对外招租。生意火爆得很,一个月回本不说,还赚了小两万。

这不,不到一年的时间,马菲已经从找不到工作的“大龄求职狗”摇身变成了小老板了,据说下个月就准备开第二家店呢。

而司念念,已经做好了二战的准备。一战她比北大录取线只低了1分,十分遗憾。

(将北大录取通知书作为自己的手机屏保)

“那可是北大啊,难道就不值得再去奋斗一次吗?”

而且可喜可贺的是,备考期间,司念念一直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的考研历程和复习方法。一年的时间,不知不觉涨了1万多粉丝。

如今,“考研博主”的身份让她每个月有两三千块的广告收入。

这让她的脱产备考没了“后顾之忧”,也要为自己的北大梦再冲一把。

尾声

大龄考研值得吗?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单纯算经济账,大龄读研似乎并不那么划算。

一位2023年届Top3名校应届博士生,就后悔多读了几年书,“我今年博士毕业,拿到最高的Offer也就年薪60万,再看看比我早工作几年的本科同学,如今年薪百万不罕见,手里还攒了几百万,很羡慕”,他向《财经故事荟》诉苦,“要走学术道路可以读博,但残酷的是,读完博士进高校也很难。”

而对于职场老炮儿来说,全日制读研还意味着职场的中断。

更何况,如今不少985高校,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院校,已不再为专硕生提供宿舍,这无疑增加了求学的经济压力。

按照市场价,每月额外的两三千房租,三年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读研的总成本可能会飙升至20万。

再来看研究生教育的趋势。近年来,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上升,专硕生的录取比例也在逐年提高。从2010年的学硕与专硕3:1的招生比例,到2023年专硕报考人数超过6成,甚至在清华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专硕与学硕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4%与26%。这无疑显示了专硕教育的日益受重视。

回到职场现实,对于许多专业来说,本科学历加上三年的工作经验,可能在职场上比刚毕业的研究生更具竞争力。

而对于试图通过读研,来摆脱35岁中年危机的大龄职场人,“读研之后马上快40岁了,更不好找工作了吧”,这也是文刀的顾虑。

然而,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正如那群逆流而行的大龄考研人一样,听10000种声音,但终究只能走自己的路。

现在的大学生幼稚得像个孩子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大学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倒退一二十年,你一定会对如下场景目瞪口呆:

在一个招聘会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父亲正忙着填表,20来岁的儿子一言不发站在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

这不是假想,而是《这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越来越难》这篇采访文章描写的最新场景。

如果留心一下,会发现近期围绕“大学高中化”这个热门话题的分话题,除了“社会化越来越难”,还包括:有的大学成立家委会、组建大学生家长群、大学生考试成绩通报家长,等等。

通过罗列这一系列现象,为我们刻画出的,是幼稚、懦弱、社恐、无担当、无责任感的新一代大学生群像。

如果这一群像有较高逼真度,那么,于学生而言,上这样的大学,与这样的大学生为伍,意义何在?对教授们来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意义何在?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切的群像,但这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

01

“大学高中化”趋势从何而来

所谓“大学高中化”,是指中国大陆高校在教学和管理上,仍然延续中国大陆高中时候的主要做法:

其学习的目的,与高中刻苦学习的唯一目的是高考取得好成绩一样,大学努力学习,就是为了研究生考试一举通过。考研就是第二次高考,也是一次“改命”的机会。与考研无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课程或兴趣爱好,一概弃之不顾,考上再说。

为了取得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额,学生进大学伊始,就异常注重每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为了获取高分而熟读教材,分毫必争,大学知识教育应有的宽度和广度被有意放弃。

像高中时候一样,家长深度插手学校管理。他们对远在远方求学且已届成年的子女并不放心,担心他们贪玩好耍荒废学业,担心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是否吃饱穿暖,他们仍将成年子女当成高中生,他们开始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成立家委会、家长群,互通各种信息,随时出面,为子女排忧解难。

学校为减少麻烦,减少与家长方面的冲突,不得不做出让步,也逐渐像管理未成年人一样,介入本该由学生自治的领域,如早晚自习、寝室卫生、出行安全等。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02

学历崇拜需要祛魅

2023年,全国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达474万,而2007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只有459万。

这就好比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全参加2023年研究生考试都还不够,仍差了15万人。同时也说明,经过15年时光,研究生学历大幅贬值。

是不是当年只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如今必须要研究生水平才能胜任?又或者,产业升级翻天覆地,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到了大多数本科生无从着手?

