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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通勤对一个人的情绪和生命的损耗是十分剧烈的,每个人每天都在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人格力量去对抗这种损耗。

那我们就要追问,通勤是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呢?一种回答是因为单位没有宿舍,郊区的房租比较便宜,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

但是追问不能停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哲学提问:在生存意义上,我们何以要忍受这样的通勤呢?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列斐伏尔,他提出了‌‌“日常批判‌‌”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人通勤提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列斐伏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就不应该再在马克思所批评的工厂的语境里去观察。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工厂时代了,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通盘的消费时代。

城市的核心不是工厂,而是消费场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从对工厂盘剥的批判转移对日常消费生活的批判里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通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整个城市的生活都已经充分消费化,现代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占据城市核心地位的东西,就会注意到我们全部生活的内容都变得消费化了,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商品化了。原先属于日常生活的低货币需求,现在都变成了货币化的需求。

在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去问一个工人什么叫通勤,他是不知道什么叫通勤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通勤。

北京的城市区域过去聚集了很多生产性劳动场所,它们旁边通常会配套宿舍。而宿舍不是商品化的,它是分配的。所以那个时候,城市的核心是工厂和宿舍,它们没有货币化。

而在今天,城市的核心是高档消费场所,是各种繁华的商圈。你可能会说,办公楼和住宅不是消费场所,但它们是大宗商品。办公楼需要租售,你买的房子叫商品房。

所有原来属于生存领域没有消费化的无需通过货币丈量的生存内容和生存空间,在整个城市变成消费橱窗的情况下,就变得货币化了,成本变得特别高。

同时,科技和资本会形成一种共谋。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和稀奇古怪的新鲜科技,每个人每天的注意力都在各种购物软件上。大家会觉得去消费这些东西就是过上一个好生活的指征,进而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锚定在消费上,而忘了在消费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生活处境。

我觉得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极好的缩影。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缩得极其卑微,人是不配生活在城市的核心的。这里存在一种很强的身份上的张力,真正的人被作为消费者的自己推开,被逼迫到了城市的边缘,而这个时候通勤就成为了一种必要。

作为消费者的我可以每天出入这些场所,而作为真正的人,我回家的时候,我要走到城市的边缘,要走到郊区去。

但是我又没法真正地融入乡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乡村,它的田园、自然以及生机勃勃,已经完全被要素化,变成了农家乐,大家也需要通过购买才能获得这种田园体验。

乡村和城市都已经完全消费化了,用韩炳哲的话来说,本来乡村生活是作为城市消费生活的一种否定性、异质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关照。但现在乡村变成了农家乐,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变得特别平滑,而这是一种有害的平滑。它会造成同质化,使我们丧失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维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狭窄。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不完全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状态,只是有一些相似。现在的城市也在做一些对抗,我们有安置房、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这些实践都是在和城市作为消费空间的现实进行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抗,要把生存领域继续插入城市的中心,我想可能慢慢地会做得越来越好。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每天在挤地铁的时候,我会知道道路可以不是用来通勤的,生活不一定非要消费。通勤可以不是枯燥的成本,行走本身并不关注起点和终点,行走的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我觉得这个维度还是要保留。

外卖:难吃,却不得不吃

经过漫长的通勤,你到公司忙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你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叫个外卖得了‌‌”。不是所有人单位都有食堂,也不太有精力自己带饭,大多数办公室的白领到了中午几乎就只能叫外卖。

而你叫的外卖大概率是一个料理包。料理包被工厂生产出来送到餐馆里,店员把这个料理包加热,由外卖员送到你的手里,最后你坐在工位上吃完这份料理包。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焦虑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老吃外卖不健康。或者有时候你会觉得外卖实在太难吃了,你就想出去吃改善一下伙食。

于是你跋涉到一个商场里,点了分米鸡和烤鱼。这个时候后厨会打开特定品牌的预制菜料理包,加热完之后端到你的桌上。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有一种特别琐碎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在家、在公司或者在商场吃外卖,但本质上我们吃的都是料理包。它是一种自由,却显得无关紧要,这是现代人一个非常荒诞的处境。

我有时候会在想,外卖这么难吃,为什么大家还要吃?当然生活性的解释肯定是时间不够,工作太忙了只能吃外卖。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想一想,外卖成为可能,那个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观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外卖是有好处的。他说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是我们每个人要承受的。

这种存在方式是把一切的存在者都当作一种‌‌“持存‌‌”。什么叫持存呢?简单地说,就是把持一个东西,然后任意地去取舍、摆弄它。把每个存在者都看作是无关紧要、没有内在价值的,可以被随意地摆弄的。

我们可以通过水车和水电站来更好地理解持存这个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左边的水车也是一项技术,但它不是现代技术,是前现代技术。

这个技术没有把河流持存化,尽管水车也把小河当作动力,但它不会改变小河的流向和生态。从远处望去,小河仍然是富有诗意的存在。

但是水电站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水电站会把上游的水位抬高,会淹没千顷良田,会有很多人的家面临着搬迁,而且下游很多小的支流会断流。

这时候水电站就把小河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小河的内在价值和诗意完全丧失了。小河被持存化了,小河什么也不是,小河就是推动水轮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就是人的持存化。在现代技术的逻辑下,人被看作标准件,在座各位还有我,我们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我们没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吃东西就是为了别饿着,不断地输出劳动力。

与此同时,食物也变得持存化。既然人都无关紧要,食物也就无关紧要了。食物只是填饱肚子的营养物质,只是卡路里。

食物的最高级持存化的形式是变成香精。所以大家走进一家饮料店,里面有很多瓶瓶罐罐,装着香蕉口味、菠萝口味、芒果口味的香精。你看不到这个味道的样子,你只能看到香精。

当人和食物都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食物才会显现为外卖。

每当你的母亲看到你每天吃外卖的时候,她会觉得你不爱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吃饭这件事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

