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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孩子经济负担太重

看了一下关于不想生或不敢生的投票,虽然还没投完,但在我给的 12 个选项中,觉得养孩子经济负担太重这个选项,几乎是一骑绝尘。

我在后台还看了一下不同年龄段的投票结果,80 后群体对这个选项的选择,最高,达到 30% 多,秒杀其他选项。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很多 80 后真的有孩子,或者已经到了要孩子的边缘,对这件事有真切感受。

90 后对这个选项的投票比例,也是最高,达到 24% 多,基本秒杀其他选项。

00 后对这个选项的投票比例,也是最高,达到 20% 左右,大幅高于其他选项。

所以你看嘛,不是真的不想生或不敢生,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养不起。

关于养孩子经济负担重这个话题,凡是养过孩子的,应该都有体会。

从小孩出生下来开始,婴儿的尿不湿、衣服、奶粉等,都贵。总的来讲,比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物资价格,都贵不少。我理解这是因为商家们精准的摸到了新生儿父母的脉,知道他们会不惜一切,给自己孩子提供最好的。

所以,商家们哪怕把价格标得再高,新生儿父母们也会咬牙去购买。

等熬到小孩上幼儿园开始,幼儿园也贵。

公立幼儿园太少,且态度不一定算得上好,而私立幼儿园贵。

我们家小朋友当年准备上幼儿园时,我先是到家附近的一个公立幼儿园去问。到了那个公立幼儿园门口,按了几下门铃,出来一个老师。我问对方,说孩子在附近,怎么来申请到幼儿园来上学,老师满脸拉胯,凶巴巴留下一句话,说门口有通知,自己看,然后把门砰的一关,走了。

回到家后,我跟我爱人商量,说老师对家长都这么凶,估计对孩子更凶了,要不算了。便宜是真的便宜,几乎不收什么学费,但凶是真的凶。

后来找了小区里的一个私立幼儿园,每个月大约收费 2000 多元。

小朋友去了一个星期,后来怎么都不愿去了。哭啊,闹啊,就是不愿去。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孩子那会儿小,也不会表达,但就是不愿再去了。

实在没办法,后来我们俩开车在家附近转悠,看到一个国际幼儿园,当时的价格是一个月一万。合计了一下,经济上也能负担,便把小朋友送到国际幼儿园了。自从去了那个国际幼儿园之后,小朋友一天天开心的,有时候放学了都不愿回家。

因为那个幼儿园门前有片人工草地,上面有各种游玩设施,比如爬梯、钻洞、小山坡等。他放学后经常跟一堆小朋友在那儿满地跑,有时叫都叫不回来。

所以你看嘛,养孩子为什么贵。

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除了一些日常课业之外,家长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头疼问题是,有时候老师会给孩子布置一些,仅凭孩子自己的能力,明显无法独立完成的作业。

对于这种作业,基本上等于是给家长布置的。

平时工作就很忙,但还需要循循善诱,在家里给孩子辅导这些作业,有时一搞,便可能要搞上个把小时,万一沟通不畅或进展不顺利,严重影响亲子关系。

搞得家长胸口疼。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不会有这种作业,老师也不会把作业布置完后,让家长们盯着学生来完成。家长主要是去开一下家长会,其他的基本不管,除非你家孩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三天两头被叫去开家长会,这个另当别论。

但现在的教学,似乎变成了家长的一部分。

但个人的感受是,亲子关系和教学任务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之处。

因为如果亲子关系越好的话,孩子越是不敬畏你,但如果越是不敬畏你的话,则教学任务越是不容易推动。当在一项需要依靠严密认真态度推进的工作中,双方掺杂了复杂的亲子和情感关系的话,这项工作的推动,将会变得复杂。

老师说两句学生,学生一般不会跟老师闹别扭,或者产生其他的复杂情感互动。但如果家长说两句孩子,孩子可能会跟家长闹别扭,或者因此产生其他的复杂情感互动。

这种矛盾和冲突之处,导致你如果认真推动教学的话,将可能破坏亲子关系,如果你优先照顾亲子关系的话,将可能无法顺利推动教学。

这个平衡点,很难把握。

繁殖是生物最基础的本能。在都市中,不孕不育的男女会在各种压力下,将希望寄托在各色生殖中心。家庭权力、夫妻关系和观念,会在辅助生殖的诊室中被彻底暴露,彼此拉扯,这背后的计较,往往不止是一个孩子那么简单。

