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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继续工作。但市场和政策限制,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儿。虽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声让拎泥桶、搬木头,就要立刻去帮忙,很多人还会自愿加班多挣些钱。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时,有时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也失去资格。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再进入建筑工地。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保洁、仓库管理员,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过70岁,他们在城市几无生路了。一位农民工71岁被迫回乡,在村里帮忙盖房子,工钱一天100元。75岁时,一家劳务中介下乡招保洁员,工资一天110元。虽然只多10元,他还是去了,69岁的老伴刚做完胆结石手术3个月,好在也能干活,两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每天早6点坐1小时车进城,到一处工地上倒垃圾、扫地,下午4点再坐车回乡,一周干7天。他说:“能动是福气,不能动就可怜了。”

工作、收入被时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钱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进城打工。他们最能挣钱的青壮年时代,恰好是城市发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时代红利为什么没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打工半辈子,为什么还是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在1989年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所有单位、企业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城里人也要再就业。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两三年后,他们再一次遭清退,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只知道有天被开除后就很难再找到活。一位89年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桥洞住了一个月,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对农民工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类工作中,只有一类“允许考虑”使用外地劳动力,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个行业、103个工种,都不许雇用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市属企业每招一个外地人,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农民工那样进入工厂做流水线(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建筑业和人力装卸。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始终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20年来,赚钱的机会多了,但他们也老了,竞争不过年轻工人;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钱都给了孩子

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万,高于调研中90%的人。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与多数受访者不同,老赵没有子女。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农村,孩子结婚的开销在30到50万。儿子结婚这一年,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万元,支出却高达32万元。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因为女方通常要求“婚后不还债”。安徽一对夫妇有3个儿子,为前两个结婚已耗尽存款,也无钱可借了,只好给三媳妇打欠条,许诺盖房钱。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10年没回家,只源源不断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广东,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但80%—90%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个人发展的机会——比如先投些钱,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因为他们不敢冒险,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要到60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访谈中聊到孩子,第一代农民工大都说自己认了命,“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一项基于3500人的调研显示,比起同龄人,留守儿童长大后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过着一种“三抛”的生活——抛弃家庭,抛弃社会,最后抛弃自己——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像一种循环,他们的孩子在生子后,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很多人为孩子上学在县城买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于是孩子成为又一代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A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为避免留守,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上学,每年5000元借读费,“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交完就攒不下一点钱。但在孩子初二时,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让孩子独自回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没人管,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去常州打工,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因为那些年交了借读费,A没有存款,没买房,2020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临走时最后一份工还欠他4万元不给。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多缴多得”,将来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访谈时他56岁,在芜湖开了一个小门脸收垃圾。他说,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后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里的人,也没什么差别。

不能看病,伤病只能随打工累积

第一代农民工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问题。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医院开药,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芜湖的大厦保洁员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请了一天假,等回去干活时,公司就不要她了,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她再不敢请病假。她64岁,腿脚不便,每天要负责把6层楼拖两遍,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她月工资1800元。访谈时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层,都要停下来喘气。但她说没办法,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她都会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对于最担心的问题,61.4%的第一代农民工认为是“身体健康”,但——

仅有35%曾参加过体检;

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则忍”,仅有11.8%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是“裸奔”状态,多数人不愿把辛苦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全国,但不能异地携带。他们打工时生了病,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确认不能诊治,办转诊手续,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报销,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要么回老家报销,但要承担路费、时间成本、失业的风险。

但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满意”,说这很好了,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却不会横向比,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不论病痛还是看病难,他们都选择忍受。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去做按摩、理疗、针灸,只忍着,‍‍贴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因为没法遵医嘱。一位50多岁的女工因长期干活,手腕形成囊肿后不能弯曲,还很疼。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说这就是干活累的,不能再干了。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她就没法活。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到晚年,他们看上去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十多岁,身体各部位疼痛,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污染引起的尘肺病、红斑狼疮......相比工作超过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评“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个大包100多斤,扛一个挣10块钱,他一天要扛十几个,不时闪到腰,疼得直掉汗。访谈时他54岁,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铲水泥的工作,昼夜都接单,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50岁,他开始不时感觉喘不上气,但没去看病也不请假,“自己歇歇就能干了”,几年后越喘越厉害,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他57岁,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返乡在家,什么都不能干了。“听说这个病哪里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药,还是孩子在淘宝上给买的。“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医院吊两天水。”

仇凤仙觉得,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城市留给他们最深的痕迹可能就是健康问题,“他们带着一身伤病,回到乡村,‍‍回到那个原点,但那个原点已经不是当时那个原点了”。

个人奋斗有用吗?