有一位哲学家叫伯格曼,他把我们生活里面的所有事物笼统地归为两类,一类叫焦点事物,一类叫消费事物。

消费事物就是吃外卖,焦点事物就是每个人应该投入巨大精力关注的事物,它需要我们进行关系性投入,而不仅仅是个人消费。

桌子上的食物和外卖的差别不在于多寡,而在于这一桌一定有人付出了很多辛劳,有人买菜、择菜、洗菜、做饭,一家人有老有少,亲朋好友围坐一桌,所以这张桌子上有一种很浓郁的人情味。

人和人之间是通过特定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性的投入是构成食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在外卖当中就被完全丢失了。

当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坐在这张桌子上可能会感觉如坐针毡。这么多亲朋好友在一块,会有很大的社交压力,有时候这种关系性投入让大家感觉到的更多是负担。

我自己要回家跟这么多亲朋好友一块吃饭,我肯定是不作声的那位。因为他们又会问我有没有评上某某奖,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讲到这我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会引起争议,但是大家注意,你之所以会觉得关系性的投入压力大,按照韩炳哲的说法,是因为你完全接受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

这个承诺有两句话,大家看着会非常眼熟,甚至会觉得很温暖。第一句叫‌‌“你开心就好‌‌”。当你遇到很多挫折,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你可能就会被暖到。

在关系性投入当中,之所以觉得别人的关心和问询是一种压力,是因为你买了这句话的账,你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你对这种关系性的交往没有兴趣,觉得它是负担。

但韩炳哲会说,如果你不断强调以个人欲望满足、以个体开心为主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就会滑向自恋,而自恋会导致焦虑、抑郁、空心、乏味以及倦怠。

这个承诺的第二句是‌‌“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这样我们才能容忍每天吃那些无关紧要的食物,因为我们脑子里想象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你内心深处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把自己当个人,那未来我就可以成为人上人。

但是韩炳哲提示我们,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老觉得‌‌“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的话,你就掉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暴力陷阱。

暴力的拓扑学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消灭你,这是暴力赤裸裸地展开。第二个阶段,你不服从监视你。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我就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让你自我规训。你可以,你行,你只要忍受当下的无关紧要以后就可以更加成功,而我们都是买账的。

可能大家听到这段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么多年可能你听到的更多是‌‌“你开心就好‌‌”。所以我刚才不断地在强调这些是韩炳哲的观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观点,我压力非常大。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在今天一定程度上是破产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么幸福,甚至有时会感到抑郁、焦虑和空虚。

我时常觉得哲学就是如鲠在喉,持续地制造不适感、他者性和否定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解决生活中全部的问题。但哲学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当中保持开放的向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手机:蚕食一切身体性体验

吃完外卖,忙了一下午,回到家里后,你可能会遭遇第三种技术现象——手机。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绑缚。我们老觉得手机在挟持自己,有的时候有很强的粘滞性,我们没法摆脱它。

伯格曼提出一个概念叫装置范式,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概念来审视一下手机。伯格曼认为现代技术和原来的技术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100年前的技术的核心状态是机器在工厂里轰鸣,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小巧化,全部变成了微小的装置。

手机是一个典型的装置范式,它是一个黑箱,把复杂的功能都隐藏在背后,排斥人对它的凝视。手机仿佛是一个幸福世界的开关,只要你拨动它,所有的便利就会涌入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问我家的小朋友,食物从哪里来?他说,食物是从冰箱里来。我又问他,暖气从哪来?因为我经常用手机交地暖费,所以他说,爸爸,暖气是从手机里来。

伯格曼认为,虽然手机这种装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它丧失了一个身体性的向度,它割除了生活当中所有的操劳。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用手机买暖气和用壁炉取暖的区别。

我们没用过壁炉,但应该都用过炉子。用壁炉取暖是非常麻烦的,你要走到幽深的森林当中去选择合适的树,然后你需要劈砍、堆垒、晒干、引燃。

经过一天的劳作,你把壁炉引燃之后,坐在沙发上,妻子在旁边打毛线,孩子在地板上玩具,家猫蹲在旁边取暖。看着炉子里的火,再看着外边漫天的白雪,它们互相加持,寒冷更加寒冷,温暖更加温暖。在那个空间,人和人之间是联系起来的,围绕这个炉子我们可以构建非常丰富温馨的家庭情境。

但是如果你用手机交地暖费,然后全家人一起在地上玩手机。这个感觉就不对,肯定是哪出了问题。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手机这个装置正在让整个世界完全地地暖化,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购买和调度。

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最终手机将创造一个平行于我们现实的世界,人们因为在虚拟世界当中不需要付出任何身体性的操劳就能够获得快感,而逐渐地对当下的物理现实失去耐心。人们会对虚拟现实却越来越宽容,而对于我们肉体存在的物理世界却越来越苛刻。

手机还会和资本一起创造出很多虚假的欲望,比方说我每天刷社交媒体,我就会觉得那些商品都是我应当拥有的,但是它背后所付出的所有操劳都和我无关。事实上,这些需求都是社交网络渲染出来的虚假需求,那些需求本不属于我们,但却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

摄影师秋山亮二拍过一组80年代小朋友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逼真的快乐,我们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有这样的状态。

她全身上下没有握持任何一件昂贵的商品,甚至可以说她一无所有。她为什么能拥有这么逼真的快乐呢?因为她在使用自己的身体,她可以身体性地活着,这就很快乐。

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把所有的身体性投入和操劳都割除,剩下的东西真的能够让我们快乐吗?我常常感觉到的不是快乐,是空心、倦怠、乏味,甚至于有点沮丧。

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的同时,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通勤让日常的行走消失,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而手机让身体性的体验不断地受到蚕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背后的现代化承诺,我们仍然时常感觉到愤懑、焦虑、困惑。

夺回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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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的就是夺回日常,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日常的深处》。我想分享几个我自己尝试夺回日常的实践,但是大家可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办法。

