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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看到了普通人的大山

三天天假期没有下楼,窝在沙发上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有刺激烧脑的谍战片,有高潮迭起的警匪片,猛男美女,情节跌宕,但套路大多相似,看完就忘,没留下什么印象。可下午这部《下岗》,看的很灰暗,很压抑,想写点什么。

影片由一名法国导演执导,曾经在 2017 年的釜山电影节上展映,但在国内,因为题材敏感,似乎没有公演。

剧情讲的是 90 年代东北的下岗潮,下岗的工人大多是年纪不小,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普通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而主角丽娜恰好就属于这一类人,她需要挣钱,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为了未来…

她听别人说,在法国那边当保姆收入高,一个月挣两千欧绝对没问题,就借了高利贷凑够了路费,辗转到了巴黎开始找工作,希望做几年保姆,挣些开店的本钱……

语言不通,只能在华人家庭寻找工作,但同是华人的家庭并没有给她任何温情,她一次次被拒绝,被克扣,为了找一份工作,她跑遍了巴黎有华人居住的大街小巷,可仍旧被拒之门外。

这边生活艰辛,那边家里又急需用钱,丈夫打电话来,说高利贷催债催得紧,再不还钱,房子都得抵押出去。

在这样的境遇下,她和偶遇的几个东北女人一样,做了站街女。

每天化好妆,站在街上拉客,有客人主动过来询问,她就伸出手指比出一个数字,代表着自己的价格,要是客人接受,两人直接一同离开。

这样的工作,确实挣了钱,她有了不少存款,除了平时的生活开支,她把剩下的钱都寄回家中,慢慢地,不仅还清了债,还有了开店的本钱。

家里觉得她似乎确实挣钱,妹妹不远万里找到她,想让她帮忙介绍个保姆的工作一起挣钱,可她哪里能帮得上忙,为了劝妹妹回家,她把自己的真实处境告诉了妹妹。

一场风波之后,两人一同踏上了回家的路。

家里,丈夫正在用她挣得钱装修,张罗开店,生活有了好转,相比于在巴黎的痛苦日子,呆在家里的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幸福到她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表面上,生活似乎没什么不同。丈夫对她还是很好,在她回来后,每天都是止不住的开心,儿子也很听话,上学、放学、上补习班…… 不用她怎么操心。

但是,一切明明已经不同了。她总是会想起在巴黎那段无法与人言说的经历,在她心里,那秘密就像是一个雷,迟早会炸,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她日夜担心,却又不敢有所表露,终于,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妹妹说漏了嘴,丈夫知道了她在巴黎的真实工作,两人吵架、冷战,丈夫负气、出走……

影片最后,给了一个很中国式的结局,丽娜带着儿子,找到了在出租屋落脚的丈夫,重新见面的两人,仿佛商量好了一般,都没有提及巴黎的事儿。

生活总要继续,你不知道背后的屈辱,背后的痛苦……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素材制作的,导演是法国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巴黎街头遇到了一群东北站街女,他对她们进行了长期调查后,拍出了这个片子。

影片里,和丽娜有着类似经历的人还有很多。上世纪 90 年代末爆发下岗潮后,一群东北女人,她们或离婚或丧偶,为了让孩子好好上学,她们来到了巴黎打工。

本想做保姆挣钱,但眼前求生无路的现实,逼得她们不得不去站街……

整部影片直到最后,没有输出观点,没有评判对错,导演只是以小写大,化群体为个体,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的生活。

时代的悲剧落在每一个人的肩上,是大山,是屈辱,是悲剧。

三十年过去,东北的雪,将这屈辱和悲剧掩盖和埋葬,无声无息。

愿这时代永远不会再成为普通人的悲剧之山。

不是我不够努力:被清退的编外人员

林江涛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笔试、面试决定去留。‌‌“我大概就明白,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被清退后,陈敏走向小餐馆和烧烤摊,工资与此前没有太大差距。但她特意避开医院附近,不想遇到前同事。

