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源来自于‌‌“一个毕业生‌‌”，这有点怪异，因为这个小学才办学几年，它的毕业生，也许就是当地的一个儿童？

但是或许正是因为是一个孩子，才对记者说了真话，至少说了他知道的。河南媒体、当地干部，都没有透露什么，‌‌“13人遇难‌‌”的新闻通稿，甚至没有提遇难的是孩子。

在一个群里看到有老师说，他每到一个地方，看到消防不合格就马上打电话进行举报，真是让人敬佩。他列举了四点，灭火器是否到位，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等。

很残酷，对河南的小学来说，这要求太高了，什么是‌‌“消防通道‌‌”？发生火灾时门不锁就谢天谢地了。

这样讲，似乎在指责当地。媒体报道，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了，肯定会受到刑事处罚。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媒体报道的另一个细节：这个学校连年评为先进，是个很好的学校。

看照片，这个‌‌“先进‌‌”不是虚假的。距离镇子都还有几公里，英才学校仍然有不少人就读，也说明办学质量确实不错。甚至是住宿，在当地家长看来可能也是先进的。发生这样的不幸，只是一个意外，其他学校没出事，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小学就搞寄宿制，一定是反人道的，这不是好的教育方式。对儿童来说，最好的教育就是每天都能见到父母——但是，在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要到城里打工挣钱。已经过了腊八，父母很快就要回家了，而再坚持几天，学校就会放寒假。

这是一个致命的空档期，对那十来个孩子来说，父母永远迟到了。

一个在河南某县小学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有一半是寄宿生。我老家郸城更严重，因为全县没有其他出路，但是发展成高考大县，县城有好几十所民办初中，民办小学更多，很多都是寄宿，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些学校的住宿条件真是让人担忧。

大城市的人还在为火灾小学‌‌“一个宿舍住十几个‌‌”感到震惊。触动我的，是媒体报道‌‌“可能是电暖器引起火灾‌‌”，想一下十几个孩子在房间里，面对寒冷，能有什么办法？而在河南乡镇、县城能买到的电暖器，又是怎样的货色？

河南人受过太多苦，也做好了吃更多苦的准备——更多人是认命，然后一切照旧。这不是说河南没有什么进步，它总是在其他地方普遍进步之后，才会改进一点点。

你只能逃离这个地方，或者忍耐。热心的人会关注家乡，甚至想改变它，有一位东莞的河南老乡，在微博上经常批评自己老家，点名道姓批评当地干部，批评环境污染——现在他被老家警方带回去，估计要在看守所过年。

祈祷好运。祈祷自己家的电暖器不会出事。

除此之外，群英荟萃。

一个丢三落四的孩子丢了一顶帽子，结果家长跑到群里质问：是谁拿走了我家小孩的帽子？还强调了一句‌‌“现在不管，长大就让社会教育。‌‌”后来林萧发现，是孩子自己粗心弄丢了。

有的孩子忘带水杯，家长给班主任发消息没有秒回，就立刻找到校长告状：这个老师故意不让我家孩子喝水，成心让孩子渴着上学。

在校外的教育机构，老师也提心吊胆。

可达鸭是坐标超一线城市的前K12 教育机构工作者，负责过幼小衔接阶段5-6 岁的孩子。她也碰到过类似‌‌“子涵妈妈‌‌”的家长。

机构每个月组织孩子们外出活动，就会遇到个别家长询问：我们家孩子怎么没笑啊？是不是不高兴？

根据可达鸭这些年的观察，‌‌“子涵‌‌”式孩子大约生长在祖辈带孩子的‌‌“6+1‌‌”模式里。家长的过度溺爱，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

她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内向的‌‌“子涵‌‌”。老师们开始以为是孩子不善言辞，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是家长过于‌‌“直升机‌‌”：什么都要操心，什么都要问，张嘴闭嘴就是今天吃饭了没有，渴了有没有喝水？

后来接触下来，老师们才发现‌‌“子涵‌‌”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只是家长抓得太紧了，把皮筋拉到了极限。

壹壹是珠三角地区的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兼班主任，教龄五年。她也有类似的经验：子涵这类孩子，一般是全职妈妈负责的较多。由于妈妈精力过于集中，精神比较敏感，总会担心孩子在学校发生意外。

‌‌“但也分情况，一类是孩子正常，家长想太多；一类是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不愉快，回家添油加醋给家长告状。‌‌”

她就遇到了因为‌‌“被一块橡皮砸到头就要给孩子请假‌‌”的家长，而她的同事遇到了更奇葩的。班级排学号，一位转学生恰好排到了4 号，家长说什么都不接受，因为数字4 不吉利。老师们只好在私下吐槽：那孩子明年还能不能上四年级？是不是也不吉利？

还有家长直接冲到食堂，看孩子中午吃了什么饭菜，甚至因为饭打得太少和食堂阿姨大打出手。

层出不穷的‌‌“子涵妈妈‌‌”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但这还不算最棘手的——班里的‌‌“子涵‌‌”们更让老师挠破头皮。

目前带一年级和四年级的林萧，对这两种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描述。

低年级孩子身上的问题更鸡毛蒜皮。比如上课尿裤子的，智力跟不上的，多动症发作后在课堂上乱跑乱动的，口语表达不清楚需要同桌帮着翻译的。你拿了我尺子，他拿了我橡皮，老师每天都得拿出一部分时间做‌‌“班级判官‌‌”。

有一个孩子让林萧印象深刻。男孩的父亲长期家暴，导致孩子形成暴力倾向和情绪障碍，经常殴打比自己弱小的同学，甚至还会攻击其他男生的隐私部位，多次把同学逼到角落里霸凌。除此之外，他还会偷东西、说谎，老师每次批评他的时候，他都表现得毫不在意，林萧也无计可施。

而高年级的孩子想法更多，也更让老师后怕。

林萧给孩子们在课后办起了一个说唱社团，想和孩子们玩到一起去。结果没想到，说唱社团里的一个四年级女孩，用黄色脏话编了一段说唱辱骂了她。

‌‌“现在的孩子比以前早熟太多了。‌‌”林萧告诉我，个别五六年级的男孩会在私下写小黄文，内容是男生把女生带到KTV 里，把女生压在身下。还有个别高年级孩子会用手机看类似于AV 的色情小视频，‌‌“可能也不是专门找来看的，有时候网页上会弹出那样的页面。‌‌”