故事时间:2012 –2019年故事地点:上海

早上七点半,我抵达医院。生殖中心在十二楼,大厅内人头攒动,患者早已在诊室门口等待。人群中,我看见蒋茵孤坐在角落,孤零零地,正朝窗外出神。我换上白大褂,跟护士打声招呼,开始叫号。

‌‌“蒋茵,请到五号门诊室就诊。‌‌”喇叭喊了几遍,不见她进来。我走到她身边,叫两声,她才意识到,怯怯地应了一声。她身材瘦高,总是低头弓腰,看上去有些驼背,脸色蜡黄,黑眼袋浮在脸上,精神总是低迷、恍惚。和她说话,她都要慢半拍,过几秒才能反应过来。

‌‌“你丈夫又没来?今天做取卵手术,怎么都没人陪你?‌‌”

蒋茵低头不说话。

我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专业是不孕不育方向。医院将我分配到辅助生殖中心。这里通过医疗技术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目前最有效的就是试管婴儿。我们常常被病人和其他同事戏称为:‌‌“送子观音‌‌”。

我所在的生殖中心资质较好,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毫不夸张地说,每天上班就像打仗。一个医生一天要接待几百个患者,每周还要安排数台手术。为了应对患者的需求,医院每周只给我们放一天假,病人不断增加,医生仍然远远不够。

试管婴儿从检查、治疗到手术,样样价格不菲,平均花费也要十几万,同时长期不能上班,工作也必须搁置。因此来到这里的患者,大多家境殷实得很。

所谓试管婴儿,并不是用试管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婴儿,而是要从女方的卵巢里取出卵子,男方提供精子,双方匹配成受精卵,再把受精卵培育成活的胚胎,最后还要把胚胎移植入女方的子宫里。

生育是一件奇妙而复杂的事情,牵扯到方方面面。因为环境污染,生活压力,生育年龄推迟等因素,试管婴儿的成功概率,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样高,且治疗周期漫长,患者从检查身体到移植手术,一个周期好几个月,有些屡次失败,成功受孕甚至要好几年。

蒋茵就是其中一例。她治疗了两年多,一直没能成功受孕。

第一次见到她是2013年5月,当时蒋茵37岁,人很瘦,气色也差,加上她精神低迷的种种表现,我以为她是一位长期在家、苦闷的家庭妇女。为了备孕,她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各种中西药,依然没能怀孕,压力特别大,试管婴儿是最后的办法。

第一次见她,我问:‌‌“你丈夫呢?‌‌”蒋茵低着头说:‌‌“他忙,没过来。‌‌”

我说:‌‌“怀孕是两个人的事,你们俩都要先检查身体,根据双方身体条件,医院设计治疗方案。‌‌”蒋茵点点头没说话。

检查当天,我还是没有见到蒋茵的丈夫。这位隐形的大忙人,在男科做完检查就匆匆走了。结果出来,蒋茵有一侧输卵管堵塞,子宫内有些积水,她丈夫的情况较好,没什么问题。我建议她先做输卵管疏通,把粘连的输卵管分开,再做宫腹腔镜手术,把子宫内积水抽干,然后休息三个月,再来检查血液6项,如果没其他问题,就可以做试管。

几个月之后,蒋茵开始做促排卵。促排卵的针需要天天打,一连打十几天直至卵泡成熟,很多病人因为多次促排,打针打到屁股上的肉都僵硬,找不到再能打针的地方。

第一次取卵,蒋茵的卵子情况还不错。经过三次移植,胚胎用完,蒋茵依然未能成功受孕。想要继续做试管,就要重新打促排针,再做一次取卵手术。

第二次取卵的时候,蒋茵说:‌‌“杨医生,你能不能别给我打麻药,直接取卵?我听病友们说,打麻药会影响卵子质量,我疼一点没关系,就不要打麻药了。‌‌”

