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没滋味 扎进短视频的海市蜃楼

从老家回来两三天了，老家的孩子们沉迷短视频的景象仍在眼前。问了几位朋友，各地的情况差不多。短视频控制了孩子，就像病毒控制了宿主。

手机成瘾，尤其是短视频成瘾，是当下一个普遍现象，原是不分城市与农村，成人与孩子的。但把农村孩子列为中毒最深的群体，当无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思考是，技术的原因只是表象，文化的原因才是根本。

孩子容易被炫目的，新奇的，变幻的东西吸引，这是本性。我们80后回想小时候，为了看电视也是跟家长斗智斗勇，死缠烂打。每周二下午电视上播放雪花片的时候，也都怅然若失。

但从电视到手机，屏幕里边长出了看不见的手，就是算法。这只手算无遗策，把孩子的注意力榨得干干净净。节目时长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电视剧再烂，好歹有个完整的故事。短视频30秒，只能引起感官的最浅层的刺激。所以如果你实在无法控制孩子看手机，可以尝试引导他们看一些长视频。短视频如果成为孩子主要的精神养料，孩子便有退化为动物的危险。

短视频及其背后的算法推荐技术，绝对是人类前进道路上需要下大力气应对和适应的挑战。为什么我还要说技术原因只是表象？

因为我发现，费很大气力把手机从孩子手上拿走之后，孩子会陷入无事可干的境地。现实世界枯萎了。城市还有书店、剧院、公园、商场可以打发时间，农村几乎只剩下短视频了。孩子放下手机后，看到的很可能是大人正在对着手机嘎嘎乐，那么他们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等我长大就可以肆无忌惮刷手机了。

农村社会的文化溃败，才是最致命的。我们80后小时候的农村社会，可并没有这么凋敝。虽然那时候更穷更闭塞，但人还没有退化成只会躺在床上刷手机的动物。当时的农村仍是一个自足的生活世界，有礼仪有美感，天地自然都在人的四周。我记得我妈在夜里纺线的情景，记得在胡同里乘凉时长辈们讲的故事，记得跟小伙伴一起摸鱼、玩火、下象棋、练书法。我记得木工做活时洒落一地的刨花，记得众人一起盖房子时的热闹与欢乐，记得麦收时打谷场里牛是怎样拉着石磙一圈圈转，记得村后磨坊里长长的鼓胀的布口袋。

什么是文化，文化不是识文断字，是耳濡目染。

现在公路修通了，电商下乡了，网络发达了，学校不要钱了，但我觉得现在的农村孩子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地生活在文化沙漠中的一代。人和世界之间，只剩下金钱和网络。人是动物不假，可人是渴望理解渴望趣味的动物。短视频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趣味，但要知道，那已经是孩子们能够接触到的最有意思的东西了。短视频有个致命的优点，不要钱。不是已经有人总结了吗，现今凡是有趣的物理空间和现实体验，都是昂贵的。

人人都能看到短视频的魔力，但很少有人看到现实世界的文化溃败。这其实是同一个进程。生活方式消失了，人们正在过的是没有方式的生活。

刷短视频这个动作的实质，是逃离自身。而在实际生活中体会不到乐趣的人，最渴望逃离自身。一个地方的人活得越没有滋味，越渴望扎进短视频的海市蜃楼。

一个小学班干部的贪腐手腕

1

七个人的班级，就像一个王国。13岁的副班长小赐（化名），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然而，就是通过这点权力，他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小赐上学放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他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

但这个13岁的孩子，却把这点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别的孩子们怕他什么呢？

2

先说其中一个名叫小岩（化名）的孩子。

小岩的母亲钱惠发现小岩经常偷家里的钱，且屡教不改。

有一次，钱惠（化名）气极了，找出一把刀，放在桌子上。又找来长长的绳子，从屋梁上穿过去，两头垂到地上。

‌‌“你包里六块三毛钱又是哪里来的？……你不是讲过你再拿钱就自己断一只手吗？刀在这里。或者，你干脆上吊算自杀吧，就当我们没有养你。‌‌”

