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品牌和大城市的消费理念 “下沉”，但小城贵妇也接不住了。

人们对小城贵妇的生活带有一种想象：她们无房贷车贷，衣食无忧，不用在职场卷破头，流水虽然不多但怎么进来就敢怎么花出去，松弛感弥漫在方方面面。但实际上，大潮之下，三四线城市的 “贵妇” 们，也消费降级了。

很久没吃过海底捞了

在海底捞聚完餐的晚上，茹茹和同事们一起去地下停车场提车。她热情给新同事李琳带路，说左拐就能上了单行道。结果走了老远才发现此路不通。她尴尬解释，“不好意思，穷得很久没吃过海底捞了。”

几个女人哈哈大笑，很快分享起自己的消费降级。

李琳一年前从省会城市回到家乡的四线小城，一开始还会呼朋引伴，一周聚餐一次。慢慢的，聚餐的频率就下降了，直至一个月一次。要不是茹茹提议大家吃饭，新同事之间还因为不常聚会，“没有机会八卦谈心”，有些生疏。

四年前，海底捞的入驻，成为山西四线小城消费升级的标志性事件。茹茹和海底捞前后脚来到小城，成为本地人的媳妇。她还记得当年男朋友和她夸耀，海底捞、星巴克、必胜客、万达都来了，以后我们 “大某某” 就是新四线城市啦！当时她还内心不屑一顾，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财务刘姐回忆，海底捞还没来到本地时，她们家甚至会专门为了吃一顿海底捞开车 200 公里去省会。“现在想想真奢侈啊。” 海底捞刚来时，只要请客选海底捞，宾客绝对觉得自己备受重视。过年的时候刘姐想和家人搓一顿，进门就被吓了一跳：屋里屋外全是人，一等就是三小时起步，过了初八大家开始上班才能轮上，很难出现如今进来直接就餐的情景。

“小城市人也不敢随便花钱了” 是茹茹这两年的真实感受。作为曾经的深漂，刚回来嫁作小城媳妇的时候，她曾一度享受过可以肆意消费的松弛感。

公婆体制内，老公独生子、工作稳定，茹茹嫁得这一户在小城也算是高配。万达广场这样的 “小城 CBD” 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一件波司登羽绒服一两千元，一入冬婆婆就人手给买了一件；每年过年茹茹家都要不远千里开车去海南过年，一路玩儿一路就回到了另一个家，令同事们羡慕不已；她老公的朋友也都是小地方 “体二代”，大家隔三差五聚会，谈论的都是某某背后是某某，谁在北京有人，为谁铺路，谁又是谁的炮灰等 “高端秘闻”。

夫家收入稳定、茹茹挣钱也还行，两人精准符合这两年媒体上描摹的 “县城 / 小城‘贵族’” 画像：收入没有在一线城市高但胜在稳定，家人多在体制内且拥有稳定的人际关系，两人或 985 大学毕业，或在国外读过书，回到小地方后，依然延续了一线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他们也是一线品牌 “下沉” 的首批目标人群。

猫王收音机、富士拍立得、大疆无人机、云鲸扫地机器人、炒股多屏电脑…… 这些时髦玩意儿都是尚未在小城流行时他们就立马尝鲜了。

变化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她记得有一回和老公出去遛娃，孩子练习走路的胶底袜掉了，十来块一双，按照往常她肯定不会折腾再找，但那天她和老公不约而同选择原路返回，一定要把袜子捡回来。这是其中一个标志性瞬间。

结婚前她追求不同的生命体验，工作没定性，不喜欢就辞职；喜欢旅行，飞了好多国家；说买车，直接网贷就刷出十几万元。生娃后她只穿工服，涂婴儿霜润肤，很久不发朋友圈，她觉得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儿要发。唯一 “爱自己” 的行为，就是两个礼拜允许自己做一次 48 块钱的头疗。

家庭总体收入变化不大，不安和谨慎背后有多重因素：双胞胎出生后家庭支出猛增，每月要花两万多元，两位育儿嫂就花去了 12000 元，奶粉 3000 元，衣服 500 元，“吞金兽” 直接吞掉大头。要强的她还在结婚前硬给自己上了强度，借钱买了套隔壁省会的投资房，结果高位站岗。房贷还不上的日子她靠腾挪网贷过活。“我真应了网上那句名言：这几年努力上进的人，都负债累累了。” 小城市除了体制内工作，能找到的工作只有销售。离开此前的国企宣传岗位后，茹茹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失业，专门出国镀金的她反而处处碰壁，备受打击。

李琳也是退到小城的中产。她和老公都在省会工作多年，见证过地产行业最高光的时候，后悔没能一把转型成销售 “赚他几套房”。如今地产暗淡，两家公司先后暴雷，老公尚能苟延残喘，李琳则惨烈到集团将整个华北区项目全撤，她也不可避免地失业回了老家。

小城市工作选择少，李琳薪资断崖式下跌，且新工作要单休，加上父母身体也不好了，无力辅导孩子作业，李琳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心力憔悴，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消费上自然也降级了。老公仍在省会城市坚守，每周回家团聚，最初往返都是高铁，时间久了也开始精打细算着开车往返，“顺路拼个人赚个过路费”。

降级在 “升级” 的地方

一线品牌进军三四线城市的过程中，确实曾带来消费升级的热闹场面。

近两年，三四线城市消费势力崛起，接二连三承接了一线城市下沉进来的中产品牌。数据上表现得更加直观：根据华创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数据，2024 年中国前三季度三四线城市的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的增速达到 4.76%，相比之下，一线城市增速为 - 0.67%，二线城市增速为 3.13%。

