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建军手术后在病床上。程栗摄

不敢叫‌‌‌‌“120‌‌‌‌”的外卖骑手

现在回想，向建军仍庆幸，11月12日那天出门前，他为御寒给自己绑上了简易的护膝。

那晚，他一口气抢到4个长距离配送单，每单均价是20多元。最长的一单是从他居住的静安区附近到杨浦区的国和路，近10公里。

23点30分，距离最后一单的目的地还有不到两公里，事故发生。

正在等红灯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程栗（化名）听到马路对面‌‌‌‌“砰‌‌‌‌”地一声，紧接着是一阵带哭腔的呻吟。她马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和相机。

回过神来，向建军的左腿已没了知觉，他只能倚靠着电瓶车，盘腿坐在地上。那一刻，他第一个念头是：‌‌‌‌“马上要超时的外卖怎么办？‌‌‌‌”4个顺路单，前3单都已经完成了，最后这单没法退。

‌‌‌‌“外卖看得比人还重‌‌‌‌”，对向建军来说不足为奇。他跑外卖两年了，受伤是常事。几个月前，也是在跑外卖的路上，掉落的树枝把他的眼睛砸肿了，‌‌‌‌“还是照常送外卖，也没擦药什么的。‌‌‌‌”但向建军感到，这次的伤非比寻常。

大腿渐渐出现了灼热的疼痛感。他战栗着拨通了平台客服的电话，想要报告伤情，请系统取消订单。电话那头，客服语气平静地说：‌‌‌‌“系统没有权限取消订单。‌‌‌‌”情急之下，他提前点击了‌‌‌‌“已送达‌‌‌‌”的按钮，打电话给客户解释原因。

很快，校门口目睹事故的学生们围了上来。向建军记得，其中一个学生脱下厚外套，裹住自己僵直的腿，询问他是否要叫救护车。

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要打120，打110！‌‌‌‌”‌‌‌‌“120要钱。‌‌‌‌”

23点45分，交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向建军躺上担架，腿部的疼痛模糊了他的意识，他甚至报不出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场的大学生胡嘉（化名）执意提出陪他到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向建军‌‌‌‌“左股骨干错位性骨折‌‌‌‌”，需要手术。而且他被告知，要想入院做手术就要先缴1万元的押金。他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写下‌‌‌‌“拒绝住院，后果自负‌‌‌‌”，离开了医院。

凌晨2点，向建军拖着伤腿穿过旧小区昏暗的灯光，穿过客厅里其他租客的十几张高低床，回到他只有五六平方米的住处。

这是一个用半个阳台搭出来的扇形空间，直通厨房，小到几乎被一个高低床完全占满，租金每月1000元。向建军在下铺睡觉，他所有的家当收在一只行李箱里，搁在床下。

回出租屋的第一夜，他靠胡嘉给他买的一杯冰镇柠檬茶缓解疼痛，拄着顺手从床板上卸下来的一根木棒上厕所。他仍觉得折断的股骨能自行愈合，能想到的最坏结局是‌‌‌‌“落下点残疾‌‌‌‌”。

然而第二天，他的伤口肿得更厉害了。学生‌‌‌‌“恐吓‌‌‌‌”他：‌‌‌‌“这样下去，再也送不了外卖。‌‌‌‌”医生的语音条躺在他的微信里，好几条，都是建议他去做手术的。

但他不为所动，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想再为社会增加负担了……‌‌‌‌”

向建军出生在湖北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独子。他没有伴侣，父母在几年前因病先后离开，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络人只有个位数。在上海，他身边唯一说得上话的朋友还是十几年前学理发时认识的。

2018年，向建军借了贷款，在武汉火车站旁开了一家理发店。没两年，理发店因为经营惨淡而倒闭，负债十几万元的向建军来到上海，在别人的理发店打工还债，两年前又转行做起了外卖。在遥遥无期的还债过程中，‌‌‌‌“失信人‌‌‌‌”的名声是他的隐痛。

那个无比漫长的夜晚，向建军坐在床上，伤腿钝痛。他把戴了十几年的平安扣坠子扯到一边，喃喃自语，‌‌‌‌“它也保不了我平安啊……‌‌‌‌”

垫付手术费中的‌‌‌‌“拉锯‌‌‌‌”

向建军受伤后第三天，一群学生来到他的住处劝他接受治疗，声称：‌‌‌‌“医药费已经有着落了。‌‌‌‌”

原来这几天，目睹向建军受伤的程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帖替他求助。为了解后续情况，她想方设法通过共同好友找到了胡嘉。那晚，胡嘉也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人生第一次作为‌‌‌‌‘家属’签字是给陌生人。‌‌‌‌”

当晚，程栗帖子下的回复达到了上百条。好几位留言者都有过帮扶骑手的坎坷经历：车祸后，外卖骑手本可以得到赔付，但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政策，错过了申请的时限。

有人想到医保和新农合，但向建军此前从未缴纳过医保。

有人找到《上海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细则》，但向建军未达到‌‌‌‌“急重危‌‌‌‌”的标准，不在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所覆盖的帮助范围内。

有人替他联系上了上海慈善总会，但他的房子是租住，没有户口，没有一个街道和社区能够为他提供救助资金用于治疗……

在梳理信息的过程中，程栗惊讶地发现，向建军站在各种帮扶条例的半径之外，救助政策在他身上都失灵了。

现在，平台为他提供的两份送餐途中生效的保险，是他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2022年，人社部门在外卖骑手、专车司机中陆续开始试点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以下简称‌‌‌‌“新职伤‌‌‌‌”）。

‌‌‌‌“我看到过新闻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上海所有平台的骑手应该都上了这个保险的。‌‌‌‌”向建军关注过这个消息，为这个消息切实欣喜过，觉得‌‌‌‌“自己起码有了份保障‌‌‌‌”，但是具体的保险流程是怎样的以及究竟自己有没有‌‌‌‌“被保上‌‌‌‌”，他说不上来。

受伤之后，向建军按照客服的提示在系统上点击了保险赔付的申请，上传材料之后足足3天，界面一直停留在‌‌‌‌“待审核‌‌‌‌”状态。

根据一些网络留言的志愿者的经验和平台客服的回复，以往准备‌‌‌‌“新职伤‌‌‌‌”的材料到赔付金到手可能需要一个月以上。‌‌‌‌“这就是让你自己先垫付，然后拿着医药费单子后报销的流程，但是这个正规的流程中，并没有考虑过，如果那个骑手兜里没钱，拿不出那笔医药费该怎么办？‌‌‌‌”向建军事后回忆。

通过这则帖子，复旦大学社工专业的硕士生王岭（化名）和国际政治学院的刘彦（化名）找到程栗，希望为向建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哲学学院也有一位本科生私信程栗，他提到自己处理过骑手受伤的相似事件，或许经验可供参考。凌晨，他们在微信拉了个群。社会志愿者马文龙和陈铮也参与进来。

向建军还想着‌‌‌‌“再等等‌‌‌‌”，学生们却替他着急，催他开通水滴筹，他依旧犹豫，‌‌‌‌“该不该麻烦更多人‌‌‌‌”。

11月15日晚，向建军的筹款链接终于发出。‌‌‌‌“骑手‌‌‌‌”‌‌‌‌“送餐时跌倒‌‌‌‌”‌‌‌‌“放弃治疗‌‌‌‌”，尽管向建军的自述很朴素，但这些字眼牵动着点开链接的每一个人。仅仅用了3小时，‌‌‌‌“水滴筹‌‌‌‌”设置的5万元就筹到了。也是在那一晚，平台留意到了受伤的他，打来电话，表示可以为他垫付医药费。

