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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的马驹桥

每有一辆大巴停下,伴随着一声浑厚的车门开启的气泵声,人们就涌过去,等着门打开。下车的人站在车旁大声报出工作信息,如 “日结!打扫仓库!十二个小时 180 块!管两餐!包接送!”“玩具厂!只要 40 以下的!八个小时 240!押身份证下班结钱!”。

凑上去的人们斟酌着信息作出决断,几分钟后,在又一声浑厚的气泵声后,一切恢复平静。如此几轮往复后,留下的人多是年龄大的、不满意工作的、不谙门路的,继续在空地上聊天。

离开的人则坐在大巴上,向着北京更深的脉络中驶去。

高峰后,市场不时会有招工者开着小货车、私家车过来,还有的骑着共享单车。这类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活:搬东西、卸货、砸墙…… 工作信息也更多元,有的计件,有的只干两个小时,有的冰红茶管够。

到了下午四五点,市场会迎来另一个高峰,仍然是一批大巴,一批中巴、金杯,一批零散杂活的顺序。与早上不同,下午四五点的工作大多是夜班,工资会比早上多 10—30 块,有的包一顿晚饭,还有的提供夜宵。

晚上九点之后,市场中的人逐渐散去,寻觅着今晚的落脚处,等待着太阳再次升起。

02 一个忘记生日的人

李泽是这个市场里为数不多的,放弃挑选和被挑选的人。

他靠捡垃圾为生,晚上搭帐篷睡在市场斜对面的农业银行外。每天银行上班前,他把帐篷、被褥收拾进一个黑色行李箱,提着到市场空地上去,开启自己的一天。有时候睡过头了,银行开门了,保安也不催他,就站在帐篷旁边,抽抽烟跺跺脚。他就自己收拾着走了。

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白天捡捡纸板瓶子,卖个五六块钱就够吃饭,运气好捡块铁,能卖一二十块钱。”

没有垃圾可捡时,他就坐在路边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找工作的人。周围有人时,他会自言自语说些什么,如果有人搭话,一次聊天就开启了,然后就是更多的人加入,人群不时地打趣、大笑。

他曾经在食品厂流水线工作,包吃包住,月薪 3600 元。家里父母务农,没说过要他打钱(也没说过不要),他也就没有烦恼地活着。流水线生产的是面包矿泉水和可比克薯片,工作中可以随便吃,只要你吃得下。

后来李泽辞了职回家过年,再回来马驹桥时,食品厂已经倒闭了,大门紧锁。然后李泽就开始了流浪生活,持续了一个星期。

李泽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他的身份证是后来乡镇补办的,上面写着 2000 年出生,他也就按着这个年龄来过活。

他的故事有很多断裂之处,比如有父母却不知道出生日期;回食品厂前为什么没有提前联系;找新工作中发生了什么;从发现食品厂倒闭到当流浪汉之间的决策路径太短了……

小东北则对李泽的故事很不屑,“一个星期?瞎子都说他在这三年了。”

小东北人如其名,个子矮,一米六出头,说一口东北话。平时穿着一件蓝色工服,上面写着一汽 - 奔驰。他性格开朗,和谁都能聊。他只在马驹桥工作了三个月,但对一切熟门熟路,也认识许多人,包括马驹桥对面三街居民区的流浪汉瞎子老头 —— 他的 “情报” 来源。

李泽和小东北关系也很好。小东北喝完酒或者遇上别人扔酒瓶时,会悄悄把瓶子捡起来放在市场旁边的变电箱里。这个变电箱已经废弃,但开关结构完好,就成了李泽的储物柜。

两个人在屋檐下躲雨和聊天,大多数时候是李泽对来招工的人发表评价,小东北则反过来拿李泽开炮。有人来招工,大吼了一句 “车场!六个小时!180 块!”,人群涌动过去,一分钟后达成意向,几个人跟着走了。李泽在屋檐下发表评价,“都坑人,要是四个小时 180 块,我也跟着去了。” 小东北说,“你就在这等吧,六个小时 180 还嫌低,等三年了也没见你找工作。”

李泽重复起他的故事:“怎么没找工作,去了,人闭了,关门了……”

在经年累月不断地重复中,故事会出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他工作的食品厂是 2015 年倒闭的。