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列斐伏尔说,你可以把城市看作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它不是消费品,它带有超越性的维度。我想更彻底一点,我想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观察绿化带里的鲜花盛开,观察单位楼下的野草生长,观察街心公园里的鸟鸣虫唱,观察这个城市的细节,观察城市在消费之外疯长的部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治愈。

回到食物本身‍‍‍‍‍‍‍‍‍

第二就是要回到食物本身,要去看到味道,味道是有形状、有模样、有过程的。我尝试种了一些薄荷,薄荷比较好种,而且绞下来之后就可以泡薄荷水,加一点蜂蜜,味道非常好。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味道在阳光下逐日生长,然后将自己的生命同土地和植物重新连接起来。

为生活找到锚点‍‍‍‍‍‍‍‍‍‍‍

而最后就是我们要重估操劳,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可以是生活的锚点,而完全便利化的生活会让我们无所适从。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每天接送孩子,接送孩子其实是一件特别郁闷的事,你要替他整理书包,还要催促他行走。他们在路上还会不停地跟你争执,尤其是当你有两个孩子时。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因为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建立了一种外部性。我觉得我需要他们,胜过他们需要我。在这种操劳的过程当中,我建立了爱欲。我关注他者超过关注自己,我克服了自恋,让我没有那么焦虑。

当然,夺回日常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或者完全放弃现代技术。我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我也不想拒斥现代性,我不想造成这样的误会。

海德格尔曾经在演讲《泰然任之》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完全抵抗现代技术是愚蠢的,我们真正要具备的态度是,让技术既在生活之中,又在精神世界之外,可以将其当作工具,但不让它侵入作为人的根本。

最后我想做一点告白,我常常觉得哲学其实是一个挺苦闷的职业,不像其他的讲者,他们可以讲很多具体的东西。哲学能给你很多视野,让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那个最为一般性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哲学让人痛苦的地方,因为它给了你一双眼睛,却没有给你一双特别有力的胳膊,你没法使用哲学去改造自己的生活。因为改造生活需要的可能是勇气、胆量,甚至于一点狡猾,而哲学恰恰给不到你这些东西。

也许我们还是得面对一个残缺的生存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面前具有软弱性,夺回日常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城市巷战。但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尽管很多的挣扎是徒劳的,我们还是要挣扎,人的金贵之处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列斐伏尔,他们的理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去改造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勇气。

谢谢大家。

 

 

质检就是把好好的鞋从鞋盒里拿出来用包装袋装起来

在义乌,我干的最后一份日结工是包发夹,一包7毛钱,比包棉花(5分钱)划算,但包发夹把我手包肿了,我开始琢磨找一份新的工作。在义乌,我在不同场合见过拿着支架对着手机滔滔不绝的人。直播电商卷过这座城市,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招主播的启事,就连烧饼摊上也没有错过。如果说厂区里的计件工代表着‌‌“旧义乌‌‌”的底色和韧性,那么直播电商就回荡着‌‌“新义乌‌‌”的喧嚣之声。再粗心的人都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变化,比如四年前冒出来的北下朱直播电商小镇。

于是,我在中年男人那里留下求职信息,他言之凿凿,但当然没有人打来电话给我工作。

我在主流的招聘软件上搜索主播,就薪资而言,工资在5000-20000之间。我任意点开一条,岗位要求是吃苦耐劳,学历不限,经验不限。更寡言的招聘者只留下‌‌“直播带货,有老人带,想要高薪的来挑战下‌‌”。我随机发了几个沟通邀请,附上了两张我最体面的照片。收到的第一个回复是,‌‌“你身高体重多少‌‌”。回过去自己的信息后,招聘者遗憾地表示,他们对主播的要求是100斤以下。我点进招聘信息发现,这个岗位招的是穿版主播,就是在直播间里展示服饰穿戴效果的人,招聘要求里有明确的体重要求,80-100斤之内。按照要求只有微胖服饰可以接纳我,他们写着‌‌“体重在100-140,身高165cm以上‌‌”,长得矮也不行。

好不容易,有位粗心的招聘者答应让我去面试。这家招主播的公司位于义乌市郊的苏溪镇,以制衣闻名,直播间就设立在服装工厂的生产车间里。

招聘者让我试穿他们最小码的样衣。我问他,为什么要求主播的体重在100斤以下,消费者不是个个都苗条。他拿出手机给我展示模特图,‌‌“我们想要这个效果。‌‌”图片上的女孩把运动风的套装穿得松松垮垮,我猜她不会超过90斤。另一种女孩把紧身套装穿得凹凸有致,没有一丝赘肉。没错,在购物时,模特的穿着效果是我的主要参考标准,但不代表人人能像严格身材管理的模特一样穿得合适,我不想跟招聘者讨论‌‌“身材羞耻‌‌”的话题,因为他主动告诉我退货率是60%。我想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不出意外,我穿不下S码的衣服。

放弃穿版主播的岗位后,我在一家卖拖鞋的公司接受培训。第一天,老板张总带我到直播间,一位女主播正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介绍拖鞋,她的激情就像有一万个人在翘首以待,实际上只有镜子背后的我,和直播间里200个在线观众。张总向我介绍,镜子是他研究出的辅助工具,主播可以看到自己的状态,还不容易在来回看摄像头时让观众觉得主播在翻白眼。

这是一个24小时直播的账号,业内叫‌‌“日不落直播‌‌”。卖得最好的单品是定价9.9元的棉拖鞋,我看到前一天的成交总额是20万左右,结合实时在线人数,平均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下单,而综合7天的退货率不足10%。张总自豪地说,夏天洞洞凉拖一天最多能卖100万。我不明白怎么有那么多人买拖鞋,我的凉拖穿了5年都没坏。张总的解释里有着小商人的直觉和消费者的质朴,‌‌“你不可能带一双拖鞋去打工吧。‌‌”

