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认真真地吃上一顿饭，也许是对网约车司机来说最奢侈的一件事。

徐一杰是粤西人，关于自己的工作，他经常抱怨：“在外打工，老婆不在身边，想吃一口热饭都变得困难。”他说，很多司机像他一样，带着全家的担子一个人在外工作，老婆和孩子都留在老家。

开车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职业病。首先是腰上的负荷，“十个网约车司机，八个都有腰椎间盘突出”。徐一杰说，腰不好的人不适合开网约车，不然情况会更糟糕。

难得的歇脚时间也许是在饭点，每天吃饭的时间、地点并不固定。一般跑车到了哪里，就在哪里解决，停车前，他需要找准时机，观察附近有没有抄牌的交警，如果没有，就会选上一家价格合适的快餐大快朵颐。

每天这样吃饭，徐一杰并不乐意，他最羡慕的是有妻子陪伴在身边的那些司机。

他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憧憬道：“出车时带个保温盒，里面装着家里带来的饭，中午吃着还是暖暖的，这样多好。”说完，他还补充一句，“外面的油，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沟油”。

徐一杰的车里没什么装饰，唯一特别的地方，是车内的变速杆上，挂着一串串厚厚的棕色手链。他最想念的是老家的一碟凉拌小菜：通心菜烫到七八成熟，再放点花生油、酱油和盐佐味。吃上一口通心菜再配上白粥，滋味是一绝。

这样的味道，他认为胜过外面吃的所有饭菜。

“谁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多好，最起码晚上也能在家里吃，中午还能有口汤喝。”徐一杰也想过把老婆带到省会，但是大城市里没有适合的工作机会，而且一线城市的消费，也勒住了普通人的钱包。

吃饭问题，也难住了四川人田青，他形容“有饭吃的地方不好停车，好停车的地方不一定找到饭吃”。

每天简单的一日三餐，其实是不小的花费。如今，随着网约车司机数量增加，竞争愈发激烈，日流水从原来轻轻松松就能有五六百元，到如今得跑至少十二三个小时，才能达到500元的流水。

加上租车的价格、充电费、车辆折旧费等等，每项支出都必须精打细算，一顿饭的价格一般不会超过20元。

四川人田青话不多，尽管已经到广州20多年，他的口音还是浓重，本地乘客一时难以听清他的意思。

但是谈到两个女儿，他的话也渐渐变多了。

常年在外打工，他一年才能回老家一次。大女儿今年在成都读大三，由于读的是专升本的民办学校，学费要比普通本科高，“生活费一个月就要1500，还说不够用”。

小女儿在市区里读高中，“都是要花钱的”。以前，田青最喜欢跑长途，载乘客从广州到深圳一趟，能获得至少300元的收入，很划得来。现在跑一趟只有100多，他也没有以前想跑了。

单价降低是一方面，更令田青无奈的是乘客的投诉。刚过去的一个星期，他就收到了两个投诉。“有说我驾驶不平稳的，还有说车内卫生不好的，不能申诉，也不能反馈说不是这样的，这个钱也是受气钱了。”

他的语速不快，还带着咳嗽声。对于现状，田青的想法是，到了55岁的年龄门槛，女儿也都长大了，他就不干了，回家过养老的生活。

不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他还要全年无休地打拼好几年。一年下来，他既不放假也不休息，刚入行的时候，一天能跑十四五个小时，现在不一样，天黑了他就想回家了，顶多跑上十一二个小时就够了。

2023年更新的数据显示，广州注册有23万名网约车司机，有媒体称是这一行“全国最卷的两大城市之一”。他们每天来往穿梭，仿佛是流水线上兢兢业业的成员。而愈加考验每一名司机的，除了日常接单的运气、能力，还有很多因素。

路上的心态

事实上，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有很多技术门槛需要达到，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心态的调整。近年来，有不少司机乘客间的冲突报道，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沟通场景，是许多人加入网约车大军前未曾料到的。

胡伟平是广州的一名专车司机，他原本跑的是快车，但听说专车挣得多一点，在积累够一万单的快车记录后，成功转到专车领域。

当一名专车司机，虽然客单价会比快车提高，但要求也会随之增加。

胡伟平说，专车的车辆价格需要在20万以上，外表也要比快车更干净，而且，“颜值要高”，最重要的是，专车司机不能拒绝乘客的接单。按照平台的说法，是无权拒单。

如果是快车司机不想过去，找个理由就行了，但是专车必须去接驾，这也是很多人选专车的原因。在这个要求下，胡伟平遇到过无理的客人，有乘客跟他说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诶师傅我这里还没弄好”，等了半小时才来到乘车点。他感觉心里不愿意了，但是“已经答应了就得等”。

面对乘客，胡伟平需要将心态调整平和，在这一课里，他总结出自己的方法：“心里再大的怒气，再大的火，都要克制。如果连这个心态都没有，就不适合来跑这一行。”

他知道，脾气太火爆，会吃亏，最直接的影响是，差评会带来接单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人家吵你也跟人吵，你的账号一个月有一两个差评，那账号就跑不动了，因为赚不到钱了。”

在顾客评价和收入息息相关的行业里，专车司机有机会因为一个差评，就影响整个月的收入，不过，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善意。

胡伟平曾在一个下雨天，载着一个妈妈和小孩到医院看病。那天的雨很大，胡伟平坚持撑伞送他们到医院门口，后来，他发现乘客给他打赏了600元红包。

这些打赏虽然次数不多，但作为一种认可，仍然能给司机少有的激励和满足感。

今年40岁的胡伟平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现在，他每个月都会休息三四天，其中还有一天要接受专车司机的培训。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尽量控制在11个小时，“如果开得有点疲劳了，就休息一天”。这天的中午时分，胡伟平载完一个8公里的订单，准备找个转角吃饭，然后到三四点再出车。

对比别的司机，他显得更注重健康，也没那么拼命，“绝对要休息的，身体不能透支，不要以为挺得住就出车”。

专车司机是网约车里要求更高的群体，他们的工作也更接近服务业。在另一个专车司机黄依明的讲述里，“心态”也很重要。

刚转行当网约车司机的第二年，黄依明就遭到当头一棒，疫情突然到来。那时候，好几天都等不到一个客人的身影。不过，他认定既然转行了，还得继续干下去。等到2020年的4月份，情况慢慢好了起来。市面上能买到口罩了，有人出门了，选择打车的人增加，生意才渐渐走入正轨。

黄依明和其他司机不一样，他对新能源车没有那么多的信任，而且出于驾驶习惯，选择的还是燃油车。

他喜欢开油车，也不喜欢电车带来的电量焦虑，所以，尽管燃油车的油费会高出一截，他也可以接受。

黄依明是个乐观的人，他说，一般出车一小时能有40到60元的流水，但如果哪天跑了一个小时都没有这个水平，那肯定就要早点回去了。他笑着解释道：“说明那天不宜开工。”

如果有客人让他等的时间太长，他也无所谓，他试过用半小时来等客人，但是他不会去催，“就当是在车里休息了”。他说自己是个性格挺随和的人，适合做这个行业，很少有跟乘客起冲突的情况。

这一天，广州下起了小雨，黄依明说即使在雨天，他也会把车擦得很干净，其实只要不留意，雨天的印记很容易就溅到轮胎和车窗上，“不是所有人都会留意，不过我们都会做到干净”。

比起快车，专车的工作让黄依明感到舒适一点，因为他一天面对的客人不多，载上20人左右就能完成一天的任务了。

饶是如此，完整一天的休息还是奢侈的。“做我们这一行的，就算休息也只是休半天，还是想着出来跑一跑，毕竟每天折旧费、停车费这些加起来，一睁眼就有两百多。”

