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后约15到20分钟，警方赶到现场，制服了肇事司机。救护车起初只来了两三辆，医生就地抢救，现场伤员太多，救不过来。11月12日，珠海航展将在距珠海体育中心约38公里的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陈先生表示，“很多救护车、消防车都派到那边去了。后来救护车逐渐增加，交警、特警、消防赶到现场，医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帮忙把一些伤者扶上救护车，伤者被送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人民医院抢救。晚上10点多，现场人员被要求离开陈先生也往家走，到家时已是11点左右一些伤者仍在抢救中。
公开资料显示，珠海市体育中心是珠海市最大的公共体育场所，建于1998年10月位于珠海新香洲红山路，它不仅能承办大型国际国内体育赛事，还可用于大型文化娱乐活动。陈先生表示，周末时有很多小孩在那里活动，“幸亏今天礼拜一，小孩上学了，没跑到体育中心那边。”
陈先生在珠海生活了40多年，从未听说或经历过类似的伤人事件。他说，车子撞向人群时，未听到肇事司机说什么话。晚上11点左右，电话那头的他仍然心有余悸，“你不知道是不是恐怖分子这样故意扫，跑到人多的地方杀，那就没办法了。
其实这次美国大选还让我理解了一件事，为什么谋士那么聪明却做不了主公，为什么政治会强调 “坚刚不可夺其志”
这两天好多人感慨，在希拉里和哈里斯先后失败后，下一次女性冲击美国总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事实是，本来有一个人希望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天胡开局，那就是特朗普女儿，伊万卡。
只要关注这块的应该都记得，上届任期特朗普对伊万卡非常重视。不但让伊万卡担任白宫高级顾问，让她积极参与政治事务，还带她参与了很多重要场合。伊万卡以 “第一千金” 的身份参与了很多活动。
那一段时间，伊万卡的知名度非常高，盖过了特朗普团队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伊万卡会是特朗普的继任者，并且很有机会冲击未来女总统宝座。
首先她是特朗普女儿，天然的政治资源继承者，等川普走后，接过 MAGA 旗帜，能稳拿红州很多票。其次她履历好学历高形象佳，又是女性又是高知，能拿不少蓝州票。又跟着特朗普吃过见过，连经验都是现成的，
结果谁也没想到，如此地位的伊万卡，在川普最艰难最低谷，最关键的时候，居然顶不住压力割席了。你是特朗普的女儿，MAGA 的继承者啊，别人能割席，你割什么席啊？
人生就是几个关键瞬间，选对了，一飞冲天，选错了，兵败如山伊万卡一路顺风顺水跟着特朗普都走到白宫了，结果重压之下一波都顶不住。
反观边上这几个万斯顶着政治正确大潮敢批评无孩爱猫女马斯克已经是亿万富翁了，敢豁出命去下场梭哈更别提特朗普，八十岁老人，又是被调查又是被法庭宣判，甚至子弹擦边后还要挥着拳头给你来句 “fight”哪怕最仇视美国最反美的人，看到这表现也会由衷说句硬汉子吧事后来看，民主党就输在这句 “fight” 上了。
以前看雍正王朝，对一句话印象很深 “坚刚不可夺其志”那时我没理解为什么不说别的优点，偏偏要强调意志
后来我理解了，对于政治家来说，具体事务可以找擅长的执行，参谋决策可以找谋士提案唯独最关键的个人意志，在惊涛骇浪下敢于死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只能靠自己。
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外卖里的便宜饭也被人们盯上了。
外卖平台上有一项“拼好饭”功能，即和附近的2-4人一起拼单，价格诱人。跟普通外卖相比，同一家店售卖的只有细微差异的套餐，拼好饭的价格能便宜10块钱左右，优惠得多的，价差能在一半以上。比如比格披萨（西单商场店）的经典意式肉酱意面，外卖单点的价格是29元，拼好饭价格只要13.6元，这还不算包装费和外送费的差异。
因为拼单是由外卖员统一配送到附近几家，所以不止菜品比普通外卖便宜，而且不会收取配送费和包装费。
拼好饭2022年上线，之后越来越多人使用。2023年，美团外卖有6%左右的订单是拼好饭。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拼好饭每天的平均单量已迅速增长至500万，占比约10%。根据美团今年二季度的财报，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峰值最高已经达到了800万。
外卖是近两年才开始变得便宜的。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2021年，以一人份外卖为准的话，全国有接近一半（49.05%）的消费者点外卖的价格在20-40元之间，只有不到两成人习惯吃外卖的价格在20元以下。
近两年随着拼好饭的普及，美团外卖的平均客单价也在下降。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是48.7元，不止比202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元，还略少于2020、2021年的第二季度。至于2023年第三季度，平均客单价是47.8元，也比此前两年的第三季度客单价都要低。
02
餐厅价格回到10年前
牛马们不再追求高端餐饮，于是网红餐厅难逃倒闭的命运。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3年全国总共有多达318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新开，吊销、注销的数据则是135.9万家。
如上海外滩的高档法餐L'Atelier 18，24年1月才开业，由米其林三星主厨坐镇，是人均消费接近1600元的网红餐厅。然而到了8月，七夕过后的第二天，餐厅却突然暂停营业，还传出欠薪等问题。
根据红餐网发布的《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从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全国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占比从1.07%下滑到0.68%，高端餐厅闭店了近四成。
如今对于周末想要改善伙食的打工人来说，花100元以下在外面好好吃一顿，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
尤其是上海。过去5年里，上海人均客单价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有2700多家，占餐饮门店总数的1.35%左右，到了今年7月，只剩下1400多家。