瑞幸、沪上阿姨、霸王茶姬等品牌刚进来时，李琳一度会在新店开业时充值 500 元。自从 Vero Moda 进了万达，她买成了重度会员。她的美团、抖音月付账单都在 1000 元左右。她喜欢上抖音买海鲜，每年秋天 300 多块一箱子的大闸蟹她准时下单；她也爱在抖音上看网络小说，39.9 元一部她 “有时候上头了一晚上花 100 多块”。

消费降级后，原先 “升级” 的部分率先被降级，各种会员充值更是慎之又慎。小城消费的底层逻辑原本就经济实用，李琳也从最初的不屑到入乡随俗。

以前她觉得能花钱解决的事儿就不应该多操心，时间更值钱。比如网购衣服都是大体能过得去就行，大不了少穿几次或者送人。现在有一点不称心都要退掉，退货率惊人。线下购物也是，商场就那么几家，熟悉的店员微信她都有，试好衣服后会和人家说好双倍积分的那天来结账，生意惨淡的实体店为了揽客也都得同意。

护肤方面，原来她会买成套的海蓝之谜，现在她不再 “迷信” 大牌，更加相信 “科学”，跟着护肤博主学知识，分析成分，买小样，按毫升算钱。“我跟你们说一招，也是我学来的：只要睡前厚厚涂一层面霜，第二天早上脸就超级润，能省好多钱。” 她还给茹茹和同事种草了一百元一大罐的国产护肤品。

吃穿用度是最表象的消费降级，更大的谨慎体现在更昂贵的东西上，房子、车子、孩子。

茹茹家因为是双胞胎，又请了两个阿姨，原本打算在小城再买一个大房子，但出于对房价下跌的担忧和对支付大额现金的谨慎，他们最终在公婆家同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计划近 5 年都租房。家里有油车，两人曾对新能源车心动，想添置一辆，买车的计划也暂时搁置了。

茹茹在国外读书时认识的朋友艳琳，是真正的小城 “贵妇”，夫家曾从事艺术教培，富甲一方。但前几年卷艺术的有钱人和中产变少了，加上一些家庭变故，他们的学校经营也日渐惨淡，直至垮掉。创业初期，老公曾答应将来有钱了给她买一辆保时捷，一直拖延至今未能实现。家里丰田大越野车换成了理想，老公美其名曰 “跟上时代、家庭出行”，其实是把差价用来补缴社保了。

和这些固定资产的投入相比，教育投资也是小城另一大核心支出。从大城市退回来的中产们，都想给孩子更好的起点。如果说大城市中产都渴望通过教育巩固阶层，防止跌落。小城市的中产则在安稳之余，渴望通过教育，再尽量往上够一点。

李琳老大上钢琴班，买琴就花了 3 万多块，英语还上的外教课。她很自信地判定那老师 “估计是本市唯一一个外国人”。那外国人正好和茹茹住一个小区，遛狗时还和她打过招呼。

茹茹也想过给孩子更好的起点，憧憬孩子接受更大城市、更国际化的教育。在小地方虽然安稳，但她总有点不甘心。她调侃自己和老公是精神上的 “北上广” 人，积极向大城市靠拢。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们会专门坐高铁去北京，花四五百元一张的门票，去参与一场名家投资讲座。家里专门订购了外国频道，“边学英语边了解国际局势”。

两年前怀孕的时候，她曾申请过香港的研究生，计划拿到临时身份后一边读书一边生下港宝。将来孩子高考就是港澳生，低分进名校。结果前后折腾花了几万块，孩子提前出生，书也因高危妊娠没读成。耿耿于怀一年后，看着孩子活蹦乱跳，她那些缥缈的想法渐渐消散。

怀孕时茹茹看育儿书，计划让同卵双胞胎拥有独立意识，什么东西都各买一份，各开一个账户存压岁钱，培养孩子的满足感。生孩子后她发现用钱太多，“就算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们还是会抢对方手里的，不如只买一个”。

茹茹的 “真贵妇” 朋友艳琳，在教育上的降级更加类似跌落。还没回老家时，她对钱没有概念，现在细算时才得知光老大的培育费就超过了 100 万元 ——“钢琴是专门找名师上的，一节课 45 分钟 1500 块，一周两节，加上来回油钱过路费，顺便吃个饭，3500 元就就没了”、“学校夏令营、冬令营、体能周、艺术周…… 一次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

最近联系她，茹茹得知她把三个孩子都从国际学校转到了公立学校，感到很震惊。艳琳大倒苦水，说四岁的小儿子居然说这个幼儿园不好玩，不愿意去上课，想回之前的。可没有办法，教育是他们家目前最大的开销，不得不砍。艳琳安慰自己，人生坎坷也是成长路上的必修课。

李琳在教育孩子上也没有 “鸡” 情了。生老大时候，轮滑、书法、英语、钢琴，孩子只要感兴趣她都愿意尝试报名。可惜一上小学，尤其到了三四年级以后孩子每天写作业就要写到 9 点多，之后不愿意练琴，李琳也觉得耽误学习慢慢就放弃了。“钢琴舍不得贱卖，老二一点不愿意沾，只能留下我自己陶冶情操了。”

