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学生恋爱的促进因素中，男大学生对于‌‌“满足生理需求‌‌”、‌‌“寻找潜在的结婚对象‌‌”远大于女大学生；而女大学生‌‌“受小说、电视剧或社交网络等影响，对恋爱有憧憬‌‌”的因素远大于男大学生。

3. 大学生恋爱的抑制因素中，女大学生对于‌‌“享受单身或低恋爱欲望‌‌”、‌‌“谈恋爱太消费时间或精力、优先学习、工作以提高自己‌‌”的原因大于男大学生，而男大学生对于‌‌“谈恋爱有经济压力‌‌”远远大于女大学生。

4. 女大学生中，以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支持所衡量的家庭背景与不确定的结婚态度呈现‌‌“U‌‌”形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家庭环境较好、学历较高的女大学生，和家庭环境差、学历较差的女大学生的结婚意愿都比较低，中间群体结婚意愿相比较较高。

5. 在结婚效用感知中，男大学生‌‌“婚姻是人生的必选项‌‌”占比55.88%、‌‌“需要通过结婚生育孩子‌‌”占比33.37%，远高于女大学生的29.23%和17.49%。看得出来，女大学生对婚姻效用的感知集中在前述的情感价值中，而男大学生的婚姻观念更传统。

6. 调查显示，大学生群体的平均意愿子女数为1.36，50%大学生的意愿子女数少于2 个。而且大学生展现出一定的女孩偏好，在理想子女数为1 的群体中，70%选择了只想要一个女儿。

7. 在大学生对不同生育效用的分性别认可度中，男大学生总体高于女大学生，在‌‌“在子女身上仿佛延续了自己的希望和寄托‌‌”和‌‌“养育子女能让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与女大学生差异更大；而大学生对生育阻碍因素感知的分性别排序中，女大学生对于‌‌“生育痛苦或风险‌‌”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8. 每天上网冲浪（休闲、娱乐）时间越长，结婚意愿越低。

9. 参与动漫、网文、‌‌“追星‌‌”更多的青年群体，与相对更低的婚育意愿存在相关；参与健身、电竞更多的青年群体，与相对更高的婚育意愿存在相关。结婚意愿最低的群体是积极参与‌‌“追星‌‌”的追星族，而结婚意愿最高的群体是积极参与健身的群体。

综上，看得出来大学生仍然对婚育抱有期待，但婚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相比较与婚育以往的保障性功能和传宗接代功能，大学生更强调恋爱、婚姻和生育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价值，尤其是在女大学生身上这一点更为显著。

但大学生低婚育意愿的主要原因并非观念发生转变，而是种种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婚育成本、工作等等。

另外，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和观念显现出显著的性别分化，女大学生不仅结婚意愿显著低于男大学生，意愿子女数少于男大学生，而且感知到的婚育阻力更大，生育效用也更低。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的降低，而女大学生更在意个体发展的机会。

底薪 2000，加班费 6000

一个小伙伴给我发了一个比亚迪的工资单，上边有私人信息，所以就不发了，有个惊讶的发现，基础工资两千多，加班费6000，不得不说这个收入还不错。有没有懂行的，分享下这是普遍的还是特例。

@电台街小电台：惠州大亚湾比亚迪弗迪电池，底薪2350，月休2 天，下三个早班，到手工资近6000 块，每月110 个小时以上的加班，每天工纯作时间11 个小时。

@有趣的快乐男生：国内企业本来就这种工资。没什么好奇怪的。特斯拉那种按劳动法工作时间，而且工资高的企业反而成了奇葩。

@李子钰昕：我老公在长虹工厂，每天上十二小时，一个月就一天假，上个月发了5200，还算多的，大部分都是四千多。

@大仙会飞：山东临沂的小厂子，做数控机械加工的，计件一天300 左右，12 小时两班倒，中午吃饭半小时，转班休半天，一月也就是算休两天，问老板要工资老板连信息我不回，在山东小厂干活，按时发工资的就是正规厂，交社保的，一般是最低标准。就是好厂，上夜班好困。连着干11 个多小时下班回家就跟拖着半条命似的，又脏又累，活着好没意思，

@我是棵大葱：深圳龙华富士康，底薪5460，早上7：30 点上班，晚上8 点下班，加班两小时，周六加班10 小时，到手工资一万左右，有很多比亚迪过来的，说比亚迪不把人当人看

@一脸浮水：汽车行业都差不多，按底薪的应该是工人岗位和技师，靠加班和绩效赚钱，工程师按底薪，给加班费的不多。2350 底薪在南方，北方1850 和2100 居多，白领看岗位啦三到五年工作经验，普通工程师北方15w 左右，南方能到20w，汽车行业还是外企福利待遇好一些，稳定些

@躺平的奥德彪：不错个掉，基本工资6000，加班费2000 还可以，纯粹的血汗钱，有订单累死，没有订单员工熬都熬不下去。没有订单让基本工资2000 的员工五天八小时，一个月扣除社保公积金，到手1000 多，西北风都喝不饱，没有保障。虽然发牢骚，但是没有吊用，因为我也是这样，才恨这种工资架构。

@双戒戒烟法：没有办法的，这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有人说这是剥削，这是压榨，但这是员工自动进去的，自愿接受的。因为他比较了一下，还是在这里拿的多。想当年，30 年前，还不到1500 呢，甚至比这个更累。归根结底，最后还是比拼国民的创造力，到最后都避免不了，全球供养。

@东东锵233：国内的建筑设计院也是这样，底薪3000 年薪全靠绩效，行情差直接底薪打发人，社保也按最低标准交，关键入行门槛还贼高，建筑学还5 年制。。天坑

@会飞的多多：中国的工厂基本都这样，所以薪资结构是全民都要去优化的。国企也是这样的，没订单的时候闲死，工资还少，订单多的时候忙的要死，法定休假都得加班，我家里人一个在太原上市军工类国企，以前是造大炮的，一线工人也就那样。就是图个稳定！

