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

安置点村民。图源:陈捷

夏丽芳,56岁,家在团建村,离决堤口约6公里

我家在团建村,在团洲垸的中间位置。决堤前一天,村里安排我们去大坝割草、查险,看到大坝冒黄色水泡就要上报,当时查的没什么事,在坝上巡逻的人也回来说大坝没有进水,加上华容这几天没下雨,我们都觉得很安全,什么提前准备都没做。

直到7月5号看到有人用车搬东西,我才知道倒垸了,那时候已经下午4点多了,我老公在坝上抢险,我一个人搬不起重物,很着急,把两壶油和一些小东西搬到2楼。等我老公回来时,村里催促赶紧转移,他只抢着下了个空调抬到楼上。一楼有冰箱、热水器、录音机......很多东西。家里有年轻劳动力还是能抢得到一些东西,没有劳动力什么都抢不到。

团洲垸在1996年曾倒垸,那一次我们提前防备了,这次没有提前防备,损失要大一些。1996年我结婚3年,家里一贫如洗,住的是我老公的爸爸建的旧房子,房子被大水冲了后,我们在亲戚家这里住两天,那里走两天。我跟老公两个人每天在工地上埋头苦干,2013年,我们攒了18万,建了现在的房子,现在又洗掉了,什么都没了,我50多岁了,做不动了。

我儿子21岁,6月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信息工程专业毕业,一直投简历,在长沙找不到工作,我又让他去浙江看一下,家里根本没收入。

六七年前跟过的一个岳阳的包工头,还欠我们一万二工钱。今天我老公打电话跟他说,倒垸了,我们是两手空空,给点我们当生活费吧。这个老板还是可以的,他说会想办法的。现在不知道多久能退水,1996年那次接近2个月才退水,我老公今天早上4点多就去外地工地上找事做了。

两次洪水,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还没帮孩子成家,都老了,什么都搞不起来了......

安置点村民。图源:陈捷

彭金平,60岁,家在团西村,距离决堤口约12公里

7月5号下午5点多接到村里通知说溃垸了,让我们转移,我们村离决堤口有10来公里缓冲,我马上把东西往外面搬,首先想的是搬日常用品、米面油、换洗衣服和铺盖。5号晚上整村人都在搬东西,住楼房的把东西转移到楼上,我们住平房的就开车拉走或者搬到堤对面的小树林里。

那天晚上村里来了很多救援队的车,把村子和小树林之间的堤坝路堵住了,搬得很吃力,先是从家里把东西全部搬到堤下面堆着,然后搬到堤上等着过车,再全部搬到小树林里。从下午5点多一直搬到凌晨1点多,我没有吃饭,人没力气了,冰箱、洗衣机实在搬不动就算了。我们村离决堤口比较远,村里的水是6号早上5点35分涨起来的,水深了对地面不熟悉,就不敢下去了。

6号白天在堤上看着水慢慢涨上来淹了田,什么心情?欲哭无泪。我种了20多亩黄豆,5月播的种,到了9月本来应该收成,但这样子今年肯定没收入了,肥料人工还倒贴。我还养了鸭子、鸡、鹅一共20多只,没有看到鸡上屋,估计淹死了。还好房子没倒,房子一倒就什么都没了。

我不去安置点住,我的家就在这里,吃点泡面白菜都无所谓,我去安置点能住多久?最后还是要回自己家。在这里毕竟能把东西看着,对面就是房子,我要亲自用眼睛守着。现在房子看起来是没事,但是门窗被洪水撑开了,接下来不知道墙会不会被撑倒。

1996年的洪水比这次的大,那次我们村的房子全部倒了。1996年那时候我还有能力和年龄资本重建,现在快60岁了,得了甲状腺癌,还有两个孙子,拿什么重建?两次洪水,洗掉了一辈子的积累。

留在团西村的村民。图源:吕雅萱

(除彭金平外,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食用油的运送,和煤制油、塑化剂、废机油等工业废水的运送,本该是绝对泾渭分明的两条运送路线,没想到一直以来却被极为天才地合二为一,如果不是新京报的报道,还不知道这一“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会被隐瞒到什么时候。

这样的行为,究竟持续多久、覆盖多广、已造成的大众健康损害多深,目前依旧没有得到回答。唯一感觉到的,是从喉咙深处泛上来的那股刺鼻恶臭,回忆中无数吃进肚子的美食,此刻都被蒙上漆黑的问号。