‌‌“你已经不是我们医院的人了。‌‌”一句话宣告了陈敏十年编外护士生涯的终结。

当着病房里两位医生、三个床位患者和家属的面,解聘通知来得突然。多待一秒多一丝狼狈,2023年9月,陈敏向记者回忆,听到离开的命令后,她没有迟疑,回到办公室,脱下护士服,带走了杯子和笔记本,科室合照留在柜子里。

八个月前,陈敏刚迈入35岁,成为她所在的湖南某二甲医院辞退的第一批劳务派遣人员。

过去的十年,她穿梭在病房和科室之间,看上去与其他护士没什么不同。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始终有根以‌‌“编制‌‌”为名的线。

以这根线为界,像陈敏这样以劳务派遣形式在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但不在编制内的人叫做‌‌“编外人员‌‌”。此外,常见的编外人员还有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聘用的‌‌“合同工‌‌”。

近年来不时出现的‌‌“清退编外人员‌‌”信息,让这一群体引起关注。这股浪潮里,有些编外人员深感受挫,有些借机踏出舒适区,重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新闻称,截至9月20日,全县有1038名被清退编外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有预感的失业

对于被辞退,受访的编外人员是有预感的。

早在2022年,陈敏就听同事说起清退编外人员的消息,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在网上搜到别的城市有所行动。但消息只在医院里隐秘流传,她始终没有看到红头文件。

2022年12月31日,陈敏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到期,医院领导告诉她‌‌“疫情刚结束,合同来不及签,先上着(班)‌‌”。仅仅过了两三天,以‌‌“国家出了政策‌‌”为由,她被解聘了。

2023年3月,相似的‌‌“小道消息‌‌”也在辽宁省灯塔市一家医院传开。28岁的李臻在医院预防接种科工作了近七年,在这座不到400名员工的医院里,消息传到她的耳朵只需拐过几个弯。

不过,李臻感受到的信号更加强烈。无法按时发放的工资、其他科室的陆续裁员、各科分管领导争取保住下属的传闻、新上任的院长两次走到预防接种科提及‌‌“人多‌‌”……这些让失业有了‌‌“步步紧逼‌‌”的实感。

更确切的消息是在被辞退的前一天——5月16日晚上传来的,她从一个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亲戚那里听说,裁员可能‌‌“要轮到你们几个了‌‌”。第二天,科室分管领导打来电话:‌‌“有个不好的消息,这回你留不下了。‌‌”

李臻说,在医院老护士的回忆里,医院三十多年来没有裁过人,这是头一回。院方告诉她,‌‌“医院现在欠钱,养不了这么多人,你应该理解理解医院。‌‌”

一些政府机关的编外人员此前就受到了影响。29岁的林江涛在云南玉溪一个政府单位上班已经四年,2022年12月底,他休陪产假期间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因经济性裁员,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进行笔试和面试决定去留。‌‌“听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就明白了,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不安在林江涛心里暗涌。他回忆,当时频繁看当地人才招聘网的岗位信息,刷社交媒体上教人如何应对中年失业的短视频,甚至请了一位大师算命。林江涛把生辰八字、工作地址发过去,大师告诉他‌‌“可能不会失业‌‌”。

为求保险,林江涛特意请了一位老师辅导结构化面试,两天花费1500元。2022年12月29日,生日的前一天,他还是收到了被辞退的短信,竞争上岗考试成绩排名最后一名。

危机来临前

中专毕业后,李臻曾经想过到离家四五十分钟车程的沈阳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爸爸舍不得她走远,托人找关系让她来到了这家医院,尽管平均一个月只有两千多元的工资,但‌‌“有地方占身子就行‌‌”。

预防接种科共有8个人,全部都是‌‌“合同工‌‌”,李臻在科室内主要负责疫苗信息登记。

县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她们医院接种疫苗。忙碌的时候,一上午3个小时需要登记约一百个孩子的信息。时间一长,李臻养成了语速快、打字快的习惯。见到前来接种的孩子和家长,用东北话脱口而出三个关键问题,孩子‌‌“生没生病、吃没吃药、身体是否健康‌‌”。新同事录入1个孩子信息的时间,李臻可以录入3个,一看到孩子的月龄就知道这孩子该扎什么针。

