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后个体户律师：差点贷款上班

有银行推出律师专属贷款，符合资格的律师最高可贷 200 万元。律师中的个体户 —— 独立执业律师，显然是这种 “律师贷” 的目标群体之一。

这些年轻的独立律师，有人奔波在找案子的路上，却鲜有收获；有人尝试通过直播推广自己，但观众数为 0；有人苦干一年，收入不到 26000 元，最差时月入 500 元，不够交社保和房租。转行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选择，但他们还想再坚持一会儿。

成为独立律师那天，陈东将微信名改成 “姓名 + 律师”，头像换成正式的形象照，在朋友圈更新两条工作内容，并计划每周更新一条公众号推文，重拾闲置已久的抖音账号开直播，“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提到这里，他苦笑自嘲：“果然每个人都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陈东今年 25 岁。小时候看影视剧，觉得做律师可以每天出入高端场所，认识各行业的大佬，或在法庭上霸气发言，维护正义，既挣了钱又能获得社会尊重。于是他一心往这条路上走，大学修了法学专业，参加法考，到律所实习，给带教老师 “做保姆”—— 买菜、做饭、接孩子放学，实习月薪只有 2500 元，他都熬了过来。

没人告诉他，真正成为律师之后，他得自己交社保，给律所交座位费，自己找案子和当事人，经常要倒贴钱上班。

贴钱上班，发生在很多律师身上。在社交平台上，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都没开单的律师不在少数。近日，深圳律协和深圳农商银行推出律师专属贷款：具有 3 年（含）以上信用记录、且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深圳律师，可申请个人综合贷款额度最高为 200 万元，30 万元以下可自助用信；年化执行利率最低至 3.2%（具体利率以审批结果为准）。

深圳律师黄莉莉看到了这条消息，但是她跟身边很多独立律师聊过，大家都说刚开始做独立律师，零创收很正常。她的朋友也在今年 1 月份独立，至今没做过一个案子，去年的存款已经花完，每月社保都交不起。黄莉莉觉得，自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验证码都比这高”

精英，是很多人对律师行业的第一印象。

如果概括来看，黄莉莉的工作日常符合很多人对这一职业的想象：穿着正装，手拿咖啡，走进 CBD 的高级写字楼，坐在视野开阔的办公室里；等访客来了，听他们的诉求，让助理整理材料；到时间就去法院开庭，一顿输出；判决书到手，一项工作就完成了。偶尔，飞往全国各地，与当事人面对面交流，或出席大佬云集的商会、高尔夫球场，维护关系，稳定的收入随之而来。

然而，这些只是表象，实际工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作为授薪律师，老板分配的案件她必须完成，而完成的案件提成又被律所分走大半，实际到手的并不多，黄莉莉需要在律所分配的案件中争取更多的提成。合理处理这些案件尤为重要，时间紧急的优先做，分成低又相对不急的可以排在后面。

律师是一份需要高度细心的工作，面对诉求欲望强烈的当事人，要小心控制情绪和注意措辞，生怕说错一句话会引起对方的不适，甚至是愤怒。与其同时，加班是他们的日常。每一份文件都要再三核对，一个字都不能错，涉及到数字，她习惯用手指逐个数，并反复多次核对，多个零和少一个零差别很大。

有的案件材料很多，时有几百页的资料需要她两天内看完，并找出破绽，再跟对家谈调解。那两天她几乎没睡，调解结束后，下一个案子又排上行程，立刻要处理…… 循环往复，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整日埋在一沓沓文件海里的日子她过了两年。

在律所工作，虽然有稳定的薪水，不必为案源担忧，但黄莉莉感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受限。底薪 6000 元，每月至少独立做 12 个案子才能保证月入 10000 元，她越来越感到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付出与收入而且工作中的委屈也不少。

她曾经遇到过一位讨薪的当事人，案件胜诉后，对方却因没收到钱，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不满，跑到办公室当面质疑道：“请你们我得到了什么？我要的是钱。” 黄莉莉试图提供执行意见，对方拒不接受，她只能无奈地回答：“请我们，您获得了一份胜诉判决书。” 对方沉默，没有多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律师的工作是帮助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达成诉求，至于执行问题，并非律师所能控制，但当事人的不理解常常让她感到无奈，“类似的情况太多了”。

在小律所工作，未来似乎一眼就能看到头。黄莉莉才 27 岁，她渴望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于是在去年 11 月辞去了律所的工作，转而成为一名独立律师，开始了新的职业旅程。

独立律师意味着要完全自负盈亏，要自己找案源，交税和社保。而且独立之后，不等于跟律所完全脱离关系。有些律所租了一层办公室，自家团队用不完，多余的空间就会对外分租，给独立律师提供牌子和场地。对应地，独立律师就要分担成本，一般来说座位费是每个月几百到上千元不等，一间办公室则要几千元。挂靠在这些律所后，如果独立律师接到了案子，还要给律所分成。

李玉在广州做执业律师 4 年，她在番禺一家律所租了个工位，每月 500 元，有客户上门就带他们到会议室。“咱们没什么业务，有工位就不错了。租一间办公室的话，要几千元，怎么付得起？”

每个月，李玉都要为社保和房贷发愁。前几年，她每年大概能接到 40 个案子，今年截至目前，她只接到 20 多个案子。“执业 4 年还要家里倒贴”，李玉常常觉得自己 “好丢人”。

她算了一笔账，算上交税和分成，她交给律所的成本大概占收入的 20—30%。前几年，她一年收入十几万元，扣除要交的成本，实际到手才几万元，平摊下来每月大概收入几千元，这是从业 4 年的水平。

黄莉莉执业时长不如李玉，目前独立出来一年，累积收入不到 26000 元。上个月，她的收入仅 500 元。她和一家律所合作的案子，完成后可得提成 1200 元，但社保要交 1000 多元，赚的钱还不够扣社保，从账上余额凑合加上垫付的差旅费报销到账，她银行卡里体现的当月薪资才能达到 500 元。