菲莫斯：我13 年在一家车企实习车间工人12 小时连轴转和绑在流水线上的机器没什么区别生病不让请假每天早晨开会周六周日没休息过实习补助550 元一个月8 小时加班一个小时10 元有一个月赚了3000 元左右大部分是加班赚的钱

@红星照我去战斗2333：原来国内企业都这样啊，我以为只有我们一家是。我们原来是没加班工资的，后面公司怕外审，做工资表时候把原来工资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常工资，一部分是加班工资。算下来加班工资比正常工资高多了

@南方的老太太：工厂都是这样，靠加班费

@九边Pro：刚才发了一条‌‌“底薪2000，加班费6000‌‌”的帖子后，评论区真是学习了，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国内制造业大厂其实已经很守法了，严格给加班费，而且是1.5 倍工资，只是低薪有点低，加班费也就上不去，但是依旧加班费比底薪高得多。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一步一步来吧。这也让我有个想法，如果严格推行劳动法，强制给加班费，可能很多人的工资都会下降。

此外不少人说的‌‌“强制工作8 小时，不准加班‌‌”，这个不可能的事，想想就知道了，如果那样的话，咱们的订单根本做不完，到时候订单肯定被别人抢了。好的做法是规定最低时薪，还有每周最高工作时长。这两个都是可操作的。

母子

东经104度56.6098，北纬38度26.9641。这是李妍永远不会忘记的一组坐标。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腹地，是一组沙梁与沙坡间的平缓带，四下无人，唯见黄沙。2021年7月29日正午，李妍16岁的儿子郑博中暑后曾独自在这里躺了半个小时。

那年夏天，郑博参加了中国探险协会（下称‌‌‌‌‌‌“中探协‌‌‌‌‌‌”）主办的名为‌‌‌‌‌‌“激越黄沙‌‌‌‌‌‌”的‌‌‌‌‌‌“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7月29日是他们一行8名少年从北京出发，进入腾格里沙漠的第三天。按照原定计划，他们这天要在沙漠中行进12〜15公里。当天正午，走了将近3小时的郑博在离中午扎营地还有两三百米的沙丘上第一次喊出‌‌‌‌‌‌“救命‌‌‌‌‌‌”，下午2点左右，他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事后，宁夏法庭科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指出，郑博的尸体表现符合中暑后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那躺在沙地上的半个小时是死亡的重要原因。

2023年3月22日，李妍状告中国探险协会及涉事领队的案件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起初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但经过公安机关结合尸检报告重新调查半年后，阿拉善左旗人民检察院以二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一审结束10天后，我在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小公园里见到失去儿子已近两年的李妍。一见面，她就提起这两年中探协的‌‌‌‌‌‌“无法理解‌‌‌‌‌‌”的表现：‌‌‌‌‌‌“他们一直躲着我，有一位领队直到开庭时才第一次见到。他们从来没有向我道过歉。

‌‌‌‌‌‌”给儿子‌‌‌‌‌‌“讨个公道‌‌‌‌‌‌”的念头支撑着李妍度过了最绝望的日子。她是个圆脸、留中长发的女人，因为常年做销售，语速、步速都比常人稍快，看起来干脆利落。直到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聊起儿子郑博，她说话才慢下来。此时信息逐渐重现，她好像兀自在记忆的宫殿里徘徊。阳光刺眼，她开始流泪，换了一个背阴的角落还是不行。那天上午，她用掉了三包纸巾。

郑博是这个单亲妈妈唯一的孩子。‌‌‌‌‌‌“天天（郑博的小名）从小就特别贴心，两岁的时候他在我身边看动画片，见我困了，他就找来各种小毯子把我盖得严严实实，说‌‌‌‌‌‌‘怕妈妈冷’；我们母子俩每天都要拥抱，互相说‌‌‌‌‌‌‘我爱你’，我想让他感受到爱。‌‌‌‌‌‌”李妍说，儿子是个慢性子，不太爱说话，生性善良，小事从不跟人计较。上小学时有一次在班里被女生把胳膊掐青了，家里人要去理论，他反倒劝说：‌‌‌‌‌‌“妈妈，她打我我已经疼了，我打回去我也不会不疼，就没必要了。‌‌‌‌‌‌”

也正因为这样，当从学校留学服务中心老师口中听说‌‌‌‌‌‌“激越黄沙‌‌‌‌‌‌”项目时，李妍才有点动心。2021年，16岁的郑博在北京康福外国语学校读高一。这是一所全日制民办高中，学制3〜4年，入学者都是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初三那年，因为户口限制不能继续在公立学校就读，全家人想送郑博出国读高中，被拒签几次后，他们入读了这所国际学校，准备以后出国读大学。

2021年5月，中探协在学校开了一场宣讲会，会长韩勃向学生们介绍了他们即将在暑假进行的四次‌‌‌‌‌‌“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活动分海洋、沙漠、高原、古迹四组，由专业人员带领，能帮助青少年‌‌‌‌‌‌“强壮其体魄，淬炼其品质，涵养其内心‌‌‌‌‌‌”。这么多年被姥姥姥爷和妈妈围着长大，李妍担心儿子出国后经受不住独立生活的考验，希望他参加。开始报名时郑博想去‌‌‌‌‌‌“高原组‌‌‌‌‌‌”，但因为人数不足，当他们被询问是否愿意合并到‌‌‌‌‌‌“沙漠组‌‌‌‌‌‌”时，李妍虽然觉得沙漠徒步又苦又累，但一想到‌‌‌‌‌‌“男孩子嘛，应该锻炼一下‌‌‌‌‌‌”，终于决定报名。