干呕的主播

张总绝不会告诉我关于成本的秘密,他只说:‌‌“市场是畸形的。‌‌”安徽人张总在3年前来到义乌开始做直播电商,那一年直播电商的商品交易总额突破万亿元,他是赶上风口的一批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从身负50万元债务开始,自己做主播卖出了第一个爆款,做成一个百万粉丝的账号,之后就一路顺风顺水,扩张规模,招募团队直到现在。他坦率地说,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做过销售,开过网店,吃了很多苦……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桌上的保时捷车钥匙说明了一切。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主播们的休息室里背话术。即便我常常走神,也不难发现所谓‌‌“直播话术‌‌”就是不断地说谎。‌‌“今天最后一波福利价格,两分钟后截单了‌‌”——每2分钟重复一次。‌‌“三层加厚的羊羔绒‌‌”——人造纤维,和羊没有任何关系。‌‌“4.0版本的实心橡胶大软底,三五年不断跟不断底‌‌”——被展示的样品鞋底已经开裂,4.0版本的说法用以替换掉之前‌‌“真正的4cm鞋底‌‌”,因为出于成本考虑,已经做不起厚底。办公室里堆成山的退货是证据。

直播间的背面是不同版本的拖鞋,张总早期卖过鞋底最厚的版本,现在卖的是薄的

主播们教给我的话术只有两页纸,3分半钟的内容,但购物车里有数十款产品。主播们告诉我,义乌的直播都只卖单品和爆款。所以,虽然有玲琅满目的拖鞋,但她们只喋喋不休地来回介绍1号和2号链接。这和动辄介绍几百个产品直播间的盈利模式不同,不依赖主播影响力,不用花高昂的费用购买流量,而是利用24小时的直播时长抢占平台免费流量。张总曾告诉我,流量好的时候(自然流),放只狗在直播间都有人买。说到底,我们主播的存在就是比AI稍好一些的工具人。更关键的是,单品的进货成本低,也无需依赖固定的工厂,只要单量足够大,就会有工厂找上门,况且品控要求不高。单品模式是一种草根生意,和义乌的很多生意人一样,不需要你是一个厂二代和富二代就能开始。

这间公司有12位女主播,虽然职位描述中不曾写到只招女性,但主播多是女性。张总告诉我,直播电商的消费者主要是女性,女主播更懂消费者心理,就像传统零售业的女售货员。但他没有提到,在女主播为主的行业,李佳琦这样的男性才是其中翘楚。我们这个公司的基层女主播,有小学语文老师、短视频演员、电商客服、娱乐主播、护理专业的毕业生,被三年前一阵无形的大风卷到了这里。

主播们休息的时候常把婚恋当作闲聊话题,如果你不主动说起,她们绝口不提过去,每份工作都如此短暂,人们不在工作中交朋友。一个女主播说自己最近掉头发厉害,另一主播随口问她原因,她就把自己即将结婚的烦恼倒豆子一样说出来。她的父母在年初给她找了一个同乡相亲,对方在见面两小时后就问她要不要订婚。她连对方的样子都记不住,但对方说,相处不合适可以退婚,所以还是勉强订婚。她不确定要不要嫁给这个人,但她已经29岁,在长辈的催促下,他们一个月后就会结婚。我问她结婚对象是怎样的人。她显得十分不满意,个子比她高一点,但是个大胖子,家里条件还没有她家好,但对她言听计从。我说,那为什么要嫁给他。她像是没有听见,她说,她发誓结婚5年内绝不要孩子,‌‌“生个孩子两三年没有办法工作,到时候哪还找得到工作。‌‌”她很勤奋,上一份主播工作的时长不多,她还找了一份夜班主播的兼职干。她希望在自己能赚钱的时候多干点,‌‌“谁知道主播能干几年‌‌”。过了几天,我又碰到她。她说自己刚打了除皱针,兴高采烈地为婚礼做准备,半个月的时间拍婚纱照,找好婚庆,一切都很仓促,因为她想少请几天假,预备过完年就恢复工作。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们不谈真正重要的话题,他们只需要一些情绪,而不是建议。

有几天,东方甄选的主播董宇辉是热门话题,我顺口问休息室里躺着看手机的主播,职业目标是什么。对方很犹豫地告诉我,人人都想成为董宇辉或者李佳琦,她从前也这么想过,但那需要一些复杂的手段,资本的推动、运气。拖鞋公司的主播都对现在的工作感到满意,她们一天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有2天休息,薪水是一万元的底薪加上提成,按照总成交额的0.1%算,一个月能拿到几千块。就连我,一个新人主播,张总也大方地开出8000元的底薪。这是我在义乌面试过的直播公司里得到的最高待遇。

主播的工作看上去比包棉花轻松多了,可以说,除了当老板,这是义乌最高薪的工作,但我不能假装辛苦的劳动不存在。每个主播的嗓子都是哑的,她们告诉我,‌‌“公鸭嗓‌‌”是主播的职业特征。一位主播在连续说了3个月同样的话术后,在直播时发出了干呕。前不久,她介绍拖鞋时又一次干呕。主播们被要求在两小时内将同一套话术说34遍,每一次重复都像第一次饱含热情地手舞足蹈,我光是看着都累。只有金钱为这份工作缔结了稳固的关系,虽然抱怨,但没人想过辞职。

一周后,张总考核我的时间到了,我表现得很差。虽然我努力去模仿其他主播的语气,但说出来全变样了。张总说,没有人会下单。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在义乌,我听到许多暴富的故事。比如,一位市场的送水工,他每送一桶水只赚2块钱,但他会留意哪家的生意好,后来他发现了医疗配件的商机,发了财。还有一些以负债开头的故事,就像张总,最后都是苦尽甘来,赚了大钱。但只要我问做生意的人,今年过得怎么样,他们就会说,今年生意不好做。好像失意的人都去开滴滴了,我在搭车时遇到了几位负债的司机,其中一位告诉我,他和妻子统统是失信人。他的三家餐饮店在熬过疫情三年之后还是倒闭了,他不仅亏光所有积蓄,还把全部的房产卖掉了。妻子和朋友合伙在拼多多上开店,光是仓库就租了上千平米,挺了两年,债务比他还多。一想到欠了还不清的钱,他就没法睡觉,只有开车后的疲惫能治好失眠。

