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够努力:被清退的编外人员
林江涛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笔试、面试决定去留。“我大概就明白，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被清退后，陈敏走向小餐馆和烧烤摊，工资与此前没有太大差距。但她特意避开医院附近，不想遇到前同事。
“你已经不是我们医院的人了。”一句话宣告了陈敏十年编外护士生涯的终结。
当着病房里两位医生、三个床位患者和家属的面，解聘通知来得突然。多待一秒多一丝狼狈，2023年9月，陈敏向记者回忆，听到离开的命令后，她没有迟疑，回到办公室，脱下护士服，带走了杯子和笔记本，科室合照留在柜子里。
八个月前，陈敏刚迈入35岁，成为她所在的湖南某二甲医院辞退的第一批劳务派遣人员。
过去的十年，她穿梭在病房和科室之间，看上去与其他护士没什么不同。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始终有根以“编制”为名的线。
以这根线为界，像陈敏这样以劳务派遣形式在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但不在编制内的人叫做“编外人员”。此外，常见的编外人员还有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聘用的“合同工”。
近年来不时出现的“清退编外人员”信息，让这一群体引起关注。这股浪潮里，有些编外人员深感受挫，有些借机踏出舒适区，重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新闻称，截至9月20日，全县有1038名被清退编外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有预感的失业
对于被辞退，受访的编外人员是有预感的。
早在2022年，陈敏就听同事说起清退编外人员的消息，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在网上搜到别的城市有所行动。但消息只在医院里隐秘流传，她始终没有看到红头文件。
2022年12月31日，陈敏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到期，医院领导告诉她“疫情刚结束，合同来不及签，先上着（班）”。仅仅过了两三天，以“国家出了政策”为由，她被解聘了。
2023年3月，相似的“小道消息”也在辽宁省灯塔市一家医院传开。28岁的李臻在医院预防接种科工作了近七年，在这座不到400名员工的医院里，消息传到她的耳朵只需拐过几个弯。
不过，李臻感受到的信号更加强烈。无法按时发放的工资、其他科室的陆续裁员、各科分管领导争取保住下属的传闻、新上任的院长两次走到预防接种科提及“人多”……这些让失业有了“步步紧逼”的实感。
更确切的消息是在被辞退的前一天——5月16日晚上传来的，她从一个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亲戚那里听说，裁员可能“要轮到你们几个了”。第二天，科室分管领导打来电话：“有个不好的消息，这回你留不下了。”
李臻说，在医院老护士的回忆里，医院三十多年来没有裁过人，这是头一回。院方告诉她，“医院现在欠钱，养不了这么多人，你应该理解理解医院。”
一些政府机关的编外人员此前就受到了影响。29岁的林江涛在云南玉溪一个政府单位上班已经四年，2022年12月底，他休陪产假期间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因经济性裁员，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进行笔试和面试决定去留。“听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就明白了，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不安在林江涛心里暗涌。他回忆，当时频繁看当地人才招聘网的岗位信息，刷社交媒体上教人如何应对中年失业的短视频，甚至请了一位大师算命。林江涛把生辰八字、工作地址发过去，大师告诉他“可能不会失业”。
为求保险，林江涛特意请了一位老师辅导结构化面试，两天花费1500元。2022年12月29日，生日的前一天，他还是收到了被辞退的短信，竞争上岗考试成绩排名最后一名。
危机来临前
中专毕业后，李臻曾经想过到离家四五十分钟车程的沈阳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爸爸舍不得她走远，托人找关系让她来到了这家医院，尽管平均一个月只有两千多元的工资，但“有地方占身子就行”。
预防接种科共有8个人，全部都是“合同工”，李臻在科室内主要负责疫苗信息登记。
县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她们医院接种疫苗。忙碌的时候，一上午3个小时需要登记约一百个孩子的信息。时间一长，李臻养成了语速快、打字快的习惯。见到前来接种的孩子和家长，用东北话脱口而出三个关键问题，孩子“生没生病、吃没吃药、身体是否健康”。新同事录入1个孩子信息的时间，李臻可以录入3个，一看到孩子的月龄就知道这孩子该扎什么针。
清闲的时候，忙完上午就可以提前下班。“工作轻松，工资固定”，还有医院缴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在小县城已经是不错的工作。李臻没有房贷、车贷和孩子，加上丈夫一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他们在物价低的小县城生活得没有压力。抱着“搁这养老”的想法，李臻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在失业危机出现之前，凭借着“与编制沾边”，编外工作被很多人认为可以“干到退休”。
林江涛也一样。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与文员无异，“送个资料，搞个台账，最多年底编资料”。因为单位性质需要去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不必严格坐班，还有单位缴纳的五险，“找不到比这个（工作）更顺心的了”。
“躺平”在单位时，也有两三个编外同事因为考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而离开。林江涛感到羡慕，但没有行动。直至失业，他才意识到编制有多“香”。如果时间倒退回十年前，他想劝那时19岁的自己，做好人生规划，考虑考个编。
