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影片讲战后日本东北部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大雪天里乞讨，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痛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行带到医院，儿子则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习钢琴并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还认识了一名大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时，早前的养父找到了他，让他去见他的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第，为了掩盖出身，他在车站把养父杀了。后来侦破的过程很复杂，我不太记得，之记得最后的情景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在麻风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里最经典的镜头之一，电影院里的人哭得稀里哗啦。我当时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

如果你要问我当了父亲最主要的体会，这就是回答。

我们的父亲没有《至高无上》中男主角的那种不怒自威；连油画《父亲》所展现的那古铜脸色中透出的勤劳坚忍，也不大看得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其中一些连感情也并不如意，很年轻就显出一些猥琐来。可是他们爱着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项工作。

我住的小区里有个捡垃圾的大爷，我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什么。他并非那种邋遢的捡垃圾大爷，而是衣着干净，见人很有礼貌地打招呼。他总是精心地把纸盒、废旧电器、报纸归类放好在板车上，不掉下来任何垃圾。他儿子也在这城里打工。曾经觉得他儿子很不孝，后来才知他儿子也极力反对他这么干，可他总偷偷跑出来捡垃圾，骗儿子说在公司找了差事。

他说，每回出来捡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这样保安就不会赶他，也不会给儿子丢脸。他偶尔会到我家来收一些纸盒，我妈会留他吃饭，每回他都虔诚地拜拜我家的观世音菩萨像。我跟他交谈过一次，他说：‌‌“儿子要在城里买房，再过半年，差不多首付就有了，我也可以回老家了。‌‌”

你问我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他是个三流的音乐家，形象和性格都有些像《虎口脱险》里的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便要挨打。我从小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的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的人），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导致床板坍塌，他的鼻梁都被砸出血了……还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因为天冷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我砍时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的鼻尖上全是雪花，他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听了，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我母亲离异，我随母亲回四川，从此父子聚少离多。后来知道他过得落魄，再婚也不幸福，女儿不想理他竟至离家出走……几年前我俩有过一次很隆重的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很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郑重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他把西服的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码字师傅。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可我儿子却成了网球运动员。那次他回河南时，在车站认真拿起珂仔的手看了又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你问我和我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曾经觉得有很多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儿子面前从容不迫，却内心恐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在谈一件重要的事，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小城赶去。

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却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的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他间或醒来过，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又无法逃避。

我不知道其他父亲是否跟我有同样的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让自己感到迷茫。我曾对他半夜哭闹深感烦躁，对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而感到怒火中烧。可渐渐地，不知何时，他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就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拿一身洒满北美阳光的父亲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父亲并不公平，北美父亲是公民，势必有公民的尊严。可你看春运期间的那些父亲，他们迅疾地从车窗翻进去，动作粗俗，表情难看。倘抢到一个位置必大声招呼，怕被别人再抢了去。刚坐定，就忙着找开水泡面，或用粗糙的手擦拭着苹果让孩子吃。他们爱孩子，还要在孩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我们都知道，倘孩子们发现我们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曾经的一些事情让珂仔哭了，说再也不练网球了，因为我为供他练球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告诉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银行卡，这是存折……‌‌”他很相信，深以我为骄傲。

我小心翼翼地隐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不必考虑尴尬问题的条件。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整洁的衣服，让他觉得父亲其实很潇洒很浪漫，不甘人后，不输于人，成竹在胸。

我不要珂仔看出我的不堪。

我已是父亲。

阿照跟她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也没叫过几次。这个爸爸其实是她的继父。妈妈在她四岁的时候离了婚，把阿照托给外婆照顾，自己跑去北部谋生。阿照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说是她的新爸爸；不过，她不记得那时候是否叫过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她一个红包，以及她从此改了姓。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个爸爸对她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一直到国中三年级，阿照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到北部「团圆」，而且听说这还是那男人的建议，说以后如果要考上好大学，她应该到北部来读高中。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了。男人不久之后从军队退了下来，在工厂当警卫，有时日班有时夜班，妈妈则在同一家工厂帮员工办伙食，早出晚归，一家人始终没交集，各过各的。

