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之下，疲惫的大厂人（图源：小红书）

肉眼可见的疲惫，席卷整个部门。

在这里，正式员工根本没有时间带实习生和新人，实习生带实习生是基操。

“整个部门都被 KPI 搞得焦头烂额。”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带教老师，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手把手教实习生。又因为部门预算不足，没有那么多可供转岗的机会，为刚入职的新人实习生答疑解惑的工作，就这样落到了更早入职的实习生身上。

带教老师只想让刚入职的新人快速上手：遇到的初级问题，只要之前的实习生能教便直接撒手不管。关于相关数据应该怎样分析，广告应该怎样采买、如何投放的疑问，刚入职的新人一般情况下都只能跑去请教实习生前辈。

互联网大厂里有句玩笑话：年轻拿命赚钱，老了拿钱买命。

“大厂人能拿那么高的工资，都是有原因的。” 在刘琴眼中，在大厂里大家都活得很艰辛。天天被 KPI 追着跑，在工位上一坐就是一整天，正式入职大厂后身体便开始大病小病不断。

同一个部门的姐姐曾向刘琴吐槽，“从小到大都不过节气，现在却要想关于节气的活动策划。” 相比对大厂还抱有滤镜的应届生，正式员工们对大厂谈不上多喜欢，只是在完成本职工作而已。

高压、加班、透支生命，实习了三个月的刘琴，彻底打碎了大厂滤镜。所谓的餐补、房补与晚上的打车补贴，都是公司为了让员工更好加班。当工作怎么做都做不完，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高薪待遇好的大厂就瞬间变成了难以逃脱的围城。留在互联网大厂的首要条件：身体要好（图源：小红书）

优胜劣汰的互联网大厂里，卷的动的人继续透支身体，赶在被降薪转岗前去抢那屈指可数的晋升岗位；卷不动的人要么等待裁员后的事业第二春，要么主动从大厂跳到中厂，再跳到小厂。

从互联网大厂结束实习的刘琴决定短期内不实习，去旅行给自己放个假。看着那些被车贷、房贷、养娃钉死在工位的大厂人，刘琴觉得无比幸运。

庆幸自己还年轻，庆幸自己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2

拼命求上岸的 211：人生不是旷野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初试过了，复试被刷！”

李雨文兢兢业业准备了一年的考研，在拟录取名单公布的那一刻画上了句号。考研失败的残酷事实，正好卡在了春招接近尾声的时间点。还没来得及化解悲伤的她，就急忙开始优化简历，祈求能够抓住春招的尾巴，找到份好工作成功上岸。

本科就读于末流 211 的李雨文，在求职市场上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

“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已读乱回，找份合适的工作怎么就那么难？” 想着自己本科读的好歹也是个正经 211，刚刚改好简历的李雨文，对在春招找到份好工作还抱着十足的信心。

但，当正式开始投简历之后，李雨文才发觉现在的求职市场真是太卷了！

“好一点的公司，HR 人手一叠本硕 985 的简历。” 名校毕业只是敲门砖，能不能脱颖而出拿到面试机会，更多取决于你有没有过相关优质的实习经历。而相比之下，李雨文简历上寥寥几笔的实习经历，就像是新手误入满级大佬决赛圈。

屡次被拒的李雨文，快把 HR 的拒绝话术倒背如流：匹配度不高、决定内部调动、合适的话后续再联系…… 话里话外都透着，你这样的简历我们公司现在看不上。

简历越投越多，失望也越攒越多。

海投了半个月还是零 offer 的李雨文，一点一点降低工作预期 —— 好工作不奢望，工资能够负担生活在这座城市日常花销就可以了。

“一时间不知道是零 offer 更难受，还是烂 offer 更难受。” 降低工作预期后，李雨文陆续收到三个 offer，一个比一个烂：单休、位置偏僻、无偿加班，再深入一聊月薪都在四千五左右。

一个月四千五，扣完五险一金租完房子，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

一个 offer 没有的时候，李雨文还能苦中作乐，幻想着说不定自己最后捡个大漏；一下收到三个烂 offer，感觉春招似乎注定完蛋的李雨文，再也笑不出来了。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接受的她，把仅有的三个 offer 全拒了。

眼看着身边同学，有的考研上岸，准备迎接崭新的研究生生活；有的在秋招就拿到了不错的 offer，一毕业就能美美就业。巨大的落差，让渴望留在一线城市的李雨文整夜整夜失眠，头发开始也一把一把掉。

“如果从来没看过大城市，我会心甘情愿回到家乡当老师。”

高考，让李雨文成功走出待了十八年的小县城。在李雨文看来，那个不大的县城里有的只是落后的教育资源，有限的休闲娱乐，以及没有丝毫分寸感的人际关系。但如今，拼命读出来的学历，却成了她找工作时脱不下的长衫。

找不到工作，24 届应届生深陷求职困境（图源：微博）

即便再心不甘情不愿，李雨文也只能认清现实 —— 向往的大城市并没有她的容身之处。从得知考研失败开始找工作的两个月里，每当李雨文和父母打电话，对面的最后一句永远都是 “反正都是四五千工资，早就应该听我们的回家考个编制，那才是铁饭碗！”

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李思文断了留在大城市的梦，顺从了家里人脱产考编的建议。李雨文桌上的书从考研变成考公考编，迷茫的她继续窝在成堆的资料里期盼着上岸。

3

找工作，从易如反掌到难于登天

催就业，对于每一个带毕业生的辅导员而言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

“现在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微信上挨个问学生‘你工作有着落了吗？’” 进入大四，张望若觉得自己不像个辅导员，像个每天准时准点问学生就业情况的 AI。

除去考研、考公成功上岸的那部分，张望若带的这届学生里还有二十多个就业困难户。每天都得问，每天收到的回复基本都是 “还在努力找”，张望若看着这惨淡的数字，估计自己这周又得被领导约谈。相似度极高的对话，几乎每天都会在聊天框上演（图源：张望若）

整理完学生就业情况的张望若，周二要去学院就业率交流会里当反面教材，周四又得去开应届生就业指导会。学院领导想要看到的高就业率，让张望若和同事成了睁眼闭眼就是开会的机器。

“从秋招找到春招，愣是没找着工作，我比他还急！” 领导给的就业率标准，让辅导员们成了左右为难的夹心饼干：一边得照顾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焦虑情绪，一边又得赶着在毕业前完成领导步步紧逼的指标。