高速的工作就像和这些隐形成本对抗，唯有跑得更快，才能把它们抛在背后。

那些退行的人

我采访过不少网约车司机，他们给我的印象大多健谈、坚韧。有司机跟我说，如果想多赚点钱就勤奋一点，至少勤奋能换来高一点的流水。

但现实是，也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他们没找到喘息的空间，远离行业而去。

大雄在2023年成为如祺的司机，并且开设了抖音账号，不时更新自己的跑车日志。他的账号在去年12月还有过更新，但是在最近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回我：“退行了。”

大雄的抖音账号上分享了不少“跑车日记”

“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大雄这样概括他离开的原因。和很多司机一样，他轻车熟路地算起一笔账：每天必须要在线12个小时才会有500左右的高流水，加上充电、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一天最少要出车15个小时，这个强度下“刷抖音都没有时间”。

不过，促成大雄决定离开的原因不止这一个，还有“并不人性化”的平台机制。

有一次，他晚上送一对喝醉酒的老夫妻回家，老婆婆在路上吐了，订单的终点是他们的一个朋友家，送朋友下车后他们希望再送回自己家。

大雄回忆说，平台是不允许口头改目的地的，但他打了一趟电话打算给客服报备，没人接听；出于好心，他还是选择送老夫妻回去，结果被扣了200元，弄脏的车子也是自己负责清洗。

“心态彻底崩了”，过后，大雄尝试过申诉，但是失败了。这些操作在他看来，“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此外，遇到不靠谱的租车公司也是另一个坑。

退行之前，最麻烦的事情是退车。大雄在租车的时候交了6000元押金，因为“有经验知道怎么交车”，他把押金如数拿了回来。但是，他在抖音上收到了几十条私信，都是抱怨自己怎么被租车公司扣钱的。

大雄很清楚，还车的时候“随便一条小划痕按一副漆算，450元，最狠的是底板，小的擦伤直接扣2000元”。

要怎么样避免这个“坑”？大雄的经验是，在退车前的一个星期，自己去找外面的汽修店做修复。“外面的汽修店一副漆基本是150，超过150就不要了。”还有，要把底盘升起来检查，电池挡板有破损就修复，“不要舍不得那一两百元钱，租车公司直接2000元起步”。

深感坑太多，大雄头也不回地退出了网约车这个行业。如今，他干回老本行，做回了工程业务。在他的简介里，他说自己干过工程、进过工厂，也开过饭店，聊起这些经历，他只是一句“生活所迫”就带过了。

不止大雄，几乎每个网约车司机都有辗转的职业经历。对年轻一些的司机而言，网约车是他们职业的中转站，对年老一些的司机而言，灵活、相对自由的网约车行业则是他们尝试过各种工作后，少有能接纳他们的选择。

事实上，跟网约车师傅交流，会发现他们说的话很多相似，比如会不时怀念以前客单价高的时候，会感慨工作太累，一天至少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而他们大多从外地来到一线城市求生存，师傅们脸庞不同、语气各异，但似乎过着一种相似的、重叠的人生。

网约车里的司机，仿佛跟乘客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世界。

乘客端是另一种体验，相比起传统的出租车，乘客能在网约车里感受到舒适、便捷甚至是廉价。随着一口价的广泛推行和平台间的竞争，一公里的价格正在不断被压缩。

面对别人要入行的想法，胡伟平的第一反应是：“生意不好做，卷得很。”

（文中田青、徐一杰、胡伟平、黄依明为化名）

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通勤对一个人的情绪和生命的损耗是十分剧烈的，每个人每天都在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人格力量去对抗这种损耗。

那我们就要追问，通勤是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呢？一种回答是因为单位没有宿舍，郊区的房租比较便宜，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

但是追问不能停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哲学提问：在生存意义上，我们何以要忍受这样的通勤呢？

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列斐伏尔，他提出了‌‌“日常批判‌‌”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理解人通勤提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列斐伏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就不应该再在马克思所批评的工厂的语境里去观察。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工厂时代了，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通盘的消费时代。

城市的核心不是工厂，而是消费场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从对工厂盘剥的批判转移对日常消费生活的批判里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通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整个城市的生活都已经充分消费化，现代城市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占据城市核心地位的东西，就会注意到我们全部生活的内容都变得消费化了，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商品化了。原先属于日常生活的低货币需求，现在都变成了货币化的需求。

在七八十年代，如果你去问一个工人什么叫通勤，他是不知道什么叫通勤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通勤。

北京的城市区域过去聚集了很多生产性劳动场所，它们旁边通常会配套宿舍。而宿舍不是商品化的，它是分配的。所以那个时候，城市的核心是工厂和宿舍，它们没有货币化。

而在今天，城市的核心是高档消费场所，是各种繁华的商圈。你可能会说，办公楼和住宅不是消费场所，但它们是大宗商品。办公楼需要租售，你买的房子叫商品房。

所有原来属于生存领域没有消费化的无需通过货币丈量的生存内容和生存空间，在整个城市变成消费橱窗的情况下，就变得货币化了，成本变得特别高。

同时，科技和资本会形成一种共谋。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和稀奇古怪的新鲜科技，每个人每天的注意力都在各种购物软件上。大家会觉得去消费这些东西就是过上一个好生活的指征，进而逐渐把自己的生活完全锚定在消费上，而忘了在消费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生活处境。

我觉得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极好的缩影。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压缩得极其卑微，人是不配生活在城市的核心的。这里存在一种很强的身份上的张力，真正的人被作为消费者的自己推开，被逼迫到了城市的边缘，而这个时候通勤就成为了一种必要。

作为消费者的我可以每天出入这些场所，而作为真正的人，我回家的时候，我要走到城市的边缘，要走到郊区去。

但是我又没法真正地融入乡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乡村，它的田园、自然以及生机勃勃，已经完全被要素化，变成了农家乐，大家也需要通过购买才能获得这种田园体验。

乡村和城市都已经完全消费化了，用韩炳哲的话来说，本来乡村生活是作为城市消费生活的一种否定性、异质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关照。但现在乡村变成了农家乐，从城市到乡村的过渡变得特别平滑，而这是一种有害的平滑。它会造成同质化，使我们丧失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维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狭窄。

当然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不完全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状态，只是有一些相似。现在的城市也在做一些对抗，我们有安置房、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这些实践都是在和城市作为消费空间的现实进行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抗，要把生存领域继续插入城市的中心，我想可能慢慢地会做得越来越好。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尤其是对我自己来说，每天在挤地铁的时候，我会知道道路可以不是用来通勤的，生活不一定非要消费。通勤可以不是枯燥的成本，行走本身并不关注起点和终点，行走的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我觉得这个维度还是要保留。

外卖：难吃，却不得不吃

经过漫长的通勤，你到公司忙了一上午。到了中午，你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叫个外卖得了‌‌”。不是所有人单位都有食堂，也不太有精力自己带饭，大多数办公室的白领到了中午几乎就只能叫外卖。

而你叫的外卖大概率是一个料理包。料理包被工厂生产出来送到餐馆里，店员把这个料理包加热，由外卖员送到你的手里，最后你坐在工位上吃完这份料理包。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焦虑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老吃外卖不健康。或者有时候你会觉得外卖实在太难吃了，你就想出去吃改善一下伙食。

于是你跋涉到一个商场里，点了分米鸡和烤鱼。这个时候后厨会打开特定品牌的预制菜料理包，加热完之后端到你的桌上。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有一种特别琐碎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在家、在公司或者在商场吃外卖，但本质上我们吃的都是料理包。它是一种自由，却显得无关紧要，这是现代人一个非常荒诞的处境。

我有时候会在想，外卖这么难吃，为什么大家还要吃？当然生活性的解释肯定是时间不够，工作太忙了只能吃外卖。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想一想，外卖成为可能，那个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观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外卖是有好处的。他说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是我们每个人要承受的。