僵持了十多分钟。父亲何俊（化名）发话了：‌‌“小岩，我们不打你，只要你勇敢讲出来，只要你不继续犯错，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子。‌‌”

突然，小岩浑身颤抖，哽咽着却哭不出声来，哽咽了好久，终于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这钱是给副班长小赐保管的，我如果说了，他就不要我活了。‌‌”孩子泣不成声。

‌‌“你上周偷赵老师的钱到哪里去了？‌‌”‌‌“我星期一要背书，如果不准备两百块钱，我书就背不过，我就要喝尿、吃屎，还要挨打……‌‌”

震惊之余，何俊将信将疑：‌‌“你说你吃屎了，喝尿了，可有人看见？‌‌”‌‌“全班六个人（除了小赐）都喝了。‌‌”

问了大半晚，已经到了当晚10点过。钱惠一边听，一边伤心，他们决定次日去其他同学家问问。

3

小岩所在的安徽怀远县火星小学位于城郊，此前属于火星村，多年前因为发展工业区拆迁，火星小学搬到了现在的地方，保留了一个教学点。这些年，很多学生陆续转学，这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小岩所在的班级，从最开始的20多人，读到六年级时，已经只有7个人。

次日早上七点，何俊和钱惠叫起儿子，去了班长小东家。

听了钱惠的诉说，小东的爸爸铁青着脸，朝向小东：‌‌“你可喝过屎尿？‌‌”小东嗫嚅着说没有没有。父亲扬起手要打他，被何俊阻拦。两个女人把小东叫到一边，给他打气做工作，小东承认了。

钱惠又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小江家、小运家、小邢家。走一处，就把孩子带在一起去下一家。

最后一家是小然家。钱惠对小然的爸爸贾波（化名）说：‌‌“你可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吃屎喝尿了。‌‌”

贾波头脑一片空白，呆了呆，问儿子可有此事。小然嗯嗯着不敢讲。

小岩见状，哭着朝小然喊：‌‌“你讲吧，我们都承认了。‌‌”

小然于是和盘托出。

4

家长们找到学校，把情况汇报到了怀远县教育局。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找到涉事的六名学生进行调查。

按照学生们的讲述，小赐制定的规则是这样的：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他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钱，作业检查肯定过不了。这一点，小然的父亲贾波曾经有过疑问。因为老师布置了作业，儿子回家后，他们就督促儿子写字，写了整整两个本子，他也检查了。可次日，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你家小然作业又没有写！200个字，就有180个字写错！‌‌”

贾波不服，说自己亲自督促儿子做了作业。‌‌“不信你来学校看！‌‌”老师撂下这句话，挂了电话。贾波满有自信地跑到学校，让儿子把作业本拿出来，但儿子拿不出来。‌‌“我看着你写好的，你是不是搞丢了，你再找找书包。‌‌”小然茫然地把书包翻来翻去，没有。贾波被狠狠批评了一顿，觉得一头雾水。

直到事发后，小然才敢告诉爸爸：因为自己没拿到足够的钱给小赐，小赐在检查他作业的时候，直接撕了扔了。

当然，如果拿不到足够的钱，背书也过不了。

所有的孩子都有类似遭遇：拿了钱，过不了关也能过；不拿钱，过得了也不能过。逼人吃屎喝尿、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这个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

5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的调查人员有些不解：喝尿的事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家长？

小东回答：‌‌“没有告诉，怕小赐打。‌‌”小东的说法，代表了所有的孩子。

实际上，除了小邢外，其余孩子都比小赐高大，有的甚至要高出一个头！论打架，小赐当然不是对手。

然而小赐有办法。孩子们在回答家长的疑问时说，要惩罚人时，他会让大多数孩子通过作业检查，让通过作业检查的孩子，打他要惩罚的孩子，于是孩子们人人自危，言听计从。

根据孩子们的讲述，记者了解了小赐成为‌‌“孩子王‌‌”的过程。

在二年级的时候，小东和小赐成绩优秀，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和副班长。

因为小赐表现强硬，拥有了检查作业和监督背书的权力。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能通过背书和检查作业，比较亲近小赐，会将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小赐。慢慢地，如果没有零食，小赐就会索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过关。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学生们怕被老师打，千方百计要通过作业检查。三年级的时候，小赐开始上网，不再满足同学们给零食，开始索要钱，并让同学给他买早饭。