取卵手术,需要用一根很长的取卵针,穿过阴道穹窿,刺入卵巢,然后从卵巢中吸出成熟的卵子,不打麻药,痛感强烈,但确实有不少患者要求不打麻药,直接取卵。我同意了蒋茵的要求。

手术过程中,蒋茵咬着牙,双手紧紧抓住手术台两侧,额头上浮起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不打麻药的患者多数会叫疼,甚至哀嚎大哭,蒋茵一声不吭。很难想象她是靠什么样的毅力挺过来的。

手术完成后,我让蒋茵在候诊室的病床上休息。过了一会儿,她像个虾米一样弯着腰,缓慢地向前挪动,独自离开医院。背影真叫人心酸。

这次痛苦的取卵,培育出7个活胚胎,做了三次移植手术,还是没有成功。蒋茵不得不继续促排,第三次取卵。这时,距离我第一次在生殖中心见到她,已经过了整整两年,那位隐形的丈夫始终没有出现。

我正在门诊室里跟蒋茵讨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护士把一对外国夫妻带到我的诊室。涉外的刘医生今天休假,科主任听说我的英语水平好,就让我暂时代替一下刘医生。可是这两个人说话速度奇快,口音又都很重,我听得一脑子浆糊,愣是一句话没听懂。两个老外手舞足蹈,边说边比划,而我脸涨得通红,抓耳挠腮。正无计可施,蒋茵站了起来,用流利的英语跟两个老外聊了起来。

因为要做取卵手术,她刚刚还是一脸愁苦的样子,现在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微笑着跟两个老外侃侃而谈,举手投足间有一种事业女性的自信和游刃有余。谈了一会儿,她给我翻译了老外的话,然后又把我的话翻译给老外,生僻的医学词汇,不知道她怎么会懂。

外国夫妻离开后,我对蒋茵充满好奇,问她在哪里学的英语。一聊之下才知道,她的情况跟我之前猜得完全不一样。

蒋茵毕业于海外名校,辞职之前是一家500强外企公司的高管,年薪百万,公司在华东地区的业务包括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她负责管理,而她隐形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IT工程师。上海的房子、汽车都是蒋茵出资购买的。

即使成为家中的绝对经济支柱,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蒋茵还是没有话语权。丈夫、公婆,还有周围的亲戚,多次劝她在家辞职备孕,说女人无论事业怎样,最重要的还是生一个孩子。这些人仿佛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共同探讨抚育下一代的大计划,哪个搬出来都能做主,唯独蒋茵被排除在门外,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力。

第三次手术,蒋茵取出7个优质卵子。为了以防万一,我建议她冷冻两颗卵子,剩下的5个卵子配成功2个活胚胎,给她做了移植手术。这一次,依然失败了。根据她的身体状况,我让蒋茵休息几个月再过来做手术,因为频繁做手术只会让成功率更低。在那之后,她一直没有来。

2015年9月,顾爱莲和丈夫来医院就诊。夫妻俩长相出众,穿着打扮时尚,看上去都非常年轻。夫妻两人同龄,都是28岁。婚后,顾爱莲怀孕多次,都做人流打掉了。后来她患上习惯性流产,虽然能够怀孕,却无法保住。我建议他们做第三代试管婴儿。

检查完毕,顾爱莲没有太大问题,男方的问题较大,弱精,精子活动能力差,也需要吃药调节。诊室里,顾爱莲一直在埋怨丈夫:‌‌“都怪你,都怪你,你看看,我受的这些罪都是为了你。‌‌”男人很尴尬,一声不吭,只是紧紧地拉着妻子的手。

午休时候,我刚到休息室门口,一股水果香气扑鼻而来。同事拿来一盘水果,荔枝,莲雾,山竹,还有榴莲,都是好东西。同事们笑眯眯地说:‌‌“沾你的光,是你的病人送的。‌‌”我问:‌‌“谁送的?‌‌”

‌‌“那个顾爱莲的丈夫送来的,说是麻烦我们了,这个果篮起码要好几百块钱,里面都是最贵的水果。‌‌”