一向听话的郑博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倒是说服郑博的姥姥花了些时间，老人心疼孩子，也担心沙漠有危险。李妍拿出主办方发来的文件，指着上面‌‌‌‌‌‌“中国探险协会‌‌‌‌‌‌”的字样给老人看，是‌‌‌‌‌‌“国字头‌‌‌‌‌‌”的组织，不会有问题。何况，这次活动的费用为2.25万元，远超常规旅行标准，组织者在家长群里保证：‌‌‌‌‌‌“我们这次活动的规格相当高，保障很足，恨不得教练比学员还多。‌‌‌‌‌‌”

顺利成行。25日在机场分别，儿子给李妍发来一张附有‌‌‌‌‌‌“想你了‌‌‌‌‌‌”留言的自拍，26日抵达沙漠前，又和她聊起一直想买的游戏机。受信号所限，孩子们一旦进入沙漠就不能与父母电话联系，当天晚上，李妍和家长们在微信群里收到了摄影师上传的活动照片。‌‌‌‌‌‌“我们都在猜哪个是自己家的孩子，我还根据体形看哪个是我家的‌‌‌‌‌‌‘小胖子’。看照片，沙漠里好美。‌‌‌‌‌‌”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直到29日下午2点，刚刚和朋友吃完午饭的李妍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说‌‌‌‌‌‌“孩子没有了‌‌‌‌‌‌”。‌‌‌‌‌‌“我说不可能，怎么会参加一个活动，我孩子就没有了？！‌‌‌‌‌‌”李妍跌坐在地上。匆匆乘飞机赶到阿拉善盟，她见到的是儿子的尸体。

沙漠

在蒙古语里，‌‌‌‌‌‌“腾格里‌‌‌‌‌‌”的意思是‌‌‌‌‌‌“天‌‌‌‌‌‌”，意为沙漠‌‌‌‌‌‌“像天一样浩渺无际‌‌‌‌‌‌”。它东至贺兰山，南越长城，西至雅布赖山，总面积3.6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第四大沙漠。那里交错分布着沙丘、湖泊盆地、山地及平地，其中沙丘占70%以上，占比最多的弯月形沙丘链高10〜30米，有的甚至接近100米。

进入沙漠后，何笙真正理解了这句‌‌‌‌‌‌“像天一样浩渺无际‌‌‌‌‌‌”的意思。他是郑博的队友和同班同学，同行的8个少年里，他俩关系最好。队伍在7月26日飞抵银川，培训和采买物品后，他们于第二天抵达腾格里沙漠。那天，何笙第一次见到沙漠里的星空，感受到沙漠傍晚的舒爽凉风，也第一次知道可以用沙子代替水来洗碗，第一次学会自己扎帐篷。

但新奇感从第二天起逐渐消失。全队共13人，两位领队卡好一头一尾，与8位队员共同行进，司机则驾车载着一位科学家和一位摄影师提前在营地等候。7月28日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吃了自制的咸菜和稀饭后就出发了，一直走到将近上午11点才抵达营地。所有队友都身穿全套‌‌‌‌‌‌“探路者‌‌‌‌‌‌”装备，阳帽遮脸，脖子上围着遮阳围巾，穿登山靴，双手各持一柄登山杖，整队排成一列，沿着沙脊行走。每个队员身上都背着10〜15斤重量不等的登山包，分装了帐篷、服装、水和食物。

何笙分到的是4个小型煤气罐、十几盒午餐肉罐头和帐篷零件。途中触目所及只有无尽黄沙，几乎看不到植物。沙地又松又软，走一步退半步，每步都要比平常花费三倍的时间和力气。上午气温缓慢攀升，汗水浸湿了围巾，让人喘不过气。何笙在队列里的位置越来越靠后，累得顾不上再听领队讲些沙漠地貌的知识，也不再有心思摘小浆果。

除了体力的飞速耗散，他们还要应对沙漠的独特个性。何笙记得，7月28日中午接近营地时，他为了取包底的东西和前面的同学拉开了距离，等他意识到要往前赶，虽然一直觉得他们就在自己前面一两百米远，但还是花了快10分钟才真正赶上。沙丘顶上的黄沙松软，一脚踩下去鞋就陷进四五厘米，何笙跌跌撞撞，突然感觉到‌‌‌‌‌‌“在这里，人对距离的判断和平地完全不同‌‌‌‌‌‌”。

队员们体力不一，队伍被拉得很长，从直线行进慢慢变成三两同行。虽然领队也会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但仍然有同学跟不上队伍。事后何笙回想，这一切对郑博来说一定更加艰难。出发前见郑博也参加活动，何笙多少有点意外。郑博身高一米七，体重70公斤左右，在学校里并不热衷运动。比起激烈的‌‌‌‌‌‌“三大球‌‌‌‌‌‌”，他更喜欢尝试考验手眼配合的‌‌‌‌‌‌“剑术‌‌‌‌‌‌”。夏天也总是见他把校服衣裤卷起扇风，露出胖胖的胳膊。沙漠长队里，郑博常常和那位负责收队的领队一起走在最后。第一天晚上时，他还在帐篷里有些兴奋地问：‌‌‌‌‌‌“你们到底怎么能走那么快的？‌‌‌‌‌‌”第二天，他已经顾不上和旁边抓沙甲的同学们讲话，早早躺下睡了。

自28日中午起，整个行程开始逐渐落后于原定计划，就像一列错过发车时刻的火车，开始时只是一点点错位，最终变成进度的整体延后。因为实在太累，天气又热，当天下午，他们一直在牧民家附近的营地休息到接近5点才出发，也因此直到10点才抵达8点就该到达的扎营地。等疲惫不堪的孩子们把被风刮走的帐篷追回、扎好，自己做饭吃完后躺下，已经接近次日凌晨1点了。