我在常去的咖啡馆认识了刘哥,他自称‌‌“贷款中介‌‌”,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最了解老板们经营状况的人。刘哥的工作是给小加工厂老板放贷,过程常常是一位急需用钱的小老板找到他,他根据客户的信用向银行递交贷款申请,一个星期后银行给客户放款,他收取佣金。虽然刘哥说自己的职能相当于银行的外包业务员,但没有哪家正规银行有‌‌“中介‌‌”的职位。

放贷的关键在于关系。刘哥和银行的信贷经理建立友谊,他将佣金的大部分献给对方,以获得客源,也就是那些被银行拒绝的客户。大部分小老板不容易获得贷款,他们的经营规模小,流水达不到标准,就算银行降低门槛,也很难在短期内拿到钱。但贷款的老板们往往急需用钱。刘哥解释道:‌‌“如果一个老板接到了大单,他的生产规模达不到,账上也没有钱来买原料,他做不做?他肯定要做,还要借钱做,谁有钱不赚。‌‌”有了关系,一切就好办了,那些资质不够的老板能拿到高于银行信用评级的贷款金额,还能在一周内收到钱。

刘哥每天到咖啡馆报到,他不时举着手机支架到室外录上一段介绍信贷业务的小视频发在朋友圈和抖音,他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聊天,挖掘潜在客源。他告诉我,现在一个月能贷出去100万都算是好的状况。六七年前,他在义乌做P2P网贷业务,手下最多有80人,一个月最多能放出2000万。但两年后,这种贷款形式被取缔,公司原地解散,刘哥作为主管在派出所扣了一天一夜,出来后他就离开了义乌。2021年底,他回到义乌,开始做银行直贷的助贷业务,他发现连愿意贷款的人都不多,贷出去的钱也都是30万、50万。我找出一份高校对义乌的调查报告,上面整理了义乌海关公示的2020年-2023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我告诉刘哥:‌‌“报告上说,三年疫情义乌市场全球性辐射能力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他推开了我的电脑。

我想他的意思是与其看数据,他更相信自己的观察。刘哥说现在越来越难,‌‌“赚不到钱‌‌”,但不肯透露自己的收入,他只告诉我他的手续费是3%。他说,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人们有信心贷款,因为觉得自己能赚回来,但现在的贷款人都是被动的,‌‌“最多的一类客户是做了一两年没有赚到钱,他又不肯放弃。贷款是和未来博弈,让自己今天能活下去,明天才有机会。‌‌”

 

 

农村女孩的教育机会,如此重要又偶然

文瑜是我1516045班的学生。自我2016年9月给他们班上专业课后,她就一直担任班干部,负责联络老师和同学。文瑜长着一副典型的广东女孩模样:中等个子,清瘦身材,脸庞极为清秀,淡定的神情,看起来温婉而坚定。2019年6月20日,临近毕业,我们约好召开了最后一次班会,不少人在外实习或者求职,三十八位学生中,只有二十四位能参加班会。班上的孩子轮流走上讲台,纷纷讲起了毕业的感受和境况,此刻,就业环境日渐严峻,真正‌‌‌‌“上岸‌‌‌‌”的学生凤毛麟角,大都处于迷茫、纷乱的求职阶段,不少女生在离别的伤感中夹杂着对未来的担忧,文瑜是班上少有的确定了去向的学生,她受到环境的触动,回顾了找工作‌‌‌‌“纠结到哭‌‌‌‌”的经历,也讲起找房子的两难处境,‌‌‌‌“便宜的,环境太差又不安全,感觉害怕,稍稍像样的,价格又太贵‌‌‌‌”。

对大学生而言,‌‌‌‌“家访‌‌‌‌”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度却极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双方都忙,我和学生很难凑到一个合适时间,如果还要同时约好学生父母,难度更大;其二,班上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有不少顾虑。文瑜是我任教的班上,第一个接受我家访的女生。比之女生,我留意到,男生仿佛更乐意老师前往自己的家乡。文瑜1996 年出生。爸爸和生母的婚变,让她两岁就离开家,开始跟随奶奶生活。对于亲生母亲,因分开时年龄太小,她已没有任何印象,多年来,甚至‌‌‌‌“没怎么联系‌‌‌‌”。亲生父母离婚后,很快各自成家。文瑜三岁时,继母生了妹妹,到文瑜六岁,继母让爸爸将她接回身边,理由是‌‌‌‌“必须上学了‌‌‌‌”。在爷爷的观念里,文瑜是女孩,读不读书无所谓,‌‌‌‌“他想让我在家干活,读两年到十几岁就外出打工‌‌‌‌”。继母没有依从爷爷的意愿,坚持将孩子带回。提到父母婚变对她的影响,文瑜坦诚,‌‌‌‌“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回到父母身边前,见到村里其他后妈打骂孩子,我也有点害怕,但回到父母身边后,发现继母完全不是这样‌‌‌‌”。在她心中,继母早已获得了母亲的身份认同,‌‌‌‌“妈妈‌‌‌‌”这个神圣的称呼,只属于陪伴自己长大的母亲。文瑜强调,她得以拥有机会念大学,最为关键的因素,来自继母的坚持,而根据爷爷和爸爸的态度,‌‌‌‌“自己不是留在村里,就是外出打工‌‌‌‌”。

