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在努力 而是在拼命

李佳琦的错误在于，他看到了问题，但做错了归因。一些人总喜欢教育年轻人，要奋斗，不要躺平，仿佛大家的痛苦只是来源于懒，并没有什么社会根源。

我不知道大家还需要怎么努力。我们不是在努力，而是在拼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业，你们有过一天放松日子吗，人人都必须努力到死。哪怕仅仅渴望一份体面的生活，工作压力就能大到不可思议。

李佳琦说得对，物价确实在涨，哪怕国人们到GDP更高的东京也纷纷感叹一切好便宜。收入也确实停滞，很多人的日子如同电风扇叶片，不停在转动，却从来不曾前进。

但这是你的错吗。你已经很努力了，只是数数手里的钱，够吃一顿凑合的午餐，选一辆凑合的车，住着一间凑合的房，再买几件凑合的衣服。

午餐，车子，住所，衣服，每一样都是平凡而庸俗的东西，但组合起来就是生活。

当你过着凑合的生活，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希望，没有比这种无效，且没有尽头的勤奋更让人悲伤的事了。

人人都骂李佳琦，人人都是李佳琦。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自我攻击，我不够富有，是因为我不够聪明，我不够拼命，我技不如人，我应该再去考个证。

我们疯狂刻画努力的意义，哪怕掌控人生的其实是幸运。

我相信李佳琦不是坏人，只是站在风口的幸运儿，他确实双脚离地，估计当时情绪也有一些疲惫，最终带来一种高高在上的冒犯感。

但他的想法也不算是完全的愚蠢，而是九十年代的余晖在映照。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代，人人脸上带着希望，努力就有回报几乎铭刻在每个人的脑子里。

但他应该明白，在这个时代，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已经烟消云散，不会再有永恒的安全感，你从小被灌输的很多事情都是假的，你和世界没有签合同，努力不一定有回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也永远找不到依靠。

而我们能对彼此做的，就是谅解，宽慰，温柔，以及收起威风堂堂的脸。

02、得罪‌‌“所有女生‌‌”始末

一向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李佳琦，此次‌‌“塌房‌‌”还要从几天前的一场平平无奇的带货直播说起。

当时，李佳琦按照预告在宣传国货美妆品牌花西子的产品，有个消费者留言称‌‌“花西子的产品越来越贵了‌‌”。没想到李佳琦看到后，不仅没有平息怒火，反而直接展开了‌‌“炮轰‌‌”：他先是用‌‌“花西子的眉笔这么多年一直都是79 元‌‌”晓之以理，又用‌‌“他们就差点把他们家掏给我了‌‌”动之以情，最后还嫌说得不够过瘾，直接反问‌‌“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最后这句反问，直接伤了所有女生的心。在当时，已经有许多观众对此发言表示反感，李佳琦似乎正在气头上，还要跟观众对着干。一边称自己‌‌“现在完全什么都不能说，我们就做圆滑的人吧‌‌”，又在后来心口不一地道歉，‌‌“如果你是挚爱粉都不理解我的感受的话，行，对不起‌‌”，这句道歉说出口后，李佳琦脸上不耐烦的表情也呼之欲出。

就在当晚下播后，自知失态的李佳琦又火速发了一条道歉的微博，不过这条微博已经不能安抚愤怒的消费者了，9 月10 日和9 月11 日，李佳琦及花西子一直挂在微博热搜榜上。

过去三天，李佳琦凭一人之力占据了多个热搜，就连无奈躺枪的花西子官方微博下面，也都涌入了对于李佳琦的一致声讨。‌‌“平民不敢高攀花西子‌‌”，有人发布的这条评论收获了2.6 万个点赞。

卷入舆论漩涡的花西子也被解构成了一个略带嘲讽的计量单位。

‌‌“原来我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7 克花西子眉笔‌‌”，有人自嘲。还有人开始用花西子盘算自己的开销，‌‌“今天为了赚1.5 个花西子，喝了0.3 个花西子的奶茶，又吃了0.29 个花西子的面包。‌‌”