而在浏览相关新闻评论时,能注意到一个相当显眼的现象——不少人在庆幸自己一直以来都吃什么样的油,所以躲过一劫,以及另一群人四处询问现在应该吃什么样的油,才能躲过一劫。

以上行为,尽管模糊了行业监管、污染作恶的重点,但当然不值得任何谴责。只是很有趣。这样一种“躲过”心理,几乎在一切负面新闻下都能看见。

还好我没有餐馆吃饭,所以我躲过了地沟油,还好我没有乱接电话,所以我躲过了电信诈骗,还好我没有穿错衣服,所以我躲过了骚扰暴打,还好我没有贪心投资,所以我躲过了金融暴雷……

这些心态,从不指向现象的荒谬,而是指向极为饱满的“求生智慧”。但,为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躲过”?有没有可能,总有一天我们“躲不过”?

有没有可能,这种“躲过”心理,就是我们要一直学习怎么“躲过”的原因?

这样一种本能的合理又诡异的心理机制,深深扎根于你我的文化共识——默认环境的糟糕,不觉得能改变也不打算去改变,只专心从中钻研出“聪明人”的求生之道,等到“蠢人”遭遇不幸时,便叉腰庆幸,觉得自己多明智,多成熟,多远见。

司机们,谁也不想当改变行业惯性,得罪管理者的蠢人,所以机智又聪明地,运完煤油运食用油,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最多自家做饭改用猪油,觉得信人不如信猪。

记者们,谁也不想当揭露恶心真相,顶压力发稿的蠢人,所以老道又懂事地,装作看不见听不到,于是大家和和气气,鸟语花香,最多午夜梦回当初新闻理想,叹一口浊气。

大家都想做“聪明人”,都想躲过那刺鼻流泪的真相,都想躲过被人骂笨蛋的境遇,都想躲过“枪打出头鸟”的命运,但最后呢?我们就这样互相制造出彼此的不知情,在文化无意识的交换行为里,假装一切无恙。

这一次,油罐车混用混载,我们知道了,我们面对了,我们没有太多人去做笑话蠢货的“聪明人”。

是因为食用油所涵盖潜在食用者的巨大面积。

是因为油罐车的易于监督。

是因为新京报。

但下一次呢?

我们终将在集体的躲避中,遇见彼此带来的避无可避。

1.汪莘:君看天高地下,中有鸢飞鱼跃,妙用正周流。可与知者道,莫语俗人休。

2.水木丁:怎么去判断一个年轻人,我常常是把自己退回到我和Ta同样的年龄时,拿当时我自己和身边的同龄人的见识,眼光,格局,行动力等等和这个年轻人做比较。这样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而不是以我现在的经验和人生历练去评价他们。你拿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去和年轻人二十几年的经验比,要是Ta能跟你一个水平,那只能说明你这么多年都白活了。

3.@Mushroom_HH:好朋友养狗,通过观察,我越来越觉得猫奴和狗主的区别。遛狗需要不断控制狗跟上我们的脚步和路线。用骨头等控制狗听话。狗随时随地需要他的关注,热情似火,完全把他当主人,他就是狗的世界的中心,同时也需要更多时间付出和陪伴,是一种充满责任,融入式的陪伴。而爱猫的,往往爱自由。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互不打扰。一起玩耍一下也是自由自在,平等独立。猫不愿意和你玩也不能强求,懒得控制谁,是一种轻松自在,若即若离的陪伴。

4.国际空间站宇航员Matthew Dominick拍的照片,显示了一轮残月从月光云上方升起的绝美场景。拍摄参数:焦距170mm,ISO 6400,f/5.6,曝光1/250秒。

5.@79Ting:去广式饼屋买黑咖啡,你只说要黑咖啡是没用的,一定给你一杯多糖多奶的。强调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也没用。你唯一的出路是说“斋啡”(音zai fei)。

6.@calorietipes:Healthy Swaps.