初一暑假,妈妈带文瑜第一次来到深圳,跟随表姑在一家手袋厂打工,每天的日程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坚持了四十多天,挣多少钱,文瑜早已淡忘,让她难以忘怀的细节,一是通宵熬夜倒班,每到凌晨就昏昏欲睡的疲惫;二是年龄太小,她拿着别人的身份证,每遇突袭检查,就会被人藏起来的窘迫。初二暑假,文瑜没有外出,在家跟随妈妈织网。初三暑假,文瑜再次进厂,整整干了六十天,‌‌‌‌“机器太高,必须站着,后跟磨掉了一层皮‌‌‌‌”,她清楚记得,‌‌‌‌“每个小时的工资是七元‌‌‌‌”,整个假期,她赚了四千多元。同行的一个女孩,受不了工厂的劳动强度,做了十几天,‌‌‌‌“哭哭啼啼嚷着要回家,主管没有理会她,我帮助她顺利回去了,还答应将她未结账的工资也寄回。‌‌‌‌”帮助同伴妥善处理辞工的经历,让文瑜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多年的劳动,早在岁月的积淀中,不知不觉滋养了她的冷静、韧性和担事的能力。

初中期间,文瑜一直担任班长,成绩也非常出色,‌‌‌‌“每一科都考前几名,总成绩也很靠前。‌‌‌‌”更重要的是,‌‌‌‌“老师很疼我,一开始就指定我当班长,加上人勤奋,校长也欣赏我‌‌‌‌”。整个初中,文瑜算得上学校的名人,在老师眼中,她被叙述为‌‌‌‌“当班长、又勤奋、成绩还好‌‌‌‌”的典型。文瑜中考的目标是湛江一中,但她所在的初中只考上了四名,在中考小小失利的情况下,她最后以全校第十的排名,进到了S县一中。尽管高中阶段的学习极为紧张,文瑜还是习惯了假期外出打工。高一暑假,她去了富士康,负责屏幕检测,‌‌‌‌“工资高,伙食也不错‌‌‌‌”,因住宿条件差,没有地方洗澡,加上不想上夜班,‌‌‌‌“只干了一个星期。‌‌‌‌”高三暑假,高考一结束,她再次进厂,哪怕即将踏进大学的校园,文瑜依旧坚持了中学时代的打工习惯。在我的学生中,文瑜是将个人打工经历说得最清楚的学生,也是坚持各类劳动最多的学生。

‌‌‌‌“回家就干活,一有空就干活‌‌‌‌”,成为她漫长求学阶段的基本状态,与城里同龄孩子辗转各类教培机构、不断刷题的日常构成了鲜明对比。在妈妈的带领下,作为大姐的文瑜,劳动的习惯早已深入骨髓,弟弟妹妹也极为勤快。以前,文瑜意识不到劳动的历练对自己的影响,直到进入大学,她发现自己总是比别人更有耐心,遇事不怕麻烦,也更愿意担当一些公共事务时,她隐隐约约觉察,恰恰是多年的劳动锻炼,让她获得了精神的钙质,加速了个人的快速成长。进到大学,生活上,‌‌‌‌“通过兼职,养活自己‌‌‌‌”是文瑜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大一暑假,她去一家百果园打零工,给老板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每到年前,水果店缺人,老板就会力邀她帮忙,保证假期的三倍工资,文瑜也能在短期内赚到几个月的生活费,有两年寒假,她因此放弃了回家过年。大二暑假,她去过蓝月亮、奶茶店打短工,也去过超市做导购,甚至接过一次翻译。文瑜的短期工作信息,大多来自一些兼职群。大三上学期,她还做过课外托管,‌‌‌‌“下午四点过去,晚上八九点回来,包晚餐90元一天‌‌‌‌”。

整个大学,文瑜没有找父母拿一分钱生活费,所有开销都通过课外兼职解决,她有过因兼职耽误了专业提升的遗憾,但也承认丰富的课外兼职,锤炼了她融入社会的能力。当然,也正是忙碌的大学兼职实践,让文瑜早早意识到,同龄人不同的家境,暗中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她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自助游,同行的旅伴来自惠州,在一所三本大学念书,父亲做生意,‌‌‌‌“家里房子很大,在家就是一个小公主,毕业后的工作随便挑‌‌‌‌”。她还认识一个独立学院的男生,‌‌‌‌“爸爸是领导,工作随随便便都能安排好,工资都很高,深圳一些有名的大厂,男生都不想去‌‌‌‌”。

毕业前夕的实习中,文瑜总能听到一些家境和她类似的老乡,在单位‌‌‌‌“无缘无故地被骂‌‌‌‌”,一个毕业半年的师姐,在单位的现状,同样是被‌‌‌‌“骂到麻木了‌‌‌‌”。文瑜不怕被骂,也不怕劳累,她将职场新人遭遇的人事磨合,视为进入社会的必修课程,但她希望单位的氛围能够让人放松,希望领导能够给予刚刚入职的小白,更多空间和包容。妈妈对于文瑜大学毕业的去向没有明确要求,但广州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让她对女儿留在大城市抱有朦胧的念想,当然,文瑜能够在S县找到好的单位,能够考上公务员或者获得编制,毕业回来,她也能接受。