非也。任何人都能看出:大规模扩招,使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岗位并未相应增加甚至在减少,为了脱颖而出,学生竞相取得更高学历,于是相同的工作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

大学招生是选拔性的,需要人才;工作单位的HR招人也是选拔性的,也需要人才。

在过去,可以说是大学在帮助工作单位的HR做人才把关工作,工作单位的HR只需要根据大学的标签安排人就行了。当然,工作若干年后具体表现另说,到那时候已经是领导裁定的事了。

而现在,随着大规模扩招,标签发放越来越多,大学已经承担不起为用人单位贴人才标签的功能。

但用人单位的HR面对一群毫无工作经验的职场新人,他们除了自己组织笔试面试,无奈之下还是得把大学贴的标签作为一项客观标准,视为选人的重要参考。即便HR错招了不合格的人,他们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大学身上:“他是985的,不过如此。”言下之意,错在学校,与我无关。

对非科研类工作而言,如今学历重要,但学历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这点从近年来研究生就业率就能看出端倪。

既然如此,大学也应从社会氛围的学历崇拜中适当抽身,名正言顺回归本分。

03

多数人读研是巨大浪费

中国大陆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的职场并不需要那么多“研究生”,大量就业机会还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基础部门。

然而,大量将来只能在基础部门工作的大学生,正拼尽全力挤入“研究生”赛道。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取得研究生学位证书之日,就是告别“研究”之时。

这是个莫大的讽刺,也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今天,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企业科技研发费用逐年走高,众多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技术来源,正是大学科研院所。

我认为,大部分的研究生,应该从这层关系中产生。而要把握这层关系,就需要那些准备进行“研究”的大学生对产业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事实是,非但大学生不清楚产业状况,很多大学教师对相关产业的了解程度也是隔膜的,有限的。

产业状况不是开几个座谈会就可以弄清楚,也不是一个在校大学生通过短暂的实习可以弄明白,他们必须在相关行业有一定工作经验,是带着真问题来学习怎样进行研究,以及准备研究什么的。

按照这个要求,很多专业并不适合招收兴趣不明、禀赋不明,只有考试成绩清楚的应届生;很多专业所招收的研究生,应该是有工作经验,有行业和产业认知的大学生。

压缩应届大学生在研究生招考中的比例,对报考者提出1年到3年相关工作经验的要求,应该是今后研究生招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那些与产业化相距甚远的基础研究,比如传统的数理化医文史哲艺术等学科,还是可以由本科毕业直接读上去研究高深学问。

一切一刀切的办法,总是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04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报考研究生,现实中还是不能排除有少数人仍然把考研当成唯一“改命”的机会,但至少在招生单位和研究生导师看来,可以一眼望穿该生的潜力如何,到底是否值得培养。

不仅如此,它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一,可以让一些高校放弃做“考研基地”的不良嗜好,认认真真做好本科教学,把培养对社会有用之才而不是考试之才作为第一要务。如此,为它们逐渐转型做职业教育提供动力。

第二,釜底抽薪地打掉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学历内卷,解除大学生的考研紧箍咒,让他们在更自由的大学校园中充分发扬个性,挖掘和发扬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校园,走进用人单位,感受社会,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而逐渐克服“社恐”,培养与人交往的自信与技巧。

第三,可以让大部分大学生放弃唯分数论,不再斤斤计较于分数多少,更加多元发展,也可以借此把家长方面势力清除出学校的教学与管理。

众所周知,现在的高校把考上研究生也算成是本科就业率。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往后拖而已,最终吃大亏的是学校的声誉和学生的时间精力。

考虑到从某一届起开始施行“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各高校的本科生都不能考,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又有何损失呢?

眼下面临的困难,让我们几乎退无可退,或许正是倒逼改革的好时机。

因为没有职称,王峰一个月到手 5200 元,他自嘲为 " 知识民工 "。

同样 " 被迫 " 卷成果的还有在某新一线二本院校教书的何文," 以前是图稳定、清闲来当大学老师的,没想到现在又穷、又忙、又不稳。"

10 年前,何文硕士毕业到这所二本院校教书时,学校书卷气比较浓厚,他因此没有将 " 职称 " 放在心上," 学校里有很多讲师,到 40 岁才着手申请副教授,他们专注于上课,靠课时费也过得挺开心。"

但这几年学校氛围开始发生变化。2021 年,学校开始筹备 " 冲一本 ",为大量博士提供 " 编制 ",同时针对学校认定的 A 类和 B、C 类博士提供 10 万到 50 万元不等的补贴," 评副教授的要求也不苛刻,只要能申请到青年基金或者出专著就行 "。

随着招聘的博士越来越多,何文所在的学校也越来越 " 卷 "。

从今年开始,何文所在院系的专职教师已不接受国内高校博士,只要海归博士乃至博士后;而针对已在岗的 " 青椒 ",学校则传出了 " 招生下行,经费有限,如果该聘请内没评上副教授,下一聘期或许无法续签 " 的消息。