先是几块、十块、十几块，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小赐。

到了四年级，小赐迷上游戏，要买装备，常常去网吧。小江有自行车，他就指定小江送他上网吧，并规定时间，到了时间要去网吧接他回学校。同学们的沉默，让小赐胆子更大了，他规定每周必须例行给钱，如果要检查作业了，就额外收更多的钱。

有些孩子也想过反抗，但他们担心，如果搞不倒小赐，那以后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小赐被投诉过三次向同学要钱，班主任顾利珍（化名）都知道了，但小赐的副班长地位，却牢不可撼。

一步一步地，最终发展到喝尿吃屎他们也逆来顺受。而小赐，通过这种人格矮化行为，彻底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成为了这个群体的‌‌“王‌‌”。

有一次，小邢的家长发现孩子偷钱，后来找到学校，在小赐的课桌里找到了钱。此后，同学每次拿来钱，小赐就不再收下，而是先点数，点了指定一个学生保管，等放学的时候，或者他用的时候，再拿来。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均称，小赐的头脑不一般。他们举例说，小赐曾经卖游戏装备就卖了一万多。

小岩说：‌‌“最开始怕他，后来就彻底臣服于他了，他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6

事情暴露后，家长们找到了以前班上唯一的女孩子小静，小静也表示自己喝过尿。后来她一直念叨老师教得不好，加上搬家的原因，就转学了。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小静交给小赐的钱最多，因为她常常帮妈妈在超市卖东西，得手的机会最多，前后给了一万多元。其次是小岩，因为家里钱比较宽松。其余的孩子，有的给了两千到四千不等。

7

四川大学社会学博士肖尧中在分析此案时表示，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社会权力效应在这个小群体的投射。确实，这个孩子比较聪明，他善于运用权力对群体进行制衡，他本身不具有暴力，但他为了收拾人，巧妙地通过某个正确的借口（背书），让多数学生去打他要收拾的人。而且他善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比如找学生帮忙保管索要来的钱财。最终，他通过让同学喝尿吃屎这种矮化人格打击自尊的方式，彻底解除了同学们本能防御，让他们臣服于自己。

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产生权力。而权力的监督，必然来自赋予权力者。赋予权力者监督的失职，是导致权力为所欲为的原因。所以，就这起事件来看，老师的监督失职，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2

毕业后，他才发现‌‌‌‌“吃饱‌‌‌‌”并不理所当然

我与源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9月的课堂上。那个学期，我被教研室安排给1516045、1516046两个班上专业课。依照惯例，初次上课，我们会自由讨论一些问题，也会让学生随意发言，讲讲各自求学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莫源盛头戴一顶浅色的棒球帽，大大的眼睛分外精神，坐在教室左侧的后面，清瘦的身板套着一件素色衬衫，他淡定地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语气平缓地讲起了他和姐姐打火把上学的情景。我当场和源盛约定，一定要找个时间，去他走过的山路看看，师生之间的承诺由此达成。