因为疲惫，第三天，也就是7月29日早晨，所有人都睡过了头，起床时已接近8点。何笙记得，行程中一直开朗和气的王姓领队生气了。他是这次两位领队中年龄较小的一位，银川培训会上自我介绍是中探协的探险领队导师、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教练，还是美国国家户外领导学校LNT高阶讲师，拥有古道、雪山等地的丰富探险经历。这天早上，他一边做饭一边批评孩子们‌‌‌‌‌‌“辜负了我对你们的信任‌‌‌‌‌‌”。按照原计划，这一天将是整个行程里路途最远的一天，他们本该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出发，赶在中午太阳直射前进入营地休息，下午继续出发，这样才能在第四天抵达一片湖泊。何笙听说，大家可以在那里打水、游泳，‌‌‌‌‌‌“还有人会给我们准备羊肉，可以吃到烤全羊‌‌‌‌‌‌”。

为了湖泊或是烤全羊，29日上午9点，尽管已远远落后于进度，疲惫的队伍还是迎着正在升起的太阳出发了。这一次，比起前方的热浪，队伍还遭遇了一个新的意外——28日上午，负责收队的那位薛姓领队的登山鞋底掉了，只好和随队科学家、摄影师一起提前坐车到营地等待队伍。于是，从28日下午起，这支由8名16岁少年组成的队伍就只剩一位成年人领队。这对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队尾的郑博则意味着，大部分时候，他的身后空无一人。

沙漠研学从业者王德告诉本刊，在带领青少年团队时，这种‌‌‌‌‌‌“收队‌‌‌‌‌‌”缺席的情况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任何一支队伍，其底线就是身体最弱、最容易走神的那个孩子，他是木桶的短板，所以一定要有收队的领队，其工作核心就是把短板拦住。‌‌‌‌‌‌”王德说，收队讲究眼观六路，这位领队不一定要有非常规的探险经历，关键是体力强，经验要足。根据他的经验，在一些低龄或长队列里，有时甚至需要在队伍两翼再配备两位或更多领队，使整个队列呈‌‌‌‌‌‌“火箭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得见领队。

7月29日这天，郑博看起来是真的累了。他越走越慢，身体往一边倒。何笙提出和他换背包，换完后，对方迟缓地笑了笑，说‌‌‌‌‌‌“好像是轻了一点‌‌‌‌‌‌”。其实在早上，何笙就发现了郑博反应略有些缓慢的问题。他当时拍了郑博一下，几分钟后，郑博才回头问，刚刚是你在拍我吗？事发后和当医生的父亲谈起这件事，何笙才知道，‌‌‌‌‌‌“那时他可能已经有点缺氧了‌‌‌‌‌‌”。‌

‌‌‌‌‌“好像是轻了一点‌‌‌‌‌‌”，这是郑博喊‌‌‌‌‌‌“救命‌‌‌‌‌‌”前对何笙说的最后一句话。

‌‌‌‌‌‌“30分钟‌‌‌‌‌‌”

7月29日，时间接近11点，太阳升到头顶。沙漠里没有一丝风，空气凝结着倒扣在脸上，何笙觉得比8月在北京正午出门时还要热。盖在鼻子上的面罩全是汗，没法呼吸了，只好摘下来随便搭在脖子上。早上出发时太匆忙，他没有给自己的外挂水瓶灌满水，路上省着一口一口地喝，当时已经见了底。何笙从包里摸出离家时带的薄荷含片，慢慢吃了五六片，突然感觉鼻子一痒，温热黏稠的液体滴在围巾上，他流鼻血了。手里没有纸巾，他用手套袖子随便擦了几下，摘下背包准备找水，这时才发现已经完全看不见前面伙伴的背影，眼前只剩脚印和茫茫沙丘。他一边收拾包，一边顺势躺了下来。‌

也不是头晕，反正是特别累的那种感觉，心里就比较沉。‌‌‌‌‌‌“说到这里，何笙的声音低了下去。现在想来，那是他此行最累的时刻，躺在沙地上，他身体放空，肩膀和腰背的压力减轻了，被沙子蹭疼的脚也不再难受，太阳直晒，又热又渴，但地上是这么舒服，有一瞬间，他想‌‌‌‌‌‌”要不就在这儿躺着算了‌‌‌‌‌‌“。但猛然心里一动，想到万一同伴最后找不到自己怎么办，于是又爬起来慢慢往前走。

又过了一小时，距离营地只有两三百米，但每个人的体力都接近极限。经过沙丘时，尽管领队一再嘱咐要保持队形，沿着沙脊行走，这样才最省力，可还是有一组同学受不了上面过于松软的沙粒，绕到沙丘下方去了。此时，何笙和一位队友互相搀着走在沙丘上，突然听见一声呼号：‌‌‌‌‌‌”救命！‌‌‌‌‌‌“——这是一声尖锐、怪异又绝望的呼号。声音是从沙丘下方传过来的。何笙赶紧回头，看到队尾那个属于郑博的身影倒下了。

何笙和队友马上向领队方向求救，一边顺着沙丘一侧往下跑，半分钟后才抵达郑博身边。郑博脸色发红，身体前屈，半跪在沙地上，见终于有人来了，嘴里连声说‌‌‌‌‌‌”谢谢‌‌‌‌‌‌“。两个同学见情况不对，开始往他身上浇水，问：‌‌‌‌‌‌”还能坚持吗？‌‌‌‌‌‌“他回答：‌‌‌‌‌‌”不能。‌‌‌‌‌‌“这时领队到了，几个人连拖带拽地把郑博扶起，鼓励他马上就到营地，他才同意一起再往前走。但起伏的沙丘遮住了视野，走了几步，依然看不见营地的影子，郑博再次倒下。这一次，他像一枚炮弹一样滚下去，背包里的大米撒了一地。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何笙后悔至今。他看到领队开始批评郑博‌‌‌‌‌‌”矫情‌‌‌‌‌‌“，让他‌‌‌‌‌‌”爬也要爬到营地‌‌‌‌‌‌“，见他拒绝，就给郑博喝了点藿香正气水，又拿出一瓶水给何笙和队友，让他们先去营地休息。何笙不想走，出发前在银川培训时，领队曾经讲过‌‌‌‌‌‌”在沙漠里应该‌‌‌‌‌‌‘三人成行’‌‌‌‌‌‌“，这样一旦某人遇到危险情况，就可以留一个人照顾他，另一个人去寻求帮助。‌‌‌‌‌‌”但我们那天没有‌‌‌‌‌‌‘三人成行’。‌‌‌‌‌‌“何笙语气沉重，但当时又热又渴，再加上刚才郑博滚落时打翻的是他的背包，他心生埋怨，也觉得朋友不必如此矫情，就有点生气地离开了。走前他对领队说：‌‌‌‌‌‌”那您一定要照顾好他。‌‌‌‌‌‌“