清闲的时候,忙完上午就可以提前下班。‌‌“工作轻松,工资固定‌‌”,还有医院缴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在小县城已经是不错的工作。李臻没有房贷、车贷和孩子,加上丈夫一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他们在物价低的小县城生活得没有压力。抱着‌‌“搁这养老‌‌”的想法,李臻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在失业危机出现之前,凭借着‌‌“与编制沾边‌‌”,编外工作被很多人认为可以‌‌“干到退休‌‌”。

林江涛也一样。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与文员无异,‌‌“送个资料,搞个台账,最多年底编资料‌‌”。因为单位性质需要去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不必严格坐班,还有单位缴纳的五险,‌‌“找不到比这个(工作)更顺心的了‌‌”。

‌‌“躺平‌‌”在单位时,也有两三个编外同事因为考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而离开。林江涛感到羡慕,但没有行动。直至失业,他才意识到编制有多‌‌“香‌‌”。如果时间倒退回十年前,他想劝那时19岁的自己,做好人生规划,考虑考个编。

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便林江涛回到十年前,用尽力气考编,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

陈敏就为考编付出了十年的时间。从拿到编外工作开始,她的人生就是在工作与备考中度过的。每晚下班,她的日程安排都是回到房间看书备考,没办法响应同事们吃饭打牌的号召,也无法‌‌“浪费‌‌”更多时间做饭、陪伴家人。

不似林江涛在单位感受到的安逸,陈敏在医院的工作是漂浮不定的。十年间,她轮转过至少8个科室,最短的只待了半年,科室的医生都还没有认全,最长的科室待了不到三年。去到一些新科室,甚至要从零开始学习。而编内的同事调动却不会这样频繁。

在她的感知里,医院员工按用工形式划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别的是编制内的,接下来依次是人事代理、劳务合同、劳务派遣。劳务派遣人员也有五险一金,但工资是最低的。

埋在日常工作里的区别,时刻提醒着自己是‌‌“编外人‌‌”,‌‌“35周岁以下‌‌”的考编年龄限制又紧紧压着,更加剧了陈敏对编制的追求。

只要她所在的医院出现招聘公告,陈敏都会报名。有好几次,她通过了笔试,但面试后又被刷了下来。

生存与情绪

被辞退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陈敏沉浸在焦虑中,每天依靠药物维持睡眠。在家附近的康复医院,陈敏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治疗的医生劝陈敏,要学会看开,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公公婆婆也开导她,不上班也没有关系。

对于工作多年积攒了一些‌‌“老本‌‌”的人来说,失业后,生存并不是首先浮上来的担忧,汹涌的是情绪。

过去这些年,陈敏自认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她家离医院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不上夜班的时候,下班时她也告诉医生护士,‌‌“晚上忙不赢(忙不过来),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她的微信号还留在之前的科室,供患者预约、咨询、回访。陈敏形容工作如同自己的爱人,突如其来的失业好像与爱人分离,‌‌“估计没有一两年很难走出来‌‌”。

为了转移注意力,也为了把断缴的社保续上,陈敏开始找新工作。保健院、专科医院、私人诊所、月子会所,与护理相关的地方最先纳入考虑范围。十多年前,她冲着‌‌“找工作很容易‌‌”报考了护理专业,如今护士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用人单位有了更多更年轻的选择。陈敏称,由于年龄超过35岁,她要么无法报名考试,要么不被接受。

林江涛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在当地人才招聘网上看到了一家职业培训公司的岗位。面试那天,四十多岁的老板向他介绍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已经取得的成就,问他:‌‌“为什么29岁了还在找工作?‌‌”

林江涛克制住情绪,平静地回复:‌‌“为什么29岁不能找工作?59岁、69岁甚至79岁的人都有可能在找工作。‌‌”

刚失业那会,林江涛也有过自我怀疑,但很快,他告诉自己,在人生低谷千万不要太折腾自己,不能跟自己作对;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主动争取,但也不必过于着急,‌‌“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慢慢找‌‌”。