应届生一年比一年多，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找。

回想起以前，张望若根本不像现在为学生的就业率苦恼。在当时，虽然不是各行各业的好工作排队等着应届生选。但有名校毕业这块敲门砖在，大部分学生都能轻松找到优质工作。而在全是裁员和缩招的当下，找份合适且稳定的工作都难如登天。

“现在找工作，和学长学姐那时候差别非常大！” 比林黎大几届学长学姐找工作时，比较容易就可以得到入职头部券商的机会。

相比之下，同样的本硕 211 学历，如今只能勉强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想要真正拿到 offer，还得经历好几轮面试、答辩，和一堆顶尖名校去争那一个岗位。

“能不能拿到好 offer 不是由你个人决定的，更多的是由你毕业时的求职市场环境决定。” 跨专业考研的卢兴逸，成功上岸 211 后，虽说能选择的工作岗位范围变广，但是就业环境却比读研前更为严峻。

前有互联网，后有新能源，只要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要是毕业时恰好赶上企业扩张、大量需要人才的好时机，中等层次的名校应届生也能够有机会拿到和那些顶尖名校差不多动辄 20-30w 的天价 offer。

求职市场短暂的欣欣向荣，成功让许多还没毕业的名校生形成一种错误认知：等到自己找工作时，也可以和学长学姐一样轻松拿到好 offer。

而当下的求职市场，无论是被称为风口的互联网、新能源，还是其他行业，都面临大范围的缩招。那些原本能去顶尖企业的顶尖名校生，为了求稳选择退而求其次，占走了原本属于普通名校生的工作岗位。

学长学姐口中工作点击就送的时代早就回不去了。

名校应届生就业期望与市场环境的不匹配，间接导致了资源的大量错配，这一方面让各大公司招聘应届生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让那些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不能在求职市场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24 届的金三银四刚刚结束，25 届的激烈竞争已迅速提上日程。没有办法改变就业环境的名校生，为了找到份像样工作，只能越来越早去卷校招。在今年暑期实习生的项目里，所有人都在拼命为 25 届的秋招蓄力。

4

结语

六月毕业季来临，刚刚告别象牙塔的应届生们，乌泱泱踏入求职的现实世界。

2024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 1179 万人，比 2023 年多了 21 万。但，与激增的应届生人数对应的是大规模的缩招，就连风口上的行业、企业也在降本增效，甚至透露出裁员的消息。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相继扣在了努力的应届生头上：从前，四五个工作供一个人挑；现在，一个岗位起步五六个人竞争。

初高中老师和家里长辈口中的 “等你考上大学读完研，找工作就轻松了！” 成了泡影；学长学姐曾经说的工作点击就送的盛况，对于现如今的名校应届生而言更像是科幻故事。

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即将褪去 “学生” 这层保护色的应届生们，不再相信求职这条路上会出现 “苦尽甘来” 的美梦。

* 本文中均为化名

几乎每个转行做保洁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质疑。毕竟在世俗观念中，保洁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干的都是些脏活累活，如果不是别无退路，很难想象有年轻人愿意主动投身其中。

但事实是，年轻的从业者，甚至是年轻的高学历从业者，正不断涌进家政行业。

保洁的脏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个月，“90后”江岳数不清自己打死过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闷热的夏天遇上难度系数较大的单子，垃圾发酵的味道几乎要将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对于入行兼职刚满三个月的“95后”研究生张晓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态。由于过多接触清洁剂，他的双手经常脱皮，指肚上的指纹都快被“烧没了”。陈浩凡仍记得第一单收费的单子是2000元，他和三个伙伴连续做了三天三夜。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江岳觉得，他们这帮做保洁的年轻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过各种各样的苦后，他们变得更加务实，最终在保洁的“苦”中收获到了自己渴求的价值。

1一份“纯粹”的工作

走进厨房，映入眼帘是瓷砖墙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点以及大片黄色油污，然后是锈迹斑斑的灶台；随手翻开一个纸箱或挪动一个架子，十几只蟑螂逃窜四散，随之而来是尖锐的爆鸣声。

这是陈浩凡团队2021年年底在B站上传的第一个保洁视频。三四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袖与深色背带裤，手脚麻利，分工明确，视频里的短短一分半钟，屋子便焕然一新，变得既整洁且温馨。

陈浩凡今年27岁，安徽人，2018年从部队退伍。在进入保洁市场之前，他在教培行业做过几年销售。据他观察，退伍军人选择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练或销售。不久疫情来袭，教培行业生存困难，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长们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卫生方面有更高的诉求，而传统家政无法满足，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

艾媒咨询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2776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亿元，增长近3倍，未来将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2027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3000亿元。据行业协会测算，我国家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实际需求超过5000万，是较为少见的供不应求的行业。

保洁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陈浩凡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潜力大，门槛相对较低，况且部队卫生要求严苛，搞卫生恰巧又是他擅长的领域，值得一试。2021年，他拉了三个退伍的朋友一起，筹了十几万，注册了“超级管家”公司，并经营起自媒体账号，将清洁过程配上欢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进而获取客源。

年轻人爱看这类视频，能从清洁前后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压”，“90后”江岳也爱看，尤其爱看“马俐管家”的视频，他喜欢看把东西打扫干净的过程，也喜欢里头年轻的保洁员们轻松自在的相处氛围。2022年7月，他决定加入这个保洁团队。

江岳厌倦了复杂的办公室生态。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设备公司做销售，对错综复杂的职场关系怨言颇多。譬如，A领导跟B领导不和，但是两个领导同时安排下来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没法不得罪任何一方，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同事间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下级巴结上级，类似的事见多了，他觉得没劲。

他很喜欢目前的状态，虽然身体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纳师，实际做了清洁师，享受把脏乱的屋子收拾整洁带来的成就感。他这两年被调到了运营岗，但单子多起来，他也常去一线参与保洁。两份工作薪资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区间内，但做保洁“更纯粹一点”。他的同事也都是“90后”“00后”，彼此玩得来，偶尔干活会开启“PK模式”，看谁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数量更多，无论输赢都觉得开心。“没有那么多组织框架，大家就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客户的单子做好，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对应的回报。”

“（他们）基本都是看过视频，觉得工作很解压，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江岳的同事来自各行各业，除开占相当大比例的退伍军人，还有搞销售的、搞业务的、外卖骑手、进厂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员构成中，本科生的比例达到了50%，大多有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经历。