源盛所在的内翰村算得上紧挨广昆高速，坐在源盛家的天台上，可以从树丛中隐隐感到车流的声浪。只不过，受制于高速公路的封闭性，村庄并未受益于修路带来的便捷。在源盛记忆中，村庄以前的路都是泥巴路，超过手扶拖拉机体量的机动车，都很难开进来，近十年随着国内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加上政府对乡村基建的重视和投入，路面的硬化逐渐变为现实。当然，这种硬化目前尚停留在机耕路层面，因村庄依山而建，地势高高低低，连接各家各户的小路崎岖不平，还没有条件完全铺设水泥，为了防滑，和几十年前一样，只能依靠泥巴路底子上铺设的碎石。也由于身处大山，交通不便，内翰村1998年才顺利通电，直到今天，源盛依然记得七岁之前，村庄照明主要依赖煤油灯，刚刚通电的时候，因电压不够，过年打火锅，想开个灯管照明，都不能拥有稳定的光源，不少村民家里都保留了祖祖辈辈用惯了的煤油灯。电视机也是很迟才有，至于空调，哪怕到现在，对于村民都是稀罕物，除了山里凉快，也和供电不稳有关。

纪录片《出·路》

对他的家人们，年幼时，源盛感受到的唯有爱，等到长大，负载在浓浓的亲情中，他却隐约觉察到了一种难言的尴尬：考上大学，为家族争光固然让他自豪，但亲人对大学的隔膜，对他不切实际的期待，却让他压抑、不自在。爸爸一直坚信儿子的光明未来，‌‌‌‌“考上大学，工作稳了，前途也稳了‌‌‌‌”。大伯甚至以为源盛毕业后，国家能够包分配，有些远房亲戚受到网络信息的误导，对本科生的真实收入并不了解，经常试探性地问源盛，是否可以拿到五六万一个月？

他们一直坚信源盛会轻易在广州获得工作，自然，他们无法想象年轻人立足城市所面临的真实挑战。对这些善意的关心，源盛无所适从，他仿佛找不到一个契机，将大学的真实境况告诉他们。和室友一样，每到春节，源盛尽管渴望回家，但又害怕亲人的询问。进到大学后，源盛对同龄人的状态，颇为震惊。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是同窗聚在一起，一起玩耍，一起讨论问题，而不是现实中的沉默和隔膜，‌‌‌‌“大家好像没有太多热情，没有交流的欲望，都在忙着看手机‌‌‌‌”。与高中生活相比，源盛明显感到，高中阶段因目标明确，班上很容易凝聚起一种昂扬的氛围，进到大学，个体如脱线的风筝，不少人会陷入一种真实的迷茫。‌‌‌‌“大一时，我们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大三时，想法慢慢清晰，很多人会去考会计证、教师资格证‌‌‌‌”。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源盛貌似有很多选择，诸如不同的手机、不同的圈层、不同的玩法，但诸多的自由选择，并不能祛除内心的疑问，‌‌‌‌“不知道什么叫信仰‌‌‌‌”，‌‌‌‌“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更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在想什么‌‌‌‌”。

初入大学的兴奋期过后，他观察和了解到的现实，开始让他莫名失落，他隐约觉察到了同学之间的差距，‌‌‌‌“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有后台、有背景、有财富的人。‌‌‌‌”大多数同学不会关注广州房价的变化，源盛却深感学校周边房价飙升带来的压力，‌‌‌‌“毕业后，我就算打个一万块的工，也很难买得起房子，弄不好，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同龄的舍友，大多没有源盛敏感，也很少留心现实，除了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有些会沉湎追星，有些则明确表态，在追女孩和打游戏之间，会选择打游戏，‌‌‌‌“追女孩好累啊，还要花好多钱‌‌‌‌”。这种种真实的困惑，促使源盛思考一些问题，‌‌‌‌“我会追问生和死，会追问人的一生到底能干什么，也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直面现实的困扰，源盛的应付方式是，‌‌‌‌“将它们写下来，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从初中开始，他坚持写日记，高中时候，他立志二十二岁之前写一本书，到大学，他开了一个公众号，为锻炼文笔天天更新。

