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的“最后一代”,没有红利,只有迷茫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站在30岁的当口，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比想象中匆忙。

在这个城市读书、工作10年，李尹峰设想过很多种离开的情境，比如留出一个月的空余时间，把北京的大小景点全看个遍，再和朋友们一一吃饭、道别。那个时候的他，应该‌‌‌‌“已经月薪三万‌‌‌‌”，回老家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如的。

但在今年10月，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这一切。

308.5公斤行李，从北京寄往杭州，只需要花费700块。‌‌‌‌“我的青春，重达308.5kg。再见了，北京；再见了，青春。‌‌‌‌”在社交平台上留下这句话后，他连夜坐高铁离开，火速住进刚刚找好的一个出租屋里，‌‌‌‌“几乎是匆忙逃窜‌‌‌‌”。

离开本不需要如此紧迫。李尹峰今年30岁，在北京做了5年程序员。去年底，他被裁员了，换了一个工作，没干多久，到今年4月，又一次被裁了。原本，他心态还不错，打算一边看机会，一边搞搞副业，身边有靠投资股市赚钱的人，他也学着去炒股。三个月过去，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等他从暴富的幻想里醒来时，找工作的难度又提升了不少。

投资失败、在家待业，李尹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叠加了好几重困境：互联网行业寒冬依旧，自己还gap了半年，找工作的希望愈发渺茫；年龄迈入30岁的关头，没房没车，很难在北京立足，炒股又赔了一些钱。

‌‌‌‌“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恐慌感笼罩着李尹峰，就像‌‌‌‌“随时会有蝙蝠来吸我的血‌‌‌‌”。离老家最近的杭州，成为他的避难选择。

陆远也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在这个冬天离开北京。他是一位30岁的程序员，奋斗5年，没有卷进大厂，没有当上管理层，也没有外界眼中互联网成功人士标配的年薪百万。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000元，几番跳槽，终于涨到了18000元，但最近一份工作又降了一些。

等到了今年，陆远和很多互联网人一样，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在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错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觉到放松——在北京继续奋斗，职业的天花板近在眼前，或许被裁是一个契机，可以离开北京，换一种生活。

陆远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没有互联网的工作，回去就意味着彻底转行，从零开始。因此，他不再犹豫，决定‌‌‌‌“必须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不能真的等到‌‌‌‌“35岁门槛‌‌‌‌”才考虑出路，那就太晚了。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与自己隔着一两层的小领导可能就是那些故事的当事人。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30岁的产品经理陈可为，还不知道离开北京后要去往哪里。从2020年到现在，他一共换了三次工作，被裁员一次，部门解散一次，公司倒闭一次。在这些经历里，他学会了预判谁最危险。有一个不怎么加班的同事，‌‌‌‌“领导找她两次，她都不在，估计快了‌‌‌‌”；另一个默默干活的女孩，虽然勤奋，‌‌‌‌“但不是领导的嫡系，努力也没有用‌‌‌‌”；还有自己，所在项目的数据不好，也没有什么人脉。通知裁员的时刻，三个人都上了名单，准确地验证了他的预判。

陈可为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参照系。他来自内蒙古满归，一个靠近中国最北端漠河的小县城，如果跟老家的人比收入，‌‌‌‌“好像也不差了‌‌‌‌”，但‌‌‌‌“拉通了看‌‌‌‌”，家乡的同龄人们吃喝玩乐，自己却还没有成家，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这让他感到焦虑。‌‌‌‌“都说三十而立，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立’。‌‌‌‌”

寒冬中，资产越多、积累越足，御寒能力才越强。但这些年轻的互联网人，几乎没攒下什么家底，买不起房、没有人脉、难以升职，如今又频繁地失去工作。权衡之下，这群带着梦想来闯荡的‌‌‌‌“互联网北漂‌‌‌‌”们，开始抓紧时间离开，寻找出路，也想要在30岁的当口，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

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在北京，追互联网的风

2017年，李尹峰只有23岁，还是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毕业后，找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他发现，一位学计算机的朋友，刚毕业就拿了35万的年薪，这让他既震惊，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没去学IT‌‌‌‌”。

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自学代码。他搬进了北京房山，租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当在LeetCode（编程平台）上刷题到深夜时，他感到信心满满，整个人都很兴奋。李尹峰说，虽然还没有找到工作，但那时，他觉得有大把的好机会在等着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令人忧惧的‌‌‌‌“不确定性‌‌‌‌”，反而会被当做一种‌‌‌‌“可能性‌‌‌‌”，后来回想，那是他毕业后最快乐、最有盼头的一段时光。

程序员薪资待遇动辄过万的消息，也传到了陆远耳中。听到让人震惊的数字后，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的陆远，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父母借了7000元，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连夜坐火车北上学写代码。

坐到教室里，陆远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例。位于一家物美超市二层的狭小教室里，坐满了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转专业过来的，‌‌‌‌“每个人都想好好学，都想赚大钱‌‌‌‌”。从8点开始上课，到超市10点关门，都有人没离开，‌‌‌‌“一直学，直到保安来撵‌‌‌‌”。

赚大钱，就是此时‌‌‌‌“互联网红利‌‌‌‌”最直接的体现。每季培训课结束的时候，教室门口会贴上红色的喜报。陆远说，喜报和高考战报长得很像，不一样的是，一个是展示学生们的高考成绩，一个是展示学员们的offer和毕业薪资，看着它，所有人都感觉到‌‌‌‌“有奔头‌‌‌‌”。

2018年，互联网行业旧的战争刚刚过去，打车、外卖告一段落，但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那时的字节跳动还没有成为宇宙大厂，抖音还没有赶超快手；拼多多还在五环外默默成长，还没有被阿里和京东当成致命的对手；互联网双子星阿里和腾讯如日中天。巨头们的触角不断向本地生活、影视传媒、健康、旅游等各领域延伸，资本支持下，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断，创造出无数岗位。

中国互联网迎来第三次上市潮，在香港排队敲钟的公司有近百家都来自新经济企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百万富翁。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想借着资本的力量一跃而上，成为新的弄潮儿，他们四处招人，烧钱扩张，壮大业务，梦想早日上市或卖给巨头。

从编程培训班毕业之后，陆远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进了一家起步不久的创业公司。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招聘的门槛，即便自己毫无经验，还是获得了每月8000元的薪资。陆远也成为培训班喜报上的一员。

入职之后，陆远发现，这家做线上教育的新公司，创始人很年轻，从清华毕业后就开始创业，公司只有几十个人，老板会对外说，‌‌‌‌“我们现在已经融资了几千万‌‌‌‌”。

陈可为也被掘金者们的大手笔震撼过，一家看上去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在年会上宣布：‌‌‌‌“我们有几十亿的现金，明年要开5个项目。‌‌‌‌”

在一个追求创新的行业里，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对新人也更友好、更包容。

来自四川的冯佳，是一所985高校生物能源专业的研究生，2017年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她交付第一项需求的时候，内心满是忐忑，带她的Leader却笑着鼓励她：‌‌‌‌“你不用做这么快，可以慢慢来，跟上节奏就好。‌‌‌‌”

此前，冯佳从没有了解过互联网的工作，但她觉得，选择一个行业，就要去看行业里的前辈们是一种什么状态。没什么比在这里的真实体验，更像互联网行业的宣传广告——工作氛围很好，随时有正反馈，Leader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自信、从容，看不到一点疲惫。

原本，冯佳的职业规划是继续做科研，但对比之下，实验室里的导师们有着非升即走的焦虑，早上5点半，就要坐第一班校车抵达学校，然后做一天实验。巨大的落差改变了冯佳的职业规划，找工作的时候，她果断放弃本专业，留在北京，转行进入互联网，做了数据分析的工作。

不管是薪资、前辈的状态，亦或是实打实的工作机会，都让这群刚刚入行的年轻人们感觉到前途无限——即便自己还年轻，但更大的红利，一定会在未来如期而至，这是他们甘愿留在北京的原因。

陆远形容那种确定感：‌‌‌‌“今年拿1万的薪资，明年就能拿2万，三年之后一定能拿3万。‌‌‌‌”连带着他的父母，都隔三差五地劝他在北京买房：‌‌‌‌“我们咬咬牙，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你攒出一个首付，再靠你自己的工资，慢慢还贷款就好。‌‌‌‌”

在父母的想象里，身在互联网的儿子，工资会一直涨，北京的房价也永远不会跌。

赶上末班车了吗？

很快，冯佳就感觉到，自己赶上的，是‌‌‌‌“互联网行业的末班车‌‌‌‌”。

经过几份实习后，2019年，冯佳正式毕业，进入互联网，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冯佳错过了烧钱百亿的百团大战，错过了共享单车带来的共享经济潮，这一回，她不想错过这个高歌猛进的风口——在线教育。