看着越来越卷的社会，她意识到还是有个一技之长才是最关键的，李琳两口子在欧洲度蜜月过，知道英语的重要性，决心全力培养女儿说英语。如今老公工作也摇摇欲坠，她重新审视小地方有无抓孩子口语的必要，思量再三，开掉了唯一的外教，换成了小区门口的英语补习班。

上不去，就躺平

小城贵妇不论出处，只论消费能力。四、五线小城，产业模式单一，收入来源有限。能形成消费力的唯有钱常进常出的生意人家庭、吃公家饭的体制内家庭、或者是企业里少数的中高层。这几类人或远超过当地人均收入，已养成阔气的消费习惯；或生活稳定无忧，对未来预期明朗，肯放心花钱。她们构成了小城精英的核心，是当之无愧的小城贵妇。

仿佛生活在风暴中心 “安全岛” 的小城贵妇们，这两年也感受到了拍打。

茹茹在小城的第一份工作，是下属县城的制造工厂。工厂股权复杂，参公性质又有不少大老板间接持股，学经济学的老公能看透这种大而不倒的地头蛇企业背后的性质，劝多次考不上公的茹茹这也是个好去处。茹茹顺利进入公司，才知道县城制造业 3000 元月薪的职场环境是什么样，能双休包三餐缴社保工作稳定的单位塞满了关系户，铁打的员工流水的领导。

好景不长，随着疫情原材料上涨、贸易受阻加上各类政策，工厂销量下滑到度日维艰的程度，以往裁也裁不动的降本增效终于大大贯彻了两次。茹茹所在的宣传部员工从 8 人减到 2 人；整个后台服务部由 100 多人变成了 40 多人，她的工作时间也由每日半小时延长到满荷。

县城制造工厂也不再那么稳定。图 / 视觉中国

茹茹意识到这么 “稳定” 的工作还是不稳定，她想靠读书获得更好的敲门砖，没想到回国后就陷入了漫长的待业。

茹茹老公的圈子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国企业务不行，很多非主营业务的子分公司被划分为三产单位，只能发基本工资；觉着没负担小家庭又背了两套房，结果县城房价跌破天际，白扔了首付钱。最近一两个月茹茹老公想群里吆喝一声聚餐，基本无人回应。

稳定的体制内和 “岸边” 尚且如此，外面打工更是不易。

李琳曾是省会房地产企业的 HR，她最不愿回忆一年前的至暗时刻，“亲手招进来的又得亲手把人家裁走”，“包工头带着一大群工人堵门，领导跑了留我善后，一个工人的老婆当场就要跳楼”，“一天一天把领导都谈走，知道自己也逃不过这个命运。人到中年我还甘心回老家吗？” 她迷茫也无助过，最终还是回了老家。

比起这些小起小落，小城生意人的经历更加 “大起大落”。艳琳的贵妇朋友，以前有着和梁朝伟一样的爱好，和老公吵架了就飞去伦敦喂鸽子，如今吵架只能找朋友们吐槽。因为没有了医美维护，精神状态也肉眼可见下降。人到中年令人唏嘘。

普通家庭出身的艳琳还在极力调整心态，维持体面。以前和朋友谈生意，去惯了人均上千元的高档餐厅，现在选择在家宴请。她会在市场选一只澳龙或者帝王蟹做主菜，再搞点牛肉、鸡肉、煲汤做搭配，“2000 块顶饭店一万块”。

餐桌上谈论的话题，也反映出贵妇圈子当下的冷暖。

以前一聚会，艳琳老公总是爱在外人面前大聊特聊自己的教育之道。说孩子们的未来他都安排好了，艳琳什么心都不用操。人一多还会拉孩子出来演奏助兴，彰显自己家庭的文化氛围。如今，两个孩子接二连三出现对学校的排斥、对音乐的厌倦，他也不再将话题往孩子身上引了。

消费是一种权利，家庭又是权利的角斗场。对艳琳来说，亲密关系也在此番降级浪潮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老公以前 “飘” 的时候对艳琳大放厥词：“你浑身上下吃穿用度哪样不是我提供的。” 这几年他辉煌不再，意识到只有老婆不离不弃，一回家就对她撒娇 “老婆还是你最好了”。艳琳听完，“就想对他冷笑，内心还挺爽的”。

茹茹的消费观也经历着洗礼。习惯超前消费的她体会过杠杆的好处 —— 她的车子、房子、念书的钱都靠刷大额信用卡再还债达成，也算被动成了点事儿。一度，她对生活乐观，也有老公托底，以为会一直借旧还新下去。没想到还是在一次忘记还贷导致额度关停后她反应过来，要挣脱债务陷阱，不能循环负债了。

一找到新工作，她就启动 “原点计划”—— 还清一张关一张，关一张卸载一个 App，她脑子逐渐明晰，也不用再惦记那点额度。

小城贵妇的生活追求不能放弃，但为此付出的价格可以降低。该省省，该花花，用老公的话说，光是吃吃喝喝，家里的钱这辈子也吃不完。

有了孩子后茹茹一直想入手小米照片打印机，又觉得已经有了拍立得太浪费，犹豫很久她还是选择了 “平替”。1.8 元的耗材相纸用久了也不便宜，她又从闲鱼上搜罗到了 “平替” 的 “平替”，5 毛钱一张；她的下门牙由于智齿挤压变形，本计划 3 万元带隐适美的她改换成了 8000 元的钢丝套；退税钱下来后，她立刻给老公换了最新款 iPhone，因为 “这一用又是 5 年”。前几天婆婆过生日，茹茹还特意定订了刚来小城的高级蛋糕品牌三与叁山。