调理了几个月之后,顾爱莲夫妻的身体情况均有好转,治疗进入到下一阶段。每次来,顾爱莲都会跟我顶几句,好像不说点反对意见她就不开心,她丈夫总是一脸窘态,然后背着顾爱莲,送我送昂贵的果篮表示歉意。科室里的小护士给他取了个绰号:‌‌“果篮男‌‌”。

有一天,顾爱莲乘人不注意,偷偷拿出一个很厚的红包,塞到我的口袋里,我吓坏了,赶紧拿出来还给她,她非要塞给我不可,我严肃地说:‌‌“收患者的红包会被开除,你赶紧收起来。‌‌”她才讪讪地收回去。

原来,她从别的地方打听到,第三代试管可以事先鉴别出胚胎的性别,问我能不能只给她移植男孩的胚胎。我解释道,如果患者有遗传性疾病,为了检测染色体是否异常,才会做胚胎的性别鉴别。单纯地想要一个男孩,我们不能做,同时也是违法的。

顾爱莲变了脸色,拍着桌子喊:‌‌“为什么不能给我做?让你鉴别你就鉴别,我们又不是花不起这个钱!为什么我一个邻居在你这里做试管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你不收红包,是不是嫌钱少,你说要多少我都可以给你!‌‌”

还没等我说话,顾爱莲的丈夫抓住她,拼命往外拖,离得老远,还听见顾爱莲高声大骂:‌‌“你拉我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我生不了男孩,你以后就能光明正大找小三,包二奶给你生儿子,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可是穷光蛋,有钱了你就变陈世美!‌‌”候诊的患者纷纷摇头,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女人。小护士悄悄地说,看来今天又有水果吃了。果然,那天送来的果篮特别大。

我吃着水果,感慨万分:‌‌“有这么好的丈夫宠着,开开心心做个富太太多好,她丈夫又不介意生男生女,她为什么要这么作。‌‌”

号称老百晓的护士长摇头说:‌‌“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怎么知道她丈夫不介意?我看过顾爱莲的病历,她以前打过好多次胎。她丈夫要是真心为她考虑,不介意生男生女,何必让她受罪一次又一次地打胎,还要做试管婴儿?‌‌”

顾爱莲夫妻的受精卵成功培育出7个优质胚胎,我打算分四次给她移植。但顾爱莲说既然不能挑选性别,就一次移植三个,这样怀上男孩的机率更大。我解释,一下移植三个,万一三个都成活了,变成三胞胎,对孕妇和孩子来说,风险很大,她是习惯性流产,一旦流产得不偿失,还不如移植两个,相对风险小。

她说:‌‌“我年轻身体好,三胞胎受得了,再说,不是可以减胎吗?成功之后,你帮我把男孩留下,女孩减掉。‌‌”

我说:‌‌“减胎的风险很大,搞不好三个都没了,到时候后悔莫及。‌‌”

顾爱莲拉着我的手低声哀求:‌‌“杨医生,求求你,给我移植三个吧,求求你。‌‌”她泪水盈盈,看上去非常可怜。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我还是拒绝了她的要求。

手术很成功,复查时,两个胚胎都成活了,顾爱莲头一次没有跟我发脾气,高高兴兴跟丈夫手拉着手。不幸的是,怀孕三个月,胚胎生化了,还是没能保住。后来又三次移植,都没能成功受孕。之后,夫妻俩没有继续治疗。

后来我遇见一个患者,是顾爱莲的病友。她告诉我,顾爱莲早就生了女儿,都上小学了,但她坚持想要儿子,怀孕就找熟人偷偷照B超,发现是女孩就打掉。

两人结婚时,顾爱莲的丈夫一穷二白,两人相互扶持走到今天。后来,丈夫的生意越来越成功,顾爱莲却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自己年老色衰了。日益渐增的恐慌与危机感伴随着她,她害怕如果没有儿子,丈夫会找小三生儿子,和她争夺家产。唯有生了儿子,才能牢牢掌控住这个男人,不然,女主人的地位势必惨遭不保。至于她的丈夫,表面上疼惜她,其实暗中也施加了不少隐形的压力。

