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医院的精神科 挤满了中学生
在乡镇高中任教不到两年，语文老师吉安已经遇到两起学生因抑郁自杀的事件。上个月的一个深夜，她的课代表宝嘉突然叫醒宿管老师，告诉她自己服用了过量胃药，要去医院洗胃。事后宿管阿姨清理现场，才发现宝嘉撒了谎，她服用不是胃药，而是大量的抗抑郁药物。
至于宝嘉抑郁的原因，吉安并不清楚。她只记得，上个学期女孩曾和自己倾诉过，觉得父母重男轻女，不重视自己。 抑郁症像瘟疫一样在青少年中蔓延。《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显示，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5-20%，换句话说，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有抑郁症。 学校方面意识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在年级会议上三令五申，要求老师们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沟通，但吉安没有看到任何情况好转的迹象。 面对这些比自己小十三四岁的高中生，吉安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她不明白：正值青春年少、学习压力不大的“放牛班”学生，为什么也会陷入绝望？
1： 蔓延的抑郁症
吉安没有想到，抑郁症会在一所乡镇高中里蔓延。 这里没有太大的学业压力：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升学率，这所学校在当地都稳居倒数。学生不爱学，老师也不勉强，基本采取放羊式管理。“只抓前几名的成绩，其他孩子不影响课堂纪律就行。”因此，校园氛围格外松弛，大多数学生都在“混日子”。
重点高中争分夺秒，学生去食堂吃饭都得一路小跑，而这里的学生，拥有“奢侈”的休息时间。上午的大课间有35分钟，午休足足一个小时，可以自由玩耍，不用担心被任何课程挤占。
刚来学校任教时，吉安一度不太适应。 她在郑州一家教培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辅导过的孩子和她说得最多的一个字，是“累”。他们的暑假时间被作业和辅导班挤得满满当当，“大城市的孩子，教育环境太卷了。我想要是回到乡村，应该会轻松很多。” 然而现实却是，压力不大的放牛班学生，正面临着严峻的心理危机。
作为老师，吉安很难分辨班上哪些孩子患有抑郁症。 上个学期，吉安的学生小霞在家喝了农药。听到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误传。” 在吉安的印象里，晓霞成绩平平，却开朗乐观。她常来找自己聊天，偶尔会吐槽食堂的饭菜不好吃，要吉安帮她捎个汉堡。出事前的周一，晓霞还和同学有说有笑，商量考完试之后去哪里玩。谁也没想到，她会在和父母争吵之后突然自杀。 “周三，班上的同学给她发消息，她没有回复，到了周六，就听说已经下葬了。” 年轻的生命像泡沫一样蒸发。吉安反复回忆，试图找出一些被忽视的细节。思来想去，唯一的可疑之处是，当晓霞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常常会发呆。
可她究竟有什么心事，已经没有人能知道答案了。 抑郁如此隐蔽，以至于当老师察觉到异常时，学生的病情往往已经相当严重。 吉安的学生宁杭就是如此。她性格温和，从不顶撞老师，是班上少数几个有望冲刺本科的好苗子。上个学期，因为数学课上看小说、英语课上走神，她接连被老师批评了几句。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课上到一半，英语老师发现，她竟然将自己的一只手抠得鲜血淋漓。 英语老师被吓坏了，强烈要求学校的心理老师介入辅导。几次辅导之后，宁杭稍有好转，但过了没多久，被地理老师批评后，她硬生生用圆规戳破了自己的手心，血流得整本书都是。 “放在以前，学校的老教师会怀疑，是不是故意在威胁老师。但这两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老教师们也转变了思想，意识到孩子们确实生病了。”
一个班级里有孩子患上抑郁、甚至自残和自杀，就像巨石砸入水中，在其他孩子心里掀起滔天巨浪。 吉安的表弟就读于一所市区重点高中。疫情期间，他目睹了一位同学跳楼自杀，不久后，最好的朋友也突然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的情绪陷入谷底。直到他在课堂上一页页撕毁教科书，老师们才意识到不对劲，这个一向用功的学生，已经重度抑郁。
吉安任教的班级里，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她的课代表宝嘉因为抑郁症办理了休学，在这之后，班里一些看上去性格开朗的学生，也展现出抑郁倾向，有一名同学甚至办理了退学申请，不再上学。或许是因为负面情绪的传导，并不会传染的抑郁症，影响了吉安的班级。 对比自己和学生们的成长轨迹，吉安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心理危机。 “他们大多出生在2008年前后，和我这种90后相比，家里的物质条件要富裕得多。父母比较年轻，重视教育和陪伴，没有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可为什么，这些孩子还是会觉得人间不值得？