“验证码都比这（数字）高”，黄莉莉觉得很荒唐。

从业人数激增，案源减少，是很多人的感受。以广州为例，今年广州律师总数 27540 人，相比 2021 年增长了 7341 人，增长率高达 36.3%。对应地，业务量却在持续下降。公开数据显示，2021 年广州律师创收为 96 亿元，到 2023 年增长到 100 亿元，以此测算，广州律师这三年的人均创收水平从 48 万元降至 40 万元。

“我们很多都是被平均的，挺多律师一年都挣不了 10 万块钱。” 李玉叹道。

“只要给钱就行”

独立律师全靠自己找业务，拉不来业务等于失业。

黄莉莉有个朋友在浙江二线城市做律师，每月接两个法律援助案件就能覆盖执业成本，自己生活节约点活下去不难。但在更多的地方，多位受访者表示，法律援助律师饱和，而且案件大都被大律所垄断。

一名河北的律师表示，当地法律援助的价格 “低到离谱”，民事和刑事的法律援助案件都被压到 1000 元左右一个。他听北京的同行说，死刑复核法律援助的案件能收到 10000 元一个，但对应的要求也更高，至少 5 年刑事案件办案经验才能接到这类案子，年轻律师基本没有机会。

多位受访者留意到，近两年，市场上多了很多法律咨询公司跟正规律所低价竞争，前者有资本在网上投流，以低于律协指导价接待当事人，独立小律师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他们案件多，当然可以低价接，而我们作为独立律师一年到头才成几个案。” 黄莉莉举例，发律师函一般要千元以上，现在有时会被压价到 500 元。

为了获得盈利，他们只能将业务细分。通常来说，聘请律师 5000 元以上；若当事人把前期材料和流程都完成了，只需要聘请律师开庭，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收取 3000 元；有人只要调一个材料，可能便宜到 1000 元一次。李玉解释，具体看案件情况，如果客户自身经济很困难的话，还可能再给予优惠。

案源不会从天而降，宣传自己似乎是小律师们唯一的出路了。只有那样，他们才可能被看见。多位受访者都说，现在很多律师选择在社交媒体上找业务。他们会在网上发案例，建群，等人来问；也会主动出击，刷到求助帖子，就会立刻私聊对方。没有单子的日子里，李玉每天都盯着手机，几个平台来回切换。“要经常聊，不聊的话人家也看不到你，也不会有大数据的推送。”

陈东选择了直播。他先是围观了半个月同行们的直播，学习技巧，还买了手机支架做准备。第一天他计划先试水播一小时，对着屏幕里的自己，他只觉得尴尬，瞥见左上角的观看人数始终为 0，整个人越加紧绷，表情都无法放松，不知道该说什么。安静了十分钟，终于有人进来，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立刻就退出了。见状，他也坚持不下去，果断退出了，“直播会让 e 人变 i 人”。

为了抖音上的执业认证，陈东还录了普法视频。搞了一个月，直播认证和执业认证都通过了，打开相册，全是自己录的废片。

对比线上，线下跑单更加渺茫，独立律师必须要去社交，参加商会，努力推销自己。在那些活动上，其他人都抢着递名片、加微信，李玉挤都挤不进去。一旦有人打开二维码，周边迅速围满一圈人，还有不少手机从外围递进去，伸长手扫码。加完一个人，隔壁一有骚动，不管是谁，跑去加了再说。

李玉去过两次就放弃了。除了不喜欢那种场合，更重要的是，她发现在活动上加的人几乎都不会有联系，“没什么用。”

李玉还有一种感觉：律师这个行业里有很严重的三六九等。很多大资源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尤其是混大圈子的大律师，他们天然拥有优势，企业老总们总会优先找到他们。没有大律师和大律所做靠山的小律师，只能 “看天吃饭”。

对律师来说，老客户推荐或熟人介绍是最稳妥的，但李玉也试过被跑单。

有次，一位熟人因欠银行钱被起诉，在开庭前找到她，希望李玉帮忙调解。时间紧，又是熟人，她便想着赶紧办完委托手续，把案子先做完再收费。没想到调解结束后，对方一直拖延付款。后来李玉才知道，此前对方已经找过很多律师，对比了多方价格，觉得她便宜才来找她。后面李玉每次追问律师费的时候，对方都说过几天给，但都没有下文。李玉也明白了，对方是打算赖到底，只能认倒霉白干一场，“我不可能说为了两三千块钱去和他打官司，我还得倒贴”。

类似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案源越来越少，李玉的标准也在一直下降，“只要给钱就行了”。

“这本证困住了我”

直播中止了三个月，陈东又重新站在了手机镜头前面，当天上午和下午各播了一场，每场两小时，连麦 20 次，涨粉 20 人，达成交易 0 人，收益 6 元，他觉得很满意了。

遇到认识的同行进直播间，陈东还是会觉得很尴尬。有一次，他看到妈妈也进了直播间，他尴尬到想立刻退出。

陈东又坚持做了半年，硬着头皮上播，最近一场还涨粉 50 人。坐在咖啡店里，他看着支架上里的手机，开始直播的按钮却怎么都按不下去。他想起，连麦的数量上来了，但质量一般，很多观众提的问题甚至不是法律问题，也没有控制时间，总是一个问题反复提问。还有很多人明显是到处询问的，不知道经过几手，转化很不理想。

直播半年，每月收益只够买一杯咖啡，投入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很多前来咨询的人都抱着白嫖的心态，没有任何付费意识，这让陈东感到厌恶。他不想继续了。

日常生活里，陈东连打车都不忘跟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殷勤给名片，积极拓展客源，还会主动参加讲座和聚会，见到人就介绍自己的律师身份，“恨不得让路过的蚂蚁都知道我是当律师的。” 他也厚着脸皮主动上门拜访企业，跟老板尬聊，但依旧很少有单。

独立的代价就是一直要宣传和社交，陈东觉得太消耗了。后来，他考虑加盟一家律所。接触了几家之后，他发现中小律所还是要靠自己找案源，感觉跟独立没什么区别，还多了成本支出。至于大律所，据他了解，有的要抽成 18%，免第一年座位费；有的要抽成 10%，每年座位费 12000 元。不在本地的话，有的地区大所抽成 30%，还要另外交打印费、快递费、座位费和税费。即使加入团队也需要宣传自己，而且案源问题不是光靠换律所就能解决，换律所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徒增成本。