这种存在方式是把一切的存在者都当作一种‌‌“持存‌‌”。什么叫持存呢？简单地说，就是把持一个东西，然后任意地去取舍、摆弄它。把每个存在者都看作是无关紧要、没有内在价值的，可以被随意地摆弄的。

我们可以通过水车和水电站来更好地理解持存这个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左边的水车也是一项技术，但它不是现代技术，是前现代技术。

这个技术没有把河流持存化，尽管水车也把小河当作动力，但它不会改变小河的流向和生态。从远处望去，小河仍然是富有诗意的存在。

但是水电站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水电站会把上游的水位抬高，会淹没千顷良田，会有很多人的家面临着搬迁，而且下游很多小的支流会断流。

这时候水电站就把小河完全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小河的内在价值和诗意完全丧失了。小河被持存化了，小河什么也不是，小河就是推动水轮的动力。

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就是人的持存化。在现代技术的逻辑下，人被看作标准件，在座各位还有我，我们随时都可以被替换。我们没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吃东西就是为了别饿着，不断地输出劳动力。

与此同时，食物也变得持存化。既然人都无关紧要，食物也就无关紧要了。食物只是填饱肚子的营养物质，只是卡路里。

食物的最高级持存化的形式是变成香精。所以大家走进一家饮料店，里面有很多瓶瓶罐罐，装着香蕉口味、菠萝口味、芒果口味的香精。你看不到这个味道的样子，你只能看到香精。

当人和食物都变得无关紧要的时候，食物才会显现为外卖。

每当你的母亲看到你每天吃外卖的时候，她会觉得你不爱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吃饭这件事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

有一位哲学家叫伯格曼，他把我们生活里面的所有事物笼统地归为两类，一类叫焦点事物，一类叫消费事物。

消费事物就是吃外卖，焦点事物就是每个人应该投入巨大精力关注的事物，它需要我们进行关系性投入，而不仅仅是个人消费。

桌子上的食物和外卖的差别不在于多寡，而在于这一桌一定有人付出了很多辛劳，有人买菜、择菜、洗菜、做饭，一家人有老有少，亲朋好友围坐一桌，所以这张桌子上有一种很浓郁的人情味。

人和人之间是通过特定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这种关系性的投入是构成食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在外卖当中就被完全丢失了。

当然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坐在这张桌子上可能会感觉如坐针毡。这么多亲朋好友在一块，会有很大的社交压力，有时候这种关系性投入让大家感觉到的更多是负担。

我自己要回家跟这么多亲朋好友一块吃饭，我肯定是不作声的那位。因为他们又会问我有没有评上某某奖，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讲到这我有点心虚，因为我知道会引起争议，但是大家注意，你之所以会觉得关系性的投入压力大，按照韩炳哲的说法，是因为你完全接受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

这个承诺有两句话，大家看着会非常眼熟，甚至会觉得很温暖。第一句叫‌‌“你开心就好‌‌”。当你遇到很多挫折，面对很多抉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开心就好‌‌”，你可能就会被暖到。

在关系性投入当中，之所以觉得别人的关心和问询是一种压力，是因为你买了这句话的账，你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你对这种关系性的交往没有兴趣，觉得它是负担。

但韩炳哲会说，如果你不断强调以个人欲望满足、以个体开心为主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就会滑向自恋，而自恋会导致焦虑、抑郁、空心、乏味以及倦怠。

这个承诺的第二句是‌‌“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这样我们才能容忍每天吃那些无关紧要的食物，因为我们脑子里想象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在你内心深处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把自己当个人，那未来我就可以成为人上人。

但是韩炳哲提示我们，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老觉得‌‌“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的话，你就掉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暴力陷阱。

暴力的拓扑学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消灭你，这是暴力赤裸裸地展开。第二个阶段，你不服从监视你。

而第三个阶段就是你不服从，我就告诉你‌‌“只要你努力就会更好‌‌”，让你自我规训。你可以，你行，你只要忍受当下的无关紧要以后就可以更加成功，而我们都是买账的。

可能大家听到这段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么多年可能你听到的更多是‌‌“你开心就好‌‌”。所以我刚才不断地在强调这些是韩炳哲的观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这是我的观点，我压力非常大。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在今天一定程度上是破产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感觉到那么幸福，甚至有时会感到抑郁、焦虑和空虚。

我时常觉得哲学就是如鲠在喉，持续地制造不适感、他者性和否定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解决生活中全部的问题。但哲学可以使我们在当下的日常当中保持开放的向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手机：蚕食一切身体性体验

吃完外卖，忙了一下午，回到家里后，你可能会遭遇第三种技术现象——手机。手机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绑缚。我们老觉得手机在挟持自己，有的时候有很强的粘滞性，我们没法摆脱它。

伯格曼提出一个概念叫装置范式，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概念来审视一下手机。伯格曼认为现代技术和原来的技术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100年前的技术的核心状态是机器在工厂里轰鸣，而现代技术的特点是小巧化，全部变成了微小的装置。

手机是一个典型的装置范式，它是一个黑箱，把复杂的功能都隐藏在背后，排斥人对它的凝视。手机仿佛是一个幸福世界的开关，只要你拨动它，所有的便利就会涌入你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问我家的小朋友，食物从哪里来？他说，食物是从冰箱里来。我又问他，暖气从哪来？因为我经常用手机交地暖费，所以他说，爸爸，暖气是从手机里来。

伯格曼认为，虽然手机这种装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它丧失了一个身体性的向度，它割除了生活当中所有的操劳。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用手机买暖气和用壁炉取暖的区别。

我们没用过壁炉，但应该都用过炉子。用壁炉取暖是非常麻烦的，你要走到幽深的森林当中去选择合适的树，然后你需要劈砍、堆垒、晒干、引燃。

经过一天的劳作，你把壁炉引燃之后，坐在沙发上，妻子在旁边打毛线，孩子在地板上玩具，家猫蹲在旁边取暖。看着炉子里的火，再看着外边漫天的白雪，它们互相加持，寒冷更加寒冷，温暖更加温暖。在那个空间，人和人之间是联系起来的，围绕这个炉子我们可以构建非常丰富温馨的家庭情境。

但是如果你用手机交地暖费，然后全家人一起在地上玩手机。这个感觉就不对，肯定是哪出了问题。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手机这个装置正在让整个世界完全地地暖化，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可以通过手机来购买和调度。

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最终手机将创造一个平行于我们现实的世界，人们因为在虚拟世界当中不需要付出任何身体性的操劳就能够获得快感，而逐渐地对当下的物理现实失去耐心。人们会对虚拟现实却越来越宽容，而对于我们肉体存在的物理世界却越来越苛刻。

手机还会和资本一起创造出很多虚假的欲望，比方说我每天刷社交媒体，我就会觉得那些商品都是我应当拥有的，但是它背后所付出的所有操劳都和我无关。事实上，这些需求都是社交网络渲染出来的虚假需求，那些需求本不属于我们，但却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

摄影师秋山亮二拍过一组80年代小朋友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逼真的快乐，我们每个人在某个阶段都有这样的状态。

她全身上下没有握持任何一件昂贵的商品，甚至可以说她一无所有。她为什么能拥有这么逼真的快乐呢？因为她在使用自己的身体，她可以身体性地活着，这就很快乐。

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把所有的身体性投入和操劳都割除，剩下的东西真的能够让我们快乐吗？我常常感觉到的不是快乐，是空心、倦怠、乏味，甚至于有点沮丧。

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的同时，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通勤让日常的行走消失，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而手机让身体性的体验不断地受到蚕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背后的现代化承诺，我们仍然时常感觉到愤懑、焦虑、困惑。