抵达帐篷下的阴凉地，吃过午饭，刚刚的疲惫、焦躁和埋怨慢慢褪去，营地里队员们横七竖八躺成一片，何笙和队友准备休息一会儿再去取背包，但这时他惊讶地发现，领队居然一个人返回了营地。‌‌‌‌‌‌”我当时就慌了，问他郑博怎么样了，他说他在睡觉，还说他刚才把喝的水都吐出来了。‌‌‌‌‌‌“

接下来的事，是李妍的律师赵晶晶综合警方证据还原的。领队返回营地后不久，又和司机一起去看郑博，接着司机发现情况不对，‌‌‌‌‌‌”孩子的脸紫了‌‌‌‌‌‌“，两人才匆匆返回开车，带着郑博离开营地求援。以郑博当时距营地200米，单次步行5分钟计，他至少在平均温度接近50摄氏度的沙地上独自躺了30分钟。

一位腾格里沙漠当地的旅游地接告诉记者，中暑后躺在沙地上是一种相当致命的行为。他说沙漠里一般有一二级风，正常行走时反而比待在一个地方更舒服，也更容易散热。因此，一般情况下，有经验的当地人会将中暑的人立刻转移到阴凉的树荫下或张开多把阳伞创造阴凉，然后脱掉其衣服鞋袜，帮助散热，并且迅速在患者头面部喷水降温，‌‌‌‌‌‌”人的大脑就像发动机，不能过热‌‌‌‌‌‌“。

但事发时，何笙没有看到领队采取以上任何一项急救措施。这也是检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原因。但在法庭上，涉事领队表示自己认为郑博当时并未中暑，判断标准是‌‌‌‌‌‌”孩子还能和人正常交流‌‌‌‌‌‌“。他辩称自己只是按照协会要求工作，把孩子留在原地是为了等待另一位领队交接。

30分钟后，郑博被送到马路边，抬上了救护车。司机开车，领队坐副驾驶，郑博就躺在何笙的腿上，不时发出轻哼。他们从营地出发一路开车到最近的左旗巴彦浩特镇，花了将近40分钟。13点47分，领队终于用何笙的手机拨通了120急救电话；14点13分，他们在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与救护车会面。但救护车并没有再将郑博带到医院，因为早在半小时前，郑博就已经停止了呼吸。他身体僵直，没有脉搏，还出现了尸斑，医生一见就说：‌‌‌‌‌‌”已经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了。你们怎么能让孩子躺那么久？‌‌‌‌‌‌“

沙地上孤独的30分钟让李妍心痛。她始终无法放任自己想象儿子最后的时刻。她不敢看宁夏法庭科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里的文字，中暑后的儿子‌‌‌‌‌‌”躯干四肢多处皮肤红斑，以下腹部及双下肢为著，部分表皮卷曲脱落，具有热作用损伤特点。现场情况符合高温环境，长时间接触沙地所致‌‌‌‌‌‌“。

青少年探险

也许一切偏航来得还要更早。

直到事发后，李妍和其他孩子的家长才知道，2021年的这两组‌‌‌‌‌‌”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是中探协第一次组织针对青少年的探险活动，也是第一次带领青少年进入腾格里沙漠。

何笙依然能想起那节晚自习。那是在2021年5月，学校特意空出两节晚自习，把郑博、何笙所在年级六个班的所有同学都带到礼堂，听了中探协的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讲座。

那天孩子们并不兴奋。临近暑假，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类活动宣讲。但对中探协来说，把‌‌‌‌‌‌”探险经历‌‌‌‌‌‌“与‌‌‌‌‌‌”升学帮助‌‌‌‌‌‌“挂钩确实是第一次。在PPT里，他们特别介绍：按照要求完成项目并通过考核的学员，中探协探险家/导师可为你出具用于升学的推荐信；独特的探险科考经历为留学申请文书积累独具亮点的精彩内容，让海外大学招生官记住独一无二的你。

郑博的同学石聪回忆，中探协的项目并不是当年暑期学校里唯一成行的活动，他们班还有至少10位同学参加了一项据称由‌‌‌‌‌‌”中科院教授带领的科研项目‌‌‌‌‌‌“，‌‌‌‌‌‌”说是覆盖数学、物理、生物技术的科研，但大家就是在实验室里逛了两周，有的写了论文，但连作者名都没署‌‌‌‌‌‌“。

2018年秋，郑博入读北京康福外国语学校。李妍每周五去天通苑地铁站接回儿子，周末再开车20公里把他送到香山脚下的校园。在学校里，郑博努力跟上全英文授课的课程安排，忙于各种兴趣活动，李妍则开始从零学习什么是‌‌‌‌‌‌”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大学预修课程）考试‌‌‌‌‌‌“，什么是申请文书，母子间开玩笑也有了新的话题，想去哪个国家？要学什么专业？要不要把妈妈接到国外去生活？⋯⋯郑博喜欢动漫，想学日语，李妍的第一反应是，‌‌‌‌‌‌”学门第二外语对以后申请有用‌‌‌‌‌‌“。