有了‌‌‌‌“双重保险‌‌‌‌”，学生们陪同向建军再次到了医院，但麻烦远没有结束。根据医院的要求，入院费用无法通过公司账户转入医院，需要用私人账户转账。而‌‌‌‌“水滴筹‌‌‌‌”里的钱还没来得及取出，外卖平台派来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没有用私人账户转账的惯例，需要向上级汇报‌‌‌‌”。

那天很漫长，向建军在医院的长椅上从中午坐到日落，辗转在急诊室和住院部，看着平台的人来了又离开，安定下来的心又悬起来。天黑了，送他就医的志愿者陈铮看不下去，咬牙用自己的账户为他垫付了5000元。到了晚上，向建军终于住进了骨科病房。

在病房里，初来乍到的向建军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患者。医生把他骨头错位的大腿悬吊起来。在护士注射的时候，整层楼都听到了向建军的大喊。护工也说，他按铃求助的次数比邻床老先生都多。他解释自己‌‌‌‌“药一打心很燥，就是想发脾气‌‌‌‌”。

医院又发来催缴8万元预交款的短信。‌‌‌‌“为什么要预缴那么多？我之前也有个朋友在差不多的部位骨折了，医院让预缴的费用只有小几万元。‌‌‌‌”一位有经验的志愿者很警惕。

有一次听到医生的议论，志愿者们才明白：许多受伤的外卖小哥，和向建军一样，没有积蓄，送到医院后，没有获得社会保障的赔付，拖欠了医疗费用。

王岭和刘彦跑了两趟杨浦区交警支队，给他开出交通责任认定书：两位行人逆行，向建军无责。监控录像没有拍到逆行人，但向建军强调反复他不追责，‌‌‌‌“如果我想要让行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又找不到，那我的保险赔付是不是又会变得更复杂？‌‌‌‌”他小心翼翼，生怕走错一步。

住院第二天，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又来探望向建军了。他们带来一份拟好的手写协议，主要内容是，等向建军先用完已有的筹款，平台会再来支付余款。

他们站在向建军的病床前解释，这是出于‌‌‌‌“保护骑手的权益‌‌‌‌”：‌‌‌‌“我们和你，严格来说是没有劳务关系的，垫付是出于关心骑手……‌‌‌‌”向建军有些委屈。

不过，送外卖的他确实不属于任何一个站点，他更习惯‌‌‌‌“单枪匹马‌‌‌‌”作战。他从没加过骑手群，因为要下载额外的app，他舍不得多花这一小点流量钱。

在手术当天，几方终于达成了共识：医院降低预缴费标准，向建军把手边筹集来的善款都转入医院账户后，就立即手术；平台虽没有垫付向建军的医药费，但承诺：‌‌‌‌“如果还有不够的后续治疗费，平台会出面垫付。‌‌‌‌”

11月20日晚间，向建军的手术在几经坎坷后开始。医生把几根钢钉敲进向建军股骨的断裂处。骨头终于接上了。

‌‌‌‌“你们不要指责平台‌‌‌‌”

手术很顺利，向建军给自己设定了一厢情愿的康复计划：术后在医院康复一个礼拜，回家后再养两个礼拜，‌‌‌‌“21天以后，就能尝试跑外卖了，轻轻地跑……‌‌‌‌”

他的最低要求，是在2024年农历新年以前完全恢复。2023年春节，他没有回湖北老家过年，留在上海继续干活。初一到十五，平台出奖金鼓励他们不休假，他多挣了几千元。

‌‌‌‌“可惜了，我是在跑外卖跑得最顺的时候摔了，那时我接连5天，每天都会跑到300元以上。‌‌‌‌”说起受伤前一周的‌‌‌‌“战果‌‌‌‌”，他难抑自豪。但现在，他躺在病床上，每隔1小时，他就会下意识摩挲下僵直的左腿。这是医生的嘱托，努力收放下术后左腿小腿和脚掌的肌肉，有助于康复。

‌‌‌‌“你们不要总指责平台，他们也没有犯错，谁也没规定他们必须为我垫付医药费，我身体好了肯定是要继续送外卖的。‌‌‌‌”向建军总是这么叮嘱想要在各个渠道想要公开他故事的学生、记者。

向建军在吃饭。杨书源摄

从很多方面看，向建军送外卖，既是为了生计，也关乎热爱。他42岁的人生里就干过两个职业：理发师、外卖员。用他的话说：‌‌‌‌“前者我不感冒，后者我多少有点天赋。‌‌‌‌”

向建军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市中心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10年还是个撇撇（不太合格）手艺‌‌‌‌”。创业失败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的理发店，但是，撞上疫情，理发店的顾客锐减。

向建军眼看着还不上债，跟着别人涌入外卖行业。

最多的时候，向建军一个月送外卖能挣1万元出头，都是他半夜跑配送，一单十元二十元挣来的。但是今年，向建军觉得，也许是送外卖的骑手越来越多，外卖行业突然变‌‌‌‌“卷‌‌‌‌”了。平台记录显示，10月份，他送外卖的总收入为7069.70元，他交房租、吃饭、还债之后，一分钱也没剩下。

尽管如此，向建军还是喜欢送外卖，这和‌‌‌‌“以送外卖为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把平台给他派发的长距离配送单视作他努力工作的犒劳，觉得平台‌‌‌‌“多少是看重我的‌‌‌‌”。面对收入下降的事实，他说：‌‌‌‌“等我发掘一下自己的潜力，跑到1万元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跑不到钱，是自己努力不够，和平台没有关系。‌‌‌‌”

在程栗最初在小红书上发布的那条为向建军求助的帖子下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向建军第一次注册了账号并写下了他的评论‌‌‌‌“真的没想到，自己骨折了，居然这么坚强，背影还很帅！‌‌‌‌”

在几天的接触中，学生们对向建军的印象是健谈、爱笑，但是受伤后却几乎没有朋友来看他。他和王岭聊到他新认识的女友。他说了自己的伤情，但女友却说工作很忙，不能来照顾。王岭笑了，说：‌‌‌‌“那这就是对她的考验。‌‌‌‌”向建军点头说：‌‌‌‌“对，她没有通过考验！‌‌‌‌”

回忆起这次骨折，向建军用得最多的句式是‌‌‌‌“多亏‌‌‌‌”：多亏有学生帮忙；多亏自己当时戴了个护膝……

这种自我开解的心态，一度让帮他的志愿者费解：为什么一个人在工作时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不断寻找自洽？

实际上，从进入社会就游走于基础服务业的向建军，很少有向社会保障体系求助的机会。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基本‌‌‌‌“五险一金‌‌‌‌”都是奢望。在上海的一家理发店工作时，老板曾提出由店里承担大头，给向建军上社保，但向建军不干。这样，他每个月能省下两三百元，能尽早还清银行的债务。

让人意外的是，当被问起受伤后最失望的时刻，向建军没有说筹集医药费的艰难，而是提到，平台没有把他摔倒后的超时订单取消。‌‌‌‌“这是举手之劳，如果不取消，我就会在系统里被降级、扣分……‌‌‌‌”

外卖平台上显示，受伤那天，他因为‌‌‌‌“超距离点送达‌‌‌‌”收到了平台发出的两份罚单，一份扣款10元，一份扣款11元，直到事发3天之后，平台才取消了这两笔罚单。

谁才应该是‌‌‌‌“第一顺位‌‌‌‌”？

手术后，在医院只住了3天，向建军回家了。医院账户里筹来的钱几乎用光了。康复的费用没了着落，平台承诺的医药费还没垫付进来。

向建军选择了妥协：‌‌‌‌“我回家自己也能康复。‌‌‌‌”