为增强自己的竞争力,35 岁的何文申请了另一所 985 院校的在职博士," 不然真失业了,靠着硕士学历或许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

" 高校也不再是铁饭碗了,这一切都源于中国毕业的博士太多,学历贬值了。"在民办院校担任专岗教师的宋迪总结说。

2008 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后,每年博士都保持着大体量的 " 供应 "。

根据教育部数据统计,2023 年,我国应届博士毕业生达到 7.52 万人,其中约 40% 去往高校和科研机构。

一方面是博士增多,另一方面中国的高校数量不仅没有增多,反而因为大学合并呈现 " 减少 " 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五花八门的考核手段进行 " 选拔 "。

以宋迪所在的学校为例,因不属于事业单位,工资需要学校自行解决。为提升招生、就业率、学校口碑及实力,学校将许多指标压在了老师身上。

" 一旦老师完不成,就扣绩效。" 宋迪说。

而民办老师去外界讲课机会少、拿不到课题项目,除了工资以外难有其他收入。因此宋迪除了完成日常教学,带比赛、兼职许多行政工作外,还需要评职称、去学校的科研机构帮忙,以及发论文。

" 可以说,只要走了高校这条路,‘卷’是唯一的出路。" 宋迪说。

其实,从小卷到大的 " 青椒们 " 并不害怕卷,真正的痛苦是卡在 " 卷不赢 " 和 " 躺不平 " 的间隙之中。

" 我们双非院校的科研平台不够,学校又制定了脱离实际的要求,我们老师夹在中间两面为难 ",何文说,他所在的二本院校甚至对老师提出了 " 发 C 刊 " 的要求—— C 刊一般指 CSSCI 来源期刊,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 发这种刊物,更多是看学校背景、老师名气、是否有新实验数据,我们这样没什么名气的学校,投递后几乎没有机会 ",迫于无奈,不少同事目光放在了 " 申项目 " 上。

" 申项目并不要求必须是省级项目,市级、校级、院级都可以 ",何文顿了顿," 这样就留下了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所谓 " 可以操作的空间 ",就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人脉、关系。

作为毫无根基的新人,王峰深深体会到了作为 " 外人 " 的疏离感。" 青椒 " 职务低,无法担任 PI(首席研究员,项目的实际负责人),王峰只能加入其他老教授的项目组 " 熬 " 资历。

" 小城市关系错综复杂,有限的资源又被牢牢掌握在学校老教授们手里 ",排在他前面的有老师的 " 嫡系 "、拥有强社会关系的本地人……

项目组边缘人员的王峰,无法在校内申请到项目和资金支持,科研迟迟无进展。

今年是王峰入职的第三年,眼瞅着首聘期即将到期,手中还没有成果,王峰陷入了焦虑。

王峰也试过将目光放在校外,力求接触一些企业," 这样能有一些成果写上去,好评职称 "。

但现实是残酷的," 企业要的是命题作文,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但学校评职称要的是基础研究,是可以指导理论的 ",巨大的需求差异下,王峰根本吃不准企业需求,更别说解决企业的难题。

接连和企业接触后,王峰陷入了 " 自卑 " 中," 我也知道有成果了好谈合作,但一个最基本的药理实验,需要用 6 只小白鼠,小白鼠 50 元一只,一天喂养费 2 元,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我连小白鼠都用不起,怎么出成果?"

无论是校内科研,还是校外合作,青椒们陷入了 " 晋升悖论 " 中:年轻老师们需要有项目才能出成绩晋升,但项目又不会垂青于年轻老师。

为了能获得资源和重视,王峰从老家搞来一堆特产,到处送礼,开始在小城市经营人脉," 我感觉自己在做科研,但又不是在做科研 ",王峰有些无奈," 但是没办法,我没有成绩,去不了别的高校,去了也要重头再熬。"

按捺住躁动不安的心,王峰只能继续 " 仰卧起坐 "。

读博,毕业,上岗,三道难关

在王峰看来,高校改革后," 青椒 " 的路比以往窄了太多。

" 我从读本科开始,就决定读研、读博,然后进高校了。但现在我给本科生上课时,都建议他们,如果找到工作了,千万别继续读研,也不要觉得进高校当专岗老师轻松。"王峰说。

首先,读到博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 现在考研已经高考化 ",王峰特地研究了最近几年的考研题目,发现近些年难度陡然上升," 要是我参加考试,绝对考不上的 "。更有消息传来,如今研究生卡毕业率,不少学校 " 调高 " 了硕士研究生延毕率,硕士毕业相较以往变得困难。

入学读博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2021 年开始," 申请―考核 " 制逐渐取代统考,已经成为国内高校招生博士的主要方式。