陈东开始迷茫。压力大时，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每天凌晨三点半，他会准时醒来，再也睡不着，一直到天亮，马上又出门工作。每天的有效睡眠大概只有 3 小时，他感觉心跳的感觉前所未有地清晰，头总是昏昏沉沉，经常觉得没力气说话，只能依赖咖啡打起精神，心率有时快得会让他想到猝死。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

独立大半年后，陈东觉得身心都撑不下去了。宣告失败的这天，他反而睡了个好觉，睡足 9 小时自然醒来后感到久违的放松。

也想过彻底转行。陈东甚至觉得，自己从业以来既没有获得与年龄、经验匹配的收入，又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快乐。最近他经常刷到一些旅游相关的视频，幻想着去流浪，走到哪算哪，钱花完了再说。随即又会想到，流浪只是暂时，始终要面对的是：到底要不要转行？打开社交网站搜索栏，他以前查的是 “独立还是授薪”，现在搜索的是 “不做律师能做什么”。

陈东曾经跟妈妈抱怨不想做律师了，妈妈反问：不做律师还能做什么？他多次打开招聘网站，胡乱翻了几页，发现没有他能做的工作，又默默关掉网站。陈东说，他刚收到了下个月的法院传票，还有 4 个庭要开，无法脱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本律师证困住了我”。

李玉接受了现状，“做了这么多年也知道自己什么水平，强求不了”。多位受访者都表示，深圳推出的律师专属贷款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如果利率低可以考虑，但现在看来跟其他贷款产品并无差别，只是换了个名头。比起贷款，他们更需要的是稳定的案源，能在这一行里活下来。

“做律师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别的也做不了。” 李玉说，法考很难，很多人要考几次才能通过，她也考了几年。所以，能坚持拿到证的人，入了行就不想轻易离开。对于像她一样的法学生，能转行的机会更少。这个月接不到案子，下个月继续努力，“假如一年我都没有接到案子，我肯定也转行了，我就不做了”。不到那一步，他们还是想再试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法拍房背后: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普通人

2024年1月，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全国法拍市场监测报告》提到，2023年，全国法拍房挂拍总量达到79.6万套，较上一年增加36.7%，其中，法拍住宅房源挂拍38.9万套，较上年增长43.01%。

被法拍的住宅房源背后，是一个个资金链断裂的家庭。本刊采访了几位法拍房房主，他们中有人因为入不敷出而断供；有人在房子被开发商抵押，法院上门贴封条才知道房子面临拍卖；有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住进新房。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刘万琼，38岁，广东河源

房子被拍卖时，我们全家还没住上一天。

我的房子是2018年买的，花了我和老公多年的打工积蓄。

我高中只读一年就辍学了，那时我刚18岁。我有五个兄弟姐妹，父母靠务农供养我们。我先是在老家的小卖部、批发部等商店帮店主卖货，后来在深圳做餐厅服务员。我的老公跟我是同乡，也是广东河源人，2007年我们认识后，一起回了老家。我先后在制衣厂、电子厂上过班，老公去过木材厂，帮人卖过二手车，还给人搭过舞台，但是这些工作收入都不稳定，比如卖二手车，卖得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上几千元，也可能一辆也卖不出去。

我们孩子出生后，一直是由爷爷奶奶带着。那时我们每个月回家看孩子，他们总是眼泪汪汪的，很可怜。我不想让孩子小小年纪就变成留守儿童，2014年，我们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那时大儿子上二年级，老二也两岁半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大儿子就读的小学附近租房子住，每月房租800元。

2015年开始，我老公在工地给人开了三年泥头车，运输沙石、泥土、水泥等建筑材料。这工作辛苦，一整天都在工地上跑运输，起早贪黑，浑身上下都是泥，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元，相比工厂，是很不错的收入。2017年以后，河源市很多地方在搞建设，新动工的楼盘数也数不清，我老公陆续买了三台泥头车，其中两辆雇人开，一辆自己开，每年收入十多万元，但要还泥头车的贷款，每月6000多元，还两年。

2018年，我们开始考虑在城市安家，租房住总有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弄坏房东的东西还要赔，不如自己的房子住得舒心。我身边许多人当时都在市区买房：2010年以后，河源市周边乡镇不少学校陆续关闭，没关的学校也只留了一二年级，一个学校可能只有十几名学生。买房都是为了孩子。那几年，我们眼见着城市的面积在不断扩大，现在河源市的江东新区、高新区，以前都是成片的山。

我们选择了一个离学校、医院、菜市场都比较近的小区。我们买时小区已经建好，大部分房子已经卖掉了，我们选择的四楼，谐音犯忌讳，是一般人不会要的楼层，楼层更高的我们也没有预算。房价是每平米5000多元，总价78万元的房子，首付25万元，月供3000多元。我们没有立刻付清首付，开发商允许我们先付10万元，剩下的在一年内付完即可，这在当时很常见。

2019年底，我们顺利结清了首付。我们计划再用一年时间，一边挣钱一边装修，到2020年底，我们就能住进新房了。没想到疫情来了。为了多赚点钱，从2018年春节开始，我和老公都会在春节前几天在河源一家百货商场门前卖年花，多的时候能赚一万多。但2020年春节，买花的人很少，卖花的比买花的还多，最后花送人都没人要，本钱亏掉了一大半。

紧接着就是工地停工。2020、2021年两年期间，工地没活干的时候远多于有活干的时候，而且不能及时拿到钱。我们家的收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当时房子、泥头车、汽车的月供加起来有13000元，我在电子厂打工，一个月只有五千多的工资，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2022年，我老公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餐厅的地段也不好，停车不方便，客流就更少。半年餐厅亏损了十万元。

入不敷出的我们，开始从信用卡借钱，我在三四个信用卡间来回倒腾，总共借了十几万元。此外我还从借呗借了五万多元，找朋友借了十万多元，三辆泥头车也卖掉了。到2022年底，信用卡借不出钱了。2023年年初，我们断供了。这之后，我们试过卖房，房子被中介挂出后，价格一降再降，80万、78万、74万、70万、60万，一年多时间里房子都没能卖出去。