学生们专为他建的微信群，出院时，群里已经有19个志愿者了。

从发帖直到手术，学生们持续感受着这件事带给他们的‌‌‌‌“震荡‌‌‌‌”。程栗几乎天天扑在这件事上，每隔2-3分钟就会去翻看手机，一条接着一条地回复热心人的关心和建议。这占据了她所有课余时间，她疲惫不堪，不知道何时能抽身。

手术后，为向建军奔波了多天的学生们找到了社工专业的老师请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写下一份《骑手向建军救助交接事项》，一是把他们帮助向建军办理的各项事宜梳理一遍，二也是和这次求助做一个正式的告别。但学生们也很明白，签下这份协议并不意味着真正放下。

学生们的生活需要回到原有的轨道，但向建军的求助仍时不时来叨扰。‌‌‌‌“过两天换药，能不能出几个人？‌‌‌‌”‌‌‌‌“明天拆线，能来帮忙吗？‌‌‌‌”渐渐，向建军也从最开始的‌‌‌‌“不好意思开口‌‌‌‌”转变成了那个常常向学生求助的人。‌‌‌‌“是不应该总打扰他们了，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

养伤的向建军也很尴尬：他接受的大部分援助，都像是骑手的社会保障体系暂时失灵时的‌‌‌‌“偶然替代‌‌‌‌”。对一个拿不出医药费的骑手，真正符合流程的救助体系，似乎也没有写在纸上的流程可以参考。

他有很多具体的困惑：是不是可以同时申报意外险和‌‌‌‌“新职伤‌‌‌‌”？多久能拿到钱？这几个月没有收入怎么过下去？

‌‌‌‌“建议出一个‌‌‌‌‘外卖骑手出车祸了应该怎么办’的帮扶手册。‌‌‌‌”一位志愿者在程栗发的帖下方留言。

向建军请朋友帮忙打印了一沓沓厚厚的资料，学习‌‌‌‌“如何一步步申请新职伤保险‌‌‌‌”。

向建军的宿舍。陈书灵摄

保险的赔付流程依然‌‌‌‌“难搞‌‌‌‌”。向建军也变得敏感——水滴筹的工作人员找他补充一些出院时的缴费凭证，他没理解，以为水滴筹要把之前的捐款收回去，愁得睡不着。

‌‌‌‌“不想报销款出任何差池，不想欠别人更多。‌‌‌‌”向建军解释。他在出院前凑了1000元先还给陈铮，想着‌‌‌‌“有一点还一点‌‌‌‌”。

好在，就在向建军焦虑之际，平台终派来了工作人员，和他讲述了大概的保险申报流程。12月初，他成功提交了所有‌‌‌‌“新职伤‌‌‌‌”的材料。

漫长的又一轮等待开始了。身体里的钢钉要长达一年的时间才能拆除。在家的这些日子，他甚至想过拄着拐杖送外卖，‌‌‌‌“就跑几单，体验生活的那种‌‌‌‌”，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谨慎些，‌‌‌‌“就像打游戏一样，好不容易留点血，别一出去几下子被人家秒杀了‌‌‌‌”。

出院不久，向建军在网络上看到了另一位北京骑手摔伤后医药费没有着落的消息。他没跟任何人说，悄悄捐了20元。

后来直到有人向他追问这件事，他才承认，‌‌‌‌“这没啥值得说的，我走过他走的路，他的医药费还没着落，比我更难……‌‌‌‌”

（文中程栗、王岭、刘彦均为化名）

马闯家所处的小巷

马闯开玩笑说，在马泉营村，自己的家是一个‌‌“骑手之家‌‌”。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大人们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

偶尔，马闯会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时是在美食档口取餐的时候，时间充裕的话，能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说的多是当天收到的差评或态度恶劣的商家。12月初，马闯的女儿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爷爷马国保遇到马闯的时候，聊的都是孙女恢复的情况。有几次，马闯在送餐途中遇见骑着车送餐的母亲赵华清，两人都着急送餐，就只按几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个篮筐里的鸡蛋，挤挤挨挨，时间撞在一起。照顾孩子等家务，只能匀出妻子潘明月来，她跑兼职单，收入少些，但时间自由，每天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等后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巷子口就会出现潘明月骑着电动车的声音。她把车停在出租屋门口，洗了洗手，就进了厨房备菜。嫁给马闯前，潘明月不会做饭，一家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担起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也学会了下厨。马闯两点多回家，帮着潘明月将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端出来。女儿四点多才放学，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

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马国保和赵华清也在吃午饭。马国保和赵华清都是全职，有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固定工时。做饭还是由妻子负责，为了尽快准备好饭菜，赵华清总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没单子的时间，回家备菜。

为什么会扎堆。归根结底，这个家庭发展根系的逻辑，延续着熟人带熟人的方式。到家人亲朋打拼过的地区工作，是他们所能动用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也是很多这类家庭到大城市打拼最基本的跳板。

对马家来说，这层阶梯，就是马闯的堂哥一家。第一个被拉来北京的是马闯。2016年，他对在广州五金厂的工作不甚满意，求助堂哥之后，他跟着堂哥，进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厅当学徒。出发前，他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学不会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拼的堂哥，安抚着他初来北京的忐忑。

工作后，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这层疑虑。马闯的父母，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放弃了广州的工作，随儿子一起来了北京。当时堂哥一家已经在北京落脚，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马闯一家很快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有了着落，父亲马国保跟着自己的大哥送快递，母亲跟着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银。

经过堂哥一家的‌‌“传帮带‌‌”，马闯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岗位独立运转了起来。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脚，也很快撞见了一些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窘迫时刻。

独立送快递后不久，马国保一次不小心开着载满快递的三轮车，驶上了北京东五环的立交桥。为了拓展更多空间，为疏导交通流足更多余地，北京六环内，随处可能修建着立交桥。有时候驶入一个路口，马路会在前行数百米后忽然上倾，而后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这便是大城市庞杂的一面。在老家，村里一马平川，马国保没走过这样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着头皮骑车谨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车不断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为他提供指点。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战战兢兢将三轮车停在路边，给自己的大哥发消息求助。最后，大哥来将他带了下去。

马家人后来流入外卖骑手一行，契机在于马国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他送快递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线，也熟练掌握了导航。在饭桌上，他听转行送外卖的前同事聊起，跑外卖的收入比以前要高。于是，他辞了送快递的活，跟着前同事学，成了一名骑手。

事后看，马国保的这次职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个家庭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马闯的披萨店负债歇业。他在家待业一个月，每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里的求职软件，试图继续留在餐饮行业，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岗位要么离家太远，要么薪资不高。女儿才不到一岁，各方面都需要花钱，还有债务需要偿还，马闯的失业让家庭的运转陷入了困顿。

当时外卖行业正热，父亲成了家里的支柱。马闯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亲接济，女儿的奶粉有时也得马国保帮忙买。为了让失业的儿子尽快振作，马国保建议他来送外卖。当时马闯一穷二白，做骑手开的第一辆摩托车，还是父亲帮忙买的。

2022年，赵华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赵华清来北京当了两年收银员后，因家里还有在读高中的小儿子需要看顾，决意回老家尝试当微商。为了获得更高的代理职务，她大量购置商品，最终在几年内，将大部分钱财赔了进去。

得知了赵华清的亏损，马闯和马国保父子开始劝说她回京，做什么，自然也是外卖骑手。赵华清羞愧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最终答应了下来。

一棒传一棒，马闯像当初父亲教他一样，带着母亲一点一点熟悉送餐的流程。刚过完年不久，单子还不多，母亲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跟着他跑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他带着母亲购置了一台电动车，又跟着她从七八点跑到了十一点。两三个小时里，母亲挣了两百块钱。这是两年来，赵华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长。