03 小东北

与李泽比起来,小东北过得灵活得多。按他的描述,他三个月前来马驹桥,在市场中找工作。有朋友介绍他去奔驰汽配厂上班,他去了,上了一天觉得太累,就跑了。

此后他在市场中试过许多工作,都觉得太累。有人看上他的交际能力,介绍他去当劳务中介,每天坐屋里,靠拉人给工厂赚人头费。小东北拒绝了,因为他觉得 “中介都是没良心的干的活”,他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后来小东北还是去了劳务中介上班,不过不是干中介,而是给中介公司搬东西扫地。这是他最后的坚持。

有时候遇到新来马驹桥的人,小东北会给出善意提醒,让对方喝酒在自己住的地方偷偷喝,别和外面的人喝,因为喝多了会 “熊你”—— 推搡和辱骂你,强迫你给他买酒。在他的话语预设里,每个来这里的人都会喝酒。

聊天时,小东北总会说起自己手机被偷的传奇故事。

他此前在市场对面的手机店买了个手机,在网吧被人偷走了。他去报警,派出所立了案,给他开了回执单。他临离开时对民警说,我知道你们忙,没工夫找我这个手机,我要的就是这个回执单,有了这个我心里才不堵气。民警说你也不能这么说,我要给你找回来咋整。小东北说,我给你送锦旗,写你名字。

离开警局后小东北聚集了几个朋友商量,双方合计一宿,得出结论:偷手机的人就住在市场周围,他肯定不会把手机卖去手机店,因为手机店的老板都知道这些人的来路,顶多出 100 块收,而这个手机的实际价值是 750 块。卖不出去,他肯定就自己用。

此后几天,小东北便蹲守在马驹桥镇主干道的一个巷子口,这个巷子里的出租屋最多,人员最杂。等了几天,小东北看到一个人玩着自己同款手机出来,他上去擒住对方,那人就撂了,说是我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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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北把他送到派出所,给关了七天拘留。七天放出来后,这人继续在马驹桥活动,遇到小东北时,两个人会不说话对视一眼,时间久了也点点头示意。

手机找回来后,小东北还是给派出所送了锦旗,但因为不知道民警名字,放弃了。

小东北的故事也有断裂之处,比如他是如何来到马驹桥的;为什么没有身份证;他以前喝酒时发生了什么。

对马驹桥镇来说,李泽、小东北以及劳务市场都是闯入者。

04 马驹桥的当地人

如果你以马驹桥本地居民和市场劳务者的身份各自生活一天,会发现二者存在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

在劳务市场,最火热的时间是清晨四五点和下午四五点,而居民的生活则是早九晚六。所以,当市场火热、喧闹着时,居民区正处在后半夜的睡梦中;当居民区逐渐苏醒,年轻人出门上班,老大爷坐在门口下象棋时,市场的劳务者们已经在流水线上坐好了。

两个人群没有大规模、正面的交集,只能通过在同一空间中留下的痕迹来观察对方。比如街上越来越多的旅馆招牌,放在路边的自助洗衣机。在劳务者和本地居民中间,一道看不见的藩篱仍然低矮地矗立着,隔离着两个群体。

在隔离之外,双方也在绵软地改变对方。

有时候,居民区的人会走到市场周边,随便找一个看上去利落的劳工,给自己换个灯泡、修个水管。有时候,劳务者会走进街道办和村委会,咨询一些生活问题。

以马驹桥镇的视角来看,劳务市场像是一只意外长出的肢体。它在时代洪流中为马驹桥镇抓住了一些红利、增长和商业机会,但马驹桥镇也必须接受这只肢体带来的负担 —— 环境、安全、生活指数的下降以及犯罪率增长。

这只沉默的肢体和马驹桥镇,以一种共生和对抗的姿态存在着。就像小东北与那个偷他手机的人。

05 招工者

招工者们不喜欢马驹桥。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人太奸猾;不实在,还挑挑剔剔。劳务者们对他们的评价也一样。但需求撞在一起时,他们又不得不与对方打交道,在嬉笑怒骂间博弈。

王工是早上七点来到马驹桥的。骑着共享单车,衣服外面套着件黄色反光背心,头上的白色安全帽写着某某建工。

他在建一栋楼,已经建好了第一层,当天缺了人手。他需要八个人,其中四个是 “扛楼”,就是把沙子水泥扛到二楼;另外四个人 “吊沙”,就是借助二楼搭建的滑轮结构,一桶一桶把沙子吊上二楼。这两份工作薪资差别很大,因为扛楼是重体力活,而吊沙轻松得多,属于杂活类。