她知道，儿子的成绩一直不算出众。他从小慢性子，到初中二年级才突然‌‌‌‌‌‌”开窍‌‌‌‌‌‌“，一度在班里考到前五名；上高中后，全年级一共六个班，按照成绩分ABC三档，入学后他被分在B班，之后才从B班升级。但到了A班，他的成绩一直在中等偏下水平。石聪回忆，高一的那次AP考试前，郑博情绪低落，担心自己考不好再回到B班。他俩的几次谈心，都和考试成绩起伏相关。高一下半学期，他俩组了个学习小组，郑博的成绩进步了十几名，一见面就兴奋地喊石聪‌‌‌‌‌‌”师父‌‌‌‌‌‌“。

李妍给儿子宽心，如果来不及三年拿到成绩，多读一年也没关系。不过，如果还打算申请更好的学校，他们就必须在高二再次分班之前把‌‌‌‌‌‌”经历攒够‌‌‌‌‌‌“，之后专心准备考试。李妍理解的所谓‌‌‌‌‌‌”经历‌‌‌‌‌‌“，就是可以写进申请文书里的‌‌‌‌‌‌”会让学校觉得你很特别‌‌‌‌‌‌“的内容。

那次宣讲会后，李妍接到学校留学指导中心吴建强老师的电话，对方向她推荐了‌‌‌‌‌‌”激越黄沙‌‌‌‌‌‌“。‌‌‌‌‌‌”他说这个活动特别好，对孩子的探险精神有帮助，老外肯定特别喜欢这种经历！‌‌‌‌‌‌“李妍记得，学期末家委会请老师们聚餐，席间吴老师又一次向家长推介了这个活动，说它‌‌‌‌‌‌”含金量高‌‌‌‌‌‌“。

2023年4月，欧美高校申请季结束，和郑博一起入学的孩子们陆续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石聪没有参加过这类背景的提升项目，他在自己的文书里写了小时候打冰球和参加辩论比赛的经历。何笙则是唯一把沙漠之旅写进自述里的人。两年来，他一直在想自己当时还能做点什么，‌‌‌‌‌‌”即使救不回他，也能尽量去弥补‌‌‌‌‌‌“。去年‌‌‌‌‌‌”十一‌‌‌‌‌‌“假期，他接受了专门的急救培训，拿到了美国心脏学会颁发的急救证书。他想做一名医生。

李妍说，那也是她曾经想象过的儿子的样子。因为儿子性格稳重，李妍想让他当医生，后来听说‌‌‌‌‌‌”学医在中国都那么难考，你一个外国人在人家的国家想都别想‌‌‌‌‌‌“，才放弃了这个念头。郑博喜欢主机游戏，和母亲提出以后做游戏设计，虽然不懂那是做什么的，李妍还是同意了。

坐在公园长椅上，李妍的双眼红红的，目视前方，陷入自己曾经的设想中。过去的拒签经历让他们不再想去美国，欧洲学费又贵，她曾想到让儿子去加拿大：‌‌‌‌‌‌”人家跟我说，清华北大够牛的吧，多伦多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比它们还要靠前呢！我想我也不懂排名，就觉得加拿大也挺好，我儿子胖，喜欢凉快的地方⋯⋯‌‌‌‌‌”

（节选）

记者｜魏倩陈银霞编辑｜王珊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17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郑博、李妍、石聪、何笙、王德为化名；李晓洁对本文采访亦有贡献）

27岁海归硕士 兜里只有93.56元

27岁，海归，没工作，没对象，银行卡余额93.56元。

眼看三月已经过去，留学回国已经大半年的方维，这次是真的慌了。

今年就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超出他的想象。

‌‌“投了三十五份简历，不要说offer，连面试机会都才拿到四个。‌‌”更让方维感到尴尬的是，自己的留学经历屡次被HR质疑含金量。

方维读的是英国一年制硕士。由于学制短、学费高，一直被认为是‌‌“水硕‌‌”‌‌“镀金专用通道‌‌”。

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许多海外学校采取了网课或者半网课的授课方式。在外界看来，水硕，比以前更水了。

尽管事实上，方维是全年在英国上的学，但每一次他依然需要跟HR解释：自己的学历已经通过认证，他是在英国线下学习的，并不是纯网课学生。

不知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他依然常常得到这样的答复：‌‌“不好意思，我们还是想要专业能力更强一些的应聘者。‌‌”

而另一家回复比较积极的公司，加上老板总共也就四十几个人。

方维原本把它当成是逃生艇，没想到也翻船了，对方最终拒绝他的理由是：公司需要更稳定的员工，怕他只是把公司当跳板。

小公司不敢要，大公司要不上，一年制硕士的处境可以说是十分尴尬。

刚回国的时候意气风发，现在却被打击得快要支棱不起来，方维自嘲是海淀区新一代三和大神。

去国外读硕士，回来真的不好使了吗？

花几十万留学回国月薪3000 他们成了‌‌“海归废物‌‌”？

在豆瓣，有很多像方维一样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叫‌‌“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的讨论小组。

跟一些社交平台上动辄年薪百万，直接空降公司管理层，合照的都是外籍亲兄弟，喜欢身穿Brioni 站在落地窗前细品Flat white 的海归精英们相比，他们毫不保留地展示着自己那清澈动人的俗气。

租房又贵又难、赶due遇到猪队友、异地恋被戴绿帽、找工作被PUA、上班后没公积金······在这里，对琐碎生活的全方位吐槽把身处各地的‌‌“海归废物‌‌”们联接到了一起。

虽然每天组里的帖子都有新花样，但其中被讨论和吐槽得最多的一个话题还是——大家能赚出自己留学的费用吗？

‌‌“差得不是一般的远，我当时19年海硕毕业了两年都没有正儿八经上过班，找工作找得吐血，还得了焦虑症。‌‌”

