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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骑手的叶子 / 受访者供图

她的电动车疾驰而过,地上的落叶哗哗地响。叶子说,她的耐心和期待似乎也在凋零。

对于应届生来说,求职季也临近寒冬。除了过渡性的兼职工作,逃避式考研或考公成为延缓之计。

人们看重清闲二字,非事业编岗位也收到几百份高校简历。

2023 年 6 月 29 日,教育部第 4 年扩招科研助理,在提供短期工作岗位的同时保留应届生身份,工作量也相对较小。

截止 7 月 14 日,已有超 20 万毕业生进入这个 “缓冲地带”。

张洋便是其中一人。在开学后,他正式开始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每月工资去掉五险一金,还能余下 2500 元左右。

他在学校旁边租了个单间,每天走路到学校仅需 5 分钟,学校食堂吃饭的价格也远远低于校外。他每天只要上班半天,工作也清闲。

张洋现在的计划是,先准备考个博士,考完再辞掉这份工作。但是,要先考上再说。

短暂的长久之计

年轻人们深知过渡性工作不是长久之计,但又被困在其中。社会对啃老更加包容,国家也提供了更多过渡机会,但根本在于年轻人应迈出舒适区,打破思维惯性。

谁都看不出来叶子是骑手,因为她穿着自己的衣服。

叶子注册的是某平台的众包骑手,只需一个手机和一辆小电驴即可。开始的时候,叶子思考一下,没有买平台提供的装备套装,只因她觉得 “做不久”。

“其实当时有点冲动。现在又觉得体验一下也挺好的,但终究不会一直吃这碗饭。” 她心里有更远大的目标。

在叶子眼里,她和全职骑手心态仍大不相同。例如,餐送洒了,如果客人申请退款,骑手需全款买下。叶子倒挺乐观的:这就是意外的盲盒饭。

在陆续送餐一个多月后,她突然重新感到恐慌:我会不会以后一直做骑手?

恐惧不是来自于学历和身份的傲慢,而是她忽然感觉,这份工作不用离家,待遇不错,赚的钱也足够温饱。她似乎正在主动偏离以前的发展道路。

她叹了口气:对我这个年龄来说,知足似乎是一件坏事。做得越久,我发现离我最初的梦想就更远。不知道如何选择。

如果重新回到办公室,做一个光鲜的白领,薪资和环境似乎都会稳定些。但对叶子来说,时间的自由更为珍贵。她面临两难,不知如何抉择。

年轻的人们确信过渡性工作不是长久之计,但又不知如何跳出框架。

过渡性工作正在成为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逃不开。

2022 年 2 月,应届毕业生林梓回到了老家。他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在空闲的时候,会兼职去跑跑外卖,补贴一下家用。

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应届生,林梓在面试的时候屡屡碰壁:无论公司大小,总需要他有充足的实战经验。但对应届生来说,这分明是不可能的事。

林梓东奔西走了一个月,也没收到一个 offer。他只好无奈转变求职方向,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在跨境广告服务公司里的运营。

工资勉强糊口,但林梓不喜欢这个工作。上班的压力让他不开心,和原本的专业也几乎毫无关联。

“还不如再去送外卖呢”,他这样想,困惑着未来,“除了跑外卖,我还能做什么?”

蔓延的迷茫外,社会和家庭的期待也一层层覆盖在年轻人身上。压力像一个向内的螺旋,一层层的旋紧,让人透不过气。

年轻人不愿听从长辈的安排,选择每天坐在办公室猪肝红色的桌子前,整理琐碎的文件;也不情愿步入互联网大厂的内卷,每天两点一线。

更多人选择把精力和时间投入零工经济。有人在媒体上分享自己当宠物保姆,一天要牵着十几条小狗遛弯;有人在小区给邻居做饭;有人下班之后,在街边穿上玩偶服。

零工经济发达的背后是年轻人们不甘心屈于现状。他们希望打破世俗和传统,通过灵活就业或者兼职副业的形式来支持自己的开支。

这种心态驱使了一系列新的经济衍生。2020 年,地摊经济在疫情的驱使下爆火;手工制品在小红书上不断迭代;家庭酒吧在 2024 年初成为年轻人的新型据点……

但对于此类灵活就业的方式来说,受环境因素和人们新鲜感的影响过大。若不能在短期找到适合的落脚点,长期发展将颇为吃力。

叶子是这类人群中的冰山一角,但她的困惑却是这个时代面临的难题。

她也许终将会回归 “铁饭碗”。

在最近播出的综艺《脱口秀和 Ta 的朋友们》上,新人选手大国手因一句 “一个哲学硕士,毕业四年,没工作过。” 在网络上爆火。

她说:为了不工作,我做了很多工作。相比之下,我宁愿吃生活的苦,吃物质方面的苦,也不想吃那种被规训的苦。

有人赞同,有人却觉得稳定工作才是幸福的基石。舆论两极分化,却异常和谐,只因每个人都没有对未来的执念。

迷茫虽是常态,但走出浓雾才是选择。

(文中所涉人物为化名)

第一次点这家的快餐(这个农家一碗香+米饭确实好吃分量又足)第二在同一家商店下单 这次配送费仍然只要1元外卖小哥从餐厅到目的地所要走的路程在我看来,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单外卖赚3.6元已经非常便宜了。我点外卖的这两天正好还是刮风下雨的日子,手机屏幕上的这些数字让我感觉到赚钱有多么不容易。

我还注意的一个细节,在深圳期间我住在福田和罗湖交界的园岭社区,这里二手房均价大概是10万元/平米。

请屏幕前的你思考一个问题:

在房价10万元/平米的地方,只需要1元钱就可以享受送上门的点对点外卖服务,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别的地方能有这样的组合吗?这样的组合又代表着什么?