江岳没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转行的原因，但要说这群人有什么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体很累，但天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他们乐意吃保洁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洁

在“乐意吃保洁的苦”的年轻人中，张晓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张晓是“95后”，目前在广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专业读研究生，兼职做个人上门保洁已有三个月。在他接触的做这个兼职的人中，老一辈居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几乎没有。

他刚开始兼职保洁时，是跟着家政团队一块，“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压榨得很厉害”。他一边做一边留心别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学懂了便决定脱离团队，自己单干。再加上本身当过兵，又爱整理，他一路收获了很多好评，如今已积累起稳定的客源，时薪能达到50——60元，“算是比较高的”。

他有一个黑色的大双肩包，平日里装的是电脑、充电器和书本，做兼职时则装满了除胶剂、除油剂、小苏打、百洁布、地刷等各类清洁工具，大概“两个西瓜重”。周边同学中知道他在干保洁的不多，常调侃他又“出门钓鱼”。

张晓发布的小红书帖子

张晓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开始的。六点起床，吃过早餐，七点前抵达离学校１公里的地铁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赶在客户早上出门上班之前到达。跟客户确认过需求，张晓便进入房间，从天花板、墙壁，再到柜子、各种死角，最后再进行收纳、收拾垃圾。“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得搞干净，到用白手套随手擦拭都不见灰尘的地步。有时上午搞完卫生，他下午就得赶回学校敲论文或参加学术讲座。

得知张晓在读研究生，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诧。有一次，一个老客户对他说：“只要愿意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你一个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洁？”在更新保洁日常的小红书账号里，评论区也充斥着不解的声音，甚至质疑他故意造人设。他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也猜测自己的选择在别人看来或许是无能的表现。

事实上，张晓主动选择保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此之前，他做过很多次尝试，吃过许多保洁之外的苦。

他本科读的是工科专业，毕业后当了两年兵，退役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跑去国际物流公司做过半年销售。

销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资和无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积金到手2600元，再减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个月挣来的钱恰巧只够他“拮据”地活着。电话推销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拨50个电话，只能加上两三个客户。他本身不抵触这份职业，但被拒绝多了，每回准备拨打电话时，他甚至暗暗地祈祷对面不要接听。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户维持联络，两人交谈甚欢，以为马上要谈拢了，到头来发现对方业务与公司产品不匹配，只能空欢喜一场。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感觉物流行业在走下坡路，决定另寻出路，辞职备考。张晓觉得自己不再年轻，“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本”，选择了“多线作战”，同时准备了省考、国考、军队文职考、研究生考试，“几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四点起，晚上十一二点睡觉，中途还去摆摊卖过“黄酒”，最终意外上岸了花费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张晓选择保洁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时间分配和相对丰厚的收入。

他的同学大多在大厂实习“镀金”，为日后找工作做准备。对张晓而言，实习需要坐班一整天，时间不自由，补贴少，难以养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单位会给他交社保，让他失去应届生的身份。

他做过考研咨询老师，但机构太远，需要坐班，遂放弃；他还做过家教，每周给四个学生上课，时薪在80——150之间，但学校课程和授课时间相撞在夜晚，再次放弃。

“在很多人看来（保洁）是比较低贱的”，但张晓对“现实的考虑更胜一筹“，而保洁这份工作确实能够帮他更好地处理当下的状态。他能够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自由协调工作时间，时薪较高，他手脚勤快些，每月能赚六七千。这笔钱足够生活，还能额外给家人一些帮补。

“别人能干，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张晓的想法很简单。毕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后都是会感到疲惫的”，保洁也只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不想让父母觉得自己很辛苦，并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洁的事情告知他们。

２月的最后一天，张晓在自媒体账号上写道：“不管怎么样，脱下孔乙己的长衫，钱多钱少不重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什么都干，存钱最重要。

3酸痛，臭味，与成就感

入行保洁的年轻人会很快发现，这份工作比想象中的还要苦。

身体上的疲惫是显而易见的。张晓爱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两个西瓜重”的书包背多了，再加上搞卫生时需要持续地弯腰，他经常感觉腰酸背痛。有时太痛了，叠衣服时他会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这样的姿势能让他舒服一些。由于经常接触清洁剂，他的手经常脱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纹都被烧没了”，指甲旁还常长出倒刺。

常规单是三四个小时，但碰上开荒保洁或面积特别大的单子，需要连续干八九个小时，更夸张的时候，他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6个小时。“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会早点睡，早点睡觉就是我消除疲惫的一个方法。”

另一个变化是，饮食不再规律。由于体力下降或复杂的现场情况，花在某一单的时间经常会比预想的要长，他只能过了饭点再吃。有时是两个单子时间挨得近，他需要赶去下一单；有时是单子结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铁站搭末班车，张晓总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赶不及吃饭是常事，他一般会到便利店买一两个菠萝包，或者干脆不吃，“一整天没吃东西的时候都有过，不停地在做”。

张晓本身有通过打扫卫生消除坏情绪的习惯，工作时也“把别人家当作自己家”，每当看到焕然一新的整洁房屋，看到客户满意的笑脸，张晓“看了也觉得开心”。客户特别满意时，还会额外给他转个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

成果是可见的，反馈是即时的，干得多挣得就多，干保洁的年轻人喜欢这套简单的逻辑。

对于江岳而言，保洁的意义还在于增长见识和帮助他人。

虽然是只占极少数的情况，但他确实遇到过一些需要帮助的个案，譬如患有囤积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着许多动物尸体的中年男人，长期闭门不出、家中堆满外卖垃圾的年轻人。他起初觉得不解，怎么会有人把家弄成这样？后来发现各有各的难处，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爱。

他碰见过一个住在老小区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间里，摆满了各种保健品、洗衣液、调料品，光是酱油、生抽就几十瓶，许多早已过期变质。他站在那里，看到老人的手机屏幕里充斥着各种买东西的群，“很明显就是上当受骗那种”，后来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沟通问题。那一单做了三天，老人不愿意扔东西，他们就把上面的灰尘擦掉，摆放整齐，又细细地叮嘱对方如何维持卫生。

后来他们陆续回访过几次先前服务过的屋主，发现一些人的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一个家里脏到“包浆”的老爷爷有意识地改变了卫生习惯，不再被邻居抱怨。习惯是很难扭转的。相当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洁过后又囤积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内，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在并不乐观的就业环境中，年轻人四处碰壁，变得更加务实，努力地为自己寻求更多可能性和后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传统视角下“不体面”的保洁。