显然，大众并不喜欢当一群穷人将另一个穷人喂成一个富人后，富人开始背刺穷人的戏码。在一个‌‌“你能接受李佳琦道歉吗‌‌”的投票中，有超过50 万人参与了投票，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不接受，打工人被深深地伤到了‌‌”。

李佳琦千辛万苦累积出来的好名声就在这一句话中毁于一旦，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他想恢复往日的口碑不是易事。

03、花西子，贵如黄金

花西子们或许从没想过，如同‌‌“捷径‌‌”般存在的李佳琦，有朝一日会给自己引来无数质疑。

花西子眉笔贵吗？抛开语气神态不谈，李佳琦的答案是‌‌“不贵‌‌”，理由是‌‌“没涨价‌‌”。社交媒体上，不少消费者晒图为证，希望证明‌‌“花西子在涨价‌‌”，但随后被网友告知，‌‌“眉笔和眉粉，本身就价格不同‌‌”‌‌“价格不同，因为产品做了升级‌‌”。

但事实上，‌‌“涨没涨价‌‌”和‌‌“贵不贵‌‌”，本身就不能划等号。

一位美妆从业者告诉‌‌“市界‌‌”，花西子如今在业内，是‌‌“国货彩妆第一‌‌”的存在，不仅在营收层面第一，还是最早把国货彩妆单价‌‌“从两位数拉到三位数‌‌”的品牌。

早年间，消费者对‌‌“花西子贵‌‌”这件事之所以感知不强烈，一是因为品牌与李佳琦直播间深度绑定，一定程度上被直播间营造出的‌‌“低价属性‌‌”所影响；二则是因为，品牌在通过诸如产品迭代、减少折扣等方式‌‌“变相‌‌”缓慢提价。

2021 年，花西子创始人兼CEO 花满天曾在受访时表示，花西子眉笔，4 年里升级到了第7 代。截至目前，‌‌“市界‌‌”在花西子官方旗舰店看到，眉笔类产品已经更新到了第8 代。

迭代多了、折扣少了，品牌方能向消费者解释‌‌“同款产品，价格不同‌‌”的理由还有很多。但当消费者仔细盘算，发现‌‌“国货单克价格堪比国际大牌‌‌”时，话题便升级，从‌‌“贵不贵‌‌”转向了‌‌“值不值‌‌”。

以事件中心的花西子眉粉笔为例。品牌官方旗舰店里，该商品售价69 元，单支净含量0.07g。计算一下单克价，相当于这款眉粉笔每克要986 元，比目前周大福黄金的单克价599 元还贵。

作为参照，眉笔界的‌‌“扛把子‌‌”植村秀砍刀眉笔，官方售价230 元，但有4g，平均单克价是57.5 元，只有花西子的1/17 左右。

同样的比价方式，把花西子眉笔和YSL、贝玲妃、MAC 等国际大牌的眉笔放在一起，花西子也不算差。按单克价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分别是贝玲妃的2813 元、MAC 的2333 元、花西子的986 元，和YSL 的208 元。

紧接着，如果把视线从眉笔上移开，不少消费者会发现，从口红、散粉到遮瑕，彩妆领域的几乎所有单品，都能找到单克价比肩国际大牌的国货。比如，花西子空气蜜粉，官方售价169 元，净含量8.5g，平均19.88 元/g；香奈儿轻盈蜜粉，官网售价590 元，净含量30g，平均19.67 元/g。又比如，国产品牌UNNY 的眼线胶笔，单克价能和MAC 不相上下。

仅靠比较单克价，就断定国货美妆品牌不值得，显然是不公平的。有网友就举例指出，口红的成本不止内部料体，还有外部包装设计，‌‌“不能简单粗暴，用单克价做唯一的标准‌‌”，也有人认为‌‌“整体平价，也是平价‌‌”。

话虽这么说，但消费者哪有时间精力全盘考虑。对于没有功效加持的彩妆产品，甭管他营销如何满天飞，归根结底就一个标准：不能要价过高，国际大牌就是参照系。

毕竟，中国化妆品代加工产业链完善，想找到工艺相当且价格更低的产品，总不是难事。正如一位消费者所言，‌‌“美妆产品就是消耗品，我没有金手指，也没有金脸蛋‌‌”。

04、想站着把钱赚

面对消费者关于‌‌“花西子贵‌‌”的指责，李佳琦原本有更好的应对方式：用专业知识解释清楚产品的定价体系，然后用事实证明‌‌“花西子并不贵‌‌”。但李佳琦选择了唯一的错误选项：攻击消费者。