一些词语经常被用来形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小农意识”、穷人思维,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限制住了,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魄力和开拓性,不敢投资、把握不住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艰辛的原因,而是结果。他们没有存款,没有保险,也没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愿冒险。仇凤仙觉得,是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没有抗风险能力,却把责任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仇凤仙曾预设这些农民工的命运,和社会因素、个人因素都有关。经过问卷和访谈,她发现,这些人的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有读完(83.85%)、没学过技能(67.4%),家里贫困到没钱支持他们在城里摆摊,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依然谋求打工的机会。工地进不去,他们就去做日结工,凌晨4点在路边等招工的面包车。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仇凤仙最后在报告中,用“社会脆弱性”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深受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影响,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仇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要给农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一位专家批评她“没有人文情怀”,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仇凤仙觉得,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不让他们工作,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为自己发声,争取权利。他们没有学历,不会运用媒体,只会忍受。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只会说“哪有活不累呢”;身体坏了,他们也觉得正常,“一辈子干活,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他们说“看世道走”,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最后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仇凤仙1979年生,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后来她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岁,16岁外出打工,挣钱给她交学费。2003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去上海一个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没有夫妻房,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成为学者后,她本能地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她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只要问了一个人,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跟家人讲,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也没法跟工友讲,总换地方打工,其实很难有朋友;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声的渠道——一位农民工长年在工地,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他说一直不清楚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从我们虽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拖楼道的地、擦电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平整楼前的草地、浇花草。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他们老去后像是一块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仇凤仙曾悲观地想,“农民工老去后怎么办”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一个人是农村人,老了就回到农村,似乎是天经地义。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才会想到,他们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后却一无所有,这并不正常。

 

只是,培根这些努力,在可怕的数字面前,显得有些渺小。

尤其是这两年,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每个月电费不过三四百,包括开车的成本降低在内的各种原因,使得进入的司机数量翻倍上涨了。

现在全国网约车司机总共558.4 万人,网约车235.7 万辆,比去年1 月多了快160 多万,是2 年半前的两倍多。

签约,正常地跑单。

真实的在跑网约车司机数字,比官方统计的更多。

但是,司机面临的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在打车平台之间的攻坚战中,价格也被越打越低。