对她来说，降级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躺平。

茹茹开始寻找新的价值观锚点，探索内心成长。以前她老想往外跑，全国旅游甚至出国旅游，现在她喜欢看书，每个月最多的网购就是孔夫子二手书，将价格从低到高排序，三五块钱买一本旧书，一次十来本，够她消耗一阵子了。

“这是最便宜的精神享受，一本书就是一场旅行。” 这个礼拜她在民国感受风云际会的动荡，下个礼拜又去了新西兰，欣赏毛利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毕竟 “身体已经出不去了，总不能我的脑子也困在这里（小城）吧”。

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不能被平替？似乎列不出几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

社交可以被平替，所谓“搭子”文化，就是人们对于传统亲密关系和人际交往的替代；教育可以被平替，北上广中产放弃英美暑假班，转身走向东南亚的平价夏令营也是例证。

旅行也可以被平替，毕竟“××小京都”“××小瑞士”早已遍布中国大地；就连人生的重大选择也可以被平替，“北漂”“沪漂”摇身一变成为“县飘”或游民。

“平替”首次出现在中文世界的准确时间已不可考，但据互联网史料，它大约从2019年开始广泛流行。那一年，热烈的消费升级大潮接近尾声，一部分人拾级而上，而另一部分人则转身向下，寻找更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平替”一词应运而生，开始在小众圈层成为特定的消费选择，也反映着人们在经济考量下，对生活保有的美好期待。

2021年，“平替”入选《消费日报》发布的消费领域年度五大热词，这或许是它第一次正式进入主流媒体视野。而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平替”概念已超越单纯的消费范畴，泛化为一部人人皆可践行的生活哲学——没有无法被替代满足的物欲，也没有找不到解决方式的难题。

新中产阶层的“新”，在于刚刚踏入一个全新的人生状态，未来可期但根基脆弱，需要挣脱物欲困境的平替式生活，更需要消解大小难题的精神纲领。

它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似乎也不全是。在当下，它更像一种主动的选择，指向的是态度和自由。人们可以向上有所求，当然也可以用一种更灵巧的方式，与现状暂时握手言和。

当消费主义成为陈词滥调

此消彼长，相比当初小圈子纯粹的经济考量，“寻找平替”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症候群。其更准确的归因，是人们对消费社会的倦怠。

在《消费社会》出版30多年后，作者让·鲍德里亚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三十年来，只要一个国家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它就会把《物体系》和《消费社会》占为己有，并将其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几乎一语成谶，消费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前的社会发展中，甚至非常流行，以至于成了陈词滥调。

在高度商业化的世界里，消费品背后的符号，甚至比消费品本身更重要。出门在外，脸是自己的。《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的作者安东尼·加卢佐认为，人们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商品及其背后的符号——甚至我们的脸，有时候看起来也“画满”了这些明晃晃的消费符号。

这些符号往往与人类的普遍追求密切相关，比如美貌、快乐、地位、爱情和家庭。正因如此，网络上的中产标准一变再变，所谓的“中产最全品牌图鉴”也几乎以每半年更新一次的速度不断更迭。沪上白领背着环保可再生且独一无二的Freitag包，脚踩限量版配色的萨洛蒙跑鞋，优雅地打开动辄万元还要排队购买的Brompton折叠单车……这样的新中产消费图景，几乎贯穿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只有商品和符号会被随时更替。

人们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循着消费金字塔拾级而上，恰好是实现“自我价值”和成为“成功人士”的欲望逻辑。如同莫泊桑笔下的项链，项链是真是假无甚所谓，戴上项链就能够短暂跻身“上流阶层”才是意义。

因为脆弱，因为根基不稳，也因为财富、权力和地位的积累不足，新兴的中产人群致力于消费，消费于他们而言是自我表达的唯一方式。而富裕阶层则恰恰相反，他们真正的“符号”在别处，他们能占有权力、规则、资源，而这些恰恰是新兴中产阶层不具备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是身陷消费，并且热衷于将其作为唯一的表达模式。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情绪上的补偿性宣泄。欣欣向荣时，一切消费都是锦上添花；但当新中产流露出脆弱的一面，消费主义的风就很难再继续吹起。

欢迎回到“平凡的世界”

在变化来临之时，消费者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社交媒体上那些对于消费自由的赞美，实则是对生产的视而不见。

此前，印度学者罗希特·瓦曼和拉姆·马诺哈尔·维卡斯曾研究过在印度坎普尔贫民窟里的消费者。他们认为：正是世界上边缘国家和地区的下层群体，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群生产出了那些过剩和低成本的商品，由市场控制的消费导致他们受到了系统性剥削。

社交媒体中大多数稀松平常的品牌和商品，实则是小部分人所行使的特权：“所谓的消费自由，其实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主流视野选择性的忽视，那些劳动力、工作和生产世界，只能“结构性缺席”。

这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全世界都拥有同一种价值观，全世界都过着中产小资的生活，而回归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

国家统计局8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整体增长的趋势下，那些被平替冲击的行业却表现疲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7月的升级类消费表现乏善可陈，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消费同比分别下降6.1%、10.4%。前者降幅收窄8.5%，后者降幅走阔6.7%。