王工在人群中将工作内容大喊出来,人群涌过去七嘴八舌,很快有几个人表示愿意去吊沙。有个看起来 40 出头的中年男人想去扛楼,王工看了看他,说要专业扛楼的。显然他的年龄和体力不是专业的。

王工在市场中显得非常老练、沉稳,带着头头那种威严。人群中七嘴八舌讲价的话语他不理会,只和面前几个有意愿地说,“我丑话说在前头,别到了那干一两个小时就撂挑子了,不给钱哈。最低给我干两车。”

人群中有几个人下定决心去吊沙,王工从随身袋子里扯出几件黄色反光背心让他们穿上,又掏出几份免责协议书,开始在甲方一栏写上自己的名字。人群中有人起哄,怎么还要签字,王工头也不抬就吼,“必须要签,我们正规公司,不签不要”。看到协议书,更多的人退出了人群。

免责协议书的内容很简单,开头是甲乙两栏空白,几个条款规定了双方的义务。甲方的义务是发工资;乙方的义务是干完活,并且上下班遵守交通规则,不酗酒不打架,违反的一切责任自负。

王工签好自己的名字按上手印后,依次递给几个穿着黄色背心的人,他们没有细看,有的甚至都没有看就直接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

这份协议书其实有一些程序问题。首先王工签的是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公司名字。其次,签字的双方都没有看过对方的身份证,没有人知道名字真的还是假的。但不管如何,双方达成了合作。

有六个人了,还差两个扛楼的。王工继续在人群中喊着。已经签了合同,穿着黄色背心的几个人则在周围和人聊天打趣,等待着出发。过了一会,其中一个人站定不动,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开始缓慢而坚定地脱下黄色马甲递给王工。王工看了一眼,没说话,收回马甲,继续喊着。只是这一句要的人数比上一句多。

如此几分钟后,又有一个人将黄色马甲脱下,也有新的人过来穿上。那几件黄色马甲在人群中流淌着。终于,在一个时刻,人群中有了八件黄色马甲,王工便带着他们走了,消失在市场的人群中。

和熟练而威严的王工相比,陈怀要稚嫩很多。

陈怀是晚上来的。他 27 岁,在一个装修公司工作。说是装修公司,但组织形式上更像是一支在外包活的施工队,领头的是他大爷,队伍中有好几个亲戚。他大专毕业后来北京投奔大爷,读过书的他被亲戚们寄予厚望,他也就成了一个小头头,以此锻炼。

他们这次承包了一个娱乐场所的装修,在德胜门附近。上一任老板将这里转让了出去,新接盘的老板要翻新重装,整个场所一千多平,工作量很大。陈怀需要几个人来将地上的旧地毯撕下,但微信上熟悉的工人都没空,他不得已来了马驹桥劳务市场。

陈怀提前到了市场,打量着人群,在心里盘算好了工资待遇:招五个人,工作八个小时,从晚十点到早上六点,工资 220 块。不管饭不管交通,需要自己坐地铁过去。

到了点,陈怀酝酿片刻,在人群中大声喊出了招工信息,迅速围起了一圈人。人群七嘴八舌地问着工作内容和条件,陈怀一一回应,每新挤入一个人他就要重复一遍工作内容。有几个人表达了意愿,陈怀把他们拉到左侧。

一个黑衣男迅速点出了这份工作的问题:来回路费就要 40(实际上是 20),工资实际上是 180,还不管饭。

有人询问工作细节,比如地毯是一块一块拼的还是整张的、撕完是不是还要装车。有人问如果撕不完是不是要加班,那个黑衣男迅速接过话回应,说肯定是撕到六点就行,脸上的表情带着隐笑,言下之意是在说可以偷懒。

人群很踌躇,但好在愿意去的还是多。几分钟后,陈怀带着确定的五个人走了。

06 未尽的路

除了这些之外,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的是遭受巨大变动导致的,有的是身体残疾导致的,还有的是摈弃自我的。

有时候没找到工作或不想工作,他们会试着铤而走险。马驹桥的街边、电线杆、水泥墩上贴着许多小广告招人,有发小卡片的,有在厕所写网站地址的,有招有偿献血的,有写着互助献血实际上也是有偿献血的。

当所有的路走完之后,他们会找朋友借钱,借不到钱便出卖一切能出卖的,手机、耳机、身份证。小巷中各式各样的店铺提供此类服务,可以二十块钱抵押身份证,一百块抵押手机。抵押者需要用更多钱赎回物品。