但真正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陈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过一位，上一位干了几单后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早早地离开了。“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丝总数超过一百万，和江岳一样带着憧憬前来求职的年轻人很多，但大多数人试岗几天便离开了。大概每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留下来。

张晓暂时没想过放弃保洁，但在心里悄悄崩溃过。

一天早上，张晓觉得身体不舒服，但为了履行提前几天约好的订单，他还是一大早就背着“异常沉重”的双肩包出发，搭乘一个多小时地铁跨越三个区。抵达客户楼下时，他发现对方给他留的钥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当于白跑一趟。

对方提出给他转20块钱，请他吃午饭，他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感觉，很难受，但“再累也得继续完成已经规划好的东西”。他赶在下午前回到学校，把双肩包放回宿舍，买了面包，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当没有事发生那样”。

他有往保洁方向创业的想法，但更优的选择依旧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间很抗拒考公，闯社会这几年，想法有所改变，在他的预想中，“考上了不说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小康”，公务员的稳定性优于其他行业。

张晓在客户家中清理阳台灰尘/受访者供图

今年３月，他还去考了传说中的“妈妈开心证”——教师资格证，一是满足妈妈长期以来的愿望，二是给自己多留一条出路。

2022 年 6 月，陈薇薇被一家互联网公司裁员，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的心态经历了多重起伏：头三个月，她想着 “先休息一下，不着急找工作”，之后她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投起了简历，尽管没有什么满意的 offer，她自己也并不着急。直到 2023 年，就业市场行情持续走低，多家互联网大厂收缩招聘规模，陈薇薇感受到危机：她发现找工作愈发不顺利，在多家互联网大厂有过 7 年工作经验的她，却鲜少收到来自大厂的面试通知。

“回不了大厂了。” 随着空窗期的时间越来越长，陈薇薇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略显残酷的现实。尤其在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公司筛选的门槛也随之提高，空窗期就像之前热议的 “本科学历” 一样，成为一个被放大的 “风险”。“可能 HR 面前摆了 900 份无缝衔接的简历，那他为什么需要一个工作经历不连贯的人？” 陈薇薇分析自己的求职失利后认为，阻碍她找到理想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段并不短暂的空窗期。

前程无忧曾在 2022 年发布过一项关于职场空窗期的调研，报告显示，近 8 成职场人经历过空窗期，其中约 61% 的职场人空窗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超过一年的人群仅占 11.2%。

如今两年过去，就业市场的行情并没有好转。尽管没有进一步数据证明空窗期变得越来越普遍，但从过去一年多的职场采访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人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或主动、或被动地按下暂停键，并且随着求职难度的提升，这段空窗期的时间越来越长，超过半年乃至一年的情况也不少见。

然而，在猎头以及 HR 眼里，空窗期就成了候选人简历中的一条裂缝，成为他们不得不去关注的焦点。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找到工作？是否有一些自己没发现的风险？是否能重新适应快节奏的工作？是否还能跟上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候选人职业生涯断层可能会给 HR 带来的疑虑，因为它代表着不确定的风险。

职场空窗期是否就等同于公司人的职场 “案底”？它作为一个减分项在招聘过程中所占的权重有多少，又是否决定了一个候选人的去留？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多位有过 “空窗” 经历的职场人，和不同行业的 HR 及猎头，试图梳理出当下各方对空窗期的看法，给有相似经历的职场人提供一些参考。

01HR 眼中的空窗期

拥有十七年从业经验的人力资源专家叶楠认为，如今大多数 HR 已经能理解当前职场上存在的 “我已经很努力在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的情况，并不会因为空窗期而一票否决候选人。实际上，空窗期如何影响用人单位的选拔，需要从市场供需来分析。

在供需关系方面，行业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李以闻是一家传统制造业的招聘 HR，主要负责研发类岗位的招聘。这类岗位有一定门槛，且过去几年发展平稳，人才供需较为平衡。因此李以闻很少遇到有长时间空窗的候选人，哪怕有空窗期，时间一般也不会超过 3 个月。而 3 个月也是她认为在行业里 “寻找一份理想工作” 或者处理一些可能存在的家庭事务所需要的时间上限。

在筛简历时，李以闻也将 3 个月作为一道分界线。面对空窗期超过 3 个月的候选人，她会多一份谨慎，比如问一问对方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些什么。但这并不构成李以闻对一个候选人能力优劣的判断。毕竟传统制造业的研发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短期空窗不会影响求职者胜任岗位的能力，但 “多问几句”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候选人的职业规划，排除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节奏更快、流动性更高的互联网行业，机会 “转瞬即逝”，HR 对于空窗期的时长会更加敏感，尤其是一些初级岗位的筛选上，候选人的可替代性很高，HR 可选择的范围更大，因此出于节约时间成本和规避不稳定因素的考虑，他们往往会将空窗期作为卡简历的一道坎 —— 正如陈薇薇所经历的。

比起陈薇薇，朱兴伊则要幸运一些。她也来自互联网行业，在经历裁员并休息了 3 个月之后，她很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朱兴伊认为要在互联网行业想找到一份理想工作，空窗期不能太久，她分析自己的幸运恰恰在于当时公司这个岗位招得比较急，HR 需要马上能上手的人，6 年的行业从业经验加上过去做过的一些成功项目，让 HR 暂时忽略朱兴伊为期 3 个月的空窗，把面试的焦点放在其过往的项目经历上。“空窗期真的不能太久，不只是找下一份工作难易程度的区别，停了一段时间以后再上手一份工作也会有点困难。” 朱兴伊表示。

AIGC 行业的内容运营从业者郭鑫有相似的体会。在招聘下属时，如果候选人条件相仿，他会倾向于选择空窗期较短的求职者。一方面是因为空窗时间短，新人更容易投入工作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 AIGC 行业发展很快，候选人的认知和技能需要跟上最新的行业趋势。

当然，空窗期从来不是决定职场人命运的绝对因素，层级越高、招聘难度越大、人才越稀缺，空窗期在求职中的影响权重就越小。从事猎头工作多年的吴迪长期接触的都是 “35 岁以上中高层职位” 的候选人。他表示，对于这类百万年薪以上、复合能力要求较高的中高层岗位，人才库里的备选本就不多，因此有时哪怕对方已经提前退休，猎头还是会主动去联系。正因为这种稀缺性，吴迪也观察到，他所服务的甲方不会因为空窗期而一票否定候选人，毕竟比起空窗期，经验、资源、能力才是招聘时的关键。