夺回日常

‍‍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的就是夺回日常，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日常的深处》。我想分享几个我自己尝试夺回日常的实践，但是大家可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办法。

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列斐伏尔说，你可以把城市看作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它不是消费品，它带有超越性的维度。我想更彻底一点，我想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观察绿化带里的鲜花盛开，观察单位楼下的野草生长，观察街心公园里的鸟鸣虫唱，观察这个城市的细节，观察城市在消费之外疯长的部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治愈。

回到食物本身‍‍‍‍‍‍‍‍‍

第二就是要回到食物本身，要去看到味道，味道是有形状、有模样、有过程的。我尝试种了一些薄荷，薄荷比较好种，而且绞下来之后就可以泡薄荷水，加一点蜂蜜，味道非常好。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味道在阳光下逐日生长，然后将自己的生命同土地和植物重新连接起来。

为生活找到锚点‍‍‍‍‍‍‍‍‍‍‍

而最后就是我们要重估操劳，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可以是生活的锚点，而完全便利化的生活会让我们无所适从。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每天接送孩子，接送孩子其实是一件特别郁闷的事，你要替他整理书包，还要催促他行走。他们在路上还会不停地跟你争执，尤其是当你有两个孩子时。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因为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建立了一种外部性。我觉得我需要他们，胜过他们需要我。在这种操劳的过程当中，我建立了爱欲。我关注他者超过关注自己，我克服了自恋，让我没有那么焦虑。

当然，夺回日常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过去，或者完全放弃现代技术。我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我也不想拒斥现代性，我不想造成这样的误会。

海德格尔曾经在演讲《泰然任之》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完全抵抗现代技术是愚蠢的，我们真正要具备的态度是，让技术既在生活之中，又在精神世界之外，可以将其当作工具，但不让它侵入作为人的根本。

最后我想做一点告白，我常常觉得哲学其实是一个挺苦闷的职业，不像其他的讲者，他们可以讲很多具体的东西。哲学能给你很多视野，让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那个最为一般性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哲学让人痛苦的地方，因为它给了你一双眼睛，却没有给你一双特别有力的胳膊，你没法使用哲学去改造自己的生活。因为改造生活需要的可能是勇气、胆量，甚至于一点狡猾，而哲学恰恰给不到你这些东西。

也许我们还是得面对一个残缺的生存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面前具有软弱性，夺回日常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城市巷战。但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尽管很多的挣扎是徒劳的，我们还是要挣扎，人的金贵之处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列斐伏尔，他们的理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日常生活的最小方面，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去改造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勇气。

谢谢大家。

我说这是疫情期间的新闻吧。那时外卖员不能跨区工作，不然要隔离，所以就买帐篷住。但是看视频时间就是现在，都开始降温了，怎么还有这样的。

稍微一了解，发现也不那么难以理解。在大城市中心工作，租房太贵通勤太远，这么干也正常。

经过了一番了解，发现这里就有个行业‌‌“内幕‌‌”，外卖员以自己所在定位接单，必须在这个区域内，才可以接到附近的单子。

要想接单子多费用高，自然要在商圈密集的地方。而且外卖员有不同定位，有的专门做长途单子，有的总是同时接好几个短途，有的喜欢做宵夜。现在干外卖的越来越多，单价单量下降很快。只能延迟工作时间，特别是夜里单子竞争少，而且常有长途高价单子，可能干几票大的，就相当于白天跑一天，毛病是比较冷，天黑危险系数稍微高一些。

但是这种地方，房租也贵得很，大多超出了外卖员的承受力。如果每天来回通勤，就没有休息时间了。

干脆就买个帐篷，等于24 小时蹲点在市中心，有的外卖员躺在帐篷还刷刷单，要是有好的起来再送一波。

但我印象里快递员的情况不一样，虽然同样辛苦，但是怎么也是有一个工作时间。

正好经常聊的一个小伙伴做了很多年快递，跟他了解了下情况，跟大家说说。

1

快递难干的原因很简单：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一样，都是钱的问题。

近10 年来，快递单价一直跌，基本没回过头，到现在已经跌了近一半。

单价降低，使得利润越来越薄，想赚钱只能想尽办法降成本，造成整个行业承压。快递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成本是大头。一条线上的人，从收件、分拣、运输再到最后派件，每个人都不得不疯狂内卷。想维持收入，只能同比例地增加工作量。

比如原本一单挣1 元，现在挣5 毛，想保持收入，工作量就得加一倍。大家既要增加工作时长，还要降低每单的处理时间。

我搜了一下国内主要快递企业的报表。

我的小伙伴看了一下，笑说还不至于这么惨，行业的实际情况可能还是好一点。不过也没好哪去，因为单价确实在持续降低，已经使得大家压力非常大了。

以他所在的二线城市为例，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普通的一个快递，收件在2-2.5 元，送件在1-1.2 元。

为了提高效率，现在大多快递是先送到驿站之类的代收点，驿站大约要收5 毛，这钱是从快递员的送件收入里面扣的。于是快递员送一单，就只有5-7 毛收入了。

大件和易损商品，快递费用自然比较高，一单可以顶小件好几个。不过放驿站费用高，客户取件不好拿回家可能会投诉，所以多数时候都会送上门。

当地快递员正常工作量，平均一天送200-300 个单，收件30-50。扣除自己买保险、被投诉罚款、负担丢失损坏赔偿。最后每天忙下来，大约收入200 左右。一个月五六千块。

这个收入看起来还行，但是背后很艰辛，平均每天超过10 小时的工作，其中很多还是体力活。如果按照小时工资计算，跟便利店打工差不多。此外还得接打大量的电话，尤其接电话，大部分都是催件和投诉，非常内耗。

而单价如此低的主要原因，是多年以来快递行业的竞争方式主要就是‌‌“卷价格‌‌”。特别是大量订单的客户，各家快递公司基本把价格打到了极致。

小伙伴你可能觉得奇怪，自己寄一个快递都是8 元10 元起步，和上面2 元多怎么差好多。

这是因为普通人寄件是一种价格，对于商家客户完全是另一套玩法。

他们快递价格低得很，不然网上那么多9.9 包邮。

快递公司为了客户不断降价，客户也乐得如此。有一些精明的客户，单个的量不够大，就一群客户统一签合同。形成一个联盟，比如非偏远地区全部打包一单多少钱，2 元3 元都有。

更狠得还有一种包仓，把两个地方每天运力整个打包出去。

最好的货源是那种全小件，就是个塑料袋装的数据线耳机小饰品啥的，又轻又小，10 元以下包邮。这种的单价甚至能打到1 元以下。

反正就是想方设法地降单价，如今降到了离谱的地步，不过也没办法，再怎么低还是有人做。

2

快递行业里，大家非常不理解得一点，这么个生意，业内都不怎么赚钱，也都知道不赚钱。但是总是有新人往里面跳，而且跳的都特别猛。

每跳进来一个，自然就要挤占一部分原有市场。而快速占领市场的法子，大家都明白，那就是单价再降低。

后来一看餐饮业，顿时也释然了，餐饮这个行业的盈利情况不会比大‌‌“缅A‌‌”强太多，但是依旧前赴后继。

比如老快递人眼里最疯狂的‌‌“级兔入局‌‌”。

级兔从2019 开始通过并购获得准入许可，进入国内市场，先是和其他公司合作，等摸清环境开始单干。

级兔当年口号是先亏1000 亿，打价格战到底。每单亏本一块钱，先干三年，三年不行再三年。到时国内快递除了级兔，只剩顺丰和京东，其他的都洗洗睡吧，连汤都不给你们喝。