一、低运费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付的运费对应的就是外卖小哥的收入,所以不用怀疑,周到的服务 + 低运费 = 外卖小哥又累赚的又少。

过去一两年来,伴随年轻人就业压力的增加,外卖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工作自由、灵活,也不需要很高的成本。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共有527万名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直接升至624万名。对于外卖小哥来说,现在不少订单要抢,而且价格被压低,像过去那种一个月咬咬牙就可以实现过万收入的状态已经很难再有了。

关于“骑手月入过万”话题讨论社交媒体上出现关于“人比单多”的讨论不只是外卖小哥,现在蓝领和白领的压力都不小,其根本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竞争太激烈了:996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排队去干;一块钱一公里的外卖订单你不接有的是人扎堆去接,这就叫内卷。

总的来说,外卖低运费代表的是当下城市蓝领的一个整体境况,收入低、竞争压力大。

二、高房价的背后是什么

高房价是城市化、土地财政,以及中产和富裕阶层在房贷杠杆助力下促成的,热点城市房价的涨幅远超人均收入增幅,更远超蓝领劳动力的增长。根据中原城市指数,目前北上广深各自的全市二手房住宅均价相比2004年5月,涨幅在8-11倍不等,远超同期的可支配收入增幅、也远超同期的住宅租金涨幅。

2006年时,深圳著名小区半岛城邦首期开盘,当时入市销售均价大约在1.2万元/平方米,如今一期的二手房均价在15万/平米左右,现在的价格是开盘价的13倍。该小区164平米的4室2厅户型的总价从196万涨至2400万,相当于过去十四年平均每年增值157万,日均4220元,有什么工作可以每年稳稳地得到这么高的税后收入呢?

对于外卖小哥说,要赶上这样的房价上涨,一天要跑1000单以上,这显然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另外,决定一线城市房价的购房者和在一线城市提供劳动力的打工者完全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群体,所以超高的房价和超低的外卖运费才能长期共存…

深圳这个城市给了城市中低阶层和蓝领以质量不高但又不会逼死人的生存条件,比如1500元一个月的城中村小单间,如果选择合租和上下铺,价格还能再低,让你活得下去但却难以在城市安家立业,直到你的青春和体力被燃烧殆尽,自己就会主动离开这里,替换你的又是新一批的新鲜血液…

总的来说,高房价代表的是高收入者的财务状况和加杠杆能力,只是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相差过于悬殊,放在一起比较,令人感到扎心;然而,高房价之下,并不是所有业主都是赢家,特别是对于那些负债较大、较高位接盘的业主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用房款补贴社会,这个我们后文会详谈。

三、扎心的组合

10万一平高房价和1元的低运费,这一极端组合,说明资产价格和劳动价值已被拉大到夸张的程度,也展现出了贫富差距。近期招行发布2022年报,2022年招行总用户数1.8亿,其中:

(1)私人银行客户13万,占总户数0.07%,人均资产2812万,总资产37900亿;

(2)金葵花客户401万,占总用户数2.18%,人均资产151.57万,总资产60765亿;

(3)普通客户1.79亿户,占总用户数97.75%,人均资产1.25万,总资产22564亿。

从招行的年报看,2.25%的人掌握了81%的财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海外发达国家居民的整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差距,但不同的工作类型差距是不一样的,比如码农之间差别小一些,但诸如水电工、家政、快递员、外卖等蓝领的差距比两地码农之间就大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在中国城市是一个收入还可以的白领(比如中高级码农),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是可以过很舒服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工作岗位和海外同行相比差距小一些,而那些给你提供服务的蓝领工作者,待遇就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具体一点说,比如在美国的一个水管工或电工,这是一类需要一些专业技能的蓝领,疫情以来这类蓝领的收入增长非常多,算是通胀的一个推动者,但还是供不应求,如果客户有维修需要,必须提前几天打电话请他们有空时来一趟,美国各大城市这样有技术的水管工或电工一年赚个10-20万美元到手是很常见的,其他技术含量稍少一些的例如卡车司机,月薪1万美元也很常见,他们这些蓝领的收入高过许多白领,在所在地哪怕是纽约洛杉矶买房也不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蓝领更愿意润出去,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中更有价值。

对比下来,我们看到共同富裕之路任重道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改善蓝领的生存境遇,可以从一些细节做起,比如国家真金白银支持企业为蓝领岗位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又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应当针对某些特定职业从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改为最低时薪,类似海外的做法(2023年加州最低时薪15.5美元,纽约州最低时薪15美元),同时这个最低时薪不能定得太低,在劳资关系中也不能总是偏袒资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价值会被更加珍视。

四、选择优势资源

从超高的房价到超低的服务成本,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有哪些资源是物美价廉的,哪些又是价格高到不合理的。

在中国,人力成本、水电网、公共交通这些项目是最有性价比且最值得消费的。外卖用来点餐或购物是非常爽的,如果你感觉不到这点,建议出国一趟,墨西哥一个二线城市的外卖运费和Uber车费都比中国的北上广深要贵不少。

除了人力,为了照顾广大市民的基础需求,中国大陆的公共设施价格,在各种补贴和亏损运营的背景下,也是全球相同基础设施水准的国家里最低廉的。

比如地铁、公交、水电网、高铁…同里程的高铁,日本价格大于等于中国两倍;纽约地铁更旧更破,但无论多少站乘坐一趟都是2.75美元,香港地铁体验并不强于内地,但稍远一点二三十港元一趟是家常便饭。

廉价的服务不是白来的,它的代价是地价和房价相对收入而言奇高,一是因为土地的高收入让基础设施可以超前发展,二是买房这件事让很多居民无痛感地贡献了大量收入,除了早年低成本低负债购房的业主,去库存的一整轮上涨之后,新进的购房者实际上都在为社会做贡献,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高房价高地价充实了财政,保证了公共设施和服务可以持续低价,也保证了大量低收入者包括蓝领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维持生活。

想一想:如果你有好的投资方式,只要跑赢通胀即可,然后就是不买房,但又享受这些物美价廉的公共设施和劳动力,思路是不是打开了呢?