像冯佳所旁观过的那样，最初的时候，互联网愿意为所有的机会买单。冯佳记得，当时一个付费学员的客单价大概在8000元左右，但获客成本远超这个数字。从引流到注册，公司在每个用户身上就得花300元到500元，到付费转化这一步，即便是一位最普通的销售人员，一个月也能赚5万块。对此，公司高层并不在意，甚至在分享战略时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

2021年初，冯佳跳槽到字节跳动，这是唯一一家大力投入在线教育，甚至前几年不打算盈利的大厂。在这里，公司的投入更是让冯佳咋舌。一条创新业务线，要打磨一款新产品，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用户访谈部门，针对学生们做付费调研——在当时，这款产品的客户只有2000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ROI低到不可思议‌‌‌‌”。

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可为也进入到快手一个做美颜特效的部门。跳槽前，陈可为的朋友告诉他：‌‌‌‌“公司内部是一种向上的状态，同事们都希望团队好、自己的产品好，福利待遇也不错。‌‌‌‌”很快，快手在香港上市，成了‌‌‌‌“短视频第一股‌‌‌‌”。这是陈可为第一次进入大厂，他很庆幸，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机会。

站在2020年末的节点看，在疫情宅家红利的刺激下，互联网行业迎来了第二春，在线教育、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直播带货，都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在开城拓地的战争中，更多的新人从疫情中受挫的各行各业涌入互联网，他们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成为新的‌‌‌‌“互联网北漂‌‌‌‌”。

陆远在工作三年、辗转三家公司之后，如愿成为了一家装修App创业公司的团队负责人，这是他努力的回报，也是他赶上‌‌‌‌“末班车‌‌‌‌”的证明。但2020年底，陆远还在跟组员们开会，钉钉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公司因为疫情，资金链断裂，直接解散‌‌‌‌”，各个小群里的信息疯狂刷屏，陆远瞬间懵了。他不敢相信，去递交仲裁申请，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赔偿，折腾了两个月，最后只赔了1万元，除掉律师费，只剩3000块。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真的上车了吗？

越来越多的迹象开始预示这个行业的巨大变化。

陈可为进了快手后发现，同事们都很谨慎，他们所在的美颜特效部门并不是核心业务，为了保证数据不下滑，自己的KPI不受影响，他们在设计滤镜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各种风格都去尝试，慢慢培养用户的喜好，反而被用户带着走，‌‌‌‌“他们喜欢甜美，我们就疯狂做甜美的特效‌‌‌‌”。但后来他才明白更本质的原因——站里都是喜欢甜美的老用户，鲜少有新用户进来，所以不需要探索新风格了。最后，这个部门也因高层变动被裁撤掉。

冯佳也意识到，‌‌‌‌“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的背后，是获客难度的大幅增加。来自甘肃的产品经理于威曾经是58同城的管培生，他刚毕业的时候，师哥师姐们还忙着进创业公司，做基础架构设计。那个时候的地推大军，只用送鸡蛋、送小礼物就能收获一个新客户。但到自己找工作时，最火的求职关键词变成了‌‌‌‌“用户增长‌‌‌‌”，又过了两年，懂得‌‌‌‌“深度运营‌‌‌‌”的人，才更好找工作。于威说：‌‌‌‌“以前遍地是机会，后来局部有增长，如今，只能做好运营了。‌‌‌‌”

疫情红利终究没能阻挡增长停滞的到来，监管的态度转变，也让巨头们开始收缩战线，好像一夜之间，互联网行业就入冬了，‌‌‌‌“降本增效‌‌‌‌”四个字，成了全行业的共识。

离开快手之后，陈可为去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做游戏，‌‌‌‌“报销的流程变得很长‌‌‌‌”，团建从公费变成AA制。有一回，他们想买个百度网盘的会员，方便大家传阅资料，结果老板说，‌‌‌‌“买一年会员也太久了吧，买7天的就够了‌‌‌‌”，听得陈可为瞠目结舌。

ROI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陈可为的游戏项目，一直没有上线，预计要做两三年，但老板失去耐心，要求他们不要再细化，‌‌‌‌“没有时间给你们这么做‌‌‌‌”。林菲在一家电商品牌做运营，前几年的大促，他们还要‌‌‌‌“疯狂冲销量‌‌‌‌”，后来目标改成了‌‌‌‌“保利润‌‌‌‌”，于是，砍掉大半营销成本，‌‌‌‌“就是不增长了，付出100分的努力也没用‌‌‌‌”。

增长能掩盖一切问题，但是增长停滞后，所有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

这工作有什么意义？

来北京之后，李尹峰很少和父母联系，高强度的互联网工作里，没有什么人际往来，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他所有的生活都和工作相关。

离开北京时，他卖掉了一辆滑板车，是他在第一次被裁的那家公司上班时买的，公司降本增效，因此紧抓考勤，为了不迟到，他买了这辆车代步。陆远则是卖掉了他的自行车，那是他闲暇时为数不多的爱好，即便加班到很晚，他也会骑30分钟车，从西二旗返回天通苑，从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到另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

为了保住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里，陷入无效的内卷。

在大厂的最后一段时间，冯佳的精神变得很差。她说自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不需要外界提醒，也可以足够努力。但难熬的是，努力没有价值，‌‌‌‌“很多业务做无可做的时候，就会为了绩效，强行去挖掘一些价值‌‌‌‌”。

很多工作，单纯是为了排解焦虑。有一次，公司有个新业务，要求看某个数据指标，冯佳的团队加班加点做了一个月，最后，业务人员看了一眼说，‌‌‌‌“知道了‌‌‌‌”，这个数据就再也没有作用，也没有人再提起。

冯佳曾经羡慕的前辈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从容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年人的卑微‌‌‌‌”。一位新挖来的高层，常常小心翼翼地征求她的意见。另一个35岁的前辈，此前的职业曲线一路上升，能直接向管理层汇报，但突然之间就转了岗，手下没有团队了。

对于冯佳而言，价值感、获得感，乃至对于未来的向往，都是她前进的燃料。‌‌‌‌“当它们存在时，即便压力再大，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当它们消失，我就会选择后撤，寻求一个更加平衡、舒缓的生活。‌‌‌‌”

重新审视生活的不止她一人。

这几年，陆远时常会想起一个陌生男孩，他也是程序员，住在陆远楼上。一天夜里，男孩加班到很晚，没带钥匙，为了节省100块的开锁费，男孩选择从窗户爬过去，后来失足摔下。等第二天上午被发现时，男孩的身体已被冻僵。

每次想到这件事，陆远会感到痛苦，也为这个男孩不值，‌‌‌‌“如果能早点被发现，说不定他还有救‌‌‌‌”。陆远代入了自己，‌‌‌‌“如果我去世了，第一个发现我的应该是公司，因为没有及时去上班‌‌‌‌”。

他也为自己的变化而难过。有一回下班之后，陆远看到小区门口的公园里，有一群小孩跑来跑去，是充满朝气的样子，他第一个反应是疑惑：‌‌‌‌“这些小孩在干什么呀？光是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

这个念头浮现出来的时候，陆远觉得不可思议。很早之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是外人对他的评价。高中时，他偷跑去学校里的大湖里游泳，游过来，又游过去，只是因为好奇那种感觉；读大学的时候，他自诩为‌‌‌‌“文艺青年‌‌‌‌”，骑着自行车去了西藏，只是因为‌‌‌‌“想去看看‌‌‌‌”。

在互联网的世界，陆远是最普通、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加入这个行业创造的伟大奇迹，但没想到，更多是目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一步步成为耗材。

在北京的几年里，陆远没有太多朋友，只和当年同一个编程培训班出来的同学有一些往来。如今，他跟其中关系最好的几位，租住在一个三居室里。陆远是其中最小的，在他们身上，陆远好像看见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将来。

有一位朋友一直单身，相亲了好几年，今年终于结婚，怀孕的妻子留在老家，朋友独自留在北京工作，过着周末夫妻的生活。另一个朋友，快35岁了，还没有成家，晚上下班后，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刷一晚上短视频。

路远说，他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幸福，但知道，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站在斜坡上

失业的大半年时间里，李尹峰经常觉得后悔。他甚至回想起填报志愿的时候，‌‌‌‌“从这一步就开始错了‌‌‌‌”，错在没有直接学计算机，这样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互联网行业；后来，他又后悔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为了求稳，选择了薪资更低的那份，但那时互联网的行情好，起点本来可以更高；回想起2022年遭遇的第一次裁员，他又后悔，没有早点对互联网死心，放弃留在北京的奢望，又白白消耗了一年时间。