我留意到,相比找工作,妈妈明显更关心女儿找对象,我与她少有的聊天,话题都聚焦在文瑜的婚恋上,也许,对父母而言,孩子的婚姻大事,是比就业更为紧要的事情。2019年毕业季,我的办公室门无数次被推开,一张张青春、困倦而又无所适从的脸,写满了迷惘、困惑和无力,满意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城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竞争的形势愈演愈烈。和班上太多去向未定的同窗比起来,在‌‌‌‌“回S 县‌‌‌‌”和‌‌‌‌“留广州‌‌‌‌”之间,大四一到,文瑜不再有任何纠结,她尽管对立足广州没有太多把握,但‌‌‌‌“小县城一眼望到头‌‌‌‌”的现实,让她感觉家人从‌‌‌‌“村庄到小镇到县城‌‌‌‌”的路径,应该有人再往前推进,‌‌‌‌“说到底,回到县城,我还是有点不甘心‌‌‌‌”。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文瑜认定自己应该想办法在广州留下,算是为弟弟妹妹毕业以后的选择,提供一点点依靠和参照。2020年7月,文瑜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男朋友来自S县,学的工科专业,父母都是乡村老师,下面还有个弟弟,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在深圳工作,因文瑜在广州,他转来了广州。在同一个城市相处几个月后,他们意识到了立足广州的难度,两人决定,如果要在珠三角留下来,不妨将目光放到周边的城市,这样,男朋友又随公司来到了佛山。在此以前,文瑜对到底能不能立足广州,从来不敢多想,但男友来到佛山的选择,让她坚定了信心,‌‌‌‌“就算我在广州上班,因佛山与广州有直达地铁,一切都很方便‌‌‌‌”。大学班上有好几个女生,来自佛山或深圳,在家人资助下,早已成家立业,解决了买房的大事。文瑜曾经很羡慕她们,但现在,她对自己和男朋友通过努力一步步立足佛山的现状,感到踏实和满意。很小的时候,文瑜认为家里穷,长大后回望,她发现‌‌‌‌“家里没有想象中的差‌‌‌‌”。她爸爸的六个兄弟中,有不少和文瑜一起长大的堂姊妹,无一例外,他们都延续了‌‌‌‌“初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人生轨迹。整个家族,也只有文瑜三姐弟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在文瑜的人生中,如果不是继母的出现,她最有可能延续堂姊妹的命运路径。对农村女孩而言,教育机会的获得,如此重要,又如此偶然。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学,对任何一个农村孩子而言,都需要走过长长的路,需要历经更多看不见的偶然和必然。

 

 

其实用工市场的年龄问题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在郑州,60岁以上的人干环卫,每个月2500(元),到65岁就干不了了,只能干园林,拔草、种花,一个月2100,到70岁又没岗位了,最后只能回到零工市场。他们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说装修砸墙,把建筑垃圾背到一个地方。

这两年建筑业出了‌‌“清退令‌‌”,60岁以上的人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为什么要清退?出发点是因为60岁以上的人没有工伤保险。但我觉得逻辑搞反了,我们应该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伤保险、社会保险去覆盖60岁以上的人群,而不是干脆不让他干了。

本来只是建筑业,但它会形成一个扩散效应,都不敢用(60岁以上的人)了。当然,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经济本身的力量,建筑业在萎缩,我们去郑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没有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龄农民工,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现在的境况。随着老龄化加剧,房地产行业的萎缩和下行,这些人将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在零工市场找活,但这里不像以前,找不到那么多活了。未来他们的生存会面临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

去年三百,今年二百二

郑州的零工市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震撼,从凌晨3点开始,找活的工人陆续在这里聚集,早晨7点就有上千人。他们戴着黄色头盔,提示这个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和建筑业相关的工作。

零工市场的形成和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比如郑州,过去几年,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楼盘正在建设当中;下沙是杭州城市向东扩展的一个区域,这两个地方聚集的主要就是建筑业。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周边的产业、环境。深圳龙华形成最早,一直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电子厂最多。

零工市场就业方向的发展,主流是制造业,然后房地产、再之后是物流,大概是这样一个递进顺序。

它们的招工方式都差不多。深圳龙华体量最大,这里有几个大型的人力资源中介,一年体量(就业人次)都在十万左右,这类中介有七八个,还有很多小中介。这里是纯市场化的运作,招工抽成大概是小时工价中的一块钱或两块钱,竞争激烈,中介在意品牌和信誉,不会克扣工价。

杭州下沙以小中介为主,还延伸出许多个体充当劳务经纪人,他们不是门店,劳动者管他们叫‌‌“人虫‌‌”,其实这是一个贬义的称呼,因为劳动者认为他们要抽一部分钱,再盘剥一道。也会出现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是对岗位和工价夸大的宣传,对工作条件的隐瞒,比如劳动者去之后才发现体检、工服这些都要交费。

郑州连中介都没有了,这里主要是建筑业,市场利润太薄,中介都撑不起了。用人企业都是直接跑到那个地方去盯人找人。以前建筑业还发达的时候,规模比较大,直接大巴车过去拉,几辆大巴车一次能拉走上百号人。

我们过去调研的时候,这个零工市场比较凋落了,本身也是招工淡季,好些人一周多没有找到活干了。来一辆招工车子全往上挤,挤到座位就死活不下来。有一个清理办公室的岗位,主要就是搬桌子和办公用品,4个小时工价80块,大家都争着抢着喊着要,差不多有20个农民工老伯,50多岁到70多岁都有。两个大哥抢到了活,人群很快就安静了。

总体来说,这里的竞争比较良性,我挤不过你,挺尴尬的,笑一笑就走了。或者你也可以介绍自己的优势,比如我有电动车,马上就可以跟你走。

不仅是郑州,杭州下沙以建筑为主的活也在减少。十几年前那一片基本上是工业区,代表了杭州城市化向东延伸的进程。现在,零工市场所辐射的区域,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都盖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面,受整个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很多建筑工地都停工了,这也是活大幅减少的一个原因。

另外,工价也在下降。2022年双十一,物流行业工价大概在300(元/天),2023年是220。一开始大家都在等300的岗位,发现没有,就调整预期,200多一天也干。双十一的热度没有以前那么大,这就导致期间物流的收入上不去。

这些劳动者大部分是没有积蓄的,需要每天一个活或者几天一个活才能生存下来。一部分劳动者今年已经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这样的现象通常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给农民工提供免费午餐的郑州八哥说:‌‌“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来领取餐食的人数为700~800人,但目前已经减少到400人左右。‌‌”