2021 年,滴滴被下架审查。群龙无首的网约车市场,突然活跃起来了。一年时间,全国增加了40 家网约车平台。

尤其是,聚合平台这个抱团取暖的新模式的崛起,彻底改变了网约车的玩法。有了聚合平台这个流量入口,给各家网约车派单,就能集合运力资源,共同和滴滴对抗。

以高德为例,截至目前,接入的中小规模网约车平台,已经在155 家以上。

而且,为了挖走滴滴的用户和司机,各家使出浑身解数。

给新客送补贴,一人送100。司机每拉100 元,美团平台补贴20 元。妥妥E行甚至宣布,新司机注册就给1000元福利。

网约车市场不仅没有因为滴滴的下架而沉寂,相反的是,很多新司机在那个时候涌入。整个市场,从消费者到平台方,都是热火朝天。

而且,不仅是新人,培根还告诉我们,一部分当初因为投诉违规太多,被滴滴封号了的司机,也借着聚合平台的崛起,回到了这个市场里。

以前滴滴会通过罚款、扣分等方式,来约束和考核司机。

但聚合平台作为一个提供流量的入口,并不能管理接入的平台和司机。再加上,只要聚合平台这个流量入口还在,去什么平台都能接到单子。

就算随意取消订单或者态度差,司机只需要换个平台就可以继续跑单了。

除了激烈的竞争,大家还慢慢发现,打下来的价格,也涨不回去了。

王师傅说,现在聚合平台的价格,平均要比滴滴低20%左右。而且,这个价格还在慢慢地萎缩,以前一公里可以拿到3 块,现在只有2 块多点,有时甚至只有一块多。

不仅仅聚合平台们在用价格战和滴滴较量,接入的小平台内部也在暗暗较劲。

因为聚合平台是按照订单价格和空车距离来排序,我比你便宜一块钱,我就能排到你前面去,所以小平台内部也难免有价格竞争

整体单价变低了不说,聚合平台们作为流量提供方,又要从司机收入中抽成。

王师傅表示,如果是用T3 自己的APP 跑单,每单就抽百分之十几。但是,用某聚合平台叫单,还要再抽走一部分服务费。这样两头分成,最少也得抽走20%

相较而言,滴滴虽然抽成较高,但是胜在单价高,抽成之后司机到手收益也高。

在本就薄利多销的行业里,聚合平台的司机们更是钱少活多的那一批。

某聚合平台的司机抽成

你以为这样两轮缩水之后,司机的利润就压缩到头了吗?还远远没有。

平台在竞争,而司机内部,也在互相对抗。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底怎样才能抢到单子?

‌‌“开特惠呀,特惠一口价。‌‌”

培根说的特惠车,单价会比普通的快车还要再便宜20%左右。在抖音上,有司机甚至表示:‌‌“你把特惠全部关掉,一个单子都没有,偶尔响起个单子就是起步价,就这么回事。‌‌”

平台抽成20%,聚合平台压价20%,特惠车再打八折。原先能有40块的单子,现在司机到手可能只剩20块了。

明明到手的单子越来越少,结果单子价格反而越压越低。要想维持原来的收入,司机们只能比之前更卷,从此陷入一个死循环之中。

而对为了吃下更多市场的网约车平台来说,平台之间的对抗,不会为了司机而停下。

与之相反的,在网约车这样一个拼运力资源的行业里,手上的司机越多,意味着平台实力越强。这也是为什么抱团取暖的聚合平台,能够撬动滴滴。

虽然滴滴为了补偿司机,缓解他们的收入压力,去年多掏了4.4 亿元的司机补贴。只是和单量、价格的下滑比起来,也是杯水车薪。

空驶补偿是指去接乘客过程中,被乘客取消订单,平台给予司机的补偿

为了能抢到更多的单子,有的司机选择注册多个平台,抢多个平台的单子。一个司机的面前,可能驾着四五台手机。

但是这么做,面临的风险也很大。培根以前也偷偷跑过,马上就尝到了血的教训。

因为同时接到两单,就只能取消其中一个。

‌‌“司机没法取消订单,取消了就会扣你的分。‌‌”

培根所说的这个‌‌“分‌‌”,比罚款更让他们恐惧。罚款就是肉痛一次,但是如果平台考核分数低了,直接影响的是派单量。

为了维持高分,司机们不能取消订单,还要每天定时地打卡出车。

李师傅说,如果你某天旷工不出车,或者没按时出车跑早晚高峰,派单数就会减少很多。

如果你取消了一次订单,那么被扣掉的服务分,司机需要跑500 单才能被刷新掉。。

500单是什么概念,对于在二线城市跑单的培根来说,他最起码要跑一个半月。

对于全职司机王师傅来说,这更是绝对不可以犯的禁忌。

2022 年在郑州老家开的理发店倒闭之后,他就从郑州赶来了杭州全职跑网约车,他也是司机口中太勤奋的那种外地司机。

除了需要承担租房、伙食等基本开支外,他每个月还需要花3600 块,支付在T3 上面租赁汽车的费用。

所以他不能停下,一年365 天,他一天都不敢偷懒。一旦少跑两三天,这个月收入可能就要少一千多。

早上7 点必须按时出车,到了晚上23 点才能收车,每天跑足16 小时。只有这样,在扣除租车费用之后,当天还能剩个300 块左右。

‌‌“每天跑到9 点钟就回家睡觉,那(还)挣不挣钱了。最后,连车的租金都付不起,不就尴尬了。‌”