另一位老师发财也有相似的经历。她在某新一线城市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教龄六年。

班里有的孩子在抖音上刷到了‌‌“科目三‌‌”这样的视频，课后就会模仿着跳，结果一个孩子就是这样把脚扭伤了，没法上早操。你永远想象不到孩子们以多快的速度吸收着外界的信息。

在发财负责的四年级班里，一位男孩也有暴力倾向和情绪障碍，经常在班里掀桌子、打人。发财是从一年级把孩子带上来的，她心里知道‌‌“孩子本质上挺善良单纯的，但他生理上控制不住自己。‌‌”

当我问发财，为什么不告诉孩子的家长？她表示有苦难言。

刚开始，她也尝试给家长反馈，家长只是用一句‌‌“我回家把他揍一顿‌‌”敷衍了事。后来她劝了多次，甚至还暗示过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微量元素，但家长始终无动于衷。‌‌“如果我直接告诉家长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家长就会举报老师歧视孩子，怀疑孩子有精神障碍。‌‌”

比起‌‌“子涵妈妈‌‌”，老师们还会遇到更荒诞的家长。他们卧虎藏龙，时不时放个大招。

在林萧的学校，校门口经常能看到警车，因为‌‌“现在的家长处理问题喜欢直接报警‌‌”。

比如两个孩子在学校打起来了，一边的家长要冲进学校教训另一个孩子；比如一个男生在学校被欺负了，用小天才电话手表‌‌“摇人‌‌”，结果孩子爸爸领着隔壁村的十几个人要冲进学校算帐，校长和保安都拦不住，只好请来了警察。

有一个孩子在学校摔破了皮，家长打电话质问林萧。正在参加朋友婚礼的她，只好匆忙回答自己会回去好好调查，结果家长认为老师不够重视孩子，反手就报警了，还威胁她‌‌“我认识你们校长，你就等着丢工作吧。‌‌”

还有一位家长，是林萧工作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心结。到现在她也不理解，家长为什么会如此偏执。

事情的起因，是家长想把小儿子转到大女儿的班主任的班里。林萧没有同意，毕竟刚开学就转班，会让其他家长误会老师存在什么教学问题。结果这位家长偏执地用信息轰炸，求她‌‌“放过孩子‌‌”，最后甚至告到了校长那里。

家长认定老师‌‌“针对‌‌”了自己的孩子，上课提问不叫孩子，排座位故意不给孩子好位置。林萧在班里有一条规定，表现好的话集齐5 张卡通贴纸就可以兑换小礼物，铅笔本子文具都是林萧自费准备的。但在家长看来，这是老师‌‌“用便宜东西打发我们孩子‌‌”。

家长为了转班，污蔑、造谣、恐吓的方法都用了一遍。最后，林萧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质问，终于委屈地哭了出来。

另一位老师发财遇到了‌‌“讹人专业户‌‌”。

孩子和同学玩闹，摔坏了眼镜，家长一张嘴就向其他家长索赔五千元。后来孩子又在花坛边磕掉了门牙，恰好监控视频里，另一位男生也在后方奔跑，于是家长认定是后方男生追逐自己家孩子，直接开出了三万元的索赔金额。谈判失败后，又转头向学校索赔五万元。

从校领导到班主任，被这位家长来来回回折磨了大半年时间，校长一度提出和老师平摊赔偿的想法，这让发财忍不住反问：‌‌“凭什么？‌‌”

班里还有一个孩子来自单亲家庭，妈妈对孩子的控制欲非常强。有一天，托管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张孩子们得奖的合影，几分钟之后发财就接到了这位妈妈的电话：为什么我家孩子没笑？她一定是在学校里受欺负了。

随后，这位家长立即跨越了整个城市，从工作单位来到了学校，找到了发财问责。

一头雾水的发财表示，孩子在学校没什么异样，下课也和同学一起玩。但家长坚持自己的判断：孩子一定在学校被霸凌了，甚至还编造了一个‌‌“学校保安猥亵女生‌‌”的新闻。发财经过了多番调查和询问，家长才勉强承认‌‌“我也忘记是从哪听说的‌‌”。

后来，这位妈妈的控制欲越来越强，要求校方提供所有日常监控视频，甚至还报了警。她不断信息轰炸发财：除了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接走孩子。发财反复答应了很多次。

最后，发财找到了女孩，非常认真地询问女孩：你觉得有人欺负你吗？

女孩想了半天，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妈妈。

负责的发财还是找到了女孩的妈妈谈话，结果家长爆发了：为什么孩子在幼儿园那么优秀，天天拿小红花，到了小学就变得不优秀了？变得普通了？不再是第一名了？

发财想说的有很多，但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老师们普遍认可那些肯为孩子负责的家长，但并非每一位家长都能完成这项最基本的义务。很多家长选择把问题留给老师，仿佛学校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自助机器——

把原始的孩子丢进去，自动吐出来一个完美的大孝子。如果不能，那就是老师的问题。

2 基层的承重墙

普遍情况下，语文老师都会担任小学班主任职务。

于是，传说中‌‌“最惨老师开局‌‌”，就是语文老师+班主任，如果年轻、单身、未婚未育，那么恭喜你，还有更繁重的杂活儿会落在你身上。

除了那篇《只有畜牧局没有给老师布置任务》，今年凤凰网的一篇报道《一线教师，假装在教书》也刷了屏。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当事人复述一遍仍然会被震撼。

首先，一线老师要面对大量与教学无关的‌‌“行政留痕工作‌‌”。

林萧自嘲，班主任是给其他公务员单位做业绩的人，每天都泡在无意义的重复性工作中，语文老师还因为擅长文字，经常替领导写文件、论文、调查。发财也告诉我，班主任的工作就是‌‌“填表和写本子‌‌”，本子厚到普通人想象不到，漫无边际。

安全日志、班主任手册、队会活动记录、晨午检体温、培优辅差、安全教育手册……

现在的教师工作，讲究的是‌‌“万物留痕‌‌”，打开手机相册全都是铺天盖地的截图、签字和通知，钉钉和企业微信响起来就头皮发麻。

学禁毒、学宪法、学防火、学上网安全、学卫生、学防溺水、学防电信诈骗……

不仅要给学生宣讲，还要拍照、写材料、留存、做公众号、做美篇。或者布置给家长，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看，然后再留存拍照，一个个收集齐。