结语 – 常怀感恩之心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嘲笑美国和欧洲的快递又贵又慢,还吐槽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物美价廉的各种服务…

但如果你站在服务供应者的立场来想这个问题,你或许才能明白真相:我们消费者物美价廉的体验,其实是建立在诸如外卖小哥这些蓝领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相对低的收入之上的。没有他们风里雨里奔波,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抢红灯,就没有我们又快又便宜的外卖。

所以我们应该感恩服务我们的所有劳动者,在岁月静好时更应该明白是谁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雨天里的巨响

1栋大堂门口,也是快递车日常停放点。下午5点半,快递员徐彬刚把包裹送上楼,回到车旁查看新订单,听到身后一声巨响。他回头看见3米远处,一个年轻的外卖员倒在地上。

那个瞬间,60多岁的梁小清正在1栋西侧的幼儿园值班,以为园里的桌子或床倒了,四处检查。看见保安都从后门往外跑,她也寻着动静,赶到1栋南侧。

外卖员躺在地上,砖块大大小小,有巴掌大的,有比头还大的,散落在潮湿的路面,电动车横倒一边。很快,幼儿园的老师、路过的邻居围上来。这些是梁小清现在能想起的画面。

人群里,快递员徐彬喊来物业和保安,看物业打了120,他就没在现场继续停留,“3栋的客户还等着我取退货。”他不敢打急救或报警电话,怕后续各种调查,会影响到自己送货的时间。后来,梁小清见有人拿来担架,她也回家去了。

多名业主讲述,海伦先生小区总共三栋楼,呈三角形分布,1栋是写字楼,在东北角上,早晚高峰有不少上班族进出,2栋和3栋是住宅。不同性质的建筑物间没有分隔,在它们中间有贯通的露台,可以互相穿行。

事故第二天,梁小清才敢像往常一样,下了班去1栋南侧露台旁的空地上待一阵。她喜欢到花坛边的铁制长椅上,跟邻居坐着聊天。“真不容易。”她逢人就念叨几句新闻里看来的消息,“19岁,农村养一个儿子养到19岁,考上大学……”邻居也跟她感叹逝者家属的克制、体面。“他们只在那天晚上过来收拾了一下遗物,凌晨给孩子烧了纸……”大家互相交换从业主群里听说的消息。

是在8月2日20点左右,41岁的老邓才得知儿子邓少雄出事。妻子接到电话后,喊他一起赶到医院,儿子正在抢救。两人待了一个多小时,“儿子走了。”按照家乡村里的习俗,他们买了纸钱,凌晨1点左右去到儿子倒地的位置。碎瓷砖还散在地上,老邓夫妻待到了大约凌晨4点。

邓少雄被砸中的下午,老邓也在外面送外卖。他是全职骑手,接长距离的订单,通常满城跑。那天下雨,大风刮过,雨迎面拍在脸上,老邓回忆。晚高峰时段,他一次性接了5个市中心五华区的订单,就在距离儿子3公里左右的人民西路穿行。直到接起噩耗电话,老邓一共送了11单,跑了40多公里路。

多年来的送餐经验告诉老邓,这份工作的单量并不固定,有时需要看运气,所以要想挣够钱,必须“坚守岗位送满18个小时”,这样平均下来每天能跑40多单。由于睡眠时间过少,白天吃饭不规律,老邓长年有胃病,他总觉得儿子是不是听自己抱怨过劳累,才提出要送外卖。

邓少雄刚在西南林业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大一,趁假期做了兼职骑手。老邓后来在儿子手机里看到,8月2日下午5点左右有一单海伦先生小区1栋的外卖,客户点了一份干拌面和一碗贵妃醪糟。按5点43完成订单的时间,老邓估算,儿子大概是5点45分从电梯下来,走出大楼后被脱落的外墙砖砸中。

在儿子送外卖前,老邓把经验都教给他,“第一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第二是新手不能同时接超过3个订单,这样才有比较宽裕的时间送餐。”老邓也送过海伦先生小区,从西北侧的门进入,有一条电动车、机动车都可以走的斜坡,爬上坡道左拐,电动车会停在1栋写字楼大堂的入口——就是儿子这次出事的位置。他每次都进出匆忙,没想过这里会有风险。

类似的砖墙掉落,业主梁小清在去年遇到过。也是夏天,她和儿子一起去自己开办的幼儿园上班,她主要负责后勤,20多岁的儿子管财务,两人刚走到西侧入口,1栋楼一排外墙装饰砖砸落在他们身后。梁小清看到,入口外的楼梯台阶被砸出了小坑。她说,自己立刻喊来物业清理,要求他们把墙上剩余的装饰砖都拆下来,防止有继续脱落的风险。