‌‌“裸辞待业七个月了，找不到工作，我妈都安慰我花几十万留学就当是出国体验人生了。‌‌”

‌‌“20年底回来无业到现在，试了好几份工作无一例外工作环境都非常难描述，本来以为疫情过后能好点，结果谁能想到现在双休三千都难找。‌‌”

‌‌“根本赚不回来，现在这份工作交完税每个月到手不到五千，除了薪资少、有考试压力，只好在有六险一金，完全和我刚回国的期待背道而驰每天都很焦虑，一想到未来就想落泪。‌‌”

看到这些真实而无奈的回复，很难不让人感慨。

根据《中国留学白皮书2021》显示，除去疫情及竞争日趋激烈等因素影响，留学生求职的问题依然在于：对于求职的期待过于乐观，‌‌“对自己定位过高‌‌”。

但说海归们‌‌“定位过高‌‌”实在有点苛刻，毕竟谁都不想看到投入和回报严重不平衡。

以方维为例子，他就读的是南安普顿大学的金融专业，前期学习雅思加各种中介花费7万左右，商科学费23万，两人间公寓住宿费一年8万，生活费8万，再加上往返交通费就已经超过50万了，这还不算父母在银行存的40多万保证金。

都说一年制硕士是花钱买前程，前程暂时没看到，但家里的钱是真金白银地给花出去了。

毕业于某中流985大学的方维本科成绩其实不错，他本科学的是材料工程。大三下学期，方维已经拿到一个本专业的保研资格，但因为性格跳脱，讨厌被拘束，他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不适合走学术这条路，最终决定把名额让了出去。

‌‌“谁都知道研究生这个学历还是挺重要的，考研成绩下来之后，我们班只有七八个人确定了有书读，剩下的三十多个人全都在准备二战。‌‌”

对于放弃本专业保研的方维来说，在国内跨考内卷程度已经上天的金融专业，落榜的风险实在太大，申请国外的一年制硕士无疑是他的最优解。

对于这次的留学，方维的目标也很明确，他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语言能力和扩大交际圈，至于学业可以不用像本科时那么紧张，只要能顺利拿到学位证书就行。

但是刚到英国，他有种两眼一黑的感觉。

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孤独，到英国的前一个月，舍友没有来，和方维说话最多的是超市的收银员，不过总共也凑不了二十个长句，因为怕被感染，方维一周只出门买一到两次菜。

实在憋得慌，他就跟国内的朋友打视频电话，但是又不得不苦熬时差，一聊好几个小时，最后就算是他以发红包利诱，好朋友也不想接他的电话了。

好不容易等到可以上课了，现实也和想象有很大差距。

在南安普顿，像金融管理这样的商科专业里中国人占比70%以上，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方维看到三百个人的阶梯教室，密密麻麻全是中国学生，为数不多的外国同学里还有两个是新加坡人；当看到长相十分亲切的教授走到讲台上的时候，他当时就傻眼了。

‌‌“这感觉就像是国内大学的英语课似的，除了讲英语之外，跟英国没有一点关系。‌‌”

不过好在方维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喜欢打羽毛球的他参加了学校的RecBad，几周下来就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方维喜欢呼朋唤友的热闹，这一年，他跟朋友们喝遍了学校周围的酒吧，因为去得太频繁还跟一家叫The standing order的店里的老板有了不错的交情，时不时喜提免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在假期到处旅行拍vlog，到雷克雅未克看过冰原和瀑布，到挪威追过极光，英国的周边被他走了个遍。

方维的二十七岁生日是在冰岛度过的，他觉得这里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相比起国内，方维的留学生活的确是更轻松和快乐的；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一种‌‌“注水‌‌”。

‌‌“对于我这样选择新专业的人来说，跟别人说一年学到了多么深厚的专业知识那真是在骗人。但是这一年对我的一生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曾把我狭小的世界打开过‌‌”。

不是每个留学生都那么轻松

大众对于一年制硕士全都是水货的看法，或许是一种成见。

要知道，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是出国去旅游和交朋友的，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她们不算富裕的家庭因此背上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和那些并不需要真的直面人生困境的人相比，这些留学生们极度渴望通过学历镀金来实现人生的逆风翻盘。

2020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孙晶申请的伦敦国王学院提供了国内远程上课的机会，但是综合各种考虑，孙晶还是想到英国去读书。

‌‌“我们的课程一般分为两大块，梳理主要知识点的是lecture，这样的大课在网上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担心不能跟老师高效率地线下沟通，而且也很害怕纯网课可能在学历认证上会有特殊的标识，以后找工作会遇到麻烦。‌‌”

初到英国的孙晶很兴奋，她第一次看到了偶像周杰伦MV里的多佛白崖，激动得跟闺蜜打了半小时的电话

但没想到孙晶到了学校之后，由于10月出现了两例新冠确诊病例，学校把所有学生和导师的tutorial都改成了线上。

这也就意味着她花了一大笔钱跑到英国来上网课了。

孙晶的家庭并不是那么富裕，为了供她出国读书，父母几乎花了家里三分之二的积蓄‌‌“真的要说的话，我这一年都是带有负罪感的；如果当时我选择在家上网课，至少可以给家里省去二十几万的生活费和住宿费。‌‌”

尽管父母一直告诉她只要好好照顾自己就好，可是孙晶还是给了自己巨大的压力，她一度焦虑到失眠。

孙晶平时都是自己做饭，她会尽量挑选便宜的肉类和水果，争取把每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二百五十磅以内；对她来说最奢侈的一件事是，过新年的时候去吃了一顿在收藏夹里躺了很久的‌‌“龙门客栈‌‌”火锅。

对生活费的精打细算使她习惯了拒绝朋友的社交邀请，不过这也符合她安静的性格。

和方维跑马灯一样的朋友圈相比，孙晶很少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即使是发出去游玩的照片，大多也是构图颇具巧思的风景、街景还有各种博物馆。

