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外卖 下的文章

@一包海苔:我是和这个世界脱轨了吗,物价越来越离谱。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喝的奶茶都是大台北,避风阁,一杯也就几块钱,当时根本没有现在那么多奶茶品牌店,要是逢年过节喝一次十几块钱的饮料就已经是非常奢侈了,但是现在你走进大部分的奶茶店,几乎都是几十块起步,你们真的不觉得贵吗?

杭州4988 一杯咖啡,上海6200 一杯咖啡的出现让我很震惊,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究竟可以喝几口。是不是这种离谱的价格出现,然后慢慢让大家潜意识里觉得,四五十的咖啡也还可以接受,二三十的奶茶很便宜,这个价格就是合理的价格。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是手机支付,你很难对钱有概念,不管消费了多少,一扫码钱就过去了,以前还需要拿出钱包一张张数着花。

有的人可能就说了,明码标价,你不买不就行了。

是这个道理没错,贵的东西你明码标价ok 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让我买不到便宜的东西啊。

大家吃夜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烧烤是真的特别贵。你随便拿几串都能卖你大几十,烧烤摊的烤玉米8-10 块不等,有些地方的烤玉米是一粒粒串成一串的,烤茄子甚至能卖到15 一份,一顿夜宵下来,普通一天的工资没了。

我在海南,根本吃不到便宜的烧烤,你总不能说国内哪哪哪便宜,你去别的省份吃啊,难道我想吃个烧烤还要坐火车去别的地方吃吗?

那油价前几年什么价格,现在什么价格?我去哪加便宜的油?他确实明码标价啊,关键是我用不起啊。电影票几年前什么价格?现在卖一百多的都有,最便宜的也要三四十,我去哪看便宜电影?难道现在的水果不贵吗,普通人去哪买便宜的水果。

明码标价已经让我们普通人看不起电影吃不起水果了。一杯奶茶加一张电影票,你一天工资没了,你还想着买车买房吧,柴米油盐酱醋茶,洗漱用品吃喝拉撒,人情世故电话费网费,逢年过节买衣服总要花钱吧,这点工资真的能存下来钱吗?

我之前一直觉得,社会越来越发展,技术越来越先进,生产的成本不是变低了吗,那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价值低了,价格怎么反而还上去了呢?

那物价上涨的钱究竟去了哪呢?咱们普通老百姓是真的在夹缝中生存。

钱贬值,学历贬值,就物价上涨了。我一个读研出来的同学拿到的offer 还比不上当初本科时候拿的好。问了无数人,大家都在说打工环境差,工资低物价高,这么多城市地区,居然没有一个地方是适合打工的。

我们普通人的诉求很过分吗?我只是想要在海南吃到好吃不贵的烧烤罢了。

@推拿熊:还是那句话,当大家意识到这十年来什么物价都涨了但是工资还是几千块一个月,其实这才是问题。劳动的增值速度太慢太慢,很多行业十年来没有涨薪水反而打折了……

 

 

本硕加入抢单,千万外卖员开卷

9月伊始,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火上热搜。他称‌‌“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每天骑摩托210公里、爬110层楼,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毛收入7000多元。他记录下了平台规则、工作流程、个体观察等内容,用‌‌“非常辛苦‌‌”来形容体验过程。

和邢斌体验式工作不同,更多人因为生存需要,进入这个行业。记者多方了解,自去年以来,不少高学历毕业生、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被称为‌‌“就业蓄水池‌‌”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卷‌‌”。

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新人外卖员李凯结束了10个小时的工作,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

他是江西人,今年23岁,2022年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奔着低门槛、高收入、时间自由三大优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2023年,骑手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订单增加的速度。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卷‌‌”了起来。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宿舍室友们。

例如,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受行业整顿和疫情影响失业。他还有孩子要抚养,肩负着房贷,工作难找,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

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店员,一位中专毕业,一位大专毕业。进入外卖行业最大的原因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考虑过开网约车,但据兼职司机说,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人多车少‌‌”。

宿舍在老旧小区内,大约50平米,新老骑手混住。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眼神都透露着不可置信,像是在问:‌‌“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

李凯说,那一刻,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失业的人,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空间。

外卖骑手不好干了。

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介绍,话说到一半,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又来个新人抢活,还是个大学生。‌‌”

打断李凯说话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名叫许奕,43岁,四川人,高中毕业。许奕皮肤黝黑、粗糙,习惯佝偻着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许奕开始对新骑手怀有一种‌‌“敌意‌‌”,他说,‌‌“(老骑手)像被抢了饭碗。‌‌”

