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八十平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

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记得乍听这消息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何家有六个儿女，其中两个在新疆，另外三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

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工作。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我后来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

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

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

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

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它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印象中许叔叔的蓝外套已经发白了，上面打着些补丁。他常常面无表情，很少与人讲话，更不曾见他笑过，仿佛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与他无关。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隐约听说许叔叔似乎还做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只是，人们都说他站错了队。

在那样一个年代，何为对何为错，我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但是许叔叔却因了这个缘故，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他的旧日同事或天天与他擦肩而过，或提着垃圾桶去他的身边倒一桶垃圾。虽然彼此间都不说什么，没有白眼也没有讽刺，但对于许叔叔来说，那仍然是无比难堪的场景，是根本没有自尊的时刻。一个人这样活着，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撑得下去呢？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他的资格自然比许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于许叔叔很多。许伯伯一家在我们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许伯伯和许叔叔两兄弟同住一个宿舍区，当许叔叔每天拖着垃圾车沉重地从许伯伯家门口走过时，许伯伯心里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伤痛，还是无奈？这一点只有许伯伯自己知道。

文革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关他，记得的只是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奶奶和爷爷的最后一次“接触”

回老家暑假，过几天回北京了。和我爸聊了聊我爷爷的故事。

我没见过我爷爷。我爸也没印象。一个破落地主家族在我爷爷那代潦倒到了最低谷。除了祖屋剩下了几间房，家当已经所剩无几。

1955年，这个40多岁、人生一路下坡的中年男人被两件更高维的事情拖入了命运的深渊。

一件是从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捕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开始的‌‌“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从中直机关、军队到北上广，然后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运动快速下沉基层县市乡镇后，肃反被指标化。

另一件是经济生活领域粮油供需矛盾极度尖锐，针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全国推行，这一年，粮票全国启用，没票寸步难行。

对生活不满的中年男人，对突然的粮油配给制带来的不便满腹牢骚，在一个街边小酒馆边喝酒边宣泄不满。满酒馆的人听着，附和着。这个男人骂上头，全然忘了自己破落地主成分不良的身份。

就是那天的半夜，男人在后院拉肚子。门响。男人系上裤子开门，就被两个年轻的民兵摁在地上。一夜间成了肃反对象。

这个夜晚，是爷爷留给我爸最深刻的记忆和回忆。

好在‌‌“罪行‌‌”不大，爷爷在南京劳改农场服完两年刑期。从南京回老家，需要老家居委会开具接收证明。等待接收的时间，爷爷继续在农场工作，一个月大约10块钱收入。爷爷每月向家里寄出5块。

我奶奶一个人拉扯两儿两女支撑了两年，急迫期盼爷爷的回家。但又对爷爷回家后没有工作，家庭负担更重充满忧虑。

居委开证明的干部也劝说我奶奶，就先别让他回家了，没啥工作机会。在南京至少能赚钱啊。

为了5块钱生活费，我奶奶同意了。

爷爷继续在南京，那个曾经关押他的农场工作。等待家庭经济好转，可以回家的一天。

60年代，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和中印边境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在这背景下，南京农场全面搬迁至青海。爷爷就这么去了青海。不仅没有等来重逢，还和家人越行越远。在当年的交通条件下，根本没有机会相见。

接下来三年自然灾害，爷爷饿死在了青海。我奶奶除了一张从青海农场寄来的‌‌“死亡证明‌‌”，什么都没收到。这是1955年之后，奶奶和爷爷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触‌‌”。

…………

等到我奶奶的四个孩子长大，靠双手和勤劳，日子慢慢好起来，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

压垮父亲的一捆稻草

一天在深圳，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说，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的。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被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沓近几年批评我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曾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他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