今年三月，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上面计算了我们的欠款，我没认真看，没有心情处理这些事。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赚的工资一分都用不了，我三月底从干了十年的电子厂辞职，只能找不需要通过银行卡发工资的工作，比如工厂的临时工。我五月中旬进了一家玩具厂，在流水线上挑拣打包玩具半成品。现在我每天工作11小时，每小时16元钱，工资通过微信转账结算给我。

6月12日，法院打来电话说准备二拍，我才知道房子一拍流拍了。这套购买时总价78万元的房子，一拍定价62万元，到二拍，可能只能定价50万元左右。我跟老公想赶在拍卖出去之前把房子要回来，但我们的收入只够负担孩子们的学费和其他生活开支。去年我公公生病，我们没有钱给他医治，后来公公去世了，从那以后我老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孙黎明，28岁，辽宁抚顺

2020年，法院上门贴封条后，我才知道自己家房子要被拍卖了。

我父亲经营着一家监理公司，主要业务是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对工程建设的安全、进度和质量实施监控。2017年，公司合作的一个开发商没法结清18万元工程费，提出用房子顶账。当年5月23日，我们和开发商签订了抹账协议书，同时还签订了购房合同。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在有新房之前，我和父母在一套老房子里住了20年。老小区没有电梯，其实也没有小区的概念，几栋楼围在一起，就组成了一片居民区。相比之下，新房虽然不在市中心，但楼层高视野好，有电梯，也有绿化和物业管理，看上去更现代化。我记得搬家时是2018年，我刚大专毕业，是个夏天，我热得满头大汗。房子里衣柜、冰箱、洗衣机等等都是新添置的。

2020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了封条，旁边还附着一张法院的公告。公告提到开发商和银行之间有借款合同纠纷，法院要对开发商名下的30套房屋进行拍卖，其中就包括我们这套房子。我们全家都懵了，我们联系法院，法院执行员说开发商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后来没还上钱，银行向法院起诉了。开发商则让我们放心，说跟我们没关系，他们会解决。

但一直到2022年8月我们办理房产证时，才发现房子仍然是抵押状态。我们打了开发商负责人三五十次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后来这个电话停机了。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房子的事是大事。法院去的次数多了，路线、流程都轻车熟路。这段路程单程15公里，要开半小时左右。过安检、找咨询窗口，递上执行异议申请书和抹账协议、购房合同的原件、复印件，再像倒豆子一样把这段经历倒出来，然后开始等待。运气好的时候，我能见到这个案子的负责人，但大部分时候结果是跑空，那种感觉非常无助。

一两个月后，我们被告知房子已经在拍卖流程中了。我在网上刷到过很多房子被开发商抵押的房主，慢慢知道了“案外人”这个词——开发商欠银行钱，把我们的房子抵押出去，问题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是我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就是案外人。我后来才想起来，2020年贴在门上的法院公告里也提到了案外人。公告说，如果被拍卖的房子里有案外人居住，案外人要在七天内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否则视为放弃。但我们没有注意到。

开发商和小区物业是同一家公司。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小区的物业不太靠谱。刚住进来时，物业在小区里设有办公点，但是不到一年后办公点里就没有人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位60来岁的退休老人，平时收垃圾、兼任保安。大约十天前，这两位老人罢工了，小区里垃圾堆成了一座山，我身高一米八，那座垃圾山比我人还高。一周后，有邻居打了12345，垃圾才被清理走。听小区里的居民说，两位收垃圾的老人提起过，公司欠了他们半年工资，还欠着电费。

我觉得开发商付不出工程款，欠银行钱被强制执行，和抚顺市这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有关。2012年我读高中，之后的三年可能是公司业绩最好的时候，工程项目太多了，我父亲每天能跑五六个工地，从早上五六点一直跑到下午四五点。我经常被父亲拽着跑工地，他想让我接手公司。我一度不希望公司有这么多业务，因为起不来床。那几年，抚顺城里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工地，脚手架几乎随处可见。我们家也在那几年后变得宽裕，我刚从大专毕业，父亲就给我买了车。

2015年我高中毕业后，公司的新项目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家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前几年留下来的正在收尾的活。我观察到，在城市边缘地带，那些原来大肆宣传过的楼盘都烂尾了。结不出工程款的开发商陆续占到三分之一，有的用物品顶账，有的分期。2018年我从大专毕业，家里的公司基本没有业务了。我一边帮父亲看着公司，一边打零工，在健身房卖过健身卡，也卖过房子。2020年4月我开始做城管，就一直做到现在。

去年7月，我母亲查出脑血栓，现在仍然有一半身子动不了，走路得有人扶着，上厕所吃饭都需要人照顾，下楼必须坐轮椅。我的工作是早八晚五，每天下班后我要做饭、洗碗、洗衣服、收拾屋子、帮母亲洗澡，一般做完这些就十点了。母亲生病后，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去年11月我父亲突发心肌梗塞，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住进了养老院。每周我去看父亲两次。

我今年28岁，按道理应该是很有上进心的时候，可我完全没办法投入工作，总怕父母又出什么状况。这么长时间过去，我跑法院的斗志也一点一点被消减。我担心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拍走了我的房子。父母生病之后我想换一个一楼带院的房子，再请个保姆，把我父亲接回家，一家人在一起，这是我接下来想要的生活。上个月有邻居想买我的房子，价格都谈好了，但我没有房产证。

冯丽丽，37岁，南昌

2021年，房子被法拍后，相比于难过、不舍，我更多觉得如释重负。

房子在南昌，是2018年为孩子上学买的学区房。我和老公都是九江的，2013年结婚后我在南昌一家物业公司上班，一个月有三四千元收入。我老公跟朋友合伙投资了三家足浴店，每个月收入有三四万。南昌消费水平不高，我们当时算是高收入人群。不过我们俩年轻气盛，赚了钱就想着花出去。买房前我们一人买了一辆车，总价三四十万元。