去年夏天,幼儿园入口脱落的外墙砖。讲述者供图

梁小清在2017年成为业主,她看中这里的学区,教育和医疗资源都很充足。据房天下统计,小区直线距离3公里以内有90所幼儿园、32所小学和28所中学,背靠两家医院,一下楼就是地铁4号线。1栋的写字楼也让她有了盘算,当时就想好可以开一家幼儿园,跟物业谈拢后,她一家四口住了进来。

在这生活的七年,梁小清每天跟丈夫、儿子,还有90多岁的妈妈一起度过。去年那次砖墙掉落后,她担心家人的安危,反映之后,她印象中物业只清走了幼儿园门前的碎砖块,又派人用竹竿敲了敲剩余的外墙装饰砖,说是不存在安全问题,拆除的事就没了下文。之后没再遇到这类情况,梁小清也逐渐忘了那次事故。直到这次外卖员身亡,又发生在1栋,她去仔细数过,“外墙砖是从四层左右脱落的。”

那天晚上,快递员徐彬在社交媒体里刷到事故照片,才感到后怕,“我当时站在大堂门口,三层左右的高处伸出一个平面,是挡雨的门檐,那个外卖小哥就是在这个门檐西边三米的地方被砸中。”他在这一带送了两年快递,几乎每天都会来这小区,看到过墙根散落的碎砖块,但从没觉得会有什么危险。

危险的墙

8月2号下午,2栋的钱雨兮正在家里戴着耳机休息,她没有听见那声巨响,但在业主群里看到,“外墙砖砸中了人……”她是一名外科医生,当天晚上从医院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抢救失败的消息。

“建议外墙砖全部拆除”,是事故发生后业主群里最普遍的声音。钱雨兮在聊天记录里搜索“外墙砖”,发现最早的事故出现在2020年3月,物业管理人员在群里通报过,1栋写字楼的外挂石材脱落。她根据这些关键词统计,2020年至今,1栋外墙砖掉落过三次,2栋掉落过三次,3栋掉落过一次。

还有不少业主在群里反映,公寓楼内部的空间也常有东西掉下来,比如走廊里的瓷砖、安全出口应急灯。据他们后来所知,物业的处理方法是,用胶带把它们贴了回去。

指示灯和砖墙掉落后,被胶带粘回原位。讲述者供图

前三年的脱落很少伤人,钱雨兮想过,可能是那段时间大家的外出活动比现在少。2022年年初,住在2栋的张丹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带着张丹的女儿在2栋西侧的花坛附近玩,花坛瓷砖突然脱落,倒下砸到了孩子的脚,大拇指红肿出血。

张丹赶紧下楼,也喊来了物业人员。对方提议让她带着孩子去医院拍片,张丹忙着安抚孩子,判断没有骨折,只是淤血,就没继续理论。几天后,2022年3月29日,她在业主群里,看到有人反映2栋电动车入口高处的外墙砖出现裂缝,才跟着发了一句,“是要好好排查下,我家小孩之前被低处的砖砸到大脚趾,现在乌黑的指甲都没掉完,假如是高处的砖伤人,可想而知伤害得有多严重。”

经历过高处外墙砖脱落的梁小清当面问过物业经理,“为什么不直接大面积拆除全部外墙砖?”她记得对方说,“你这个话我不好答复。”现在,梁小清出入单元门时常要抬头望望,小跑穿行。有时她看家人站在墙根底下,也会着急,喊他们站开一点。她教90多岁的妈妈怎么注意安全,老人不以为意,说自己“一把年纪,要命一条”。

消息很快传到已经搬离小区的业主那里。外墙砖砸死外卖员的第二周,钱雨兮和其他几位业主找到曾经住在二栋的卢天宇,提出希望能再次成立业委会,“如果有了业委会,就能启动公共维修基金,把外墙砖统一拆下来。”

他们曾经在2018年、2023年两次筹措业委会,全都失败了。卢天宇是小区里带头组建业委会的人,2017年,他刚准备搬进小区时,就和怀孕的老婆经历过一次电梯事故。卢天宇说,找物业经理要求更换电梯,但没有看到改变。老婆生产的前一周,一家三口搬离这里,去跟爸爸同住。他起初想干脆把房子卖掉,又不舍得这套精装修的婚房,先把它租了出去。

2018年,卢天宇和业主们把成立业委会的通告贴在电梯告示板上,没过几个小时,就被保洁员撕下来。昆明都市频道报道过当时的纠纷,物业管理人员在节目里解释,撕通告的原因是为了响应创建文明城市,禁止乱贴乱画小广告。

2023年末,小区再次出现墙砖脱落和电梯事故,又有邻居找卢天宇,“他们拜托我再站出来一次试试。”卢天宇在2019年曾经组织多名业主,起诉开发商逾期违约——消防验收时间晚于房屋形式上的交付时间,法院以调解撤诉的形式,判开发商赔偿每位参与诉讼的业主上千元。这让卢天宇在邻居中建立了威望。

那一回,卢天宇带着几个业主一起扫楼,筹集了2栋3栋共300多户业主的签名,希望单独成立业委会,但没能实现。据云南房网,小区最初的开发商公司在2014年5月被广东海伦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原本名为“学府翰院”的项目更名为现在的“海伦先生小区”。

卢天宇等业主在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宗地规划图中看到,“学府翰院”项目仅包含2栋3栋的高层住宅楼,1栋写字楼并未划定在项目之内。这让卢天宇等人猜测,现在小区物业管理把1栋囊括在内,是开发商易手后出现的混乱情况。而在卢天宇看来,要想把1栋也动员进来组织业委会,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1栋是写字楼,全都租出去了,房东是谁根本找不到。”