2022年年中，马闯的弟弟从河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找不到工作，考公也无果，最终在家人的提议下，上半年也住进了马泉营村，穿上骑手服送了几个月外卖。马闯的弟弟性格内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绪。马闯隐约感觉，弟弟虽然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收入，却始终不满意送外卖这份工作，只是一时间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将就。‍‍‍‍‍‍‍‍‍‍‍‍‍‍‍‍‍‍‍‍‍‍

2

突破圈层的想象‍‍‍‍‍‍‍‍‍‍‍

有时候，马闯会开玩笑说，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这个家里，成员们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女儿，每个家庭成员都曾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区之间拼命飞驰，场景不断地变换、摇晃，他们无望地看着自己奔向超时的结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轨道里盘绕，这样的轨迹与经验最终还是没能满足马闯弟弟的心气和野心。只干了几个月，马闯的弟弟回了河南，报名了郑州一家机构的编程课，企图抓住一块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马闯也想从每天在崔各庄风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过上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坐进写字楼的办公室里，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比起眼下风吹雨淋的工作，写字楼里的劳作有建筑遮风避雨，更规律，不用透支体力和时间。但他过早辍学，想要出走到这样的结局……

半个世纪来，这个家庭吸收着有限的家庭资源，在固定的轨道上缓慢前行。马闯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一生扎在农村的土地上。马国保和赵华清完成了从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们二十岁结婚生子，在大儿子马闯五六岁的时候，拿着几百块钱，到隔壁南阳市批发卖菜，走出了驻马店的村子。

马闯见证了父母进货的工具从脚蹬三轮车，换成了摩托三轮，后来又换上了大卡车。零几年时，父母在老家县道边盖了一栋有前院和后院的两层小楼，带着他们搬出了老旧的平房。

高中毕业后，马闯没有考上大学，父母曾想把卖菜的生意经教给他，但马闯拒绝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摊帮忙，见过父母的辛劳，他觉得菜摊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进了一家五金厂，负责在高温车间里给电机烤漆，轮班上岗12小时后，他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车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拎着一袋路边买的酱香饼回到家，马闯嚼着嚼着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那块饼还在嘴里没咽下去。城市里的工作不如他想象得轻松，工资也不如想象中多，马闯觉得厌倦。

马国保和赵华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卖菜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会面临风险。从马闯高中起，父母就几次出现菜品选择的失误，不断亏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车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没卖完，只能倒掉，亏损了几万块。连续的亏损不断挫伤马国保夫妇的信心，放弃的念头日益强烈。

一家三口的命运重新交汇。一年结束，马闯从上海回老家过春节，转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广州，进厂上班。一年后举家来北京，开启了骑手一家的序章。

从西餐学徒做到厨师长，马闯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几个月，他迷失在西餐厅后厨二十多种调味料中。迷迭香与百里香的区别、调味料的用量、多种组合的先后顺序，家里做饭不用这些佐料，这些是超出他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尝试。时间久了，他学会了记笔记，将需要记忆和区分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在笔记本上。一年多的时间，从成天只能站在高温油锅边炸薯条，到顺利出餐不被退回，他总算出师。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辗转在不同的厨房里，学习不同国家的菜系，技艺不断纯熟，头衔也不断升级。风头最劲时，他在朝阳大悦城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当厨师长。

当时马闯发觉，虽然这不是顶级的厨师岗位，但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处。公司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从国外回来的人镶着米其林星级的金边，升上行政总厨。但不会英语这一点挡住了马闯，想要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成就，他还得在这个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许创业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机会——25岁的马闯决定试试。2019年七八月，马泉营村附近新开了一座美食城，马闯和潘明月在那里开了一家披萨店。

头半年生意红火，女主人潘明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还在店里帮忙。潘明月回老家待产的一个多星期里，马闯一个人撑着这个店铺，炸、炒、烤的各种工序并行。烤箱的高温，烘得他起了满背的痱子。

半年后碰上疫情，等到来年，生意依然没有好转，之后的半年不断亏损。父亲听闻他一直在赔钱，劝他关店。马闯不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店，竭尽全力他也想坚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钱，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实在填不上了，他才放弃。

机遇之于马闯一家，就像走旋转门，看似走进去，却时常回到原地。

马国保和赵华清年轻时在南阳卖菜赚了第一笔钱。他们决心用这笔钱改善住房。当时，许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有远房亲戚怕他们错过搬进城的机会，劝夫妻俩赶紧也去买一套。但是，马国保想着要回老家自己盖房，坚决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想要兼顾机遇和情怀，对马闯一家来说很难。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方刚展露攀升的势头，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日后的房价会以怎样的速度攀升。

马国保如愿在村里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远房亲戚也花十万元在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没两年，机场附近的地块拆迁，亲戚买的房子被拆，获得了数百万元赔款。

而随着孩子们长大，马国保开始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成婚都流行在城里买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渐渐地在孩子们的婚恋里，派不上用场了。

有时候看向远处，马闯可以看到另一个圈层的家庭是如何伸展、发展家族的枝叶。

在马泉营村周围环绕着大片别墅区。那里的楼栋和马闯住的矮楼群一样整齐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别墅区，因为精巧的设计，每一户都能享受绿意与阳光。

空阔的空间，和充分被保护的私密度，是别墅业主们享有的便利，却成为骑手们的麻烦。

马闯不喜欢去别墅区送餐。摩托车不可能开到楼下，保安总是连人带车把骑手们拦在小区门口，要等登记和跟业主确认后才给放行。进别墅区不能骑车，只能走进去送餐，远的话，往返小区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时。

去年，马闯接过一个单子，信息提示顾客买了价值五六千的红酒。本以为会是数量庞大的一单，没想到取货时，马闯发现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红酒，这意味着单瓶酒价格就上千元。不仅如此，配送费还达到了160元，折算给他的金额足以抵他午高峰一两个小时的订单收入。

马闯送餐时，看到过一家中介摆出这些别墅的售价，一栋两千多万。马闯想，一瓶红酒一千多元，虽然自己也掏得起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对于住在别墅区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天价酒水，估计和自家在聚会上点一百多的红酒白酒性质上没什么差别。

在这个圈层里，货币以膨胀的方式存在着。

马闯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这样的酒。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圈层里，人生的路径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许是因为高学历或其他条件，他们在公司里表现优异且资历丰富，继而拥有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薪。

如何获取财富，马闯承认自己想象力有限。除了做点小生意，或是直播电商，他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年薪千万的大主播，经历难以复制。况且，那是家里的人都不熟悉的行业，在不熟悉的行业，没有亲戚朋友的引领，很难成功。‍‍‍‍‍‍‍‍‍‍‍‍‍‍‍‍‍‍‍‍‍‍‍‍‍‍‍‍‍‍‍‍‍‍‍‍‍‍‍‍‍‍‍‍‍‍‍‍‍‍‍‍

3

停不下来的齿轮‍‍‍‍

如何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多人难以搁置的烦恼。马闯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贪大财，马闯也知道自己需要赚很多钱。

2021年，马闯的女儿一岁多时生了一场病，发烧，吃药一直不管用，送到华西医院后，检查得知孩子已经快要烧到肺炎，必须尽快住院。

一万元的住院押金，差点压垮了马闯和妻子。当时马闯刚开始送外卖没多久，虽然债务没还完，心态仍旧轻松，每天只跑六七个小时，能挣到两百多就乐呵呵地下班。工资覆盖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都勉强，更别提存钱。以至于要交押金时，马闯手里只有两千元。没办法，夫妇俩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打给了马闯远在老家的爷爷，才凑上钱。