低价模式下，很多快递的客户马上开始流失，一问就三个字——‌‌“去级兔‌‌”。随着客户增加，级兔那边单越来越多，其他人的越来越少。

我也曾经看过级兔的宣传视频，介绍级兔扩张速度和方法，极致行为在义乌小商品城。价格被打到一单8 毛，商家都疯了一样拿单砸过来。

这种方式在业内人士看来真的无法理解，唯一解释就是当年所谓‌‌“互联网思维‌‌”，先赔钱扩张，然后占住市场再提价。还有专家出来站台，介绍级兔战略得合理性。并预言，三年之后，全国快递行业只有三种业态三家公司：低价普通单（级兔），高价优质服务单（顺丰），还有自营物流单（京东）。

但很多人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这种价格战是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的，而且并没有真正的意义。早晚会回到正常价格区间，也不信级兔真的豪到拿出1000 亿砸市场。

后面的事情和大家判断的差不多，级兔渐渐没有了后劲。但是这么一搅合，单价实实在在是降了下来，而且再没有涨的迹象。

所以业内不认为级兔是搅局者，自从2012 年中通开启价格战开始，快递行业虽然一直喊‌‌“不拼价格拼服务‌‌”，但还是拼单价，最后谁也没捞到好。

如今行业内的人都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业务量上不去就想法子压价，价格实在压不下来就缩成本，缩不下去就给人加任务量。最终就是挤出降价空间。

于是快递员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每单得服务时间越来越短，服务质量也越来越敷衍。即使如此，收入依然不可避免得降低。压力越来越传递到最基层身上，极致就是最后在城市桥洞下生活。可这种能不能称之为生活，我不敢下结论。

至于单价如何就被压到这样，业内的也说不上来。‌‌“反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中国就是不缺便宜的人，更不缺便宜的公司，似乎永远会有更便宜的报价。‌‌”

3

我还了解了很多关于快递员的日常。

每天6 点多，他们已经来到快递站，开始卸货。就是把快递从车上弄下来，同时进行一个粗分，这个活就要一个多小时。

接着是细分，每人把自己负责区域件分出来。大家按照计划分自己今天要派的件，分好就装车，这又要一个多小时。一般快递车正式出发，已经9 点左右了。

这就开始了上午的送件工作，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跑，如果有预约寄件，就顺路或者拐过去拿。上午如果压力不太大，在12 点左右会回到快递站。吃午饭，取下午要送的件，将上午收的快递放下来。

要是事情多，就买点什么在路边吃了。然后顺路到站里拿下午件，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这些能顺利完成，非常依赖快递员的熟练度，快递也分高手和不太行的，高手们记性好，知道谁家常年有人，谁家直接放快递柜。少走冤枉路，少爬冤枉楼，一天下来差距可就大了。这也决定了某一个快递病了，他的那堆快递立刻就积压了，他的工作往往别人承担不了。

下午的送完时间不一定，有时四五点就忙完了，有时搞到夜里十点甚至12 点。当日派件完成率最少是要90%，当天送不完会被罚。

回到快递站，放下收的快递还没完。然后是记录工作，确认各种信息，同时处理投诉。所谓处理只是好听的说法，基本就是通知你罚钱。有些快递员实在不是干这行的料，丢件和投诉太多，一个月下来罚款比工资多，反倒欠了公司钱，打工还钱，过几个月就提桶跑路了。

分拣站的工作相对没有那么复杂，天气差也没啥影响，不用出门没有交通安全的压力，也没啥投诉。如果人不够，就去人力市场招人，经常80-200 块一天，这个收入跟手速有关，高手一晚上分拣两千多个快递，普通选手可能只有七八百个。这也是个重体力活，一晚上走四万步，经常早上去人力市场招一批，第二天少一大半。

说来也奇怪，2010 年快递业收入570 亿，现在奔9000 亿去了，整体规模膨胀了近20 倍。如今大家都说不好混，只能说是涌入的人数也翻了不止20 倍，大家赚的都变少了。

其实对于在干过工地和电子厂的小哥来说，快递和外卖绝对比电子厂强太多。我跟不少读者聊过，他们都表示死也不回工厂，工厂的工作干不了也干不动，相对于体力上的压力，精神上尤其受不了。

不过另一个比较惊讶的是，有不少人非常适应工厂的工作，根本不想出来。他们能做到十来个小时就跟睡了似的机械地干那些活，并且感觉一点都不累，你们说说这是不是天赋？

而且我发现他们快递普遍向往去开网约车，尤其羡慕专车，最羡慕的是开GL8 的那些专车司机，认为他们一单能赚一两百。

这个我很奇怪，因为不止十次听到他们说这个事。不过凑齐专车的装备实在是比较难，需要有驾照，还需要有辆车。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车技不是太有信心，担心租车上岗赚不回来租车钱，所以还是准备攒钱买车。还有一些想攒钱买个五菱宏光跑运输，晚上就住在车里，连租房钱都省了。

4

写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觉得他们一定很苦吧，其实我接触的人那里得到一个很深的感触：

苦不苦，关键是结婚生子没。

如果没结婚，江湖上的说法是：月入三千根本花不完。拼多多+快手+沙县大酒店，爽的飞起。

最花钱的自然是住，单身的在郊区或者城中村，租个不讲究条件的房间，能放下一张床和几个行李箱就可以了，价格其实并不高。一般北京马驹桥一个十平米的房子，一个月需要1000 左右，如果只要一个床铺，那300 就够了。

吃饭的花费，在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下，只要不追求彰显地位的附加价值，真的不贵。平日靠沙县大酒店、兰州牛肉面、黄焖鸡这些食物，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简单的很，也花不了几个钱。

如果想改善伙食了，一个人去饭馆炒个菜，或者买些熟食回屋，配上酒和手机，爽的要死。抖音B 站都有这种博主，花生猪头肉配啤酒，一边玩游戏一边吃，谁看了都得羡慕。

至于几个朋友或者同事一起吃饭，在桌上聊天吹牛，可以算是顶级享受了。

娱乐方面就更简单了。全球标配的大众娱乐方式：刷视频，看直播和网购，几乎不需要成本就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所谓下了班先看美食博主下饭，从满汉全席到油炸蚂蚱。吃完饭看直播带货，也不图买就当脱口秀看。躺下看小姐姐，大长腿黑长直cos 服。睡不着就刷手工达人，从拆飞机、修马蹄子到洗地毯。洗地毯这事可能有小伙伴不理解到底有啥好看的，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不过上边的这些都有个前提，就是没结婚，结婚了那逻辑就全变了。

一旦结婚组成家庭，各种压力会山一般压在身上。不仅得把钱拿出来养家，还得存起来一部分应急。

当然这还只是开始，后期的花费更是巨量。

最主要的肯定是住房，毕竟没房很难结婚，买了房就得还房贷，每天一睁眼就欠了银行一笔钱。

等有了孩子，这又是一笔巨大得钱和精力的投入。一旦望子成龙，孩子的负担甚至比房子还大，而且会产生一种绝望感，害怕自己一家三代做这个。这不，前段时间还有个新闻，北京一家五口送外卖，还配了很惊悚的一句话，‌‌“社会阶层的自我复制‌‌”：

以前这种问题可能没人去想，到了年龄也就结了婚。这几年短视频把这些东西铺的到处都是，以至于很多小年轻甚至完全失去了结婚的欲望，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

我这些年认识的年轻快递员很多是两个极端：要么是早早就已经结婚生了孩子，要么是完全看不到结婚的迹象。

这几年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大学生毕业不结婚生孩子，我倒觉得最麻烦的是快递这个阶层放弃生育对未来影响非常大。

尾声：

不准备往下写了，其实并没有想把这事写成诉苦大会，尤其现在很少有行业说自己很轻松，确实没有。

不过我确实希望慢慢人性化起来，当然了，很多问题的本质都是‌‌“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如果给快递涨收入，大概率是消费者来承担，比如每个快递多出两毛钱快递费，快递员收入就能好很多，不至于卷成这样。但是你说会不会其他行业的人大规模涌入快递，又把工资拉下来，我觉得也有可能。

