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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漂泊在香港的人们

女孩乔乔随手发了条小红书笔记,没想到询问像潮水一样涌来,一浪接着一浪。

她笔记写在香港车展兼职,日入 600 元,问她的多是 “是真的么?”“这么高么?”、“怎么去香港打工?”。

她租住屋的窗外,香港九龙高楼林立,霓虹交错,费力仰望才能看到一角天空,脚步声匆匆忙忙,一刻不停。

这座城市正涌入越来越多的漂泊者。从九龙到铜锣湾,招工启示随处可见,洗碗工日薪八百,外卖员月入三万,混凝土工人日薪一度高达 2600 港元。

香港统计局公布,2022 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劳动力跌至 346 万,同比减少 10 万人,预计 2026 年,香港劳动力缺口将达 17 万人。

去年夏天,全港第二大面包工厂 “香香面包” 轰隆倒下,陪伴港人半个世纪的面包巨头,停业原因是 “长期请不到人”。

疫情后,港府调整政策,放宽申请,大量外来者开始入港寻梦。

24 岁的小雅成为铜锣湾一家面包店店员,“第一次感受我挑工作,不是工作挑我的快感”。

面包店窗明几净,空气香甜,没有东莞内衣厂的胶水味,月薪也翻倍涨至一万七千元,过了学徒期还会再涨。

面包店向西,中环写字楼内,上海白领李丽开启新的职场生涯。这里少加班,不内卷,更关键没年龄歧视,或能躲开 35 岁失业危机。

比她更年长的钢琴老师,将赴港机会视为人生稻草。她丈夫已然失业,赴港意味着重新开始,更何况这里还有重要的教育资源。

香港高考每年考生 5 万,而内地高考近年考生超 1200 万;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大学,香港有 5 所,而拿到港籍后再考香港名校,入学率达 40%。

她朋友圈中流传着逆袭神话:朋友的孩子高二数学不及格,赴港后,顺利考入香港科大。

除却怀揣梦想的妈妈们,赴港人群中还新增了购房客。

今年春天,港府撤销所有住宅物业交易的印花税,香港楼市随之火爆。

高峰时,每天都有内地客户,组团包车去香港看房。售楼处的队伍似无尽头,中介两个周末的业绩加起来,超过过往半年。

有北京白领看到新政后,第一时间买了飞香港的机票,落地后不入住不吃饭,和妻子拖着行李箱,直奔售楼处,“晚点去就没了。”

两人最终花费 508 万,买下一套不到 28 平的新房。他身材魁梧,调侃称,如果躺在新房客厅,脚都伸不直。

然而,那个房子是一个锚。买房是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打算,新房位于名校区域,牵连着孩子择校求学,以及一个不会下坠的未来。

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将中产形容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对坠落的恐惧。

在深圳罗湖,口岸大厅内,务工者、上班族、陪读妈妈、炒房客排成长队,T 恤、连衣裙和西装混杂,步履匆匆,涌动如潮。

2017 年,来自河南小城的张灵,坐了七小时高铁,在台风夜从深圳入港。

暴雨中,她独自拖着行李箱,艰难来到住处。那是位于九龙广播道的破旧洋楼,被房客们称作 “广播道的贫民窟”。

她和三名室友挤住 16 平小间,轮流睡卧室和过道,每人每月要交房租四千港元。房间处处漏水,电器大多不灵。

港片里的香港流光四溢,烟火红尘,而真正来这里生活后,感觉又是不同。

齿轮在无形处运转,系统在虚空里轰鸣,一切都是那么快,行人过红绿灯也要小跑,茶餐厅里收盘声干脆利落。

快节奏之下是高消费。外卖费 15 元起,打车 20 分钟 100 块加,疏通管道两三下,耗资七八百…… 港人爱说人情冷暖:算钱时,就感觉冷了。

铜锣湾面包店内,小雅怀念东莞工厂的免费宿舍。工厂包吃包住,她每月能轻松攒下三四千。

现在她每天在面包店站八九个小时,吃穿用度近乎苛刻,也不过勉强存下同样数。

“房租 6000 元,餐食 3000 元,水电网费 1000 元……”,每递出一张纸币,小雅就会想,“一小时又白干了。”和小雅一样,许多港漂要拼尽全力,才能维持和在内地时一样的普通生活。压力弥漫在各个阶层。白领李丽发现,她三分之一工资都用来交老破小的房租,每月存款水平,回到了刚毕业状态。