而他‌‌“力保‌‌”的花西子，以及‌‌“连坐‌‌”的国货美妆品牌，也因此被反复审视。

在不少消费者的印象里，国货美妆曾经是‌‌“便宜大碗‌‌”的存在，‌‌“性价比高‌‌”‌‌“低价尝新‌‌”是品牌吸引消费者的利器。如今，‌‌“比国际大牌还贵‌‌”‌‌“堪比黄金‌‌”成了大家调侃国货的惯用说辞。几年不到，仿佛换了番天地。

‌‌“转变是从互联网品牌开始抢占线下品牌份额开始的。‌‌”有美妆行业从业者告诉‌‌“市界‌‌”，过去‌‌“物美价廉‌‌”‌‌“便宜大碗‌‌”这些形容词，说的都是开架国货，比如曾经的自然堂、百雀羚。随着越来越多互联网品牌开始借助KOL、平台来做广告投放，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具体到打法上，互联网品牌先是牢牢占据‌‌“性价比‌‌”心智，比如用‌‌“大牌平替‌‌”自称，让年轻人、学生党低成本试错，放心尝试更多新品。与此同时，品牌方也在产品克重、折扣、迭代等各方面下功夫，加大赚钱力度。

事实上，早在2020 年11 月，B 站UP 主@太阳婶子就在视频《细数大牌家的傻儿子，按克数算还没国货贵？》中提到，贵妇品牌CPB 的散粉定价650 元，但足足有26 克，而新生代国货小奥汀定价150 元，却只有8.2 克，两者的单克价只差6.8 元。

但彼时，在来自渠道、流量、资本三方红利的助推下，国货品牌们奔涌向前，根本无暇顾及。消费者们也沉浸在消费升级、产品迭代的快节奏里，无心他顾。

紧接着，品牌方们或是被迫认识到‌‌“流量越来越贵，转化率越来越低‌‌”的事实，又或是想主动往中高端价位靠拢，比肩国际大牌，同样以2020 年为时间节点，国货美妆开启了花式涨价。

据‌‌“市界‌‌”统计，国货美妆的涨价方式不外乎三种：产品升级，‌‌“趁机‌‌”涨价；折扣减少，到手价提升；直接推高价产品或产品线。

其中，珀莱雅算是靠升级换代涨价的‌‌“典型‌‌”。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所的相关研报，2020 年2 月，公司推出红宝石精华1.0，售价249 元/30ml，平均每毫升8.3 元。2021 年2 月，红宝石精华2.0 问世，售价279 元/30ml，平均每毫升9.3 元，涨幅12.48%。

此外，薇诺娜称得上降低折扣力度的代表。而考虑到大多数国货都是靠低价获客起家的，想要既开拓新的高端客户，又不招致吐槽，开辟单独的高端线可谓是最佳选择，比如贝泰妮在薇诺娜之外，又开辟了高端线AOXMED 瑷科缦，定价动辄几百上千。

而今，随着李佳琦事件发酵，消费者们猛然惊觉，国产美妆品牌，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

‌‌“涨价本身不是负面的事，成本上涨、成分升级、研发费用投入、运营费用增加，这些都是涨价背后的逻辑。‌‌”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曾如是告诉‌‌“市界‌‌”。在她看来，国货品牌涨价背后，是想摆脱价格战，想要品牌溢价，‌‌“站着就把钱给挣了‌‌”。

花西子联合创始人飞慢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什么中国品牌只能卖便宜的价格？我们要打破价格天花板。‌‌”

事实上，国产品牌也好，国际品牌也罢，‌‌“贵‌‌”都不应该成为品牌原罪。毕竟，品牌溢价能力是企业获得更高利润率、更好参与竞争的利器。而‌‌“国货不能贵过国际大牌‌‌”，也不过是商业环境和竞争策略导致的某种认知现实。

