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时候，我父母加入南下务工的浪潮，正在读幼儿园大班的我跟着外婆回到了乡下。

记忆中这大概是第二次去外婆家。春末夏初的季节，随处可见的树和农田，I型的红砖瓦房，坐北朝南两间正屋，面朝东两间半的偏房。

房子东边是个池塘，池塘四周几乎都种满了树。是北方常见的杨树，还有优美的枫杨，整齐笔直的立着，有风拂过，嫩绿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与路东边刚抽穗的麦田此起彼伏，欢乐由东到西，畅快无阻。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彼时的我只觉得新鲜和畅快，仿佛只要此刻我想飞，便可以径直飞过麦田，飞到天上去触摸那云。

房屋正南方是很大一片空地，挨着池塘边上的是牛槽，边上有棵伐去不久的粗壮杨树的根，令人惊喜的是树根的周围生出一圈细软鹅黄的枝叶，像是天然的庇护所，贪玩好奇的孩童总要蹲上去体验一下“树城堡”的快乐。哪里还记得池塘水深，小牛犊没拴……诸如此类的告诫！

夏蝉很快聒噪了起来，池塘边上的枫杨长出了饺子一样的果实，一串一串，翠绿可爱，引得一群孩童去摘。不知道哪里来的天赋，我蹭蹭爬上树，摘一串，将果实撸下，直接从高处往下丢，这些果实仿佛有了魔力，飞着旋转向下，像陀螺优雅轻盈，最后缓缓落地。

夏天让人快乐的当然不只爬树这么一件小事。乡下有许多城里没有的有趣玩意，比如青蛙和癞蛤蟆。事实上，这帮调皮捣蛋的孩子大多数情况下只抓得到笨拙丑陋的癞蛤蟆，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抓起，拿一个尖锐的物什往可怜的蛤蟆背上扎上一下，美名其曰打针，帮它们身上的疙瘩治一治……

最有趣的还数抓知了，它们都有翅膀，当然不会等着我们笨手笨脚地爬上树去抓他们。在这之前，这帮叫个没完没了的大眼睛早就扑闪着翅膀逃走了。但是我们这帮小鬼自有办法，随处可见的芦苇折上一支最趁手的，顶端劈开，用一根小木棍横在中间，构成一个完美的三角形，屋后的角落里总会有足够多和足够粘性的蜘蛛网，里里外外裹上几层，一个完美的捕蝉器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就是一群孩子大中午举着杆子在村里到处跑的景象。趁知了忙着高歌的时候，悄悄潜入树下，出其不意，三角区域往它背上一贴，那这下肯定是没跑了。不知道当时看着手中的知了的翅膀的时候，小小的脑袋里居然冒出了“薄如蝉翼“这个词。

突然就到了9月，我还蹲在树下刨沙子。隔壁的姐姐刚报名回来，跟我说要开学了。我不以为然，觉得上学跟我有什么关系？接着就不情不愿的被舅舅带到了学校去报名，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

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原来门口有棵悬铃木，一棵枝桠刚好横过来，刚刚好挂上一只秋千，比小手掌还要大的五角树叶开始泛黄，圆滚滚毛茸茸的果实也逐渐脱落。我和表妹坐在略高的秋千上不敢轻举妄动，舅舅和舅妈在树下的拖拉机旁摘花生，烟囱里冒着迷人的炊烟，是外婆在烧土灶，今晚又是一锅饱满香甜的发面馒头，炒上一盘辣辣的土豆丝，捣上一些青椒大蒜，是初秋里记忆深刻的一餐了。

在城市举步维艰时，乡愁是一厢情愿但固执的寄托。当你背着行囊回家过年，却发现故乡正在消失，消失在快速的商业化节奏，消失在施工中的开发区，消失在父母快速衰老的皱纹里。

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过去，故乡是记忆；如今，故乡是籍贯。过去，故乡是出生的老屋；如今，故乡是埋骨之所。过去，故乡是一个地点；如今，故乡是一种精神寄托。

北漂们津津乐道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小吃和皇城根底下的种种旧事新闻，为了能在二环附近上班，宁愿住在六环以外。他们相信北京之大必有自己容身之所，溺爱此城如同故乡。虽然没有户口，他们在精神上早已认定自己是北京人。

生活在城市里，在钢筋水泥森林里遭遇那么多难题，面对那么多未知地点，甚至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这种状态下，就算有户口簿和房产证，你也不会轻易指认一座城市是故乡吧。

