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选中了图里这台配色特别的柠檬黄 SONY TX10，1600 万像素，1080p 视频。虽然是 2011 年的相机但今天依然够用，不追求特定 CCD 的美颜效果而是记录生活的话刚刚好。
今天下午去提了货，入手成交的价格我没有如实告诉这个女生。这个价格已经不重要了，我懂她想通过付出得到心仪物品的心情。于是我跟她说，我和我爱人赞助一半，她只需要付 200。
她仍然不想人陌生人为她付出，觉得对不起我们，说我们最多赞助 10 块钱她就觉得非常好了。最后我们商定她出 300 块钱，我们出 100，她说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我说你只要真的坚持拍照记录生活就可以。
然后又一次发生了反转，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妈妈以后，妈妈把她借的钱都还回去了，同意了她买相机的想法，又替她出了这笔钱，也没有骂她，只让她买回来就好好用。
后面对方就一直在道谢，我跟她说其实我们要谢谢她，她的执着和原则感动了我们，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帮助她，感觉像是穿越时空回报了高中时开始举起相机的自己，青春不要留遗憾。
偶尔放暑假的时候，我也会去人民公园仅有的两块露天羽毛球场打，我就是在哪里认识了朱珠。小县城里爱好羽毛球的人不少，男女老少都有，但是像朱珠这样的鹤立鸡群的美少女，很少见。所以每次她去打球，总有一大堆大叔、大爷围着，争着跟她搭档双打。
我当然也是想的。但是一个高一的文艺少年，脸皮薄，不好意思去抢。大部分时候只能干坐在场边，静静地看着朱珠打球。偶尔有目光交汇的时刻，也会特别的不自在，赶紧转移视线，假装思考人生。
大概是因为少年的我总还算比大叔好看，朱珠还是注意到了我。姑娘可能早就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所以有一次她主动找我，要跟我搭档。我受宠若惊，整得拍子都握不稳。但自从那次之后，我们的交流就变多了，很多时候，心照不宣，都会等对方到来才一起上场。
朱珠跟其他姑娘最大的区别在于，不装。用贵州话来说，就是特别耿直。我小心思比较多，很多时候欲说还休，她是有啥说啥，从来不藏着。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听她说。安静的当一个听众。
我们虽然是同龄人，但是并不在一个高中。所以除了打球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过完了暑假，没有时间打球，就很难见面了。在暑假结束之前，朱珠破天荒的邀请我去她家玩。儿时对待朋友最高的礼节，就是请对方来家里玩了。尤其是异性，非常难开口。因为那个年代父母的视角里面，不夸张的说，贪玩如犯罪、早恋如吸毒，能得到一个女孩子这样的邀请，非常难得。
作为回请，我也生平唯一一次请异性来到了自己家。为此我还破天荒第一次要求老爸老妈那天出门散心。那天朱珠带了两个闺蜜，我们坐在我家的阳台上，比赛讲笑话。轮到我讲的时候，朱珠正好在喝茶，一个爆梗出来，朱珠突然爆笑，嘴里的茶正好喷了我一脸。她连忙拿出自己的手绢，为我擦拭。那种第一次被异性触碰，脸红心跳的感觉，没齿难忘。
但可惜的是，过了几个月，因为朱珠的父母调到省城贵阳，他们举家搬迁。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话，临走之前，朱珠写了一封信给我，约我去爬山看日出。
那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也是最后一次。去爬一座叫做纱帽山的高山。
我知道她要走了，心里不怎么痛快，所以爬山路上闷闷不乐。爬到一半的时候，朱珠有点生气了，站在原地说，我累了，不走了。
我一个大蠢驴，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反而一个人走了很远才想起回头问她，那要怎么办啊？还爬不爬啊？