这些90后互联网北漂，都是为了追逐红利、半路出家。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对学历、年龄、背景，卡得还没有那么严格，他们能够很快找到工作，身边不乏90后的高管，或能力欠缺但入行足够早的领导。

陆远花了5年时间，在各个创业公司辗转，但直到今天，他依旧是互联网里最普通的一名码农。反观同一个培训班里，有从985、211高校毕业，学习能力强的学员，一毕业就直接进了大厂，也有运气比较好的，比如一个进了创业公司的同学，没多久，这家公司就被大厂收购，‌‌‌‌“他的年薪能开到接近50万‌‌‌‌”。

目睹过前人的胜利，没人不想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李尹峰总觉得，明明就差一点点，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没工作的那几个月，李尹峰把大量积蓄投入了股市，最开始的两个月，的确很顺利，‌‌‌‌“一天就能赚一万‌‌‌‌”。这让他感觉到兴奋，他停止了找工作，起得比996的时候还早，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市场新闻，然后在9点钟时，准时坐到电脑前等待开盘，到了晚上，就在雪球上复盘，写下的心得获得了几百万的浏览。

这种充满希冀的生活，和5年前在房山出租屋刷题的时候如出一辙。在互联网的几年，他错过了很多时机，这一回，他再一次觉得，‌‌‌‌“自己还有机会‌‌‌‌”，能成为那个幸运儿，最终如愿在北京买房、留下。他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追逐一个幻影，‌‌‌‌“我身边是有炒股成功的例子的‌‌‌‌”。

但就在连续盈利两个月后，第三个月，李尹峰被套牢了。工作几年攒下来的钱都打了水漂，他忍不住自嘲，‌‌‌‌“我这几年，总是很拼命地跑，跑完一抬头，才发现这条路不太行‌‌‌‌”。

陈可为也挣扎过。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产品经理容易被裁掉，也去学了一个月编程，但‌‌‌‌“不是那块料‌‌‌‌”，他学不会。在几家公司周转的间歇，他还去了一次泰国找机会，结果疫情中的东南亚更加萧条，他亏掉所有存款，血本无归。如今，陈可为评价自己，‌‌‌‌“干什么都很难成功‌‌‌‌”。

李尹峰有一种感觉，‌‌‌‌“站在斜坡上‌‌‌‌”。他形容和自己相似的这群90后，‌‌‌‌“可以往上爬，但更容易回到原点。我们是基础薄弱，在大环境下行的过程中，又重新停滞不前，或者滑下来的一群人‌‌‌‌”。陈可为也遗憾：‌‌‌‌“哪怕用了很多年的努力，一步步爬到半山腰，但还是晚了。‌‌‌‌”

陈可为的父母在内蒙古满归，做普通的林业工人，一个月工资2000元，没有办法帮助他买房。为了增加留在北京的可能性，他想过很多办法。他尤其能攒钱，来北京8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借过钱（倒是被骗走过十几万），一个月2万元的薪水，他只在公司吃饭，不点外卖、不网购，除了交房租的钱，其余的几乎能全部存下来。但这样的时间长了，他会问自己：‌‌‌‌“我要这样工作到什么时候才行？‌‌‌‌”

对于家庭，他们没办法选择。失业之后，李尹峰从没想过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即便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帮助‌‌‌‌”。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从小到大，家里都是‌‌‌‌“各管各的‌‌‌‌”。在北京多年，李尹峰习惯了自己去解决问题，‌‌‌‌“没有后方，只能自己去攀登‌‌‌‌”。

但总有攀登到一半，再怎么努力，也上不去的时刻。

寻找生活的锚

陆远描述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回老家，有妻子，有孩子，买辆自行车，平时和朋友们骑车、打打篮球。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生活，但在互联网北漂眼里，却很难实现。

结束北漂后，很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新生活的基石，这是此前的北漂生活最为稀缺的东西。

比如买房。2022年，31岁的数据分析师冯佳，决定离开大厂，回到离家更近的重庆。一年的时间里，冯佳结了婚、买了房，140平米的大平层，不到300万。如果在北京，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到一个50平米的老破小，她和伴侣去看过这样的房子，没有配套设施，距离地铁都有2公里，两人面面相觑，还是决定放弃。

产品经理于威在离开北京后，也转道去了成都，落户、买房，在闲适的老城区散步时，他笃定，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逃离北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冯佳说，压力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收到的offer里，她选择了一家小互联网公司，入职前，她特意查询了这家公司近几年的现金流，确定它的盈利状况之后，才敢入职。但整个行业都在提降本增效的时候，新公司还是没能成为例外，前段时间，产品和技术各裁掉了20%。

整个就业环境，也让冯佳不敢辞职。‌‌‌‌“我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但是你不可能在这家公司干一辈子，出来的时候，重庆可以选择的岗位，寥寥可数。‌‌‌‌”

于威最终也没有长久地留在成都。不久前，他接到了北京另一家大厂的offer，他觉得这个工作机会很好，因此决定再次北上。他重新在北京租了房子，过上两城通勤的生活，有节假日的时候，他都会开车回成都的家里，把从大学时就开始养的植物来回搬。

‌‌‌‌“这不也是一种北漂吗？‌‌‌‌”我问。于威想了想说，那还是不一样的。在成都安家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像‌‌‌‌“心安定了‌‌‌‌”，如今租住在北京的时候，他只觉得自己是出了一个长长的差，没有了以前那种漂泊感，其中一个表现是，他不会拿出手机去搜索周边小区的房价，纠结自己是否能够买得起这个地段的房。

冯佳也有类似的感觉。后来，有前领导来询问冯佳，是否考虑回北京，她突然觉得没问题，随时打算再去北京‌‌‌‌“卷‌‌‌‌”一段时间，赚几年钱。她说：‌‌‌‌“在新城市获得了安定感之后，不会让生活只有一个锚定物。‌‌‌‌”

还有人在继续寻找安定感。失业后，陈可为不敢闲下来，于是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工作，在北京一家球馆里，教人打羽毛球。他计算过，一个小时100元，一个月也能到手1万块，可惜客户不稳定，也没有社保。他不满足于此，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到杭州，寻找各种有可能的创业机会。

回杭州后不久，李尹峰尝试了换赛道。他最开始想考公，结果发现，建筑专业出身的自己，不能报考计算机相关岗位，原专业又只能报‌‌‌‌“三不限岗位‌‌‌‌”。他尝试去做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但去了之后发现，‌‌‌‌“其实是做销售‌‌‌‌”。几番思索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归程序员的队列，准备面试，找一份互联网的工作，‌‌‌‌“起码我自己是喜欢这个的‌‌‌‌”。

最大的改变是，他告知了父母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这是李尹峰第一次尝试跟他们沟通。和以往一样，父母依旧没有给出任何建议，‌‌‌‌“但起码知道了我目前面临的困境‌‌‌‌”。

坐在图书馆里刷题的时候，李尹峰尝试把这段时间的烦恼慢慢清空，尝试重新相信，30岁的人，依旧年轻，他总有一天，会慢慢落地。

轰隆隆，轰隆隆……机器迎着朝阳发出彻夜未眠的喘息声。

我静静地待在工厂车间的某一个昏暗的角落，四周纸屑、胶带、泡沫和塑料丝撒了一地，阳光似乎在努力穿透钢筋混凝土的壁垒，这黑暗寒冷的一隅，何时才能被照亮、被温暖。

……

“立正—稍息！”“大家都到齐了吗？我点一下名！”终于，在车间一楼的大厅里，有人说话了。

“强调一下纪律，进去之后换上工作服，必须无条件服从安排，上班期间不许玩手机，不然就走人，听清了吗？！”

……

“长期工留下做备注，临时工直接上楼，下班后此处签到，我们十二个小时后见。”

稚嫩的肩膀放下一个个书包，粗糙的双手将头发束起，轰隆隆、轰隆隆……机器吹响了号角，将一切声音掩盖。

就这样，长长的队伍分散开来，一列列进入车间的流水线。楼顶，连片的光源被齐刷刷地从铁笼中放出，惨白的灯光有力冲向试图阻挡它的一切物体，一瞬间，周围都亮堂起来了，连空气都因畏惧这突来的白昼而凝固。

可是，工人们才不会害怕，相反，他们更加期待自己的这份工作，这是要为自己谋生存的劳动啊！

“这娃，你看着哈，把线上的这种透明盒子分拣出来，分清起泡和不起泡的，气泡的放这边，不起泡的给每个纸箱的两头放上泡沫垫子，再用纸箱封装好给我，我缠箱子。”