最尴尬的是，在乡村找不到出路时，你来到了城市；在城市举步维艰时，你又试图退回乡村。来来回回，两头不靠。梦想逐渐消失，臆想却更深了。

与其钻营，做里尔克式的浪子倒也不错：‌‌‌‌‌‌“倘若我假装已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了家园和故乡，那就是不忠诚。我不能有小屋，不能安居，我要做的就是漫游和等待。‌‌‌‌‌‌”

寻找精神故乡

写了《我的故乡在1980》的老猫说：‌‌‌‌‌‌“故乡是气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按老猫的描述，充满了真善美的正能量。在这个气场中，诞生了众多文学、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等领域的高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活跃至今，仍不约而同地把上世纪80年代看作共同的故乡。

在世俗的打量和赶路的灰尘滚滚之中，空间里的故乡自身难保，但时间线上的家园仍鲜花盛开。虽然今时不同往日，但毕竟还可以缅怀，毕竟还能在人群中找到同类。

有些人在舌尖上找到了故乡。这其中微妙的品位，非家乡人不能了解。比如，在江西人的记忆里，樟树的清汤入口即化，冻米糖要吃丰城传统猪油熬制的那种，南昌人所说的‌‌‌‌‌‌“两室一厅‌‌‌‌‌‌”，指的其实是便宜量足的私房小炒。

无话可聊的时候，总可以谈谈童年。说到玩耍，那是所有人生命中的金色时期和原乡。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小时候，并不比90后少半点乐趣。长大以后，人与人的心性和足迹千差万别，但你一定不会忘记小喇叭、七巧板、猫和老鼠，还有奥特曼打小怪兽。

流亡在外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说：‌‌‌‌‌‌“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用俄语写诗，成了他纾解乡愁的手段。方言是一种地方性密码，明确标明你来自哪里。听得懂方言是进入，说得好方言是融入。学会讲广州话的新广州人，总是更快找到归属感。反之，在故乡不讲方言的人多半是因为疏离，而在外不讲方言的人则是因为不自信。

每一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在攀上珠穆朗玛峰的路上，需要的不仅是强壮的身体、专业的装备、忠诚的向导，还要有一颗一直向上、绝不放弃的心。虽然路途如此凶险，爬山的人却常常欲罢不能，也许，他们在顶峰望见了最温柔的故乡。

以上种种皆非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一样带给人情感的皈依和精神的护佑——哪里能找到安全感和平静，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有亲友从老家来，带来一些鲜藕，母亲极是高兴。晚饭的时候，煲了一锅鲜藕排骨汤，还未及开锅，一股鲜香味就盈满了整间屋子。母亲不禁感慨：‌‌“就是这个味道，还是老屋的东西好啊。‌‌”听闻此言，不知不觉念起许多东西来。

故土天门，处江汉平原腹地，自是鱼米之乡，所生水产也极为丰茂。藕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年六七月间，正是鲜藕上市之季。此时，别的蔬菜刚刚老去，藕便接替成了餐桌的上品。每到此刻，家中便嘱咐屋里大一点的孩子，去田间或湖塘里采一些回来，以备一天的午餐或晚饭。这也是小孩子最乐意干的一件的事情了。一可凫

水。二可摘莲。采藕是需些技巧的，但水乡的孩子，自幼与水打着交道，自然不在话下。首先，你得循着菏杆用手探进淤泥里，那杆在泥中分出两条的地下茎，找到那粗的一根，而后慢慢的用脚探过去，循那粗根的方向找寻，约摸3，4米远，1米多深，大抵你就能找到藕了（如果你分不清粗细，循那细的，无论多远，你都找不到），而后，你就潜水进去，扒开那些泥巴，慢慢地挖出来，在水面上将污泥洗濯一清，一条鲜亮的藕就呈现在你的面前了。此季的藕，一般只有三，四节，很短，也不够粗。但却足够鲜嫩。生食极甜。采出的第一只藕，一般都是先犒劳自己的。慢慢地品尝着藕，享满池的阴凉，荷花飘香，好不惬意。凫水尽兴，带三，四条藕回家，母亲便将它们或炒或炝，切片，切丝或切丁，都是一碗极好的下饭菜。家里有客人来，藕炖排骨，那是极佳的迎宾菜。