大二时，他曾交给我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文稿，算是提前实现了写书的愿望。也许，大学对源盛的意义，就是在专业的庇护下，能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的梦想。他曾经想过‌‌‌‌“建立一个文学流派‌‌‌‌”，但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从事的工作，能够和文字有关。2019年6月，毕业季如期来临。临近离校，源盛不像广东F学院的往届校友，提前在龙洞寻找住房。随着地铁的开通，龙洞的房租年年看涨，为节省开支，他和舍友罗益鹏在二号线的嘉禾望岗，找了一间月租五百元的老房子。‌‌‌‌“房租是真的便宜，但地方也是真的偏僻，看起来像在荒郊野岭，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对于工作，源盛的要求很明确：和文字有关，自己真心喜欢。以A 机构为界，他的求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网络海投，进入A机构。

平心而论，尽管没有受到疫情影响，源盛这一届求职并不顺利。考研失败后，他没有二战，选择了就业。他整体的感受是‌‌‌‌“小公司offer随便拿，感觉还挺缺人，但说倒闭就倒闭，没有任何确定性，大公司、正规一点的单位，要进去就很难，至于考编和考研，难度则更大‌‌‌‌”。源盛面试过一家小公司，说是面试，其实就是敷衍地聊几句，没有谈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就宣布将他录用，‌‌‌‌“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这种公司，我就算毕业三四年，都能随便进，要是这样，那我读大学有什么意义？‌‌‌‌”他观察过公司的员工，大都是一些中专甚至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源盛坦承：‌‌‌‌“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觉得既然念了大学，起码和他们应该有点不同。‌‌‌‌”他拒绝了这家小公司，通过两次面试，进到了A 机构，‌‌‌‌“原本没有机会，因为我是男生，A 机构权衡了好久，最后录用了我。‌‌‌‌”A 机构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算得上行业内的翘楚。源盛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对外宣称的教育理念都是套路，‌‌‌‌“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制造焦虑，将老师变成机器后，招生时，再通过打击孩子的自信，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让家长相信，只有报班孩子才有希望‌‌‌‌”。

源盛负责语文教学，他没有坚持多久，‌‌‌‌“顶不住了，良心上过不去，感觉太赤裸裸了，和我想象的教育完全两回事，想想还是算了‌‌‌‌”。‌‌‌‌“累，我倒不怕，但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让我别扭、不舒服。‌‌‌‌”当然，源盛也承认，机构的好处是人际关系简单，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好相处；其次，待遇也还不错，第一年受应届生条款保护，年薪不低于八万元；另外，以后如果谋求去公立学校发展，教育机构的工作经验，也会提供一些竞争优势。爸爸得知源盛找了一份教职工作，非常开心，他不能理解教培机构与学校的关系，无论儿子怎么解释，他都坚持，只有进到公立学校教书，才能称为老师。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而言，父母对子女的薪水多少有一些期待，尽管源盛的爸爸妈妈对他的收入没有要求，但家庭的真实处境，让他不敢懈怠。在无法说服自己坚持A 机构的工作后，源盛没有告诉父母实情，果断离职，投入了另一场求职之路。离开A 机构，源盛才真正意识到就业的难度，他由此进入求职的第二阶段。付完两千元违约金后，房租、伙食费、交通费瞬间变成刺眼的数字，变为真切的经济压力，让源盛感受到了生存的艰难，‌‌‌‌“有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下顿没有着落时，就突然明白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从小到大，源盛从没觉得吃个饱饭有多难，毕业后，他才发现‌‌‌‌“吃饱‌‌‌‌”并不理所当然，‌‌‌‌“如果不去努力，不去干活的话，真的会饿饭‌‌‌‌”。

在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以前，源盛拼命兼职，做过很多短期工：‌‌‌‌“先是到一家快递公司，通宵分快递，工资当日结算，每天一百到一百二十元。随后又去了长隆天鹅餐厅当服务员，根据排班负责擦桌子，也是按天结算。最后还去了野生动物园园区当保安。‌‌‌‌”其中，当保安让源盛最为难忘，因个子瘦小，他穿的衣服很难合身，哪怕小码，套在身上都松松垮垮，袖子更是长出一截，当保安同样是日结工，每天一百二十元。‌‌‌‌“这份工作给我一种荒谬感，我发现保安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此外，源盛利用空隙，还曾去科学城当过研学的带队老师，‌‌‌‌“非常好玩，也很有意思，工资也超级高，但不稳定，没有任何确定性‌‌‌‌”。