我庆幸自己终于有人陪伴，未来的七百二十分钟，我的朋友将越来越多，我不再会寂寞。

那青涩的声音颤颤巍巍地问道：“那么多工人的活，我可以去帮他们吗？”“不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另一个成熟的声音答道，“活很简单，你们学生娃不需要学就会。”

是啊，大学生们都是懂技术的，这种活算得了什么呢？广阔的八百里秦川大地，滋养了多少学子的青春，那埋葬着王子皇孙和名流显赫的黄土上最不缺的就是大学生。

青涩声音的主人好奇地看着流水线，好家伙，轰隆隆的机器挥舞着手臂，扭动着身子，以惊人的速度生产一个又一个零件，那些零件是我的朋友，他们伴着机器的歌唱搭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履带从一楼升往二楼，平稳地前进又晃晃悠悠地扑向每一位工人的怀抱。

“真是太好玩了，我也想坐在上面体验一下！”随后，我的朋友被一股神奇的摩擦力从流水线的这头运往那头，那青涩声音的主人拣起盒子认真细心的包装好。

“这个不行，胶带要封严实，用力一点儿！”“把这些箱子码整齐，一层一层错开放，不准放错不然要返工！”

于是，他们两个开始注意细节，不慌不忙、尽其所能完成好每一道流程。

一只手把盒子拿下，盒子放正，封好盖子；另一只手整理纸箱，四角对齐。扔八个泡沫垫，选好角度、找准位置，啪！两边纸耳朵合下，胶带十字正交用力粘好，一个盒子就装好了。

这时候，空落落的小推车正等着呢，一层堆八个箱子，两竖一横，叠六层，凡六八四十八，叠好后喊人拉走，完工！

长长的流水线一眼望不到头，我的朋友们似乎急不可耐，都一个劲地往前赶，我揪心地眨着眼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履带从来没有停下的意思，前进的步伐反而更加迅速了。

那青涩声音的主人的动作明显跟不上节奏，盒子都堆了四五个了，还没有一个装好。他不耐烦地看着手机，扫描屏幕上冰冷的时间——一点四十，一点四十五，两点……等待使他望眼欲穿。

长长的时间后是长长的流水线，长长的流水线后又是长长的时间，这二位似乎总是和他过不去。

“你站一边去，我来给你示范！”只见监工麻溜地拣下一个盒子，摁在地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十秒就装好了。他看傻眼了，按照自己的速度，晚上估计都干不完。

时间又过去了若干小时，他被产品、被机器、被时间、被焦灼的无趣训练成一名干练出色的老员工。

只是，他做的再好，他的劳动也只是即将被机器取代的边角料，这种极其简单的工作在数量庞大的机器面前黯然失色，几乎可以由任何一名不懂技术的人来做。

依附于机器的这种异化的劳动更不会使他的工资上涨一分钱，还会使他身心俱疲。

他终于忍不住了，趁监工没注意，趁冷冰冰的盒子还没来作妖，他玩起了手机。可是，他为什么不跟他的伙伴聊天呢？

几乎不存在的！

每当他觉得可以放松地和同伴说几句话时，那些盒子和监工们就来了，他们才不顾什么累不累呢，他们眼里只要生产和利润。就算仅有的二十八分钟的吃饭时间，也是以别人生产的时间换来的，换句话说，流水线的生产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后来啊，临近下班的时候，他的内心无比激动，“终于要解放了，再也不要来这个该死的地方！”

所以直到真正下班的那一刻，他再也没有好好干过活，箱子被随意包装，胶带被随意使用，只要能快点结束眼前的一切，拿到微薄的一百块工资，他什么都愿意。

“你还觉得累！看看那些夜以继日工作的工人们，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长长的流水线，选择默默忍受，他们甚至将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工厂，而你只干了一天！”

他在心里不断地打转，麻木过后则是愧疚。

当他一个人走下台阶时，一楼车间阳台上的宣传标语显得格外醒目——“一分劳动一分所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勤抓生产保效率，勤奋努力能成功。”

轰隆隆，轰隆隆……机器伴着星辰发出垂暮已久的呼喊声，慢慢的长夜里，又有一批可爱的人上工了。

…………

我不停地为他们祈祷，虽然我只是一个被生产过剩抛弃的塑料盒。

不仅为封装箱子的人，还有装配零部件的人、磨光盒子的人、给产品贴标签的人以及分拣运送的人。我要为这个工厂里面所有的临时工、长期工；男工、女工祈祷，为辛勤劳作不知疲倦、出卖劳动力的工人祈祷。

如果我能说话，我还会和身边这群可爱的工人们讲：无需畏惧前途的黑暗。

老秦

“老秦，我来了！”

老秦是我初中同学。他初中毕了业，就到了郑州。老秦也不老，就是少白头，在班里，大家都这样称呼他。这是时隔多年后，我见到他时的第一句开场白。眼下，我正读大一。在学校，阔手阔脚的我，成了典型的花呗青年。家里穷，无法向父母再开口，趁着春节寒假，为了还债，奔赴郑州富士康。

在老秦的安排下，我第一次进入了工厂。那天中午，是老秦请的客，然后就去了中介所，迷迷糊糊签下不少协议，那密密麻麻的一页页条款，不容商量。一阵忙活下来，天色见黑，老秦就驱车带我前往住宿区。路程不近，霓虹遍地的大街无限繁华，但那不属于我。晚八点钟到了地方，办理了入住手续，住进了员工宿舍。老秦和我打过招呼，就去做他剩下的工作了。

宿舍不大，二十几平的小房间里，十个人住，一格格架子床像橱窗货架，住下的人把家当和自己像货物一样整齐摆在格子里。白天太累，我就早早的睡下了。

一大早，随着老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纷纷前往工厂，登记，体检，入职，中间见到一些上班的工人，隔着一条走廊，彼此好奇又匆忙。在工作服柜子前，他们动作缓慢，神情呆滞，不多会儿，他们就陆陆续续地走进各自的车间去了。

这时，电话铃声想起，是老秦从那边打来的。

“凯歌啊，厂牌出来了，过来拿一下。”

“奥，就来！”

也不多客套，挂了电话，回身走进大厅，绿色的塑料地面，无边的人群，老秦站在凳子上向我招手。快步走了过去，接过厂牌，跟着出了厂子。路上，老秦一边开车一边给我讲了明天培训的注意事项，我也就像听课似的，“哦哦啊啊”的就过去了。第二天要准备的事情讲完后，又随便闲聊了一会别的。

“咱叔怎么样了？”他问的是我爸。

“就那样，去了贵州，天天念着贵州的好。前两天，给我寄了点茶叶，一会到宿舍，给你拿点。”

“别，叔送你的东西，我可不敢要，你自己留着吧。”

车子跑得慢，多一会儿，是一片居民楼，缓缓驶近，到了我们的宿舍楼，找个地方停下车，我们就此作别。

时至今日，又想起初中毕业时老秦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总会分开，只要不死，还会相见。”

小马

2019年郑州的隆冬格外寒冷。老秦走后，我已经在这里熬过了半月有余。渐转深冬，添衣加被，用小马的话说，“过得极其凄惨”。

在这里，我的工作简单却不轻松，每晚我都要分拣四万个手机壳模具。

小马是我同线的同事。当时刚进流水线那天，小马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非要让我和他在一个岗位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做分拣的这条生产线上，只有小马一人，每晚需要挑拣八万个模具。因为数量过于庞大，模具常常挑拣出错。我的到来，让小马可以省下不少力气。线长老宋，虽然极不情愿，但是因为分拣的问题没少被车长批评，也就此把我安排给了小马。

小马并不小，相反除了身高以外，他的资历、年龄、工资，都是整个车间最高的那个。据他自己说，在富士康已经有十五年，除却老贾，他就是最老的工人。零四年，小马初二，辍学的他来到郑州。说到这时，小马哽咽了一下，不难看出，那个时候的小马，一定是经历了不少的难言的苦。

问过他，后悔吗？他说，“有啥好悔的，选了这条路，命也就这样了。”粗犷的声音略带着河南腔，无力。

接着又继续听他的从前：“那会儿，我第一次进工厂，没有宿舍，拿着从家里带来的二百块钱，租了个民居房，六十块一个月，心也狠，租了半年，没舍得买被褥。还记得来的第一个月，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游戏机做包装，一个八分钱。最开始，手慢，一天只能做三百个，比不上那些阿姨做得快，但也还行。那个时候没钱，吃不起别的，就馒头便宜，五毛两个，一天四个，晚上就睡在编织袋铺盖着的床板上，真真硌的疼。”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眼泪从小马的脸上滑了下来，一口酒闷进嘴里，喝酒的手挡住了流下的眼泪，随后一抹而过。