踏出舒适区

从5月到8月,李臻在家歇了三个月,前一阵子去了江苏南通,打算尝试家纺直播。

直播上镜有要求,穿着要时尚、化浓妆。不可以像在医院那样,里面穿身运动服,搭上小白鞋,外面套上护士服,再化个淡妆就行。连说话也讲究标准的普通话,‌‌“说了这么多年东北话,突然之间那么别扭‌‌”。李臻站在主播旁边,一种不适应感让她退缩。

在江苏待了半个月,李臻还是回到了老家,重新花7天在当地学习做奶茶。

9月,她和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开了家奶茶店,虽然更累,但也能适应。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但她想着多劳多得,‌‌“可能多卖这一个小时,我还多挣点钱,我觉得是给自己忙的‌‌”。

有的人迈出的步子更大,比如陈敏,从医院走向了小餐馆和烧烤摊。

找了一个多月工作,问了不下二十个护理相关岗位,陈敏仍毫无收获。咨询以前学校的老师后,她转向备考执业药师资格证,若是通过可以到连锁药房上班,‌‌“比较稳定,也不卡年龄‌‌”。

但在那之前,还得找一份工作过渡。陈敏沿街一家家店铺地问,直到在街边的小餐馆看到了招聘服务员的告示,在那当起服务员。经餐馆老板娘介绍,又来到附近的烧烤摊兼职洗碗。两份工资加起来与医院工作时没有太大差距,陈敏也以灵活就业形式重新缴上社保。

不过对于这两份工作,陈敏还有着自己的顾虑。找工作的时候她特意避开了医院附近,不想遇到以前的同事。

在医院工作时,护士们穿着一样的护士服,戴着一样的口罩,露出两只眼睛,看起来并没有编内编外之分。大部分时候,病人连辨别出不同相貌的护士都有些困难,对待护士都是同等的礼貌和尊重。但脱下了护士服和口罩,面对吃饭的客人、饭菜和碗碟,她还是有些担忧。

现在她的时间被分割为4段,早上7点起床备考刷题,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到餐馆当服务员,之后去烧烤摊洗碗,晚上12点左右回家,再接着看书到凌晨2点。

公公婆婆依旧为她打理家里的一切,丈夫也支持她继续考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7岁的儿子见到陈敏在房间里看书,也拿来自己的图书,与她做伴。

在社交媒体上,陈敏写下:‌‌“我没考过编制绝对不是我不够努力,但是我依然相信努力以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我。‌‌”

(陈敏、李臻、林江涛为化名)

节选

 

@娱闻蜀黍:这大概就是《漫长的季节》最后的倔强,导演辛爽把原本删减的片段,还是给放出来了。

《漫长的季节》结尾的时候,一场大雪串起了整部剧,里面闪现了很多镜头。

其中有一个是全力骑着三轮车,从维多利亚接巧云回家。

原本这场戏是在那场大雨天,王响接王阳的时候,王响在后门看到的场景。

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坚定了王响想赶紧把王阳送进厂子的念头。

不过,导演在最后的回闪里,又把这个镜头放进了正片。

之所以被删,可能和一个国企职工到歌厅去兼职陪酒女有关。

其实,在90 年代的东北,因时代变迁,大量工人下岗。

妻子去歌厅挣钱,丈夫晚上接送的情况并不罕见。

为了生存,他们放下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漫长的季节》的大背景是一曲悲歌,绝非一部简单的悬疑剧所能囊括的。


黄小妖:看《漫长的季节》,你们有没有觉得,东北伤痕文学其实就是《红楼梦》?是一群天真的人,突然被一种巨大的不可抗力搞到一无所有的故事。

计划经济下的东北老工业厂区就是大观园。这些作品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弗洛伊德、钢琴、拉丁舞、萨克斯,工人们一边劳其筋骨,竟也兼顾了陶冶情操。这些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个天真澎湃到反常到搞笑的人物,其实只要留心上一辈,你会相信一个王响这样‌‌‌‌“以厂为家‌‌‌‌”的全套积极份子是真实存在的;龚彪同样天真,丽茹说得没错,彪子是真的爱学习,那种对于知识的热爱,除了拿来装逼之外,几乎是纯然的;甚至很多作品中大量的所谓的反面人物,比如管计划生育的小领导,念下岗名单的人,他们中很多人也天真而茫然地相信,自己与伟大光荣正确站在了一起。所有人都浑朴可爱,面目无憎。