02空窗期做了什么，很重要

工作已有 13 年的陈和经历了 3 次空窗期。前两次分别发生在 2013 年和 2016 年，那两次 “空窗” 都没有对他后续求职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在第一次空窗半年后的求职中，他因为当时一边休息一边 “开奶茶店”，而被面试的互联网本地生活公司看中；第二次，他的老东家恰好是面试公司的对标公司，新公司认可他的上一份工作经历，于是也顺利入职。如今回看，陈和明白，公司能这么 “不计前嫌”，还是基于当时市场行情较好、岗位相关人才也比较稀缺的情况，而如今，局面已大不相同。

2022 年年中，陈和开始了自己第三次空窗期。当时，他从一家发展停缓的互联网公司中层岗位离职，一方面他并不看好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厌倦了互联网行业的内卷。然而，这次离职后，直到今年，他依然没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陈和明白，长时间的空窗会影响 HR 对他的判断。此外，2023 年他遇到了互联网行业不成文的 “年龄警戒线”——35 岁，再往上，合适的岗位僧多粥少。这些因素都加大了他的求职难度。

因为有过两次空窗经历，陈和并没有在这段长达一年多的空窗期里陷入停滞，他一边通过为企业提供代运营服务来保持自己对产品运营的敏锐和经验，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担当音频或视频内容制作者来开辟一些新的渠道，增加自己在其他维度的竞争力。陈和仔细梳理了过去十几年间自己在职场中的代表作品，制作了一份 “个人说明书”，借此向合作方介绍并 “推销” 自己。2023 年，在自由职业的状态下，他赚了十万多元，陈和觉得这些纯粹靠个人能力获得的收入更让他有安全感和成就感。

多位 HR 表示，空窗期做了什么，是他们在面对有空窗期的候选人时最想要了解的内容，这能反映出候选人是否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有合理的职业规划，以及是否在这段空窗期依然与行业和市场保持连接 —— 有时，空窗期的经历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加分项。

郭鑫也在 2018 年和 2023 年分别经历了两段空窗期。“不荒废这段时间” 是他给自己定的大目标，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的焦虑，也能让他跟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空窗的时候得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和面试官说，空窗期也没有荒废。” 最早，郭鑫从事的是内容文案工作，而在空窗期间，他自学了剪映、PR 等视频剪辑软件的使用，又学习了 SQL 语言等简单的代码，作为对个人能力的补充。

在人力资源专家叶楠看来，较长的空窗期和主动选择的 gap year 都是中性词，求职者可以将这段时间里有价值的事情放在简历里。有时候，亮眼的经历比完整的工作经历更能吸引 HR。他曾遇到过一位在东欧做志愿者、帮助当地失业女性的求职者，这段经历在简历中就显得格外出彩。

03话说回来，休息就是可耻的吗？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伯尼斯・纽加顿（Bernice Neugarten）提出了 “社会时钟” 的概念，指的是社会对与年龄相适应的行为的预期，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一直以来，人们都是在社会时钟的 “规训” 下前行，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在这种按部就班之下，“停下来” 反倒成了一种可耻，成了不努力的证明。

韩裔德国社会理论家韩炳哲在他的著作《倦怠社会》中对一种新的社会范式 “功绩社会” 作了探讨。功绩社会是一种具有积极属性的社会，自律、自我驱动成了被称颂的美德，为了达到某种绩效目标，为了在激烈的绩效竞争中胜出，人们不得不穷尽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最后陷入一场不敢停歇的倦怠之中。“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 韩炳哲在书中指出。过度努力的背后，是底层的焦虑，担心自己一旦停下来，就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

在采访中，多位采访对象都表露出了对 “休息” 的渴望。

“空窗只是单纯地休息了一下，又不是犯法了。” 半导体行业从业者邓洁前不久刚经历了一场不太愉快的面试，HR 揪着她 3 年前一段为期 4 个月左右的空窗期不放，整个面试的感觉让她感到不适，明明 “空窗” 已经过去了很久，却好像自己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那段时间正好疫情暴发，工作难找，面试也不方便，但它却成了 HR 眼里的 “瑕疵”。

郭鑫也认为，一个人从开始工作到六十多岁退休，中间休息一年两年是正常的，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很多行业都在收缩招聘规模，求职者数量又居高不下，现实情况就是 “不能让人休息这么久”。

那么，停下来就是可耻的吗？

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有不少针对求职者 “美化” 空窗期经历的支招，就好像这段经历是该被修饰、被遮掩的，比如将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叙述成 “主动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我”“充电学习” 等，总之要尽量表现出积极上进的一面。

但是在 39 岁的职场人石萌看来，这种话术可能仅适用于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对于她这样已经有十多年工作经历的资深职场人来说，坦诚沟通才是最好的解法。“既然对方给了你这个面试机会，就不会因为空窗而百分之百否定你。” 石萌表示。

石萌在被裁员后经历了一年多的空窗期，在几次求职失败后，她深知不愁招人的大厂已经回不去了，再择业时她降低了要求。“小厂也看、小公司也看、初创公司也看，离家远的也看、工资打骨折的都去找。” 石萌这样形容自己后期那段求职的状态。

空窗期的遭遇倒逼她离开本就厌倦的舒适圈，反倒促成了她转行的念头。在经历了一番海投之后，她选择了一家传统行业公司，尽管薪资比她上一份工作少了一半多，但也让她终于有勇气摆脱互联网大厂的 996 和高压环境。在这家传统公司里，石萌觉得自己的价值被放大了，因为需要负责的内容更广泛，过去在职场上积累的经验倒是派上了用场，她不再是只盯着一件事的螺丝钉。

在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陈薇薇利用空窗期为自己积累作品。她将自己写过的文章、制作的视频文案集合成册，借此接到了不少活儿。这段经历也让她不再将 “上班” 作为职业发展唯一的正解，尽管现在已经入职一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她依然保持着下班之余留出时间 “积累作品” 的习惯，探索上班之外自己还能发展的线路。

尽管我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巨大钟摆，但一场或长或短的 “间隔” 给了我们喘息的时间，可以停下来想想，自己是谁，该往哪走。