50 个孩子就是50 张截图，学校催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催家长。每逢节假日之前，要和家长签署一份安全协议，每位家长都要签名、打卡、接龙。

发财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所在区的‌‌“好人‌‌”评选也下发到了班主任这里，学校指派学生给其中两个人选投票。发财吐槽道：‌‌“我甚至都不认识这两个人，那我说我也是好人，能不能给我投票？‌‌”

包括许多一线老师抱怨过的‌‌“一盔一带‌‌”制度也落实到了班主任的头上。

壹壹告诉我，每天早上上学前，就有检查人员在校门口抓没有戴头盔的学生和家长，抓了之后登记信息，计入班级考核，最终扣班主任的绩效分。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

壹壹之前还收集过全班孩子家里的热水器类型，从天而降的任务让她哑然失笑：‌‌“我连自己家热水器是什么类型都不知道‌‌”。

还有‌‌“上级部门要求‌‌”每个孩子监管一辆机动车的安全，家长需要在群里上报自家的车牌号，没有小汽车就报电动车，如果连电动车都没有，就报邻居的车牌号——这些迷惑的操作让壹壹一头雾水。

教师是一切基层任务最后的那堵承重墙。因为教师连接了孩子，等于连接了‌‌“家庭‌‌”这一最小基本单位。在庞大的系统中，他们是能够渗透到毛细血管中的细胞工人。

比起教学，‌‌“安全‌‌”更像是教育从业者的首要任务。

比如最近关于‌‌“课间十分钟‌‌”的讨论，争论的焦点都放在了‌‌“课间为什么不让孩子自由活动‌‌”的靶子上。但如果站在老师的视角，这件事就变成了哑巴吃黄连：‌‌“我们也不想占用这10 分钟上课，我们也想休息啊‌‌”，发财向我抱怨。

林萧所在学校针对课间10 分钟的方案，是让孩子轮流在楼梯间值安全岗，监督同学不能奔跑打闹。‌‌“如果让领导发现哪个班的孩子乱跑，就要扣班主任的绩效工资。只要是孩子的问题，最后都会变成班主任的问题。‌‌”

校方的担心更多出于自保。

在壹壹的班上就出现过课间受伤的事故。午休结束后，两个男生在走廊追逐打闹，只是从台阶上跳了一下就骨折了。

如果在体育课上被砸到头，就算是一起安全事故，当节课的老师要写情况说明。遇到好说话的家长还能松口气，遇到难缠的家长能让班主任掉层皮。所以操场再大再好，学校也不能放任孩子们去玩耍嬉闹。

校外机构的教育从业者，也对‌‌“安全‌‌”二字异常敏感。

可达鸭告诉我，机构老师相比于学校里的教师，和家长更接近客户与乙方的关系，所以机构老师不能让任何孩子离开视线范围，如果离开了，一定要另外一个老师盯着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课间上厕所的几分钟，老师们比谁都紧张。男老师盯住男厕所，女老师盯住女厕所：‌‌“要记住每个厕所进去多少个孩子，如果孩子长时间不出来那一定是在里面干点什么事情。‌‌”除此之外，所有老师都要在楼道里去监督孩子不要乱跑。

有时监控保护的不只是学生，也是老师。

低年级的学生骨骼比较脆弱，发生危险的概率非常高，老师就会陷入百口莫辩的处境中。可达鸭告诉我，有个孩子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自己用手撑了一下地，就习惯性脱臼了，机构立刻把孩子送到医院。后来看监控才发现，老师确实是无辜的——没有人知道孩子有习惯性脱臼的问题，无法预判意外的发生。

有时候两个孩子撞在一起，鼻子就开始流血了；还有的孩子在换牙期，一发生碰撞，就把牙吞进肚子里了。可达鸭其实也能理解家长的‌‌“小题大做‌‌”，毕竟如今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学校并非向老师提供庇护的场所，反而会在扣绩效的时候才会格外有存在感。

林萧告诉我，小学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基本上是不会请病假的。但偏偏他们又是最容易生病的群体——冬季传染病频发，孩子经常会传染给老师。老师们就算生病，也只好戴着口罩继续上课，因为同事之间调课太麻烦了。有位同事自从干了教师这行就在服用中药，落下一身的病；还有同事咽喉囊肿，一直没有痊愈。

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更是人民教师的好朋友。

发财因为工作强度太大，长出了5 厘米的甲状腺结节，去年刚做了手术。她还目睹过一位刚刚结束剖腹产的老师，想按照政策休15 天产假，结果反被一位女性领导质问：怎么，你还没休够吗？

更让发财心寒的是，做班主任并不容易挣到多余的钱。

每天清早，班主任都要发一张证明自己在班级里的自拍照。‌‌“我不理解，都已经当班主任了，难道我还会旷这20 分钟的工吗？‌‌”发财的丈夫告诉我，作为教师家属，每天清早六点半和她一同起床已经是家常便饭。

为了班级卫生评比，发财需要保证整个班级在早上7 点-中午12 点的时间段里，地面上不能出现一片碎纸屑，否则就会被点名批评。12 月的隆冬，学生们每天都要擦桌子、擦门框、擦玻璃、擦缝隙，只是为了应付一个不知来由的检查。

发财心里既愤怒又难过：‌‌“从来没有人像管垃圾一样认真管过我们的教学。‌‌”

班主任每个月的补贴只有五百块钱，最终东扣西扣，基本上没剩多少了。想要拿到那弥足珍贵的五百块，你必须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班主任——但是任何一个管理50 个孩子（也可以说是50 个家庭）的一线老师，都不能保证做到。

林萧告诉我，光是班主任规章制度就有满满当当15 页那么多，她算过一笔账：‌‌“本来说编制内老师一年有2-3 万元的绩效工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发了2020 年的，国家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给我们发过绩效工资了。‌‌”

比起班主任，其他副科老师明显轻松了不少。其中，美术老师是最轻松的，因为体育老师要负责运动会，音乐老师要负责文艺活动，只有美术老师是学校里的‌‌“局外人‌‌”，和班主任形成了两种鲜明的极端。