朱珠大喊，你过来拉我一把啊。她主动伸出了手。那是少年的我第一次拉异性的手。我强作镇定，但是难掩心跳，一贯大方的朱珠也罕见的红了脸，平时话很多的她剩下的路程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就这么默默的牵着手，爬上了最高峰。即便是彼此的掌心都是汗，也没有放开。
那一天的日出并没有什么特别，隐约的雾气中全是少年的兴奋与伤感。
她离开后我们还写过一段时间的信，但距离终究是无敌的存在，最终还是奔向属于各自的未来。有些想说的话，彼此终究没有说出口。
我今天打羽毛球，突然看见一个很像朱珠的姑娘，凝视了很久，想起了那两个牵手的少年。最好的时光，依然不曾遗忘。Translate Tweet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能感知到别人的青春时，其实就意味着自己的青春已经结束了。是某天路过一个礼物店，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外面讨论。应该是买礼物送人，几个人在说：我帮你打听好了，就买那个不会错。也有人在催促着说快点快点，等下回去还要上晚自修。
就是只有到这种时候，突然撞见热气腾腾的一群人，才会让你发现原来自己的青春早就结束了。真的很明显，十几岁的年纪哪怕是在人群中，那种洋溢着的青春感还是会让你一眼认出来，眉眼间跳动的灵气和看向万事万物时眼里的光，每一寸呼吸都是不一样的。
上次朋友一起出来吃饭聊天的时候还提到，开玩笑说自己老了。老了也许不至于，但不再年轻是真的。好比我觉得夏天是让人燥热的。而早些时候夏天有更多的期待。万事万物都让我们好奇，有挥洒不尽的热情和每个夏夜都讲不完的话。
比如对一些事情不再揪着不放。好朋友不再联系了，暗恋的人为什么永远没有回应。我朋友说：以前我会写很长很长的话发给对方，我希望对方了解我。我希望他能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值得来往的人。我在不被在乎的时候总想问个清楚明白，我想问对方为什么这样对我。可现在别人稍微远离我，我便默契疏远。不联系便不联系吧，没有回应就算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没长大。我永远以为自己停留在十几岁的年纪。可表达欲的逐渐流失也好，对生活的感觉变得越发迟钝也好，总有那么些时刻让我发现原来青春结束啦。我也时常感觉自己笔尖跳动的灵气在消失，对身边人的变化很多时候察觉不到，早些时候我一眼还可以看出谁暗恋谁。而回想起那会儿站在路口分别的我们，我当时只觉得夕阳好看，晚风吹拂着我心尖尖，我以为我未来还会有很多个这样的夏天。如今想想，原来那是青春在用别样的温柔向我道别。
你和青春就差了一场演唱会
周末，因为住的附近是奥体中心，有张杰的演唱会，交通大阻塞，热闹非凡。
知道“闰土”，也就知道闰土。在我们那个年代，“闰土”算不得贬义词，但是用闰土代指，估计也不是什么太好的含义。憨憨的、普通的外貌，是不是好歌手，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执拗，孩子怕是也没粉过他。于是看到满街花枝招展的少男少女，中年少女们，还是惊诧于张杰的魅力。打扮的千奇百怪，各领风骚的，与春末暖洋洋且暧昧的空气，莫名的搭。怕是我已经老了吧。
每个时代对于粉这个事情，不尽相同。过去喜欢一些歌曲，也就是喜欢歌曲，对于人只要谈不上讨厌就行，也不会太关注。演唱会室内的、室外的、体育场的，算算参加了不老少。
记忆中疯狂的，貌似是黑豹，本身大家都沉浸在打火机点亮的星海银河中，会场要求熄灭，说是怕着火。再然后就开始失控，后续一首歌结束，为了表示支持，掌声口哨中，打火机雨点般落下。想想歌手们是真不易，就算是一次性的，哪个砸中了也不行啊，至于谁真扔个防风或是钢音的，少不得头破血流、命丧当场。歌手们在场上闪展腾挪，观众们起哄架秧子，后边似乎是哪个歌手出来鞠躬+请求，才渐渐平息。