在这一模式下,考生需要提供能证明自己的材料,包括不限于证明科研能力、外语能力多、博士计划书等材料,还需要向导师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

" 最关键的是公平问题 ",王峰解释,由于 " 科研 " 考核的存在,导师在选取博士时会偏向于能产出文章、自己认识或者关系更亲近的学生,这也意味着出身普通的双非考生读博的通道变得狭窄,甚至部分 985、211 高校甚至只招收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那些出身 " 普通 " 的学生只能去次一级的学校。

" 现在高校在招聘时,又特别看中毕业院校。不能去一个好平台读博,跟不了好项目,毕业压根进不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做专岗老师,大部分只能做行政、辅导员或者进企业工作 ",在王峰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 行政老师和大部分企业,并不需要普通学校毕业的博士,那你花时间读了干嘛呢?"

除此之外,博士毕业难度也增大了。" 博士虽然是 3 年制毕业,我们学校从 2020 年就规定了必须 4 年制,但实际上 4 年制如期毕业的只有 15%,大部分都是 5-6 年。" 在浙江某双一流院校读博的陈周豪说。

而在湖北某高校读博的李佳维则称,自己所在的学院 " 实打实要末尾淘汰 20% 的博士 ",被淘汰意味着延期,需要半年后再重新开题,然后再走评审流程," 并且可能被再度淘汰 "。

许多针对 " 青椒 " 的项目,有 " 男性 35 岁,女性 40" 岁的限制,因此越年轻的青椒,申请项目的机会越多、成功几率越大。

如今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年龄越来越 " 苛刻 ",甚至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招募 28 岁以内的博士生。

入职青椒卡年龄,已不是秘密

" 按照如今的模式,一名学生 22 岁本科毕业,一战就考上了学硕,3 年硕士毕业,4 年博士如期毕业,也要 29 岁了 ",何文说," 更何况在我们这样的普通二本院校,学生很难一战上岸读研,大部分都要二战乃至三战,就算博士顺利 4 年毕业,也都 31 岁了。"

" 而且,许多学校在招聘时候,要求第一学历本科层次要高于招聘学校 ",何文顿了顿," 对二本的学生来说,走高校专岗这一条路实在是太难了。"

最后的机会

尽管如今高校内卷严重," 但相比于私企,高校还是轻松很多的 "。

可以做项目、外出讲课,甚至到一定级别能走行政道路," 前景 " 和 " 钱景 " 都不错,许多在高校工作了一辈子的父母,正在想尽办法让孩子在小城市高校或双非彻底卷起来之前 " 上岸 "。

这些 " 资源掌握者 " 的孩子,青年高校教师形成了某种诡谲的竞争关系。

王峰曾见到一位省会城市 " 正高 " 职称的教授父亲,在孩子读大学时就替他规划好了进高校的路径。" 这个孩子英语一般,高考勉强去了一所没有保研名额的外地双非一本,按照他父亲的规划,孩子只要读下研究生,毕业后就能进自己所在的高校。"

但这几年,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教授们也开始发愁:进入高校必须要博士,孩子迟迟考不上重点学校的研究生,海外研究生要么国内承认度不高,要么毕业难。

最终这个父亲将目光盯上了小城市一本院校。他计划让孩子去境外读一个 " 容易毕业 " 的研究生,然后回国内托关系读个博士,以此为跳板,调到省会城市来。

为此,教授特意多次前往周边的二线城市," 提前给孩子铺路 "。

" 这些孩子如果顺利进入高校,一定会抢占大部分资源 ",王峰说," 何况实在走不通,还有行政这条路。"

行政岗相对于专岗教师来说,招聘要求稍低一些," 许多地方要求研究生即可 ",不少教授子女通过这一途径进入高校,然后再提升学历,伺机转成专岗教师," 就算不转,他们的工资也比老师高 "。

眼瞅着小城市双非学校的平静蜜月期即将结束,已在围城里的青年高校教师也在抓住契机挣扎 " 上岸 "," 只要拿下副教授,就不担心失业了 ",王峰说。

许多 " 青椒 " 自费购买版面,或者去一些小国家 " 读博 " 来满足海外经历的考评条件,也有不少 " 青椒 " 开始申报各种项目、补贴来推进停滞的科研。

望着如今越来越多博士卷向大专,王峰有些庆幸," 还好毕业早,不然我连卷的资格都没有了。"

5月,湖南吉首已经到了初夏,其他同学在学校里上课打闹的时候,12岁的心怡却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打针、吃药。

她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住院前的一个多月,她被“校霸”羞辱、殴打、勒索,在班级里被孤立,失去朋友。如今在病房里,心怡会控制不住地哭泣,或者发呆。因为欺凌者里有人戴眼镜,她见到戴眼镜的人就会有应激反应,以至于难以回归学校。