但眼下更为迫切的或许是，消费者需要被说服。‌‌“不是说国货不能比大牌贵，但起码得有让人信服的理由。‌‌”

（作者|张继康李丹，编辑|陈芳）

香港有一个节目，让中产阶级或是上流社会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

有一期，一位大律师去体验低学历年轻人，节目组留给他一百二十块备用金，住宿是年轻人的沙发，吃饭和交通，得靠大律师自己找工作解决。

刚开始，大律师以为很容易，很快，他傻眼了，就算是月薪八千到九千的工作，也要求有中五程度的学历，能熟练掌握粤语、普通话、英文。不符合要求的，只能选择清洁工等体力劳动，工资五千到六千，大部分还要求有工作经验。

此时，大律师扮演的角色是一位低学历的年轻人，这些工作自然和他无缘，最后，他终于在奶茶店找到工作，每天下午三点上班，晚上十一点下班，除了中间十分钟吃饭，其他时间都在抱着罐子摇啊摇。

半夜回到家，累到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十点，马上又要开工。

经常有人说，你学历低找不到工作你就去读书啊，以大律师体验的这个年轻人为例，就算是半工半读，两年学费也要九万，而摇奶茶摇到手快断掉，六天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块。

大律师感叹，在奶茶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中的齿轮，不停地转，看不到前面的方向，也看不到终点。存钱是不可能的，扣除每天开支，已经没能力做任何事。

有一期，是富家太太体验单亲母亲。

这对母子住在一间闷热狭小和笼子没什么区别的房间内。因为有年幼的孩子，母亲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依靠综援生活。偶尔福利署会安排兼职机会，是在大街上派传单，140份传单，要2-3个小时才能派完，而这种工作机会，每个月只能轮到几次。

富家太太从一开始拿到传单的兴奋，到被拒绝感到失落，最后郁闷放弃。第三天，她提出提前结束拍摄。

一个没有收入的母亲，独自照顾孩子，穷已经不是最凄惨的了，最绝望的是完全没有希望。

富家太太总结，这种生活仅凭一双手辛苦劳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不可否认，有的贫穷，的确是和懒惰有关。

但是大部分的贫穷则与一个人的出身、天份、教育、时机、运气等等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些人不停工作，刚刚够糊口。

有些人想要活着，只能干到死。

他们也有梦想，也想让生活更好一点，为了能多赚一点钱，他们愿意拼了命地干活。

可是他们没有机会往上走，一点都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钱、没有多余的时间、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逆天的运气。

他们这辈子，注定也就这样了。

面对这样的人，我怎么忍心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努力？ 

1

首先他说一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 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 元是极限。这其实就是我之前文章里提到的‌‌“三十块工资线‌‌”。

我国几亿工厂工人的工资大概就是一小时三十块不到，事实上30 块属于极限了，今年整体一直在22 块左右波动。如果冲到25 块，就会有大量的人从快递等行业回到工厂，迅速把工资给压下去。如果太低，又会把人从工厂赶到快递等行业，把那里的劳动单价都给带低。

我刚联系了下苏州那边的劳务，他们招一个工人现在的工资是一小时20-22 元，没有五险一金，而且年龄不能超过40。他还跟我说，宣称一小时35 以上的都是骗人的，黑心中介就忽悠刚出来混的小年轻。

也就是说，如果没啥特殊技能，只有一把体力，你到了人才市场上，不管去做什么工，最后收入都差不多卡死了，一般是20 块多点。因为有太多闲置劳动力，把收入给推平了。

每年跟潮汐似的，工厂业务多工资高，大家就去工厂；工厂业务少，不让加班，甚至停工，大家就去送快递送外卖。大家注意了，都得加班，无论是工厂还是快递，如果每天干不够十二个小时，一个月也赚不到啥钱。这一点工厂工人和白领们相差比较大，白领们讨厌加班，工人们如果不加班基本没法干。

如今工厂、快递、外卖、网约车，成了个巨大的海绵，能吸收各种闲置劳动力，现在大家劝那些大学生和失业白领脱下长袍，一般就是暗示他们去这些行业。有一说一，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就算找不到工作，也坚决不会去干这类工作超过三个月。