放下杯子，小马在灯光下，看着杯子又为我讲起了那个时候的事。

“来的时候是秋天，当时就这样吃了一个多月的馒头，第一个月拿到七百多块的工资，就觉得一切都值了，置办了被褥，吃了第一顿四块的肉丝面，从那以后，从包装、分拣、批发、质检、压花、维修一路干了过来，那些年啥都没有，现在好多了。”

说完，也没了下文。结完账，我扶着小马，送回了宿舍。喝多了的小马那夜直挺挺地睡着了。

后来有过几次问小马家里的事，小马就是避而不谈，让人不免心生好奇。

直到有一次同老贾喝多了，才从他那里才知道，小马家里面，早已没有了别人，而零四年，就是小马父亲故去的那一年，自那以后他也就很少回家，听闻最近一次回家，还是为了老家拆迁的事。

老贾还告诉我，读书学习的路，在那个年代，对于他们那样家庭而言，无异于是将全家放在火上烤，所以无论当年小马的父亲是否离世，小马进厂的命运，都早已注定。

说到这里，老贾也无奈的哑笑了两声，随后起身离开。看着老贾默默离开的身影，心中惆怅。

前后与小马一起工作了大概二十多天，小马就让调回了另一个单位，换来了一个新同事怎么也处不熟络，活差不多一个人扛了。

每一只重约三公斤的铁质模具像流水一样流过来，再流过去。我两手纷飞着挑拣。残缺的，畸形的，全靠眼睛来快速分辩，双手快速分拣。除了每班中两小时的放风休息时间坐一会儿，我要站立七八小时。手套一个班要磨破两双，我在拇指和食指上缠了胶布。最受不了的是双眼，盯到最后，看什么都是重影的。

后来再见小马的时候，是快近年关的前两天，在离宿舍楼不远的一家网吧内。

那天调休，刚推开网吧的大门，就看见了小马，正门第二排的台子上。在吧台多买了瓶水，坐在了小马的身边，把一瓶水递给了他，他当时愣了一下，看到是我，互相笑了笑，看着他打游戏的样子就知道有些年头了。

“怎么样，挺累的吧？”

等了半天，看我没回话，又专门回过头问了我一遍，“怎么样，累不？”

“啊！奥，还行吧，新来的手慢，没以前那么轻松了，你呢？”

“还好，有空还能睡会儿，唉！小陈啊，明天我就回家了，你今天是休假吗？”

小马还是在那专注的打着游戏，感觉是象征性的问了一下。

“嗯，休假。”

那是我和小马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知道，小马打了多长时间的游戏，也不知道他回家要干嘛，也不好多问，只是年后再联系到他，听说请了更长时间的假。我也不知道情况，是老贾说的。

只是许久以后，忆起“与我一样，过得极其凄惨”这句话，似如昨天一般，萦绕耳畔，竟不由自主的笑了起来。

老贾

“唉，你说小马是不是把青春都给了游戏啊，老贾？”

“应该是吧，从零七年认识，到现在，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像他这样了无牵挂的，换我说不定也是那样。”

老贾是温州人，今年三十二，正好大我一轮。相比于小马，老贾就显得幸福多了，家里面不算比较有钱的，用他的话说，“别整天想着温州人都是大户，可别忘了，还有我这样的破落户呢。”每次想起老贾的神态，和说这话的语气，总是能逗人一乐。

同小马一样，在厂子里干了快十五年了，比起小马就要幸运的多了。他经历过高考，老说“哥好歹也是这个车间里面见过高考真题的人。”也惹来老宋的一顿奚落，他却乐此不疲。

手快，眼尖，脾气还好。

每次这样夸老贾，老贾都会说，都是社会磨出来的，然后就是相视一笑。印象里的老贾，总是像个大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大家，所以大家都和他关系不差。

老贾说过小马的故事，却很少提起自己，所以对于老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的为人，陌生的却是他那些没能说出来的身世历练。他就像是一块海绵，所有的污渍，棱角，通通都被他收了起来，唯一藏不住的是和煦面容下时有时无的落寞神情。

郑州风大，尤其是在年关，阴沉沉的天气，却不落半点儿雪雨，显得格外压抑。

同老贾一起工作了近一月，那天老贾回家，算是朋友，我闹着非要送他一程，老贾拗不过，只能任由了我。

“郑州火车站到了，前往郑州火车站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下一站……”

地铁喇叭中传来了到站的提示音，我和老贾先后走出车门，拿起老贾的行李箱，我们一前一后，活像一对奔着春运回家的兄弟。那天的风大，刚出地铁口，刀口般的寒风就迎面削来，老贾的羽绒服帽子被都风鼓起了一个大圆，我就坐在大厅，等老贾拿完票，已是下午两点。在这个不南不北的城市，新冠疫情还不显现，戴口罩的人不多。

“不好意思哈，春运，人有点多，”老贾抱歉地说到。

“没事，饿了没，刚定的餐，晚上的票，吃饱了，好回家。”我略带显摆的举着手机，在老贾面前晃了晃。那一顿饭，我们吃到很晚，差点就误了老贾的车。

不过，那一天，我也听到了不少老贾那些藏起来的故事。

姊妹四个，他是老三，高考那年，老贾的父母，已经年逾六十，家中并不富裕，那一年，与其说见过高考真题，倒不如说，是题见了他。考下来，知道无望，早早的做了学徒工。

从小老贾父母的严厉，让自己过早学会了万事不与人语的本事。遇到小马之前，他在深圳，后来厂里外派，他才来到郑州，不过大多时间，还在深圳。至于这些年受了多少苦，他没明说，但从离席时满地的酒瓶中，不难看出，老贾过得挺不容易。

“这么多年的打拼，倒也挣出来一处安身的地方。只是不敢离职，不敢抱怨。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又是独生子，若非责任压肩头，谁不想和小马一样活得逍遥自在。”第一次道出了心里话的老贾，略显失态，幸好身边也没外人。那一夜，我不知道老贾睡的怎么样，我是彻夜未眠。

老贾对我能说出这么多，我深感意外。饭桌上，他说，“人不快十有八九，能与人说不过一二，你我相见仅此是一场缘分，今日分开，往后谁知能不能见到，一些破事，也不怕戳我短处。”

也许是老贾对我说了太多，也许是命中注定，第二天一早，他删了我的微信。但是他的那些话，简单却令人深思，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在脑子里回响。

再后来，工厂停工，武汉封城，我赶最后一趟火车，逃回了老家。

老宋

见面最多的是小马和老贾，接下来就是老宋。老宋是线长，对我的照顾不多，却也不会忽略。

关于老宋的故事，大多都是从工友们的闲言碎语里面，听出的大概。老宋个不高，略显老态，如果不是小马提醒，我还以为老宋今年已经四十有余。

三十出头的老宋，在我们中间，算是年长者，至于三十几，我不清楚，不过从老宋打趣老贾的语气，不难看出，肯定比老贾要大上那么点。

老宋不好喝酒，私下聚会里面，老宋就是滴酒不沾。对于工作，也严谨得一丝不苟，也好挑刺儿，喜欢骂人。不过他说的是河南话，好多我都听不太懂。只能从薛姐和小马的精彩表情上看出一二。

老宋的嘴上功夫十分精彩。老宋骂人，从不停顿，往往一扬三挫，极富有节奏感，就好像相声贯口一般，抑扬顿挫，一气呵成，且又震聋发聩，机器隆隆的嘈杂声响，在他面前都要黯然失色。

听小马说过，老宋曾经还是老贾的徒弟。因为老贾常年在深圳，偶有调派，才来郑州一趟，因为富士康人员流动量大，老宋这才熬成了这条生产线上资历最老的工人。也是去年，才接过前任线长的班，管理这条生产线，今年机缘巧合下，老贾竟被派到了这条生产线上。因此，打趣老贾的大多都是老宋。

老宋爱骂人，也爱干净。

洁白的静电服，静电帽，还有滴灰不染的防尘裤，以及被擦到反光的老式眼镜，就是老宋的典型标配。很难想象，在这种枯燥乏味且又机械繁重的工作中，老宋竟能日复一日的注意自己的外表，正因如此，也才让老贾有了更多调侃的话头。

“估计老宋连内裤都是要用钛白搓干净了，才肯来上班。”“帽子比脸白，屁蛋子都不肯沾灰。”之类，每次都满堂哄笑。紧接着肯定能听到老宋精彩的“贯口”，舌压群雄，把大家重新拖回枯燥、繁重的工作中去。

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把老宋放在北京的一家茶馆儿，让其表演一段别具风味的河南单口相声，那必是满堂的彩儿，我若是能去，搁在古代，舍下几两碎银，也丝毫不会心疼一下。