与此呼应的是各家高奢商业体不太好看的收入数据：上海恒隆广场收入业绩同比下滑8%，上海港汇恒隆广场下滑4%，沈阳市府恒隆广场下滑14%；上海兴业太古汇的销售额同比下滑19.6%，成都太古里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减少17.2%。

不仅奢侈品的高速增长被平替社会按下暂停键，更夸张的是，连曾经的平替品牌都被平替了。“DT商业观察”统计发现，一家快时尚巨头的热门服装款式，几乎都能在拼多多、1688上以不过百元的价格买到手。

消费市场上频频发生的平替与被平替已经不再新鲜，在大量的平替行为之后，人们逐渐将平替内化为一种应对生活的方式。据中信证券研究，当下最乐于寻找平替的人群，是一线城市资产大幅缩水，以至于需要大幅调整预期的人群。就像“三体人”进入三体世界里的“乱纪元”，也只能脱水休眠以降低能耗。

平替社会里的人们，过的是这样一种灵巧的、低功率的生活。

用灵巧的态度，面对生活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往往将平替与消费降级画上等号。平替不等于凑合，也与想象中捉襟见肘、局促的生活毫不相干。追求平替的人，终究还是对生活保有期待。毕竟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答案，存在平替，就意味着生活存在另一种解。

寻找平替的过程，也是当代人对于种种概念和符号祛魅的过程。

脉脉发布的《工作性价比时代-2024春招人才求职偏好洞察》（下称《洞察》）显示，“大厂光环”成为多数职场人在择业时首先舍弃的因素，81.93%的人考虑去“平替大厂”。在《洞察》中，“平替大厂”被定义为“在成长潜力、工作氛围和生活平衡等方面优于‘大厂’，同时也避免了大厂的内卷竞争和考核压力”的公司。

在寻找平替的求职者眼中，大厂高福利、高回报的边际效应递减，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需要极尽内卷。而在无休止的工时比拼中，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着被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定义为“狗屁工作”的数据化重复劳作。

当求职者不再将“大厂光环”视作一种荣誉象征抑或自我价值的体现以后，祛魅发生了。

人们流向另一种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这种“平替行为”的发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也因此，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求职者对“平替大厂”的认可度也逐步提高，《洞察》显示，有过半数求职者愿意降薪去“平替大厂”。

随着个体意识的崛起，这一代人越来越强调实际感受而非世俗观念，这也意味着他们做出的选择也愈加“实用主义”。

比如今年高考的分数线公布后，出现了一个“反常识”的现象。部分高分考生选择放弃“985”高校，转而报考“提前批”。所谓的“提前批”招生，包括公费师范生、定向委培生、警校等，有些是普通本科院校，也有一些是专科院校。

放弃“985”而选择提前批院校，对于这些考生来说是一种更加实用的选择。普通院校之所以能够吸引到高分考生，只有一个杀手锏：“带编入学”——毕业就能手握一个“铁饭碗”。

将“带编学校”作为“985”院校的平替，对于考生来说，也许并不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是平衡个人理想与实际发展的更优解。在当下，大多数人的实际平替生活就是这样，一边与理想妥协，一边与现实和解，最终享受所谓“平替”带来的性价比收益。

近200年前，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把当代人的困境用一句话概括了——“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巴黎在包法利夫人心中是一切理想的象征，她对现实生活感到厌倦和绝望，梦想着巴黎的浪漫生活可以挽救她的无望，这种矛盾和痛苦最终让她陷入了泥潭。

用“拧巴”这个词来描述包法利夫人有点太刻板也太粗暴，但她总归是当下一部分人的文学映照——不满现状却也始终难以触及心中的理想生活。

不同的是，在面对相同的困境时，近200年后的人们选择了更安全、灵巧且可控的解法，不再仰头遥望生活之“高”，尝试走入平替社会，轻轻握住眼前可触及的一切。

当然，这种多方权衡后的平替，又不可避免地令人怀疑：寻找平替的人生，到底是一种向下的自由，还是一种自我洗脑的、软弱的阿Q心态？

答案并不复杂。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平替在当下更像一个短暂的、过渡的权宜之计。但如果多巴胺仍旧能够愉悦灵魂，生活就和地球的运行一般如常，太阳会按时升起，风暴后会有彩虹。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一定需要“回到正轨”的，保持快乐，它便值得一过。

图|半米高的香菜

在这个家中，男女主人用尽可能低的支出维持家庭运转。林华在媒体工作，李朵在互联网的外包岗位，两人的薪资都算不上太高。刨去8000 元的房贷，他们一个月开销只占到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座房子里，摆在明面上的东西，除了四堵墙、一个天花板和家具，几乎都是‌‌“薅‌‌”来的。

在这个家的垃圾桶里，除了烂菜叶和用过的纸巾，再找不出其他的垃圾。阳台也塞满了用编织袋、塑料袋包好的物品。这些都是不同亲戚和朋友送的旧东西，它们被当作这个家待使用的物品保存。

鞋柜旁的餐桌下，有两个已经被磨出毛边的纸箱，里面装满了夫妻俩的战利品：通过在各种平台签到打卡换来的纸巾、湿巾等日用品。这所房子里到处都能看到纸箱子，且用途不一。长而窄的箱子在卧室床尾充当床头柜，上面摆着插排、台灯和纸尿裤；方正的纸箱则发挥了本职的收纳作用，里面装着孩子的衣服、纸巾等日用品；小一点的则被压扁整齐叠在厨房冰箱旁边，他们准备再攒一点就拿去卖。

