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敲打我的窗

从前在村里住，邻家婶子来找母亲，也不进门，隔着窗户闲拉呱，一个在屋里忙碌，一个在屋外做针线。那时觉得窗户真是个好物件，既能隔离怀疑和危险，又能对外面的情况了如指掌，有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的意思。邻家婶子要走，也不讲什么客套话，仿佛她是路过窗前的一只鸟或一股风，毫无定性且自然而然。下次再来，倘无什么庄重之事，也不必推门，依旧靠墙站在窗外，眼睛朝着天空的方向。母亲并未察觉她的到来，她在自言自语几句之后，会用手指关节嘣嘣地敲响窗玻璃，那时，母亲抬起头，对着她笑笑，声音被表情回应，便是彼此打了招呼。禾苗喊我去外面玩，也会敲响我家的窗玻璃，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像电影里的电报密码一样，我很快就能听见并明白她说了什么，作为回话，也朝她一笑，跳下炕，穿了鞋推门出去，跟她跑出院子。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生病时。外面的风景也就窗格大小，方方正正，齐齐整整，仿佛小手帕上的景色，一块块移来动去。看久了，人便发困。昏昏沉沉一觉醒来，天色暗淡。盼望有谁的手指能敲响窗玻璃，嘣嘣，嘣嘣，嘣嘣嘣。来自身体内部和房屋外部的声音，总是惊人的相似，有克服和超越当下困厄的力量。但似乎不过奢望，内部越脆弱，外部的惊醒也会越稀之。村里说道太多，不敢这样，不能那样，人们也便规规矩矩行事，不逾越半步。家里有小孩生病，外人总忌讳上门。若小孩加重了病情，大人们会在私底下埋怨串门人，说带来了不干净的东西。倘小孩病情减轻，串门人心里又会嘀咕，是否将病祸带给自家小孩。我的盼望注定会落空。祖母看我老在关注外面，便将窗帘挂上。屋子随即暗下，一切都影影绰绰，恍恍惚惚。窗外渐渐起风了。风裹着尘沙，也会叩响窗户。啪啪啪啪，时急时缓，让人心里发毛。大人们早早收拾完，钻到被窝里，在狂风不停叩击窗棂和撕扯万物的碎裂声中，渐渐陷入梦乡。

早晨，窗台上落下白白的鸟粪，但并没有见哪只鸟停下来过。母亲漫不经心地说好像房檐下住了麻雀，我一遍又一遍地抬头巡梭，并无麻雀的踪迹。怀疑我们睡着时，鸟雀叩响过窗玻璃。那时，它们或许是在寻求救护，也或许只是想将一些惊人的消息带给人们。燕子每年夏天都会来房檐下，修补旧巢，孵育小燕，出出进进，颇为从容。当我注视，或指指点点地向伙伴们炫耀时，它们总是很灵敏就察觉到来自外部的关注和即将到来的危险，大燕子谨慎而快速地离开巢穴，以一种警惕的姿态怀疑和防备着我们，并随时准备战斗，任凭小燕在巢内喳喳地喊叫。过了几天，小燕子开始练习飞翔，有只小燕落在窗台上，它好奇地盯着窗玻璃看了又看，让我以为，它会用喙去叩响它。但它和它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停下来，当然，也从来没有叩响过我家的窗户。

有年秋天，一条黑花大蛇，用它的身体，有力地叩响了我家的窗户。那天，我跟妹妹在炕上玩得忘乎所以，恍惚察觉左脸边闪过一道黑影，并不以为然。将小手绢绑在娃娃的身上，那就是她的斗篷，又用手绢叠一个小老鼠，那就是娃娃的玩具，娃娃哭了，又抱到怀里摇。妹妹要到窗台上给娃娃做饭，那条蛇那时已经隔着玻璃观望好久了，但妹妹专心做饭，嘴里还说着什么，也没察觉到窗玻璃外，来自一条蛇的窥探。直到那条蛇不耐烦了，用身体叭叭地叩响窗户，妹妹才惊叫起来。我看见蛇在叩响窗户的同时，正高高地扬起头，而身子缓慢地弓起来，试图发力穿透玻璃，进入到我们的游戏中。危险气息一点点削弱着我们的精神和肉体，我跟妹妹紧紧地抱在一起，但并没有哭，我们都知道，窗户显然比门更具安全感。门是重的，封闭的，带着危险的气息，一旦打开，肉眼无法捕捉和我们无法预料的危险就会趁机侵入。但窗户不一样，它是无法移动、无法开启的，所以相对也是安全的。那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门紧闭，门栓插上，等待蛇走开，或者大人们回来，替我们排解困境。