今年4月,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记者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

1 高学历争做外卖员

李凯的母校是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季,他海投简历,但没有等到回应。他说,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当年就业率最低69%)和他情况相当,考虑就业大环境‌‌“严酷‌‌”,他想找个工作,作为人生临时落脚点。

另一方面,父母总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李凯觉得,杭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生活便利程度,都更值得自己努力留下。

面对电话里父亲的关心,他只好一面撒谎,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一面开始找零工,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的生活费。

‌‌“送外卖、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都是留在一线城市的办法。‌‌”

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

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应聘者身体健康、会骑车即可。入职当天,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租一辆二手电瓶车、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一套骑手工服。办理好健康证后,他拿到了骑手账号,正式开始骑手生涯。

27岁的硕士生王丹,和李凯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2021年,王丹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初试折戟,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活费,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

休息时,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心观察聚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他发现,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聚集抽烟、闲聊,更喜欢谈论工作结束后去桑拿、娱乐;另一拨是新骑手们,在商业中心的书店里偶尔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记者,2022年7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在他运营的站点内,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成为骑手。

‌‌“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听其他站点的同行说过,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业务,用餐高峰时段抢单赚钱,其余时间会去商场看书。‌‌”该站长说道。

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

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记者,彼时,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介绍了超过100名本科生、硕士生。

李凯时常感觉到一种‌‌“身份错配‌‌”,他学的是外贸专业,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工作看上去更合理一些。除了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丢人,‌‌“怎么混成这样‌‌”。

他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吃饭的同学,他总推脱说自己‌‌“太忙没空‌‌”。

除了大学生外,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

杨浩东,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他曾是教培行业的前端工程师,每天用Java语言工作,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

‌‌“我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他说。

2021年底,行业裁员潮来袭,杨浩东不幸成为离开的一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和大专学历,让他在找工作时不断被拒之门外。最终,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先做兼职骑手,一边做一边找工作。后来发现收入尚可,每月能达到9千左右,便全职投入了进去。

33岁的王力,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高中毕业。2022年疫情开放后,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减少,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迫于生计,王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

王力干了十多天后,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王力还尝试做网约车司机。他租了一辆车和朋友划分时段抢单跑车,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但订单量不稳定,加上平台抽成,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网约车也难开了。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这让他在面对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有了一点安全感。

2 时薪下降,规则改变

人数增加,让骑手的薪资不断下降。

做骑手之前,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工地停工后,他才开始送起外卖。2020年开始,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加上补贴,最高能达到20元每单,一年下来,他能存下20万元。

到了2021年,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那一年,他在老家建了房子,欠下了一笔钱,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可按当下的行情算,他起码要用8年时间才能‌‌“解脱‌‌”。

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变得更糟糕,站点平均日单量不变,每天接到1500单左右,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7000元。

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相应的‌‌“评级‌‌”制度,等级高的骑手相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而新人则需要不断地‌‌“升级‌‌”,从最基础的近距离、低单价的订单做起。

在此基础上,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价格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像李凯这样业务不熟练的新骑手,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超过10元。刨去每月800元房租、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

‌‌“取、送路程加起来总共7.5公里,配送费只有2.7元。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36元。‌‌”李凯算了算,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时薪约5元,30秒内会被抢走,‌‌“不管什么单子,总有人会接。‌‌”

此外,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补贴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加至最高500元。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客人让他顺路帮忙买一包烟和啤酒,他觉得时间来不及就没买,结果遇上了一个差评,被扣了300元。

李凯还留意到,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他3月份每天赚约300元,4月份跌至每天200元不到。他所在的配送区域,取消了恶劣天气补助金。

新骑手多了,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超过10次,否则会被劝退。

全职骑手饱和,逐渐超过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给,收入普降,平台开始重新分配订单。

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记者,众包的订单减少了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单价低的订单。因此,兼职骑手们开始注册不同平台的账户。

可是,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标准例如,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记录,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

不少兼职骑手被迫离开,或想办法去站点应聘,转成全职骑手。另一些承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离开。李凯看到,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

离开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换一个平台,继续从事外卖骑手;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要赚到钱,还是得打零工。

受到配送供需的变化影响,全职外卖骑手的‌‌“人员流动性‌‌”开始降低——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长久职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

‌‌“出去之后,也不好混。‌‌”站长章雨告诉记者,以往,春节前后是骑手的离职高峰,平均10人里有3人会离开,但2023年同一时段,整个站点共100人,选择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节前,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按兵不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