几乎同时,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内,周昭正规矩地坐在桌前接受教育。来到这里前,他是学校里的“名人”,张扬、暴戾。看到不顺眼同学,轻则嘲弄、羞辱,重则把对方打到跪地求饶。直到参与了对一名女生长达4个小时的凌辱、猥亵后,他被判入狱(未管所)。

心怡和周昭的故事不是孤例。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在监控拍不到的校园厕所,在午后空旷的田地,或者某扇紧闭的门后,欺凌可能正在发生。一份2018年-2021年对全国1.3万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显示,19.9%的学生会卷入校园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6.2%,欺凌者占0.9%,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的占2.8%。

“没有人是赢家。”成都未管所四管区副监区长潘雷长期接触未成年犯,其中不乏曾经的欺凌者。令他意外的是,少数被欺凌者最终也因为盗窃等非暴力犯罪服刑 ,人生被彻底改变。

弱者、异类?

王磊一直没有勇气点开手机里女儿被欺凌的视频,直到在派出所陪心怡做完笔录。他记忆里,那几分钟无比漫长,等到视频进度条走完,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视频中,心怡身穿校服,在校园的角落里被欺凌者逼迫下跪。傍晚天色逐渐变暗,不少同学举着手机、打闪光灯录视频,把欺凌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耳光落下前,欺凌者会把心怡额前的头发别到耳后,然后开始“游戏”:比谁扇耳光速度快、扇得响、连续扇得多。要不是用手背快速擦眼的动作,很难看出被打者在流泪。“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哭,不然会被打得更惨。”心怡说。

欺凌始于2024年初一寒假过后的一句传言,心怡回忆,“打我的人说我在背后讲了她坏话,但是我没有讲过。”

类似的欺凌理由,潘雷听过很多次。在成都未管所,他和同事一起做过调研,发现校园欺凌的开始往往是“以琐事施暴的荒诞借口”。

在潘雷看来,“欺凌者一般敏感多疑、自尊心脆弱,会对被欺凌者一个‘微妙’的眼神、一句不经意的‘冒犯’纠缠不放,如果对方不肯低头,那就要动用自己的‘权力’。”

潘雷管区的一个未成年犯周昭就有过欺凌他人的经历。在学校里,他和朋友常常与别人发生冲突,一件小事就能成为他们去挑衅欺负别人的借口。有次在食堂吃饭,只是因为他的“兄弟”认为一个学生插了队,周昭一伙就把对方拉到寝室打得头破血流。

欺凌给受害人带来的不仅有身体伤害,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交关系也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心怡挨打的视频被欺凌者发到了微信群里,最终在社交平台上传播。她因此成为了学校里的“异类”,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也纷纷和她保持距离。甚至一些她之前的“朋友”,也慢慢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中。心怡说,她不恨这些人,“他们也很难,如果不打我,他们就会像我一样被打”。

心怡的遭遇,心理咨询师尹己秀并不陌生,来找她做咨询的抑郁青少年中,很多人的噩梦都是从被欺凌开始。

尹己秀说,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对同伴强烈渴望的阶段,被欺凌的时候,会在人际关系感到无助,觉得告诉父母没有用后,又没有人帮助,他(她)就会不断退缩,开始对身边的事情丧失兴趣,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跟人沟通,很多孩子开始出现自闭的状态,严重的甚至会自残。

新京报记者以“霸凌”“校园欺凌”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200多份相关裁判文书中,有些被欺凌者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患了抑郁症,甚至有人发生冲突致死……

沉默的被欺凌者

心怡被欺凌的一个多月里,王磊也不是没有发现异常,从今年寒假后返校,女儿就开始变得沉默,他原本以为是女孩子长大了,开始有心事了,没再多问。

不仅如此,王磊发现,女儿身上还时不时出现伤痕。有次放学回家,女儿嘴角带血,他询问缘由,女儿说“放学时同学都着急出门,不小心撞到的”。但王磊不相信这一说辞,要去学校找老师弄清情况,却被女儿阻止。

直到出事后王磊才明白,女儿担心就算他找到学校,老师一般只会对欺凌者批评教育,或者让他们写检讨,这些没有太多实际作用,“我女儿担心他们加倍报复。”

心怡的沉默和不反抗,招来了更多无理的要求。其中一个欺凌者开始要求心怡每天上交5块钱的“早饭钱”,一个“老大”吩咐“小弟”跟心怡要烟,一周时间内拿不出来就会被围殴。

饭钱被要走后,每天早晨心怡要做“二选一”的决定,饿肚子,或者挨打。她大多选择前者,这样她可以少挨一顿打,放学后也可以早点回家。饿得不行时,她就和周围的同学要一点吃的,看不过去的同学会分一点面包给她。