这实际上是一种螺旋下降的决策:当你没有身份证和手机时,招工者既无法确定你的身份,也无法和你取得联系。这个螺旋底部的结局,是睡在桥洞下,在垃圾桶中翻捡食物,成为流浪者。他们中有的会在某个时刻越过法律边界,然后被送往监狱。

马驹桥劳务市场仍然热闹着。

这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市场周围在翻修路面,围着铁皮和栅栏。施工队伍在栅栏内遗留了一个工具,不知道用途,但明显是一个大铁块。人们发现的时候,李泽正在其他地方捡垃圾,不知道。过了一会,另一个捡垃圾的翻进去捡走了。

李泽回来后,人群拿他开玩笑,说他错过了。结果到了下午,那个捡走铁块的人被带到了派出所。李泽在阶梯旁边和人聊天,哈哈大笑,“你知道这叫什么,死道友不死贫道,让道友先死,我死不了。”

周围的人跟着笑,也有人揶揄,“那是你早上没在,要在,现在进去的是你。” 李泽不以为然,说 “我有人,进去了,我也出得来。” 旁边的人非常不屑,“拉 XX 倒吧,你要有人,还在这捡瓶子。” 李泽笑着就走了,回到他的行李箱那。

人群继续哄闹着。

到了下午,一个白衣中年男人在人群中来回走,大声唱歌。周围的人熟视无睹。

再过了一会,公交车站台围起一群人。起因是一个女人从市场周围某个人手里,200 块买了一个古董银元宝。市场里游荡的人认出来,和她说这是假的,是旁边学校(市场旁边的保安培训学校)门口摆地摊的人卖的,三块钱买根数据线就送这个东西,说完哈哈大笑。人群围着,跟着笑闹,女人也跟着笑,脸上带着一点被注视的尴尬。

有人听了一会儿就挤出来,回到自己的小群体中发表评价,“都吹 X 呢,还 200 买的,这群人你让他掏 100 块都掏不出来,都 XX 睡大街上了。”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小东北已经好几天没出现了,他似乎放弃了中介公司的工作,忙着做些什么。也有可能已经离开了马驹桥市场,就像过去和未来的许多人一样。

小东北曾在喝多后说过一件略带感伤的事。有一次他没钱了,再也逃避不了了,便找了份杂活。这份杂活需要他自己过去,他就登上公交车,向中心城区走去。在从市场通往马驹桥的主干道上,有许多丧葬用品店,越靠近马驹桥和亦庄越密集。

小东北在居民区上的车,他靠着车窗,看着公交车慢慢穿过生活区,穿过那些解决吃喝拉撒的地方,然后穿过市场,穿过找工作的人群,再然后就是穿过许多丧葬用品店。每走远一点,胸口就闷一点,叫人难受。小东北说,“越走越难受,丧葬品店是最难受的,跟死人沾边。你知道死人后边是什么不,是马驹桥,亦庄,还有高楼大厦。”

傍晚,李泽结束了今天的工作。他今天收入很不错,有半蛇皮口袋的瓶子。他拉着小提车,穿过斑马线走去。

他戴着有线耳机,白色的线一直经过整个上身,延伸进他兜里。他有自己的手机和手机卡,那是小东北都没有的东西,因为办卡首先要身份证。

在傍晚的马驹桥,李泽拉着小提车,装着他的生活,穿过斑马线走去。他就这样走着,消失在马驹桥的人流之中。

逃离工厂,躲进彩票店的年轻人

2021年冬天,我在马驹桥遇到了张程。当时他坐在一家彩票店的角落里,眼睛盯着手机屏幕。

这家彩票店紧挨着金马商场,是周边不少零工休息和聚集的重要室内场所。刚进店里,就能看到白板上写着‌‌“仨狗友、喝醉酒、横膀逛、谁敢瞅‌‌”,这是当日的3D字谜。白板右侧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尽头是彩票店老板的柜台,有一群人围在那里。

张程离人群很远,一个人坐着,他的手机里闪烁着高饱和度的绚丽色彩。不同于刮刮乐、大乐透、双色球等一般的彩票,张程告诉我,他玩的是一款网上的彩票软件,倍率更高。在这个平台上,中奖的数字每30秒更新一次,倍率为9.96倍。除了更复杂的数字组合的竞彩,张程还能远程参与不同地方的博彩项目。钱是这些乱花了眼的活动唯一入场券,张程每次下注都是100元。