马闯说，如果不是发现自己连女儿一万元的救命钱都掏不出来，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必须四处找钱的境地：‌‌“你不好好干，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么着需要钱，你没钱的那一刻最丢人。‌‌”

女儿病愈后，马闯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出门，一直跑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马闯入选了‌‌“骑手上大学‌‌”项目，免费在国家开放大学就读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可以获得大专文凭。为此，他特意买了笔记本电脑，晚上下班了就看一会儿网课。起初还特别有激情，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单子不多的时候都会掏出手机来上会儿课。

马闯慢慢发现，上课无法急于一时。他依旧像初高中时一样难以理解复杂的原理，老师讲起计算机的二进制，他听得迷糊。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拥有了一定要学会的理由。

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无法停下。一直在轮转的夫妻二人，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儿子。2017年，马国保和赵华清掏出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了首付的十几万，给大儿子马闯在老家县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两年后，马闯结婚，彩礼也由他们置办。小儿子编程培训班的两万元学费，再加上在郑州租房的费用，都得老两口来付。以后他结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帮持。

老两口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孙女出生后，他们也抽不出时间帮马闯这对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给予的，只有经济上的援助。

现在，马国保仍会时不时询问马闯手里的钱够不够花。看到对话框里的红包或转账，马闯心里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气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摆在他眼前。

一个月房租2000，房贷2000，四口人的生活费2000，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加油一个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月得将近一万块。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计划外开支的考验。

|短视频平台上引起热议的马闯一家合照‍‍‍‍‍‍‍‍‍‍‍‍‍‍‍‍‍‍‍‍‍‍‍

‌‌“下一代说不定还是送外卖。‌‌”马闯一家五口都是骑手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后，有网友如此评论。

马国保接受不了这样的论断与推测，马闯和潘明月也对女儿被牵扯进来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卖，我也没觉得丢人，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马闯彻底崩溃过一次。当时天刚擦黑，往常该顺着晚高峰的人潮四处送餐的马闯，骑着车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冲进厕所，关上门，躲在里面哭了出来。哭声在狭窄的厕所里回响，穿透单薄的墙板传到门外。

回家前，马闯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天天送餐吗？‌‌”马闯平时性格乐观，群里的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国保，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

生活是害怕比较的。马闯偶尔会羡慕身边的同龄人。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在马泉营村附近开了家早餐店，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两家店里。大伯和伯母给堂哥买了辆车，堂哥夫妇也还没有孩子，生活压力要小许多。

潘明月在马闯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发的消息。她拉开了厕所的门，站在门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挣多点就多吃点，挣少点就少吃点，不跟别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看起来，马闯似乎也只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马闯明白，自己需要卸掉这些压力，撑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干眼泪，让情绪过去。隔天，马闯又沉浸在收入额不断跳动上涨的获得感之中。再次活跃在微信群里时，他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积极面貌，‌‌“兄弟们，你们看我这单挣了多少钱，你们行不行？‌‌”

本硕加入抢单，千万外卖员开卷

9月伊始，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火上热搜。他称‌‌“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每天骑摩托210公里、爬110层楼，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毛收入7000多元。他记录下了平台规则、工作流程、个体观察等内容，用‌‌“非常辛苦‌‌”来形容体验过程。

和邢斌体验式工作不同，更多人因为生存需要，进入这个行业。记者多方了解，自去年以来，不少高学历毕业生、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被称为‌‌“就业蓄水池‌‌”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卷‌‌”。

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新人外卖员李凯结束了10个小时的工作，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

他是江西人，今年23岁，2022年从浙江工商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奔着低门槛、高收入、时间自由三大优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2023年，骑手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订单增加的速度。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卷‌‌”了起来。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宿舍室友们。

例如，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受行业整顿和疫情影响失业。他还有孩子要抚养，肩负着房贷，工作难找，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

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店员，一位中专毕业，一位大专毕业。进入外卖行业最大的原因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考虑过开网约车，但据兼职司机说，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人多车少‌‌”。

宿舍在老旧小区内，大约50平米，新老骑手混住。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眼神都透露着不可置信，像是在问：‌‌“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

李凯说，那一刻，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失业的人，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空间。

外卖骑手不好干了。

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介绍，话说到一半，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又来个新人抢活，还是个大学生。‌‌”

打断李凯说话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名叫许奕，43岁，四川人，高中毕业。许奕皮肤黝黑、粗糙，习惯佝偻着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许奕开始对新骑手怀有一种‌‌“敌意‌‌”，他说，‌‌“（老骑手）像被抢了饭碗。‌‌”

今年4月，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记者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

1 高学历争做外卖员

李凯的母校是浙江工商大学，毕业季，他海投简历，但没有等到回应。他说，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当年就业率最低69%）和他情况相当，考虑就业大环境‌‌“严酷‌‌”，他想找个工作，作为人生临时落脚点。

另一方面，父母总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李凯觉得，杭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生活便利程度，都更值得自己努力留下。

面对电话里父亲的关心，他只好一面撒谎，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一面开始找零工，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的生活费。

‌‌“送外卖、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都是留在一线城市的办法。‌‌”

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

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应聘者身体健康、会骑车即可。入职当天，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租一辆二手电瓶车、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一套骑手工服。办理好健康证后，他拿到了骑手账号，正式开始骑手生涯。

27岁的硕士生王丹，和李凯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2021年，王丹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初试折戟，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活费，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

休息时，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心观察聚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他发现，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聚集抽烟、闲聊，更喜欢谈论工作结束后去桑拿、娱乐；另一拨是新骑手们，在商业中心的书店里偶尔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记者，2022年7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在他运营的站点内，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成为骑手。

‌‌“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听其他站点的同行说过，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业务，用餐高峰时段抢单赚钱，其余时间会去商场看书。‌‌”该站长说道。

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

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记者，彼时，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介绍了超过100名本科生、硕士生。

李凯时常感觉到一种‌‌“身份错配‌‌”，他学的是外贸专业，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工作看上去更合理一些。除了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丢人，‌‌“怎么混成这样‌‌”。

他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吃饭的同学，他总推脱说自己‌‌“太忙没空‌‌”。

除了大学生外，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

杨浩东，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他曾是教培行业的前端工程师，每天用Java语言工作，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

‌‌“我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他说。

2021年底，行业裁员潮来袭，杨浩东不幸成为离开的一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和大专学历，让他在找工作时不断被拒之门外。最终，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先做兼职骑手，一边做一边找工作。后来发现收入尚可，每月能达到9千左右，便全职投入了进去。

33岁的王力，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高中毕业。2022年疫情开放后，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减少，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迫于生计，王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

王力干了十多天后，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王力还尝试做网约车司机。他租了一辆车和朋友划分时段抢单跑车，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但订单量不稳定，加上平台抽成，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网约车也难开了。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这让他在面对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有了一点安全感。

2 时薪下降，规则改变

人数增加，让骑手的薪资不断下降。

做骑手之前，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工地停工后，他才开始送起外卖。2020年开始，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加上补贴，最高能达到20元每单，一年下来，他能存下20万元。

到了2021年，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那一年，他在老家建了房子，欠下了一笔钱，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可按当下的行情算，他起码要用8年时间才能‌‌“解脱‌‌”。

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变得更糟糕，站点平均日单量不变，每天接到1500单左右，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7000元。

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相应的‌‌“评级‌‌”制度，等级高的骑手相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而新人则需要不断地‌‌“升级‌‌”，从最基础的近距离、低单价的订单做起。

在此基础上，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价格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像李凯这样业务不熟练的新骑手，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超过10元。刨去每月800元房租、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