不过总体来说，买房前，我们负担很小，每个月只需要还老家房子1200元的贷款，在南昌租房也就一千多元，外加2000元的车贷。我们选的房子在南昌新开发的区，对口学校是一所南昌市重点小学，楼盘号称配套建设很不错，有旅游城，主题乐园、酒店群，与住宅楼连成一片，销售火热。听售楼部的人说，有从温州来炒房的人，一买就是十几套。

我现在还记得看房时的情景，小区那时还是一片工地，只能看到水泥墙。售楼部的人边走边对我们比划，“房子就在这里”“学校在那个方向”，我听着觉得好有感觉，想着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孩子就在小区计划建设的玻璃栈道玩……我们很冲动就交了钱。房子总价110万元，首付40万元，月供5000多元，2019年收房后我们还办了15万元装修贷，每个月还4000多元。到这时，房子每月要吞去一万元。

可没想到，房子还在装修的时候，我老公开的足浴店运营就出了问题。我们就关了足浴店，贷款20万在新家附近加盟了一家水果店。这时每月要还的贷款、水果店房租加起来就接近两万元了。水果店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在一万元以上，但水果损耗大，利润其实很微薄。为了多赚点钱，2019年年底我们又在家附近的办公园区开了一家快餐店，把当时的七八万元存款投了进去。

快餐店的运营还没走上正轨，疫情就来了。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年初，水果店的客流直接下降了一半。后来两个店就都没办法开张了。房贷、装修贷、店面房租都等着我们付，我们只能用信用卡和借呗、花呗，它们利息都很高，每个月都要按时还款，拆东墙补西墙，我和老公加起来可能借了二三十万元，具体的数目我不敢算。后来，我们把水果店和快餐店都关了。

没有收入来源，我的三四张信用卡都逾期了，支付宝也借不出钱了。其实我们也可以问父母要钱，把欠的房贷补上，但当时觉得房贷一还就是十多年，实在太辛苦了。我和老公就商量说算了，这个房子我们不保了。断供半年后，银行联系我们，说要走法律程序。这期间我们向银行申请过两次延期还款，每次延期一个月，但我们始终没有收入，多出来的时间也没有意义。也协商过自己卖房，当时有人愿意以100万元的价格购买，但新房有限售时间要求，没有办法交易。

2021年上半年，经过一次流拍后，房子以89万的价格在二拍成交。拍卖后我们还欠银行十万余元。首付加上这几年还的房贷，我们差不多亏了五六十万元。执行法官告诉我们，当时很多家庭都面临和我们类似的情况，只要我们配合清房，他可以帮忙申请住房补贴。拿着法院给的8万元补贴，我们在孩子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我们名下可能还有三四十万元欠款。催债电话天天都有，可没办法，我们没钱还。我老公后来又试图做过别的生意，也没做成。现在家里的消费靠父母撑着。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因为欠债、断供跳楼了。我还算乐观。两年前有一次买高铁票，我才发现自己被限高了，当时有点着急，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闲钱出去玩。买房前，我经常去周边城市旅游，南昌和长沙离得近，我经常去长沙吃小龙虾。断供后很多消费习惯都改变了，我好几年没买过像样的化妆品，衣服也都是在网上淘的，有一两百元的，也有几十元的。

我抗压能力比较强，可能是因为出社会比较早。我十二三岁时父母离异，17岁一个人去深圳的工厂打工，晚班经常熬到天亮，后来在南昌卖过手机和衣服。在24岁遇到现在的老公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外地生活。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女儿。她在我们断供后出生，现在三岁多。我一直记得一个画面，有一年冬天，我带她去接哥哥放学，风吹得她直流鼻涕，她就把脸紧紧贴在电动车的挡风背上，看上去特别心酸。我拍下来发给她爸爸，他回复说**“我一定要赚钱，让女儿过上好日子”。

文中刘万琼、冯丽丽为化名

看来 ——

季末冲存款，成了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了…

没有家底，没有亲友资源的银行打工人，好难。

我一位银行工作的朋友，甚至被逼到自己贷款 100 万，来完成存款任务。

疯了，真的疯了。

金融机构难，打工人压力大，已经到了这种境地。

看来，银行股买家，坐收 6% 的股息的背后 ——

竟是银行打工人的负重前行

（当然，也有存款人负重前行）

二

不止银行打工人。

地产打工人也不容易。

比如房产中介 —— 现在房子成交量低迷，中介很难开单。

中介开不了单，没有提成，收入也很少。

我之前认识的一位在北京的中介，因为业务难做她已经离开这行当。

回老家带带娃，照顾照顾老人。

上次我微信找她时，问了一句她啥时回。她告诉我，“等行情好了再说”

我和中介接触多了后，才知道 ——

原来地产中介行业，有的公司会有「借薪制」。

啥意思？

这个月没收入，公司依然给你底薪；但是等下个月开单后，这笔钱要还回去。

但是，房子成交量持续低迷，这样下去也不是事呀。

人人都在等一个行情。

工作劣化的情形也突出。

我认识的另一位女生，之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品牌业务。

最近聊天时，她让我有合适的客户，可以介绍给她。

她进一步解释：

原先她负责的品牌部门，去年中被老板给整体裁掉了。

老板给了她两个选项：

1）要么，给一笔裁员补偿；

2）要么，她可以出去另设公司，承接公司的品牌业务 —— 这样说不定赚更多。

她觉得自己能力十分 OK，意气风发选了第二项。

结果今年开年，原老板就给她一重击：

“行情不太好，公司今年品牌上不再做任何项目，0 预算，你可以自己再找找别的客户”

她很无奈，就这么被动创业（失业）了。

现在就靠人脉找找兼职的活儿，找找客户。

不经意间，成了一个灵活打工人。

三

讲最后一个吧。

有一位基金公司的朋友，最近出了趟差，要解决一个麻烦。

因为有一位老大爷，通过银行买了一个他们公司的资管产品。

但去年行情大家也知道 ——

跌太狠，资管产品要清盘了。

大爷很不高兴，一直在银行大闹 ——

跌这么狠了，银行为什么不早点提醒自己，到止损线了就直接清盘，让他措手不及。

本来看好后市，却被直接赶下牌桌了，大爷不服。

银行头疼搞不定，我这位朋友代表基金公司跟大爷道歉。

当地银行的一位理财经理，接待了基金公司的朋友。

理财经理长得很像李永健，苦瓜脸。

一路都在诉苦碎碎念：

“我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块，大爷亏的钱已经比我一年工资都高了”