一般来讲，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中年人高一些，毕竟大学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宁愿考几年研究生或者公务员也不去送外卖。但是中年人不一样了，一天都不能停，上边提到的那几样，总有一个适合中年人，反正不适合你也得去，车贷房贷老人孩子，都需要钱，闲在家里怎么可能。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外卖，快递，快递分拣，听着好像差不多，其实这是三个层次的活。外卖是有一定难度的，得会骑摩托，体力好，能爬楼梯，一个外卖员一天走两三万步很正常，而且基本都是快走甚至是跑着，所以收入最高。

快递相对容易一些，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平时外卖员都是跑着的，快递员相对悠闲一些，拉个框子慢慢送。

分拣最简单，工资也最低，我专门联系了下我在北京马驹桥的分拣包工头，他跟我说9 月4 日实时工价是18 块每小时，有很多女孩，毕竟她们干不了外卖。基本都是零工，天天去网上招聘，每天早上来一百多个，其中一些笨手笨脚干不了，被监工一顿骂给骂走了，剩下的第二天大部分也不来了，又得重新招。

大家不要觉得18 块少，北京基本上是整个北方的天花板，北京周边还有那种群租房，一个屋里放好几个上下铺，你可以租一个铺位，刚问了下一家，那玩意也是浮动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0，一个月600，不过他们经常工作地点变来变去，所以住的地方也变来变去，通州那边还有个人民广场，那附近一晚10 块，条件又差了很多。当然了，北方冬天会高一些，因为太冷了，到了冬天很多人受不了跑南方去了，北京人力会紧缺，推高了单价。放一张马驹桥吧：

多说一句女性体力劳动者，她们真的是非常艰难，比如在大城市里吸收就业最多的保洁行业，哪怕在一线，超过一半的人没超过三千块，真是惨不忍睹。

2

那篇文章里还提到一件事，说是那个某团自从上市以来一直在赔钱，商家也在一茬茬倒闭，快递也苦的不行，那钱到底谁赚了？

其实这个大家随便找个财报，就能看到，某团在外卖这块是赚钱的，他们赔钱的领域主要是新业务，比如研发什么的，这些年开支特别大。这又让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做外卖的，平时都研发些啥？

其实研发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发本身。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大家知道前段时间那个故事吧，父亲通过辛辛苦苦送外卖，把孩子培养出来，然后孩子也和父亲一起送外卖了。

这个故事悲剧的一个隐喻就在于，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高端研发相关的岗位，那大学生毕业之后，你在大学学的那些知识，是没有任何用的，也不会有人会雇佣。学到的知识没啥用，找不到对应的工作，可不就得去送外卖嘛。这种事已经在大规模发生了。

为啥说这事呢，那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瞎折腾一些扩张型项目，每年都招一堆人进来然后把钱花光了，其中只有一部分项目能盈利，绝大部分项目最后发现真不行，不了了之了。

这是看着挺扯淡，但客观上确实每年都要消化不少大学生。如果互联网公司不烧钱搞这些非主流项目，看着好像省钱了，问题是大学生的岗位也省出来了。这两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有多大，大家应该也知道，今年毕业的一千万大学生还没消化完，明年毕业的大学生9 月1 日回到大学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所以说如果互联网公司停了研发，现在极少数几个能开出高薪的工作岗位也没了。

至于饭店等商家倒闭的事，一个常识是，不管有没有互联网，一条街上的商铺，三年后能活下来10%就不错了。

这不是啥互联网迫害实体，就是铁一样的市场规律，那些商铺不是跟互联网竞争，他们是和自己的同行竞争。而且大家知道，餐饮业是个极其惨烈的行业，门槛太低了，毕竟大家一想到创业，基本第一反应都是‌‌“开饭店‌‌”，下一个反应就是‌‌“咖啡店‌‌”，这种情况下，恶性竞争可不是互相往死里逼？