比王师傅卷的司机,还大有人在。在杭州,你随便找一天,在11 点之后出门,就能看到大量的网约车司机跑在路上。

因为10点之后,每公里的费用会从1块多,涨到2块。多跑跑,总是能多赚点。

这样不要命地跑,没有人心里不后怕的。

王师傅和我抱怨说,‌‌“前段时间,不是抖音上,又有个网约车司机猝死了。‌‌”

在培根的司机群里,群友也经常会转发司机猝死的新闻,这个月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了。

大家匆匆感慨一下注意休息,转头又汇入车流中去了。

人人都想逃离这个死循环。

李师傅想要升级成利润更高的专车,但是平台严格限制人数。他的申请已经提交了一个月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声音。

培根和王师傅都准备过段时间不干了。住在车上的时间太长,培根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点小问题。

王师傅打算等一年的合同到期之后,就攒点钱回郑州老家,重开一家理发店。

‌‌“我在理发店闲的时候也是坐着,不过那个比较安全,这个不安全。‌‌”

而他们离开之后,下一个司机很快就会补进来。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国内有53.7%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约五分之一的人存款在1万元以内。底下一条高赞评论亮了:‌‌“竟然有46%超过了?‌‌”

实际上,这甚至都算不上是新闻了。去年,中金公司公布的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11个等级数据,人均月收入人民币500元以下(最低等级)的多达2.2亿人,而月入5000元以上的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3%。

想想看,单凭这点收入,在现在的物价之下,你能存下几个钱?

当然,也有一种声音抨击这是‌‌“月光族的诅咒‌‌”,仿佛这些年轻人之所以没存下更多钱,只是因为他们太会花钱了。然而,这种隐含道德谴责的解释与我们看到的现实矛盾:在这个艰难时世,绝大多数人都在尽可能地节衣缩食,现在的问题不是消费太多,而是都没钱消费。

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得到很少正视的现实:大部分人温饱也没多少年,本来也没什么家底,在被迫手停口停之后,顿时就赤身裸体暴露在时代的寒流之中。

迹象其实早就出现了。三年来,像教培、旅游、航空、酒店、影院这样的行业只是更早感受到了寒意,而随着市场的低迷,工厂订单减少,广告、销售、地产等行业也陆续受到波及。

即便是一直被视为‌‌“旱涝保丰收‌‌”的体制内岗位,断崖式降薪也早就不是秘密了。有些单位虽然还有13薪,但从年终奖到各种绩效都没了。上海的公务员历来的收入结构是工资低、津贴多,但去年不少单位津贴奖金几乎全砍,收入跌去30%不算稀奇。

寒冬已至,钱包缩水,如今保持现金流才是王道,以至于这个‌‌“6·18‌‌”也颇为惨淡。之前就看到数据,电商平台上销售额降幅最大的是服装,想想也可以理解,毕竟经济下行,谁都觉得,都这时候了,能省则省吧。

有一次,看到豆瓣上的‌‌“喵大妍儿‌‌”说起上海萧条的花市:

买菜顺路去了田林花市。铺天盖地的年花,但是除了绝望地站在自家门口的老板们以外,没有客人,我是唯一一个客人。所有人都近乎讨好般地殷勤,希望我买点什么。

和遇到的老板都聊了聊,实在是太惨太难,本来因为花市要被拆除,很多人后续也没有着落,是想最后一次卖年花屯点本钱应对之后的动荡,结果几乎人人赔到血本无归。

身处这一片姹紫嫣红的喜庆花丛里,却特别想哭。

街市的萧条在哪里都是肉眼可见的,很多店早就撑不下去了,就连一线城市也不例外。有一位在深圳生活的‌‌“王瘦瘦‌‌”说:

小区楼下关了一排店,十字路口是超市关门了,沙县关门了,汉堡店关门了,快餐店关门了,咖啡店也转让了,奶茶店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酒吧关两年了,猪脚饭关门了,还有四五个门头,一直租不出去。现在还能活下去的,就剩四五家店了。30%活着,30%关门,30%就没开过门。

有一次,我打车遇到女司机,感觉并不多见,好奇之下多问了一句,她笑了笑说:‌‌“要不是日子不好过,女人谁愿意开出租车啊?‌‌”听说在北京也是,在顺义这样的郊区,打车遇到女司机的概率都一半一半了,有时,晚上路边甚至还有车主开着后备箱卖东西,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子、小玩具。

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为了保住饭碗,早已不敢有任何抱怨,毕竟这岁数失业了,出去和年轻人竞争没什么优势可言;而对年轻人来说,赶上了史上最难就业季,早就哭都哭不出来了。至于失业率,服务业的隐性失业原本就难以统计,加上统计口径的门道,在国内原本就是个玄学。

知乎上曾有人提问:‌‌“现在失业的人真的很多吗?他们都去哪里了?‌‌”

底下都是一堆阴阳怪气的揶揄:‌‌“没有,今天我在单位里问了一下,所有人都有工作。‌‌”‌‌“今天我去太平间问了一下,没有一个患者对医生表示不满。‌‌”‌‌“我在高铁车上问过了,每个人都买到了车票。‌‌”‌‌“形势稳中向好。‌‌”

失业的人都去哪里了?据说是新增了2亿‌‌“灵活就业人员‌‌”,此外还有返乡创业的、自主创业的、考研考公的,这都不叫失业,叫‌‌“待业‌‌”或‌‌“自由职业‌‌”。

问题是,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时的临时性过渡状态,然而现在却看不到它什么时候到头。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例:才30岁,整个部门被砍,面试了十几家,即便条件完全符合、也一再降低要求,仍然没下文,到最后连面试机会也没了,只能天天去送外卖。

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门槛低、灵活自由,收入也还可以。在就业市场上,它充当着蓄水池的兜底作用,有一万人招一万人,有一千万人招一千万人;但到如今,似乎连送外卖的机会都岌岌可危了。

前一阵就有这么个新闻:一个23岁的大学生,成功应聘成为美团外卖平台骑手,当天下午,他45岁的父亲接到了平台解聘的通知。以前,‌‌“实在不行,还能去开车‌‌”,但现在,网约车司机也‌‌“满‌‌”了,月入过万的传奇渐渐远去,这个行当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中年人灵活就业的退路了。

现实是:‌‌“灵活就业‌‌”一旦实践起来,并没有给人太多灵活,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缺乏弹性,此时‌‌“灵活‌‌”仅仅意味着你得自己承担所有不可预测的风险,过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且不说人们本来就存不下什么钱,就算能存下点什么,其意义现在也变了:中国人原本之所以储蓄率这么高,既是因为缺乏保障体系之下应对未来风险,也是旨在长远规划,但如今别说是三五年之后了,就连明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过一天是一天吧。

这正是贫穷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们本能地察觉到有某些强大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自己的命运,但他们既不能充分掌控又无能为力,只能乞灵于运气,并以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宿命论态度去面对它,因为那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卸下了因为想要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心理负担。

在不同的时代,当人们面对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时,这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都会被激发出来。近来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上香、拜财神、买彩票,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也在于此。本质上,这是一种对自身力量感的含蓄否定。在有些文化里(例如魏玛德国),年轻人会在幻灭之后选择及时行乐和狂热,但在我们,似乎更多的是默默忍受——换句话说,那种力量不是向外释放,而是向内压抑。除了文化惯性之外,这或许也是因为中国人意识到,向外释放的一地鸡毛,最后仍然得由自己来收拾。

但这不见得就是更好的,不仅因为这种苦熬说到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因为这样的日子没有未来。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少人有勇气谈‌‌“未来‌‌”二字了——‌‌“今天都难熬,还谈什么明天?‌‌”这种心态固然可以理解,但全社会都这样,那就很危险,因为看不到未来就看不到希望。