往年春节后,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这批骑手作为新生力量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路线,在夏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章雨回忆,2022年的时候,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需要支付的费用差不多是700元左右,现在则降到了300-500元。

‌‌“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章雨说,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但订单回落后,外卖平台依旧因为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

不过,对平台而言,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是件好事:可以倒逼骑手们进行竞争。带来的结果是——配送速度明显加快,订单遗漏的情况减少。

‌‌“骑手过剩,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在外卖平台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实际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趋于稳定的状态。

简而言之,在平台看来,周期性的人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淘汰一波骑手。‌‌”上述工作人员说。

‌‌“蓄水池‌‌”似乎要满了

《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把外卖行业称为‌‌“就业蓄水池‌‌”,并且解读这是因为行业的两大特点: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多劳多得资。

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孔。他说,自己不断结识‌‌“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比如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们。

‌‌“外卖行业的内卷,并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外卖行业‌‌“内卷‌‌”现象,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

他认为,就大学生就业而言,高校的核心支持作用不容忽视,‌‌“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

他建议,高校应当开设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定期举办一些招聘会和就业辅导。他特别指出,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建立互动机制。

‌‌“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说。

此外,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一些行业被严格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就业蓄水池‌‌”中,加速‌‌“蓄水池‌‌”里的内卷。

2023年5月中,二阳过后的李凯决定不做骑手了。许奕也正准备离开,他说,许多干了三、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想回到家乡,开个小店为生。

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杭州高温,工作了11个小时的他,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他把车停好后,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他感觉自己中暑了。

穿过走廊,回到宿舍。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

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很多,大约半小时后,李凯的门被敲开。他顾不得和同行眼神交汇,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关上房门。

第二天,李凯给站长发了消息:‌”站长,能不能做个结算,我想离职了。

 

 

料理包江湖

美好的食物能让生命更加丰盈。

张点点坚信这一点。她在丰宁坝上草原吃过现烤几个小时的全羊,在珠海横琴吃过美味的大生蚝,在广州的文明路品尝过久负盛名的椰子炖鸡,也曾耐心地在成都的一个古镇排了一个小时的长队,等待即将出锅的现制藤椒鸭。

这些食物不但美味,还非常新鲜。

有时候,她会要到老板微信,线上下单,但即使是用最快的快递,送到北京的食物,在口感和风味上也是要打些折扣的。

她能理解预制菜的兴起——在现代社会,食品行业的工业化是大势所趋。预制菜可以被快速加热、快速配送,从而满足都市人最基本的果腹需求。华军也承认,对于外卖来说,便宜、味道好和快,这三方面很难平衡。

很多中餐的烹制过程确实很复杂。

以蒜香排骨为例。要做这么一道菜,需要买猪的直排来腌制,光腌制时间就要花好几个小时,之后要油炸,过程很繁琐。餐馆如果做这么一道菜,花时间人力不说,当天还不一定能卖完。

洋仔的拿手菜是酸甜排骨。但是做这道菜,需要早晨去买排骨,回家后浸泡30 分钟泡出血水,之后小火慢煮40 分钟以上。一餐要做4 个菜,加上买菜在内,一般要花2-3 个小时。

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忙碌的白领们显然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一线城市,预制菜还有天然优势。华军指出,因为监管严格,北京的大商场都不能使用明火,而用电烹饪成本很高,只有高端餐厅才能负担,所以在这些商场里的中低端餐厅,用的主要就是预制菜。

在华军的印象中,包括料理包在内的预制菜产业的发展壮大,是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网站不断发展壮大同步的:预制菜商家不需要厨师,这就降低了餐饮行业的入门门槛,参与商家变多,外卖市场也变得更大了。

发展到现在,外卖网站上的很多商家只加热料理包,只做外卖。

据媒体调查,预制菜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ー线城市,在2021 年,一线城市的预制菜占比就达到了45%。

一些菜品,是预制菜扎堆的品类,比如牛蛙。华军说,市场上的牛蛙普遍都是香辣口味,这就是因为冰冻牛蛙是主流,现杀现做的比较少,香辣口味可以掩盖食材的冰冻感。同理,很多商家在卖水煮鱼、酸菜鱼时,也会使用料理包。

事实上,任何一道荤菜,比如回锅肉、鱼香茄子、卤肉饭、梅干菜扣肉、辣子鸡、蒜香排骨,都可以做成料理包。

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牟利空间,尽管正规预制菜加工厂的手续齐全,但在销售端,商家是现炒还是用料理包、用好料理包还是次料理包,目前监管部门并无明文规定,属于灰色地带。