我相信很多人是支持改善快递和外卖生态的，毕竟现在快递、外卖、网约车、自媒体是灵活就业四大主流渠道。

其实大部分自媒体后来做不下去，也去做前三个了。谁又不想自己的后路稍微平坦一些呢，给别人一条路，就是给自己一条路。

在赵力的攻击下，李越凯连连后退，胸前、腰部、背部、脸部身中数刀，他没有任何反抗，随后被按倒在地，赵力又在其背部连刺数刀，直到旁边有几个人跑过来将赵力拉走。监控视频显示，整个行凶过程只用了一分钟。案发后，赵被民警当场抓获。

一位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李越凯家人，一里城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在案发前，李越凯曾骑着电动车冲进小区送外卖，两人当时就已经产生冲突。

这是李越凯送外卖的第6天。李越凯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人，今年32岁。一个月前，他在张丽莉的邀请下来到青岛。张丽莉做旅游业，在青岛开了个门店，需要有人帮忙。不过，此时正是旅游的淡季，她的门店只有周末才开门。其他的时间，她并不清楚李越凯在做什么。

在张丽莉的合伙人曾爽印象里，李越凯非常有教养、细心、有责任心，是个很难与人发生冲突的人。她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李凯越主动喊她姐姐，说话时还会微笑着看着她，时不时点点头；不说话时，则安静地待在一边，‌‌“像个大姑娘一样‌‌”。他们不理解，老实内向的李越凯怎么会遭遇如此大的横祸。

冲突

一里城小区建成于2014年，共19栋楼、3700余户，在青岛李沧区属于中高档社区，房价每平米高出周边小区3000元左右。小区有三个大门。案发的地方在东门。小区的一位业主告诉本刊，一里城自建成起，一直实行封闭式管理，陌生人、车进出需要登记或跟物业报备，外卖车辆不允许进出，骑手只能步行进去送餐。

‌‌“一里城是我们送外卖的噩梦之地。‌‌”外卖员何成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专送骑手，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两单一里程的外卖单子。

他说小区面积大，楼栋多，走进去就要很长时间，还要问路，加上小区楼房以二三十层的高层为主，又要等电梯，送一单外卖的时间在5-10分钟左右，很容易超时，如果骑车进去，‌‌“至少能省一半时间‌‌”。

对于外卖员来讲，时间对应着一系列的数字法则，而这背后直接指向的是他们的收入。

何成告诉记者，每个月，一个专送骑手会有130多的基础服务分，送单多、有好评或者遇到恶劣天气都会加分，从0.1分到0.5分不等，有时还可能翻倍。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送单超时、客户给差评或是取消订单，则会扣分，分数是加分的许多倍。何成说，分数会随着单量实时更新，系统会依照分数评选出一至六星级骑手，每单给予0-0.49元的奖励。

‌‌“要想增加星级，就得多跑。‌‌”

在一个一个数字制造的‌‌“壁垒‌‌”里，骑手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超时，何成一天能跑60-80单，‌‌“我跑20单才能加2分，但一单超时就扣掉了。‌‌”何成曾遇到过一次严重的超时，今年9月份的一天，青岛下大雨，系统派给他10个单子，好几个都不在同一个路线上，有几单他都超时了。他送过最晚的一单，已经超出预定送达时间20分钟时，他还没有到。顾客取消订单，何成被扣了几百块钱——他一天的收入才300块钱。罗可也是李沧区的一名外卖员。

他告诉记者，每次送单，距离预定送达时间还有一分钟时，手机的外卖平台新系统会一秒一秒倒计时，他觉得自己像背了个定时炸弹一样。

李沧区一外卖站点站长告诉本刊，李沧区的不少楼盘都是近些年新开发建设的，商圈分散，小区大而新，不少都不允许外卖车辆进入。一里城附近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张洁说，这主要是出于小区安全管理的考虑，她也能理解保安的苦衷。

在李沧，小区保安工资基本在2200元一个月，一些中高档小区的保安收入能有3700元，如若被发现私放骑手骑车进入，一次会罚款50元。

‌‌“保安违反制度要被公司罚款，外卖员超时被投诉也会被罚款，这就是很多小区保安与外员起矛盾的原因。‌‌”

每次在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住，何成的做法是跟保安开开玩笑，递根烟，保安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样的方式在‌‌“一里城‌‌”是行不通的。为了能够骑车进去一里城，何成想过很多办法，他笑着喊过大叔，递烟、递水、递槟榔，但小区的保安都只是一句话回过来，‌‌“规定不能进‌‌”。

一名叫罗可的外卖员说，事发的一里城东门至少有两个保安，年纪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其中一名应该就是赵力。罗可还记得，有一次，他听一个骑手说，因为保安不让进，对方和保安在东门口吵了起来，后来被路人劝开了。一名一里城东门口的商铺老板观察到，进入一里城送外卖的外卖员基本上都会将车停下来跑着去小区送外卖，但也有一些外卖员，会趁着保安不注意，从人行通道冲进去。

事情发生后，张丽莉一直在想为什么悲剧会发生。她说李越凯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她回忆，有一年凌晨，她跟李越凯走在老家城区的路上，路上没有人，车辆也很少。碰到红灯时，她要走，但李越凯叫住了她，他一定要等到红灯读秒结束才走。即使喝醉酒，他也要尽量走直线。‌‌“他估计看到别的外卖员都进去了，觉得保安为啥只骂他，他（李越凯）可能想跟保安讲道理。‌‌”

困窘

张丽莉觉得李越凯去送外卖，应该是缺钱了，但他从未跟她提过生活中的困窘。李越凯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已经年近60，他还有一个在读大学的弟弟。张丽莉说，李越凯的父母对他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高中一毕业就将他送到澳洲留学，读的是心理学，花费一百多万。李越凯的父亲在一家饭店打工，母亲给人家做保姆，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7000多块钱。张丽莉说，留学的费用里，至少有一半是李越凯的父母借来的，现在也没有还完；而且因为缺钱，李越凯还休学了一年。

李越凯是五六年前从澳洲回来的。当时他已经毕业工作两年。张丽莉不知道他在国外做了什么工作。只知道回来时他说自己想创业。他喜欢木工，想自己做手工家具在网上卖。为此，他自学编程想设计一款售卖家具的app，但还没做出来，他看到视频平台很火，就想着拍视频做自媒体，推售自己做的家具。但五六年过去了，也一直没有什么水花。张丽莉只是听李越凯的母亲说，在来青岛前，李越凯每天都在家里的闲置厂房里锯木头、做桌子，一干一整天，回来浑身都是木屑。

回国后，李越凯一直都没有出去找工作。如果问到靠什么生活，他就说自己在澳洲工作两年的积蓄还没有花完。在张丽莉眼里，他保持着一种精致但低物欲的生活。比如，他会因为某款酒口感不好，自己在家酿菠萝酒，酿好的酒还要装进专门准备的小瓶子里封装。他很少大吃大喝，三餐都是简单的土豆、鸡肉、三文鱼。

偶尔的时候，朋友或者张丽莉会找李越凯帮一些忙，给他一些报酬，每月有三四千块。比如说，张丽莉这几年在浙江、厦门等各个地方开分店，都会叫上李越凯。张丽莉觉得李越凯其实很有想法，她记得在厦门的店里，他们曾卖过一款旅游纪念品，是个音乐盒——普通的音乐盒只有固定几首音乐，李越凯找到一款琴谱音乐盒，把琴谱纸条塞进去，音乐盒就能弹奏对应的音乐，这款最后成了店里的爆款。