爱骂人，爱干净，还爱抽烟，一天两包，从不间断。常常在上班时，偷偷跑到厕所抽上两口。为了这个事，没少挨领导骂。不过也因为他工作用心，这条生产线往往都是模范组，领导大多也只是说说而已。

听小马说，有一次，老宋抽烟把防尘服烫出了一个窟窿，把老宋心疼了好几天。缝缝补补，总不如意，后来干脆又买了一件新的，老宋把它当个宝一样。后来被偷了，还伤心难过好一阵子。上班下班，总要站在车间门口，骂上一阵子才肯罢休。

从那以后，老宋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他的柜子，非要上两把锁，东西取放的时候，都要拿手挡着密码，确定没人能看到密码，才会开锁，不过没有贼偷，总有贼惦记。年关前，厂子给各个线长都分发了一份粮油福利，还没下班，就又被偷了，气得老宋那两天逮住人就骂。就好像非要把小偷给骂出来似的。

那个时候，老贾已经走了，不然我能想象的到，看到老宋吃瘪，老贾脸上精彩的表情，用小马的话来说，肯定“比脸谱上的表情还要花哨。”

尾记

自郑州离开，已经一月有余，因疫情原因，再没回郑州复工，期间与老宋有过几次沟通。拖欠的工资暂缓，已由老宋代理辞职。

近日与小马有过交流，小马老家暂时封村，所存积蓄，准备用作翻新旧宅，要是还能剩点儿钱，就在老家种种草药。至于老贾，联系了几次都没联系上。

最后，送给那些准备进厂的学生一些建议。如果没有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与决心，希望可以退一步，再做别的考量。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车间里的工作，并不适合学生。像当初老贾小马和老宋回答的话一样：“自从踏入流水线的那天，很多东西就已经停止了，在我们接触那些冰冷机器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和它们一样冰冷了。机器时代，为伍者无法不成为机器，只有流水线永远活着。”

一、何谓‌‌“大神‌‌”？

‌‌“大神‌‌”绝非一同质群体，日结工人们又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以90、00后为主力的‌‌“挂逼‌‌”，他们常年混迹于网吧，做一天休三天，饿了就去附近买点吃的，一碗素粉5块钱，一个馒头5毛钱，够管一天。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神‌‌”，网络舆论集中讨论的二代农民工困境、青年人摆烂现象、宁愿流浪不愿进黑厂，也主要针对这部分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依然有希望，只要他们想，他们就能找到一份体面但可能不喜欢的工厂工作，摆脱‌‌“挂逼‌‌”身份走上社会正轨。

第二类，以找活为目的的短期过渡人群，他们平时有长期固定的工作，有些人当厨师，有些人开货车，有些人在老家工地做事，只是受限于就业环境周期性地赋闲在家。他们在家里待不住，又想要找点活干，于是途径各种渠道找到了麻岭，来这边打几天零工再回去做事。他们年轻结构不固定，不过大多已婚生子，再不济也有了交往的女朋友，他们有稳定的未来预期，有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

真正值得注意的第三类人群，是由80后构成的光棍群体、三无人员、负债人群。麻岭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很多人过去犯过事，蹲过局子，十多年后被放出社会，已经成了黑名单成员，只要查身份证的工作他们基本都进不去，于是他们就缩到工地上，或长期驻足于日结基地。

还有一部分人好赌，他们也是最近正火的电信诈骗的主要参与群体，受朋友蛊惑玩起了网络游戏，最开始赚到了几千块的甜头，就开始‌‌“孤注一掷‌‌”，直到负债上十万，心一下子散掉了，安稳的工作既赚不到快钱，人负债后也没有心气踏实过日子了，也就来到了麻岭。

前面这两种人和普通的80后基本都是农村光棍，高额的婚姻成本和中部地区婚姻低地的残酷现实将大批家庭条件不好、赚钱能力一般的农村男性甩出了婚姻列车，他们无儿无女，无压力无负担，也没什么生活动力。中国人是绝对的社会性动物，从来不会为了自己而活。这些光棍没有家庭责任，人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赚到钱也不知道给谁花，辛苦受罪一生也无法留个后，人的精神气一下子没了，也就半推半就地来到了麻岭。

来到麻岭的人很难走出去，常驻一年的大有人在，有好多还是资历五年以上的老‌‌“大神‌‌”。有常年在这的受访者告诉笔者，在这待了一年以上的人，大多精神都已经不太正常，你和他聊天，他也只会木讷地看一看你再走开。

他曾经见过一个人，刚来的时候拖着行李箱，几年后改拿手提包，去年他再见到那人，那人手拎着一个帆布袋，里面装着两套换洗衣服和一个手机充电线，这就是他仅剩的全部家当。

一次笔者在零工驿站群访时，一位在座椅躺着睡觉的男人答道：‌‌“谁都想勤奋，谁都想成为正常人。这里80%都是没有家庭的人，大部分人没有动力，没有责任，叫他拼命地干，他怎么干得下去呢？如果你是父母的骄傲，你才有动力。人要有希望，不然就消沉下去了，一辈子就那么回事。‌‌”

二、流浪的生活

在麻岭，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泾渭分明而又同居共食的独特风景。本地人大多是拆迁户，孩子小的都搬到了离主城更近的吴区，留下来的靠把房子廉价出租给农民工而过上了不劳而获的幸福生活。相反，那些长居此处的外地人则是社会真正的边缘人群。

一街之隔，本地人活跃于主镇街，外地人则挤在隔街的老房子里。这里的房子条件不好，但胜在便宜，不开空调的话15元一晚，包空调包水电的房子则20块一晚，一般每间房子有8-12人居住，房子里除了几张上下铺，基本没有其他家具。

但是还有少部分人，由于穷困潦倒而选择睡在公共场所。去年由区政府投资建成的零工驿站本意是成为代替劳务的中介平台，然而劳务与工业园区、‌‌“麻木‌‌”司机、本地房东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利益链条，工人也难以跨越劳务进厂工作，因此，零工驿站目前的最大用处，是为无家可归的日结工人提供免费住宿。

每天早上7点，驿站开门后，就会有日结工人躺在椅子上或地上睡觉。驿站早上11点到下午3点会定时打开空调，里面还有厕所、充电口，还没有蚊虫叮咬，对于工人来说这委实是个不错的住所。

驿站下班以后，这部分无处可去的日结工人会选择在驿站附近的小树林，以及离这里不远的麻岭公园里睡觉。按照15块钱一晚的住宿标准，每个月450的住宿费只需要打两至三天工就能赚出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流落在外的人大部分兜里都掏不出20块钱，他们因为身体条件、背负债务等多种原因来到麻岭，一袋子馒头吃一天，露天睡觉也睡不好。等第二天想去做日结，日结的活他们基本上还做不好。

有一句流传在打工人之中的话：‌‌“物流就是把女人当男人，把男人当牛干‌‌”，女人在物流园基本负责扫码、分拣等轻活，男人则被派到大货车里装车、卸货。笔者也曾在物流园体验过日结工作，里面的主管会拿着大喇叭监工，一旦发现谁干活不得劲就会催促工人赶紧干活。被分派到装车、卸货的男工更加辛苦，大热天的货车里只有两台小风扇，他们基本是光着膀子做工十小时。这样的强度，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根本没办法坚持下来的。于是这群人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他们不能吃好睡好，也就没有力气干活，也就赚不到钱，也就不能吃好睡好。于是一小拨始终找不到工作的人，成为了公园常客。

麻岭有一大一小两处娱乐场所，大片是香港路，小片则是出租房屋周边。这两处地方成了日结工人的吸金库，麻岭90%的男人，前脚干苦力赚到一点钱，后脚就撒到了休闲娱乐场所。

三、劳务、‌‌“兔子‌‌”与政府

十年来，麻岭迎来送往，每天都有新面孔到来，也有老面孔离开，然而一些相对稳定的关系慢慢沉淀下来，并形成围绕劳务、‌‌“兔子‌‌”与政府三大主体展开的社会情境。麻岭有近十个物流园区，每个物流园的单日用工量在固定工300人、日结工600人上下波动。为了应付超额日结工需求，物流园将招聘任务外包给劳务中介。在麻岭常年招工的劳务有五家，他们几乎垄断了往物流园送工人的业务，也占据了价格谈判的高地。

如果一家物流企业给日结工人开的单日工资为350，50元会作为回扣返利给企业主管，70-100元会作为抽成在劳务公司分利，剩下的200元（甚至不到）才会流向工人。

一位在麻岭干了十年的劳务告诉笔者，他每晚的收益在3000至5000元，所以很多劳务富得流油，早在武汉市中心买了几套房。所有人都知道抽成规则，但工人也没什么办法。没有本事的日结工人依赖于劳务提供的工资机会，而有本事的工人则转向成为‌‌“兔子‌‌”。