‌‌“商人逐利是天性,比如你这一单用劣质料理包能赚50 元,用好一点的料理包只能赚20 元,你怎么抵挡这种诱惑呢?‌‌”华军反问。

他举例,市面上最常见的是鱼香肉丝的料理包。贵一点的十几二十块,便宜的5 到8 块,临期做活动甚至更低。如果商家自己现炒,一份鱼香肉丝给3 两肉,再加上人工、配料,成本至少要10 元以上。显然,用料理包,商家能赚得更多。

不过,抵制的声音已经响起。

有人在小红书上发问:‌‌“北京现在的餐馆是不是全都是预制菜料理包了?‌‌”还有人请求网友推荐北京不用预制菜的餐馆,有的帖子留言达到数百条之多。黑猫投诉上也有不少关于料理包的信息,有人形容自己吃完一家湖南餐馆的预制菜,‌‌“一天都没胃口吃饭。肚子难受一整天。‌‌”

更多的不满,集中在预制菜的‌‌“隐身‌‌”。

‌‌“我们讨厌的不是预制菜本身,而是商家收着现煮菜的价格,卖的东西却是预制菜冷冻肉的质量。我们气愤的是价值不对等。‌‌洋仔说。

自救之路

扔掉那份30 多块钱的黄焖鸡排骨的那天,张点点决定:告别料理包,在能力范围内,更加健康地生活。

很难说,是什么决定了这个信念的滋生。

或许是年龄和经历。这位34 岁的单身女性在职场闯荡多年,呆过互联网大厂,冲过创业公司,曾经把工作视为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情,直到经历过周期动荡才意识到:生命健康永远应该被放在第一位。

或许是源于身边人的耳濡目染。

她出生在美食之家,父母都是厨师,退休之后在老家开了一片地,种植有机蔬菜,自给自足。一位住在天津郊区的朋友,则专门与附近种植无公害蔬菜的村民建立联系,定期去大棚摘菜,包括丝瓜、黄瓜、茄子、青椒等。她会带上现摘的菜跟有机食用油,去熟悉的餐馆,请厨师炒制。

这些对健康食物追求的案例,都成为张点点学习的对象。

当然,人在职场,亲自种地,从源头提高食品安全等级,并不现实。她只能尽力避免遇到预制菜料理包。比如,在工作地和家附近踩点,看哪些餐馆是真正在做现炒菜的,然后在外卖网站上标注收藏,只点这些商家的外卖。

进餐馆消费时,她也会多观察——比如华军提到,以梅干菜扣肉为例,工厂生产,选材比较次,肉质往往中等偏下。而餐厅自制,选材讲究,多用大块五花肉,切得要更厚一些,出品颜色和肉质饱满程度要好不少。

‌‌“椒盐扇子骨最好慎点,因为没有哪个餐馆会有耐心现做这道菜,所以往往都是预制菜。‌‌”

在街头走多了,张点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做现炒菜的商家,也在进行自救。它们会通过在店门口挂横幅、在外卖包装上标注文字等方式,强调自己做的是现炒。在外卖网站,有的商家会在菜名后面打上括号,专门标注‌‌“现炒‌‌”——尽管这曾经只是餐饮行业的标配。

当然,更有效的办法是减少外卖。

张点点看中了家附近一家水饺店的现包水饺。店铺前台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橱窗,几个工作人员坐着现包,各种肉馅都摆在面前,一目了然。她会一次买两斤冻起来,中午回家临时煮,15 分钟后就可以吃。

她还网购了一堆红薯土豆,早晨捡出几个,加上鸡蛋一起丢锅里煮,就是一顿清爽的早餐。周末休息的时候,她会认真地去菜市场采购,给自己烧制大餐。

这样的日子,她已经坚持1 个多月了。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正在加入她的行列。如今,除了一位年轻的单身男士,办公室里,几乎所有同事都带饭。大家还会比较,谁的饭菜更健康。

当然,预制菜并非洪水猛兽。尤其在下沉市场,预制菜正在持续深入,一批企业已经在主攻以县域市场为主体的下沉市场。京东超市与蓝鲨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2 预制菜年度消费报告》指出,三四五线等下沉市场,已经贡献了预制菜近40%的市场份额。