但李越凯总是想方设法把赚到的钱还回来，比如抢着买菜或者掏钱进货。张丽莉说，李越凯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记得他对自己形象要求很高，身高一米七的他，常年穿着增高鞋垫，并做引体向上和平板支撑保持身材挺拔。在平常，李越凯很少会跟张丽莉流露出自己的情绪。只有一次，他提过，说父亲开的是一台二手的非常老旧的车，可能有10多年了，‌‌“看了有点心酸。‌‌”‌‌“他说自己不打算恋爱和结婚，只希望经济上取得一点成绩，父母有经济压力。‌‌”

事发后，李越凯工作的站点经理曾告诉张丽莉，在送外卖的几天里，李越凯工作非常勤奋，别人一天送几十单，他能送100单。 

马闯家所处的小巷

马闯开玩笑说，在马泉营村，自己的家是一个‌‌“骑手之家‌‌”。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大人们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

偶尔，马闯会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时是在美食档口取餐的时候，时间充裕的话，能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说的多是当天收到的差评或态度恶劣的商家。12月初，马闯的女儿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爷爷马国保遇到马闯的时候，聊的都是孙女恢复的情况。有几次，马闯在送餐途中遇见骑着车送餐的母亲赵华清，两人都着急送餐，就只按几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个篮筐里的鸡蛋，挤挤挨挨，时间撞在一起。照顾孩子等家务，只能匀出妻子潘明月来，她跑兼职单，收入少些，但时间自由，每天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等后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巷子口就会出现潘明月骑着电动车的声音。她把车停在出租屋门口，洗了洗手，就进了厨房备菜。嫁给马闯前，潘明月不会做饭，一家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担起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也学会了下厨。马闯两点多回家，帮着潘明月将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端出来。女儿四点多才放学，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

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马国保和赵华清也在吃午饭。马国保和赵华清都是全职，有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固定工时。做饭还是由妻子负责，为了尽快准备好饭菜，赵华清总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没单子的时间，回家备菜。

为什么会扎堆。归根结底，这个家庭发展根系的逻辑，延续着熟人带熟人的方式。到家人亲朋打拼过的地区工作，是他们所能动用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也是很多这类家庭到大城市打拼最基本的跳板。

对马家来说，这层阶梯，就是马闯的堂哥一家。第一个被拉来北京的是马闯。2016年，他对在广州五金厂的工作不甚满意，求助堂哥之后，他跟着堂哥，进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厅当学徒。出发前，他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学不会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拼的堂哥，安抚着他初来北京的忐忑。

工作后，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这层疑虑。马闯的父母，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放弃了广州的工作，随儿子一起来了北京。当时堂哥一家已经在北京落脚，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马闯一家很快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有了着落，父亲马国保跟着自己的大哥送快递，母亲跟着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银。

经过堂哥一家的‌‌“传帮带‌‌”，马闯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岗位独立运转了起来。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脚，也很快撞见了一些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窘迫时刻。

独立送快递后不久，马国保一次不小心开着载满快递的三轮车，驶上了北京东五环的立交桥。为了拓展更多空间，为疏导交通流足更多余地，北京六环内，随处可能修建着立交桥。有时候驶入一个路口，马路会在前行数百米后忽然上倾，而后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这便是大城市庞杂的一面。在老家，村里一马平川，马国保没走过这样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着头皮骑车谨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车不断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为他提供指点。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战战兢兢将三轮车停在路边，给自己的大哥发消息求助。最后，大哥来将他带了下去。

马家人后来流入外卖骑手一行，契机在于马国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他送快递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线，也熟练掌握了导航。在饭桌上，他听转行送外卖的前同事聊起，跑外卖的收入比以前要高。于是，他辞了送快递的活，跟着前同事学，成了一名骑手。

事后看，马国保的这次职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个家庭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马闯的披萨店负债歇业。他在家待业一个月，每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里的求职软件，试图继续留在餐饮行业，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岗位要么离家太远，要么薪资不高。女儿才不到一岁，各方面都需要花钱，还有债务需要偿还，马闯的失业让家庭的运转陷入了困顿。

当时外卖行业正热，父亲成了家里的支柱。马闯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亲接济，女儿的奶粉有时也得马国保帮忙买。为了让失业的儿子尽快振作，马国保建议他来送外卖。当时马闯一穷二白，做骑手开的第一辆摩托车，还是父亲帮忙买的。

2022年，赵华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赵华清来北京当了两年收银员后，因家里还有在读高中的小儿子需要看顾，决意回老家尝试当微商。为了获得更高的代理职务，她大量购置商品，最终在几年内，将大部分钱财赔了进去。

得知了赵华清的亏损，马闯和马国保父子开始劝说她回京，做什么，自然也是外卖骑手。赵华清羞愧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最终答应了下来。

一棒传一棒，马闯像当初父亲教他一样，带着母亲一点一点熟悉送餐的流程。刚过完年不久，单子还不多，母亲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跟着他跑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他带着母亲购置了一台电动车，又跟着她从七八点跑到了十一点。两三个小时里，母亲挣了两百块钱。这是两年来，赵华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长。

2022年年中，马闯的弟弟从河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找不到工作，考公也无果，最终在家人的提议下，上半年也住进了马泉营村，穿上骑手服送了几个月外卖。马闯的弟弟性格内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绪。马闯隐约感觉，弟弟虽然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收入，却始终不满意送外卖这份工作，只是一时间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将就。‍‍‍‍‍‍‍‍‍‍‍‍‍‍‍‍‍‍‍‍‍‍

2

突破圈层的想象‍‍‍‍‍‍‍‍‍‍‍

有时候，马闯会开玩笑说，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这个家里，成员们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女儿，每个家庭成员都曾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区之间拼命飞驰，场景不断地变换、摇晃，他们无望地看着自己奔向超时的结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轨道里盘绕，这样的轨迹与经验最终还是没能满足马闯弟弟的心气和野心。只干了几个月，马闯的弟弟回了河南，报名了郑州一家机构的编程课，企图抓住一块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马闯也想从每天在崔各庄风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过上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坐进写字楼的办公室里，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比起眼下风吹雨淋的工作，写字楼里的劳作有建筑遮风避雨，更规律，不用透支体力和时间。但他过早辍学，想要出走到这样的结局……

半个世纪来，这个家庭吸收着有限的家庭资源，在固定的轨道上缓慢前行。马闯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一生扎在农村的土地上。马国保和赵华清完成了从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们二十岁结婚生子，在大儿子马闯五六岁的时候，拿着几百块钱，到隔壁南阳市批发卖菜，走出了驻马店的村子。

马闯见证了父母进货的工具从脚蹬三轮车，换成了摩托三轮，后来又换上了大卡车。零几年时，父母在老家县道边盖了一栋有前院和后院的两层小楼，带着他们搬出了老旧的平房。

高中毕业后，马闯没有考上大学，父母曾想把卖菜的生意经教给他，但马闯拒绝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摊帮忙，见过父母的辛劳，他觉得菜摊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进了一家五金厂，负责在高温车间里给电机烤漆，轮班上岗12小时后，他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车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拎着一袋路边买的酱香饼回到家，马闯嚼着嚼着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那块饼还在嘴里没咽下去。城市里的工作不如他想象得轻松，工资也不如想象中多，马闯觉得厌倦。

马国保和赵华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卖菜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会面临风险。从马闯高中起，父母就几次出现菜品选择的失误，不断亏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车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没卖完，只能倒掉，亏损了几万块。连续的亏损不断挫伤马国保夫妇的信心，放弃的念头日益强烈。

一家三口的命运重新交汇。一年结束，马闯从上海回老家过春节，转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广州，进厂上班。一年后举家来北京，开启了骑手一家的序章。