窗口是世界的出入口，而一块窗玻璃就是一面荧幕或者反射镜，会将正在生发的一切，毫无遮掩地透露给你，让你惊喜、忧郁、骇怕和惊慌。对于一个喜欢蜗居在家的人来说，窗口在他的生活中，无疑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同时也最具权威，它既能证明你的猜测，也能驱散你的怀疑。我儿时曾经特别渴望在窑洞底部，有一个窗户，那样，我就能看到世界的另外一面，看见温河水底的生物，看见森林和走兽——世界阴面的秘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

怀孕那年，我住在县上分配的宿舍里。秋天，梧桐树叶不停地被风吹落，瑟瑟间，一地金色。夜里躺下，能听到树叶不停地叩击窗户的声音，噗，噗，噗噗。我想，那些叶子是有话对我说的吧，就像肚子里这个小生命，试图通过一些震动和翻涌不停地跟我对话一样。拉开窗帘，阔大的叶子翘着身子，扑到窗玻璃上，噗，噗，我像小时候那样，用微笑回应着。一轮明月照亮山河，身体内的生命不停地轻踢着我。那瞬间，我看见自己也变成了一面窗户，孩子通过我，看、听、触摸世界，并判断自己的安全和危险，焦急和害怕。

如今我住六楼，窗户有九面之多，我既看到前面的世界，又可看到房子背后的一切，生出自己的身体内有无数只眼睛的错觉。房子越透明，人越封闭。楼房住起来颇为清净，但邻居之间却不会走动，即便有特殊的事件，也不会敲响彼此的门板。那年地震，邻居在楼下按响每家的门铃，而不是敲开你的门。这种自觉远离对方、制造距离、各人自保的姿态，已成为彼此的习惯。不打搅，不影响，也成为楼房住户基本遵从的规矩。家更像是一座孤岛，我们各自守卫和躲藏的地方，不接纳，不敞开，也不交融。有时在楼道里，能闻到来自某扇门里散发出来的饭菜味道，但你肯定不会像儿时住院子时那样，贸然闯进人家的门，去看看他家炉灶上的饭菜。当然，对方也不会客套地谦让你。人住在高处，虽依旧深陷红尘，但到底离尘埃有几许距离。地上行走和逃窜的生物，比如猫狗老鼠蚯蚓之类的，再也不可能遇见，有失有得，有天竟发觉六楼原来刚好是鸟雀们停驻的空间。它们喜欢立在厨房的窗户前，头朝着天空，背靠着我的目光，休息或者鸣叫。偶尔忘形，转头来会叩响窗户，又让人惊喜。喜鹊、斑鸠、燕子、鸽子、麻雀等等好多种类好多只鸟，还不够，我自己又开始在露台上养鸟，小小的文鸟，通黑的红嘴雏鸟。如此这般，招来更多的鸟类前来，仿佛它们突然发现了一处根据地。恍惚又是早年间村里情形，人们过来串串门，倒歇倒歇，然后各自去做自己的事。它们在露台上走走停停，一缩一缩地伸着脖子踱步的情形，仿佛沉吟诗人般悠闲而雅致。外面的鸟会对着笼子里的文鸟叫喊，试图鼓动文鸟，冲出牢笼，跟自己去往阔大的天空翱翔。而有时，它们又跳到窗台上，敲我书房的窗户，嘣嘣，嘣嘣，嘣嘣嘣，发电报一样的声音，试图盼望得到一些回馈的信号。每天早上，当我被喜鹊叫醒，心里总是愉悦的。在傍晚，几只鸽子走离鸽群，停在撒了小米的露台上，陡然生出自己的前生后世也曾是它们中一员的假想。我耐心而持久地训练红嘴鸟苏苏学飞翔，让它从我的手中飞到地面，再从我的头顶飞下来，后来，它就能飞到七楼楼顶了，再后来，它跟一群鸟飞到了田野和草丛，更远的河谷和森林中，再也没回来。