事实上倒闭最多的两种创业，排第一的是饭店，排第二的就是咖啡店。今天还看到一个数据，一个饭店装修80 万，倒卖的时候只能卖4500 块。

那个讲师说日本美国的外卖员收入不错，是中国的好几倍，我总觉得主要是那边人少，尤其缺乏足够多的中国人。

抖音上有个华人在美国送外卖的，别的外卖员一个月赚三四千，他每月赚小一万，为啥？他以前在国内就是送外卖的，把在国内送外卖的经验拿到了美国，玩命送，一天十几个小时，别的外卖员下班回去吃饭睡觉逛酒吧了，他还在送。

美国外卖平台不让送这么久，怕疲劳驾驶，时间到了就不给单了。他注册了两个账号，还很得意自己这么机智，说美国人太实在，没有人脸识别。不过又说人脸识别也不怕，那时候他就注册到两个外卖平台下。

大家想想，如果美国有几千万他这样的人，你们信不信会把整个外卖员产业给干到最低工资线？

3

那篇文章里有一段，看着像是贾柯章电影里的情节：

我问他（其他做外卖的工友），比老家种地苦不？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不得不说，看到这段真心有点感动，中国包括自媒体写手在内的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们，真很少关心基层人民在忙乎啥。

而且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太多人跟基层人民割裂越来越明显，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占据我国绝大部分人口的基层老百姓到底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偶尔出现这么一篇文章，总能引起巨大的震撼。

之前就有个说法，说我们的电视剧里已经没有普通人的身影了，偶尔有，也离谱到你觉得编剧的脑子被驴踢了，类似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在一线租大平层，昨天还在挤地铁，今天就买了三十万的代步车，上班族里的底线也是王漫妮那样的奢侈品店柜姐。

我倒并不是想吐槽这种现实，而且说确实应该多一些关注，关注本身就是力量，进而推动给那些快递和工地小哥们把一些基本的保障安排上，类似保险什么的。

4

尾声

说实话，很多问题暂时都解决不了，尤其是提升几亿人收入这事。

比如快递外卖还有工厂工人们的待遇，这些都跟消费强挂钩，消费走弱，这些都不会更好。甚至科技进步，可能会短时间内提升那些从业者的境况，想扩散到整个社会需要很久，目测基层的几亿人想突破30 块钱一小时的工资线需要很多年。很多人同情外卖快递，其实这些人的收入已经算高的了。

不过也没啥办法，日子还是得继续，如果有建议，还是希望国家能推动社会透明化，让食利阶层少一些，给基层让一让利，慢慢把基层收入提上来。

逃离工厂，躲进彩票店的年轻人

2021年冬天，我在马驹桥遇到了张程。当时他坐在一家彩票店的角落里，眼睛盯着手机屏幕。

这家彩票店紧挨着金马商场，是周边不少零工休息和聚集的重要室内场所。刚进店里，就能看到白板上写着‌‌“仨狗友、喝醉酒、横膀逛、谁敢瞅‌‌”，这是当日的3D字谜。白板右侧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尽头是彩票店老板的柜台，有一群人围在那里。

张程离人群很远，一个人坐着，他的手机里闪烁着高饱和度的绚丽色彩。不同于刮刮乐、大乐透、双色球等一般的彩票，张程告诉我，他玩的是一款网上的彩票软件，倍率更高。在这个平台上，中奖的数字每30秒更新一次，倍率为9.96倍。除了更复杂的数字组合的竞彩，张程还能远程参与不同地方的博彩项目。钱是这些乱花了眼的活动唯一入场券，张程每次下注都是100元。

张程指着刷新后的手机屏幕告诉我，在刚刚结束的竞彩里，哪个是冠军，哪个是亚军，前五名都可说是中了彩票。他叹了口气，说要是他刚输入的一个数字是13的话，他也能中。这种差点能中的事情似乎经常发生，张程的情绪并没有很大的波动。他唯一中过的一次，奖金是500多块。虽然不多，但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给予他一种支撑。

除了买彩票，空闲之余张程也会打打游戏，王者荣耀、吃鸡他都会玩。这种线上连麦的游戏，跨越空间和陌生人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进行合作和交流，能够给他一种连接感，这是他在马驹桥的现实生活里感受不到的。但张程还是觉得孤独，已经27岁的他，最在意的是还没找到女朋友。所以，这几年春节他也没有回家。‌‌“找不到老婆，家里总催，烦得很。我现在一个人倒没什么牵挂‌‌”。