“我真的太难了，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

基金公司的朋友也很难，“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啊。”

四

讲到这儿，好像有点负能量了。

大环境不景气，行情不景气，导致公司业务压力大。

这份压力，终究落到了打工人身上。

只希望周期的底部，能早点儿过去。

按理说要上一点价值，给大家做做 SPA 才行。免得底色太过灰暗，但我又是不擅长炖汤。

经常有读者留言，感叹自己最近工作不太顺 ——

可能这并非偶然的，个例化的情况。

也并非自己工作能力的问题。

怎么办呢？

咱们现在就是穿越经济「艰难期」

少反思自己，多责怪大环境。

反思少了，结节少了，身体也就健康了；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不冒失，少负债。

能多给自己构建一种现金流 —— 无论是收息股，年金险，还是大额存单，收租房…

那心态就会稳当很多。

年青时觉得激情才好，要么暴富，要么死。

中年的路口回望，才觉得：嚯，原来人生是迎来一道道的细浪。

你得在浪花中调整好心态，找到自己的生活（生存）节奏。

如果能扛过底部，那终会看到幸福的曙光。 

躲债人在天涯

负债者的年关是最难的。因激进消费或投资失利，催生出的负债群体扩大，他们正努力寻求方法，摆脱负债的重压。

王易是一名‌‌“债务规划师‌‌”，通过帮助难以偿还债务的年轻人制定还债计划尽可能脱债，来赚取酬劳。在工作的过程中，他看到一些年轻人轻易就陷入债务泥淖，辗转腾挪，而还债远比想象中更难。

躲债人，年关难过

临近2024 年新年，一天，仁博打开家门，看到摊在地上的几封信件，叹了口气。他没勇气打开，之前的经验告诉他，类似的信件中会注明他欠款的金额。5 万、10 万、20 万，每个数字都扎在他心里。他无能为力，也还不上。

仁博最初的欠款是一笔10 万元的网贷。2021 年，他辞工筹备自己的街舞培训班，借了10 万元凑足了启动资金。不曾想，第一轮招生结束之后，他培训班的生意跌入谷底。最差的时候，他不仅还不上网贷，连房租都要支另外的信用卡垫上。

培训班开了不到一年，2022 年，他拉上培训班的卷帘门宣布创业失败。之后，他开始‌‌“打游击‌‌”，游走于不同的街舞机构当兼职老师偿还借贷。可惜杯水车薪，半年后，他的欠款累计近20 万元。眼见着辛苦的劳作也填不上窟窿，他决定放弃还款。

之后，他成了躲债人，躲催收的电话，躲银行、金融机构给他寄的信函。有时候，催收会将短信发到他朋友的手机上。有好几次，朋友发消息质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能慌忙否认：‌‌“肯定发错了，你们别管，搞不好是诈骗的。‌‌”

朋友们不知道，仁博已经成了一名赖账者。

大学生群体中，也不乏试图躲债的人。2023 年10 月，一位中部地区的大学生为买一台苹果牌电脑借了网贷。每月不到千元的分期，他数月后没能还上，开始逾期。原本，他想着‌‌“反正电脑已经在自己手里，总不能收回去‌‌”，没想到，他很快就接到了催款电话。

最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躲，不到半年时间，他彻底‌‌“摆烂‌‌”，不去想这笔欠账。

直到2024 年新年，一则欠款的信息发到了他的朋友手机上——他的通讯录早被掌握，催债者开始给他身边的人打电话。大学生才意识到，想要躲掉债务没有那么简单。为了摆脱这些麻烦，他找到债务规划师帮忙规划这笔欠账如何偿还。

债务规划师王易叹着气接了这单活，赚了200 块钱。借款是如此简单。王易在不少地方见到的借款信息。它们会像牛皮癣一般出现在公共厕所、宿舍楼道，以及每个人的手机app 中。只需轻点一下，10 分钟内，几万的现金数字就会出现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对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及时还款，没有那么严格的考量程序。

摸到饵，就能找到王易。

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王易设置了一条标价9.9 元的商品链接，商品描述就四个字：债务咨询。现实中王易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互联网上，他是一名债务规划师，通过帮负债者分析负债情况、制定负债计划获取酬劳。

顺着网络线头找到王易的负债者们各显其态。他们有陷入消费漩涡和投资失败的年轻人，也有在竞争之下被挤出商业洪流的失业中年人。

9.9 元是引导咨询者找到自己的饵，是虚价。根据咨询者的负债数额，王易会收取数额不等的服务费。负债10 万元以下，王易收个500 元左右。再高些的欠款数额，他会按照百分比支取。用他自己的话说：‌‌“规划这东西，就跟看心理医生一样，不会有个明确的数字。‌‌”

2023 年11 月，离元旦新年1 个月时，频繁有欠债者，通过链接向王易咨询。也是自那时起，王易开始感觉生活像个陀螺般不停地旋转。

元旦一过，中国年的年关也就近了。中国人讲究欠债不过年，陷入债务泥淖，负债者的年关难过，都急着甩掉身上的债务，为此饱尝压力。跨过新年，2024 年的头几天，王易仍忙着和来咨询的负债者交流，成日没怎么放下过手机。

对话往往进行得很快。王易按照常规询问，很快梳理清楚对方的欠款平台、数额，以及逾期时间。接下来，分析梳理咨询者的负债情况，变得清晰明了。

王易服务周到，除了帮忙规划还债的事，还很注意要给咨询者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王易觉得给精神高度紧张的人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稳住他们的精神状态，算是递过去一根救命稻草。也因如此，虽然梳理债务的效率不拖沓，王易还是会在每个咨询者身上花去不少时间。