每每想到学校里的副科老师，发财又嫉妒又觉得不公平，有一次，学生在美术课上辱骂了美术老师，结果美术老师不以为然，并不打算插手。

‌‌“他甩甩衣服就走了，但孩子慢慢形成的品格，最后酿成的苦果是班主任咽下去的。假如你不管这个孩子，他就会变本加厉，但如果你给他一点干预的话，孩子其实是可以被纠正的。‌‌”

3

微妙的博弈

在家长和学校两块铁板之间，是老师生存的狭窄空间。

如今的家校关系，更像甲方客户和乙方打工人的博弈。教师的权威性逐渐消解，变成了服务性行业中的一环。

林萧告诉我，学校经常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因为教学方法严格，导致学生回家告状，被家长直接举报到教育局。就连发财班上的孩子，也有样学样，学会了‌‌“我要把老师举报到教育局‌‌”的法子。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几番杀鸡儆猴，老师们的手脚也在无形中被束缚起来，仿佛身处圆形敞式监狱之中。

几位老师都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家长不愿意认清一个事实：你的孩子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孩子，你的孩子并非理所应当获得所有注意力。

林萧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大家都说我的孩子很优秀‌‌”。哪怕孩子撒谎、打架、行为习惯不好，家长依然无条件偏袒孩子。甚至为了让孩子选上少先队员，家长亲自教孩子在考试中作弊。

发财为了和家长分析孩子的情况，做了一系列数据和图表，但家长的反馈只有：‌‌“孩子在家什么都会，怎么到了学校就不会了？‌‌”发财给我翻译，家长的潜台词是责怪学校和老师没有教育好孩子。

壹壹有相似的苦恼。在80 后90 后的童年里，父母是完全信任老师的，就算老师说错了也是对的。而现在情况完全逆转了，社会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更懂得如何问责：‌‌“家长自己也是大学毕业，学历和老师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老师更好。所以家长有自己的教学理念，有文化有知识，经常会不服老师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

壹壹也很委屈。‌‌“作为老师，我们和家长应该是统一战线的，我们都想让孩子变得更优秀。可有些家长总是觉得老师会针对小孩做什么事。‌‌”

可达鸭也告诉我相似的话：‌‌“大部分老师都是以爱出发的，不管是职业的选择还是对孩子，都是希望孩子们好。‌‌”其中，有几个类型的家长非常难打交道：一种是6+1 家庭过度溺爱的，另一种是家长自身通过勤学苦读得到了阶级飞升，来到了一线城市落户，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值拉得很满。‌‌“他们的姿态相应也会高一些，对学校、老师和机构的要求更多更精细。‌‌”

于是矛盾产生了——学校和家长问老师要成绩，老师又被一万种杂事缠身。如果运气不好轮到了公开课，又会在私下搭进去不少备课写教案的时间。说起公开课，她们个个叫苦不迭。

花样百出的教学方式让基层老师们付出了大量精力。‌‌“每一两年就会出一个新东西，之前是大单元教学，然后又是跨学科教学。上面要做出业绩，放到基层就是老师来背这个任务，公开课一搞就搞一个月，其实就是一个表演课程。‌‌”公开课除了表演之外，对教学本身而言基本上没有帮助，要么是已经讲过三四遍的课程，要么还要抽时间重新讲一遍。

在壹壹的学校，有一个高端的‌‌“磨课团队‌‌”，所谓‌‌“磨课‌‌”，需要老师们把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预判学生的回答，再接着给出具体的反应。‌‌“一定要一字一句的，把每一句话，甚至是衔接语都顺下来，一个字都不能错。‌‌”壹壹告诉我，公开课会从每个班选出5-10 个优秀学生组成一个全新的班，是‌‌“尖子生表演的机会‌‌”。

还有当下大环境衍生的一系列新规则和黑话。比如‌‌“考试‌‌”不能直接称作‌‌“考试‌‌”，只能用‌‌“作业‌‌”代替。就在我和发财对话的当天，学校就考了试，但是家长们都不知道——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都不能发任何关于‌‌“考试‌‌”的信息。

三位一线老师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

在教师圈子里流传着这样的几句话：‌‌“尊重他人命运‌‌”‌‌“教育只渡有缘人‌‌”。

发财在刚开始工作的那年也是一腔热血。班里50 个孩子，她每天坚持逐个给家长写小作文反馈情况。到现在，如果一个家长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发财一学期都不会主动发一条消息了。

曾经在澳洲做过中文教师的发财，在进入这所公立学校之前也怀揣着Love&Peace 的教育理想：‌‌“我那时以为全世界的小孩都是一样的，只要在同样的年龄段，认知应该是差不多的，一定要坚持爱的教育。现在我对自己当时的言论非常后悔。你不能爱，爱的后果就是孩子踩在你头上拉屎。‌‌”

壹壹刚毕业时也满怀热情，试想着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感化每一个学生。后来慢慢才发现自己白费了许多苦心：‌‌“有些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感化他，还是要承认，人确实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似乎支撑她们继续做下去的，只有用来续命的寒暑假、稳定的编制、或者是和学生产生的宝贵的连接感。

壹壹也承认：‌‌“你要说完完全全的只有累，那也不是。除了极少数特别讨厌的孩子，大部分孩子有时候还是可爱的、善解人意，还是有成就感在的。‌‌”

可达鸭也向我描述过，五六岁的小孩的暖心也是真的。有时她也会向孩子们‌‌“反撒娇‌‌”：‌‌“不要闹了，你看老师手都扎破了‌‌”，孩子们会围上来着急地问：‌‌“老师你没事吧？‌‌”

这是她离开教育行业数年后，回忆起来仍然充满甜蜜的时刻。

教师是一份被几代中国人视为金饭碗的工作。

有面子、稳定、有保障、和孩子打交道的职场环境简单纯粹。每年教师资格证的报考人数说明了一切。

而真正成为了一名老师之后，同事之间、上级领导之间、学生家长之间，横亘着无数条湍急的暗流。

基层教师的痛苦被隔绝在同温层之内，他们只能偶尔在伏案之中探出头来，用已经筋疲力尽的声音抱怨几句。每个老师最恐惧的，就是在离开校园的休息时间里，手机铃声猝不及防地在神经上跳舞。