不平等的双向选择

零工市场存在一定的双向选择,雇主挑工人,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挑活。但他们的决策逻辑和中产阶级不一样,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计算成本的支出。首先考虑的是工价,还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比如招工方有没有交通工具。

我们在杭州下沙调研时,有一个岗位在5公里外,但没人愿意去,就觉得太远了。招工方没有交通工具接送,公共交通也不覆盖,这种情况下,他们就都不去了。我们可能觉得几公里的路,打个车过去。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限制。首先,这些劳动者基本不愿意打车,坐公交的钱也要仔细盘算,基本上只能选择有接送或就近区域的工作。

还有住宿的情况、工钱多久可以支取,这些问题很细节,但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比如,我们问为什么不去公共就业服务大厅?他们说,那里没有招工方的人,工作人员只是给你岗位电话,打过去对方可能说工招满了,那打电话的钱是不是就浪费了?在他们看来,这种不确定的支出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总体来说,线下零工市场比较被动,主要是雇主挑工人,毕竟岗位稀缺一点,在议价、工作时长方面,劳动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年轻人的选择会更多,进厂的会多一点。

但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比较多元,大部分人进厂的周期都不会太久。我们遇到过的工人,最长的也就两三年,有的达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称6人间,结果一去发现12人,他就不干了;厂区周边比较单调,没有娱乐场所,那他可能觉得在这里打工没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价。国内的加工制造业属于世界工厂,用工需求随订单波动。比如电子产品,销售一般在年底,那么7、8月份就是工厂排订单的时候,那个时候,用工量直线上升。圣诞结束后,没有订单了,工厂就把这些人遣散掉。对于这部分劳动者来说,想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困难。

找不到稳定工作,那就只能找零活。对企业来说,7月份用工,它当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过来,劳动者也知道这个阶段市场缺人,那就要挑工价高的工作,哪里更高,随时拎包走人。所以,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双方都没有建立长期工作的意愿。 

当赚钱不容易的时候

刚在水贝的一个咖啡厅,做咖啡的小哥也就20 岁出头,说昨天他同事被一个小伙子给打了,眼镜扇飞,挨了一耳光,然后没还手直接找叔叔,立了个案。

打人的也是个年轻小伙子,其实就是很小的一件事,小伙子要在屋里抽烟,因为深圳昨天太冷了,不愿意到室外抽,咖啡小哥劝了几句,然后打人小伙子直接脏话伺候,上来给了耳光。

打完人这小伙子直接跑了,这人在旁边一栋楼上班,叔叔打电话让回来道歉,接受调解,直接挂电话不理,然后说回老家了。

今天,叔叔给了处理结果,治安处罚拘留15 天,被打的不接受调解。

为什么这小伙子脾气这么大,是因为他打工的地方,欠了他8 个月的工资没给,过年前也没钱给他,一肚子气没地方撒。

当赚钱不容易的时候,不少人就会有戾气了。


@天涯历知幸:昨天,看到一个采访,一位女性外卖员,被问到跑外卖是不是很辛苦?她表示,之前她和她老公在工地搬砖,想要拿到现在这个收入,她得搬六万多块砖。

于是,我去看了一些记录工地搬砖的视频。小推车,一车一百五十块砖,从楼下搬到楼上,虽然有电梯,但是工地那个环境大家都能想到,上坡下坡、高低不平的地面以及各种障碍物,一趟下来,搬砖卸砖,光弯腰这个动作,就要做几十次。这还仅仅是一趟,一天的工作时长,是十一个小时。

因为是工地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种,纯粹的体力活,所以收入和其他工种相比低了不少,一天一百八。

一个小伙子,二十八九岁,原先在外地打工,为了照顾父母妻儿回到家乡,暂时还没学技术,就先来搬砖了。对着镜头,他被晒黑的脸上浮出一丝羞涩,他的第二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他要多挣钱,要买房要让孩子读好学校。

工地从来不缺女性劳动者,包括这样的体力劳动,六十岁的阿姨,照样将一车车的砖送上高楼、将一袋袋的水泥送下卡车。

她有四个孩子,她着重介绍了她的两个女儿,就是靠着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她让两个女儿读了大学,现在一个当上了老师,另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工作。她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小目标,帮助儿子成家。她并不觉得她现在的工作有多辛苦,上有老下有小,养家糊口嘛~其余阿姨笑着附和,不辛苦不辛苦,都是为了孩子嘛,要让孩子读书嘛~

对他们来说,他们一车又一车,送的不仅仅是砖,也是希望。沉重的砖头或许会压垮他们的肩头,但是,心里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与热爱。

我一直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基建狂魔‌‌”,众多宏观叙事中的奇迹,都是由这样一位位个体劳动者的辛劳付出构建而成。但是,仅仅是‌‌“被看见‌‌”这一项,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要看见他们的付出,要尊重他们的劳动,要保障他们的待遇,要让他们的生活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


@牛哥碎念: 中年女人失业后的惨状,远比男人更惨烈,我算是亲眼见识了。

同事大姐79年出生,44岁,北京科技大学热力学硕士,端庄大方,不显老,2022年春天被裁员,到现在快两年了,竟然还没找到工作!

我原来还劝她说不要太挑,别太计较待遇,事实证明我多么幼稚。她说只要给个生活费就干,但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两年里投出去的简历几百份,一份反馈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

给招聘部门打电话,人家明确告知没有招聘计划,哪怕网上还挂着这家单位的招聘信息。找老同学和同事帮忙,大家消息一致:单位一直裁员,自己都快被裁了,除非你能带着项目或者客户进来。

上个月跟我说,彻底放弃了,这辈子不指望重返职场了,准备开个早餐店,几平米的那种,通过美团等方式接网单,赚点生活费,也让自己走出来,再这样就抑郁了。

她至今想不明白,自己业务熟练,精力充沛,颜值也还行,怎么突然就被职场抛弃了呢,拼命读书20多年熬出来的学历和专业难道就这么废了,这社会到底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