临近新年的时候，网名‌‌“杰宝‌‌”的借贷者找到了王易。他太过着急，以至于没打招呼就先拍下了链接付款。杰宝26 岁，生活在上海。2022 年，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开始开自己的车跑网约。

然而，赚来的钱抵不过每个月的车辆贷款，杰宝陷入了债务危机。在一众借贷者中，杰宝的债务不算高，欠款的逾期也不久。因此，他并没有打算完全躲避无力偿还的现实，而是找到了王易，希望他帮忙出点主意。

他的欠款，可以拆分为三块：车贷每月5 千元，花呗欠款一共4 万元，还有零散的信用卡借款剩3 万多没还。根据经验，王易判断，机构知道这样的负债者往往还有还款意愿，这种时候各个金融机构和银行都并未将杰宝视为‌‌“老赖‌‌”，只要杰宝能表现出适当的还款能力，机构便会减免利息，各自给一个台阶，以这样的方式回款。

于是，王易给出规划：将几个债务池缩小。车子是杰宝目前赖以生存的基础，不能动，他开始着手重组花呗和信用卡的欠款。

再次接到催款电话，杰宝尽可能地说话透着委屈——按照债务规划师王易的嘱咐，他尽可能示弱地和对方商量，希望催债人可以减免他欠账的利息，只还本金。

他成功了。而后，杰宝只需要按照规划师的提议，从一张信用卡里借出6 万有余的现金，还掉除了车贷以外的所有欠款，然后给这笔新的借款办理分期。一套操作，他可以扭转原本信用破产的危险境地，为自己还款争取时间。尽管，这对于负债的他来说，只是拆东补西的应急把戏，但给杰宝制定这些建议时，规划师王易的想法，是至少可以减少欠债者临近年关的还款压力。而且春节在即，人手头留些现金，也好过年。

负债者，一块肥肉‍‍‍‍

暂时躲避债务催收后，杰宝支付给规划师王易1000 元的酬劳。直到结账收单，杰宝也没有告诉王易自己真实的名字。王易也不在乎，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个银货两讫的生意。

1 月3 日，王易完成最后一单咨询时，已经是晚上8 点多钟。他走下宿舍楼，元旦的气氛在上海还未消散，周边临近住宅区的商铺门口被染红，有窗花、对联，老人们围成一个小圈，挑挑拣拣，把年味托举起来。王易扫了一眼，没多留，转向边上一家馄饨店。刚点好菜，手机的弹窗又跳了出来。

‌‌“生意‌‌”又来了。

每周，王易大概能处理20 单债务规划咨询，私信栏里，积攒了不少未读的消息。阅读这些咨询的信息，王易发现，过去一年有两个现象‌‌“特别严重‌‌”。除了负债者数量增加，找过来咨询的躲债人，负债总体的金额也在减少。哪怕是负债2 万元左右，也有人无法负担，最终出现在咨询列表里。

这些负债者，有的是因为突然失业，也有人是因为上班的企业因各种缘故拖欠工资，把他们拖进了负债的漩涡。失去了稳定收入，他们原本相对稳定的超前消费生活，开始呈现出失控的态势。

1 月中旬放寒假后，王易回家给母亲取了2 千元。这是县里年轻人外出赚了钱回家的‌‌“传统‌‌”刚开始。他告诉父母，自己在做一份有关金融的工作，总之暂时不缺钱。一开始母亲不收，觉得王易在读书，即使兼职收入也不多，后来拗不过王易，还是收下了。

在家半个月，父母总是好奇，为什么王易每天都盯着手机。‌‌“在工作，赚钱。‌‌”王易往往会这么回答他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易觉得，自己赚的钱没那么光彩。

‌‌“穷人甲没钱，只能去借钱。穷人乙没钱，就去做催收。‌‌”但到最后，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人都是穷人。两方‌‌“争斗‌‌”，反而喂养了新的产业。而他作为债务规划师参与其中，也是在挣债务产业的钱。

截止至2024 年1 月21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数据显示，中国失信被执行者达860 万余人。而在2023 年3 月9 日，这一数据只有803 万人。再往前的2020 年3 月，这一数据为574 万人。近4 年的时间里，失信人数量增加了286 万余人。

此外，根据汇丰银行的调查数据，中国的80 后人群，人均负债已经达到了22 万元，90 后群体人均也有12 万元负债。

当下，人们深知债务对人产生的影响，经过媒体几轮报道，网贷的诱惑外衣被揭露，审慎借网贷的观念也在普通人观念中发芽。不过，人们被勾起的欲望却无法随之退潮。信用卡类超前消费产品的普及，以及大环境的各类缘故，依然制造着欠债群体。借贷不仅在表面上从未消减，反而在私下里更加汹涌。

聚沙成塔的负债者们，延伸出了一套隐秘的‌‌“产业链‌‌”，整个群体成了他人的一桩生意。

备考研究生时，王易曾到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实习。在那里，他被教导了债务规划行业的运行法则——债务规划师们供职的公司，会一边雇佣规划师帮负债者规划债务，一面暗地里把负债者的信息兜售出去。王易说，领导会用存在即合理、让负债者获得‌‌“经济重生‌‌”这类的理由来带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在那间小办公室内，每成交一单就会有人大喊。下班前，领导会拉着大家一起放榜，看谁一天内完成的单子多，像是早期美发店的开业庆典。这让王易忘了很多的‌‌“道德框架‌‌”，在那个环境里，王易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后来，王易反思过：大概是因为一群人在一起，只要有人动起来，积极性就会传开。

如果按照债务规划公司的计算方式，平均1500~2000 元的收费算是最低的标准，负债的金额越大，收取的费用也就越高。王易说，2022 年的时候，他在公司每月光提成就能拿到接近6 千元。至于公司的收入他虽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债务规划师的工作对王易而言相当于买了个‌‌“保险‌‌”。只是他没想到，这个保险越来越牢靠——他自觉是吃到红利的人，负债者越来越多，让这门生意得以持续。