外卖员事故发生前,海伦先生小区业主最后一次提醒物业安全问题是在7月27日。一位业主注意到小区公寓楼的墙上再次出现裂缝,大于一块砖的厚度,于是在业主群发了消息,“3栋楼下快递站的墙砖,说了一年了,裂得都肉眼可见的斜了!”物业回复说,7月29日会展开大检查。

我们梳理了近两年来,国内有公开记录的13起外墙砖脱落事故。其中,4起出现在降雨或极端天气中,而绝大多数外墙砖脱落事故都由自然侵蚀、建筑工艺等原因造成,极端天气会加速外立面脱落的进程。

贵州广播电视台报道,去年8月7日,四川南充一小区外墙瓷砖在雨后突然掉落,砸穿底商的玻璃顶棚后,又砸伤了顶棚下方一位老人。海峡都市报刊载,去年8月2日,福州一个小区的住宅发生大范围外立面脱落,砸毁2楼露台的铁皮棚和空调外机,导致一名正在洗衣服的居民当场身亡。

人民网问政平台显示,今年之内,湖北黄冈、河南永城、四川宜宾、广东中山等多地小区都有居民反映,外墙砖多次脱落,而物业只进行局部维修或统一排查,不开展大面积维修。双方拉扯的原因,均围绕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权责不清等问题上。

少数已解决的案例中,小区外立面脱落问题通常依靠动用维修基金的方式排除隐患,花费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没有像海伦先生小区这样持续四年之久。

买平安扣的男孩

出事以来的两周,老邓一直忙于儿子的后事和处理家庭状况中。上高一的女儿变得沉默,妻子时常情绪崩溃、失眠,这些都需要他随时在旁边安抚。

送儿子火化、回村办白事的时候,老邓一直穿着儿子送他的深蓝色外套。今年寒假,邓少雄用送外卖挣的钱,给爸爸买了这件“阿迪达斯”。老邓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64块。后来妻子杨英告诉老邓,其实儿子花了198块。老邓就舍不得穿,把它叠起来保存在衣柜里。

邓少雄去世后,杨英在他的外卖软件里看到,从寒假到暑假,儿子一共挣了近3000块钱,还没提出来花过。出事那天中午,他送完午餐时段的4个订单,回到家休息。杨英也跑了那天午高峰的外卖,一点左右才回来给孩子们做饭。

杨英记得,邓少雄帮她洗了碗,又弹了一下午的琴——用尤克里里给弟弟妹妹翻唱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喊她帮忙录音。杨英知道儿子很喜欢听音乐,尤其是说唱,上个月还用打工挣的钱去贵阳参加了一场音乐节,7月中旬回到昆明后,就一直在兼职送外卖。

家中三个孩子,邓少雄是长子。老邓想起他跟自己算过一笔账,如果每个孩子一个月要1500块钱生活费,三个人就是4500块,相当于老邓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去年夏天,好朋友李晨喊邓少雄去大理看洱海,作为高中的毕业旅行,但被婉拒了,“他说要去蜜雪冰城打工,赚够旅费再跟我们一起出发。”

收拾遗物时,杨英发现在那次奶茶店的兼职里,儿子攒出了4000块。她心情复杂,念叨这二十年家里最好的吃穿用,已经在尽力给他了。那辆倒在地上的电动车,是杨英上个月刚买的。邓少雄考上的西南林业大学在山上,上课要走几公里路,他觉得累,跟爸爸妈妈说过,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电动车。去年由于入学交了一笔两万块钱的费用,杨英当时没同意,今年夏天邓少雄又提了一次,才得到它。

8月12日,有外卖员停在1栋大堂入口的警戒线旁。讲述者供图

老邓和杨英结婚后,在老家种了一年地,收入太低,就一起从曲靖会泽来到昆明打工。初中学历的老邓送过矿泉水,摆过地摊。杨英只上过小学,就在昆明的商场里卖衣服,在超市做售货员。八年前,老邓开始送外卖,发现这份工作收入不错,一个月少说能挣六千,而且多劳多得。

家里第三个孩子出生后,杨英为了方便照顾孩子,能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也开始送外卖。夫妻俩分工明确,老邓每天工作18小时,承担主要的经济收入,杨英送外卖也可以补贴一部分,但她更多时间负责家里的事。如果会泽老家的村里有红白喜事,也都是她带着孩子回乡露面,老邓留在昆明打工挣钱。

因为租住在城中村的平房里,这一家人常被搬迁追着跑,换过十多次落脚地。2018年,老邓问亲戚借了4万块钱,用12万的首付买下一间54平米的二手房。那是他二十年来,除儿子考上大学以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上大学后,邓少雄想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今年五一假期,他用6个多小时,独自环滇骑行了100公里,还在旅行中喜欢上了摄影,常分享自己拍下的风景,准备攒钱买二手的镜头和相机。朋友李晨听邓少雄说过,想去重庆读研究生,觉得能多去外面走走,还有最喜欢的重庆火锅。除了给父母减轻负担,挣钱也是为了做更多想做的事,这是李晨对邓少雄的了解。

邓少雄讲话时有种自带的幽默,语气像动画片里的光头强,朋友们就开玩笑管他叫“光光”。光光是个心思细腻的朋友,李晨有段时间考试压力太大,喜怒无常,邓少雄就给他买了一本心理学书籍,教他“如何管控好自己的情绪”。他去兼职奶茶店找邓少雄时,这位朋友会打上一杯奶茶,把小料装得满满当当。高考前,邓少雄还给同学们带去事事如意的平安扣。