维持基本的饮食，李朵和丈夫只需要三个锅。一个老式电饭锅、一个炒锅和一个经过多年使用，已经被灶火燎得发黑的蒸锅。蒸锅里，两个各吃了一半的馒头，干枯发黄地放着，等待下一餐继续被食用。

一周蒸一次馒头，主食就够了。李朵介绍起这锅馒头语气略带骄傲：蒸锅是用信用卡积分换的，0 元，鸡蛋是经营网络农场游戏兑换到的，0 元，面粉也是银行卡和话费积分换的，一袋2.5 千克，花费2 元。蒸馒头用的垫纸，0 元，是每天到网购平台签到用红包换的。他们对金钱换算相当熟悉，能够随意计算出一顿饭菜的成本。

李朵的备忘录上，详细记录着每天到各大平台签到的顺序，密密麻麻记了十几条。夫妻俩可以为了12 卷卫生纸，连续去某平台签到28 天。他们甚至将0 元薅到的东西，转手卖出去，比如一个护肤品小样卖15 元钱，够一家人两天的伙食费。

这个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双运动鞋，那属于林华。不过它的第一任主人并不是林华，而是他的一位同事。鞋子旧了以后，同事给他送了过来。但同事的脚比他小了一号，林华只好把鞋跟踩下去，把运动鞋当成拖鞋，时常穿着在小区里溜达。

这房子如果是租来的，就更合理一些。但事实是，这是男主人林华婚前靠节俭生活省下的积蓄，首付200 多万买下的房子。不过，连他自己也会感慨，屋内的陈设，‌‌“甚至还不如有的出租屋。‌‌”

家中仅有的超脱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的物品，是几个动画角色的公仔。年代久远，公仔们经过多次清洗，脸颊和身体都不同程度地起球。李朵说，‌‌“这几个娃娃是我小时候爸妈给买的，结了婚我就从天津带过来了。‌‌”

2016 年，附近房价疯涨的前夕，36 岁的林华买下这套二手、约100 平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买房的时候，林华没有花太多钱添置家具。他计划着等结了婚，按照妻子的审美重新布置。为了省钱，他跑遍了北京便宜的家具市场。由于展品长期暴露在外，经过客人试用、触摸等，往往有瑕疵，一般客人都不愿意购买，他却专挑瑕疵品和二手的买。最终，所有的家具加起来不到1 万块钱。

婚后，李朵想起林华买房时的计划，忍不住发笑：‌‌“没想到娶了个我吧。‌‌”她说，林华当初一定没想到这个家的女主人也‌‌“抠门‌‌”。于是，婚后，屋子仍以当初随意的样貌保留了下来。

餐桌上，摆着一个在城市里并不常见、发白的暖水壶，那是男主人林华7 年前买的。如今，他们依旧烧水喝，因为觉得用饮水机买桶装水喝不划算，还要给饮水机24 小时通着电。‌‌“塑料桶也不健康‌‌”，林华补充道。

2022 年，李朵和林华生了孩子。怀孕期间，李朵和林华也没有因网上制造的母婴需求焦虑，盲目消费。当‌‌“买贵就是买好‌‌”的观念诱导着部分人打开钱包时，他们认真对比成分、产地和商品评价，坚持要在合理范围内以最低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我女儿的奶粉是我找了渠道，直接从荷兰发货的，比官网买便宜了47 元。‌‌”

在这个新北京人家中，衣物控制在一定的数量。家里添了一个人，衣柜依然不拥挤。‌‌“我们每个季度的衣服不会超过5 套，鞋子只有春夏秋冬4 双，全靠袜子薄厚调节温度。除非衣服穿烂，或者非常有必要，才会买新的。‌‌”李朵扯了扯自己的上衣，‌‌“比如这件哺乳衣，15 块钱，是我去年唯一的新衣服。‌‌”衣柜里至今还挂着她初二时买的两件大衣，它们仍背负着李朵在春天出门的体面。

女儿的衣服大多都是别人送的，‌‌“干净、暖和就行。小孩儿感觉不到衣服新旧的，很多大人不停给孩子买不必要的东西，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李朵说，她和丈夫很少给女儿买衣服，认为这无法阻挡爱意的表达。有关孩子身下的小棉被，夫妻俩的记忆出现了误差，李朵声称这是邻居不要的，林华有些疑惑：‌‌“剖腹产套餐里不应该送一条吗？‌‌”

他们曾在小区群里免费领到一个婴儿餐椅和一辆推车。等到需要用的时候，他们发现餐椅靠背太过陡，孩子根本坐不稳。李朵有些迟疑：‌‌“要不去买一个吧。‌‌”林华看了一眼闲置的、发旧的推车问：‌‌“那不是斜的吗？‌‌”而后，那辆推车就成了孩子的餐椅，原本的餐椅摆到了床头，充当了床头柜。美中不足是稍微有点高，拿放东西可能还得起身。

在孩子开始上学之前，育儿成本很低。孩子出生后，他们收到不少礼物。亲友们的善意也不被浪费，送的玩具、衣服和婴儿推车等礼物，都是夫妻俩提出来的。李朵在好友面前更为直接：‌‌“给他们看购物车，省得他们猜，东西也都实用。‌‌”