说起了藕，不禁想起了另外一样菜品——咸鸭蛋，概因他们都是儿时记忆中夏天的美食。这咸鸭蛋也是极有讲究的，需得取三月新蛋腌制最为美味。三月间，正是开春之时，农人所养之鸭皆都散养。此时它们吃的也为最好。尽是雪溶冰化后田湖间的蚯蚓，小鱼和螺蛳。所以蛋富有足够的营养。这时，每家或多或少都会从养鸭人那里称一些回家，一个个洗净，而后取来河中的黄泥（一定要用黄泥，才能腌得好蛋），裹上草木灰，均匀地涂抹在每一枚蛋上。再将它们放入陈年的老坛中，依坛大小，加上一两袋的食盐，将其密封，用草绳扎好，放置于阴凉的地方。待七月暑热，便可开坛而食了。慢慢的切开一只，就见晶莹的黄油冒了出来，整只蛋晶莹剔透，让人慨叹。佐之以粥，就见油花花的满碗。光看就让人食欲大增。我一直都以为这是最好的吃法。不只是味觉的，也有视觉的美感。腌制咸鸭蛋也是要考手艺的，重点在于腌制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手气‌‌”，手气好的，便腌制得了好蛋，手气不好，则会有过咸的蛋，一切劳碌，皆都毁之。

曾经听过关于咸鸭蛋的段子：有两秀才，于一饭馆，食得一盘咸鸭蛋，其中一个秀才发问道：‌‌“鸭蛋乃鸭所生，那咸鸭蛋是什么所生？‌‌”另外一人接道：‌‌“笨蛋，当然是咸鸭子了。‌‌”读后不禁宛尔。慨叹读书人不知生活吧，但也听闻汪曾祺老先生，据说每有人在他身边提及高邮的咸鸭蛋时，汪老不禁愠色：‌‌“难道我们那地方只产咸鸭蛋吗？‌‌”汪老是性情中人，想想自己，在外人面前，不也是极力地推销自己的故乡是茶圣陆羽故里，状元之乡吗？大概人都有一些异样的乡愁吧。时时的因为某些东西，而念起那里的好。由乡食至乡土，于血液中都似乎溶了一种化不开的情愫。也许，那里有一分无法宰断的根吧。

无论走到哪里，所念的永远是我的故乡。

2005 年的时候，牛肉面还是2 块5 一碗。

状若宽粉的透明塑料门帘下，桌子后坐着头戴白帽的回族中老年男子，兰州话总是说的带点牛肉汤味儿。两条面、肉票排列整齐，随客人点单的刹那，白帽爷爷左手持废磁卡紧压票条，右手干净利落地撕下票据，同时迅速找好零钱，和面票哗啦一齐推在客人面前。

小时候总是爸爸带我吃牛肉面，于是购买、端面这一流程我通通无缘接触，从来只是乖乖抱着书包寻找空位，或是在有人端着面妄图坐在我对面时，脆生生地喊一句：‌‌“这里有人了！‌‌”

于是在我第一次独自买面时就出了差错。我把两块五数好放在白帽爷爷面前，不但干脆利落地说道‌‌“一个小碗牛肉面‌‌”，还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二细，辣子少些！‌‌”

白帽爷爷眯着眼抬头看看我，努力调整了语调以配合我稚气十足的普通话：‌‌“姑娘，这个你要和那个窗口里的哥哥fē呢。‌‌”

后来我爸告诉我，牛肉面分为毛细、细的、二细、三细、韭叶、薄宽、大宽等型号，但我从未在任何一家店里见过有关上述型号的文字表述。

每个兰州人都生来已将这牛肉面的种种规则了然于胸，即使是早午高峰期也依然有序地排队站在拉面窗口，等到拉面小哥投来目光时，默契地将票放在撕去消毒薄膜的碗中递过去，同时报上一切要求，语速迅捷却利落。而拉面小哥更是海纳百川，将无论是天水口音还是张掖方言的要求分拣清楚，转身扯着嗓子向氤氲在面汤热气中的幕后拉面师傅呐喊一句：‌‌“一个韭叶！‌‌”

幼儿园的时候，一家人常常同去吃牛肉面。爸爸依惯例要一碗薄宽一碗毛细，妈妈再索要一只盛面汤的白瓷碗，把面条分拣出来喂给我吃。喂完后再自己匆匆吃掉剩下的面，殊不知一碗毛细历经如此折腾早该拖成了什么样子，但我年幼无知，只知道肚皮浑圆地得意洋洋到：‌‌“牛大！‌‌”