夜里下雨了。雨声急急缓缓，虚虚实实，淋淋漓漓，叩着窗户，如更鼓，似木鱼，渐敲渐灭，渐沉渐寂，尘世的热闹和喧嚣不在，你的急躁和贪心也不在，天地间，只剩下了它们，它们的幻舞，它们的沉静，它们的坦荡。想起青山说‌‌“人世间，几黄粱，知幻即离，倘若舍不得，便是疼也要忍着‌‌”，突然便无比安心，就那样怀着对人世的热爱、留恋和感激遁入酣梦。

早上却被冰雹声惊醒了。风卷云动雨倾城，叩窗犹如瓦缶鸣。轻轻拉帘，雨后的天地，被朝阳照耀，崭新得让人欣喜，哪有什么冰雹？却原来是一只斑鸠正在啄我的窗户，我笑笑。隔着玻璃，第一次看清鸟的眼睛，那么专注，那么清亮，那么不设防。

我父母都是苏州人。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没两年，我妈也调过去了。唉，大连的日子真苦啊！那时候的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有个外号叫陈三两，意思是辽宁人民每人每月三两油。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我爸妈吃高粱米或是玉米面饼子，把仅有的一点点‌‌“细粮‌‌”做成白米饭或馒头给我吃。当然也记得卖肉窗口那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对卖肉的胁肩谄笑，巴望着自己的那张肉票能买一份尽量肥一点儿的肉，回去好熬猪大油。

这样的生活对于苏州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我妈总是抱怨，挂在嘴边的话是‌‌“上了贼船‌‌”。于是，我爸就挖空心思往南方调动。可他学的是飞机发动机专业，手指头掐来掐去，大米猪肉最多的地方就只有北京了。多次活动之后，终于有了希望，部里的大官在大连和我爸分手时的告别语都是‌‌“咱北京见‌‌”了，可人家回去一查，我爷爷是个国民党警察，日本人来了之后还‌‌“伪‌‌”过。这样的坏分子后代怎么能混进首都呢？于是未遂。

我妈继续抱怨，我爸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调到安徽当阳一个很小的厂子去，为的就是能吃上大米。这个理由实在是上不了桌面，被领导半嗔半怒一通臭损之后，也就彻底铁下心来，扎根大连了。

但我妈不能接受孩子们也受这份罪。所以她都是回苏州生孩子，然后让我姥姥姥爷带。我哥和我姐都是这样。到了我，却出了意外。

我出生的前一年，我姥爷得了一场重病，买了一副寿材冲喜。后来病好了，那副棺材板就一直戳在门后的水缸边上。我还没满月的一个晚上，大人们在喝茶聊天，我睡在我妈身边的一个小床上，我哥和我姐在水缸盖子上赌硬币——用一枚硬币去压另一枚硬币的沿儿，压翻了算赢。不知怎么的，就把一块棺材板弄倒了，正砸在我脑袋上。很奇怪，没见血啊包什么的，我甚至连哭都没哭。这让全家人感到大大的不安。我姥姥因而拒绝带我，怕日后有个痴傻呆苶的说不清楚。

就这样，我成了全家人眼里最倒霉的人。我妈带我回大连的时候，据说场面很感人，苏州的亲戚个个泪眼婆娑，觉得我这么小就开始去大连啃苞米面饼子，实在是‌‌“作孽‌‌”。这个棺材板事件的另一个继发效应是：我爸非常热衷于给我出脑筋急转弯题目。记得有一次我爸的一个同事让我猜一个谜语，其实就是那个思芬克斯之谜。那次不知怎么的就蒙出来了。我爸妈那叫一个狂喜，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了地。

就这么着，一直到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才回苏州。让我对苏州、对故乡这个概念，有了一层说不清楚的隔膜。时至今日，不论身在何处，都有一种‌‌“外人‌‌”的感觉。

在苏州，最不习惯的东西就是马桶，那是我死也不肯用的。弄堂里就有一个公共厕所，那同样令人讨厌。所以，我总是站在大门的门槛上朝外撒尿。我姥爷看到，就会满脸堆笑地用手指在我的尿流上打一下。这让我很奇怪——他不嫌脏么？以后懂事了才知道，他不舍得说我，只好用这样温柔的方式来尽一个长辈训教的义务。