不久之后，阿照考上台北的高中，租房子自己住，即便假日也很少回去，寒暑假也先往外婆家跑，通常都要快开学了才勉强回去住几天，顺便拿生活费和注册钱。外婆在阿照大三那年过世，不过，之后的寒暑假，阿照也同样很少回家。她给自己的理由是要打工、读书、谈恋爱，其实自己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对那个家根本一点感情也没有。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儿子太不成材还是怎样，那男人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较厚，儿子只要稍微嘟囔一声，他就会大声说：「你平常拿的、偷的难道还不够多？」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没想到他反而鼓励她说念书就要趁年轻、一鼓作气，说他的退 休金可以拿去用，「不然最后说不定被那个王八蛋找各种理由拿去败光光！」他说：「女儿哪天拿到美国学位，至少我脸上也有光。」阿照记得那天她跟他说：「爸爸，谢谢！」不过，才一说出口就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在这之前她不记得是否曾经这么叫过他。

美国回来后，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弟弟在她出国的那几年好像出了什么事，偷渡到大陆之后音讯全无，连几年前妈妈胰脏癌过世都没回来。孤孤单单的爸爸也没给阿照增加什么负担，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个军中朋友的葬礼；阿照陪他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说他想帮几个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象样！」后来阿照帮他买了，之后也忘了问他到底用了没，或者拍了什么？去年冬天他过世了。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迭放大的照片和她买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是他保护得好，因为不仅原装的纸盒都还在，里头还塞满干燥剂并且罩上一个塑料套。

至于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背景有山边果园，有门口，有小巷，也有布满鹅卵石的东部海边，不过每个人还都挺合作，都朝着镜头笑，就连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的老伯伯也一样，甚至还伸出长满老人斑的手臂用弯曲的手指勉强比了一个 YA。阿照一边看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踯躅的样子、 他和他们可能吃过的东西、喝过的酒、讲过的话以及最后告别时可能的心情。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照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号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照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字，写着：「魏家阖府团圆，民国九十八年秋。」阿照说，那时候她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株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

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

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

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垠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

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刷拉——刷拉——”，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

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拉——刷拉”的声音把我惊醒，我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

“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

“不行。”

这时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

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

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順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有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

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如何反驳「如果连父母的委屈都受不了，那社会上的委屈怎么受得了」这种观点？

去年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供暖冬季室温标准为 18℃±2℃」问题下，有一些南方网友不理解，为什么在南方冬天室温 6~7 度也能生活，北方就一定要把暖气开到接近 20 度的程度，非要暖暖和和的才可以。

有个回答说得很好：不是因为北方人比南方人怕冷，而是因为北方室外温度，寒冷的时候是零下十几度到几十度，人从外面回来，若室内只有 7~8 度的话，人是依旧会保持冻僵的状态的。这个状态下，人是没有办法多次外出的，因为每次外出都会损耗元气，而室内不够暖和的话，人是不会从冻僵的状态恢复正常的，出去一次，冻僵的程度就更进一层，所以人会尽量躲在屋子里瑟瑟发抖不敢动弹，整个城市就会因为寒冷而失去活力，最后瘫痪；而室内温度有近 20 度的时候，人回来后，十几分钟人就暖和了，相当于满血复活了，这时候人才有能力继续冬天活动，才会出门，去工作，去吃饭，去买东西。

换做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家就像北方的屋子，而亲人就像屋子里的暖气。

当人们从寒冷的社会、学校生活中回来，很可能会遍体鳞伤，满目疮痍。他们把家当做了回血的地方，他们希望有个港湾赐予他们坚强。

结果抱有题目上观点的人是怎么想的呢？抱有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他们在家里一点冷都受不了话，还怎么抵抗屋外零下几十度的寒潮？所以干脆就把暖气给关了，打算好好让他们锻炼一下抗压能力。

于是他们回家后，既没有得到亲人的一句关心关爱的话，甚至连一句安慰都没有，反而是遭受到了辱骂、指责和委屈。

设想一下吧，你玩 DOTA、英雄联盟或王者荣耀这类游戏，打了一场大团战，血条全空，结果九死一生的你回泉水的时候，泉水不给你加血反而还扣血，想要你的命。你的心态会不会爆炸吧。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强人，在外界是非常能抗压的存在。老师、领导、劲敌、竞争对手，甚至天灾人祸，无论施于这类人多么大的压力，他们都能本色不改，不动如山。

但在家里、面对亲人，这类人却脆弱异常。他们甚至可能因为亲人的一句牢骚话就破防了。

他们不是因为连亲人给的委屈都受不了，而是，他们根本不希望在家里，在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被他们心中最爱的人攻击……

他们唯独不想在这里受到伤害，和委屈。

吃着饭，母亲又抱怨起来。就在刚才，她在厨房忙碌，洗衣机排水故障，水溢了一地，但没有人去管，没有人替她分担这项家务。

宏欣母亲在饭桌上对着丈夫和女儿抱怨着，在她的讲述中，类似的事情，总是被上升视作她悲惨命运的一环。在宏欣的记忆里，家里的每顿饭都要就着这样的诉苦声一起下咽，每盘菜都叫她尝出了苦涩。

