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诗圣，受万人敬仰，可近日读杜甫的诗，却读出不一样的味道，他的诗里充满了诋毁嘲讽侮辱抹黑等负能量，甚至有一种想起诉杜甫的冲动。

证据如下：

1.诋毁开元盛世的伟大成就

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小作文中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夸大贫富差距，煽动阶级对立，抹黑开元盛世。朱门的酒肉也是他们几代人努力先富起来，也有皇上的恩赐，路边的冻死骨，是他们自己不努力，怨不得朱门以内的达官贵人。

在同一首诗中还说‌‌“幼子饥已卒‌‌”，这分明是为造谣写的小作文，大唐是伟大的时代，开元盛世更是巅峰的巅峰，几百年才出一个盛世，怎么可能饿死人？分明是想造谣抹黑盛世。要好好查一下，你是不是收了安禄山的钱了？

2.侮辱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

还是那篇小作文，‌‌“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这是写玄宗皇帝带着群臣泡温泉的一段。先写皇帝和官员纵情享乐，又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这是想暗戳戳的批评玄宗皇帝，不顾民间疾苦，只顾自己享乐。

还有一点，你只是路过，又没进去，就把皇帝泡澡的画面写得如此生动，你是不是偷窥皇上洗澡了？

还有在《兵车行》里写：朝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是借古讽今，对朝廷边疆政策的不满。也是借汉武帝发唐玄宗的牢骚。就这一点够不够起诉的？

3.不与朝廷共克时艰

安史之乱给大唐造成重大破坏，你去投奔新皇帝，新皇帝赏你当左拾遗，你非但不感恩，还出言顶撞皇上。

放假回家的路上还写下三吏三别这样负能量爆棚的诗，传播转载超过500次了吧。

对朝廷的政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后来调任华州，又嫌关中因战乱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你作为吃皇粮的官员，不为皇上分忧，不为百姓办事，居然辞官跑路了，跑到四川去过了几年逍遥日子。全然没有和朝廷共克时艰的精神。

4.抹黑征兵办执法人员

在石壕吏一诗中写：有吏夜捉人。把群众自愿参军，写成强迫捉人，哪里捉了？​

后面老妇还说‌‌“请从吏夜归‌‌”，从这个请字就知道，这是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就业机会，老太太知道珍惜，你一个旁观者怎么知道如闻泣幽咽是喜极而泣还是悲伤而泣？不知道就写诗抹黑征兵办。

甚至还说‌‌“吏呼一何怒‌‌”大唐都是文明执法了。怎么还会发怒呢？不要造谣。

5.勾结叛党李白

相比于杜甫，其实李白更该被起诉，因为他还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甚至还写诗把永王比作唐太宗。在永王颠覆朝廷集团覆灭之后，李白本应该也被处死，当时很多人都想杀他。虽然朝廷大发慈悲赦免了他。但对于这种有谋反前科的人来说，很多人都有意回避。

你却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你不和一个叛徒划清界限，还要为他说情？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

当然杜甫还有很多诗都充满了负能量，国破山河在，国哪里破了？县官急索租，哪里急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哪里缺房子了？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这分明是在挑起男女对立……

如此多的证据证明他诋毁开元盛世，侮辱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不能做到和朝廷共克时艰，抹黑基层执法人员，勾结叛党李白，负能量爆棚，这些证据够不够起诉杜甫的了？

诗圣勿怪，你看我账号的名字就知道我最爱你了。

只是看到有人要起诉莫言，从他的小说里找证据大搞文字狱。没办法只好用他的方法请诗圣出山来平息这场闹剧。

如果可以起诉莫言，那一样可以起诉杜甫，起诉李白，起诉白居易，起诉鲁迅，起诉老舍，起诉金庸，起诉周星驰，起诉贾樟柯，起诉姜文……

拿着放大镜审查所有人，那这个世界将彻底乱套了。

南周记者找不到工作，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

我跟小东好久没联系了，上一次联系还是在十年前一个前同事的告别宴上。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打交道不多。但印象中的他是个温和的理想主义者。有一年，他还被外派到广东下边一个镇挂职了副镇长。那时候，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是会被重用的。

有一回吃饭，提起那段挂职的经历，他特别兴奋，说做记者跟挂职还是两码事，做记者毕竟是外人，深入不了基层的毛细血管，但是挂职你算是自己人，可以了解到很多做记者了解不到的事情。他说他打算写本书讲讲这段经历，但至于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还没想好。

再后来，那本书出没出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他去做心理咨询了，而且是自学的。我后来因为也离开了报社，跟小东的联系变少了，只是偶尔在朋友圈里看到他的动态。但他给人的感觉一点没变，尽管换了一个跑道，但依然对新的工作充满热情。