二姨夫是个讨厌的人，因为他负责定期带我去理发和洗澡。弄堂口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剃头店，她家的二女儿就像画里的人一样好看，眉毛弯弯的，眼睛会说话，比我大一岁。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吃一根咸支卜，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以为我馋的是那根支卜，就把嘴外面的那一半给了我。中学的时候学鲁迅的豆腐西施，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姑娘。多年后回苏州，又见到她一次，还是在她家的店里，正在奶一个半岁大的孩子。乳房软软的，下垂得很厉害。眼睛不再会说话了。

我二姨夫的可恨之处是他一定要把我带到石路上的一家店去剃头。这使我对剃头有了双重的抵触情绪。另外，每次洗完澡，他都要大刺刺躺在椅子上，找人给他扦脚，和电影里的剥削阶级一模一样。

相比之下，我二姨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两个表姐，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候，我姥姥给我哥每天一毛钱的零花钱，我和我姐是五分钱。我的习惯是每天花三分钱买一支棒冰，剩下的两分钱买云片糕。有的时候，也会步行到石路去买一支五分钱的赤豆棒冰。我姐姐总是劝我攒几天，然后和她搭伙一起买小核桃，她认为这样才最合算。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每天吃棒冰和云片糕，隔三岔五地吃我姐的小核桃才最合算。

我的大表姐插队去了昆山，三天两头泡病号逃回来，和她一起逃回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有一次我去二姨家，正碰上这位男朋友把我大表姐压在身子下面‌‌“欺负‌‌”她。我大怒，转身要去报告我姥爷。那小子一开始掏出个两毛钱的票子，根本没起作用。一直涨到五毛，我才算消了气。很多年以后，我大表姐夫还在提这事儿。他在昆山一天的工分才六分钱，五毛钱，当时是多大的一笔款项啊！

我的二表姐先后谈过两个男朋友，全让我赶上了。第一个是个大学生，角（念‌‌“路‌‌”，没这个字）直农村的。那时候谈朋友，不过就是每人推一辆自行车，在马路上走来走去，连手都不碰一下。他俩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每人自行车后座上都有一个孩子——我和我姐姐。敲扁橄榄、奶油话梅、小核桃，他们一路走，我们一路吃，真开心！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学生来得就少了，大概是被我姐俩吃穷了，扛不住了。二表姐的第二任男朋友比较有钱，不但让我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管够吃，甚至还带我们去观前街冷饮店吃过几次——一毛钱的高级冷饮，还有酸梅汤。那位第一任男友，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长相，偶尔想起他，却只是‌‌“通感‌‌”到个儿大水灵的荸荠上去了。

馋的毛病一直保留到现在。时至今日，还是让我哥常年给我寄一种苏州特有的小奶油瓜子。躺在椅子上一边看书一边嗑，我认为人生的快乐莫过于此。

不说吃了，说点儿别的吧。

在苏州，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河。那时候，家家吃水都是直接从河里打，倒进水缸里之后，再放几块明矾搅一搅。上午有穿着东吴特色服装的乡下人摇着小船挨条巷子叫卖新鲜的韭菜和苋菜。河中间总有汽船拖了长长的一串水泥船，来来回回地运黄沙。谁家要买个酱油什么的，就会求在河里游泳的小伙子吊住运沙船的船帮去红旗桥，买了再等反向的汽船吊回来。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女人们拎着大木桶到河边来洗衣服，家家的隐私在此变形和传播。没有新闻的日子里，女人们就会拿无锡人的口音开玩笑，这是个永不厌倦的话题。比如，无锡人管月亮叫‌‌“亮月‌‌”、管螺丝叫‌‌“丝螺‌‌”，无锡人划的两条船要撞还没撞到的时候，大家都会一齐大叫‌‌“勿好哉，勿好哉！‌‌”咚地一声撞到之后，两条船上的人反倒抚掌叹曰：‌‌“那么好哉！‌‌”

我家对门的孤老太太，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年轻的时候是唱评弹的。每到吃过晚饭，河边的女人一片欢声笑语之际，她就会在堂屋的八仙桌边坐定，掏出一块抹布一样的脏手绢唱上一段。主题都是缅怀先夫的，但每天的词都会有创新。居委会里的干部来了几次要她注意唱词的内容，不要给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并威胁她‌‌“当心捉进去‌‌”，但都毫无效果。只好由她去了。评弹我大多听不懂，除了毛主席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只记得每四句一段，最后一句的最后两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一顿一顿地唱出来，这是评弹特有的韵味儿。比如：每日里，孤灯寒衾，长夜漫漫秋风——沉——寂！