不断变换的短工只是权宜之计，源盛一直坚持网上求职，他曾亲历过一个编剧岗位，按要求投递剧本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他们的目的，就是骗点子，骗内容，骗到内容后，等你找过去，人家根本不接待，随便应付你‌‌‌‌”。幸运的是，网上的求职，终于有了结果。在毕业半年后的春季，源盛通过智联招聘，找到了一份编辑工作，‌‌‌‌“我将简历挂在网上，公司和我联系后，第二天就通知我上班，我频频去找找不到，没有刻意找的时候，工作竟然来了‌‌‌‌”。源盛不知道公司挑选他的原因，但良好的文学功底和文字处理能力，显然助了他一臂之力。

公司是一家国企，位于萝岗的高新技术区，源盛的职责是编辑一本科技类的杂志。他对新的岗位非常满意，‌‌‌‌“工作氛围好，同事大都为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非常好相处。‌‌‌‌”领导也开明，对他客客气气，很认可源盛的靠谱和踏实。待遇尽管没有达到村庄亲人想象的水平，但相比兼职的不稳定，也还过得去。工作确定后，源盛搬离了嘉禾望岗的民房，入住离公司更近的增城永和片区。对源盛而言，这是一份和文字有关、和学术有关的工作，完全达到了他的预期。文学梦在广州浓厚的商业氛围中，大都不合时宜，但源盛的坚守，显示了生活蕴含的丰富可能。五年过去，我总是想起2017 年暑假，与家人一起去源盛家，与他一起坐在天台的情景，他兴奋地向我们描述：‌‌‌‌“旁边黑乎乎的，我将电灯接到天台上，看看星星，看看月亮，听听风声，一个人躲在这里写东西，特别安静，特别美好，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这是我所有学生中，对梦想最为具体、最为感性的描述。我无法断定源盛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但相比更多孩子大学期间的慌乱，他对兴趣和爱好的强烈坚守，让他内心始终有着确定的锚点。相比找到一份解决生存的工作，我更看好他依附在梦想之上，内心牵引而出的力量和韧性。

（待续）

他曾经立志当网红

跟我们单位支教中学的一孩子聊天，挺有意思的。

孩子叫小安，一开始说，自己三年级时就立志当网红。我说为什么呢？

小安说自己是留守儿童，爸妈都不在身边。俩人从他记事起就天天吵架，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背起行囊，说要去广东打工。家里人都劝，母亲梗着脖子说又能挣钱又不用受气，干嘛不去！

母亲走后没半年，父亲一琢磨不对，回头这女人有钱了气性更大了，不行，我也得打工去。家里人又劝，说孩子这么小，都出去谁照料呀。男人振振有词，老婆要是有钱了更不爱回这穷地儿了，我也得挣钱，我得有钱！

谁知道是不是借口呢。反正小安是托付给奶奶了。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可怜，但实际上小安爽着呢。再没人督促他学习，也没人逼着他晚上必须洗了脚才上床。他有一部手机，隔三差五就跟天南海北的父母视频，零花钱还是双份的，每月爹妈各自转账。

小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起网红梦的。一开始他刷手机看段子，被大数据精准识别，不断给他推送乡村土味短视频。他喜欢看那种简单明快的，不用动脑子，一般十几秒钟就能收获极致的快乐。比如穿着非主流衣服在乡村中耍宝搞怪呀、扭腰扮丑夸张演绎男欢女爱呀、冒着大鼻涕泡哭诉被甩糗事啊，乐得他夜里两三点都能笑出声来。

反正也没人管。

后来那些人还开直播带货，据说收入不菲。小安就跟同学聊，都是乡下人，人家怎么那么火呢？看来这是条出路呀。

同学们都和小安差不多的留守儿童，最大的乐趣都来自于和父母联络的手机。爹妈才不知道，那些承载着他们思念之情的视频通话早就成了娃们的例行公事，大家都巴不得赶紧结束聊天，然后用手机刷刷当天的热门视频，收集第二天和同学们的新鲜谈资。