‌‌“取、送路程加起来总共7.5公里，配送费只有2.7元。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36元。‌‌”李凯算了算，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时薪约5元，30秒内会被抢走，‌‌“不管什么单子，总有人会接。‌‌”

此外，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补贴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加至最高500元。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客人让他顺路帮忙买一包烟和啤酒，他觉得时间来不及就没买，结果遇上了一个差评，被扣了300元。

李凯还留意到，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他3月份每天赚约300元，4月份跌至每天200元不到。他所在的配送区域，取消了恶劣天气补助金。

新骑手多了，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超过10次，否则会被劝退。

全职骑手饱和，逐渐超过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给，收入普降，平台开始重新分配订单。

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记者，众包的订单减少了。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单价低的订单。因此，兼职骑手们开始注册不同平台的账户。

可是，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标准。例如，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记录，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

不少兼职骑手被迫离开，或想办法去站点应聘，转成全职骑手。另一些承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离开。李凯看到，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

离开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换一个平台，继续从事外卖骑手；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要赚到钱，还是得打零工。

受到配送供需的变化影响，全职外卖骑手的‌‌“人员流动性‌‌”开始降低——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长久职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

‌‌“出去之后，也不好混。‌‌”站长章雨告诉记者，以往，春节前后是骑手的离职高峰，平均10人里有3人会离开，但2023年同一时段，整个站点共100人，选择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节前，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按兵不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

往年春节后，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这批骑手作为新生力量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路线，在夏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章雨回忆，2022年的时候，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需要支付的费用差不多是700元左右，现在则降到了300-500元。

‌‌“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章雨说，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但订单回落后，外卖平台依旧因为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

不过，对平台而言，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是件好事：可以倒逼骑手们进行竞争。带来的结果是——配送速度明显加快，订单遗漏的情况减少。

‌‌“骑手过剩，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在外卖平台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实际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趋于稳定的状态。

简而言之，在平台看来，周期性的人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淘汰一波骑手。‌‌”上述工作人员说。

3 ‌‌“蓄水池‌‌”似乎要满了

《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把外卖行业称为‌‌“就业蓄水池‌‌”，并且解读这是因为行业的两大特点：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多劳多得资。

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孔。他说，自己不断结识‌‌“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比如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们。

‌‌“外卖行业的内卷，并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外卖行业‌‌“内卷‌‌”现象，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

他认为，就大学生就业而言，高校的核心支持作用不容忽视，‌‌“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

他建议，高校应当开设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定期举办一些招聘会和就业辅导。他特别指出，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建立互动机制。

‌‌“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说。

此外，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一些行业被严格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就业蓄水池‌‌”中，加速‌‌“蓄水池‌‌”里的内卷。

2023年5月中，二阳过后的李凯决定不做骑手了。许奕也正准备离开，他说，许多干了三、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想回到家乡，开个小店为生。

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杭州高温，工作了11个小时的他，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他把车停好后，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他感觉自己中暑了。

穿过走廊，回到宿舍。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

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很多，大约半小时后，李凯的门被敲开。他顾不得和同行眼神交汇，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关上房门。

第二天，李凯给站长发了消息：‌”站长，能不能做个结算，我想离职了。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我们老家那边的一个常见操作：学习好的，一般去了北上等大城市，等到三十来岁搞不定户口，孩子要上学，就转向二线。比如上海的一般往成都和杭州跑，深圳的去惠州，北京的就往天津跑。而那些在老家有背景有关系的人，倾向于回到老家考公务员或者其他编制什么的。

不仅我们老家有这个特点，整个北方都呈现出这个态势。一般 “撤退城市” 不止天津，还包括济南、青岛、西安等等，但是都不如天津。天津的优势很明显，现在的高考模式，大家都知道北京占便宜，但是可能不知道天津也非常占便宜。

大家知道，每个省自己的大学都会优先照顾自己的考生。倒也无可厚非，本地大学是本地人花钱了，所以优先照顾本地人。这也是为啥河南山西考生非常难，因为这俩地方没啥大学，就得靠别的省赏饭吃。河南最难，不仅需要靠别人赏饭，考生还多得离谱。

天津考生少，今年只有 7 万人，而河南却有 130 万。可是天津大学却不少，竟然有两所 985 大学，两所 211 大学，还有 26 所普通本科大学。搞笑的是，其中有一所叫河北工业的 211 大学，竟然在天津而不是河北。对应河南，那么多考生，却没有 985 大学，只有一个重点大学，你们想想河南有多难。

整体而言，天津这座在互联网上几乎没啥存在感的北方城市，在教育领域的地位却非常强。

反过来讲，青岛济南就没法跟天津比，因为河南、山东、江苏的高考，几乎是孩子们一生的噩梦，有高考移民去西藏的，你们听说谁高考移民去河南山东了吗？那得多想不开？

此外天津还有个优势，很多高薪岗位只在北京和上海有，离了这些城市，收入直接来个 “膝盖斩”，所以不能随便离开。

很多人的策略就是，把家安到天津去，老婆孩子去天津读书，自己在北京上班，两城之间来回跑。这种人实在是太多，津京高铁竟然有个专门的 “通勤票”，也就是有人坐高铁在两城之间通勤。

可能有小伙伴觉得，那些一定是混得很差的，在北京混不下去才会去天津。其实不是，我见过太多年薪一两百万的，照样灰溜溜去天津。因为北京户口真的是，就跟高考最后一道数学大题似的，搞不定就是搞不定。

每年发出来那些户口指标，主要是针对国企和科研单位的，并不是有钱就行。除非巨富，否则能搞定户口的往往没啥钱，有钱的却没户口。北京一堆巨贵的国际学校，里边塞满了没有户口的有钱人孩子。这个意义上说，你会觉得这个政策还挺公平。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知道了，九哥，你最近改行去天津做房产中介了，推荐哪个楼盘呢？

没做中介，不推荐。那我为啥突然聊这个呢？周末我去了趟天津看我大学同学，他毕业后回天津海关做公务员，结婚早生孩子早，他孩子今年中考，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心情很好，吃饭的时候仔细聊了下。听他说完，我更加理解为啥大家不生孩子了，以及国家为啥要强推 “双减” 和 “素质教育”，以及为啥 “一锅端” 干掉教培，下面继续跟大家聊聊。

首先要说，全国大同小异，只是天津只是一个缩影。

家长们普遍认为，孩子想考大学，最关键的是高中。高中好才能考上好大学，所以就得上好高中，这个大家都懂。北京和天津的高考本科率高达 80% 以上，基本意味着考上高中就考上大学了。而山东河南都是 40% 左右。

可是高中是中考考上去的，那就得先找个好初中，占据先机。

天津的初中以前也是需要考试的，于是就卷呗。你们能想象吗？小学就开始卷，周末甚至都没时间玩，无论是家长和孩子，只要有时间，那就使劲学。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那几所最卷的学校，学区房房价上了天。普通人想卷，你都没条件。

甚至从三岁就开始卷，为了小学能领先一步，大人给三岁小孩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这不是精神病是啥？谁都知道这样折腾孩子，对孩子的伤害可能大于好处。

所以这些年看着大学学历越来越贬值，我甚至觉得不是坏事，正好让家长们都思考一个问题：你们那样往死里折腾自己和小孩，最后换一个越来越不值钱的学历，有意义吗？

这个意义上说，学历贬值反而让教育越来越贴近本意，教育就是教育本身，提升人的素质，使人具备思考能力，并不是什么敲门砖。以前之所以能做敲门砖改变阶级，是因为它稀缺，今后只有名校稀缺，名校生不是逼出来的。