农业银行的转角是一片小树林，这些工人与日结工人一样整天待在外面等活，但他们基本上不去做日结，而是等着大货车来此处拉散工，去做一些工地小工、灌水泥袋子、清扫仓库的活，日结工资在300-350元之间。这给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工作机会。

他们也常年生活于此，但他们慢慢地在做小工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关系，从其他日结工人中脱颖而出，有能力越过劳务中介的垄断，另辟蹊径地找到干活的路子。这些小工头不仅可以联系到用散工的工头，还可以把附近几个兄弟带上一起做事，他们就被称为‌‌“兔子‌‌”。

麻岭的‌‌“兔子‌‌”有十多个，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小团体，3-5个人结成稳定的搭子，有活就互相叫着去干，每次干个10小时就能赚350左右，‌‌“兔子‌‌”还能从中抽成30元/人左右。这些‌‌“兔子‌‌”无疑是麻岭的能人，然而他们也走不出麻岭。

笔者问过一位家在武汉黄陂的‌‌“兔子‌‌”，既然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做事，他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只讲他是来这里玩的，‌‌“不玩也没办法‌‌”。他来这里也有三年了，过年也没有回到家。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正常，但也没办法，他离不开麻岭。

笔者调研期间，最常被问到的一句话是：‌‌“你这个调研有什么用？‌‌”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部火了的三和大神纪录片，有人说，这就是富了导演穷了他们，也有人说，十年前，麻岭是那个麻岭，十年后，麻岭依然是那个麻岭。

节选

大学毕业后，我在煤矿车间当工人

我还记得刚工作时待过的那个车间，称为‌‌“重选车间‌‌”。这是一个最先和原煤（从地下直接开采的没有经过加工的煤）打交道的地方，大约需要经过上料、往煤炭中加入洗煤介质等，加工过的煤才会进入下一个工序。

只要机器在运转，就有轰隆隆的震天声，说话都靠吼，有些年纪大的员工会耳背，长久的噪音导致。轮到夜班时，机器运转正常的话工人们可以在厂房休息室的长条凳上轮班睡上一两个小时，只要保证每个岗位上有人清醒着就好。习惯了在噪音下入睡的老员工，如果哪天夜班赶上机器检修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厂房需要‌‌“停车‌‌”，他们就没办法安心入睡，因为太安静了。

在重选车间上一个班，即使口罩裹得严严实实，下了班依然是灰头土脸，鼻腔里充满黑色的煤灰。车间的窗台上也铺满一层厚厚的煤灰，机器的表面挂满灰尘。上完一个12小时的班，必定会先洗澡再回家。

那时的我经常在值夜班的后半夜从车间的窗户往外眺望，看着天空的颜色一点点变化，蒙蒙亮，微微红，染红一整片天边的红，然后大亮。偶尔绝望到谷底，从二楼往下，看到那个贯穿两层楼深的充满粉尘泥浆的黑暗的大池子，人生变得黯淡无光。

苦熬着的一切逻辑是这份工作是一个正式工，这一点对于我们那座煤矿城市的人来说很重要。也是许多没有工作的人的梦寐以求。

01毕业

我大学毕业那年遇上金融危机，工作并不是太好找，当然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找工作。

毕业前夕我在去留之间陷入两难，是留在省会城市还是回到家乡，我挣扎纠结，拿不定主意。同学们有的等着去读研究生，有的等待来年再战，有的搬去学校周边的小区过渡再做打算，也有在毕业前疯狂的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租房子。我们寝室比较佛系，只有一个室友早出晚归出去找工作，其余的都不着急。那时我们感慨自己学的专业‌‌“很垃圾‌‌”，一点也不专业，我们好像都不具有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能力。象牙塔里待惯了，没有了学校这道围墙的庇佑，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

后来我做出了回家的决定。我不像是一个迫不及待踏入社会大显身手的毕业生，而仅仅是一个结束一段求学生涯的旅人，一个踏上回家归途的空白者——对未来的规划脑袋里一片空白。

火车票应该是提前买好的，那时还不可以网上售票。一趟超级便宜划算的绿皮火车，几乎跨越半个省份的距离，价格只需24元，大约运行四五个小时。现在再也坐不到那种绿皮火车了，旧的，慢的，不那么着急的，载着旧时光的。

火车把我载到了家乡，也把我推向了社会，面对社会我是被动的，不适的。好在家作为缓冲地带，承接了我的手足无措。母亲说让我在家休息休息，读了这么多年书。我也偶尔跑跑人才市场，递递简历，大约还参加过一个银行的面试，好像也没下文了。留在省会城市的同学约我去某快餐店当服务员，底薪700元，我想去，母亲不让。

大约在家待了1个多月，家里的座机响了，母亲接的电话。说厂里（我们那的厂矿企业）组织部找我，问我要不要参加矿务局组织招聘的考试，针对矿务系统近两年毕业的职工子弟。

我考上了，和我一同考上的还有六个高中同班同学和两个小学同学。

矿务局是个矿务系统，属于国企，下辖20多个煤矿和若干洗煤厂。我们那年分配是属地原则，你来自哪个矿区还给你分配到哪个矿区。我家是洗煤厂，所以我理所应当地被分到了厂里，和我父母一个单位。我入职那年母亲50岁刚好退休，父亲仍在职。当然也存在特殊情况，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男生就没有按属地分配到我们厂，而是去了一个有升职希望的新区，还不用下井。他爸爸早年做生意，有钱，可以帮他去矿务局总部活动。

我进到厂里，为我此后无尽的痛苦绝望和对父母无休止的抱怨和无理取闹埋下隐患。

02分配

7月毕业，8月考试，9月份就已经入职了。我和一个小学同学女生，还有一个托关系找后门的男生一起被分配到选煤厂。为什么说他找后门呢，因为他的家在矿上，他本该分配到矿区，但分配到矿上的男生可能就面临着下井，所以托人分到厂里，最差也都是地面的工种，最脏最累的活大不了就是车间。

即使同是车间，不同车间工作的轻重程度和作业环境存在着很大差别，因为洗煤的工艺流程不同。虽然大部分的洗煤工序都是机械自动化，但也需要人工。我自己待过的是‌‌“重选车间‌‌”，要最先和原煤打交道，上料，洗煤，加工，每天轰轰隆隆，灰头土脸，总之‌‌“很脏‌‌”。加工后的煤再进入‌‌“浮选车间‌‌”，具体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不得而知。两个车间虽在同一个厂房，但如果从一个车间走到另一个里，会感到明显不同，浮选车间无论是噪音强度还是空气中漂浮的粉尘都要小很多，偶尔从他们车间路过就感觉好干净。

我的小学同学就分到了浮选车间，我则被分到了重选车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成了我此后一段时间内和父母抱怨的说辞之一。我埋怨他们为什么当初没有找人，因为后来听说小学同学的父亲提前找了关系，那个同学才得以分配到那个车间。

工厂里新进的年轻职工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技校毕业直接分配，技校也是矿务系统内的单位，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矿务系统的职工。毕业生被分到各个厂矿区，身份多是工人，如果不走后门一般会被分到生产一线干比较脏累的体力活。家里有人的话分配的工种可能好点，比如不用下井，不出意外的话就干到退休。

还有一种是每年毕业季，企业到煤炭相关高校招聘对口的大学毕业生，这种进到企业就是干部身份，最低也是技术员，他们在矿上以后是当领导的后备人选。

除了技校分配和对口高校招聘的，还有我们这种通过考试招聘进来的。虽然也是本科毕业，但因所学专业不对口，身份也不同，前者是干部，后者就是工人，进到企业后直接去一线，没有所谓‌‌“高校光环‌‌”。当时也会忍不住抱怨不公平，但没有人会听你说这些。

最后一种就是纯粹走后门，但很难很难，非一般人可以做的到。我考上的那一年妈妈朋友家的女儿就这样忽而进入了矿务系统。她妈妈是在所有的事情都做妥之后才往外宣扬的，一是表达自己的女儿也不差，有了工作，二是低调炫耀自己家背景很硬。她的叔叔还是大爷是矿务局某某厂的一把手，硬生生把她安排进去了，当然不会是干部身份，是工人，但干着较轻松的活。

工人和干部身份不同，待遇也不同，以后在矿上的职业前景也差别很大。但总的来说能进矿务系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毕竟算是铁饭碗，矿上分配的女技校生找对象都比较吃香。一般情况下人进去就是一辈子，不会再跳出这个圈子，我父母就是如此，我姑姑小叔他们也是如此。