王磊一直想找到答案,受害者为什么是自己的女儿?但他发现,心怡跟欺凌者之前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发生过冲突。他能想到的,是女儿内向、胆小,“一个弱者形象。”

后来女儿告诉他,之前自己脸上起过红疹子,留了疤,再加上皮肤有些黑,班上的同学就嘲笑她,叫她“黑妹”。女儿因此被孤立,唯二的两个朋友也是外班的。

别人眼中的“弱”和“怪”,让女儿成为了欺凌者们的猎物。

在另一名被欺凌者的讲述里,也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让他成为了集体中的“另类”。这名男生因为声音细,性格内向,又不擅长体育运动,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娘炮”。逐渐地,言语嘲笑变成了身体欺凌,有人曾扒掉他的裤子检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一次课间,他站在窗边望远,这位曾扒他裤子的同学突然上前拉着他一条腿,让他像青蛙一样单腿蹦跳,任他求饶也没有被放过,三四分钟后同学才停下。

在尹己秀的从业经历里,坐在对面的孩子讲述过很多次类似的故事。在她看来,霸凌的实质是一种权力争夺,很多孩子会想“你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类,那我就要去欺负你”。

青少年时期的欺凌,可能会让整个人生蒙上阴影。尹己秀回忆,在给一些成年人做咨询时,很多时候会追溯到那段充满昏暗、得不到支持、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光。

一些被欺凌者的悲剧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犯罪。在遭受欺凌的过程中,很多受害者的人格被破坏,有些选择沉默、忍受,但也有人通过别的方式发泄,比如盗窃,以及其他既隐蔽又非暴力的犯罪。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大多性格内向,不愿主动与他人交流,在日常改造中也表现得胆小、懦弱,经常否定自己,遇到矛盾纠纷时常表现为哭泣、自闭。

“这个人被我打服了”

“为什么要欺凌别人?”面对曾是欺凌者的未成年犯,潘雷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跟人打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充血了一样,整个人十分亢奋,似乎感觉不到拳头的痛。”周昭这样回答。当然,他也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惧和痛苦。直到对方遍体鳞伤,向他跪地求饶时,他才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这个人被我打服了。”

潘雷发现,欺凌者的一个典型心理特征就是以他人痛苦为乐,很多欺凌者施暴前甚至没有明确的计划,只享受欺凌别人的过程,“他们肆意发挥人性中的恶,让被欺凌者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恰恰能让他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成都未管所的另一个管区,罗威也因为故意伤害罪正在服刑。在学校时,他常常欺凌同学。但实际上,他也曾是个被欺凌者,小学时高年级学生经常向他索要零花钱,拿不出来就会挨打。最重的一次,他的衣服都被撕坏了,还把他扔进了厕所旁边的垃圾房里。

后来,他通过同学的哥哥介绍,找到了一帮“社会人”帮他报复。动手那天,罗威就站在旁边看着,从欺凌的受害者成为了旁观者。一开始,他还感到害怕,后来跟着这帮人再围观几次,就慢慢“适应”了。

那些高年级坏孩子没有再欺负罗威,这让他觉得,暴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让别人怕他。最关键的,打人似乎也没什么后果,最多也就是请家长或者写检讨。他开始跟那群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经常请他们吃饭、上网、打游戏,也跟着他们去打架。

他从这些“朋友”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彻底摆脱父母的控制。

“那帮人教我,多气一下父母,他们就不管我了。”罗威更放纵自己,在父母面前也更加肆无忌惮,过去那些作用在他身上的约束、规则开始逐渐失效,他也变得暴戾、喜怒无常。

对于欺凌,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参与者,而不仅仅满足于旁观。在学校,如果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或者只是看谁不顺眼,他就直接用暴力解决,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直到202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罗威和同伴在回家路上遇到之前有过节的人。“我们冲上去就打他们,对方越反抗,我就打得越凶。”被暴力快感冲昏头的罗威掏出随身带的刀子,捅向对方。

面前的人倒下,打架现场瞬间安静下来,罗威被吓住,然后逃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胆量。

如今,在成都未管所,脱离了小团体,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封闭、懦弱。潘雷记得,有次罗威和组员发生了肢体抓扯,民警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和询问在场人员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发现主要过错在对方,罗威是被欺负的一方,但他并未向民警反映真实情况。

何以成为欺凌者?