7.小时候不想听老师上课,等长大上了班才晓得,若不是为了薪水,老师也不想教你。

8.@阑夕:微软在加州赔了1440万美元,因为有代理律师统计了2017年到2024年期间请假次数偏多的微软员工,发现他们的绩效和晋升都低于正常值,认为这是一种违法的软性惩罚手段,最后微软提出庭外和解,掏了1440万用来补偿名单上那些升职加薪不够快的员工……

9.【为什么很难戒掉熬夜】晚上不想睡,白天不想起。心理学家将这种主动熬夜称为“睡前拖延症”,如果睡眠是一项任务,那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可以自在地做自己享受并喜欢的事。由于不想这份快乐结束得太快,就只能把睡眠时间往后延。

10.财新:2013年至2022年十年间,黑龙江消失了近六成、合计1900余所小学;吉林消失了近五成、合计2600余所小学;辽宁也消失了2200余所小学,降幅近一半。黑龙江省小学在校生人口2012年有186.8万,,2023年跌至106万人,十二年减少了80.8万。东北三省过去十二年小学生合计减少了127.27万人。

珍视每一次睡觉的机会

最近读了本书,叫《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作者是马修·沃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教授,看完这书我就发现,自己之前在学习和休息上完全搞错了重点。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事,比如某人为了刻苦学习,通宵达旦地看书,没日没夜地做题,还有什么“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图书馆吗”,或者天还没亮时早自习就开始了,诸如此类吧,这些话全都在呈现一种逻辑,那就是为了学习而牺牲睡眠时间是值得的,这是一种提高效率的行为。

大错特错。

如果我们把学习具象为“将知识和技能装入脑子”的过程,那睡眠才是这个过程的重点,清醒时的练习其实是这一重点过程的前期准备。

书中介绍了一个实验,即找两组被试者,要求他们记住一系列口头信息,然后让实验组睡了一夜,对照组则被要求保持清醒,八小时后,测试结果显示,睡眠明显巩固了知识,而保持清醒的一组则遗忘的更快,类似的研究也表明,睡眠提供的记忆保存效率相较醒着而言,要高出20%到40%。

睡眠之所以能巩固记忆,是因为在清醒时,我们会把学习到的知识暂存在大脑中一个叫海马体的结构中,这个地方就仿佛一个信息的临时堆放点,把知识搁在这,既不稳定也不持久,而在睡觉时,海马体中暂存的信息会被转移到大脑皮层,相当于把临时堆放点的货给运进了仓库里,如此一来,知识就被长久稳固地掌握了。

除了知识,技能或者说一些动作记忆也会在睡眠中得到巩固,大脑会在睡眠中将这些信号安置在意识层面之下,反复几次,动作就会熟练起来,比如我现在练吉他,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在课上把和弦按的乱七八糟,但等到第二天早上睡醒时再一摸琴,就发现指法利索多了。

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大脑在都会在睡眠中将其巩固,若是用脑电检测,我们会发现,这一巩固过程伴随着一种纺锤波的出现,犹如大脑将关键信息凿进其深处时发生的震荡,这种纺锤波往往密集出现在睡眠的后半程,所以,很多人为了提高学习效率而早起,会因此错过纺锤波的盛宴,如果一个成年人的理想睡眠时间是8小时,早起2小时看似只损失了1/4的睡眠时间,但付出的代价其实远远大于1/4,因为学习效果被大大折损了。

某种程度而言,睡眠才是学习过程本身,清醒时我们所做的那些更像是学习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在给大脑准备原始素材。

在认识上有了这一转变之后,我就开始珍视每一次睡觉的机会,感觉如果睡前不刷篇论文看章书,给大脑的学习备点料,这觉就睡亏了。

“穷鬼三件套”,集体涨价

涨价的不止可乐。

几乎同一时间,方便面龙头康师傅宣布,要将袋装面的建议零售价提升到 3 元,桶装面则从 4.5 元涨到 5 元 —— 就在两年前,康师傅袋装面的价格还是 2.5 元。

而 “泡面搭子” 榨菜,此前也屡次因涨价站上热搜。一包小超市里最常见的 70 克装乌江榨菜,2008 年卖 5 毛钱,2018 年涨到 2 元,如今则卖 3 元钱。最有争议的是两年多前,涪陵榨菜将旗下产品价格全线上调,幅度最高可达 19%。也正是那段时间,戏谑自己 “吃不起榨菜” 的网友们发现,一款礼盒款榨菜,竟然卖出 1521.9 元的高价。

曾经由于价格便宜、受众广泛,可乐、榨菜和方便面,被网友们戏称为 “穷鬼三件套”。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或许总有某个时刻,会感激 “三件套” 的存在 —— 它们平价易得、口味稳定,食用体验永远不会出错,令人安心。