来马驹桥之前，张程因疫情被困在了大兴的一家工厂。2021年6月，疫情管控稍微缓和一些，在一个物流中介大哥的介绍下，从工厂出来他就直奔马驹桥。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工厂对于张程来说，意味着条条框框和无尽的消磨。工厂的规矩太多，又管得太死，工作时间长且不能玩手机，流水线上也是不断的重复劳作。下班后生活也很枯燥，工厂周边没有娱乐，攒了工资也没处花。住集体宿舍的他们要求尽早休息，以免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而且，克扣工资的情况也很常见。

日子赶着日子，工作赶着工作，工厂里的生活就像一场循环播放的黑白默片，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也没有尽头。从工厂出走，是张程做的最坚定的事情。对于他而言，马驹桥意味着自由和选择权。马驹桥的生活成本不高，带着在工厂攒下的积蓄，张程在这里租下一个单间，一个月900块。住宿条件相对好很多，也少了被偷的风险。吃穿用度都很方便，周边的餐馆便宜且实惠，几块钱就能吃得很饱。到冬天会交暖气费，1000块能管3个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花销。

张程终于过上了‌‌“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提到未来的打算，他看了一眼天花板，又看了眼手机，顿了顿，把手机暗掉放进口袋，说：‌‌“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什么追求。不过我应该会结婚，也会回老家。应该吧。‌‌”

我是2021年冬天在马驹桥遇到的张程。最近他告诉我，已经找到了女朋友，正在西安干着零工中介。计划做后厨的数学老师

7月盛夏，我遇到玉蓉时，她正站在路边，照看着不多的行李，等朋友取快递回来。这是她来到北京的第三天，也是来马驹桥的第一天。

刚到北京的那个晚上，玉蓉同带她来的老乡径直去了京郊一家餐厅，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后厨打杂，包吃包住。她告诉我，刚来的这两天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厨房就像一个战场。除了炒菜，其他所有的活儿都塞给她们，备菜、上菜、收拾餐桌、洗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在黏乎乎的后厨地板上来回穿梭，汗水里混合着饭菜的香气以及油腥的洗涤剂泡沫的气味。潮湿、杂乱、仓促，这是玉蓉最深刻的印象。第三天中午，一辆面包车把她和朋友放到了马驹桥的路边。她和马驹桥的故事即将开始。

玉蓉很安静，戴个眼镜，不爱说话，我和她的对话总是一问一答。当提及她的孩子，能明显感到她的话多了起来，情绪也提升不少。断断续续地，她讲出了自己来马驹桥的原因。

玉蓉是河北邯郸人，在老家时曾是当地一所民办小学的数学老师。在2021年的教培行业整顿中，这份十几年的工作也没了着落。她家有两个孩子，失业那段时间，儿子在苏州上大学，女儿刚上初中。一家人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经济压力很大。

44岁的玉蓉开始外出打工。失业当年，她就在邯郸市内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一个月只能挣3000多元。第二年，她跟着老乡进了山东潍坊的一家电子厂。她们所在的流水线负责蓝牙耳机的组装，玉蓉要做的是点胶——把蓝牙耳机里的零件粘合在一起。这种盒装耳机的内径不到4mm，内部的元器件也十分复杂，她主要做的是底部的缝隙填充，在几秒内往一个0.25mm宽的弧形缝隙内均匀填充胶水，然后重复。流水线工作需要精力和体力高度集中，手脚稍微慢一些就会影响整体进度。对玉蓉而言，尽管最开始会堆货，但熟练度提升之后，工作成了一件不那么苦的事情，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也能达到5000多元。

在工厂干了一年，来年玉蓉再打算去的时候，却因为年龄超过45岁被拒绝了。而在去年，那家工厂的年龄限制还是48岁。在老家耽误了半年，46岁的玉蓉依旧没找到工作。两个孩子在读书，窘迫的现实容不得犹豫。在同乡的介绍下，她决定来北京，寻找新的工作。