据说,顾爱莲和丈夫到泰国去做试管婴儿了,因为泰国可以选择性别。也许在她看来,想要保护属于她的财产,不让这些年吃过的苦白费,生儿子是唯一的手段吧。

2018年的夏天,上海酷热难当,赵菁给保姆放了一天假,在厨房忙着给两岁的儿子小华做辅食。厨房里暗暗的,虽然是中午时分,但天空阴霾,似乎使人觉得已是黄昏。一道刺眼的闪电划过,雷声轰隆隆响起。赵菁吓了一跳,担心儿子被雷声吓到,赶紧小跑着冲进儿子的房间,没想到,小华并没有不安的表现,安安静静地摆弄着玩具。

赵菁倚在门框上,看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为了让他来到这个世上,她做了8年的试管婴儿,其中痛苦难以言喻。

又一个炸雷响起,她被雷声震得捂住耳朵,但小华还在安静地玩,似乎完全没有听见。赵菁的脸色变得煞白,好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她走到小华面前,雷声再次响起,儿子脸上依然只有甜甜的笑。赵菁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下子碎成粉末。

赵菁的儿子耳聋,为了照顾儿子,她决定辞职。

消息很快传遍了医院。她今年43岁,是医院的明星护师,上海乃至国家的大领导来医院治疗,都是她负责护理工作。和普通护士不同,她是名校护理专业的博士,在国内外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手下还带着几个硕士生学生。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很有希望当上副院长。

赵菁博士毕业时,已经是30岁。三年后,她护理过的一个病人,一位40多岁的香港商人爱上了赵菁,拼命追求她,两个人交往一年后结婚。婚后,赵菁一直没有怀孕。夫妻俩检查了身体,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唯一的可能就是年龄大了,生育能力自然下降。

从2008年开始,赵菁就断断续续地在做试管婴儿的手术,因为平时太忙,丈夫又经常要出差,兼之年龄偏大,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功。2013年至2016年,她由我负责治疗。其间打了多次促排卵针,吃了数不清的药,体重暴涨了30多斤,原本窈窕的身材变得臃肿。

我问赵菁,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生孩子,现在上海选择丁克的夫妻也挺多,她这个年龄打那么多促排药,多伤身体。赵菁告诉我,她家是医学世家,姑姑也曾是上海有名的妇科医生,一辈子忙于工作,没有成家,70多岁时中了风,半身不遂,只能靠保姆照顾。保姆欺负姑姑没有后代,平时无人过问,便偷光姑姑家里的东西逃走了,姑姑最后饿死在床上,很多天后被邻居发现。姑姑去世时,她年纪还小,但这件事深深地印在她脑袋里。

赵菁说:‌‌“我不想步我姑姑的后尘,老无所依,太惨了,无论如何,我得有个亲生的孩子。‌‌”

直到2016年初,赵菁才终于成功受孕,生下儿子小华。正常来说,在孩子出生后两天就应该检查一次听力,然后44天再做一次复查,如果确诊孩子有听力障碍,就要在6个月内佩戴助听器,在1岁时植入人工耳蜗,否则孩子会因为听不见,丧失说话能力。

赵菁夫妻俩都特别忙,小华由保姆照料长大,也没想起给儿子检查听力。平时赵菁只是觉得儿子比较安静,还以为自己很幸运,生了一个乖宝宝,直到那天的雷声震醒了她。

医院确诊,小华是重度耳聋,只有一只耳朵能听见一点轻微的声音,但已错过最佳手术治疗时间,具体何时能再做手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决定。在小华没有做手术之前,只能先佩戴助听器,即使如此,能听到的声音也非常有限,需要有人帮助他,训练他的听力和说话能力。

赵菁辞职后,全心全意地扑在儿子身上。小华学习说话比正常孩子艰难百倍,每一个简单的词语,都需要用夸张的口型教他百遍千遍。赵菁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只教会小华说一些简单的话。她和丈夫带着小华跑遍了国内外知名医院。

2019年8月,美国一家医院确定可以帮小华做手术,恢复听力。因为需要不时复诊,赵菁在美国租了房子,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国。