从不同的餐厅类型来分析的话，也可以发现选择正餐类型餐厅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价格相对更贵的餐饮类型。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数据，在不同业态的餐厅中，正餐的总营收下降了21.3%，小吃下降了5.9%，西餐西点下降了15.8%，西式快餐下降9.3%，火锅烤肉增长2%，日料、清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不止是高价正餐吃得少了，甜品、蛋糕这类主要是为了提供抚慰人心的情绪价值而存在、价格甚至比一顿工作餐更高的零食，也是首先被舍弃的消费品类。根据《2023美团到店餐饮品类报告之烘焙行业疫情后发展变化洞察》，2019年美团评选的TOP100烘焙商家，在2023年已经有39家都关门了，另外还有32家缩减了门店的数量。
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之下，不少品牌想要活下去就要降价。就连官宣降价的声明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归xx年前的价格。
比如主营小火锅的呷哺呷哺“套餐价回旧时光”，连锁潮汕火锅品牌八合里和陈记和顺“价格回到10年前”。门店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的中式快餐乡村基，甚至打出“价格回到2008”的口号。
实际上，除了降价以外，还有各种不是那么明确的团购优惠或限时活动。比如，如果找到美团或大众点评的页面，在北京热门商圈，可以买到156元的太二酸菜鱼双人餐、222元的三人餐，海底捞则推出了167元的200面值代金券、333元的周末四人套餐等等……
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客单价都在下降。不止“太二酸菜鱼客单价跌至7年前”话题冲上热搜，海底捞的客单价其实也回到了2017年。
03
三四线城市，
比一线打工人更敢消费
新的趋势是，一线城市白领，也就是互联网上面最多自称打工人、自嘲是牛马的群体，吃得越来越便宜了。
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餐饮业的增长情况，明显已经比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要差。餐饮业营收增长最多的是重庆、福州和武汉，都超过了10%。然而在四个一线城市里，只有深圳的餐饮收入还在增长。餐饮业增长情况最差的，就是过去高档网红餐厅最集中的上海，下降了3.6%，北京紧随其后，也下降了3.5%。
以全国连锁的海底捞为例，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客单价是104.1元，去年同期为110.3元，二线城市96.8元，去年同期101.8元；三线城市91.4元，去年同期96.1元。相比之下，客单价同比下降最多的就是一线城市。
追求性价比才是当下一线城市白领的消费观。来自下沉市场的品牌开始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比如蜜雪冰城、米村拌饭、塔斯汀、甜啦啦……鲜红色的抢眼logo、塑料感的装潢，仿佛是从县城平移过来的店面空间。但是不到10块钱的奶茶、咖啡，不到20元的汉堡三件套、拌饭，谁能说它不香呢。
大多数一线城市打工人，能接受的工作餐价格是在30元以下。大城市虽然收入相对高，但是物价、房租、房贷都压力更大，年轻人的负担更多。
消费观的转变，不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一篇名为《县城9块9内衣，闯入北上广》的报道中提到的，在抖音内衣热卖榜排名第一的猫人品牌，直播间里的观众占比位居前列的省份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
一面是一线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是来自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增长。
根据虎嗅智库的研究，今年上半年，县域餐饮新开商户占到了全国新开商户的32.9%，而且县域的餐饮消费额和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两成。
根据报道，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CEO王静瑛表示，近几年，星巴克在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
根据去哪儿网数据，今年的国庆期间，常住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近3倍，增幅远超其他城市。而在一篇《我在县城做出境游：年入百万，忙到腿软》的报道中，下沉市场选择出境游的富裕家庭和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工作清闲，平时生活成本又低，没有房贷车贷。
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县城里一部分年轻人比大城市的更敢于消费。比如工资不到3000元的幼师，肯给自己买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这样的贵价护肤、化妆品。县城里的剧本杀，玩一次八九十块钱，价格比临近的大城市还贵一些，但是生意火爆，年轻人周末抢着去玩。
对于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来说，当下超高性价比的一餐带来的治愈，比动辄几百块、还吃不太饱的“漂亮饭”更能抚慰疲惫的心灵。企图用眼前不再值得拍照的食物，换来默默攒下的一些安全感吧。
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
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已经没得亲情了」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杨妞花姐妹俩均参加了庭审。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并问她：「你还认识我吗？是我把你送到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一年前，警方找到余华英的时候，她正在重庆大足区的一间茶馆打麻将。在网络流传的监控截图中，那一天，余华英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脖子上是一圈金项链。
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在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在那之后，她没有继续犯案。但她还是给12个家庭、17个孩子带去了终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余华英再次被捕，曾经被她和龚显良、王加文拐卖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线索。
警方通知卿素华找到李聪的那天，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她。卿素华本来想直接打电话，但小儿子劝她还是先加微信，「突然打电话，担心人家心里面承受不住。」