十几平出租房,租金 7000 多元,上班地铁票价 12 元,早餐包子 15 元,中午廉价快餐也要 50 多元,晚上回住所附近茶餐厅,一道菜 70 多元。

生存之外,她憧憬的香港职场也现出本来模样。

金融公司聚集的中环,早高峰有时速 80 公里的亡命小巴,鸣笛声里,小巴一路飞闯红灯,高速过弯。

司机一个急刹车,白领涌出车门,挤进便利店,抓起三明治,转身快步冲入大厦。入夜,中环高楼总有灯火彻夜不熄,白领们调侃 “整个中环陪你加班”。

李丽的公司不要求加班,但并不意味着工作量少。港人注重效率,她每天到公司就飞速运转,但做不完的表格还是要带回家做。

那些陪读的妈妈们,也同样发现光环下的残酷。

香港精英教育环境下,鸡娃无法避免。小学生会在英文课上接电路板,10 岁就学电脑编程,赢在起跑线是准则。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香港家庭的教育支出排名全球第一。

一位经历过香港高考的学生说,整个学生生涯,就像用短跑的力气去跑马拉松。

那些漂泊香港的人像换个城市奔跑,而且跑得更孤独。

听不懂粤语,吃不惯港餐,文化差异让他们交友困难,周末,有人宁愿打开地图,对着导航原地兜圈子,也不愿开口说普通话找人问路。

今年年初,有妈妈发了张抱女儿站在海边的照片,海风吹起发梢,配文里写道:迷失香港,无以言表。

无论几月赴港,手机天气最常见提示是气温 30 摄氏度,伴随雷雨。

这是一座海气蒸腾的城市,海风狂野,但也高低有差。九龙笼屋几条街外就是半山豪宅区;拥挤地铁之上就是奢侈品商场;在维多利亚高楼俯视,众生如蚁。

港漂说,香港充满可能,但残酷时也不留余地。只是围城外的人们,不愿相信这点。

2022 年 10 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申请名额。

自此之后,咨询高才优才申请的人越来越多。社交媒体上,各类攻略和推销层出不穷。

然而,不管以留学、高才还是优才方式入港,获得签注只是第一步,最难的是续签。

续签要求在香港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还要待够七年。

过来人称,能否留港,关键还是要看申请人有没有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有没有纳税。目前 80% 优才的结局,都是转永居失败。“如果解决不了续签和转永居,一切好处,都是幻梦。”

为了续签,许多人全力求职,但香港的行业种类并不发达,可选工作十分有限。有女生硕士学的生物学,她许多同学在港找不到工作,转赴内地,留下的或入金融,或做物流,无一专业对口。

保险成为最后的归途。各个优才高才续签讨论群里,常能看到备注名校毕业的人问:“有没有保险公司推荐?”

湾仔活道 27 号职业训练局大楼前,每次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结束,保险公司就会分发传单,传单上的诱惑加粗醒目:香港身份。