今年10 月，郑州23 岁女教师自杀，她的遗书内容是这样写的：‌‌“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

壹壹的学校领导明令禁止老师们公开讨论这件事。发财听到了领导们议论此事的一句闲话：‌‌“现在的年轻人也太自私了，死都不怕，还怕上班吗？‌‌”

在没有微信群、钉钉、PPT 的年代，在老师不需要24 小时待命的年代，在老师的权威还没消散的年代——老师确实是一份毋庸置疑的、崇高的、不容置喙的职业。

但它现在还是吗？

这些已经‌‌“上岸‌‌”的老师们，正在岸上被烈火炙烤。

她们无法给出一个答案。

踩踏

每到上午20分钟的大课间时间，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的厕所就变得分外拥挤。

学校坐落在县城的中间位置，是所初中，三个年级，分在两栋四层的教学楼里，有30多个班，学生加起来超过2000人。整个学校只有一处厕所，是一栋二层的建筑，一层是女厕，二层是男厕，蹲位都是三十多个。厕所与教学区隔着操场，直线距离有300米。今年刚从学校毕业的2020级学生赵思维告诉本刊，一到下课时间，为了能占到蹲位，学生们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厕所。

但这个方法遇到期中期末考试时就不好用了。考试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每科时间为两个小时，考完休息20分钟——上厕所的同学都挤到了一起。女厕有两个出入口，人员流动尚算通畅，但男厕只有一个入口，在二楼楼梯口。赵思维说，楼梯不窄，并排能走6个人，但遇到考试每次都挤满了人，‌‌“有不停往前挤的，有想要出来的，也有被挤得一动不动的，要堵上好几分钟。‌‌”赵思维初二时见过有一个男生在楼梯上跌倒，被同学踩到手指，是周围人努力往外挪出一点位置后，他才站了起来。

11月13日这天却没有这么幸运。这天学校进行期中考试。踩踏就发生在第一门考试结束后。初三学生张民鑫记得，自己当时刚跑到厕所一楼的楼梯拐角处，迎头冲来一群学生，神色慌张，边跑边喊：‌‌“墙塌啦！快跑快跑！‌‌”一时愣住的张民鑫被重重踩了好几脚，有些在他前面的同学被挤得连连后退，重心不稳，栽倒下来，张民鑫也倒了，又带倒了后面的人。他记得，从厕所涌出的人继续往外跑，踩着倒下人的手和背，不少人疼得破口大骂，‌‌“全都向外跑，疯了一样。‌‌”

压在人群中间，张民鑫觉得喘不过气，闷，头晕，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好在，压在他身上的几个同学先站了起来，将他围在中间，避免其他人再挤到他。随后，他被拉了起来，晕乎乎中，几个人抓着他，踩着其他倒地同学的手、脚、背出去了。他听到，依然被压在下面的人中传出喊声：‌‌“妈妈快来救我。‌‌”

在厕所里的李思辰看到更多。他告诉本刊，男生厕所里有一面隔断墙，高度在一米七左右，是用来隔开前后两排蹲位的。去年，他就观察到这面墙出现一条半米长的裂痕。踩踏发生前，有不少学生聚集在隔断墙边抽烟，堵住了通往厕所的路。李思辰说，就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学生的烟头不小心扔到了一个同学的身上，几个人被吓得跳起来，踢到了旁边人，引发混乱。厕所地面刚拖完，很滑，混乱和拥挤中，脆弱的隔断墙塌了。‌‌“砸到七八个人，都是血，有人蜷着身子，有的抱着头，有的仰面躺在地上。‌‌”厕所里的学生开始往楼下跑，而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学生还在往楼上挤，两股心急火燎的人流在一楼楼梯拐角处交汇。

整个踩踏持续了十多分钟。王洋当时也在现场。跑出厕所后，他只下了几个台阶，就挪不动了。‌‌“前面的人动不了，后面人还在往前挤，我被挤得快呼吸困难了。‌‌”他大喊，‌‌“不要挤啦，但是也没用‌‌”。直到老师从外面赶来，指挥楼梯上的人一波波回到厕所里，拥挤才缓解。等他下到一楼时，看见有三四个同学躺在地上，面色发紫，在等救护车的到来。

第二天，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政府发布通报称，在武陟县兴华中学踩踏事件中，1名学生抢救无效死亡，1名受伤严重，4名轻微伤。

遇难的孩子

死亡的孩子叫李子其，是兴华中学初一学生，只有12岁。在邻居的印象里，他个头不高，只有1.4米，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笑起来很羞涩。

因为上班没带手机，直到11月13日下午3点，报信的人找到他工作的地方，李军才知道儿子出事了，已经被送到武陟县中医院。他赶到时儿子还在抢救，妻子在医院大厅一直哭泣。过了半小时，医生过来告诉他，孩子没救回来。李军难以接受，就在早上出门时，儿子还好好的，还能自己骑自行车去学校。如果没有倒在上厕所的混乱人流中，晚上八点下自习后儿子会按时到家。可眼前的孩子，全身呈黑青色，让人不忍心看第二眼。

到现在李军也不知道儿子具体经历了什么。痛苦让本来就不善言辞的他更沉默了。他今年34岁，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两三年前才在村西南的一家屠宰厂上班，计件工资，效益好时一个月有5千块钱；妻子则在县城服装店做销售。两个人都没出远门打工，而是留在老家县城工作，就是为了能够陪伴孩子成长和读书。

李军家在大城村，村子很大，有五六千人，原本属于圪垱店乡，2016年武陟县城区扩大，大城村被纳入木栾街道街道。但在村民心里，这里依然是农村，外观上看也是村子的模样：整个村庄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由从北向南12条街组成，城中路横穿12条街，将一条街分为东、西两侧，家家户户都还是一层平房。

村里本来有小学，叫大城小学，位于该村东南部。原本村里也有初中，十多年前撤并了，村里学生可以去2公里外的隔壁村读初中。不过，在村里人眼中，不管是村里的小学，还是隔壁村的中学，都是‌‌“村校‌‌”，教学质量不如城里的小学和初中。村民张银花告诉本刊，村里小学一个年级只有2个班，每班三十多人，‌‌“老师管得不严，讲话也半洋半土，不像城里都是说普通话。‌‌”