不过,目前,在很多小县城,预制菜仍然不是主流。

前不久,张点点去山西的两座小县城旅行,期间,她点的外卖都是现炒的,尽管要多等一会儿。其中一位商家还打电话来沟通,今天没有她点的干豇豆红烧肉,是否可以换成小炒肉。

那一刻,吃过太多料理包的张点点有点感动。

 

 

这样,不超过50元,就能买上三四天的食物,但孙远并没有从中感受到什么乐趣。买来的食物会被塞进冰箱,他的三餐也极不规律,每当饥饿或焦虑来袭,他才会掏出一包食物,扔进微波炉。

说到底,他只是为了温饱罢了。

另一种生活

人与食物的关系往往反映着不同的生活状态。

也有开心买剩菜盲盒的年轻人。比如居住在成都的张茜,她每次买剩菜盲盒都很开心,因为这恰好符合她的消费理念——实用、实惠,以及环保。

张茜一家人都有早餐吃面包的习惯,上午在剩菜盲盒的平台上下单,晚上就可以用三折左右的价格,拎回一大袋面包。儿子会兴奋地打开袋子,提前挑选第二天的早餐。

还有一次,她想着‌‌“要是能开出草莓面包就好了‌‌”。结果打开袋子,居然真的有草莓面包躺在里面,‌‌“那种感觉是花钱买不来的双倍开心‌‌”。

而在剩菜盲盒更普及的国外,每天都有人在参与‌‌“抢盒大战‌‌”。这其中的主力购买群体,就是中国留学生。

4年前,李魏去英国就读本科,一年要花家里几十万。她吃得很省,常用燕麦奶和黄油饼干打发午餐。英国街边的寿司店,她也馋过,但一盒迷你泡菜寿司就要6英镑,她心疼钱,舍不得买。初到英国一年,她瘦了二十多斤。

但很快,她发现了英国有剩菜盲盒。

对比之下,无论是从选择面还是普及度来说,国内的剩菜盲盒都只是初级阶段。在平台上,按照攻略,她挑选了一家连锁法国咖啡店,距离公寓只有800米,店里的午餐盲盒仅售4英镑。

那是长期只在学校和公寓间往返的她,第一次为购买食物出门。

一开始,她还怀着一种羞耻感,担心买剩菜会受到店员冷遇。但戴着椭圆耳环的年轻店员只是礼貌地请她先坐下,等待正价购买顾客结账完毕,没过一会儿,就笑眯眯地走来问她想吃什么。在李魏不解的目光中,另一位中年店员招手示意她来到展柜旁,‌‌“剩下的热食都可以挑选,选够12英镑‌‌”。

李魏不好意思挑太久,只随机拿了一份蔬菜汤、鸡肉卷和一盒芝士焗菜花,回到公寓,久违地吃到热乎午餐,她不禁后悔,‌‌“怎么不早点用剩菜盲盒‌‌”。后来,吃得多了,就没有当初的羞耻感了,这甚至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连续两年‌‌“沉迷‌‌”剩菜盲盒,让李魏成了‌‌“抢菜能手‌‌”,每次要先抢热门餐食,可以逛街般挑选平时舍不得买的10英镑奶茶,或是15英镑法国甜点,现在它们统统只售3英镑,而且还是双人份。

在英国,加入剩菜盲盒计划的餐饮店有不少,所以盲盒之间也会有性价比之分。为了买到更好的盲盒,她还会根据评分进行筛选。有一次,她抢到了‌‌“三文鱼刺身拼盘‌‌”的剩菜盲盒,那天她吃得很开心。

但吃剩菜盲盒,也有不愉快的经历。

在加拿大留学的蓝浅浅听朋友说,在超市,只要是顾客退回的食品,哪怕没开封,都要扔掉,‌‌“这真的太浪费了‌‌”。所以,她专门去当地有机食品高端超市买了一份盲盒,但从店员手中接过厚厚的纸袋后,盲盒里竟然还放了两本健康杂志凑数。

她觉得自己被骗了。

受到打击后,她又去炸鸡店买剩菜盲盒。盲盒里,只有三块油腻炸鸡、几根土豆条,还有几瓶已经开封的饮料。后来,她就再也不买剩菜盲盒了。

反抗

但对失业了3个月的孙远来说,省钱,还不是购买剩菜盲盒的主要原因。

他反复强调,虽然已经失业4个月,但还不至于‌‌“弹尽粮绝‌‌”,积蓄和偶尔接到的私活,让他暂时还能应付生活。买剩菜盲盒更多是因为,‌‌“有时会怀疑,食物是不是真的是生活必需品‌‌”。

