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混蛋”。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

莫言与父母的合影

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不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闹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儿才能缓过劲来。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

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舐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的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的说：这个小牛犊！

还有一次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了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了点头。

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立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

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 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973年8月20日，我到县里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父亲的推动。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图慕虚荣买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朋友的孩子们。

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的那样冷静，那样克制。

我写小说30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 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要记别人的仇。这些几近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忆着，客人走后我就赶快找笔把这些宝贵素材记下来。

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所谓的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了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作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

莫言父亲观看莫言诺奖演讲

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乡愿”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选自《青年文摘》2019年第21期

他巴拉巴拉后面还讲了一大堆，总之一个意思，虽然不透明早就存在，但是这次的事件和最终的结果，是曙光和希望。反正就一种‌‌“新年新气象，大家干巴dei‌‌”的感觉。

的确是一种‌‌“新变化‌‌”，但可能变化的方向和这位所说恰恰相反。

最近其实有一些比较正常的人都存在这种看法，莫言被举报了，但是没事；阻止了记者采访，但仍旧被曝光了出来。这都是好事，是一种反面证明。

可事实上，它证明了什么呢？

误区在于很多人以为‌‌“是自己的努力发声‌‌”帮助了莫言和央视记者，因此产生‌‌“新气象‌‌”的感觉。但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大家别介意：莫言与央视记者最后没受到伤害，和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们有点太高看自己了，我们连农夫山泉的局都无法影响，或许这才是新变化。

有个消息大家应该有听说，开封包公祠自从前几天出现一名女子突然下跪嚎啕大哭的事情之后，这几天不断有同样的事情出现，有人举着喊冤的牌子在包公祠号啕大哭，景区游客纷纷录像，发了出来。并且最早嚎哭的那名女子也出来发声，称自己是真的遇到了冤屈一时没忍住。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大家还觉得是自己拯救了莫言、帮助了央视记者吗？

其实我们连包公祠都帮不了，你看底下评论的网友们就很清楚，这些人要是继续这般哭下去，包公祠可能就没了。

也可以再想想过去几年之中不乏记者被抓小黑屋、搜身甚至被打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引起大波澜，带来‌‌“新变化‌‌”？是我们大家之前哑了不曾发声吗。

很明显，电影的结局与观众无关，主要是主体本身的区别：你要看是哪个导演在拍。

之前有些记者因为采访而被打被搜身被阻拦之后，他们自己把委屈发到网上，还出现过更离谱的局面——被打的他们反而被网暴了，理由是南方系活该。

倘若你是那些被骂的记者你会怎么做？只要是人。大部分应该会选择放弃。这就是新变化啊各位，现在的火灾、爆炸有几次被记者和媒体们‌‌“立体‌‌”的呈现出来过？他们会离得远远的。官方甚至会把通报选在凌晨，把内容去掉主语。

而以前呢，中青报记者大兴安岭前的宣誓，《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红色的警告》，即便到如今，依旧赤裸裸、澄澈澈。

的确是一种新变化，只不过一些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不能说是‌‌“莫言和央视记者守住了阵地‌‌”，我们应该说，‌‌“连莫言和央视记者的阵地都遭到了攻击‌‌”。

如果我们要以此为理由去兴奋，那实在太尴尬了。我们其实什么也没做，也什么都做不到。所谓期待，有时候，就像是在夜空中射箭，不过是射向了无数繁星中的一颗，然后在黑暗中无声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