找渠道，交借读费去临近县城上学是很多大城村家长的选择。如果是去县城读小学，最好是进育才和育英学校；如果是初中，则要去实验、兴华、木城三所公立初中，进不了公立学校再考虑民办学校。三所初中，最难去的是升学率最高的实验中学，这所学校每年会有四五百人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武陟一中；木城中学规模小，升学率也不如实验中学和兴华中学，是第三选择。对比之下，兴华中学从规模和教学质量上来说，是舍得出钱的农村家长不错的选择。

2016级的张倩是武陟县周边农村的学生，她记得自己在兴华中学读书时，班里超过7成的学生来自县城周边各农村，她就读的村小当年就有七八个学生进入县城念书，成绩都不错。张银花说，后来随着借读政策的严格，村里不少家长为了孩子读书在县城买了学区房，‌‌“等读完书再卖掉‌‌”。李军家也为孩子选择了这条路。张银花说，前两年李军家也在县城也买了房子，夫妻两个人带着孩子在城里上学，希望孩子能通过读书不再吃他们吃过的苦。‌‌“尽是干苦力。‌‌”李军说，‌‌“虽然累，（为了孩子）也得坚持。‌‌”

超大班

早在2016年，张倩刚进入兴华中学读初中时，她记得自己班级有55个人。一个年级10个班，总共500多人。那时学校也只有这一个厕所，但还不觉得很拥挤。但这几年，兴华中学的学生一直在增长。兴华中学一名初三学生告诉本刊，目前，仅初三一个年级就有800人左右，有的班人数达到67人；低年级的学生更多，约1000人左右，班级人数多的能有80多人。整个学校学生的人数已经比2016年多出许多，但仍然只有一个厕所。

赵思维比张倩晚四年入学，他感觉不仅厕所挤，寝室也挤。他告诉本刊，男生宿舍住了12人，两排上下铺，中间只留下1米的过道。每层楼有一个洗漱间，装了七八个水龙头，供一层楼十几个寝室使用，每次早上洗漱都需要排队。赵思维说，他总是拿着盆，看到有水龙头空出来就赶紧把盆放上去接水。而且，宿舍没有澡堂和热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学生都是一周不洗澡，等回到家再洗。

关于中小学学校的配套措施建设，国内有着明确的标准。以厕所为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12月发布的《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规定，男生每40人要拥有一个大便器或1.2 m 长大便槽，20人拥有一个小便器或0.6 m 长小便槽，女生则是13人/个。以兴华中学目前超过2000的学生数量算下来，显然没有达到标准。而像这样无法在生活配套上达标的县级中小学，并不少见。

2018年3月22日，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因在考试前‌‌“集体上厕所‌‌”发生踩踏事件，致1死22伤。据媒体报道，该校1704名学生仅有39个厕所蹲位。

齐燕是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曾在中西部多个县城进行实地调研。在2017年开始的针对中西部三县教育问题调研中，她关注到县城学生不断增多的问题。她告诉本刊，200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是40-45 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50 人，其中‌‌“56-65 人‌‌”为大班额，‌‌“66 人以上‌‌”为超大班额。而之前在河南一所县城调研中，齐燕发现，高于66人的班级已经不在少数，‌‌“2018年该县公立初中一个班级超过80人，该县公立小学有的班级甚至达到108人。‌‌”

在调研时，齐燕看到，教室内学生的课桌从讲桌排到最后，教室内几乎没有空余时间。有的班级甚至两张课桌坐三个人，后排一抬腿就能踢到前排座椅。学校操场也不够使用，有的学生下课后也只是坐在班里，有的学校则直接在教学楼底下铺设塑料草坪，供学生课余时间活动。有一个学校，学生多，学校无法满足学生住宿需求，只好鼓励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师们腾出自己空余房间，充当学生宿舍。

齐燕说，乡村学校的撤并是县城出现超大班的一个重要因素。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河南乡村义务教育发展趋势及政策因素分析》的文章提到，2013年至2017年，河南乡村小学、初中学校数量分别减少了4700所和2030所，年均分别减少1175所和51所。

而除此之外，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家长也不断带着孩子往县城聚拢，‌‌“从最早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到为了孩子上学买房落户。‌‌”齐燕说，2017年，她观察到，当时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龄儿童入城上学的速度，远高于当地学校扩建和新建学校的速度。学生人数的增多，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位老师告诉齐燕，班级变大后，自己只能关注到前15名和后10名的学生，对单个学生的辅导时间有限，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感觉学习内容‌‌“吃不饱‌‌”，学习能力弱的则感觉学得吃力。而且，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维持课堂纪律，授课时间也变少了。

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邬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解决超大班问题的难点，他说要彻底解决大班额问题，地方财政需要很大投入，如在城里新建一个小学，大约需要2亿元资金，一所初中要3亿元，‌‌“人口不断涌入，且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县级财政容易发生财政断崖‌‌”。

多名学生告诉本刊，踩踏发生后，兴华中学那天后续的考试正常进行。他们看到有经历了踩踏现场的同学，是在考试后10分钟才赶到考场，白色的鞋子被踩成黑色，肚子上还有被踩的印迹。学生们说，目前学校正在原厕所旁新建厕所。除此之外，学校好像没什么变化。

（除齐燕、邬志辉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陈银霞编辑｜王珊排版：布雷克/

审核：同同

虽然年年都说，但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难毕业季‌‌‌‌”：多达1158万应届大学生涌入人才市场，企业招人却比往年减少了，以至于今春一线招聘，‌‌‌‌“十个人抢一个岗位‌‌‌‌”的激烈竞争到处都是。

残酷的现实是：大学文凭早已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工作了（且不说是好工作），有时即便学历过硬也一样。

很多人直到就业季，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学到什么能在社会上立足的谋生技能。虽然现在很多人嘲讽大学成了‌‌‌‌“职业培训学校‌‌‌‌”，但问题是连这一点其实也做不到，相反，国内的教育已经和实践严重脱节，在大学里看似学了一堆专业知识，在工作中能用上的却很可能寥寥无几。

问题来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教育‌‌‌‌”和‌‌‌‌“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吃了那么多苦，在学校里又学到了什么？