坐在主位上的宏欣父亲明显加快了吃饭的节奏。他飞快拨动着手头的筷子，将碗里剩余的饭一扫而空，而后提前逃离了这张饭桌。

作为丈夫，面对妻子的怨气，他总是像驱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摆摆手，假装听不见。偶尔开口，也只是随意打发道“知道了，知道了”，随即接着闷头刷短视频。外放声越调越大，为他的沉默和逃避开路，任凭空气中弥漫的不满情绪盖过头顶。他知道，如果自己执意漠视，妻子对此无能为力。

感到饭桌上的气压骤降，宏欣赶紧和母亲搭话，替父亲补救：“你先吃饭，我查查洗衣机咋修。”作为女儿，她难以像父亲那样轻易离开饭桌，更无法做到对母亲的情绪置之不理，双腿像灌了铅般被紧紧绑在了椅子上，她接过母亲的烦闷，用有限的能力为对方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

接替父亲的位置，是宏欣在家中处境的缩影。母亲的抱怨，父亲总是置之不理，所以，宏欣要时时接住母亲的情绪。有时候她过分小心翼翼，时时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母亲不满意。

在这个三口之家，有时候宏欣会想，她比自己的父亲，更像一个丈夫。

大四这年的情人节，宏欣用攒下来的生活费买了套品牌护肤品送给母亲，“因为她之前没有过过这个节日”。作为家里的女主人，母亲从不舍得给自己花钱，梳妆台上常年摆置着廉价的杂牌，在将礼物送给对方的同时，她偷偷扔掉了它们，想教母亲学着去爱自己。而这一切，首先该是作为伴侣的父亲负责的事。

自20多年前嫁给丈夫，宏欣母亲把自己消耗在一家人的三餐一宿中。作为家中女主人，她总是极力缩减花在自己身上的开销，为数不多的爱好也只是在厨房备菜时，打开外放听几段相声解闷。

窗外世界里，很多和母亲同龄的女性，都在迈步向前，为自己的人生努力，而母亲还困在小小的两室一厅之中，整日在狭小的厨房里劳碌。在宏欣眼中，母亲很可能会就此度过一生。

社会性别理论中，女性往往被期望承担起家庭照料的责任。这种分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性别文化将家庭分工模式固定下来，导致女性在家庭决策中往往会牺牲自身利益，始终将服务家庭视为自己的第一要务。据2017年的一次社会调查，在中国，有65%的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位母亲都能像影片《出走的决心》里的女主人公那样，拥有驶离家庭的意识和勇气。更多人在有意无意间，将肩扛在自己身上的重量转移交付到了自己女儿手上。

北京的冬夜里，把张元元从工作中“撬走”的，是母亲的一通电话。母亲的后背又痛了，张元元挂了电话就放下手头的活，驱车赶往母亲的住处。

张元元自幼生长于单亲家庭。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后她再得不到生父的音讯。母亲经历了几任伴侣，令她不知该唤对方为“父亲”还是“叔叔”。而在三年前，61岁的母亲重归单身，每当情绪积郁、病痛缠身时，就会向生活在城市另一端的女儿求助。

母亲在电话里说，后背可能是让针灸扎坏了，莫名疼了起来。张元元一连带母亲跑了四、五家医院，原因查了好几天，先后尝试了拔罐、红外线治疗仪，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也显示一切正常，一些查不出问题的社区诊所给开了几盒止疼药，让回去静养观察。

几天之后，母亲的后背仍旧在隐隐作痛，且疼痛开始从脊椎向外持续扩散，张元元挂了一家三甲医院门诊科的号，再带母亲做了一次全身检查。趁母亲不在场时，门诊大夫叫住了张元元。

从张元元母亲描述的各项疼痛体征看来，医生怀疑是由植物性神经紊乱造成的“焦虑躯体化”症状。这是一种集中发生在女性群体身上，因长期精神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生气或精神受刺激后引发的非器质性病变，通常伴有长期的抑郁状态。

医生用略带指责的语气反问张元元：“你难道没注意到你妈妈精神上的异常吗？”

急诊室里，陪同看病的多为年龄相仿的老年夫妻，看着这些互相搀扶的身影，张元元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无力。