（应受访者要求，除叶楠外，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这份调查的发起者自称为‌‌“游戏人社区‌‌”，李青猜测是‌‌“代表所有被裁的游戏从业者‌‌”的意思。所有参加这项调查的人都能扫二维码加群。被裁员的人们挤在这个名为‌‌“裁员抱团取经内推小组‌‌”的群里填报告，调查所在的文档链接出现在各个角落，李青加入时，里面已经填了几万字，有10 几个人同时在和她编辑这个文档。

‌‌“我没有感受到一点关怀，（公司）只想让我做出成绩，但我根本没有融入和展示自己的机会。如果短期内想要成绩，那起码让我入职，有这个机会啊！‌‌”李青在‌‌“职言职语‌‌”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吐槽，又在裁员原因下面补充：‌‌“我受到项目组领导的压迫，要我加班到大晚上，我就特别无语。以前就出现过外包工加班加到‌‌‘凉凉’的事情，也就赔几十万了事。而且我主观看领导能力也一般……‌‌”

吐出憋着的一腔委屈，李青才注意到，群里已经有快1000 人了，还不断有人加入。许多人的昵称挂着‌‌“××-××-找工作‌‌”的前缀，第一个××是城市，第二个××是岗位。她也给自己改名‌‌“广州新手策划求捞‌‌”，想了想，她把‌‌“广州‌‌”去掉了。

群里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惶恐的气氛。李青发了自己的作品集，希望能被群里那几个挂着‌‌“××公司内推‌‌”的账号注意到，一个昵称叫‌‌“10 年老策划求捞‌‌”的人指点她‌‌“把简历里写的‌‌‘熟练’改成‌‌‘精通’‌‌”。在他们对话时，一个美术说自己找到工作了，马上有几个人附和：‌‌“喜报，喜报！‌‌”或‌‌“卷起来！‌‌”李青也说了几句恭喜。

晚上7 点半，李青看到一个‌‌“苏州游戏测试‌‌”在文字直播自己的面试过程，过了半天，面试官也没出现，‌‌“小程序腾小T 能催面试官吧？‌‌”有人给他出主意。10 几分钟后，‌‌“苏州游戏测试‌‌”发了一条消息：‌‌“我是不是真的没希望了？‌‌”之后再没出现。

李青很理解这种失去自信的焦虑和恐惧。她和邹伟才不一样，没有太大的梦想，只是不想回家过年，但这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就只能回家过年。

李青的家在福建省三明市下属的一个小县城，县城发展旅游业，翻修了10 年前建起的路和老房子。她家里人一直在等翻到自己家，可以拿一笔拆迁费，但始终没动静。李青能清楚地记得家里那股常年弥漫的霉味和每天都要发生的争吵。她觉得父母感情不好，只是为了可能的‌‌“拆迁‌‌”和房子还待在一起。

在广州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李青最开心的时候，她捡了几只猫，住在安静、紧凑的出租屋里，打算‌‌“永远不回家‌‌”。但失业后，她重新感受到了那种焦虑和恐惧，一半是因为失去自信，一半是因为随时要被迫回家。

这两种感受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她加入了许多类似‌‌“裁员抱团取经内推小组‌‌”的群，她穿梭其中，不知疲倦地徘徊，希望能找到一个机会，看到未来的方向。

■一次寒冬

2024 年1 月19 日，古许在‌‌“裁员抱团取经内推小组‌‌”发了一张拨电话的截图。自从去年12 月底被成都一家游戏公司裁员后，他一直在全国各地找游戏测试的工作。

古许在群内的昵称是‌‌“广州杭州重庆游戏测试求内推‌‌”。他把‌‌“裁员抱团取经内推小组‌‌”看作寻求帮助的庇护所，把自己找工作的全过程放在了群里。

他在和IGG 进行电话面试，截图中，通话时间定格在22 分35 秒，3 分钟后，通话结束。到现在为止，他没收到这家公司的任何消息。

IGG 是福州的一家游戏公司

古许在2021 年入职成都一家中型游戏公司，当时公司有2 个项目，一个在盈利，一个在研，在研的项目刚刚起步，古许就跟着这个项目做，但做了2 年多，他仍然拿着刚刚进公司时的5000 元工资，而比他晚入职的同事工资是8000 元。他向公司提出了加薪申请，结果‌‌“加薪申请刚刚提交没两天，人事就找我，让我离职。‌‌”

古许对自己被裁倒不算难过，他觉得反正也要走，因为‌‌“钱太少了‌‌”。他给自己定了个预期：‌‌“一定找8000 到9000 的工作。‌‌”但开始求职以后，他才发现‌‌“现在的坑真的很少‌‌”。

他找了2 周，终于拿到杭州一家公司的Offer，但干了1 周就走了。原因一是‌‌“公司面试的时候说是做塔防，但实际上做的是微信小程序，团队规模也和说好的不一样‌‌”；二是他觉得杭州消费高，还是‌‌“美食荒漠‌‌”，没东西吃。

到了第3 周，实在找不到工作，古许妥协了，在群里喊：‌‌“坚强，小厂外包都可以。‌‌”但他坚持要8000 元的工资。他在群里@每个成功找到工作的人，问：‌‌“老哥帮忙问问，你们缺策划吗？‌‌”

我在群里潜水时，经常能看到古许，他总是在说话：‌‌“找工作就像找女朋友一样，想找个好的，又怕找到一个压榨你的。‌‌”‌‌“找不到工作，我要把你们的故事整理一下，写小说发出去，叫《游戏人才的摇曳生活》，一定大火。‌‌”

古许很年轻，还没有那么焦虑，但他告诉我自己有点后悔：‌‌“可能不该离开成都那家公司，哪怕（工资）只有5000 元。‌‌”他更担心自己没钱，但无论如何，没找到工作，他‌‌“绝不回家过年‌‌”。和我闲聊时，他挂在嘴边最多的词是‌‌“游戏行业的一次寒冬‌‌”。

‌‌“（寒冬）是常识，你不知道吗？‌‌”他连续反问我，‌‌“不是寒冬，为什么工作这么少？‌‌”不过，在说完这句话的晚上，他在群内说自己找到工作了，公司在无锡，是一个老牌项目。‌‌“是外包，面试了40 分钟。‌‌”他补充，随即在句尾打了几个点。

■未来

最近这几年，每到年底，各个游戏公司就会传出裁员的消息。对于许多人来说，年底被裁和平时被裁是一样的，都意味着失去收入、陷入自我怀疑和四处奔波——以往，任何一年年底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然而人们又普遍觉得，从2023 年底到2024 年初，找工作是一件难度更大的事情。