1.教育与社会的脱节

前一阵，网上有人提醒：‌‌‌‌“再过几个月，上了三年网课的医学生就要出来为你看病了。‌‌‌‌”被这一激，底下有留言说：‌‌‌‌“吓哭了。‌‌‌‌”

这并不只是个梗，在国内，教育和社会实践的脱节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标题就点明了这一点：《医学生培养了八年，为何还不会看病？》。本来，临床医学的关键在于临床实践，但现实中，医学生在校期间都忙于写论文，有几个人能安心于临床？就像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规培医师说的，‌‌‌‌“现在很多规培医生，都没上过临床，只会书本上的东西，可病人又不会按着书本生病。‌‌‌‌”

问题并不是学历，学历越高甚至越不靠谱，因为读博就是做科研，跟临床完全脱钩，到医院可以直接被聘为主治医师，不用考试，虽然早早晋级，但没多少临床经验，因而业内流传这样一种相当讽刺的说法：‌‌‌‌“看病不能找博士‌‌‌‌”。还有医生说，特别害怕跟同科室的海归博士一起值班，因为患者一旦有什么情况，这些博士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然，并不只有医护才这样，如今各个学科都有类似的现象：读大学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学到知识技能，而异化成只是拿个文凭、混个证书。这一点，不少在校学生也都心知肚明，有一位就曾向我直言：‌‌‌‌“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书本知识，唯一的用处就是考试，离开考场就没什么用。‌‌‌‌”

实际上，很多学生都已经不指望能从课堂上真正学到什么了。当下毕竟是网络时代，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多的是，网上TED之类的免费课程都看不完，老师在课堂上只能教你一点点知识，真想提升自己，还得靠自学探索，更何况，老师也还要忙自己的事呢。像美术这样重视实践的专业，学生就得自己再花钱去参加线下课程班学习，原本正式的课堂反倒只是应付了事。

其结果，现在‌‌‌‌“中国式上课‌‌‌‌”日益沦为形式：老师独自在讲台上自顾自地照本宣科，而太多学生虽然身体坐在那儿，心却不知道在哪里。

这种情况在二本院校更为严重，有学生告诉我，他身边的大部分同学上课期间其实都在看手机、打游戏、看小说、听音乐，师生没有互动交流，提问也只能是老师抽学生回答，没有学生会主动提问，相当死寂可怕，‌‌‌‌“大家都是来凑数的吗？不知道这样上课有什么意义？‌‌‌‌”

说起来，这背后都有苦衷：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主要是学术，教课还在其次，何况上课时脱离了课本自由发挥，可未必安全；而对学生来说，与其听你乏味地照念一遍，还不如自己看书，更何况很多教学内容（例如大学里每周都进行的‌‌‌‌“青年大学习‌‌‌‌”），一望而知根本没啥用。也别怪现在的学生，其实很多单位开会不也如此？领导在台上喋喋不休，底下一个个都快听睡着了。

问题还不止是‌‌‌‌“态度‌‌‌‌”，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严重滞后于时代需求，整个教学都和社会脱节了。

一位在大学计算机系任教的博导和我坦承，这些年前沿知识日新月异，但教材没办法实时调整，导致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要滞后三年以上；像数字营销这样的新领域也差不多有2-3年的时差，以至于学的都是一些过时的知识。还有人吐槽说，有机化学有些教的甚至是落后于市场十几年的知识。

像中文、历史系这样的院系也罢了，越是新领域或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高校越难配备齐全的专业老师，二本院校就更是了，一些老师既没有实操的从业经验，也跟不上当下市场的节奏。

长久以来，很多教师都呆在象牙塔里，校园的围墙俨然是一个保护罩，在现实的海洋中隔绝出一个舒适区，就像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演化出了新物种，具有特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学生的处境当然就更是如此了。即便没有三年防疫，学校也没多少与外界紧密联系的活动，很多学生也不愿与外界接触，一有时间就缩在教室、图书馆和寝室里，上课出勤率比往届高了不少，但即便临近毕业也很少人想去实习，倒是更愿意考研。

一位颇有想法的大学生说：‌‌‌‌“大学像是一个把外部世界隔开的无菌舱，且不说丑恶事物，连社会现实在这里都不能说，长久处于这样与外部脱钩的状态之下，同学们的认知水平好像也极低。‌‌‌‌”

长期专注于一个狭小的领域，人会产生出一种类似工作狂或上瘾机制的高度重复行为模式，久而久之，他们看似是在忙碌（读书考研），其实在逃避（真正需要做的事），因为他们在苦读时可以进入一种‌‌‌‌“悬置‌‌‌‌”状态，沉浸在迷境里，获得内心的平静，以此逃避外界的风暴。然而这样‌‌‌‌“上瘾‌‌‌‌”，又反过来阻碍了人们适应社会现实。

这是教育的异化：本来教育是为了自我成长，但现在却仿佛成了目的本身。如果可以，许多学生真的宁愿一直在学校里呆下去。部分也因此，现在高校学工系统里流传一个神奇的叙事：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就业，是因为心理不成熟、社恐，害怕找工作。但问题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学生身上。

2. ‌‌‌‌“信号‌‌‌‌”还是能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尴尬的现状？有人哀叹‌‌‌‌“一代不如一代‌‌‌‌”，有人归结为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有人认为这是大学扩招和市场竞争带来的‌‌‌‌“内卷‌‌‌‌”所致。这些或许都有部分真相，但真正的关键或许在于：我们之前对‌‌‌‌“教育‌‌‌‌”和‌‌‌‌“学习‌‌‌‌”的理解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

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直指当代教育的根本：‌‌‌‌“当今社会，电影是教育人的、电视剧是教育人的、明星偶像是教育人的，只有教育不是——教育是筛选人的。‌‌‌‌”这是个中国人才能深切体会的黑色幽默：娱乐节目承担起了本不该承担的教化之职，而学校反倒教不了你什么，只是在筛选、分流人才。

各国的传统教育所讲授的大多都是一些‌‌‌‌“脱离实际‌‌‌‌”的知识，毕业于哪个院校，就像是拿到一个‌‌‌‌“品牌认证‌‌‌‌”，证明你通过了智力准入测试，获得了精英资格。正因此，近代英国有一句名言：‌‌‌‌“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实际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