2 埋下病根
心理咨询室里，只有沙糖和心理医生两人，他们正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在此之前，沙糖经历过三次自杀。 这是一次改变沙糖想法的对话。心理医生提问：“当你听说有人自杀，你会有什么感受？”沙糖思索了下，给出的答案是：“我很羡慕他，因为他很勇敢，能选择自己的人生。” 而普通人的反应，往往会是惋惜和心痛。心理医生将两种回答做了对比，沙糖才发现，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昔日的老师和同学眼中，沙糖是“绝对不会抑郁”的孩子。
她是典型的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经常拿下年级第一，不止琴棋书画，乒乓球和羽毛球也很擅长。她还是少先队队长、优秀班干部和学生会主席，参与活动时，永远是手举得最高的“社牛”。 但父母却觉得，沙糖离优秀永远差一大截。考试满分只是正常发挥，一旦失利就要挨上一顿棍棒，“没有表扬，只有批评。”
沙糖要吃的药|讲述者供图
早在小学二年级，沙糖就开始出现胃疼的症状，妈妈却觉得她是故意装病骗取关心，把她痛骂一顿。那是她第一次产生自杀的念头，鬼使神差地站在阳台窗户边，“我也不知道站了多久，然后我妈进来了。她问我干嘛，我说我想跳楼，她说，你爱跳就跳，想死我也不管你”。 沙糖觉得，在屋顶徘徊过的孩子，或许并不懂得生死的重量，只是在那个瞬间，活着是不可承受之重。
抑郁症是慢性病，如果缺乏相关知识，很容易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比如头痛、胸闷心悸、肠胃不适、失眠等躯体化症状。 小学和初中阶段，沙糖一直被不明原因的胃痛折磨，她做过胃镜，也查过CT，却始终找不到原因，只能靠一天三顿的中药调理。 到了高中，她的症状突然加重。 高二时，沙糖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忽然衰退，“明显感觉自己变笨了，却找不到任何原因”，成绩因此一落千丈。她开始嗜甜，每天要吃二十几颗糖，否则就会异常焦虑。即便如此反常，沙糖也没有往精神类疾病的方向联想过。 再者，她不愿将朋友当做情绪垃圾桶，遇到烦恼只会向日记本倾诉，大家觉得她阳光自信，也不会将她和抑郁症联系起来。 老师们最常挂在嘴边的鼓励是：“等你们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到了大学，卸下压力的沙糖却突然爆发抑郁症，“很多患抑郁症的大学生，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埋下了病根。只是高中一门心思读书，根本没时间关注心理健康，到了大学忽然闲下来，藏在心里的问题也就一下子浮出水面。” 她整夜整夜地失眠，不明原因地流泪，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内心的苦闷到达极限，加上无效治疗没能控制住病情，沙糖吞药自杀，被送到医院。
后来病情无法控制，几经辗转，沙糖住进上海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期间，她参与了一项学术研究实验。
实验对象被分为了两组，一组是过自残行为的抑郁症患者，一组是心理健康的正常人，分别进行疼痛耐受度测验。利用红外线灼烧手腕内侧的敏感神经，同时要求实验对象记录下自己的心情指数。 “一般到了7.8级的时候，疼痛感就如同针刺，正常人至多只能忍耐到17级，而且每次灼烧，心情会明显变差。但有过自残经历的人，在实验过程中能忍耐到20级，手都烫冒烟了，心情却会变好。” 当心理的痛苦无法宣泄，抑郁症患者会向自己的肉体挥刀。伤痛刺激内啡肽分泌，缓解痛觉，也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用沙糖的话说，自残是“快乐”的。 她甚至在实验时要求医生多烫几个地方，“疼痛是会上瘾的。”
3：可以依靠谁
经过长达七年的抗抑郁治疗，沙糖已经算“抑郁症的半个专家”，不少病友会找她交流看病和吃药的注意事项。其中不少是还在读书的青少年，他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看病需要多少钱，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面对抑郁症时，这些孩子和曾经的沙糖一样，孤立无援。《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46%的抑郁症学生患者没有寻求过任何帮助。
沙糖第一次看心理医生，也是独自前往。哪怕和父母身处同一个城市，她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 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背后往往有一个生病的家。据蓝皮书数据，69.57%的孩子因家庭关系抑郁。父母是否重视、能否及时关注和引导，愿不愿意做出改变，都会影响孩子病情的走向。 在乡镇，部分家长的观念仍然趋于落后。 宁杭在班里自残后，班主任建议家长带她去医院治疗，但宁杭的父母死活不肯点头，“我们家孩子没有病，她只是有些走极端了。”类似的声音还有：“这孩子就是矫情”“她就是故意装病，不想上学”。