我知道,很多人想的是‌‌“熬到看见希望的那一天‌‌”,然而,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那一天并不会自动到来。

 

 

谈恋爱准倒大霉:不仅那一年没有工资 衣食住行全是自己解决 还要给医院交钱 更要命的是学校还要再交一年的学费 即使那一年你根本不在学校

割动脉喝脉动动:我堂姐不就是,在上海白干一年,回老家了。优先本地人

i 新鲜事:再告诉你更残忍的,还不能随便离职,工资低,没日没夜的无偿加班,你干不动了想离职,还要被医院索赔高额赔偿,说是付给医院的培训费,现在还是这样的政策。

苏家云玥:我是医学生 就是这样的 没有工资还要交钱

陈梦儿_Scar:1. 规定的 3 个月试用期(试用薪资打折扣),试用期结束后不合适,换下一批,继续开始 3 个月的试用期。 2. 招 30 + 人不等的所谓管培生,最终只录取一人,这就需要这 30 + 人卷生卷死,这个时候,小朋友们想的已经不是对等问题,而是必须脱颖而出这个问题。 3. 拼实力熬来了晋升考核期,却被走后门的提前预定。

洛茛 Logan: 原来人医也那么惨,我们宠物医生助理,在广州给我研究生开 3500 一个月,朝九晚九,谁爱干谁干

HR-docter:13 年刚毕业在医院上班,没有资格证,前三个月工资 500,后一年多工资 800,租个房子 1000,三餐吃空气喝西北风,全靠父母贴钱。

闪闪发光的米噜噜:这个绝对百分百真实。

记忆的颜色 18: 以前在民营医院呆过一段时间,也不敢这样操作! 护士的工资确实是低,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岍浅:是我,医学研究生专硕 [泪],三年吃住行全靠父母,白班夜班一天都不落(每天考勤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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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驹桥日结工们的一天,不是在找工作,就是在找工作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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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的时间从早晨4、5点开始,这个点的天空已经是微蓝色,人们从附近的城中村里走出,又分成两批散去。一批是昨晚已经找好工作的人,他们需要坐上最早一班的公交车,另一批人准备在当天找工作,他们要去马驹桥商业街尾的一条十字路口。

中介已经在这里等待。

如果说整个马驹桥日结工的用工市场是一池水,那么现在,水温正在迅速变化。很多人说,马驹桥是一个讲究绝对生存的地方。在体力活主导的马驹桥,用工标准往往很简单——年轻与健康,也很严苛,二者缺一不可。

只是年老无法欺骗,它是时间的忠诚者。在马驹桥,年纪大的工人,或许会成为第一批被淘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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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准备去上班的日结工,穿着京东物流的红色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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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根今年50多,从河北来,平时一般在马驹桥做快递分拣,但从今年以来,分拣的年龄开始‌‌“卡得特别死‌‌”,50岁,就是那个临界点。

‌‌“你今年多大‌‌”,是马驹桥所有中介的第一个问题。熟悉这里的老工人都知道,要学会伪装年龄,如果被问起,就说自己长得显老,一些中介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了。但现在,年龄愈发敏感,有中介要求统一上交身份证,拿到后,还得对着证,再瞧一遍脸上皱纹的密集程度,嘴里不停换算,‌‌“1976年,今年47。1974年,49了‌‌”。

北京的清晨有风、微冷。早前刚刮了一阵沙尘暴,下雨了,只是落下来的都是泥点。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在角落抱怨,特意来得早,结果找了一圈也没人要。旁边一个男人也郁闷,他倒不是年龄问题,只是手指在上一份工里受伤了,被机器压的,简单裹了层纱布,中介说‌‌“这不行,没法干活了‌‌”。

张勤根有时候不服气,自己在过去干的活并不少,他在河北老家下过铁矿,还装过爆破的炸药,用生命挣钱是常态。现在家里的铁矿效益不好,但张勤根觉得,他一身的力气,并不比年轻人差,‌‌“扛水泥见过吧,年轻人根本干不了‌‌”。