邓少雄走后,老邓穿着他买的那件外套,去海伦先生小区找过了物业。业主卢天宇一直想联系到老邓一家,要把关于物业的证据提供给他们,但老邓不愿再有更多麻烦,觉得善后的事已经十分吃力,外卖公司那边的处理还未解决。

在工作中的自我保护,快递员徐彬这几天跟同行聊过,“停放快递车时一定要避开墙根,宁可停在路中间,也要离墙边远一点,送2栋3栋的件就直接把车停到地下一层的车库里。”他没想过换工作。以前在KTV做服务员,昼夜颠倒,后来去工地上干过体力活,送快递是他最体面又轻松的一份工作,有五险一金,一个月还能拿七八千块钱,“什么工作不危险呢?”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除老邓外,均为化名。)

12345小程序上,对“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入小区”投诉的社区回复

做外卖员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诉多达59次,加上拨打电话的则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顶的第一栏就是12345小程序。投诉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内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的问题:瑞晖嘉苑小区,畅颐园,华瀚福园,将府锦苑,龙湖天璞,锦安家园……他几乎投诉了所有东坝的小区。

冯文学在乎不能进入小区所耽误的时间,但更在乎尊严,他认为自己应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宁宁案中,法院“无法认定物业公司有任何侮辱外卖快递之违法行为,亦不构成对该行业或梁宁宁个人的负面评价和贬损”。但保安与外卖员矛盾频发,或许是人们感到受辱的证据。

多数时候,外卖员与保安争执两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时候,他们沉默。时间在流逝,更紧急的情况他们都无法停下来——比如骑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车祸。连死亡都不能成为停下的理由,更何况是愤怒?手机里的女声提醒他们继续拧油门,拧到底,“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外卖员还面临另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上厕所。外卖员路线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区,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场。商场的厕所是为慢慢闲逛的客人设计的,外卖员总是赶时间,来不及。跑外卖4年,冯文学只在商场上过一次厕所,大部分时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厕所。

2023年2到3月份,冯文学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厕所频繁堵塞,修缮了三四次,最长的时候一周都无法使用,包括档口商家和骑手在内的100多人“都憋坏了”。他打12345电话,投诉了厕所的问题。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区对厕所进行修缮,问题解决了。

他还投诉过三条道路:金泰丽富嘉园北门底商旁的一条路、金隅嘉品商场西侧的一条路、坝鑫家园3号楼北侧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些路坑坑洼洼,电动车的轮胎会打滑,转弯时极易摔倒。有时食物的汤汁会溅洒出来,外卖盒会被颠破——餐损每单要扣外卖员一半的钱。

冯文学投诉的其中一条路,路面坑坑洼洼2020年冬天,冯文学送餐时看到一位母亲带着3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他向12345投诉了这条路。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进度,在一周内把路填补好了。

冯文学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单,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广场,在地下,有电动扶梯,却从不运行。冯文学需要提着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节台阶。他越想越愤怒:为什么有扶梯却不开,腿脚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残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电话给12345,反映扶梯不开的问题,“有超市和这么多摊位,周围几个小区少说几千人,这(电梯)几年都不运行,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级的台阶。”很快,扶梯重新运行。

他身强力壮,可以步行送餐,可骑手中有残障者。他认识一名骑手,腿脚有残疾,被拦在门外后只能拎着货一瘸一拐地送货。2023年6月,他投诉12345,将府锦苑小区要求肢体残障外卖员都必须停车进入,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7天后,反馈告诉他“残障骑手进入小区可以办理出入证明”。办理出入证明需要有残疾证,肢体残障的那位外卖员没有。今年,冯文学听说那名骑手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们都是外卖员的顾客我们在中国,享受着全球范围内最发达和便利的外卖系统,有最廉价的配送团队:外卖业务人力成本低至约1美元(美国: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时长:送餐速度平均每单仅需35分钟(美国:75分钟,俄罗斯:数小时)。

这种方便体现在系统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时间。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超时是不被允许的,每当听到手机里的女声提醒:“您有一个订单还有5分钟超时”,冯文学的压力在那刻达到顶峰。他跑众包,超时3分钟内,扣本单收入的20%,超时3分钟以上,扣本单收入50%,超时15分钟以上,这单白干。

我们下单的一些物品会给外卖员带来麻烦。冯文学最讨厌配送的物品是榴莲。榴莲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纸裹着,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简单塑料袋包装,“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来,根本就没法拿。有时顾客买四五个榴莲,我简直是没法送。”

外卖员除了被挡在小区门口,还会被单元楼的门禁困住。2023年8月,华瀚福园单元楼下新装了智能门禁,冯文学不会操作,耽误了好几分钟。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小区门禁有问题,业主可以建议物业去修。顾客没好气地说了句:“你个送外卖的连门都进不来,还送什么外卖。”

他和顾客吵起来,“我又不是业主,我没权利配(门禁)。”顾客说,进不来门自己去找物业。争论半天,顾客报警。他又向12345投诉,得到回复:经物业现场测试,发现430单元门及其他各楼门禁系统均可通过门禁扣或手机远程开门使用。

现在,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我们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内聊天,骑手在不同档口前停留又离开,一名外卖员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拿出了他的钥匙串,同样挂着两个门禁扣。这是他们借小区保安或保洁的门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可对冯文学来说,这至少这能为他省几分钟,他不会再被顾客说了。

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进了单元楼,外卖员的难题依然没有结束。有的“老破小”楼栋里,不仅没有电梯,楼梯间也不标记楼层数,冯文学有时“爬楼爬晕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层还是6层”。