2

‌‌“抠门‌‌”夫妇

‌‌“没什么难堪的。‌‌”李朵代表夫妻俩发言，‌‌“我们‌‌‘抠’不是因为穷。‌‌”相反，因为节俭的生活，提升着夫妻俩的存款增长速度。每月生活费控制在1000 元以内，其他的收入存进银行，小部分购买理财产品，这样的生活让他们心安。单从屋内陈设判断，很难相信这对婚后三年的夫妇已经手握百万元级别的存款。

要不是因为相同的生活方式，很难说李朵和林华会不会走到一起。

2020 年，两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在见面之前，林华就听说李朵每天坚持带饭，他对于这次相识颇有期待：‌‌“一个90 后女孩居然自己带饭上班。‌‌”

当时李朵才26 岁，刚随公司从天津搬到北京，朋友打趣要帮她介绍对象，她全没放在心上。一次，朋友问起她最大可以接受多大年纪，她说是35 岁。朋友又问，能否接受超出范围一点，她想了想，说可以。隔天，那位朋友就把林华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一聊才知道，林华已经40 岁。李朵有些失望，但怕驳了朋友面子，她还是赴约了。

在烧烤店的第一次碰面，无论是期待这次相见的林华，还是悻悻赴约的李朵，都没料到会遇到一个和自己过着如此相似生活的人。吃完饭，林华送李朵回家，当时接近晚上九点。快到家时，李朵提出要绕路去超市买些菜，做第二天带去公司的饭。林华回忆，当时他确信，两人如果恋爱，绝不会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争吵。

在两人此前的恋爱经验中，很少有同龄人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被恋爱对象劝告后，他们都偶尔想过为了感情退让一步。但最终生活理念上的摩擦，让之前的感情无疾而终。林华一直到40 岁都没遇到合适的。

正式恋爱后，两人约会的地点常在家中。他们不在意约会的地点是否浪漫，最重要是性价比。免费的公园，便宜的奶茶店、家常的菜馆，都是很好的场所。周末，两人会一起去菜市场对比菜品价格，回来再慢条斯理地做上几顿饭。时至今日，除非为了某道特别想吃却不会做的菜，夫妻俩几乎不点外卖。

后来结婚，钱也能省就省。他们家里的电视柜上，至今还摆着两把用于婚礼拍摄、红色的中式扇子。那是李朵花了24 元从网上买的材料，自己一针一线制成的。婚纱照花了大价钱。起初，两人打算租借衣服，找朋友帮忙拍摄婚纱照。细究下来，发现妆发、灯光等都是大问题。最后两个人花了3000 元拍了婚纱照，‌‌“毕竟婚纱照可能一辈子就拍一次。‌‌”李朵说。

图|李朵自制的扇子

这段婚姻三年过去，两人从恋爱、结婚到生子，从未争吵过。两人可以为了研究去哪里买东西更实惠，一起讨论到深夜。李朵很喜欢这默契的感觉。

李朵和林华的‌‌“抠‌‌”各有缘由。

林华出生于安徽农村，家里五个孩子里，他排第二。幼年时家中贫寒，时常饿肚子的经历，让他养成了珍惜物品的习惯。后来林华从名校毕业、找到体面的工作，也时常害怕不努力工作就要回到从前的生活里去。于是在工作后，他始终不敢松懈，决意要把钱攒下来，实现阶层跨越。

李华的节俭生活则是一场意外。1994 年，她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因为是独生女，父母从不吝于给她零花钱，‌‌“他们觉得我不瞎买没用的东西就好。‌‌”那时候的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得‌‌“抠门‌‌”。

她回忆不起大学时一个月生活费是多少，只记得没钱了父母就会一两万地打到卡上。那时候网购刚兴起，李朵的桌子上总堆满了还没拆的快递，衣柜也一直被塞得满满当当。打开柜门的一瞬间，总是一大堆衣服掉出来。大二时，她眼也不眨地买了一个一万多块的相机。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大学大四那年。

李朵的母亲在一次检查中，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第一次治疗，药费、路费、住宿费、化疗费用等，前后花费加起来将近60 万，几乎是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好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父女俩原本计划着把母亲接回家静养，但一个下午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他们叫来救护车，结果母亲没能挺到抢救，就在医院门口去世了。

承受着失去母亲的痛苦的同时，李朵领悟到此前富足的生活其实并不牢靠。她把几乎全新的相机以半价出售，却无人问津。买过的东西根本没办法再变回钱。母亲离世后，李朵丧失了在消费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她望着自己买过的衣服、鞋子、包包，完全没有研究怎么搭配的欲望，只觉得碍眼。

同年，李朵回到天津，开始了她并不顺利的求职之路。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她总是口袋空空，但再也不好意思伸手向父亲要钱。那时候，她只敢租月租房，白水煮面条拌黄豆酱，经常一连吃好几顿。她很坦诚地说：‌‌“最初抠门就是因为穷，但后来有钱了也舍不得花了。‌‌”攒钱带来的安稳感和底气，让她不再惧怕生活中的意外降临，因为起码在金钱这方面，她有能力保护身边的人。

3

靠‌‌“抠门‌‌”落户北京

李朵从工作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每搬一次家，都会想法子在短期内进入小区的二手交易群。这个对于大部分人如同鸡肋的群，对她来说却是个薅羊毛的好地方。李朵搬进丈夫家后，便开始了在跳蚤市场的蹲守。同时，在这里她也从群里的蛛丝马迹中窥见与自己完全相反的另一种生活，也就是大多数北漂选择的生活方式。