做饭是留学生们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孙晶会把自己做的菜精致地摆盘，还很用心地换了便宜又好看的桌布。

尽管只是一年的时间，但对于学习，她的态度却很认真，熬夜查资料写论文从来不划一点水‌‌“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允许，其实我很想继续申请读博士，但欧洲文科的全奖太难申请了，这次失去了机会就只能回去了。‌‌”

回国后的孙晶在一家国企做对外宣传岗，工资虽然不高，但还算稳定。

在应聘时她也同样发现，一年的硕士经历并没有给她增色多少，不过好在有应届生的身份，加上她自己在读书期间培养出的能力，这份工作才最终被她拿下。

‌‌“工资也只是能在一线城市养活自己，我打算积累一些工作经验之后就跳槽，至少要把爸妈的钱补上一半吧。‌‌”

采访的最后，孙晶有些沉默。

旷野之上，还是轨道

当初出国的时候大家都是抱着一种相当美好的期望，希望自己的人生会变得与众不同。

但是能留在国外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回国之后发现自己的选择也还不过就是那些，绝大多数留学生，都逃不过考编制或者成为打工人的命运。

短暂的留学经历早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在最难就业季里，即使是那些顶尖学校毕业的和所谓水硕势不两立的‌‌“好学生‌‌”也陷入了困惑之中。

而还有一些人，他们勇敢地选择脱离了自己原有的轨道，想过留学找到另一种可能，但却阴差阳错地又回到了起点。

从事新媒体工作的张成风，2017年毕业不久就已经月入两三万，那正是这一行前途最敞亮的时候。

但张成风觉得‌‌“这行不能做很久，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越老越值钱的工作‌‌”，他的第一学历不是很突出，双非一本的学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尽管他试着去找过一些更‌‌“可靠‌‌”的工作，但都不合适。

最后张成风决定留学镀金，虽然他当时也考虑过留学后会面临的问题，但学历歧视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但后一个问题并没有像他想的那样解决。

19年毕业回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张成风有半年不能出去找工作，只能呆在家里。

接下来就是投简历的尴尬了。

以应届生身份参加校招，他的年龄不占任何优势；参加社会招聘，因为是转行，他之前的工作经验又用不上。

万般无奈下，张成风最终又回到了新媒体行业。

可是新媒体这行的劲头已经远不如两年前强盛，就业环境不是很好。大公司不在他所在的城市，小公司又不够稳定。

最后，他在一家事业单位找到了合同工，可是绕了一大圈，工资从两万多变成了现在的3500元。

张成风只能安慰自己现在也是研究生了，工作机会肯定比以前的本科生多很多。

所幸现在他的简历在一些院校的通过率会高一些，或许能有机会找到合适的行政或者辅导员岗位。

‌‌“都说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但是溜达了一圈，发现旷野上只有轨道这一条路，不上去你就等着弹尽粮绝吧。‌‌”

海归废物们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一年学制有多水。

因为不仅是对他们来说，也是对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来说：

那条走不下来的轨道似乎永远都横亘在那里。

想要找到无边的原野，太难了。

世界读书日要来了。在成都有人想搞读书活动，请外国人穿着唐装过来读中国诗，想法很好，但是他却不知道现实：现在成都的外国人很少了。

前几年前在成都建设路，总能看到不少外国人，当然主要是电子科大的非洲或者巴基斯坦留学生。如果在九眼桥，则可以看到欧美人。有一次在酒吧，一个老外听说我是河南人，很开心，他说：“我也是荷兰的……”

现在基本没了。前段时间喝酒见到一位英国朋友，他2002年就来到成都了，比我还早。几杯啤酒后他有点伤感：以前四川有2800左右英国人呢。

我问他现在多少，他说没有数据。让他估计，他说可能有两百多吧。

所以，如果你在上海的车展看到宝马公司有外国人在那里吃冰激凌，应该珍惜。冰激凌常有，而外国人可不常有。不信可以查一下，现在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还剩下多少。

宝马冰激凌事件，事实层面比较清晰了：宝马为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发放冰激凌，大概是要通过某个app预约登记一下，进去就可以免费领一个。当天名额已经领完了（600个），但是供应商另外还给了几个给员工吃，那几个外国人就是员工——他们胸前挂着工作人员牌子呢。

但是一些人前去领免费冰激凌未果，非常生气，“凭什么中国人领冰激凌没有，外国人却在那里吃呢？”很快，这就上升为“宝马歧视中国消费者事件”，公司不得不出来道歉，作出解释，承诺以后会改进工作。

不知道情况的，还以为这是发生在100年前的上海。

现在，“民族情感”已经占据了很多人脑容量的100%，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能感受到歧视。爱国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像昨晚，很多人看到马斯克的星舰“爆炸”，马上就宣布失败，并且感到开心。

今天还有人通过公号发来私信辱骂我：“你美爹都承认失败了，你怎么还在为他们辩护？”这样的饱满的情绪，确实让人感到敬畏，只有赶紧把他删除了。

这样的情绪延续到生活中，会造成恶性循环。如果宝马的外国员工吃个冰激凌就引起抗议，他们可能就不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久而久之，愿意免费发放冰激凌的企业就会减少，大家也就真没有冰激凌可吃了。

到那个时候，甚至“冰激凌”三个字看上去也很可疑，“冰激凌”，是不是外国人吃的东西，是不是译名？是不是和外国人或者小资情调有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吃冰棍儿？

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想吃冰激凌，就应该自己花钱买。在app上报名进去免费领一个，已经有点难为情了；在别人告诉你“对不起，已经领完了”，这个时候还想要，就应该脸红了；而此时还要说：“为什么外国人有，我们没有？”就真的不体面了。

如果我小时候这样做，会挨我爸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