即便留下,艰难旅途也才刚刚开始。

在车展兼职的乔乔,已在艺术品公司实习了两年。上学和实习之外,她每周仅有一天休息日,四处奔波兼职。

湖南郑先生,曾顺利通过香港工作面试,但最终放弃。40 万港币的年薪,依旧无法满足一家老小生活。

赴港中介坦言,香港的生活居住成本,以及子女教育成本,并非普通中产家庭所能负担。大多数人只是想趁政策之风,先拿门票,至于未来如何,依旧茫然。

大学时,小雅看过很多遍《甜蜜蜜》,张曼玉穿着麦当劳的红色工作服,一边擦窗,一边笑说 “恭喜发财。” 那是小雅对香港最初的印象:永远生机勃勃。

现在,香港依旧充满活力,但小雅自己已疲惫不堪了。

来之前她听说,在香港,打车半小时即可抵达山脚或海边,但来后五个月,她只是日复一日机械工作,根本没有力气出去游玩。

她计划着,等学徒期过,再攒攒钱,就回东莞。“香港很美,但不适合普通人。” 一位计划在七年之期时离开的港漂女生说。

有港漂妈妈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复,来港后感慨就是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很难真正走向旷野。”河南女孩张灵现在香港一所公立学校教书,每天早上她要乘地铁过海,下班再回出租屋。

留港快七年,搬家数次后,她即将等来永居身份,但买房仍遥不可及。她还是要继续漂着,变换住所。

社交圈有限,没几个能一起游玩谈心的朋友,也不知何时才能遇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有段时间,家人心疼她港漂辛苦,劝她回家考公。

但张灵说,她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勇敢承担选择留下的结果,即便前路未知。

她读懂了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一座华美而悲伤的城市”,有着 “凄清的天与海”。

地铁里,HR 的手机上,来自内地的求职消息还在不断涌入。

人们进出围城,梦熄梦醒,如港夜灯光,永不止熄。

图/清晨已经开始繁忙的入境厅。来源/Hans提供

选择深港通勤的前大厂人,扎堆在深圳罗湖、福田两个口岸附近,挤爆了港铁东铁线。“好点的一居能租到6000元一月,城中村也有4000多元的月租,”深圳罗湖口岸某房东表示,近半年来,他名下的四套房产先后被南下的前大厂人抢空,而“不差钱、在香港能拿5万元以上月薪”的前大厂人,成了深圳房东最理想的租客。

离开大厂南下香港,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

“大厂是高薪,但谁知道这份高薪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留在大厂,对于刘皓、Lili这样的基层小leader而言,正在丧失性价比。

2023年10月,38岁的刘皓鼓起勇气提了离职。在互联网卷了十多年,享受过红利,在深圳买车买房的他,却难以避免内耗,“被比你小10岁的领导每天无脑乱指挥,项目推进缓慢,缺资源、缺人,团队内还都在相互扯皮”,刘皓这样形容自己裸辞的原因,“继续工作大概率会有抑郁倾向。”

和他一样,97年的Lili,所在的西二旗某大厂,内部晋升的机会已经从一年两次减少到一年一次。到了年底,Lili准备许久的内部述职,更是因为“项目组盈利不达预期”,宣告升职告吹。

向上无望的Lili,还要面对持续加码的盈利KPI,“2月初,工位旁边的项目组,因为不赚钱,已经搬空了。”

决定从大厂裸辞之前,人到中年,拖家带口的刘皓,早早瞄准了拥有港大、港中文、港理工等多所高等学府,教育资源优渥的香港。

在10月拿到香港身份之后,刘皓没有犹豫便递交了辞呈:

一方面,光环褪去的大厂令人“致郁”;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出身的刘皓,幼儿园便将孩子送去了国际学校,妻子更是早早就去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中年裸辞的刘皓,不希望再每天加班,无意义内卷,他也希望能通过南下,让孩子不用再像他们一样,“焦虑、内卷地学习和工作。”

指望通过南下赴港,职场加薪、孩子升学一把抓的大厂人,并不在少数。某猎头表示,对于35+的大厂员工来说,包括不少高管,孩子大都在小学,或者幼升小的阶段。相比每年递增上百万人的内地高考,他们更愿意赴港为孩子铺路,以求孩子能参加报考人数少、重本率(211+985录取)50%左右的华侨生联考,或者香港高考。

离开大厂前,Lili曾在国企和香港之间反复衡量。留在大厂,意味着随时会“拿大礼包走人”,而跳去国企,则要承担降薪的心理落差。相比之下,平均工资在4~5万港币间的香港,成了能接得住Lili工资包的福地。