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车间里当工人作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同事们对我真的很好。只是在最初的新鲜劲褪去之后，我开始不适应，我的大学同学们可没有一个要在车间里头上夜班。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苦撑着，我无时不刻不想着逃离，但更多的是抱怨，对父母的抱怨，我抱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找人调换工作，为什么看着我这么痛苦，却还让我去那里上班。

那时的我开始怀疑人生，变得敏感易怒，母亲经常只是默默承接了我的无理取闹，歇斯底里和对他们的大吼大叫。因为她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想激烈反抗，但听不到声音。即使听到了也毫无用处。躯壳还在那里，还在那个环境里。

03车间

重选车间是全厂公认的最累最脏的车间工段。工段又分为几个小班组，其中的原煤班组是最先和煤打交道的班组，是重选车间最脏最累的班组。一个不在车间工作的、坐办公室的厂里的其他人如果犯了错误，惩罚的手段之一就是分配到原煤班组，像是‌‌“下放‌‌”。

我被分配到重选车间的其中一个班组。班长是和我母亲差不多大，是个女班长，这在车间里很是罕见，一般当班组长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女班长姓熊，我们亲切的称她为‌‌“熊班长‌‌”，据说她的力气很大，干起活来从不输男性，班组里人都服她。

一个班组大约十一二个人，老员工占六成，年龄多在45岁以上，除此之外加上我一共四个25岁以下的女孩子。领了工作服和安全帽，班长指定一个40+的女性员工当我的师傅，姓苏，人很好，永远扎一个马尾辫，说话总是笑眯眯的，我总觉得她单纯。

班组里的人对我都很好，生产一线的车间里几乎没有大学生，当时我是整个重选车间的唯一一个。一开始他们觉得新奇，不让我干很重的活，甚至偶尔还会把我当成小孩子。那时的我刚毕业，像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车间里的一切也都觉得新奇，常常抱有一种好玩的心态。我回家会和母亲笑着说单位的事，比如我和母亲说我从没见过车间里那么大的铁掀，我单单是拿起来都吃力，别说让我用铁掀铲煤了。而师傅们可以毫不费力一铲一铲满满的往传送带上送掉落的煤炭，我不行，三分之一铲都很费劲。后来师傅们干脆把最小的铲子让给我，这样我便轻松了许多。

在车间里大约工作了一年多。我在脑袋里反复回想这一年，我学到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现在我能给自己唯一的确定的答案就是我遇到的那些班组成员，无论是和我父母年龄相仿的老师傅，还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同龄人，他们真的都很好，对我也好。他们干起活来不会藏着力气，虽然从事的是辛苦的体力劳动，但同事们的关系融洽，不会藏着掖着或背地里使坏。大家的相处是开心的，脸上是有笑容的。

是我自己，到最后身体和精神处于接近崩溃的状态。经常下了夜班回到家却无法入睡，或者浅浅的睡一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可能会发很大的脾气，通常是对父母。生活的半径变得狭窄，我把父母当做庇护我的羽翼，同时又对他们不满。我不满他们没有能力给我调动工作，就那么看着我忍受痛苦。我想如果我有了孩子，我绝不会这样。我绝不会看着孩子那样忍受煎熬。父亲大部分时候就是缄默，母亲只是在生活上更加照顾我。但这一切填补不了我内心的黑洞。

04逃离

我竟有些不愿回忆在车间上班的最后日子，我想模糊它们。反正后来有一阵子我就不去上班了，我以考研为借口逃避工作，结果没考上，我挺丢人的。

后来厂里的后勤部门招人，班长和我母亲说可让我报名去那里上班，不用在车间，也不用上夜班，还是正式工，就是工资少一点，不那么体面而已。我就稀里糊涂的去了厂里的后勤部。第一次开会，领导坐在上边，别的话全忘了，记忆犹新而且刺痛我的是，他说有四类人会待在这里。一类是身体不好的，一类是脑袋（精神）不好的，还有就是为了照顾家庭在工作上已无所求的女人，剩下一类忘记了，反正大意就是但凡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到这里来。

我在想我是属于哪一类，难道是属于精神不好的。我可能是那里面唯一的大学毕业生，领导说的那些话挺刺激我的，不过那时也是别无选择，无路可退。那之前我已经请过病假、也离家出走跑出去找工作，不过最后还是回来了。精神几度崩溃，那时的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是回归正常的生活。

说是后勤，其实具体就是打扫卫生的工作。

这工作我大约做了一年多，中间谈个男朋友，前后几个月，后来也分手了。一个高中同学过年期间约我逛街，她说准备考事业单位，说比考公务员容易一些。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公务员我考不上，竞争压力太大，一听说事业单位容易考，我开始有意无意的关注省考信息。在那之后没多久，省考信息在网上挂出来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还真有招我这个专业，地点在X市，只招一人。2月底才出的信息，3月底考试，我去市里的书店买了事业单位联考的书和试卷，认认真真准备了1个月。

3月底到X市参加笔试，5月面试。面试结束离开考场，等再进去时就是宣布分数。他们说我是全场最高分，我很激动，走出考场我眼泪就下来了。

1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体制内，但在这10年当中我想过无数次的离开。对我来说迷茫是人生的常态，我常常迷茫。个人的能力也存在短板，也不完全是指工作能力，包括成熟的能力，稳定情绪的能力，和人打交道的能力等等。我想我留在这里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就是按部就班，在碌碌中伴随着时间流逝。

但如果一个人和我说‌‌“你把编制给我吧‌‌”，我想我是不会轻易答应的。现在的编制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付出劳动可以换取养活我自己和孩子的收入。所以即使有时候生病身体不舒服，我还是会去上班，即使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要吃母乳，我还是会到点才走。哪怕半小时我也不敢提前走，我怕对不起自己的工资，也怕别人说闲话。

偶尔心里会泛出一些无力感，对一些无法把控东西的无力感，对一些明明觉得不对又无法改变的无力感，又或者是自我否定的无力感。我尝尝会自我否定，没有自信。

也许我是幸运的，我拥有了编制，我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我可以裹腹。人生有时候也是机缘巧合。

那时的编制没有那么难考，那时的考生也没有那么卷，那时的就业形势也没有那么严峻，那时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

05如果

如果我没有考到这里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变成那位在台上领导口中的精神和身体都不正常的那种人，因为持续的内心落差和对自我认知的狭隘视野，这些情绪靠我一个人走不出来。而当时的我又是那么封闭自我，除了抱怨什么也没有，父母也帮不了我。长此以往心理一定出问题，久而久之人也就出了问题。

除了工作，当时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折磨着我的精神。

那个厂里几乎所有的老职工都相互认识，谁家的什么情况彼此都了解和熟知，而人有时候并非是完全善良的，相反是爱嚼舌根甚至是恶毒的。我想用‌‌“恶毒‌‌”这个词来形容，我还想用‌‌“笑贫不笑娼‌‌”来描述。他们经常拿一把看不见的刀折磨一个千疮百孔的家庭，以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随意的践踏一个家庭的‌‌“尊严‌‌”。只因为那个家当时看起来很‌‌“弱‌‌”，有些‌‌“不光彩的事‌‌”，‌‌“贫穷‌‌”，‌‌“别扭‌‌”。他们总是用一种固有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家庭。我恨他们。我庆幸自己逃离了那里。

我离那里越来越远，偶尔回去那里，眼里看到的是斑驳。那里承接了我的童年，少年，但19岁之后我就离开了。再回去是23岁，再离开是27岁，如今的我37岁了，离那里越来越远了。那里的房子变得破旧，一些房子几经转手已不再是原来的主人，厂里的‌‌“原住民‌‌”越来越少，我从小到叫着‌‌“叔叔阿姨‌‌”的人们基本上都到了退休的年纪。

记忆中的厂房、办公楼、篮球场、车棚，花园、食堂、澡堂子……许多许多‌‌“企业办社会‌‌”的痕迹，一个厂可以承接工作、生活和学习，还可以承接一个人的成长。那里埋藏着许多童年的故事：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因为父亲打了她而逃到办公大楼里躲了一下午，等孩子的母亲回来，孩子的父亲笑着和母亲说，你看‌‌“我打她，她知道跑了‌‌”。还有许多许多的故事，越往前推，越是轻盈。那个花园里原来有座假山，假山的山口还有水往下流，一个几岁的孩子一点也不怕，非要爬到那个山口去洗手，被厂长爷爷看到了，还不敢大声喊她下来，怕孩子受了惊吓。那个花园里有两颗大的桂花树，一颗开黄色的桂花，一颗开金色的桂花，树的旁边有个小亭子，小孩子会踩着亭子下的石凳把手攀到亭子上的栏杆上荡秋千……

而现在故事里的小孩长成了大人，大人又有了小孩，时代在变化，物质变得极大丰富，那些记忆尤显得遥远而单纯。

*以上内容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