后来老师明令禁止手机进校园，小安只能把过去每天的酣爽压缩到周末两天里。他还是做着网红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坐拥上百万粉丝，直播时对着镜头动动嘴唇耍耍滑头便能在收获无数打赏，那不比爹妈苦哈哈在外打工卖命强？

三年前的一天，一批北京的民警来到小安的学校，有人当足球教练，有人当英语老师。教练们可着全校问谁喜欢踢足球，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教练就开始全校遴选，看小安体格还不错，就邀他加入。小安想，反正也玩不了手机，踢球就踢球呗，就当打发时间了。

于是这座建在菜地中间的小学校里有了第一支足球队。孩子们每天周一到周四晚上有两小时的训练，强度大，但胜在气氛好，一群孩子们把山间撒欢的精力释放在球场上，嗨得忘乎所以。农村孩子嘛，回归起天性来秒入戏。

但练起来也并非易事。孩子们都是瞎踢，拿到球都跟小鹿似的乱撞，不会传也不会过人，更无视各种规则。教练手把手教，告诉他们什么是边线什么是罚球点，怎样叫越位怎样叫犯规拉扯，还教他们各种战术，比如交叉换位、长传突破，等等。

与此同时，一批批训练物资也进驻学校，孩子们穿上了带钉子的足球鞋和荧光色的球衣，守门员还有了特别唬人的橡胶手套。

队员们全副武装起来，足球运动员的派头也更足了！

那以后每到训练的时候，操场边就会聚满了看热闹的同学，甚至远处坑坑洼洼的小山包上，也不时有村民驻足观看。大家都很好奇，在这片粮食都不大种的出来的土地上，怎么能有一群少年把足球踢得如此有模有样。

我问小安，但是你真的喜欢踢足球吗？

他说我也说不太好，但是踢球这事儿吧，比起学习来确实更有意思，哈哈。

小安的成绩向来一般，父母又不在身边，自主学习这事别想了，回家他宁可帮着爷爷打理菜地也懒得翻书。但踢球不一样，有手机之前他也和村里的小伙伴踢过，但那顶多叫做游戏，一群傻小子疯跑疯闹瞎起哄，现在靠玩就成了半个正规军，想想就跟中奖了一样。

其实教练有时候也含糊，毕竟他们还不算正规军呢。所以每每指点到一知半解时，他们经常还会掏出手机看看攻略或者集锦：你们等会儿啊，我觉得我刚才说的不太对…… 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聚过来跟着教练一起看，有的还照猫画虎地比划：这么过人我也行啊。

后来回了家小安也开始研究足球，看各种视频和比赛，有时候还为了看实况转播到邻居家蹭网。他是踢前锋的，竞争压力很大呢，王冠太重，可得保护好了。在学校时，宿舍熄灯前有一个小时洗漱时间，他还会去敲教练房门偷师学艺。结果每次一去发现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好家伙，这就卷上了！

慢慢地，学校里有了三支男足队一支女足队，还举办了县里的足球联赛，又去州里、市里踢公众比赛，成绩斐然。有几个高年级孩子入选了县足球队，还坐飞机到北京比赛拿了名次。后来有几个毕业班的队友被州重点中学以特长生的身份招走，还有几个进了县重点中学。小安看得眼热，自己毕业在即，于是练得更投入了。

去年，小安也终于如愿以偿，以足球特长生身份，进了县重点中学。

他兴致勃勃地跟我比划，教练说，成绩突出的，今年有机会去英国曼联球队观摩学习呢。我羡慕地说，啊，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国呢。

“还想当网红吗？”

“嘿嘿，你说呢！”