后边应该是草莓音乐节，那时已然老了吧，为了郑钧和老狼去的。还认真的音乐节式的蹦跳，自己还偷带了啤酒进去。喝的很尽性，听的也很爽。就是因为地是砂砾铺的，蹦跶起来很累，坚持一两首歌还行，再长就要死要活的。一开始慨叹是自己老了，后边发现年轻人一样。我宁可埋怨这地面不行，总不能说现在的年轻人体力不行。
后边心境是真不行了，演唱会老挑剔人家现场唱的不好，就算是VIP的票，也大半送了人。
后边对粉丝圈这个事情，相当一段时间不甚理解。主要是强烈的排他性和攻击性，甚至是对偶像的一些强制要求。生生把偶像二次元化和AI生成化。但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冷眼旁观呗，咱还得俯首甘为呢。那时还庆幸，孩子跟我差不多，对歌曲更在意些，其他的无感。
但张杰演唱会，虽然没在现场，只是有幸看到了孩子们的绽放。对，绽放这词很准确。也就是参加演唱会，对于他们来讲，不再是老旧的去勾起某种情绪或回忆，怀念某个情境和时光。而是，当下，我要绽放自己。
煽情的时候，总说某年某月的某个时刻，和某人在某个演唱会上，要么紧紧相拥，要么相视泪眼，要么疯狂叫喊，要么万人合唱……，其实如今，怕是就绽放一次就够了吧。青春么，不绽放等什么呢？宁可绽放中等待枯萎，也不能连绽放都没开始，就胎死腹中吧。
现在开始理解粉丝圈了，朋友不易得，人生很艰难。偶像本身就是自己存在和渴望的东西，无限接近信仰的东西。那是半点不能亵渎的，否则为之生死度外的，在所不惜。因为偶像的完美和存在，是自己独立存在的标志，标签。这种捆绑，比电信部门的坑可深得多。
突然觉得，当初培养孩子独立喜欢音乐本身，好坏不明了。还好的是，上周学校活动，他们班有组乐队的。他说现场既帅且炸，还分享了视频和照片。音乐怎么样，想的来。不过兴奋总是好的，人么，青春么，绽放一下，总是必须而应该。
上海1981
1981年11月，我因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学插班复读。一起复读的还有同学M、C、P。复读的日子是缓慢而焦虑的。有一天，M提议说：我们去上海玩吧。他说他有个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已经拍过几个片子，是个小明星了，我们可以住他在戏剧学院的宿舍。我们都很来劲，家长也不反对，给了一点路费，几个复读生就兴高采烈地出门远行了。
当时从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汉客轮，叫“东方红XX号”，分5种等级的船票。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5等票，在最下面一层船舱，里面挤满了人和各种鸡鸭水产。舷窗密闭，烟气、水气与家畜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浓郁熏人。我们几个情绪高昂，一路说说笑笑。早上十点钟的船，下午四点多钟到达十六铺码头，上岸后直奔上海戏剧学院。
我至今还记得公共汽车下来的那一站叫美丽园站，这个名字很难忘记。当时的我不会知道，几十年后我会在这附近的某一个建筑里工作。穿过华山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们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门口。
门卫：找谁？我们：找王伯昭。门卫：王伯昭不在。我们：他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门卫：他在外地拍《笔中情》，这几天不回学校。
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们完全懵掉了。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在上海市中心路边随便找个旅馆是多么容易，可是在那个年代，住旅馆是要单位介绍信的，我们几个复读的中学生，连单位都没有，哪里的介绍信?