东北当然是一个被凭空制造出来的乌托邦,它悬空在整个国家非常巨大的贫穷和苦难之上,但它的内部却是生存无忧的,自给自足的,革命乐观的,浪漫多情的。乌托邦是被塑造的,但人心却是真真正正与乌托邦同构的。他们中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与时代共舞的最高的情绪价值。

所以,当乌托邦轰然倒塌的时候,失落打在人心上,痛当然是巨大的,毁灭性的。但人心却不是不古的,那种被乌托邦精神喂养起来的天真几乎成为了东北人的底色。天真是一块毛玻璃,当它与快乐叠加时,便呈现一种温柔的玫瑰色,而它与痛苦叠加时,便呈现出一种绵长的感伤,再巨大的毁灭性的苦也被幽默轻轻包裹起来,甚至用宽恕一笔带过了。

这两天我经常刷到有的东北人说,你们看东北电视剧,觉得嘴碎,恨不得一句一个梗,这真的不是小品式的夸张,是我们东北人真是这样的云云。其实‌‌‌‌“恨不得一句一个梗‌‌‌‌”和‌‌‌‌“恨不得一步一句诗‌‌‌‌”,是一样的饱满而天真的东西,这是乌托邦的语言,现实的乌托邦倒塌了,人心还是很难从废墟中爬出来。

自然,造物者心里是有杆秤的,明白何为此消彼长。‌‌‌‌“港商‌‌‌‌”待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然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逃不过的是拨弄秤杆的翻云覆雨手。

@GrenadierGuard2:工业伤痕文学最怀念的那个工人地位高、待遇好、每家可以弹钢琴的时代固然美好,但也仅限于国营工厂这个群体。换成我们白完的种地老乡是只配去啃树皮的。苏式体系对重工业人口赋予准旗人待遇的实质,是把所有人的生存资源全部汲取过来重新优先分配给技术人口/工业人口和军队,代价当然是占人口比例最多又最受歧视的农民。由此也催生了苏式国家普遍存在的严格限制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二十世纪以来多次食物短缺乃至大吃饱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宝贵生存经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你一定要当个城里人/厂里人。


@啊熊姨:‌‌‌‌“港商‌‌‌‌”这个形象,好像变成了审查制下电视剧的新出口:

《漫长的季节》里,港商卢总侵吞有资产,在破坏小城道德水准的维多利亚娱乐城夜夜笙歌,最后强奸女主。是一个百分百的‌‌‌‌“恶‌‌‌‌”的代言人,他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人。

在《狂飙》里,港商蒋天是主角的镜像,他杀警察、杀大嫂,掠夺小城房地产开发资源。一个反转是,主角从香港找来杀手自导自演,把脏水泼给他,并学他的手法绑架他家人,港商被本土主角的高段位逼死。

在《人世间》里,骆士宾也是到深圳后发财,变成了一个类港商。他实际上是个强奸犯,发财后用金钱来争夺自己的私生子,最后也被主角失手打死,主角入狱,用这一悲剧来推动后续的主角的命运故事。

在这些讲述90年代的伤痕文学电视剧里,‌‌‌‌“香港‌‌‌‌”是资本主义的符号,‌‌‌‌“港商‌‌‌‌”在小地方市场经济进程里,是资本的来源、是酒醉金迷生活方式的来源、是原本工厂和阶级兄弟腐化分裂的催化剂。电视剧用这个形象,遮蔽了房间里的大象——工厂是被戴劳力士的港商搅黄的,而所有人都知道下岗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

真实生活里,香港和深圳,在1990年代是一个正面的市场经济代表,用来折射内地的制度落后和改革的急迫。也是各地招商引资最炙手可热的对象。二三十年后,经过2019年,如今的内地人,早已不是用这种心态和站位去看香港了,而这三部电视剧又都是在此时创作、此时走红的。香港的形象在当下流行电视剧中被重塑,变得更恶,成为了一种替罪羊。

有意思的是,这三个角色实际都是内地身份(前两个在剧中就揭示,是假冒的香港人),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审查中,平衡陆港关系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