小学高年级时，班里有顽劣男生，买好几盒威力巨大的擦炮来放。街边放得无趣，他们竟三两成群，将擦炮擦燃后丢进牛肉面店前那装满废汤红油的铁桶里，然后转身便逃。我不知道那1 米多高的大铁桶最后是否如喷泉般炸起、飞溅再熊熊燃烧，只是每次路过那家店时，我都要低头加速遁走，生怕白帽子爷爷冲出来，把我当做同伙抓个现行。

初三的时候，学校旁边的市场中部新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有一天站在窗口前等面，忽然心血来潮，对小哥说到：‌‌“要一个大宽！‌‌”小哥疑惑地看着我：‌‌“大宽？‌‌”‌‌“嗯，就是那种最宽的！‌‌”

爸爸吃牛肉面的标配永远是薄宽，妈妈偶尔吃韭叶，而我则永远被设定成细的。这种安排令我误以为面的宽度是和阶级地位相关的，于是趁爸爸不在，我便如窃取政权般迫不及待地点了比爸爸更高一级的面条。

但等面端来时，我才傻了眼。宽度约5 厘米的巨大面条俨然一碗忘记被揪断的面片，厚度更是令人咋舌。在白帽子爷爷费解的眼光下，我面色凝重地看着那碗大宽，非常艰难地向嘴里塞了几寸，然后迅速败下阵来。

那碗作为逞强恶果的大宽直到现在还令我记忆犹新，不光是因为那是唯一一碗我没有汤面俱尽的牛肉面，更是因为，它似乎携带着某种尴尬的譬喻不时出现在我余下的人生里。迫切渴望成长的心情作祟，整个青春期里，我做过很多只为证明成熟却结局寥然的事情。当时觉得决绝凛然或是豪迈异常，等到回头想起，才觉得像是一个永远无法平复的疤痕，或是那碗令人哭笑不得的大宽，横亘成倔强的回忆。

大学远离家乡，虽然我明白，对牛肉面而言，出了兰州一步和一千里的意义是一样的，但仍然心怀侥幸，期盼在未来的街头巷尾，还能发现乡音的佳肴。

生日的时候，跑去学校门口的‌‌“兰州正宗牛肉拉面‌‌”店点了一碗牛肉面。售票的依然是白帽子爷爷，却没有两色小票，只有完全自动的纯白色机打收银单据。服务生小妹拿过我手中的票递给后厨，不容我说一句‌‌“细的，辣子少些。‌‌”

被剥夺选择和自助的权利，我等在座位上反而如坐针毡。那时拥挤在面窗口时的抱怨反而令人怀念，而当面最终端上来时，我的希望才终于完完全全的破灭了。

那碗牛肉面固然是没有大错，可它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甚至那白底蓝字的粗瓷碗，都少了几分感觉。我草草填饱肚子，多少有些失落地离开。经过白帽爷爷时，突然不甚甘心：‌‌“爷爷，您是兰州人吗？‌‌”

白帽爷爷眯着眼看我：‌‌“你是兰州的？‌‌”

‌‌“是呀！‌‌”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努力调动起太久不说的兰州词汇，准备用乡音寒暄。

‌‌“呵呵，我们一家是青海的。‌‌”白帽子爷爷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也离得挺近的啊。‌‌”

‌‌“嗯，是啊。‌‌”我将那呼之欲出的激动心情重新掖进心底，讪讪地笑道。

我再未在兰州以外的任何地方，怀着侥幸心理，吃过任何一碗‌‌“正宗兰州拉面‌‌”。

但偶尔在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仍然会想到故乡那些绿底白字的塑料招牌和从不加‌‌“兰州拉面‌‌”字样，只大大方方写个‌‌“牛肉面‌‌”便有信心用味道吸引来一众顾客的店铺。

我又想起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天下午，那时我刚上高中，三两好友照例相聚。忽然有人提议到：‌‌“不如中午一起吃牛肉面吧？‌‌”

‌‌“好啊。‌‌”我赞同道，‌‌“去哪儿？‌‌”

‌‌“北街的占国辣子油很香，西站的马有布牛肉一绝，还有你家楼下的磨沟沿绝对可以排进牛肉面综合榜单前三……‌‌”男生们立刻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地细数道。

‌‌“哟，一个牛肉面还研究得这么仔细。‌‌”我揶揄道。

‌‌“那是当然，‌‌”他们的表情得意却又郑重，‌‌“因为牛肉面，是兰州的魂呀。‌‌”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

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

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

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

《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养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

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

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做‌‌“御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

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做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滴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

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

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