并且我在几年前就有个观点，现在鸡娃的这群人，是正好赶上了中国超大规模城市化和互联网红利的一拨人，那时候大学生稀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命运，所以有了路径依赖，准备在娃身上重新赢一次。

但随着 985 毕业的大部分大学生都找不到啥正经工作，后续会严重影响大家对鸡娃的态度。不是说不努力了，而是慢慢会从使劲逼着孩子学习，转向让他做个开朗健康的人。或者说接下来会有一波 “文艺复兴”，恢复到我小时候的状态。家长们也在乎教育，但是没到发疯的状态。

回到卷孩子这个话题，这种卷有强烈的号召作用，一些人忍不住跟着闹腾，与此同时吓得一群人觉得没法比，干脆不生了。

前年有篇微博博文，有个女孩了解了买巨贵的学区房、全家住进猪窝一样的小房子，一起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这可怕的现实后，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孩子就算考上大学，将来也不一定能找得到工作，考不上大学，只能去打螺丝。

可是她和她老公实在是太普通，买不起学区房，工作也榨干了精力，实在是卷不动，而且也心疼孩子，觉得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就是做牛马，从小做牛马做到老。评论区一堆人在那里感慨，幸亏不生了，不然真是牛马了，这谁能卷得动？

说到这里，就理解了为啥国家顶着巨大的压力，取消了小升初的考试，率先在一线大城市搞素质教育，学校不排名，考试也非常简单。然后小升初开始摇号，摇到哪算哪。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 这事给人感觉就是，一旦学校教育不以学习为准，好像社会就成了有钱人的天下。但现实是，天津那边开始素质教育，不考试靠摇号后，很多比较便宜的小区孩子，也能和巨贵的小区孩子摇到一个学校去，而且概率均等，这在以前是很难的。

当然了，但凡选择，都有代价，很多学习本来很好的孩子，可能因为运气不好，就上不了好中学了。这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可惜。不过社会呼唤公平，想公平，就没法回避公平的代价。

这种公平最大的优点还不是公平本身，事实上这些年小学的家长压力确实下来了，因为不排名之后，没必要了。

也有家长说以前孩子二年级就会的东西，如今三年级都不会。可是他们可能没意识到，小学那点东西真没啥用，基础打好就行了，再使劲就属于用力过猛了。

很早就有教育专家批评国内小学教育是严重过剩的，也就是压制了孩子天性，换取了一堆没啥用的知识。

现在这种摇号模式，某种意义上是把 K12 教育的 12 年痛苦时间变成了初高中的六年。

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正在全国铺开，一些家长说是 “躺平”，或者说是 “放羊”，也有说是 “快乐教育”，都是一码事，学校教的少了，不排名，全国的小学慢慢都越来越轻松。

一开始可能大家不适应，过几年就理所当然了，觉得小学就该这样。就算轻松点也没事，不会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耽误了，我大学很多学霸同学，不少都是高中才开始认真学的，一点都不晚。高中老师里也有个说法，说小学初中这种前期积累的所有优势，在高一全部得清零。能有个好习惯就行了，学习别太差，都没事。

到这里，就得再聊下为啥国家砸了校外教培。

首先大家一起补这事没意义，内卷的极致，就是孩子们的学习量加倍，家长们开支翻倍，家庭生活质量普遍下跌一大截，吓得年轻人出生率掉了一大截，但是产出却没变化。因为高考是个选拔性考试，并不会因为大家一起更努力，结果有丝毫改变。

也就是说，这玩意是个少有的 “负向产业”，唯一能跟这玩意比的，就是烟草行业，就冲这一点，砸了就不冤。多说一句烟草，很多人说，烟草怎么没好处了，烟民抽烟说不定英年早逝，不是能省养老金吗？真不是，严肃的研究已经证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抽烟往往会导致一堆慢性病，想快点死？想得美。

而且总有人拿寒门阶级跃迁说事，说得就好像不让补课了寒门就没救了似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以前教培没被禁的时候，补课也分了三六九等，你寒门为啥认为能跟有钱的补一个级别的课呢？劣质补课补那玩意干啥？为了仪式感？

不过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国家层面斩断了金融资本和教育之间的纽带。

补课这事不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东西，我小的时候就有。那为啥这些年突然国家出手了呢？因为他们教育机构玩得不成样了。

他们具体操作流程是这样的，资本家从社会上融资，而社会上融的钱，也是老百姓存到银行的。用这些钱扩张校外教培，用高工资把公立的优秀老师吸收出来，再把广告铺天盖地打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争取每家都把孩子送去教培机构，接受加价教育。

你说富人支持这种操作也就得了，普通家庭也支持，这又是啥病？

问题是大家都去了补课，这种补课又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喜欢拿穷人说事，说没了教培穷人怎么办？不补了呗，我们那会儿绝大部分人不补课，家庭好的那些利用假期使劲给孩子补，假期开学之后大家都充满活力，那些上了一个假期课的孩子一个个跟干了一假期苦力似的，接下来的学习也没啥劲。

最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常上课没精神，一到周末就补课。有点像有些人，别人晚上睡觉他学习，别人白天上课他睡觉，多少有点病。

我们知道，人是有能量条的，而且能量条是需要恢复的。耗没了不恢复，注意力和精力都不行，啥都干不成。而且意志力和注意力都跟肌肉似的，并不能一直持续输出，到了一定程度就得歇着，不然不但没效果，还会受损。

很多家长迷信补课越多越好，结果孩子在学校都学不好。到最后，家长以为孩子在学习，孩子给家长表演学习，演变成了一种很费钱的行为艺术。

关于国家禁了教培后富人继续补课的事，咱们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富人和其他人之间是没法平等的，各种钻空子，比如跳个健美操都能上清华，或者上国际学校，从小研究怎么上国际名校。

国家打击教培，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普通人之间的割裂。跟避免跟风式地补课狂潮，金钱、精力、时间大规模砸进去，最后却没啥明确产出。

对于读书这事，我个人的感觉是孩子自己占了 70%，家长们的努力，撑死 30%。我目睹过太多人根本不是那块料，被父母逼得快要跳楼了，父母才反应过来可能确实不太行。

现在的大环境，那些天赋型选手是很难被埋没的，反正我老家那种极度非主流的地方，学习特别好的，各个高中争着要，而且高中开始就有奖学金。

尾声

国家接下来肯定是不遗余力地推动 “双减” 和 “素质教育”，这让很多人不爽，不过确实等到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学校的排名后，想焦虑都焦虑不起来。如果初中摇号，大家也就没必要使劲折腾了，本来从小学卷，今后就从初中开始卷了。

教培被打掉之后，并不是说这个行业没了，恰好相反，又回到之前乱七八糟的状态去了，尤其 “一对一”，永远都消除不了。

不过也没必要消除，绝大部分人慢慢就补不起了，补不起也没事，反正大部分人都不补，能有啥事？绝大部分人还不吃燕窝呢，也没影响啥。

而且咱们都读过书，知道一个常识：焦虑性补课还不如不补。大家都补不起，慢慢不补了之后，还省钱了。少数那些焦虑性补课的，说不定效果还不如不去的。

至于趋势，很明显了，学历正在不断地飞速贬值，除了少数名校和关键专业，剩下的学校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小，慢慢大家也就不那么疯了，就好像大家不发疯去考驾照一样。其实驾照现在跟很多不咋行的大学学历重要性差不多了，毕竟那些专业可能根本给你搞不定工作，驾照却能。很多人三十来岁 “毕业” 后全指着驾照了。