张程指着刷新后的手机屏幕告诉我,在刚刚结束的竞彩里,哪个是冠军,哪个是亚军,前五名都可说是中了彩票。他叹了口气,说要是他刚输入的一个数字是13的话,他也能中。这种差点能中的事情似乎经常发生,张程的情绪并没有很大的波动。他唯一中过的一次,奖金是500多块。虽然不多,但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给予他一种支撑。

除了买彩票,空闲之余张程也会打打游戏,王者荣耀、吃鸡他都会玩。这种线上连麦的游戏,跨越空间和陌生人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进行合作和交流,能够给他一种连接感,这是他在马驹桥的现实生活里感受不到的。但张程还是觉得孤独,已经27岁的他,最在意的是还没找到女朋友。所以,这几年春节他也没有回家。‌‌“找不到老婆,家里总催,烦得很。我现在一个人倒没什么牵挂‌‌”。

来马驹桥之前,张程因疫情被困在了大兴的一家工厂。2021年6月,疫情管控稍微缓和一些,在一个物流中介大哥的介绍下,从工厂出来他就直奔马驹桥。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工厂对于张程来说,意味着条条框框和无尽的消磨。工厂的规矩太多,又管得太死,工作时间长且不能玩手机,流水线上也是不断的重复劳作。下班后生活也很枯燥,工厂周边没有娱乐,攒了工资也没处花。住集体宿舍的他们要求尽早休息,以免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而且,克扣工资的情况也很常见。

日子赶着日子,工作赶着工作,工厂里的生活就像一场循环播放的黑白默片,没有色彩,没有声音,也没有尽头。从工厂出走,是张程做的最坚定的事情。对于他而言,马驹桥意味着自由和选择权。马驹桥的生活成本不高,带着在工厂攒下的积蓄,张程在这里租下一个单间,一个月900块。住宿条件相对好很多,也少了被偷的风险。吃穿用度都很方便,周边的餐馆便宜且实惠,几块钱就能吃得很饱。到冬天会交暖气费,1000块能管3个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花销。

张程终于过上了‌‌“干一天、玩三天‌‌”的生活。提到未来的打算,他看了一眼天花板,又看了眼手机,顿了顿,把手机暗掉放进口袋,说:‌‌“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什么追求。不过我应该会结婚,也会回老家。应该吧。‌‌”

我是2021年冬天在马驹桥遇到的张程。最近他告诉我,已经找到了女朋友,正在西安干着零工中介。计划做后厨的数学老师

7月盛夏,我遇到玉蓉时,她正站在路边,照看着不多的行李,等朋友取快递回来。这是她来到北京的第三天,也是来马驹桥的第一天。

刚到北京的那个晚上,玉蓉同带她来的老乡径直去了京郊一家餐厅,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后厨打杂,包吃包住。她告诉我,刚来的这两天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厨房就像一个战场。除了炒菜,其他所有的活儿都塞给她们,备菜、上菜、收拾餐桌、洗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在黏乎乎的后厨地板上来回穿梭,汗水里混合着饭菜的香气以及油腥的洗涤剂泡沫的气味。潮湿、杂乱、仓促,这是玉蓉最深刻的印象。第三天中午,一辆面包车把她和朋友放到了马驹桥的路边。她和马驹桥的故事即将开始。

玉蓉很安静,戴个眼镜,不爱说话,我和她的对话总是一问一答。当提及她的孩子,能明显感到她的话多了起来,情绪也提升不少。断断续续地,她讲出了自己来马驹桥的原因。

玉蓉是河北邯郸人,在老家时曾是当地一所民办小学的数学老师。在2021年的教培行业整顿中,这份十几年的工作也没了着落。她家有两个孩子,失业那段时间,儿子在苏州上大学,女儿刚上初中。一家人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经济压力很大。

44岁的玉蓉开始外出打工。失业当年,她就在邯郸市内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一个月只能挣3000多元。第二年,她跟着老乡进了山东潍坊的一家电子厂。她们所在的流水线负责蓝牙耳机的组装,玉蓉要做的是点胶——把蓝牙耳机里的零件粘合在一起。这种盒装耳机的内径不到4mm,内部的元器件也十分复杂,她主要做的是底部的缝隙填充,在几秒内往一个0.25mm宽的弧形缝隙内均匀填充胶水,然后重复。流水线工作需要精力和体力高度集中,手脚稍微慢一些就会影响整体进度。对玉蓉而言,尽管最开始会堆货,但熟练度提升之后,工作成了一件不那么苦的事情,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也能达到5000多元。