作为独生女，在拥有自己家庭和事业后，照顾母亲开始变得力不从心，面对大夫的质疑，她不禁开始反问自己，“我必须要每分每秒地关注着我妈吗？”

二

济南女孩刘冉在家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丈夫”的角色。与此同时，她也被迫像弟弟的“父亲”一样在家中生活。

刘冉的父亲平时很少参与家中事务，包括育儿。他还有酗酒的习惯。刘冉母亲曾无数次劝诫他不要再喝酒，但刘冉父亲一次也没有听过，总是在深夜凌晨喝得伶仃大醉后突然闯进家门，等妻女替自己收拾残局。虽然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但功过相抵，刘冉的父亲不算家中称职的男主人。

2024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在图书馆自习时，刘冉手机屏幕再次亮起。她极力抑制想把它远远扔到一边的冲动。考研最后冲刺阶段，她很少会收到消息。只有母亲会不挑时间地跑来倾诉弟弟学业上的忧虑。

比如这次，老家的母亲微信上冷不丁地甩过来刘冉弟弟成绩下滑的成绩单。“那几天直接没学。”言外之意，希望刘冉管教。

在心理学界，此类“亲职化”现象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心理虐待。深陷“亲职化”关系中的孩子，被迫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包括提供情感支持、照顾家庭成员、管理家务等。他们成为了“父母化”的孩子，承担了部分原属于父亲和母亲的责任。

在家里，刘冉和母亲一起教养弟弟。母亲负责照顾弟弟起居，刘冉起先只是被要求辅导弟弟的作业，父母都是中专文化水平，看不懂弟弟很多作业题目。借着“你会，你之前学过”的缘由，这个重任便理所应当地递交到了刘冉手上。那时候她只需辅导弟弟看不懂的题目，花几分钟时间批改他习题册上的作业。

这种责任指向愈演愈烈，父母认为她必须随叫随到。每当弟弟的成绩开始下滑，母亲的第一反应并非责怪儿子，而是去质问女儿：“最近你弟的学习哪里出了问题？”

教育儿女本该是父母的天职，刘冉想不通自己何以履行起父母的义务，替他们看管这个正值叛逆期不服管教的弟弟。

父亲不陪伴母亲和管教孩子，这给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带来麻烦。

刘冉尝试过，像父亲一样管教弟弟，但收效甚微。她使用了作为父亲的手段，但在这个家中，她没有作为父亲的权威。先前她带弟弟写作业，弟弟不服管，总会回怼她：“你也大不了我几岁，凭什么说我？”

母亲也同样无法管住弟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的自尊往往与其收入紧密相关。在刘冉家中，父亲为家庭创造财富，有着不可撼动的权威，母亲没有收入，而是负责操持全部家务。加上多年来一味的隐忍屈就，让她把自己在家中本应有的权力又交还了回去。母亲自己难以感知，孩子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况味。

跟在不管家务事的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之下，弟弟向来也不把母亲的话当回事。

宏欣发现，很多母亲困扰的问题，她只能倾听，但因为在家族中没有话语权她无法解决。

有一次，因为宏欣姥姥的赡养问题，宏欣母亲犯了难。原本，舅舅把姥姥从潍坊老家接到了苏州的家中赡养。但姥姥因为难以改掉老一代人的生活习性，和儿媳关系破裂，被“赶回”了老家。宏欣母亲在微信上质疑弟弟，却只得到了对方只字片语的冷漠回应。她对此愤懑不已。

当年因家中经济困难，宏欣母亲作为长姐被迫外出务工，弟弟得全家之力帮助，到南方念大学，后来在苏州安家落户。她在心疼母亲的同时，也对自己和弟弟在家中责任及资源分配的结果感到不公。

宏欣想张口说些什么，却尴尬发现自己无法为母亲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既不能替此刻在阳台抽烟回避的父亲拍板决定把姥姥接到家中照料，作为小辈，她更不能要求舅舅一家做些什么。

她意识到，作为女儿，自己失语又失势，只得沉默作罢。这个家的氛围又很快变得沉闷起来，徒留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三

日本作家宇佐见铃的小说《车上的女儿》探讨了这样的母女关系。17岁的佳子，在家中，扮演了一种类似“丈夫”的角色。母亲脑梗后遗留精神障碍，她需要照顾母亲，接住母亲失控的情绪。同时还要保护母亲免于父亲的暴力伤害。她渴求父母的关爱和照顾，自己却成了要照顾家人、承担责任的那位。