家长的顾虑也不难理解。
高考是人生的关键一战，如果孩子被确诊抑郁症，办理休学，复学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比如跟不上大家的学习进度，抗拒人际交往。相较于休学，他们宁愿把头埋进沙子里，装作无事发生，熬过高中三年。
更何况，在偏僻的乡镇，人们往往将抑郁症等同于精神病，病耻感强烈。 宝嘉的父母正是之一。宝嘉在宿舍服药自杀后，被送到医院洗胃。鬼门关上走了一遭，老师们猜测，她至少要在家休养一个月，没想到过了两天，宝嘉就被父母送回了学校。 班主任生怕会重蹈覆辙，不敢再让宝嘉住在学校宿舍，劝说她的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可他们怎么也不肯点头，坚持说宝嘉只是得了胃病，误服了胃药。学校和老师也无可奈何，直到宝嘉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才选择了休学。
而那些愿意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的家长，也可能因缺乏相关知识挂错科室，耽误治疗。每次看到患抑郁症的孩子在社交平台上求助，沙糖都会到评论区留言提醒：“去精神科治疗，千万不要去心理科。” 这是沙糖差点用生命买回来的教训。 “心理科医生比较擅长心理咨询，精神科医生毕业于临床医学专业，在药物方面更为专业。如果是失恋，出现抑郁情绪，可以找心理科医生咨询，但如果已经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就要去精神科，进行药物治疗。”
沙糖第一次自杀未遂，被送去心理科，每天被迫接受痛苦的电击治疗，病情非但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重。“电休克疗法对双相情感障碍比较有疗效，但我是重度抑郁症，对我其实没有太大作用。加上医生开的药不对症，病情一直耽误下去。” 直到在上海住院，医生给她调整了药物，才控制住病情，“这考验的就是医生的药理学专业知识，一开始就要走对科室。”
抗抑郁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孩子们无法独自走完全程，家长、老师、朋友都是重要的陪伴者和支持者。可是学校和老师，究竟能做些什么？ 2023年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9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比例达到60%。 吉安所在的乡镇中学，也有了心理健康咨询室。每学期，学校都会请心理专家开展心理科普讲座，组织师生学习。但效果并不理想，孩子们宁愿埋头看小说，也不愿意抬头听讲。即便真的有烦恼，也很少向心理老师求助。 “他们会担心自己在咨询室里说的话，会传到班主任的耳朵里。”
吉安是语文老师，相较于其他科目，语文更重视情感与表达，她的课堂气氛也轻松活泼一些，比如介绍作者生平，她会特意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或许是因此，许多学生会把她当做知心朋友和倾诉的对象。
她的另一位语文课代表风灵，上学期因为抑郁症办理了退学手续，没有再继续读书，南下去了广东的电子厂。临行前，她给吉安发送了一条长长的微信： “我讨厌学不会的科目，我讨厌学校的人际关系，我讨厌我有认真去学习但还是只有200多分的成绩。我不知道我待下去还有什么意义。都说过完高中上了大学就没事了，很多人都说不管大学好坏，是个大学就比高中强，但我发现国家根本不缺大学生。”
吉安无法解答风灵的困惑，学校也无法解答。 平心而论，在应试教育体系内，这所乡镇中学的氛围已属宽松，“我们学校只有六百多人，在管理上相对来说更有精力一些。如果遇到有抑郁症的孩子，校方也会尽可能帮助，不会立刻强制休学。” 而在竞争更为残酷的县中、市重点中学，学生一旦出现抑郁症状，会被立刻劝退，就像吉安的表弟那样。抑郁的学生回家了，但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并没有解决。
宝嘉自杀未遂后，吉安写了一篇寄语，安慰孩子们：“人生路还长，慢慢走，不要慌。”许久没有联系的风灵在朋友圈下评论：“现在才知道，万卷书不好读，万里路也不好行。”
脱离了教育的樊笼，孩子们的困惑依旧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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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期间除了药物，小万吃的其他营养补给
到现在，我去咖啡厅打过工，发过两次传单，做过手工去售卖。我还做过电话销售，感觉这份工作有点像骗人，打了两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