在工厂干了一年,来年玉蓉再打算去的时候,却因为年龄超过45岁被拒绝了。而在去年,那家工厂的年龄限制还是48岁。在老家耽误了半年,46岁的玉蓉依旧没找到工作。两个孩子在读书,窘迫的现实容不得犹豫。在同乡的介绍下,她决定来北京,寻找新的工作。

尽管刚来三天,玉蓉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先去医院体检,拿到健康证后继续做餐饮方面的工作。尽管一天150块的工资不算高,但好在包吃包住。在工厂的经验告诉她,等到工作熟悉了也就不那么苦了。如果没活儿干了,她就等着,找到新的活儿再继续。‌‌“赚够路费我就回家‌‌”

过去半个月,老王一直没找到活儿干。

为了维持生活,10天前他将落脚点从15元一晚的日租床位搬到了北边凉水河附近的公园里。很多人都在那里休息,夏天好乘凉,也不花钱。‌‌“这几天出来住的人多了,公园的位置也得抢,桥洞下也是。不提前占就没有地方可以休息了。‌‌”老王告诉我。

最近一段时间,老王是市场里到得最早的那一批人,但还是找不到活儿。即使在白天,他也会骑着共享单车,在兴华中街附近转悠。用他的话说,‌‌“蹲活就像钓鱼撒网,蹲一个算一个,没有也得蹲着‌‌”。

老王找不到活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到了暑假,很多学生去工厂打工,工厂来马驹桥招工的需求就少了,而各类型的工厂招工(尤其是夜班)是马驹桥非常重要的用工来源;二是因为老王并非这个市场上受欢迎的那类零工。首先是年龄,很多活儿都对年龄有要求,年轻人更吃香,马驹桥也不例外,而老王今年已经52岁了。其次是技能,老王啥活儿都干,但却不像市场中一些专门的泥工、瓦工,他们有自己的一门手艺,很多建筑工地装修的活儿老王都干不了。

半个多月下来,老王愈发清晰的认识到,马驹桥的就业行情越来越差了。‌‌“等我赚够路费就回家‌‌”。说出这句话时,他的眼神黯淡了一点,转头看向公路上穿梭的车辆。

老王的家在山西长治。来马驹桥之前,他一直在当地的一家玻璃厂工作,一个月3000块钱。生产玻璃的流水线已经半自动化,老王要做的就是在操作指令下达后,往池里铲入生产原料。尽管这份工作累了些,但也算稳定。

在儿子上初三那年,妻子身体不太好,老王只得离开厂子寻找更快更赚钱的门路。此时他的年龄已经不符合大多数工厂的要求。几经辗转,他和同乡一起来到了马驹桥。

老王勤快,也能吃苦,什么活儿都能干。零零总总平均算来,一个月的收入在六七千块,每个月他固定给家里打5000元,刨去自己的住宿和饮食,一个月剩下的钱也不多。快递分拣、药厂包装、电子厂装零件、建筑工地小工、货物搬卸、室内拆迁……这些活儿老王都干过,工资一般在190-240一班(14个小时),都是下力活儿,辛苦得很。尤其是工厂和物流分拣方面的活儿,马驹桥的临时工是轮不上长白班的,而夜班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半到凌晨四点半,这个时间是对体力和精力的双重消耗。

老王说,他在马驹桥干过最轻松的活儿,是去年打新冠第三针疫苗,接种就有220元补助,还送了一些小礼品。‌‌“但是这种活儿只能有一次,打过就不能再打了,属于一次性的‌‌”。

疫情管控放开后,老王发现,找到活儿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了。疫情期间,只要人还可以流动,马驹桥就一直有活儿干,而且疫情也催生了一些特殊用工的需求。只要肯干,就能找到事做。但疫情之后,来马驹桥的人更多了,活儿却没有增加,常常是很多人抢一两个活儿。这种情况对老王来说非常不友好。此外,即便有活儿干,工资也比之前少了近30%。以前230-260元一天的体力活儿,现在的报价就只有150-180元了。即便如此,这些活儿也成了抢手的工作。

集体降薪和用工饱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这段时间老王一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这和留在老家打工的妻子收入差不多,但他在异地,还有额外的生活成本支出,不仅自己过得狼狈,补贴家用也不太够。

接下来老王将继续找活儿,等到攒够路费就回家。对于这一点,他说得十分笃定。

*文中张程、玉蓉、老王均为化名。

作者李晓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摄影蔡星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