他的朋友圈里几乎都是跟心理咨询有关的内容。后来视频号出来了，他还特地做了一个视频号普及心理学的常识。但最近的一个视频有点不太一样。他在视频里求职。

视频里，小东戴着厚厚的眼镜，两鬓斑白。他说孩子大了，家里人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点的工作，心理咨询算是自由职业，生意时好时坏，没办法养家糊口。但他也不想找跟写稿有关的工作了，没办法久坐。保安的话可能也做不了，因为深度近视。

我看了，有点泪目。一个这么有理想有才华做了20年调查记者的人，到了50来岁还要找工作，这个时代对不起他。

小东这样的人要是生活在别的地方，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记者前辈，是一位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专家型记者，可能依然活跃在新闻调查一线，一年出一本书，偶尔拿个普利策奖。哪怕他转行做个心理咨询，也会是非常优秀的。

虽然我不太懂心理咨询，但是看了他的视频从内容角度来说是非常专业的，可新媒体讲究的是短平快，内容扎不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标题要唬人，内容要鸡汤。一个做深度报道出身的人是肯定不愿意与这样的大环境妥协的。

好像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越有理想的人总是越不受待见总是越受伤。我还有个前同事，叫褚朝新，中国最优秀的时政调查记者之一。前年，我在长沙跟他吃饭，我发现他的羽绒服的肘部破了个洞。他说，优衣库的，很便宜，穿了好几年了，还能继续穿，他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我说你怎么还在做自媒体，去大厂做个公关什么的不香吗？他说，好多大厂找过他，条件都非常好，但聊了之后发现自己干不了这个，还是想做记者。可是中国已经没有他可以施展空间的平台了，只能自己开个号写。

写一个，封一个。这些年，我都不知道他被封过多少个号了。我以为他都放弃了，但他还在写。写不了调查类报道，就写新闻业务的东西，给想干新闻的年轻后辈看。

何伟卖车的消息前两天在朋友圈很火，很多人都在感慨，连何伟这样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作家都离开中国了，这说明了什么？其实中国不缺自己的何伟，小东也好，朝新也好，都是中国的何伟，甚至远远比何伟更爱这片土地。

何伟不喜欢可以离开，但是他们走不了。这里有他们的家人孩子，有他们的朋友，有他们深深眷恋的东西。在最近的六盘水案中，朝新又开了一“枪”，拿到的料一点不比正规军少。我另外一位仍在新闻一线的前同事李微敖说，他最近收到的新闻线索太多，可能一年都做不完。

这是时代的幸运。尽管时代辜负了他们，但他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也是时代的不幸。正如一个朋友在转发小东的那个求职的视频时所言：“曾经铁肩担道义的行业，游离四散，真想把这个时代的耻辱记录下来。当然不用我记录，他也会被钉在历史上。”

1997年2月，我从北京回到家乡汾阳，准备过春节。

我的家乡是中国内陆省份山西的一个小县城。这里保留着明清时期的街道，当然也掺杂着五十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建筑。

回到家，父亲照例为我烧了几样好菜。我们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吃饭，父亲对我说：你应该去街上走走，县城主街很快就要拆掉了。

这让我震惊，我是在这条街道上长大的，街上的每个店铺、店铺前的每个台阶都有我的成长记忆。

想想这条街道就要消失了，我突然有种惆怅的感觉。

那年我27岁，第一次意识到‌‌“变革‌‌”的来临。即将拆掉的古老的街道只是一个象征，这之后我知道了很多家乡的故事：朋友失和、夫妻反目、家庭纠纷。

我知道汹涌的经济变革大潮开始冲击到如我家乡这样封闭偏远的地方，旧的人际关系正在被打破，人们在重新定义自我、道德与生活方式。

这让我不平静，我开始写《小武》的剧本。在这之前，我有一个短片的拍摄计划，投资来自香港。写完剧本后，我想和香港制片联系，我想用短片的预算，制作这部长片。那时候我还没有电邮，我不知道怎样可以把剧本尽快发给香港制片。

后来，我发现县城邮局里有传真机，那是我第一次使用传真服务。当传真机一张一张吞入我的手稿的时候，‌‌“嘶嘶嘶‌‌”的声音让我觉得好像在经历某种仪式，仿佛围困已久的城市终于发出了第一声求救的信号。

香港制片很快回复了我，他喜欢这个剧本，但短片预算显然不够支持这部长片的制作。我决定用当时中国电影工业已经淘汰的16mm工艺来拍摄，无论底片、摄影器材租金还是洗印费都相对便宜。

三月份，我带着剧本和香港制片给的第一笔钱回到北京。在这之前，摄影师余力为在北京柯达公司按2：1的片比预订了16mm胶片，我们两个去了柯达营业部，交钱拿底片。

柯达的经理漫不经心地问：你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我说：是。经理问：你们的短片是讲什么故事的？我说：我们要拍长片。经理抬起头，吃惊地说：长片？这点胶片够拍长片？我说：我们能克服。然后就是沉默。