孙远所住的公寓楼下,有东北菜馆、烧烤和麻辣烫店。刚搬来时,他不理解,为什么以网红、明星扎堆著称的百子湾,饮食选择会如此‌‌“接地气‌‌”,这里离精致繁华的国贸只有5公里,却完美呈现了都市的另一面——到处是晃眼的店铺灯光、地摊类食物,和坐在街边喧闹的食客。

搬家半年后,扬州人孙远才逐渐适应百子湾的饮食体系。在办公室中重复、乏味的工作,让他额外渴望重油重盐和酒精的刺激。去年冬天,他最常做的工作是刷短视频,‌‌“看网上流行哪种段子,换个场景,复刻给我们公司的网红‌‌”,这让他吃不下清淡的食物,还沉迷于每晚灌下一瓶冰啤酒,‌‌“好像就能把对工作的反胃冲下去‌‌”。

这已经是他毕业后换的第5份工作,他经历过广告、教培、网红经济几个不同行业,离职原因都大同小异,‌‌“太累了‌‌”‌‌“没意义‌‌”‌‌“赚不到钱‌‌”。离职前,领导提醒他‌‌“现在工作难找‌‌”,他说‌‌“已经考虑好了‌‌”,每天做盯着流量数据、复制热梗段子的工作,他累了。

现在,离职第3个月,疲惫感消失,焦虑感升上来。

情绪反馈到生活中,他对食物的欲望越发下降,有时和朋友出去吃饭,‌‌“也尝不出特别的美味‌‌”,也不想和人交流。合租的厨房太过脏乱,他为此单独买了微波炉,用来加热各处买来的‌‌“剩菜盲盒‌‌”。

那一个月,他得了两次口腔溃疡。他依靠剩菜盲盒维持生存,但很显然,在生存之上的所需之物,剩菜盲盒并没能给予他。

与此同时,吃剩菜盲盒作为一种选择,也会遭遇一些偏见。

尽管到了现在,为了省钱购买剩菜盲盒,李魏已经一点也不觉得丢脸。她说起自己吃剩菜盲盒的时候颇为平静,但她的家人朋友却为此感到震惊,觉得‌‌“难以理解‌‌”。

听说她购买剩菜盲盒后,亲近的朋友会隐晦地问她:‌‌“面临经济困难吗?‌‌”姥姥甚至打电话责备她的父母,没有多给她点生活费。

实际上,选择吃剩菜盲盒,源自她心中的负罪感。

17岁之前的李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经常花几百元请客吃饭,每个月都会购买衣服、鞋子、包,平时‌‌“能打车绝不走路‌‌”。转变发生在转学出国读书之后,家庭要为她额外支出高昂的学费和房租。在英国,每多花一便士都会给她带来负罪感。

依靠吃剩菜盲盒等手段,一年下来,她学费、房租和生活费一起,花了不到30万人民币,而她身边朋友的平均开销都在60万左右。

列车总要向前

最近,孙远过了一段吃剩菜盲盒的时间之后,他也想通了,决定在夏日将尽时离开北京。

父母听说他状态不好,支持他先回家待一段时间,‌‌“在老一辈眼里,好好吃饭是天大的事,听说我吃不下饭,找工作、结婚、生孩子,他们什么都不催了‌‌”,现在唯一牵绊住孙远的是房子,租期还有3个月,提前离开,他要白白赔掉三千多元押金。

他想趁这段时间,再多接些策划、剪辑的短工,攒点休息的本钱。尽管还是没想清楚未来的方向,但能短暂停下,生活骤然变得轻松,‌‌“每天滴滴答答倒计时,提醒我找工作的闹钟,终于消失了‌‌”。

他能感受到身体正在一点点恢复通畅,好像压在各处的石头,一颗颗滚落。食欲也正在慢慢恢复。孙远不再执着于剩菜盲盒,有时会主动约朋友聚餐,‌‌“想在离开前,把想吃的餐厅都打卡一遍‌‌”。

短视频风口变化太快,快到他觉得自己离职挺明智,因为这一行需要的是永远不知疲惫、向前奔跑的人。就比如他听前同事说,前段时间模仿油腻男的视频最火,但这类网红不好做变现转化,所以,现在风头已经过去了,又只能想新的账号人设。

他只是跟着无奈笑笑。

有时到了夜晚,孙远还是会下意识地走进便利店,忍不住购买打折饭团,剩菜盲盒陪伴他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他像是刚经历了一个冬天的松鼠,还改不掉囤积食物的习性。