像邹伟才这样的中年人，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房贷断供等极为现实的生活压力。对于年轻人，年底失业更意味着‌‌“无法交代‌‌”，就像李青和古许，他们几乎没有存款，又不愿意回家，只能在寒风中接起一个又一个面试电话，徒劳地徘徊在一个又一个内推群里，与日渐妥协的自己一起，面对越来越糟的选择。

他们的故事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古许还在等IGG 的回电，他在群里问：‌‌“周四还没消息，自己打回去方不方便？‌‌”他有点骄傲地和我说，自己已经手握5 个Offer，虽然都很‌‌“烂‌‌”，但不一定要去无锡。李青已经放弃，她开玩笑似的说起高中毕业打工时做过蛋糕，认为自己没准可以找点别的工作，‌‌“不是一定要非游戏不可的‌‌”。

邹伟才留在了那家小公司做服务器维护，工资低了，但时间更多了，‌‌“班可以半天半天上‌‌”。上周一，他抽了半天时间和我聊天，在结尾，他说未来就用这些半天研究一下自己的小项目，做一些能拉‌‌“投资‌‌”的创意小游戏。

当然，每个人都看起来又都没那么沮丧，他们仍然在为生活努力。只是偶尔，在半梦半醒间，邹伟才会回忆起自己被裁员的那个早上：‌‌“成都街道一如既往雾蒙蒙的，公交车刹车的声音一如既往的难听，我走进办公室，得知项目被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莫利在首都图书馆看书。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平时去图书馆，我只带个水杯和包，在那里看书，偶尔投简历。我喜欢看人物传记，比如杜甫传、苏东坡传。杜甫一生境遇不佳、流离漂泊。苏东坡才华横溢，却一次次被贬。忽然觉得自己这点事不算什么。大城市竞争很卷，打工人不敢表达，很多事情不敢跟同事、领导和家人讲，找不到宣泄情绪的出口。看书是很好的宣泄出口，跟着故事里人物的命运浮沉，在这个过程中，负面情绪可以慢慢消解掉。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也失业过几个月，经常来图书馆。在这里，大家各忙各的，谁也不会关注谁，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就像作家博尔赫斯那句话，‌‌“这世上如果有天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家园和避风港。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首都图书馆是我从小到大一直都会去的地方。我小时候去图书馆，身边要么是学生写作业，要么是退休老人看报纸，气氛平和安静；现在再去图书馆，基本80%都是中青年群体。他们在考证、考研、刷简历、看书、发呆，还有的人直接趴桌上睡觉，基本上一天都待在那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情绪。

图书馆里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处于非常焦躁和焦虑的状态，一直在找工作，有时候低声打电话，问对方还招不招人。一天之内，他大概打了十几个电话，一直拿着手机，坐立不安，即便打开一本书，还没看两页，又继续看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有时候接到电话，他又急匆匆跑出去，把东西全都丢在桌面上。

去年12月，我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国企找到了工作，做市场推广，福利待遇可以说‌‌“砍到脚脖子‌‌”了。不过卡着40岁的年龄节点，我还能来国企工作，就当养老了。我告诉家人换了一份国企的工作，他们觉得挺好的，谁也不知道我失业的这段经历。

这些年我经历了外企、互联网大厂、私企，做过小买卖，各种折腾，现在到了40岁，开始琢磨退隐。到三十多岁才开始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转规律，但能改变的也只有自己，希望2024年风平浪静。

经历过失业，危机感加重讲述者：易浩，男，36岁

物流管理专业居住地：上海

2023年7月被裁员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该怎么办？我得去一个地方，消费不能高，还要有网络，环境安静舒适，思来想去只有图书馆。平时只要不去面试，没有其他事情，我基本都会待在图书馆。

我在上海生活，跟父母同住，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工作没了。他们除了担心和焦虑之外，帮不了我什么。我每天起床想到的就是，今天又得假装去上班了。我以为最多只会待一两个月，没想到待了五六个月。

易浩在图书馆‌‌“假装‌‌”上班。

图书馆是一个好去处，没有人会管你在干什么，是什么原因来到这里，坐在哪个位置。这让我很放松自在，可以专注做自己的事情。我跟图书馆里几位同样是失业的人聊天，得出了这样的观察总结：如果一个人很年轻，座位上有书，应该是学生，可能是大学生在考研；如果一个人桌上全是书，很多专业类书籍，可能是在考证；如果有人只带了电脑，可能是失业了。

我的桌面就是一台电脑和一瓶水。去图书馆的第一天，我在求职网站上买了一个月的会员，给26家公司发起沟通，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失业那段时候，每天除了更新简历、投递简历，我还会做兼职项目，每天就像在图书馆上班一样，有规划。有时候忙起来我忘了回家，就像加班一样。

偶尔我也看书，主要是跟自己行业相关的专业书。因为心情烦躁，看不进去其他‌‌“闲书‌‌”，我会有一种愧疚感，觉得自己都失业了，还有时间和心情看这种书。即便在图书馆，我还是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下。

从毕业到现在，我大概换过三四份工作，平均三四年换一次，2021年之后我换了两家公司。以前是主动寻求变化，近几年主要是被裁员。我经历了两次裁员，主要是公司部门精简导致。

最近一次被裁员是在2023年7月初，当时我刚入职一年左右，做产品经理。整个项目不到十个人，都被裁了，一个不留。其实过完春节，我们就逐渐意识到苗头了。首先是公司的社保拖延了很久才缴纳，其次项目一直没有得到新的指示。7月初，我休完假回来，公司股东开始找我们谈话，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刚开始，公司说愿意赔偿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不同意，要求n+1赔偿。双方协商无果，公司没有直接发辞退通知书，而是发了一份转岗通知，从月薪2.5万元的互联网产品经理转到月薪两三千元的销售顾问。我在邮件里明确回复，不同意。

后续，我们到公司讨薪了两次。第一次得到的说法是‌‌“要晚几天才发‌‌”。一个月后，我们又跑到公司，直到公司当天把停掉的最后一个月工资打到我们账上才离开。

大家不得不开始找新工作。那时候，我发现工作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找了。线上招聘平台一些适合我的岗位，公司活跃度基本上已经是在半年前了。前期，我投递了至少几十份简历，但只拿到两三家企业的面试机会，而且大部分都在线上。