卿素华小心翼翼地靠近李聪。她给李聪发消息，说我是妈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说我们可以平等讲话。李聪回复说，我知道，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回去，就给你打视频。
那天晚上，卿素华和李聪打了视频电话，聊了聊李聪小时候的事情，李聪把他的小学毕业照发过来，卿素华和丈夫很快就从50多个人里面把他认了出来。但时间久远，李聪对自己在云南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认亲的那天，卿素华梳好自己的头发，久违地涂上了口红，她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哭，「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丑。」今年2月，李聪回到家中住了几天，与卿素华还有丈夫团聚。在中秋节，李聪也给父母送来了当地的美食特产。
相聚的过程并不总是温馨顺利，在小心翼翼向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还有苦涩和遗憾。
根据庭审记录，2022年年末，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华兰、华白都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被找到的时候，华兰已经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她的养父去世，她照顾着80多岁的奶奶，压力很大。而华白一直生活在北京，养母瘫痪，养父在家照顾。孩子们都不好过，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罗兴珍和丈夫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两姐弟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找到也是当没找到一样」，她知道，他们与两个孩子更像陌生人：「已经没得亲情了。」
如今，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年初出了车祸，不得已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面对之后的日子，罗兴珍想，「在一天，过一天。」
苦痛已经筑底，就意味着回不到真正的圆满。在很多媒体的视频采访中，对于找到的孩子，罗兴珍没有丝毫喜悦，当下的她更悲观、更疑惑。「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罗兴珍说。
余华英重审宣判不到一周，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拐卖儿童案件也迎来了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组成合议庭，对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随后，郭刚堂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检察机关在厘清呼富吉、唐立霞二人罪责的同时，也重申了儿童拐卖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最后虽然将孩子找回，5个孩子当中，4个孩子都自幼在收养家庭长大，在收养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与收养人建立起亲子感情，而与亲生父母除了血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种残酷的现实，是4个家庭毕生难以弥补的痛苦和遗憾。」
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创伤会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使得被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出现某些更严重的危机，如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精神失控、离家出走等等，进而导致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破裂。
如何修复这种结构性创伤，如何改善和调试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如何使被拐卖儿童尽快步入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也远比想象得更艰难。
就在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李聪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对此，卿素华觉得幸福。和李聪相认后，卿素华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名称改成了「寻子成功（李聪妈）」，她不再发寻子的视频，而是开始声讨购买李聪的买家，她写道：「你和李聪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如何面对他，你能真心带他？」
她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去邯郸，那里有自己挂念的儿子，也有无止境的伤痛，她觉得，「去到买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的期许很简单，「找到孩子，知道他过得好，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参考资料：
1、 《余华英案受害夫妻：儿女被拐26年后已有各自生活，不再打扰》，《南方都市报》
2、 《追加起诉4起案件、有家庭骨肉分离30年 余华英案细节最新披露》，极目新闻
3、 《22年前疑遭余华英丈夫拐走儿童DNA比对成功》，红星新闻
4、 《人贩子余华英：卖亲儿子，仍有被拐者未找到》，中国新闻网
5、 《「新粉丝的视频，越看越觉得像」 母亲寻亲22年终于和儿子相认，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紫牛新闻
6、 《余华英案追踪：11名被拐儿童背后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央视新闻
7、 《孩子被拐20年 妈妈原地苦等20年》，贵州都市报
8、 《人贩子余华英的割裂人生》，澎湃新闻
9、 《「人贩子」余华英今受审：供称卖私生子后，又陆续拐卖十多名儿童》，澎湃新闻
10、 《漫漫寻子路》，新京报
11、 《等候子女20年》，法治在线
12、 《结构性创伤：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亲子关系研究》，游稀，西南大学；13、《复仇的决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