佳子式的女儿是悲剧的，她们接过了母亲的命运，自己却置身于无法挣脱的痛苦之中。

相继成为了家中的“丈夫”和“父亲”之后，摆在女儿们面前的难题，是重新做回女儿的角色，从畸形的家庭关系中实现自救。

思虑许久，刘冉决定再“自私”一把。她打开了手机的免打扰模式，决心在考研前尽量隔绝外界的干扰，包括母亲发来求助她管教孩子的信息。她把形势看得明白：距考研还有不到两个月，每错过一次上岸的机会，就多一些回家继续给弟弟当全职家教的风险。

刘冉清楚地意识到，家庭拖垮了自己的脚步。那些被父母夺走用来辅导弟弟学习、照顾弟弟的时间，她本可以和同龄人一样充分花在自己身上。

关系错位之后，她越过了作为“女儿”角色的边界，始终都在被他人的命运围堵。 想到母亲的被动和软弱，她“不想成为像母亲一样的人”。

由于父辈的长期缺位，母亲被迫从女儿身上不断索取缺失的情感碎片，无论是“倾诉欲”还是“掌控欲”，都极易使女儿背负起巨大的心理压力。 很多曾拿起过母亲命运、成为母亲“丈夫”的女儿，也不约而同地萌发了一样的想法——轻轻放下母亲的命运。

长期以来，张元元的母亲习惯晚上打电话。张元元说，母亲喜欢流水账倾倒家长里短，由于上了年纪，刚说完的事，她又要在话尾重新讲一遍。张元元看来，那都是些嚼舌根的琐碎事，带着上一代人深深的刻板成见，她很少会真切地听入耳。

美国精神科医师Jerome S. Blackman曾在心理学著作《101个心理治疗难题》中指出，在母女之间，女儿有必要意识到与母亲之间的界限，并学会建立和维护这些界限。

他以一位曾接触过的女性Irma的经历举例。Irma年幼起，她的母亲采取了心理控制、胁迫子女无底线顺从的教育方式。这导致了Irma憎恨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带有侵入或批评性的言语，长久地回避与自己亲人间的正向沟通。

这段母女关系的影响在Irma的一生中延宕。长大之后，Irma时常对生活感到迷茫无助，需要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她处理不好婚姻和家庭关系，人到中年和丈夫长期分居，也无法和年仅十几岁的儿女共同生活。

Jerome S. Blackman提示，为了避免经历和Irma一样的悲剧，作为家中的女儿，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即使关心母亲的命运、关怀母亲，必要时也要对不合理要求说“不”，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培养母亲健全的独立人格。

如今，张元元放弃和母亲深度沟通的可能，采取敷衍策略。

为了不占手，她通常打开免提边听边忙着手头的活，如果张元元没有及时反馈，母亲会不满地抬高嗓门，“我说话你那边听不到么？” “听着呢，我也觉得就应该这样。”张元元立刻回话道。

她习惯性地哄让着母亲，因疲于抗辩，学会顺着对方的心意说话。

张元元知道母亲并非在谈事理，而是想听到支持的声音，这个声音需要在她和亲朋邻里发生冲突时站出来解决问题，在经济紧张时打去一笔不多不少的生活救济，并在每一个情感生活的空缺中，一遍遍托举起她无处安放的情绪。

出于私心，张元元希望母亲能够再找到归宿，为自己分去一些负担。

直到步入38岁的今天，张元元才意识到，有些并非是女儿应当去承担的。她会关心母亲的身体健康，但也会尝试在每通电话里打断母亲漫无遮拦的情感宣泄，告诉母亲“我相信你完全可以自己处理这些”。

她明白了，过度同情母亲的不幸、习惯性地讨好对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母亲的问题。学会在亲密关系间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永远是缠绕在代际间的恒久议题。

此外，她发现自己始终难以直面“成为母亲”这个议题。她并未从母亲身上领会正确解法，也觉得自己终究无法成为“一个理想中妈妈的样子”。

有一次，张元元和母亲在电话里因催生吵了起来。

“别人都抱上外孙了。你再不生，等老了后没人管你。” 母亲催促道。

张元元反驳说：现在的孩子，很多人长大了会往外走，出国或在外地成家。即使生了小孩，自己老了也没办法指望孩子照顾。

听她这么说，母亲脱口而出：“那就不让出去啊！”

虽然知道没有伴侣依赖而依靠自己不是母亲的错，但想到自己和母亲的关系的，张元元忍不住质问母亲：“（女儿的存在）到底是为了实现她自己，还是为了照顾你？”这句话言外之意，也触及了张元元母亲对两人关系的认知。

张元元情绪激动，而电话那头，母亲不再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