在周昭的记忆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学时起就已经开始紧张。他转过学,因为难以适应新环境,成绩下滑,开始厌学。逐渐地,他变得贪玩,常常逃学、打架。

周昭的父母经商,平时和自己交流很少。他回忆,父母一开口就是自己的各种不是,跟他强调学习。周昭完全听不进去,为了避免跟父母发生争执,他在家尽量少说话。这样一来,家里的氛围变得更压抑紧张。周昭逐渐感到难以忍受,“一分钟也不想在家里待着。”

不回家换来的是更加严格的约束。首先是经济控制,想买东西,就需要让父母满意的考试成绩。他做不到,开始到处向朋友借钱。借了又还不上,就只能向父母撒谎。亲子关系越来越疏离,父母也越来越不信任他,即便他讲的是事实。

其次是时间控制。罗威的父亲觉得时间就应该花在学习上,玩就是浪费生命。罗威喜欢打篮球,有次他去小区里打球,但父亲只给他20分钟时间。20分钟后,父亲真的出现在篮球场边,让他回家。罗威觉得很丢面子,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没想到,父亲当着朋友的面给了他两耳光,黑着脸喊他“爬回去!”

这种打骂几乎是家常便饭,父亲喝醉酒之后的暴力行为会进一步升级,有时会让罗威心生恐惧,在家都不敢发出声响。

为了找到情绪出口,罗威把在家的压抑发泄到了外面。他和一些兴趣相投的同学,甚至是“社会上的朋友”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是打架还是喝酒,我都觉得开心。”

尤其是在欺凌同学时,拳头落下,更能让他感到释放。

“通过对犯群的调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在欺凌事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失灵。”针对近年收押的罪犯,潘雷和团队通过对罪犯进行谈心谈话、向罪犯家属了解成长轨迹、对案情进行复盘推导等方式,做了许多调研。

潘雷发现,这部分未成年犯和父母的关系大多都比较紧张。很多是亲子沟通较少,对孩子只是物质上的照顾,或者父母只关心孩子的成绩。

另一方面,这些未成年犯很多从小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们中留守儿童和寄宿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这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而校方更多地注重升学率,只关注成绩优异的学生,疏于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法律法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教导。

从2016年开始,一个名叫“同伴行动”的改善校园欺凌项目在山东济南的多所中学发起。

项目采用了应用戏剧的形式,戏剧由招募的中学生创作,很多人的经验来自日常看到或经历过的事情。

令项目负责人赵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中一个剧里,一个“老师”说,当他发现学生之间有矛盾时,安慰过被欺凌的孩子后, 说了一句“你也要反思你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好像老师觉得他站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角度,但对被欺凌者来说,这是受害者有罪论,一点公平公正的感觉也没有,很多学生的求助会就此打住。”

陕西妇源汇性格发展中心的艾老师在一线做了五年社工。她认为,现在改善校园欺凌实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老师应该做什么,家长应该做什么,没有人教。很多时候,我们会建议被霸凌的孩子告诉家长、告诉老师,然后呢?

漫长的伤痛

从4月初开始,心怡就一直在医院里接受抑郁症治疗。

如今在病房里,她还是会时不时想起被欺凌那段日子里,自己对学校的恐惧。那是种无法排解的痛苦,有一次她在班级里捡到刀片,划在手腕上。有几次她甚至想过跳楼,她曾在学校的楼道口徘徊,“不如就此解脱。”但想到自己的父母,她又停下了脚步。

王磊从警方那里得知,参与欺凌女儿的一共有15人。一份心怡的诊断书记录了他们的欺凌后果:左耳膜穿孔,同时身体有多处挫伤,抑郁自评量表测出她有中度抑郁症状。

“前两天我看见心怡在床上使劲地摇头晃脑,嘴里还一边嘟囔着什么。”看到这一幕,心怡的母亲杨之华瞬间红了眼眶。

与欺凌者有关的一切都会让心怡感到害怕。杨之华透露,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生,下手很重,所以她非常害怕戴眼镜的同龄人。不仅如此,心怡看到学校老师出现在医院,情绪就会忽然崩溃。“学校的领导都知道我被打了,但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些人一定还会再来打我的,我好害怕。”她对母亲说。

一个月来,心怡的病反反复复,但总算有一点好转。按照王磊夫妇的打算,心怡康复后,还要帮她办理转校。但她已经畏惧了学校,“我害怕上学,也不想交朋友,交朋友也没什么用。”

这几天,心怡在手机上看到同学们出去研学的视频,那里有几个霸凌者的身影。她还没等到欺凌者的道歉,这让她困惑。“为什么欺负我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而我还要遭受这些?”