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

更让正敏烦恼的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从她念高中后，得知妈妈在支持她读书，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大一时候，哥哥借车驾驶途中出事，一筹莫展中，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钱，正敏拿出仅有的生活费，很生气地交涉，‌‌‌‌“我给你这两千块，我买断跟你的关系，以后别来找我！‌‌‌‌”可事情没有任何改观，考驾照，找妹妹要钱；想换手机，还是找妹妹要钱。正敏帮爸爸缓解过一次迫不得已的债务危机后，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绝，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正敏曾鼓励哥哥去外面打工，让他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宁波帮他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话就将她戗回：‌‌‌‌“去那么远干吗，有便宜捡吗？‌‌‌‌”

正敏说：‌‌‌‌“每到此时，我内心特别害怕，充满了恐惧，总感觉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将我往下拉‌‌‌‌”。结束当天的走访，我和她回到房间休息，正敏突然郑重地和我说：‌‌‌‌“老师，我拿点东西给你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旧柜子，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先是拿出上面的奖状及证书，最后从底部掏出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知心‌‌‌‌”牌圆珠笔，当红红的奖状、证书堆满一地，空管的圆珠笔呈扇形摆放在地面时，就如听到房子是妈妈徒手建成，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电击般的触动。我仔细数了数：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圆珠笔接近两百支。在两代女性之间，妈妈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无意识保留的空管圆珠笔，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从小水小学到广东F学院，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跨越这三个小时，却要一个母亲隐匿起来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需要一个瘦弱的女孩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正敏的成长环境和家庭关系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跨入大学前，她成长的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每一步都是险棋，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如果妈妈不去镇上买房子，她就只能和其他越南妈妈生的孩子一样，读完初中去打工，落入十七八岁嫁人生子的命运；如果妈妈不离开陂面，不放弃那份只能换来三百五十元收入的卷鞭炮工作，面对每年一千九百六十元的学费和每月确定的生活费，在当时的条件下，她就不可能拥有机会读高中。正敏的求学与妈妈背后的支持，构成了家庭的主要叙事，而爸爸和哥哥始终蜷缩家中、被动遭遇社会变迁的状态，显然是更为基本的存在，两者构成了鲜明对比，并产生了剧烈撕裂，而其中核心的张力，是教育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揳入正敏的生命后，她必须直面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羁绊之间的矛盾。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

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

我对正敏课题组的期待，除了按照结项的要求，完成规定的调研报告，更希望她在实地考察和交流之外，写一些感性的文字，比如非虚构作品，我知道她拥有大量的一手材料，同时也对调研对象投入了强烈的情感，写写自己的越南妈妈，已经水到渠成。

最终，这种来自对家人的重新审视和体恤，让正敏获得了充沛的情感，并促使她拿起笔，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爸爸、妈妈、哥哥的生命史，在家庭成员的换位对视中，实现了对自己的真正接纳，避免了大学阶段陷入煎熬和虚空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正敏赤诚的表达，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被很多人获悉，前面提到的三篇作品，《我的妈妈，是两千八百元买来的越南新娘》《忘记我名字的父亲，终于与我和解了》《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引起了很多讨论和关注，她由此感受到了书写和‌‌‌‌“看见‌‌‌‌”的神奇，感受到了坦然接纳自我的力量。她对此深有感触：‌‌‌‌“对我而言，我一直害怕自己的过去和经历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规训。我愈是想要逃离、摆脱‌‌‌‌‘农二代’的身份，愈是容易与现实脱嵌，并陷入自我认同的游离状态。而赤诚地接纳自己，是人一生必经的功课。‌‌‌‌”

作为正敏大学时光的见证者和介入者，她身上所发生的变化，让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蜕变，也激发了我很多思考：以前，我总是从原生家庭牵绊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成长的困境，更倾向于认定原生家庭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并对坚硬的现实感到无能为力，至于教育到底能否改变这种状态，我并无坚定的认知。但现在，通过正敏带给我的近距离观察，当我意识到，‌‌‌‌“上大学‌‌‌‌”事实上是他们人生最大的依仗和机会时，如何激活个体的能动性，比之简单地体恤他们的难处要更为重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