尽管刚来三天，玉蓉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先去医院体检，拿到健康证后继续做餐饮方面的工作。尽管一天150块的工资不算高，但好在包吃包住。在工厂的经验告诉她，等到工作熟悉了也就不那么苦了。如果没活儿干了，她就等着，找到新的活儿再继续。‌‌“赚够路费我就回家‌‌”

过去半个月，老王一直没找到活儿干。

为了维持生活，10天前他将落脚点从15元一晚的日租床位搬到了北边凉水河附近的公园里。很多人都在那里休息，夏天好乘凉，也不花钱。‌‌“这几天出来住的人多了，公园的位置也得抢，桥洞下也是。不提前占就没有地方可以休息了。‌‌”老王告诉我。

最近一段时间，老王是市场里到得最早的那一批人，但还是找不到活儿。即使在白天，他也会骑着共享单车，在兴华中街附近转悠。用他的话说，‌‌“蹲活就像钓鱼撒网，蹲一个算一个，没有也得蹲着‌‌”。

老王找不到活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到了暑假，很多学生去工厂打工，工厂来马驹桥招工的需求就少了，而各类型的工厂招工（尤其是夜班）是马驹桥非常重要的用工来源；二是因为老王并非这个市场上受欢迎的那类零工。首先是年龄，很多活儿都对年龄有要求，年轻人更吃香，马驹桥也不例外，而老王今年已经52岁了。其次是技能，老王啥活儿都干，但却不像市场中一些专门的泥工、瓦工，他们有自己的一门手艺，很多建筑工地装修的活儿老王都干不了。

半个多月下来，老王愈发清晰的认识到，马驹桥的就业行情越来越差了。‌‌“等我赚够路费就回家‌‌”。说出这句话时，他的眼神黯淡了一点，转头看向公路上穿梭的车辆。

老王的家在山西长治。来马驹桥之前，他一直在当地的一家玻璃厂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生产玻璃的流水线已经半自动化，老王要做的就是在操作指令下达后，往池里铲入生产原料。尽管这份工作累了些，但也算稳定。

在儿子上初三那年，妻子身体不太好，老王只得离开厂子寻找更快更赚钱的门路。此时他的年龄已经不符合大多数工厂的要求。几经辗转，他和同乡一起来到了马驹桥。

老王勤快，也能吃苦，什么活儿都能干。零零总总平均算来，一个月的收入在六七千块，每个月他固定给家里打5000元，刨去自己的住宿和饮食，一个月剩下的钱也不多。快递分拣、药厂包装、电子厂装零件、建筑工地小工、货物搬卸、室内拆迁……这些活儿老王都干过，工资一般在190-240一班（14个小时），都是下力活儿，辛苦得很。尤其是工厂和物流分拣方面的活儿，马驹桥的临时工是轮不上长白班的，而夜班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半到凌晨四点半，这个时间是对体力和精力的双重消耗。

老王说，他在马驹桥干过最轻松的活儿，是去年打新冠第三针疫苗，接种就有220元补助，还送了一些小礼品。‌‌“但是这种活儿只能有一次，打过就不能再打了，属于一次性的‌‌”。

疫情管控放开后，老王发现，找到活儿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疫情期间，只要人还可以流动，马驹桥就一直有活儿干，而且疫情也催生了一些特殊用工的需求。只要肯干，就能找到事做。但疫情之后，来马驹桥的人更多了，活儿却没有增加，常常是很多人抢一两个活儿。这种情况对老王来说非常不友好。此外，即便有活儿干，工资也比之前少了近30%。以前230-260元一天的体力活儿，现在的报价就只有150-180元了。即便如此，这些活儿也成了抢手的工作。

集体降薪和用工饱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这段时间老王一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这和留在老家打工的妻子收入差不多，但他在异地，还有额外的生活成本支出，不仅自己过得狼狈，补贴家用也不太够。

接下来老王将继续找活儿，等到攒够路费就回家。对于这一点，他说得十分笃定。

*文中张程、玉蓉、老王均为化名。

作者李晓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摄影蔡星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