当我和余力为抱着胶片准备离开的时候，柯达经理叫住了我，他说：这样吧，我个人出钱送你们5本胶片，希望你们顺利。

5本16mm四百尺的胶片，意味着我们可以多拍55分钟左右的素材。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这位经理的名字，但这之后我常常会想起他，他让我相信：如果我们视电影为一项严肃而正义的事业，我们会得到帮助、克服困难。

春天的时候，我们用21天的时间完成了《小武》的拍摄。这之后便是漫长的后期制作，那时候电脑非线性剪辑还没有普及，我们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租了一个剪辑室，用传统的方法开始了《小武》的剪接工作。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16MM工艺确实已经被淘汰了，虽然底片冲印在北京还得以保留，但剪辑台、套片机以及混录设备都是新闻制片厂的老工程师拆东补西自己组装的，就连粘贴16mm样片的胶布都紧缺。

老工程师叫王和，每天下午他都会来剪辑室坐一会儿，每次他看我笨手笨脚地缠着胶片，就会叹一声气回忆道：想当年，我们和伊文思一起拍《风》的时候……这让我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感觉自己是和伊文思的团队在合作。

冬天的时候，《小武》制作出了第一个拷贝。这部电影完成了，但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这是这部电影物理意义上的出生，它静静地躺在我的家里，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有一天，我们的香港制片说：不如给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寄个VHS录像带，试试我们的运气。我知道‌‌“论坛‌‌”单元，是因为章明的《巫山云雨》两年前是在那里首映的。

那就试试运气吧。

我拿着《小武》的录像带去了DHL收件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寄国际快递，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检查着自己填写的地址，怕寄丢了，寄不到。就像把自己的孩子委托给航空公司的家长，我的孩子即将独自漂洋过海，孤独地去一个叫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的地方。我忐忑不安，期待着这个孩子社会意义的出生。

三个月后，‌‌“论坛‌‌”单元的主席Gregor 先生在柏林告诉我，他们是在某个晚上看到了《小武》。

那天Gregor 先生和他的选片团队已经看了好几部影片，大家觉得有些疲惫。正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发现桌上放着一封快递邮件，拿起来一看，寄件地址写着北京电影学院。

这应该是一个学生的作品，Gregor 先生觉得，还是看一下吧，或许只看个开头。他把《小武》放进录像机，107分钟后，他决定邀请这部影片。

在北京，我忙着准备去柏林，准备自己的第一次洲际旅行。我问姐姐借了点钱，临去机场的时候拿了一本《英语900句》。

我对柏林一无所知。在飞机上我一直望向舷窗的下面，准备领略亚欧大陆风景，但大部分时间只能看到白云，偶尔会看到冰封的土地，那或许就是西伯利亚吧。即使窗外如此枯燥，我仍然没有半点睡意。我甚至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心。

在北京，我没有工作，以后怎么生活？还可以拍电影吗？在心里，我反复做好了迎接生活困难的准备。

飞机在法兰克福落地，因为晚点，原定飞往柏林的航班已经飞走。我有些恐慌，不知道该如何衔接后面的行程。自己不会英语，只好拿着联程登机牌给地勤人员看。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好不停地摇头。他朝我挥了一下手，带着我往外走。

每一个步骤，我都是在完成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选择相信他。

终于我坐上了另一架飞机，有些不放心，拿出登机牌给邻座的一位先生看了看。我听懂了他的英语：Yes，Berlin！

感谢这位地勤人员把我送上了飞往柏林的飞机，这让我学会了相信别人，并且开始知道身体语言的重要性。

在柏林机场，‌‌“论坛‌‌”单元的工作人员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接到了我。他没有把我送到酒店，而是把我送到了‌‌“论坛‌‌”单元的办公室。

人群中，我认出了Gregor 先生。他的《世界电影史》一书有中译本，书上有他的照片。他拉着我的手，对着我说了很多话。

后来我知道他的太太Erika也在其中。大家围过来你一言他一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听懂了他们的热情和关心。那时候，我只记着一个英语单词：OK——无论大家说什么，我都只会回答：OK！

后来我才知道，1998年的柏林‌‌“论坛‌‌”单元，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Mr.OK.我一直回想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总在说OK而没有说YES，因为：我的感觉好极了。

这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回到了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电影家庭，我很骄傲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这里，我如此放松，即使一句英文不会讲也不会焦虑。‌‌“论坛‌‌”单元独立、自由的电影精神，让我充满了安全感。

在Delphi电影院，《小武》首映结束后，我跟着Gregor先生从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一步一步走上舞台。Gregor先生带着我穿过观众席，他走在前面，像在为我开山辟路。

这，给了我穿越荆棘的勇气。

这一年你一共发布了7349条微博，其中只有13条与自己的生活有关，来年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