100斤一袋的水泥,4袋,400斤,一袋一袋往肩膀上抡,在巨大的冲击下,人的身体只能不断下沉再下沉,直到背脊与地面平行,但只要张勤根咬紧牙口,上六楼不是问题。他说,年轻人受不了,这是一种长年劳作留下的肌肉记忆,‌‌“我身上的肉是能吃苦的‌‌”,没点经历的人,干一趟至少得躺个十天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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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马驹桥建筑工人,至今未成家,他今年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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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正在收日结工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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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工作的人们一般会自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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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中介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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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手艺的木工、瓦匠,只是他们明显不太熟悉马驹桥,一直在观望。但这就是现实的马驹桥,任何言辞在衰老面前,都失去了力量。

和张勤根不同,一些日结工,才刚刚被迫从建筑工地上退下来。‌‌“清退令‌‌”颁布后,年老的建筑工人不得已下岗,有些人辗转到了马驹桥。

陈有朋六十出头,在商业街旁的一条小过道上卖二手服装,他白天在垃圾桶捡一些衣物和鞋子,清洗干净,到了晚上就在马驹桥摆地摊,二手牛仔裤只要10元一条。他说自己在北京很有些年头了,一直在工地干活,参与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京石高速公路,还有现在的北京地铁10号线。到了60岁那一年,他又漂流到了马驹桥,花1000块买了辆电动车,每天往返于出租屋和流动摊位之间。好的情况,一天能挣个上百元,有时候30元不到,日子也过得贫苦随意,买包挂面,撒点盐,‌‌“没多大能耐,饱肚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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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紧最后一点吃早饭的时间,上了车,再回来就是晚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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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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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方四人在面馆对付晚餐。

但年轻人依旧觉得,自己不缺工作,他们有大把可支配的时间与自由。到马驹桥已经是深夜,他们和另外两个外地来的男孩决定搭伙,一起开始彼此的闯荡。四个人在马驹桥商业街的面馆囫囵吃了一碗面,互相开着玩笑,徐小方畅想着,所有人要住在一起,在马驹桥租个两室一厅。

现实很快来临,他们凑起来的钱只有一共900元不到。马驹桥再边缘,也是北京的马驹桥,找了几家房子,价格一个月都在1000元以上,还只是单间——毕竟,没有人想在马驹桥过生活,客厅是留给不愁生存的人。

在长长的甬道里,昏暗的光线埋住了成排的出租屋,马驹桥民房里的一条走廊过道,两侧至少能容纳10个人。这里不缺各式各样的房子,长租、短租、大间、小间、普通间,甚至卫生间房。

他们拖着行李行走在马驹桥的大街上,没找到房子,四个人依旧在打趣,他们戏谑路边废弃的核酸亭,只有2平方米大,看起来也没比那些单间小多少。他们把马驹桥当作是成年人生的第一个起点,却丝毫不担心今晚自己会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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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会留在网吧过夜,只要20元,还能寄存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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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在过道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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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在7天酒店的台阶上睡着了,这家酒店一晚的费用是2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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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处可见宣称解决资金问题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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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方向的人。

中介陈大富最后捕捉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里有足够多的迷茫。24岁的蒋成不准备在马驹桥待下去,他来这半年,眼见人越来越多,工钱也少。

他有时痛恨自己的懒散。日结工太自由,只要不饿肚子,他做一天就休三天。聊着聊着,蒋成又小声说出了放在心里的自卑,因为个头只有1米68,自己当保安也被东挑西拣,同样的工作时长,他拿到的钱要比别人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埋在膝盖里,背弓成了一只虾米。

蒋成决定跟着陈大富去大兴,做长期保安,月薪3500元。到了夜晚,该出发了,他带上了一个蛇皮袋、一个行李箱、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吃剩的饼。这也是他所有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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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打地铺的男人,已经收拾好铺盖,准备新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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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驹桥的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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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成带着所有的家当,准备去大兴当保安,那是他新的未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作者:尹夕远(摄影)、钟艺璇(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