好不容易上了楼,有的楼道里十几户人家,门上却没有户号。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他在电梯门上写上房号的方向,一位顾客恰好看见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释,“实在不知道门牌号”。顾客指责他,“你这属于乱写乱画”,随后投诉了他。

外卖员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顾客手上。必须送到才能点送达,在楼下、在电梯里都不行,会被鉴定为虚假送达,扣50块钱。冯文学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为什么总有顾客不接电话。单元楼下电话不接,到门口敲门也不开,看订单也没有任何备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门口,拍好照片,点送达。等电梯下楼的时候,他看到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拿走了外卖。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外卖订单可能会给外卖员带来生命危险。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卖员因雨天积水过深,在送外卖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外卖员趟着齐腰的积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卖员顶着台风天和大雨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死亡。每逢暴雨天气,“该不该在极端天气下送外卖”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

有的外卖员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单,骑手按单量拿工资,暴雨天单量大,且平台会延长配送时限,给予骑手补贴。有的骑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没得选,跑团队或专送的骑手,系统会强制派单,不得请假和拒送。

“不让骑车进,在恶劣天气提着几十斤东西走路配送,这算不算体罚?”冯文学问过很多保安这个问题。他记得一个保安的回答:没得商量。

保安,外卖员,物业外卖员能否骑车进入小区,到底该负责?保安说,这是物业的规定,物业说这是业主的决定,业主是外卖员的顾客,是他们不让外卖员给自己骑车送餐吗?冯文学想寻求公道,却发现找不到真正能为此负责的人。

冲突总发生在保安,外卖员,和物业这三者之间,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

东坝地区的外卖员们流传着对不同小区保安的画像。搜翻冯文学东西的保安,是远近闻名最“招人恨”的那个。有的保安好说话,看东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会通融;有的保安会“人情世故”,外卖员递根烟,也就开门了;有的保安耿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外卖员呵斥甚至暴力相见。

将府锦苑小区也不让外卖车辆不让进入,冯文学多次投诉无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辆涂成白色的三轮车自由出入小区,他质问物业,得到的回复是,这车是小区业主的。

他气极了,“送的外卖送的快递也属于业主啊!”物业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报警,打过6次110,警察调解了6次,6次都交涉无果。

2023年5月,他决定正面对抗,他骑着车停在门口,不动。一名很壮的保安上前驱逐他,挪他的车头,他推开保安,保安急了,从右侧勒住他的脖子,把他连人带车拽倒,拖着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压在地上。

路过的外卖员拉开保安,报警。警察调解,打人的保安当着警察面给他道歉。警察建议冯文学去医院做伤情鉴定,冯文学说,算了,去医院又耽误好几个小时。保安当下赔给他100元,他收下钱继续跑单了。

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

这次冲突后,冯文学一战成名,将府锦苑再也没有拦过他。他成了唯一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他与保安之间也没有产生芥蒂,将府锦苑的保安看到他,会叫他“大神”。

“我从来不骂保安。保安也是底层,其实也不想拦”,冯文学说。有保安曾经悄悄告诉他,如果被发现放外卖员进入小区,他们要挨罚,一次扣50块钱。

他清晰地认定自己的抗争对象不是保安,而是物业公司。他和物业公司也有过冲突。按照同样的方法,冯文学投诉过畅颐园,先在12345投诉,投诉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无法调解,警察随后赶到,物业经理也终于露面了。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他控诉。物业经理问他,侵犯了哪条法律?《宪法》的哪条?他被问住,没法回应。当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电脑上查找《宪法》原文,他看到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认为物业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权。他把宪法打印下来,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着《宪法》继续在小区门口报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业经理一起带去派出所调解,三份《宪法》,一份他给了物业经理,另一份贴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给了自己。

他起诉的就是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冯文学骑着电动车前往畅颐园。一位年轻的保安立在门口,他盯着电动车,看冯文学把车放在马路边行道树下,才移开目光。

冯文学走进小区,轻车熟路地拐进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认出了他,绷起脸,举起手掌对着冯文学,拒绝和他沟通:

“我们等法院判好吧,我们现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来吵架,我就是来咨询一下。”

“您不用咨询我,有事问法院。”

冯文学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

双方都叫嚷着要报警,两个高亢的男声叠在一起。冯文学叫嚷,“你们要不服我天天让警察来。”经理则数着冯文学的“麻烦”,“你闹了无数次。派出所来过,安监来过,城管来过,你已经去起诉了,现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超过十分钟,冯文学的请求或威胁都没有回应,对方只说“等法院判”。他走出物业室,看到一辆电动车在小区街道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他对我说,“这是看房中介,他们就能进。” 当我们走近保安,对讲机里传来物业的声音:门口那两个人,一个字都不要说。

之后,冯文学又来到锦安家园。一个新上任的物业经理把他带进办公室,接听了一个电话后便再没有出现。此后的一个小时,冯文学和该物业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王勇讲话不急不缓,他向冯文学抱怨工作难做:小区有超2000户,业主大多是80后和90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小区里常发生电动车对孩子的剐蹭事件,物业因此接到大量来自业主的投诉。他能理解外卖员的辛苦,但“这个东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说让他骑慢点,不行的,他总是低头看着手机,平台一直在那里爆单。”

他劝慰冯文学,“人家是这的居民。我和你一样,属于外来人员,只是暂时在这里服务管理。我不能把小区业主惹个遍。”

冯文学频频看手机,物业经理却仍没有回来。他逐渐气恼,在他看来,不让外卖员车辆入内就是歧视和违法,他反问,为什么业主有权利这样做?为什么物业有权对外卖员的车辆进行管制?王勇说,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为你辩解能力有多强,我就让你进”。冯文学越来越激动,他用近乎威胁的语言:哪个业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谁,我直接打110来这儿。