也有人依然坚持着这个习惯,甚至有些依赖它。

比起刚到英国时,要依靠超市临期产品节省开支,李魏现在觉得,剩菜盲盒的存在,对她来说是一种幸福。

购买剩菜盲盒甚至成了她的一种精神娱乐方式,她会根据盲盒内容判断每日运势,还试图集齐法式蛋糕店的精品小蛋糕,‌‌“每次去领盲盒前,都会对着橱窗许愿,如果刚好拿到想吃的那款,就会超级开心‌‌”。

只有偶尔拿到奖学金,她才有底气去买不打折的水果。过生日时,她会为自己多买两个剩菜盲盒庆祝。这意味着,省钱不光能减轻愧疚,有时还给李魏带来了掌控生活的成就感。

没有工作的孙远也是一样。剩菜盲盒对应的那种生活,他体验过,习惯过,最终还是只能向前看。

他所住的公寓楼下有一段铁轨,夏天来临后,他常会在傍晚来到轨道旁,看绿皮火车呼啸而过。轰隆轰隆的声响,压过了脑中烦恼的杂音。

‌‌“不论怎样,列车总是会向前跑的。‌‌”他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图|马延君李微明‍‍‍

编辑|易方兴

 

 

最近有个热搜,叫:‌‌“外卖小哥里面有多少大学生。‌‌”

一开始,只是魅族前高管李楠给了组数据,说30%的外卖小哥有本科文凭。

他其实没给出任何信源,不过底下网友却大都相信。

有人阴阳道:孔乙己终于脱去长衫了。

有人感慨说:还是中国年轻人懂事。

这是第一次讨论高潮。

次日,有个财经博主补充道:广州美团满员,历史上第一次。

每次股灾,都有段子说基金经理要买个电动车去送外卖了。

每次考研,都会有人说‌‌“考不上就只能去送外卖了。‌‌”

每次有个什么裸辞的故事,主人公都会重复一句话‌‌“大不了我就去送外卖。‌‌”

这一切的前提,是外卖岗位应该永远缺人,只要你想做,立马就能去做。

没想到吧。

其实外卖小哥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外卖小哥也会满员。

甚至出来个没头没尾的聊天记录,说现在想在广州送上外卖,还得找人托关系塞红包,否则外卖都没得送。

还配上了解读文案:

‌‌“连躺平年轻人最后有勇气辞职的避风港都没有了,那句辞职大不了送外卖的口号一去不复返。

这样的群聊记录让讨论抵达第三次高潮,也把就业焦虑情绪推向了最高峰。

当然,美团立马辟谣。

说广州确实有些站点招满了,但绝对不用送红包托关系。

知乎还有个问题,叫‌‌“2023年就业形势有多严峻‌‌”,然后最高赞回答是这么一张图,见题图。

问题里最高赞的回答之一,他给出的地点就在花城广场,位于广州天河区。

从图片里,我们看到不少骑手很清闲地坐着休息,似乎外卖员都快比外卖订单还多了。

我查了查背后相关数据。

说过去一年,仅仅美团就新增了100万骑手。如果算上饿了么估计更多。

当然,这和疫情期间运力不足,需要大量人力有关。

但依然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说回标题,这其中,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去送外卖呢?

2020年美团给出数据说近300万骑手里,近1/4是大学生。

但此后美团没再给出过相关报告了。

至于未来硕士是否会去卷外卖行业的问题,也许就像一个名人说的:

未来已来。

02

在一些人看来,外卖员作为底层人,天然地需要被同情。

此前一位年轻骑手的流调信息公布后,就遭到了网友的怜悯:

‌‌“没想到底层人的生活这么苦。‌‌”

‌‌“要是我,那我不如选择去死。‌‌”

‌‌“底层人的一天太苦了。‌‌”

这么一种‌‌“上等人对下等人的愧疚‌‌”,想要显示的无非是自身的高尚。

网友像从没见过世界一样,要给从事体力工作的人,全部打上底层的标签,然后挨个同情一遍。

被同情的‌‌“底层人‌‌”估计也是一脸懵逼:

我靠双手吃饭,不偷不抢,每个月赚的钱也不少,总比在家里啃父母退休金的人好吧,咋就底层了?