决定“赴港涨薪”、再搏一把的,还有94年的Hans。和Lili一样,Hans在2024年初,拿到了一份年包在40~50万之间的工作,在保证朝九晚六,到点下班的同时,由于香港扣税低,税后薪资相当于翻了一番。对比如今从996卷向007,平薪跳槽即为幸运的内地,大胆辞职的Hans直呼“值了”。

不过,香港居,大不易。

拿到offer后,Lili兴冲冲地在中介的带领下看了一圈房子,随后便打起了退堂鼓。北漂过的她自诩见过世面,但在北京,同样的6000~8000元,是配备健身房、小花园的公寓房;在香港,12000港币,也只能租到30平的小房间。4000~5000港币的预算,Lili只能在香港租到10平方左右的老破小,房间里容纳着一个厕所,一个开放厨房,一张床,走动困难之外,“一整天阳光都照不进来。”

在深圳,花5000~6000元,Lili就能租到有露台、有飘窗,带家具电梯,保安系统齐备的大一居。

同时,香港不光房租高得“令人咋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让Hans不得不考虑深港通勤。“在深圳25元一份的煲仔饭,在香港卖到75元一份,而在寸土寸金的中环,随便吃个商务餐的花费,在120~150元之间。”

在深圳工作3年,Hans早已见识过港人周末涌入买菜的盛况。深圳随手可以点到的鲍师傅、喜茶、霸王茶姬等外卖,在香港,外卖APP上不仅商家少,价格也翻了两倍。为了实现奶茶和外卖自由,比起2万元的香港月租,Hans做出了支付每月3000元的高铁往返费用的选择,即便这一选择背后的代价,是Hans、Lili们,需要起得更早一些。

更何况,相比起晚上9点仍要改PPT的内地,在加班文化并不盛行的香港,6点准时下班的Hans,至少能保证8点前返回深圳的家。

对于南下的前大厂人来说,深圳的罗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是他们进港的第一站。

2022年5月,香港东铁线过海段即开通,此前从深圳罗湖和福田/落马洲口岸到香港新界,需要先换乘荃湾线过海,再搭港岛线,通车后,罗湖口岸可以直达香港湾仔,深港之间的高铁通勤时间,缩短到了1个小时。

围绕香港东铁线的站点口岸,也成了Lili们扎堆居住的地方。以Lili居住的罗湖口岸为例,这里的清晨来得分外早。

在罗湖口岸,聚集着两城往返的港漂人。Lili活在时刻表里:她要在早上6:40准点起床,半梦半醒之间匆匆刷牙洗漱,只为赶在7:25到达罗湖口岸。

一开始,在大厂养成早十晚七生物钟的Lili,总会因为担心睡过头,凌晨5点在床上惊醒。没有时间吃早餐,Lili就在高铁上,下单一杯美式外卖到公司。

为了节省时间,打车上班也成为港漂的备选之一。早Lili一年赴港的前leader,也为了深圳60平的敞亮一居室,选择了深港通勤。每天上下班,她选择直接滴滴打车,3分钟往返福田口岸,一个月光通勤就有3000元开销。

往返动辄3个小时,为了能够相对舒服地度过,Lili一般都会等7:40左右的港铁。多等几趟,她就能排在前头,“有位置坐”,只需要赶在8:50左右到达香港办公室即可。Hans选择6点下班后,在香港皇岗,搭乘18:15的巴士,花费一个多小时慢慢悠悠地晃回深圳,尽管巴士速度比高铁慢,但“会展的巴士是总站,找个好位置就能一路睡回去。”

通关是另一个大挑战。清晨的罗湖口岸,还会出现成群跨境上学的学生,为了避开激烈的内地高考,他们被父母早早送去香港读小学。当看见小孩子印满迪士尼动画的书包时,Lili的大脑会瞬间清醒,为了和孩子抢着通关,甚至有时她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跑起来。

和这些孩子们抢着通关的时候,Lili总会梦回自己在北京和买菜的大爷大妈们抢公交座位的时候。

当Lili每晚穿过挤满了人的站台,在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内,将自己丝滑地挤入人群后,有时缝隙狭窄到连背包里的耳机都“拿不出”。东铁线里永远笼罩着湿热的水汽,当Lili回到深圳时,3个小时的通勤往返,已经让她累得“说不出话来”。