这是冯文学抗争的模样:歇斯底里,叱喝骂叫,粗鄙,不体面。经理终于回来了,他站着刷弄着手机,草草应允冯文学下次会和居委会的人一起约见他。离开后,我问冯文学,为什么要威胁,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他神情淡然:只有说得严重他们才会听我说话。他提起上一任物业经理,那个人答应他细聊,他一直等,等了三个月,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干两个月外卖,出两次车祸”6月5日下午,瑞晖嘉苑的小区门外,冯文学遇到了一位快递小哥。他站在一棵树下,树干上铁链锁着5个网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许骑车进入,150个快件,他要额外花费半个小时把快递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户家门口。

快递小哥不得骑车进入小区,他们拉着这些箱子送快递快递小哥觉得耽误事,但也能理解这项规则,“骑手骑车太快在小区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冯文学反驳他,“可意外发生还是小部分。”

“小区里限速5公里,骑手一个比一个骑得飞快。我也骑过,哪有限速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小哥说着撩起自己的裤腿,他小腿上蜿蜒着一道紫红色的伤疤。“这都多久了,伤口还没好。”他大口喘着气,“我干了两个月外卖,出了两次车祸。时间太紧了,半个小时挂10个单,连取带送。”

冯文学打断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话是量力而行吗?”

“量力而行?!系统给你下的单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时候谁给你调?”小哥提高声量反问。

“两个月两次车祸”,小哥的经历不是个例。在配送时间的硬性要求下,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用超速换时间。根据人民数据研究院统计,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相关的100余个热点事件中,由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骑手为抢时间违反交通规则。

骑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伤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递、外卖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骑手伤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90.3%。

出了两次车祸后,小哥转行当了快递员。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递和送快递。他开的快递车车门内侧写着两行数字,是该小区的单元楼分布图,按照单元楼顺序送货能提高效率。“这个小区算好了。我之前送过老旧小区,楼号没有,单元没有,一进去一脸懵。”

冯文学问他:“你为什么不投诉物业,争取你的合法权益?”

小哥没有停下理件的动作:“你就是干这份活。忍,不忍还能怎么样。”

抗争者冯文学冯文学开始送外卖是因为失业。此前,他是铁路道口的安全员。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业后开始跑闪送,然后跑外卖。配送范围以东坝星光美食城为中心,向方圆三五公里发散。

他说,跑外卖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从未遇到什么歧视或不公。中专毕业后,他先是在东坝的村里干绿化,种树养林。2014年,家里托关系给他找了份铁路道口安全员的工作,“有三险,还发了工会卡,算是半政府编制”。铁路道口一侧只有他一个人,他盯着铁轨,盯着同一个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报一响,他走出值班室拦车拦人,警报不响,他继续坐着,手伸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机。他重复着这种生活,几乎没有和人群打过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创业的想法,希望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大人物。他想开公司,创办平台APP,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帮互助,比如捐血给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献器官。“我的野心就这么大,我要服务和帮助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计划”。

他在网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转了两万块,希望对方能设计这个APP,但没做成,两万块钱打了水漂。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再度联系他,说觉得他人不错,想让他来当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应了。

后来,妻子发现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诈骗,目的是为了让他背负债务。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师,两个月后,对方同意法人变更。

冯文学认为自己并没有上当受骗。“人家没黑过我。要不然两个月时间,怎么不能骗我点钱呢?”他损失的只有2000块钱法人变更手续费。他和妻子天天为此吵架,直至离婚,他净身出户。他还有个女儿,当时15岁,坚定地站在妈妈一边,“在我闺女心里边,我属于傻子。”说着,他突然哭了。

离婚后,冯文学每个月要给女儿5000元抚养费。他跑单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别的骑手一次挂着12单,他最多只挂6单,他平均月收入约5000元,每月几乎没有剩余。

今年2月初,冯文学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把字体调到最大,减少接单数。4月,他发现自己看不清顾客的备注和平台的接单提醒,他停止跑单。他去医院看眼睛,花了500块钱,医生说状况严重,需要再诊断。医生的话令他恐惧,自从跑外卖后,他的社保就断缴了,没有医保,他不敢去医院。收入断了,他只能在支付宝贷款,目前负债两万。

“我现在生死不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冯文学说。他的抗争因为多种失去变得更加决绝。他想抗争成功,迫切地想做成个什么事。

他想让更多外卖员能进小区。为此他花4000块钱成立了一个公司,想与物业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为外卖员进小区提供担保。他拿着公司的名片去找物业,物业又说,还要交担保金。冯文学觉得这是讹钱,事情不了了之。

他还想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诉外卖员没有工会的现状,他说,“现在城市中配送员是最累最受歧视和欺负的庞大群体,根本没有为骑手做主的工会。”

他给东坝乡工会、朝阳区工会都打过电话,他还骑着电动车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有结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厅,他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开庭了。他独自一人面对法官和书记员。据他回忆,庭上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话。他细数种种不公:只让外卖员走西门、不让骑车进小区;物业说是业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社会主义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审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他感到法官并不重视。他下载了6个保安和外卖员冲突的视频想要给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6月6日,冯文学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民事判决书,两页纸,4面。

“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至于目前畅颐园实行的外卖快递车辆不得入内的举措,由小区所属社区服务站结合业主意愿制定,物业公司负责实施,不违反法律规定。”

判决书最后一面纸上写着: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文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中王勇为化名

参考文章:

《外卖行业安全管理现状与治理路径研究》 吕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