没办法，我们只好离开原定的目的地，去碰碰我们的运气。暮色降临，寒风刺骨，我们穿着父母的军大衣，拎着那个年代的长方形的旅行袋，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小旅馆。在一个非流动性的年代，哪怕在最繁华的大上海，旅馆也是一种稀缺的奢侈品。
果然要介绍信。我们一路上想好了措辞，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我们是学生，是来找朋友玩的，可是朋友临时有事不在，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旅馆的人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别说你们没有介绍信，就是有介绍信也住不了，因为客房都满了。最后，他看我们实在可怜，给指点了一条迷津：去找澡堂子，那里可以过夜，而且可能不需要介绍信。
我现在还很惊奇，在一个没有手机、百度和电子地图的年代，我们是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找到一家公共浴室的。我还记得的是，那个浴室的名字叫大观园。
服务台的人提都没有提介绍信，过夜没有问题，6角钱一个人，晚上10点以后才能入住，早晨6点钟要离开。那时候已经很晚，没等多久就10点了，我们拖着疲惫的步伐，怀着敬畏的心情，跟着服务员进入了大观园。
大观园内温暖如春，烟雾缭绕，人影绰绰。服务员把我们带到休息厅，最后一批浴客正在离去。我们要睡的是一排排供浴客休息的躺椅，椅背是斜的，上面铺着蓝色条纹的毛巾。地面铺着彩色的瓷砖，踩上去有点粘滑。我边上的躺椅上还躺着一位老先生，安逸地抽着香烟，手持一只小收音机，毫无离去的迹象。服务员也不催他走，指指我的军大衣，示意我脱下，又让我把钱放进口袋，然后他用一把海神三叉戟那样的叉子，嗖的一下把大衣挂到了高高的屋顶。那里有一排挂钩，就算是浴客的储物箱和衣帽间了。
我躺到躺椅上，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湿漉漉的，包括身下的毛巾，带着人肉的气息。身边的老先生不知啥时已经离去，投宿的人不断加入，一件件大衣不断腾空而起，飞向屋顶。我看着那一排排悬挂在半空的鬼影，听着外面逐渐沉寂的车声人声，度过了我在上海大观园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被赶着起来，开始在这个大城市游荡。我那时对外语很感兴趣，就直奔福州路外文书店。上了二楼，右手有一个小门，挂着一个牌子：外国人不得入内。我知道这就是我此行真正的目的。这就是中国签署国际版权公约之前，出售翻印的原版外文书的地方，那些书的背后一律印着“光华出版社”，以及“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的字样。这个书店中的书店门口还有一个保安，我很担心他也会像旅馆里的人那样向我要介绍信，但他只是看了我一眼，一声不吭。我怀着侥幸过关的喜悦进到里面，犹如老鼠掉进米缸，可惜身上的钱太少，只能捡起一本放下一本。那次我买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格林的《人性的因素》，还有几十年后在中国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作家福莱特的成名作《针眼》。
后来回南通以后，这本书一时也没去看，因为当时英文水平有限，看看简写本还可以，看原文足本就困难了。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我父亲辛丰年正捧着《针眼》看得起劲。这有点奇怪，因为我相信父亲对任何“畅销”的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到了晚上，他完全没有放下那本书的意思。到了第二天，他看完了。这本书写得非常吸引人，父亲对我说，“就是太黄了”。父亲的遗憾，立刻转化为我学习英语的强大动力。我花了整整一个月，连猜带蒙，活生生把这本书硬啃了下去。这是我平生读完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原著，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只觉得自己有一种突飞猛进、脱胎换骨的感觉。今年4月，出版社安排我和福莱特进行了一场对谈，我讲起这本书与我的渊源，福莱特高兴地说：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书可以用来学外语！
晚上，我们去了外滩。1981年的外滩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那种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觉震撼。然而，当我们把头转向江边，却看到远比那些传奇的建筑群更为壮观的风景。在靠江一侧的防汛堤边，在马路对面老洋房灯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风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一对对的情侣，从南到北，一望无际。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上海传说中的情人墙，一个缺少私密空间的年代的约会圣地。我们几个从小城市来的复读中学生，平生第一次看见这阵势，口干舌燥，浑身麻木，如遭电击。不敢走近，又舍不得离开，只呆呆地停在离人墙十来米开外。那些情侣们相互缠绕，千姿百态，视世界如无物，但一律向着黄浦江，无人回头。
我们也朝着黄浦江，背后是曾经的十里洋场，百年外滩，千盏灯火。对面十米之外是动人心魄的旖旎风光，在那后面是流过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边，是零星的几点光亮。
我们当时不知道，那零星的几点光亮，就是陆家嘴，就是上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