但每次想到如今深圳同款的房子,在香港如今已经涨到20000元起租,Lili便感觉“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超10000元的房租差额之下,“葛优躺”在深圳6000元60多平的一居室大床上,随机决定“宠幸”哪家外卖APP时,Lili的幸福感总会压过港漂一天的疲惫。

意外之喜是,毕业3年,在大厂KPI压力和焦虑之下,胖了15斤的Lili,深港通勤2个月,竟然瘦了6斤。这也让Lili的港漂生涯有了更多坚持下去的动力。

/每天150元的深港通勤费用(左)香港中环120元+的简餐(右)。来源/刘皓提供

为了节省开销,除了抠房租之外,Hans还会选择在家解决早餐跟晚餐:早餐他选择山姆会员店速冻的主食、虾,早上蒸好后,切个水果、煮个鸡蛋,装在饭盒里拿到公司吃完;午餐在附近的茶餐厅“对付一顿”,晚餐回家做。

为了省时,刘皓的早餐也往往用一杯咖啡替代,午餐偶尔自己带饭,晚餐也更多选择叉烧饭、面条、米线这类简餐,有时没抢到座位,站着来回3个小时,也难免腰痛、腿酸。但对比住在香港人均500元吃不好,点个外卖都要120元起送的日子,150元吃到撑的深圳,对他而言,则更有生活的实感。

住在深圳,去香港工作,对于南下的前大厂人来说,通勤往返3个小时带来的不便,换来的则是一种在存款增长和居住舒适度之间达成微妙平衡的新生活。

但赴港并非坦途。

对和刘皓一样通过优才赴港的大厂人而言,“卖保险”,正在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之一。

香港某优才中介表示,近3个月内,不少通过高才项目赴港的前大厂高管,都选择了兼职卖保险。“一年花几十万给自己买个保险,不仅可以自己拿自己的佣金,而且收入也符合香港入境处对高才续签的要求。”不管是对在金融业为主的香港做保险报以信心,还是看中了保险业务员的时间自由、可以兼顾家庭等,保险都成了刘皓们初入香港的过渡之选。

而且,在香港卖保险也有着更高的回报。从大厂程序员过渡到香港保险业务,刘皓在自己@小皓同学在香港的小红书账号上,记录赴港日常,分享优才申请经验。2023年,光保险业务,刘皓就做了200万港币的业绩。

在金融业发达的香港,单次保单40%~50%的业务提成,让38岁就面临职业生涯尽头的刘皓,看到了新的出路。

香港创业实验室的创始人Clara则表示,更多意图南下的大厂人,往往容易卡在“拿到offer”的第一步。在以金融业为主要支撑的香港,互联网和科技企业稀少,除了近年香港对创业产业如web3、AI等的支持之外,就业岗位较为缺乏。

不同于通过优才项目拿到香港身份的Lili、刘皓,此前在港读过书的Hans,申请到的IANG签证,虽然可以申请非应届生回港就业,但就业签证仍需要有公司聘请。而相比“HR首先会问有无香港身份”的外资企业,中资企业更愿意配合签证。

同时,随着大厂人的持续涌入,优才、高才的申请难度亦有提升。上述中介表示,只有在名企,包括上市企业、世界500强、财富500、福布斯2000等公司工作累计3年,才有额外加分,而担任管理岗的综合评分则会更高。

但不管是为了“南下涨薪”,还是为了给孩子铺路,往返于深圳和香港的生活,刘皓们还在坚持。

“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后抓紧洗漱、赶高铁,我必须坐7:40那趟,不能再晚了。到公司之后也在赶,挨个回复邮箱,写to do list,下班晚4分钟,高铁车厢就满得挤不进去。我要赶着回家吃晚饭,赶着睡觉,第二天6:40就要起来。”

远离了大厂,Lili们的日子过得仍然很赶。他们还要在香港这个新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