但在各行各业卷低价的时候,“穷鬼三件套” 却纷纷涨价,不少感觉到被背刺的网友感慨说:当初对你爱答不理,如今逐渐高攀不起。

食品饮料巨头们为涨价找到的理由也如出一辙 —— 成本。

可口可乐公司 CEO 詹姆斯・昆西早在 2021 年就提出,要用涨价来应对 “大宗商品(白糖)成本的上涨”。进入 2023 年,原材料涨价更是止不住了,数据显示,国内白糖价格一度飙涨至 7094 元一吨,年内涨幅超过 20%,已经达到了五年最高水平。

康师傅也在年度报告里,把涨价归结于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方便面的两大原料,小麦粉和棕榈油的价格,一度坐上了过山车。哪怕降价了,在不稳定的原料价格走势下,方便面生产商也希望通过增加利润抵抗风险。

至于可口可乐永远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则把通货膨胀搬了出来。2023 年的财报里,百事公司 CEO 龙嘉德提到,为了对抗通货膨胀,百事可乐只能想出涨价的方法。

事实上,可乐涨价并不常见。国盛证券的报告显示,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四十余年间,售价一直没有出现明显上涨,1990 年到 2019 年期间,可乐单价的复合增速仅为 0.42%。

一位饮品行业分析师告诉记者,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行业巨头,在原材料等采购方面有极高的议价权,“供应链和成本上的小幅度波动,快消大企业都是不怕的,因为很好找替代品,而且很多关键原料他们都会掌控,做好储备”。这也是可乐此前常年不涨价的原因之一。

但最终的零售价卖多少,还得交给市场决定。一位百事可乐的经销商回忆,两年前,百事公司曾经尝试过调整价格,结果有些市场销量锐减,最终没涨得起来。追溯到 2011 年,可口可乐宣告涨价时,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不得不取消了明面上的涨价,只能通过变相瘦身的方式,从 600 毫升装减少为 500 毫升装,从而达到提升盈利的目的。

价格稳定,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可乐 “全民饮料” 的地位。但在当下,涨价显得迫在眉睫。一个颇具反差的事实是,在消费降级的大趋势下,可乐、榨菜、方便面公司的财报算不上好看 —— 人们的口袋收紧了,但并没有把更多的钱花在 “穷鬼三件套” 上。

康师傅 2023 年财报显示,方便面为公司贡献了 287 亿营收,同比下降了 2.84%,统一集团的下滑幅度更大,同年方便面营收仅为 95.94 亿。两个瓜分国内泡面市场的巨头,加起来少卖了近 20 个亿。可乐也有相似的困境,在国内,可口可乐两大授权代理商中粮和太古,前者 2023 年汽水业务营收仅微增 0.6%,后者还下滑了 4%。

2023 年,可口可乐在其他地区的销量也有所下降。可口可乐 CEO 詹姆斯・昆西的分析是,美国和欧洲的可乐消费者们,正在转向公司旗下的瓶装水和果汁。“在整个行业中,消费者越来越注重购买成本。他们正在寻找性价比高的商品,并囤积打折货。”

不仅如此,“穷鬼三件套” 的竞品也来势汹汹。在喝饮料这件事上,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们,将目光投向更便宜、大碗的 1 升装大瓶饮料,调侃这是 “穷鬼口服液”,比可乐更具有性价比;而到了思考吃什么的时候,方便面的竞争对手早已不是普通的速食产品,而是外卖随处可点到的 9.9 元 “穷鬼套餐”。

越便宜的东西,卖起来越卷

周楠清晰地感觉到了可口可乐涨价、调价的决心。

通知涨价之后,一部分商家为了抵抗涨价带来的影响,干脆不进 500 毫升的可乐了,只进 680 毫升的畅饮装,因为这一款可乐没有提价,还是卖 4 元,商家们都觉得,“反正 3.5 元和 4 元的价格也差不多”,还不会因为涨价劝退老顾客。

然而,在涨价通知出来后的第一个月,周楠就接到了新的指示。他需要去各个商店检查铺货和陈列情况,“每家都需要拍 500 毫升可乐的堆箱(10 箱为一堆)照片”,只有满足要求的,才能得到 10 箱 30 元的返利。