最大的变化是薪资。以前找工作，我一般会要求在原来的薪资基础上涨5%-10%，除非是新公司特别好，才能接受薪资不涨。但从（去年）7月份离职直到11月份，我想要找到一份薪资不降的工作很难，需要从原来的2.5万元降到2万元才有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以前企业招聘，总是催促新员工尽快入职，有一种紧迫感。现在企业给我的感觉是，一边在招聘，一边又好像并不着急需要人。

以前我从来没有过危机感，很自信地觉得工资就算不会一直涨，也不会往下降。但这次失业和面试新工作让我意识到了，原来工资会大幅度往下降，甚至还会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在失业期间，我接了一些兼职。一方面是做户外徒步的领队，每次收入几百元；另一方面是剪辑视频，还有就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做咨询问答的博主。我总共接受过两个人的咨询，一位是打算转行，一位刚毕业入行。当时的感觉很奇怪，就像是我在指导别人找工作，讲得头头是道，而自己却还在失业，找工作没着落。

五个月里，我总共面试了大概10家企业。直到去年11月，我才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医疗企业做产品经理。对于未来，我没有很明确的计划，但要开源节流，不能不顾后果去消费。同时我要多跟其他人接触，多留意身边的好机会，保持收入多元化，增加安全感。

期盼终有一天游‌‌“上岸‌‌”讲述者：唐婷，女，31岁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居住地：深圳、贵州

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入职，刚开始做传统外贸，后来做跨境电商，随着经验的提升，工资从5000元涨到了1.2万元。后来我换了4份工作，前两份是自己主动寻求新机会，后面两份遭遇降薪裁员。

上大学时，我经常去图书馆，养成了习惯。失业之后，待在家里太苦闷，心理压力很大，我把图书馆当作临时过渡的‌‌“庇护所‌‌”，这里环境好，有免费水电，舒适的桌椅，还有网络，学习氛围好，总的来说，经济实惠。

唐婷拍摄的深圳社区图书馆。

就这样持续了数个月，家人说贵州这边有一家国企在招人，让我试试。当时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考虑到工作的稳定性，我从深圳回到了老家贵州。新岗位也是跟电商相关，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但没有编制，工资只有三四千元。

入职后，我一边在准备考公，一边物色工资更高的新工作。以前的工作波动性和压力很大，很难兼顾家庭和事业，我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回到贵州后，我把学习备考的阵地转移到了县城的图书馆。每天晚上5点半下班，6点吃完饭后，我就去图书馆待到晚上10点才回家。

我在图书馆堆放了两大堆考公的资料，桌上放着当天学习需要用到的资料，每天的模式也很单一，就是听网课，做习题。我处于高压的状态下，静不下心去看其他‌‌“闲书‌‌”，害怕浪费时间，毕竟既要考虑工作，又要考虑生活。

在这边待久了，我开始熟悉周围人的面孔。有一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边上班边考公；一个男生全职备考了好几个月，最近没看到他了，估计是休息或者‌‌“上岸‌‌”了。

我最近有点厌学，持续复习的时间久了，感觉疲惫。去年没考上，我累了，去考了驾照，休息了一段时间；今年又迎头准备新的考试，又开始复习，还得继续考，考完一个接一个，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游‌‌“上岸‌‌”。

‌‌“原来人生可以这样活‌‌”讲述者：张漾，女，40岁

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居住地：南京

我本科学的是理工科，毕业后进了媒体，后来又读了新闻传播的研究生，在媒体行业工作了十年，后来转行跳槽到地产公司。

2017年到2021年，我在地产公司负责品牌公关。随着房地产行业暴雷的不断蔓延，我所在的公司也出了问题，分公司纷纷被解散。我被裁员，离开了。被裁员之前，我其实也有所察觉。有好几批同事已经离开，公司一旦暴雷，很难有翻身的机会，将会一步一步走向解散。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2021年11月，第一次经历被裁员，我很害怕别人会看我的笑话。当时从那家全国比较有名的媒体离开时，别人很不理解，想看看我出去之后到底混得怎么样。

被裁员以后，我也在找工作。经历了几轮面试，（2021年）12月份我去了一家国企，对方提出降薪20%，我也接受了。日常工作是办公室的文宣，给领导写材料。在外人眼里，一位40岁的女性能待在国企里，已经很不错，甚至下半辈子都有保障，不用担心被裁员了。

我只待了大概四五个月，2022年5月离职了。这次是我主动‌‌“失业‌‌”。公司的氛围不适合我，例如公司正常规定5点半下班，我一般会在5点半之前就把工作做完，然后下班。但其他人都不走，后来有领导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走这么早？我说，事情做完就可以走了。

我每天早上7点就得出门，回到家差不多是晚上7点，但其实坐在办公室，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间也就两个小时，但人要耗在那里，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有事情，我可以加班，但没有事情，我不想耗在那里，跟别人比谁走得晚，以此来彰显工作业绩，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僵化的管理方式。我不想下半辈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就辞职了。

家里人不能理解我为何从国企离职，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还不满足。但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后来经地产公司同事推荐，我开始做商业讲师，主要教公文写作，反响不错，慢慢走上了这条路。我给很多大型企业讲课，成长很快。目前总体收入肯定不如以前在地产公司，但实际的工作时间其实很短，按时间单位算收益较高。

以前去图书馆，主要是给孩子借书，我离职后再去图书馆，主要是可以在那里看书、写稿、备课。平时送完孩子上学，我就会去图书馆，从早上待到下午，再去接孩子放学，一周去两三天。

张漾拍摄的南京建邺区图书馆。

为了备好课，我把图书馆里关于公文写作的书都看了一遍，至少有四五十本，再从中梳理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构建课程内容体系。我大概一个月出去讲三四次课，每节课3000元左右，后来再慢慢涨起来，收入还不错。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遇到一位熟人，他也被裁员了，在写儿童文学。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的作品获得了文学奖，还蛮厉害的。我们这个行业被裁员没有想象的那么悲惨。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闲下来可以做自己的事，工作时间也非常有效率，平时到全国各地出差讲课，顺便旅行一下。我丈夫表面上没说什么，但有时候我坐了晚班飞机回来抱怨‌‌“好累‌‌”，他会说，‌‌“你不想吃上班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

从我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到我被地产公司裁员，大概工作了十几年，我好像从来没有放过很长的假去休息。当失业‌‌“被迫‌‌”休息了一个月后，我才明白，原来人生可以这样活，不一定非得每天坐班打卡去卷。当然，所有的一切也是基于，我在财务方面合理规划，适当降低消费，存款收益可以作为支撑，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