(文中除潘雷、尹己秀、赵菁外,均为化名)

有时候会觉得 ——

我的幸福脱胎于几代人的痛苦。

前段时间和老张讨论,说每次去我爸妈家吃饭,他都觉得特别羡慕。觉得我和家人关系融洽,爸妈足够相爱,而我们仨也无话不说。

他说如果没有深入了解,会一直以为你爸妈也是在很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说完我俩顿了一会儿,相视一笑。

因为我现在越长大越明白,我从小到大得到了那么多尊重,有权利去选择做任何事,去不去兴趣班,要不要请假出去玩,买什么毛绒玩具,而这都是因为 —— 我爸妈从来没有得到过。

我以前讲过,我妈小时候几乎没有出去玩的权利,周末永远要被关在家里,甚至连学校的春游都被禁止参加,更不可能拥有喜欢的玩具,青春时期的代名词是压抑。
所以她发誓在生了小孩之后,要给她很多很多自由,给她任何她想要用的爱与玩具。所以我小时候可以因为想玩而跟学校请假,有很多喜欢的芭比娃娃。

而我爸也是在一个很严格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是吃饭如果夹错了菜,就免不了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的那种。

所以他也很小就决定,要成为一个温柔且耐心的爸爸。也因此我从小到大没挨过他一句打、一句骂,他也的确承担好了一个父亲的角色,承包了家里大多数家务,不厌其烦的用照片和视频记录我的成长。

而我爷爷奶奶则因为小时候对我妈管教太严,而补偿性的把他们所有的爱,都非常完整的给了我。

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控制欲的,宽容且温柔的爱。

甚至连老张也是一样,他也在一个比较压抑的家庭中长大,所以他非常渴望我们能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为此他擅长包容、倾听,他尊重我的选择,愿意离开家乡和我呆在成都生活,也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也认真的表达爱意。

而恰恰就是这些因为体验过痛苦,而慢慢生长出的爱意,照亮了今日的我。

其实小时候我从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幸福」,我虽然每天都很快乐,但我一直以为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庭都像我一样,有爱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

直到我长大了,才知道幸福其实很难得。

—— 我看似是一个寻常的个体,但其实更像一个集合。站在塔尖幸福的我, 被几代人从不同的痛苦中高高托起。

而我也足够幸运,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经历过痛苦后,都在往「让另一个人幸福」这个方向迭代,而没有从一个受害者变成另一个加害者。

所以今时今日我也越来也觉得,一段健康的成长经历实在太难得了。就好像一串要经过无数个卡顿版本,才能终于流畅运行的代码。

而比起感知幸福的能力,更珍贵更坚韧的,其实应该是那种从痛苦中脱胎换骨,愿意奔向幸福、重新奔向幸福的能力。

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并不难,难得是身边充分围绕想让你幸福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勇敢又迷人的勇士。


@菜刀曦曦:今天有时间,聊一下我对孩子教育的想法。

我之前说我更想让得意 “一事无成”,这里的一事无成,更多的是指事业上吧。

并不是说我就是希望他啥也不干,混吃等死,没有一个母亲会为孩子做这样的打算。

只是我感觉他作为一个男的,不可避免的,在成长过程中会一定会有人跟他说:你是一个男子汉,你必须要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大事业,你必须要去拼搏去厮杀去奋斗,这才是爷们儿,才是汉子。

这个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朋友,也可能只是路人,甚至是他自己在影视作品里获取到的信息。

而我作为母亲,我想让他知道,他其实不必如此,他可以没有事业。

他可以把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可以为爱人洗手作羹汤。

他可以不必强势,可以软弱。

这并不是没出息,只是不同的人生选择。

不要被那些男人一定要怎样怎样的说法裹挟。

相反的,如果我有一个女孩。

她不可避免会从各种渠道得知,女人应该找个好归宿,应该小鸟依人。

所以我会想跟她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应该是独立且坚强。

就像我妈曾经喋喋不休跟我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挣 100 块就有 100 块的自由一样,绝不要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一样。

我的人生因为我妈这样的教导受益良多,如果我有女儿,我也会把这个观念传递给她。

我不觉得这是生了男孩,就对男孩要求低,对女孩要求高,变成了精神男人。

我觉得这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吧。

当然,我也不知道实践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可能收效甚微,还有可能因为家庭教育跟社会影响背道而驰,令孩子陷入了迷茫和矛盾。

我也不去奢望一定会按照我的设想去发展。

这样的想法可能也跟我弟的性格有关系,我弟性格就是偏柔和一些,他是一个完全没有野心没有攻击性的人,非常安于现状,我感觉这样就很好。

但是我感觉我弟的性格其实也不是教育出来的,他小时候我爸就经常给他灌输是爷们儿就要战斗那种思想,结果目前来看有点白灌。

我弟一滴都不想战斗,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觉得辛苦压力大,决定回到县城考公务员。

考上公务员也完全不想当大官,领导让他留下来陪上级吃饭喝酒,他跟领导说他要回家吃杀猪菜,没时间,就先不陪了。

跟我以前接触到的同事比起来,我更喜欢我弟这样的性格,喜欢他想要更多的陪伴家人,不去应酬钻营。所以我也希望得意将来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