可乐涨价之后,周楠最担心的是销量下滑。

成为太古可口可乐的业务员之后,他发现,可口可乐并非像外界想象那样,是躺着赚钱的业内巨头,相反,公司上下,始终洋溢着明晃晃的销量焦虑。

“销量第一” 的价值观,在很多时刻体现。比如,在周楠所在的区域,衡量业务员是否完成任务的方式,并不是具体的销售数字,而是 “和同期相比是否有增量”。换句话说,即便这个月销售数据不差,只要没有超越去年同期的成绩,就拿不到 100% 的绩效奖金。遇到严苛的领导,每到周四结算日,没达标就会被 “疯狂 push”,要求他们再去想办法、找渠道。

在这样的制度下,业务员们为了完成任务,只能 “在省内相互卖‘窜货’”。周楠举例,目前,一箱 500 毫升可乐的开票价格是 59 元,公司不定期会有一些促销政策,经销商最后能买下可乐的价格在 50 元上下。但为了达到销量业绩,周楠会以低于 50 元的价格,把货品卖给省内其他区县的批发商,这部分货品就被称为 “窜货”。

至于中间亏损的钱,就用公司发放的部分陈列费给填补上 —— 这是快消品行业普遍存在的补贴,用来支持业务员们抢占市场。周楠说,越发达、生意越好、争夺战越激烈的地区,公司下发的陈列费往往更多,因此有了更多的 “打折空间”。按照这个逻辑,杭州的货总会是最便宜的,越往浙江西边越贵,这才有了业务员们 “往西卖‘窜货’” 的默认规则。

但对于这一切操作,总部往往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几块钱的差价,一旦加上运费,优势就荡然无存了,“窜货” 往往只会在同省市之间流动,不会造成各地分公司的矛盾。而卖出去的可乐,就是实打实的业绩,这才是总部更加在意的东西。

销量焦虑,来自于并不突出的赚钱能力。2016 年,可口可乐公司将自己的装瓶业务、分销业务,打包卖给了北美和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自己只出售可乐原浆。在中国,可口可乐选择了太古和中粮,售价分别是 30.12 亿和 29 亿人民币,从此形成了 “北中粮,南太古” 的装瓶格局。

不仅如此,可口可乐还搭建了 “101 分销体系”—— 让装瓶厂在不同区域寻找经销商负责所在区域的配送,而业务推广则还是由装瓶厂派驻的业务员负责。这样一来,装瓶厂能花最少的人力,把配送的触角伸到更偏远的地带,经销商们则扮演着 “配送员” 的角色,赚的是配送费。

只是,一瓶可乐诞生的过程里,最赚钱的业务,显然不是装瓶,也不是配送。相关报告显示,一瓶标价 3 元的可乐里,成本只占 0.3 元,在装瓶厂拿走 0.45 元、各级经销商拿走 0.25 元、零售商拿走 0.36 元之后,再刨除营销等成本,只出售原浆的可口可乐公司依旧能赚走一瓶 0.5 元的纯利润。

但在快消行业,生产、铺设渠道,才是耗费心力的大头。装瓶厂所拿走的 0.45 元,还需要承担生产可乐瓶、投建工厂、招聘工人等的费用。至于经销商拿走的 0.25 元,其中还包含了送货到终端的 “配送成本费”。换句话说,通过剥离装瓶和分销业务,可口可乐总公司能够更加轻巧地赚钱,而装瓶厂、经销商们,则变成了密集型劳动的体力付出者,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财报也清楚地呈现了二者的差别。2021 年,太古在国内卖出了近 19 亿箱可乐,营收高达 539 亿港元,但只赚了 57 个亿,税前利润率仅为 11.2%。作为对比,可口可乐总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能达到 60% 以上。这也决定了装瓶厂和经销商们,必须把销量放在第一位、做薄利多销的生意,才能让链条上的每一方都赚到钱。

但如今,可乐涨价,线下 “窜货” 和线上 “撸货” 越来越频繁,赚钱的齿轮也咬得越来越紧。到了链条的最末端,夫妻店、便利店里的老板们,也深深陷在控制利润的焦虑里。

折扣超市老板冯刚,不仅卖 2.8 元的可乐,还卖雪糕,开一场直播,以最低的价格去卖,20 支雪糕只能挣 1.5 元 —— 只有把价格低到极致,人们才能一眼看见自己的店,愿意来店里买东西。

外人看上去,他一天能卖好几百单,但实际上的收益不过几百块。“越便宜的东西,卖起来越卷。” 冯刚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