因为一场童年的阴影,赵菁始终顾虑着养老问题。她坚持认为,没有孩子,老后的下场必定凄惨。为此退出医学之路,主动闭合了人生的一种可能性,选择成为一个母亲。我偶尔忍不住幻想,假如她没有做试管婴儿,或者小华是健康的孩子,赵菁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想必她已经成为年轻的副院长,甚至成为医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9月,电脑记录显示,蒋茵的卵子冷冻费用已经用光,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是想继续手术,还是延长冷冻期限。她笑笑说,不需要了。

原来她离婚了。上次手术失败之后,蒋茵的丈夫,那个两年中一直隐形的男人坚决要求离婚。因为没能生个孩子,财产分配的时候,蒋茵只留下一套小房子,其他资产都给了丈夫。离婚后她才知道,丈夫早就找好了新人,并且已经怀孕,公婆已经给未出生的婴孩准备衣服了。

恢复单身后,蒋茵重入职场,依然是外企的高管,不同的是,现在赚的钱自己一个人花。抛下生育的压力,她的心情很好,朋友们都说她越活越年轻。

蒋茵说:‌‌“就当之前做了个噩梦吧。‌‌”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年轻人至少还在消费

现在还在因为年轻人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孩子不还贷不创业,每天除了上下班想着的都是出去玩、去烧香拜佛、去迪士尼、去环球影城、去团建甚至是去长沙吃小龙虾,跨国去骑小摩托而忧心忡忡的大明白们,再过两年会发现现在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时代了。

年轻人至少还在消费,还在为了获得快乐而花钱,还在为了满足情绪价值享受心理按摩而打工,还在活个乐呵,凑凑热闹,散散德行。我们与时代已经互为因果了。因为最喜欢储蓄最喜欢买房最喜欢劝学考试最喜欢阶级跃迁的中国人现在已经看明白了,现在买不起房的,以后买房也是不可能买房的,现在不生孩子的,以后生孩子也是不可能生的,该生孩子的90后也已经生差不多了,会生的继续生,不会生的一个也不生。

当代年轻人已经打算过上日韩年轻人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房子着火我拍照人生乱套我睡觉有一分钱也要花在自己身上的消费人生了,以后他们到底是半夜在街上喝多了蹦迪还是骑电瓶车我养你还是做宅男宅女沉迷于虚拟生活,对比其他失业率高涨的国家的犯罪率来说,已经是福报了,是加分项,是儒教秩序社会的余晖。真是不能要求更多了。

延伸阅读:

@老Q在上海:同意每个字,我和队友自从绝了换豪宅的梦过上租房的日子,啥梦都敢做了。

网络热帖:

你一个月挣2万人民币,以前贷款30年连二线城市的二居室都买不起,买了还要跌,家庭财务极其脆弱,一家三口期望全都在孩子高考和房地产里;

现在你一个月挣2万人民币,除去一点点房租,剩下的钱完全可以高频率吃外卖、吃海底捞、吃日料、吃和牛、喝奶茶、换手机、买冲锋衣,买奢侈品牌包包和鞋子,买大牌化妆品和护肤品,听演唱会、坐飞机,到三亚和泰国旅游,买新能源汽车,泡夜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加入粉丝团上舰长。

换一种生活方式,重新计算一下,你会发现2万人民币是一笔巨款,如果每个月全部花掉,就能提升巨大的幸福指数——只要你认准了‌‌“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的三个大前提。

现在所有人都惊讶于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疯狂程度,简直是‌‌“末日狂欢‌‌”即视感,旅游到处都是人,中高档饭馆排长队,奶茶喝不完,淄博烧烤一座难求,游客们疯一样涌向香港/泰国/三亚/新加坡,以为年轻人是‌‌“疫情三年在家憋疯了‌‌”——其实恰恰相反,是疫情三年刚好遇见了房地产崩盘和人口快速老龄化,年轻人顺水推舟,索性亲自帮助这个进程加速。

 

 

女性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年龄。而最大的焦虑通常出现在 28~30 岁左右,因为衰老,因为……生育。

从小到大,每个女孩都听过「女性生育要抓紧呀,过了一定年龄就生不出来了」的规训,媒体也在不断渲染「女人的最佳生育期只有黄金几年」。

尽管如此,国内外似乎都出现了「女性晚育」的趋势,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在不断攀升。从 1990~2017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就从 23.4 岁提高到了 26.8 岁,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保持。

大城市的这一趋势更是明显。比如 2020 年,上海户籍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到了 30.3 岁。

是女性忽略了最佳生育年龄吗?