也就是说，文凭其实是一种‌‌‌‌“市场信号‌‌‌‌”：你是否具有某种高品质，别人难以直接观察到，但如果你硕士毕业，那就很便于用人单位把你挑出来，因为这至少证明此人有相应的知识水平、思考能力和问题处理能力。一家公司在招聘一个岗位时或许收到数十份简历，此时至少第一轮的筛选，就要凭借这些‌‌‌‌“信号‌‌‌‌”。

有时，一些单位在招人时之所以极其注重文凭，倒还未必真相信‌‌‌‌“品牌‌‌‌‌”就代表‌‌‌‌“品质‌‌‌‌”，而是为了公平和免责。

三四十年前IBM全盛时设备昂贵且条件苛刻，但采购人员仍会买它，因为买其它品牌虽然能省钱，但一旦机器故障，别人都会说采购员不称职买了不好的；但如果是IBM出问题，谁也不能怪罪采购员。招人时也同理，特别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职位，只有卡死‌‌‌‌“硬指标‌‌‌‌”，才能让人无话可说。

然而，企业毕竟是最务实的，尤其在当下急于提振业绩之际，要的是能做事的，如果明知道学历并不等于能力，那就算你侥幸过关，恐怕也呆不长。企业管理者和HR都知道，有些人看着名校毕业甚至海归，结果入职了一看，什么都不会，试用期都过不了。

我大学刚毕业一年，去一家外企面试，说自己拿到英语六级证书云云，结果被当场打断，面试官说：‌‌‌‌“我不想知道你英语是四级还是六级，只要你会听、会说、会写，我见了太多人说英语六级，结果来了都不会说，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要见识真能力，也很简单，当场讲10分钟英语试试？

显然，如果面试官能准确把握你的能力，那文凭这个‌‌‌‌“信号‌‌‌‌”就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文凭原本是一个‌‌‌‌“品质保障‌‌‌‌”，但现在大学普及后，品质趋同，又或者需要更多更强的‌‌‌‌“信号‌‌‌‌”，那怎么办？

许多人的选择是熬下去，本科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去考研，很多人稀里糊涂就又多读了几年，只是为了拿一个新的文凭，甚至考哪个学校的研究生也不重要，找个简单容易的就行了，但当足够多人这么做，内卷的结果就是大学‌‌‌‌“高中化‌‌‌‌”，而研究生学历也跟着贬值。据说有的人甚至为了考上清华，复读了14次，如此执着，当事人恐怕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是为什么要上大学。

现在用人单位也精了。这几年来盛行一种说法：判断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关键不是看他硕博在哪所大学读的，而是本科院校，因为太多人读完二本又去考研了。有企业高管私下说，简历上标着学生会经历的，在校招时反而是减分项——这些学生会干部或许混得比社畜还老油条，招他们还不如社招。

像这样的种种错位，都明白可见一点：教育和职场这两个巨系统之间缺乏衔接、对流，教育体制的封闭化倒是在加重了，导致按说是‌‌‌‌“好学生‌‌‌‌”的，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变成‌‌‌‌“好员工‌‌‌‌”，甚至前一个系统适应得越好，越难适应后一个系统。毫无疑问，这需要制度性的变革，但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作为个人又能怎么做？

事到如今，从家长到学生都有必要想想清楚，除了一张文凭，将来还能靠什么谋生？文凭正在迅速贬值，过分依赖它，以为有个研究生、海归学历就能当作好工作的敲门砖了，就得有个思想准备：万一这学历不管用，到时你怎么办？

这当然不是说不用读大学了，只是说，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教育‌‌‌‌”——不要把学历误当作能力，而真正的能力势必来自良好的实践、对学习方法的领会和开阔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能力，才是未来的人才应对冲击、难以被替代的关键。

有很多人会告诉女生说，那种上学时代最喜欢在言语上打压你、对你进行恶作剧的男生是喜欢你的。

当年初中班有一个带头嘲笑我胖的男生，他就事事都在针对我。比如大家都知道我害怕虫子，他就会拿毛毛虫放我的书桌里吓我、没事就喜欢揪我的头发、我出门的时候他会故意挡我的路、把我的作业本藏起来让我很着急，等等等等，我会反抗，有时候会很重地打骂他，他都嬉皮笑脸的，除非我真的被气哭之后他才会借张纸巾安慰我一下道个歉，而我觉得他只是害怕我去找老师告状罢了。我一直觉得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得罪过他让他特别讨厌我，但是我非常不理解的一点就是，无数旁观者（男生和女生都有）在看到他欺负我的行为之后，都在问我：“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最可笑的是他们竟然说对了，这个男生后来还真的跟我表白过，写了封情书真情实感地回忆着他和我同窗时期“嬉闹”的美好往事。但是我拒绝了，而且说了很重的话，我告诉他我对你一丁点喜欢的感觉都没有，一直到现在，我少年时代有关于你的记忆都全是厌恶甚至和恐惧。

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之后评价我“做得太绝了”、“话说得太伤人了”，而没多少人理解他给我带来过的伤害远比我对他说的“重话”更甚。他们不觉得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有什么过分的、甚至觉得这是出于“喜欢”的行为，是我应该觉得很甜蜜的。这些旁观者在我真的以哭泣的方式抗议之前从不会做任何事，只会以一个看客的心态去围观“一对少男少女打情骂俏”。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至今都是一个很容易哭的人，和那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无论表达出厌烦、冷漠、愤怒甚至是歇斯底里都是毫无作用的，我只有趴在桌上开始哭泣，别人才会出来制止，告诉他“别闹了，xx都哭了！”

而我除了不理解这些旁观者的心态，更加不理解的是男孩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变态的“喜欢一个女生”的行为，并且还能受到这么广泛的认同和认可？他们不断地在贬低自己喜欢的对象、让她难过、让她惊恐、让她焦虑、让她烦躁，给对方制造出如此之多的负面情绪，都仅仅是为了让对方记住自己？这就叫做“喜欢”？

前些天那个“想拽前座女生辫子、才想到自己是来开家长会”的段子底下，有一个评论让我深有感触，大致意思是说，男生成年后谈论起这种事情都是陶醉在青春校园的甜蜜氛围里，而女生的回忆则都是自己学生时代所受到过的校园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