从西餐学徒做到厨师长，马闯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几个月，他迷失在西餐厅后厨二十多种调味料中。迷迭香与百里香的区别、调味料的用量、多种组合的先后顺序，家里做饭不用这些佐料，这些是超出他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尝试。时间久了，他学会了记笔记，将需要记忆和区分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在笔记本上。一年多的时间，从成天只能站在高温油锅边炸薯条，到顺利出餐不被退回，他总算出师。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辗转在不同的厨房里，学习不同国家的菜系，技艺不断纯熟，头衔也不断升级。风头最劲时，他在朝阳大悦城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当厨师长。

当时马闯发觉，虽然这不是顶级的厨师岗位，但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处。公司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从国外回来的人镶着米其林星级的金边，升上行政总厨。但不会英语这一点挡住了马闯，想要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成就，他还得在这个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许创业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机会——25岁的马闯决定试试。2019年七八月，马泉营村附近新开了一座美食城，马闯和潘明月在那里开了一家披萨店。

头半年生意红火，女主人潘明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还在店里帮忙。潘明月回老家待产的一个多星期里，马闯一个人撑着这个店铺，炸、炒、烤的各种工序并行。烤箱的高温，烘得他起了满背的痱子。

半年后碰上疫情，等到来年，生意依然没有好转，之后的半年不断亏损。父亲听闻他一直在赔钱，劝他关店。马闯不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店，竭尽全力他也想坚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钱，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实在填不上了，他才放弃。

机遇之于马闯一家，就像走旋转门，看似走进去，却时常回到原地。

马国保和赵华清年轻时在南阳卖菜赚了第一笔钱。他们决心用这笔钱改善住房。当时，许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有远房亲戚怕他们错过搬进城的机会，劝夫妻俩赶紧也去买一套。但是，马国保想着要回老家自己盖房，坚决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想要兼顾机遇和情怀，对马闯一家来说很难。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方刚展露攀升的势头，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日后的房价会以怎样的速度攀升。

马国保如愿在村里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远房亲戚也花十万元在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没两年，机场附近的地块拆迁，亲戚买的房子被拆，获得了数百万元赔款。

而随着孩子们长大，马国保开始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成婚都流行在城里买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渐渐地在孩子们的婚恋里，派不上用场了。

有时候看向远处，马闯可以看到另一个圈层的家庭是如何伸展、发展家族的枝叶。

在马泉营村周围环绕着大片别墅区。那里的楼栋和马闯住的矮楼群一样整齐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别墅区，因为精巧的设计，每一户都能享受绿意与阳光。

空阔的空间，和充分被保护的私密度，是别墅业主们享有的便利，却成为骑手们的麻烦。

马闯不喜欢去别墅区送餐。摩托车不可能开到楼下，保安总是连人带车把骑手们拦在小区门口，要等登记和跟业主确认后才给放行。进别墅区不能骑车，只能走进去送餐，远的话，往返小区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时。

去年，马闯接过一个单子，信息提示顾客买了价值五六千的红酒。本以为会是数量庞大的一单，没想到取货时，马闯发现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红酒，这意味着单瓶酒价格就上千元。不仅如此，配送费还达到了160元，折算给他的金额足以抵他午高峰一两个小时的订单收入。

马闯送餐时，看到过一家中介摆出这些别墅的售价，一栋两千多万。马闯想，一瓶红酒一千多元，虽然自己也掏得起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对于住在别墅区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天价酒水，估计和自家在聚会上点一百多的红酒白酒性质上没什么差别。

在这个圈层里，货币以膨胀的方式存在着。

马闯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这样的酒。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圈层里，人生的路径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许是因为高学历或其他条件，他们在公司里表现优异且资历丰富，继而拥有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薪。

如何获取财富，马闯承认自己想象力有限。除了做点小生意，或是直播电商，他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年薪千万的大主播，经历难以复制。况且，那是家里的人都不熟悉的行业，在不熟悉的行业，没有亲戚朋友的引领，很难成功。‍‍‍‍‍‍‍‍‍‍‍‍‍‍‍‍‍‍‍‍‍‍‍‍‍‍‍‍‍‍‍‍‍‍‍‍‍‍‍‍‍‍‍‍‍‍‍‍‍‍‍‍

3

停不下来的齿轮‍‍‍‍

如何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多人难以搁置的烦恼。马闯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贪大财，马闯也知道自己需要赚很多钱。

2021年，马闯的女儿一岁多时生了一场病，发烧，吃药一直不管用，送到华西医院后，检查得知孩子已经快要烧到肺炎，必须尽快住院。

一万元的住院押金，差点压垮了马闯和妻子。当时马闯刚开始送外卖没多久，虽然债务没还完，心态仍旧轻松，每天只跑六七个小时，能挣到两百多就乐呵呵地下班。工资覆盖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都勉强，更别提存钱。以至于要交押金时，马闯手里只有两千元。没办法，夫妇俩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打给了马闯远在老家的爷爷，才凑上钱。

马闯说，如果不是发现自己连女儿一万元的救命钱都掏不出来，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必须四处找钱的境地：‌‌“你不好好干，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么着需要钱，你没钱的那一刻最丢人。‌‌”

女儿病愈后，马闯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出门，一直跑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马闯入选了‌‌“骑手上大学‌‌”项目，免费在国家开放大学就读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可以获得大专文凭。为此，他特意买了笔记本电脑，晚上下班了就看一会儿网课。起初还特别有激情，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单子不多的时候都会掏出手机来上会儿课。

马闯慢慢发现，上课无法急于一时。他依旧像初高中时一样难以理解复杂的原理，老师讲起计算机的二进制，他听得迷糊。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拥有了一定要学会的理由。

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无法停下。一直在轮转的夫妻二人，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儿子。2017年，马国保和赵华清掏出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了首付的十几万，给大儿子马闯在老家县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两年后，马闯结婚，彩礼也由他们置办。小儿子编程培训班的两万元学费，再加上在郑州租房的费用，都得老两口来付。以后他结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帮持。

老两口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孙女出生后，他们也抽不出时间帮马闯这对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给予的，只有经济上的援助。

现在，马国保仍会时不时询问马闯手里的钱够不够花。看到对话框里的红包或转账，马闯心里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气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摆在他眼前。

一个月房租2000，房贷2000，四口人的生活费2000，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加油一个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月得将近一万块。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计划外开支的考验。

|短视频平台上引起热议的马闯一家合照‍‍‍‍‍‍‍‍‍‍‍‍‍‍‍‍‍‍‍‍‍‍‍

‌‌“下一代说不定还是送外卖。‌‌”马闯一家五口都是骑手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后，有网友如此评论。

马国保接受不了这样的论断与推测，马闯和潘明月也对女儿被牵扯进来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卖，我也没觉得丢人，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马闯彻底崩溃过一次。当时天刚擦黑，往常该顺着晚高峰的人潮四处送餐的马闯，骑着车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冲进厕所，关上门，躲在里面哭了出来。哭声在狭窄的厕所里回响，穿透单薄的墙板传到门外。

回家前，马闯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天天送餐吗？‌‌”马闯平时性格乐观，群里的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国保，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

生活是害怕比较的。马闯偶尔会羡慕身边的同龄人。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在马泉营村附近开了家早餐店，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两家店里。大伯和伯母给堂哥买了辆车，堂哥夫妇也还没有孩子，生活压力要小许多。

潘明月在马闯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发的消息。她拉开了厕所的门，站在门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挣多点就多吃点，挣少点就少吃点，不跟别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看起来，马闯似乎也只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马闯明白，自己需要卸掉这些压力，撑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干眼泪，让情绪过去。隔天，马闯又沉浸在收入额不断跳动上涨的获得感之中。再次活跃在微信群里时，他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积极面貌，‌‌“兄弟们，你们看我这单挣了多少钱，你们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