首先要承认的是,在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客观存在的。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25~34 岁,无论是母亲自身的孕产并发症,还是胎儿的异常或不良预后,都处在风险最低的时段。因此,35 岁也被界定为「高龄产妇」与「普通产妇」的分界线。

以胎儿染色体异常为例,在母亲 35 岁后,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涨幅逐渐增大。(见图 1)

再来看关于孕产并发症的风险。2009 年,有研究者对全美 700 多万住院人口统计,列出了不同年龄段与孕产妇相关并发症的关系。图 2 呈现的是每种并发症在 1000 人中发病的人数。

但如果我们站远一点看,将纵坐标放大到 1000 人的单位时,就会发现,就孕产并发症而言,35 岁并不是一个陡峭的拐点;对个体而言,实际影响也没有舆论渲染得那么夸张。

举例来说,25~29 岁,1000 人中有 67.5人出现早产;到了 35~39 岁,这个数字是 75.4 人。发生概率上提升了 11%,但实际上每  1000 位孕妇中增加了 7.9 人。

再比如妊娠期高血压, 35~39 岁相比于 25~29 岁,1000 个人中的发生比例增加了 28.5%,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实际人数上,是每 1000 人中多了 15 人。

即使过了 35 岁,怀孕后最终安全生下宝宝的,依旧是大多数。

不过,作为「高龄产妇」,为了让风险尽可能低,在临床上自然会有一些特殊待遇,不仅需要更严格地控制血压、血糖,医生也会建议合理利用无创 DNA、羊水穿刺等检测手段,将生下染色体异常患儿的风险降到最低。

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无论是亲友还是医生,也都习惯性地一次次劝说女性:早点生孩子,母亲和孩子健康的几率都会更高。

这种劝说并非没有道理,但却有些失衡了——人群上的失衡,和决策上的失衡。

比如在人群上,生育风险的讨论似乎都聚焦于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其实,无论是男是女都存在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的(男性一般界定为 27~35 岁)。还需要一提的是,我国平均婚育年龄虽然在推迟,但童婚早育状况也在恶化。

2016 年,15~19 岁的女性生育率达到 0.9%,甚至超过了 40~44 岁女性的生育率。而 19 岁生育的综合风险高过 35 岁,14 岁生育的综合风险超过 40 岁。

另外,年龄也不是生育的唯一砝码。

对于我们每个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说,生孩子,从来不只是一件医学上的事。医学能够评估的,只是生育前后的短期健康状况,然而,无论是对女性、对孩子、对家庭,生育都是一件会带来长期影响的事情,不是用「年龄」就可以简单界定的。

比如,不少社会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母亲先积累一定的资源后再生育,可能对母亲和孩子都更有利。

甚至对女性来说,成为母亲意味着要面临「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这一「惩罚」反应在经济收入上,就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以及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收入差异,一大部分是因为成为母亲的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生育和照料劳动。在 1989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 9% 左右,到了 2015 年,每多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降低 13% 左右。

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都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在生育时机的抉择上,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自己能力足够强时再去考虑婚育。

当我们在讨论「最佳生育年龄」时,要记住,这个最佳,只是一个统计学上「最漂亮的数字」。统计数字是一个很有用的参考,然而,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些独特的「数据」只有自己知道,比如: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体状况、家族健康史如何?如果要抚育孩子,你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能得到哪些帮助?……

这些,都是在医学数据无法告诉你的事,但却是会深刻影响你生育后人生的事。

说真的,生孩子这件事的确是一场冒险,我们期待着编织一张无比缜密的网,把所有不确定因素隔绝在外,稳稳地接住这个即将来临的小生命。然而,人生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很难说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

当个人价值、事业发展、家庭关系、生命延续等种种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希望每个女性、每个家庭,都能经过衡量和准备做出最适合的选择,而不是在外界焦虑的裹挟下,因为所谓的「倒计时」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