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便林江涛回到十年前，用尽力气考编，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
陈敏就为考编付出了十年的时间。从拿到编外工作开始，她的人生就是在工作与备考中度过的。每晚下班，她的日程安排都是回到房间看书备考，没办法响应同事们吃饭打牌的号召，也无法“浪费”更多时间做饭、陪伴家人。
不似林江涛在单位感受到的安逸，陈敏在医院的工作是漂浮不定的。十年间，她轮转过至少8个科室，最短的只待了半年，科室的医生都还没有认全，最长的科室待了不到三年。去到一些新科室，甚至要从零开始学习。而编内的同事调动却不会这样频繁。
在她的感知里，医院员工按用工形式划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别的是编制内的，接下来依次是人事代理、劳务合同、劳务派遣。劳务派遣人员也有五险一金，但工资是最低的。
埋在日常工作里的区别，时刻提醒着自己是“编外人”，“35周岁以下”的考编年龄限制又紧紧压着，更加剧了陈敏对编制的追求。
只要她所在的医院出现招聘公告，陈敏都会报名。有好几次，她通过了笔试，但面试后又被刷了下来。
生存与情绪
被辞退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陈敏沉浸在焦虑中，每天依靠药物维持睡眠。在家附近的康复医院，陈敏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治疗的医生劝陈敏，要学会看开，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公公婆婆也开导她，不上班也没有关系。
对于工作多年积攒了一些“老本”的人来说，失业后，生存并不是首先浮上来的担忧，汹涌的是情绪。
过去这些年，陈敏自认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她家离医院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不上夜班的时候，下班时她也告诉医生护士，“晚上忙不赢（忙不过来），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她的微信号还留在之前的科室，供患者预约、咨询、回访。陈敏形容工作如同自己的爱人，突如其来的失业好像与爱人分离，“估计没有一两年很难走出来”。
为了转移注意力，也为了把断缴的社保续上，陈敏开始找新工作。保健院、专科医院、私人诊所、月子会所，与护理相关的地方最先纳入考虑范围。十多年前，她冲着“找工作很容易”报考了护理专业，如今护士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用人单位有了更多更年轻的选择。陈敏称，由于年龄超过35岁，她要么无法报名考试，要么不被接受。
林江涛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在当地人才招聘网上看到了一家职业培训公司的岗位。面试那天，四十多岁的老板向他介绍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已经取得的成就，问他：“为什么29岁了还在找工作？”
林江涛克制住情绪，平静地回复：“为什么29岁不能找工作？59岁、69岁甚至79岁的人都有可能在找工作。”
刚失业那会，林江涛也有过自我怀疑，但很快，他告诉自己，在人生低谷千万不要太折腾自己，不能跟自己作对；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主动争取，但也不必过于着急，“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慢慢找”。
踏出舒适区
从5月到8月，李臻在家歇了三个月，前一阵子去了江苏南通，打算尝试家纺直播。
直播上镜有要求，穿着要时尚、化浓妆。不可以像在医院那样，里面穿身运动服，搭上小白鞋，外面套上护士服，再化个淡妆就行。连说话也讲究标准的普通话，“说了这么多年东北话，突然之间那么别扭”。李臻站在主播旁边，一种不适应感让她退缩。
在江苏待了半个月，李臻还是回到了老家，重新花7天在当地学习做奶茶。
9月，她和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开了家奶茶店，虽然更累，但也能适应。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但她想着多劳多得，“可能多卖这一个小时，我还多挣点钱，我觉得是给自己忙的”。
有的人迈出的步子更大，比如陈敏，从医院走向了小餐馆和烧烤摊。
找了一个多月工作，问了不下二十个护理相关岗位，陈敏仍毫无收获。咨询以前学校的老师后，她转向备考执业药师资格证，若是通过可以到连锁药房上班，“比较稳定，也不卡年龄”。
但在那之前，还得找一份工作过渡。陈敏沿街一家家店铺地问，直到在街边的小餐馆看到了招聘服务员的告示，在那当起服务员。经餐馆老板娘介绍，又来到附近的烧烤摊兼职洗碗。两份工资加起来与医院工作时没有太大差距，陈敏也以灵活就业形式重新缴上社保。
不过对于这两份工作，陈敏还有着自己的顾虑。找工作的时候她特意避开了医院附近，不想遇到以前的同事。
在医院工作时，护士们穿着一样的护士服，戴着一样的口罩，露出两只眼睛，看起来并没有编内编外之分。大部分时候，病人连辨别出不同相貌的护士都有些困难，对待护士都是同等的礼貌和尊重。但脱下了护士服和口罩，面对吃饭的客人、饭菜和碗碟，她还是有些担忧。
现在她的时间被分割为4段，早上7点起床备考刷题，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到餐馆当服务员，之后去烧烤摊洗碗，晚上12点左右回家，再接着看书到凌晨2点。
公公婆婆依旧为她打理家里的一切，丈夫也支持她继续考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7岁的儿子见到陈敏在房间里看书，也拿来自己的图书，与她做伴。
在社交媒体上，陈敏写下：“我没考过编制绝对不是我不够努力，但是我依然相信努力以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我。”
（陈敏、李臻、林江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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