而且我们知道，考名校这事真不是补课补出来的，需要很高的悟性和自制力，有了这两点，补不补课都差不多，在学校跟着老师的节奏就足够了，这一点穷人富人都差不多，花再多的钱，也改善不了这两点。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 “阶级跃迁”，那玩意是 50% 的硬资质叠加 50% 的运气，或者运气爆棚也不是不行。社会进入平稳期之后，如果又虚又智商正常，这逆袭个啥？如果是天才，这个社会是很难埋没的。艰苦的是那种中间态的，今后确实越来越难。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家境一般，可以换个思路，让孩子多锻炼，多睡觉，补充足够的蛋白质，毕竟真正的竞争是从初中开始的。格局再大点，真正的竞争是在三四十岁，有个好身体才能一直耗下去。如果格局拉到爆，会发现活得久才是终极赢家。

黎安的出租屋

‌‌“做过今年再回来‌‌”

杨明觉得，相比前两年，今年黎安接单更拼了。黎安今年31岁，可能有年龄压力，杨明记得，他曾和自己聊起，‌‌“已经30岁了，要努力挣钱娶媳妇了‌‌”。

黎安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跟着亲戚辗转温州、福州等地，做过快递，但配送外还要卸货，工作累又不挣钱，亲戚们都回了家，黎安没回。2018年下半年，黎安找父亲要700元钱交外卖车的押金等费用时，黎平才知道儿子去到杭州送外卖了。

黎平说，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很听话，他操心儿子的未来和婚事，但自己经济能力有限，不免嘱咐儿子存钱。黎安也跟母亲说，为了自己能娶妻成家，要多挣点钱。‌‌“现在没有钱，结不了婚的‌‌”，黎安的大姨说，在当地，结婚至少要备足十万元彩礼，这对于黎安的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老家广西玉林陆川县，五十多岁的黎平做房屋检测工作，一个月能挣两千七百元，但除去租房、生活的花销，所剩不多；黎安的母亲在老家打零工，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黎安还有个哥哥在广州打工，也没有什么积蓄。

七八年前，黎平夫妇开始闹离婚，黎安兄弟俩几年不愿意回家，母亲伤心又自责，‌‌“如果不闹离婚的话，（兄弟俩）也许早就能娶上媳妇了‌‌”。

母亲腰和颈椎都不好，行动不便，一直被大姨一家照顾着，黎安非常挂心。母亲最近一次和黎安联系是在二月份，‌‌“别在那里跑了，那么远，一个人在外面那么辛苦‌‌”，母亲劝黎安回家乡打工，也谈到了自己的颈椎病——如果住院治疗，一天就要300多元。电话里，黎安坚持‌‌“做过今年再回来‌‌”，母亲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黎平每天都去医院守着儿子。他一天有五次进入ICU探视的机会，在每次短暂停留的两三分钟里，他不停地给黎安按摩手脚，大声地唤他几声。

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坐在四五米外的椅子上紧盯着ICU病房的动静，‌‌“我在外面守，最好等到医生出来告诉我，‌‌‘你儿子醒了’。‌‌”

与此同时他也烦恼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催他赶快上班，他担心自己长期请假，被别人顶了岗。

‌‌“望三方能负起责任‌‌”

入院之初，医生告诉黎平，儿子是劳累过度突发心梗，虽然心跳和呼吸已恢复，但大脑缺氧太久，能否醒来要看儿子的意志力，如果三周内醒不过来的话，就要做最坏的打算，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黎平刚到医院时，欠缴了1.8万的医药费，他用预支的工资交了5千元。出事前，每天跑单时，黎安都会被平台扣除3元保险费，协议显示，这份保险为众包骑手意外险，承包公司为‌‌“大地保险‌‌”。事发后，黎平联系过大地保险公司，对方只说让他准备好材料，就没再联系过。

黎平联系外卖平台被告知会有人联系他，随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他取得联系，自称是劳务公司，并提及黎安和该公司签的是合作协议，双方不是劳动关系，只能象征性地进行慰问，如果要进行工伤索赔，要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黎平说，‌‌“我一个底层人，现在身上没钱，真的打不起官司，也不知道要打多少时间。‌‌”

天眼查显示，重庆点仕捷公司于2021年1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众多，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外卖递送服务。至今，该公司涉及20起司法案件，大部分案件发生在浙江省，70%涉案案由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2021年4月，黎安在外卖平台注册成为众包骑手，与重庆点仕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网约配送员协议》并使用众包平台服务。该协议中只写明，第三方公司有义务督促骑手完成配送活动等，负责处理骑手在配送服务期间发生的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用工、服务质量、事故、纠纷等问题，并未对其与骑手的关系做出明确定义。

骑手在送餐期间发生的事故是否被认定为工伤，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也因此，许多第三方公司都不承认与骑手的劳动关系，而司法方面也出现了裁判不统一的情况。

2021年9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外卖平台逐步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悄悄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裁判文书中，外卖平台被认定与骑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比率仅为1%，而配送商也通过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将这一比率降至50%左右。

深一度检索发现，在2020年武汉的一起蜂鸟众包骑手猝死案件中，劳动仲裁裁决书写明，该案是一种通过互联网平台终端的新型用工模式，骑手‌‌“自行购买劳动装备，自主安排工作，自行决定何时上下线，自行决定休息时间，自主选择是否接单‌‌”，认定第三方公司和外卖员之间不存在劳动法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外卖员家属的诉讼请求全被驳回。在2019年西安的一起众包骑手送餐途中猝死案件中，法院同样认定骑手与平台及第三方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在深一度从裁判文书网找到的6件近三年公开在杭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关于众包骑手交通事故后赔偿的责任认定，6份判决都认定为‌‌“骑手是在为平台工作期间发生事故‌‌”，第三方公司作为管理方需要为骑手承担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曾宣判了一起众包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案件，法院认定，外卖员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自身承担10%的责任；外卖员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外卖平台能够实时掌握外卖员的配送情况，却对配送异常未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承担20%的责任；虽然第三方配送公司与骑手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实为雇佣关系，应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外卖员配送时发病死亡和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第三方公司的劳动保护措施存在不完善之处，承担70%的责任。

黎安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重庆点仕捷公司先后共给黎安交了4万元医药费。目前，黎平还欠医院1万多元医药费，他不想和劳务公司闹僵，‌‌“我现在主要是先把人保回来‌‌”，希望劳务公司能及时支付医药费。每天两千元的医药费让他犯愁，‌‌“我卖血也卖不到两千多块钱一天‌‌”。

4月8日，重庆点仕捷公司的一位领导曾协调上海专家前来会诊。4月11日下午，来会诊的专家告诉黎平，情况不容乐观，儿子的恢复期要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目前不敢断定醒来后是否有后遗症，让黎平有个心理准备。

漫长的救治伴随着不菲的费用，除了重庆点仕捷公司，大地保险、外卖平台至今没有露面，黎平说，‌‌“望外卖平台、大地保险、劳务公司三方能负起责任。‌‌”

4月13日，父亲打开黎平的外卖平台账号，账号状态显示下线中。但通过他过去6个月的订单记录，可以窥见他的骑手生活：去年11月至今年1月，他每月的订单一直保持在500单左右，单月配送里程1300公里左右；2月，他完成订单962单，配送里程2300公里；3月完成1108笔订单，配送里程超2500公里。如今，不断加速的骑手生活戛然而止。

至今，辅警任明生仍清楚地记得，在被送往医院后，黎安的手机仍不断接到平台和商家的催单电话，他们只得告知黎安昏倒的情况，让对方取消派单和订单。

即使这样，黎安仍被扣了款。黎安的账户显示，3月31日6点35分和6点36分，黎安先后被扣款4.2元和4.55元。这是他昏迷前待送的最后两笔订单，扣款时，黎安已昏迷超三小时，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作者：李佳楠、徐玉婷、赵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