群里每到年底或者‌‌“金三银四‌‌”的时候，都会有人转送或者转卖各种用品。北漂族来的来，去的去，失意者离开，得意者搬走，在这样一个以北漂族为主的小区，再正常不过。群里出现的大多都是些不方便携带的东西，衣架、鞋柜、没用且占地方的毛绒玩具……

这些曾经带给漂泊者们快乐的物品，在他们离开时全成了垃圾和累赘。李朵看到用得上的免费东西都会毫不犹豫地上门去取。如今，家里不少东西都是邻居送的，他们从不认为这是乞讨或吝啬，恰恰是物尽其用。

在二手群里，李朵也卖出去过一些东西。大三时，学长学姐在操场搭起一个‌‌“跳蚤市场‌‌”，李朵路过花10 元钱买下一个接近全新的紫色瑜伽垫。从南昌毕业后五年，她从天津辗转至北京，始终都背着那个瑜伽垫。前段时间，她发现实在用不上，就小心翼翼刷干净，然后挂在小区的二手群里，10 元钱卖了出去。也许，买下这个三手瑜伽垫的女孩也是个北漂，等她搬走了，又会把这个瑜伽垫挂在这个二手群里卖掉。

有时从群里收到东西，李朵会在心里为原主人感到可惜。这东西在她眼里明明还有很多用途、还很新，怎么在别人眼里就是没用的呢？同为北漂的一位朋友告诉她，自己搬家时很多东西都会扔掉，总想着：‌‌“这又不贵，大不了买新的。‌‌”李朵记得公司搬来北京那天，她和同事一同租了辆大货车，她的东西是最少的，但也是最全的。她把锅碗瓢盆都带去了，其他同事没有一个带的。

李朵身边的大部分北漂的朋友，都不会拘泥于这样的小钱，甚至有不少是‌‌“月光族‌‌”，他们信奉的主义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他们并不指望通过攒钱实现阶层跃迁。毕竟，在北京买房、落户，对大部分普通工薪族都过于高远。可林华不这么想，他毕业后曾在南昌工作了三年，那里常年下雨，冬季湿冷，且工资低廉。之后，他来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不断看到大城市的优点，尤其是在教育上。那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在北京落户、买房，让自己的孩子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夫妻俩一直致力于‌‌“抠门‌‌”。当然，身处消费主义泛滥的社会，他们或多或少都动摇过。李朵曾经看上一款两万多的托特包，当时的她手里已经有几十万的存款，完全买得起。但在犹豫许久之后，她还是选择守住自己的底线，在网上买了个80 块钱的仿制品，开心地背去上班。有一天，她发现同事背了个一模一样的，感到一阵心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背这个包。再后来，她想明白了，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错。她又背起包包，有人问起，她坦然回复：‌‌“这是假的。‌‌”

林华和李朵居住的小区，是北京通州区梨园镇的一个中档小区。虽未处于城区，但周围设施配备较为完善，有不少餐饮店、超市等，出小区过条马路就是地铁站。由于交通便利，加上租金低廉，小区成了不少北漂族的落脚点，但和他们一样能‌‌“上岸‌‌”少之又少。

图|被当作床头柜的纸箱

夫妻俩时常能看到小区里一些穿着光鲜的年轻人，他们很少在超市买菜遇到这些人。小区门口消费一次大约三四十元的快餐店里，挤满了这些北漂族的孩子，楼下的垃圾桶每天都堆积着各式各样的外卖袋。

他们的家在一楼，每到傍晚，操着各地口音的老头、老太太就会带着孙子、孙女在小区里玩耍。孩子们在外追逐打闹的声音，在家听得一清二楚。李朵曾在物业群提出异议：‌‌“在家看看书也好啊。‌‌”邻居回说，现在小孩正是玩闹的年纪。李朵听后忍不住为女儿的未来忧心：‌‌“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得有多强的自控力才能好好学习啊。‌‌”

她想到自己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一直浑浑噩噩，身边都是学习差的朋友，导致中考成绩不够理想。父母花了不少钱让她借读在一所很好的高中，她才幡然醒悟，非常刻苦地弥补才上了一所211。在她的记忆中，这种从零开始的过程十分折磨。而那些向来成绩优异的同学，看上去似乎不那么费力，也能考到985 甚至前十的大学。

李朵不愿女儿再经历这些。小区内部有幼儿园，她考察过，教学质量一般。她觉得女儿真在这里就读书会比别人差一截，‌‌“通州的教育水平跟市里差一截，最好的学校也只能跟市里一般的学校打个平手。‌‌”

攒钱的欲望在女儿出生后迅速加强，他们有了新目标——要在北京二环买一套学区房，让孩子能够上百年名小，‌‌“让她成为二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在他们看来，百年名小里的学生们都很自律，那样的环境下，女儿也一定会耳濡目染。

如今，他们的目标快要实现了，但长期以来的习惯让夫妻俩变得像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古人。比起大部分北漂族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稳定得多，他们有房、有存款。和北京本地人相比，他们又显得紧绷。他们没有大部分北漂那样‌‌“挣点钱回老家、出来只是见世面‌‌”的心态，也不具备北京本地人‌‌“在自己家‌‌”那样的自如。李朵想，也许自己很难过上正常的北京人的生活，但女儿可以，这就足够。

李朵和林华知道自己追求的东西和眼下的生活方式似乎是矛盾的，但对于普通的北漂族而言，这是个鱼和熊掌的选择题。显然，夫妻俩选择看向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像是在冬季蛰伏的动物，长久地埋头抵御风寒，期待一个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