别以为人人都能送外卖。

打电话沟通、路线规划、驾驶技术、细心,缺一不可。

曾经有个新闻,说四川泸州有人捡到过一个小本子,是一个骑手的工作笔记。

里面详细记录了配送流程、工作前排查、微笑行动、服务术语、取餐异常处理等送餐相关内容。

每一页内容都用数字、字母等符号进行了标记,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进行了标记圈划。

其中‌‌“送餐‌‌”一页中,这位骑手还细心地画了时间轴,并用红笔标注了‌‌“超时‌‌”‌‌“严重超时‌‌”等重要时间节点。

任何行业都有一万小时定律,外卖小哥也是。

之前还看过篇文章。

说工厂的工人来送外卖,乐不思蜀了,觉得送外卖环境又好。

不会被欠薪。而且还没啥年龄限制。

而且在工地搬砖搬不成工头,但送外卖却有可能成为外卖站长,管理上百位骑手;如果成为一个区域的负责人,还能进入更高的管理岗位。

最重要的是,送外卖的收入真挺不错。

北京一个外卖骑手送餐十年,花了300万元在北京二环买了房;

去年11月,杭州外卖骑手用6年时间,攒下了100万存款,准备在杭州全款买房……

当外卖员不只是回老家县城买房,而可能在大城市里买房,这样的事实让外卖骑手成为千万沪漂、北漂打工族最青睐的工作之一。

他们也一跃成为县城里颇受欢迎的‌‌“中高收入群体‌‌”。

当然,难免身心俱疲。

上面那位年轻外卖小哥的流调信息就显示,他需要从早送外卖到晚的。

一天都没有进食,一直在进行派送,最终跑了60多单。

外卖小哥的工作是辛苦的,但其实你看一些外卖小哥的自述应该能知道,像这样一天从早到晚工作的,一般都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单王‌‌”。

摸清各个小区的环境后,加上一股勤奋劲头,许多外卖小哥一天内跑出100多单。

甚至于130单。

相比于一天到晚加班没有加班费,而且现在动不动就裁员降薪的企业,苦一苦能到手一万五这样的工作确实还蛮有吸引力的。

夸张点说,这里的成长环境才证明了好好干会有美好的未来。

另外,我想外卖员岗位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脚踏半条船‌‌”。

具体说来是:外卖行业门槛低,外卖员进入工作角色相对轻松;跳槽成本更低,没有包袱;也能说自己在CBD之间转悠,可以提前熟悉角色。

所以外卖员成了不错的人生转场选择。

这些看似平常的道理,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呢?

因为哪天我也去送外卖了,起码也算做过行业背景调查了。

03

现在应届生找工作挺难的,而且一年比一年难。

西安的大学举办校园招聘会,有家企业直接过来说要招外卖骑手,需求专业都是学校的王牌专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招聘会上,赫然写着‌‌“招聘传菜生‌‌”、‌‌“洗碗工‌‌”的字样。

后来学校回应,说这不只是面向大学生的招聘会。

也就是在这个招聘会上,更是出现了会计兼出纳的岗位。

会计法上规定会计和出纳不可以为同一人,然而这家企业就敢于公开这么操作。

企业开出的工资,也是一家比一家低。

重庆大学可是985大学,计算机也算是高薪专业,然而薪资范围就是2千。

这并不是最低的。

成都一家公司给出了800底薪的岗位。

到了北京,学历内卷的情况会更突出。

因为今年北京的硕士博士毕业人数超过了本科生。

是不是说硕博士在北京送外卖的比例比本科生大呢?

再试想一下,三十岁后又没什么学历的打工人,在大城市里是不是只能迎接一个黯淡明天了呢?

就像上海的一个找工作笔记说的:

‌‌“我才32我老了吗?找个工作,因为年龄,面对他们的冷眼。32,我就该死了吗?我舍下孩子出来找工作挣钱,就因为32岁工厂进不了,快递不招我。连做个收银员都这么坎坷!我真的老了吗?‌‌”

32岁算老吗?显然不是。

两三千的工资对于应届生来说算多吗?显然也不多。

我们以前学微观经济,劳动力市场也是市场。当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时,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也不能都怪企业黑心,其实现在企业日子也不太好过。大厂都在裁员,现在还有企业招人就不错了。

04

最近高盛出了一份报告,预测未来会有哪些工作会被AI取代。

首当其冲的是文员、法律行业、建筑设计行业。

其他什么金融、管理、计算机行业也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而外卖员、修理工则是最不容易被取代的岗位之一。

按照现在有些外卖站已经招满的情况来看。

嘲笑、同情外卖员的日子应该不会持续多久了。

说不定未来,外卖员会成为人人羡慕的高薪行业,你想做还做不上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