在我的心里，我是把苏州当成自己的故乡的。但是遗憾，我的苏州话从没过关过，总是停留在洋泾浜的水平。反倒是上海话的水平要高些。每念及辛弃疾的‌‌“醉里吴音相媚好，谁家白发翁媪‌‌”，心里总有些茫然。记得河边上有一张大石桌，是用来把衣服摊开来拿刷子往上刷肥皂的。长年累月的肥皂水，把那块石板漂得非常干净滑腻，完全不长青苔。只是在桌脚的底部，有那么淡淡的一抹绿意。无聊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上面，看河面上大大小小的船，看面色黢黑、脚丫肥硕的船娘在船尾升火做饭。

脚下那一抹没有苔痕的绿意，就是我心底的故乡吧，我想​​​

偶有聚会玩乐，在KTV里肆虐人耳，每次都免不了点上一首张国荣的歌，《倩女幽魂》、《当年情》、《沉默是金》、《风继续吹》、《最冷一天》，MV影像中的他笑容温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多年前的寒夜酒肆，我和几个伙伴频频举杯，期望借用辛辣的酒精开道，直入愁肠，来冲刷掉离别的淡淡伤怀。

几个大老爷们儿，摇晃着通红的脸庞，迷离的目光，扯着粗嗓，吼着心殇。先是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接着是张国荣的《奔向未来日子》，临行临别，才顿感哀伤的漂亮。

放浪形骸和真情流露，在这一刻是合体的，平时稍有顾忌的不堪和羞涉，被兄弟环绕心齐山移的壮烈氛围击碎，荡然无存。

邻桌几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眼神柔和的注视着屏幕上的哥哥，一曲毕，他们抱着酒瓶过来，说不介意一起喝吧？

或许若干年以前，他们也曾少年如风，模仿着电视里那抹靓丽身影，在心仪的对象面前，臊皮搭脸的，放声高歌。

而今世事变迁，臃肿的身躯和稀疏的头发将他们领入中年的原野，过往的‌‌“少不更事‌‌”成为引发集体追忆的一根导火索，于是他们推杯换盏，想要推心置腹。

七色炫彩的灯光照耀下，琥珀色的液体泛着迷人的光泽，几位老哥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淡淡的从容优雅。

优雅，也是张国荣身上最出众的特质之一，他可以玩世不恭轻佻多情，也可以深沉内敛不辞细瑾，甚至还可以烟视媚行妖娆多姿，但始终不变的，是他骨子里那份不骄不燥、不卑不亢的气定神闲。

看他的第一部电影是《纵横四海》，印象最深的镜头，是街头流浪画家给他描完肖像后，他笑呵呵的签上自己的名字，留下一句：‌‌“我叫阿占，是个通天大盗！明天看报纸吧！‌‌”，然后扬长而去，说不出的恣意潇洒。

就像他和发哥借着高脚杯的丝丝反光游刃有余地穿过红外线阵那样——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陆小凤，是西门吹雪，俊逸出尘，风仪无双。

做贼做得这么浪漫优雅，观众能不被偷心吗？

《东邪西毒》中，三分忧郁七分茫然的他，活在无数记忆碎片里，黄沙沧浪，黑夜星辰，默默自语，组成了漫漫人生。那些逃避和放逐、疏离和孤独、旁观和奚落；无休止的惩罚、飘蓬一般的漫游、落地不生根的报复，所有的所有，都演绎得平白自然，自在随风。

哲理而蕴藉的独白之中，有几多是他内心的自我剖析与真实写照？

《霸王别姬》、《春光乍泄》、《阿飞正传》，他挥洒着表演的天赋，体味着剧中人物的哀乐，充斥着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神经质，渐入佳境。

《有谁共鸣》、《路过蜻蜓》、《胭脂扣》、《似水流年》，如一缸陈年老酒的醇厚嗓音，哀而不伤。

斯人已去，长歌当哭。

与其说我们怀念张国荣，不如说我们怀念那个纯真年代，空灵、简单、不张扬，贫瘠的物质基础和旺盛的精神需求之间一点也不冲突，人们懂得知足和克制，不会任由欲望泛滥。

‌‌“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

转眼已是十四年，让风继续吹。

2017.04.0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