陷阱

2023 年脱离了公司出来单跑后，王易才渐渐意识到，负债者们实际上是失语的，如案板上待切割的鱼肉般被动。

寻求债务规划帮助的负债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理财能力不强的消费者，他们在超前消费的海洋中，模糊了对自身真实消费水平的认知，醒过来时已经难以继续支付欠款。第二类人，在过去几年里，创业失败。

还有一类人，之前王易从没想到过。他们在体制内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因赌博或是过度消费有了负债，降薪突然来临后，他们一下子无法偿还。怕逾期影响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债务规划师来和银行进行协调。这类人的钱是最好赚的，他们不会砍价。主要原因，是他们之前的借款经验不足，害怕催收的电话打到公司和家里，不仅面子上过不去，还可能会把工作弄丢了。

无论是债务规划师或是催收、金融机构都争抢占领阵地。有人给出快捷取用的贷款，有人在背后虎视眈眈等着逾期，也有人两头通知。最后，让终端的负债者尝尽百味。

很多负债者们不知道的是，一些机构内部有一个‌‌“坏账‌‌”处理机制。如果细心研究，他们自己可以自行应对，比如写一些情况说明给这些机构，真的有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和机构直接说明。但现实中，这些信息被一些处理债务的企业控制在手中，负债者往往通过购买服务，请这些公司帮忙解决问题。

王易手上有一些银行贷款中介的资源，如果一个负债者的金额超过50 万，王易就会建议负债者以抵押的方式借银行的贷款，结清其它借款。此前，他这么操作过一次，欠债者140 万的贷款，银行贷款中介收了1 万手续费，王易得了5000 元介绍费。

许多负债者一直渴望‌‌“上岸‌‌”，认为可以靠工作填平债务。一个让人遗憾的现实是，在王易的见闻中，实际上，大部分上岸的负债者是在卖房、卖车、得到家里人帮助的情况下，才偿清了债务。

负债会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在互联网企业工作的许畅，2023 年因创业开咖啡店欠下了30 多万的网贷和信用卡账单。原本他计划用年终奖金还清欠款，没曾想，自己遭遇了裁员，一下子断了收入。王易提议许畅跟网贷公司申请滞后还款，做分期。但是，网贷公司要求许畅提供一份工作证明，他没能拿出来，一拖再拖，征信‌‌“黑‌‌”了。

几个月后，许畅跟王易说，现在想想，很多钱是没必要花的，哪怕是找债务规划师，最终的结果还是没钱。许畅变得萎靡，他说，即便是‌‌“上岸‌‌”了又能怎样，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盼头了，就跟坐牢一样——人家是被铁窗困住，他是被钱困住了。

王易觉得，负债者需要的并不是债务规划师，而是学会合理地开源节流。受消费主义和越来越方便的各类超前消费产品的影响，加上大环境，有很多消费者正处于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中，而不自知。要知道，膨胀的消费欲并不是负债者们的专属。

王易的宿舍桌上摆着一台新款的苹果电脑，价值1.3 万。室友们刚开始的时候都觉得王易家庭条件很好，只有王易自己知道这是个美丽的误会。他想过要将这个误会延续下去，买个ipad 用来做笔记，买个switch，后来，因为兼职接触了大量负债者后，他否定了自己的这一想法。他意识到，钱多钱少并不是生活的重点，用什么穿什么也不是。某种程度上，王易和一些负债者并无二致，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不量入为出的消费，被困进债务里。

尽管赚到了钱，但王易说，并没有那么开心。他宣称，如果有机会能找到差不多收入的兼职，肯定会离开这个行业。

他想过离开。那是2022 年底，同事们叉着腰站在他后面吐槽一个负债的人‌‌“活该‌‌”。‌‌“他们觉得那个人很傻，欠了5000 块就急得不行‌‌”，王易说，同事对负债者的漠然、毫不同情，让他在那一刻感觉到一种异样。他突然反应过来，觉得自己很可悲，怎么自己就变成了这种庞大系统的一部分。

2024 年1 月24 日上午，一个贷款电话打给了王易。

‌‌“这边是银行回馈老用户，给你一笔5 万元的现金，随时取用。‌‌”

‌‌“谢谢，不用了。‌‌”王易挂断了电话。他不想活在梦里，‌‌“还是要现实一些。‌‌”

他说自己偶尔的时候会想那些负债者的结局，如果没有家人、亲友的帮助，他们大概率都会成为‌‌“老赖‌‌”。

几年前，他考虑着分期买那些电子产品，而进入这个行业兼职之后，他了解了一些内幕。此后，王易有一次想到电影《绿皮书》的场景。主角博士在演出结束后，发现司机托尼在门口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混混们赌博。在那个充满种族与阶级对立的年代，许多人迈不过一道隐形的门。在博士看来，混混们的阶层和命运已经沉淀定型，但司机托尼不尽然，他还有可能通过选择向上爬升。害怕托尼可能会错过机会，博士走上前告诉托尼，‌‌“他们没有选择的机会，但你有。‌‌”

那一刻，王易觉得，自己也是如此。而后，他放弃了分期购买那些他本就消费不起的电子产品的想法。

（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可可西西: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本人普通工薪族一枚，除了房贷以外也没接触过别的贷款，因此这几天被大数据推送信息后才明白自己当时遭遇的是ab贷。感谢知乎这个平台帮忙解惑，也想用亲身经历提醒大家务必保持警惕！！！

先简单解释一下ab贷（如不周全欢迎补充说明）：即征信记录差、无法从银行正常贷到款的a被贷款公司忽悠已经获得额度批复（其实获批贷款成功的图片是P的），但是因为征信问题需要邀请一个朋友来做见证人，即询问一下a是否有还款能力。一般a会把关系比较好的b叫来，经过贷款公司的各种说辞最后把b忽悠成了主贷人或者担保人，并从中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而b出于人情的考虑，此外一时也没能识破贷款公司的手法，就这样莫名地为a的贷款背了锅。而恰恰a是容易出现不按期还款的现象的，否则为什么银行放着利息不赚、不肯给a放款呢？于是b被连累到背负上了不良贷款。

提前透露最终结果：本人年龄40魔都土著老阿姨，家中独生女从小家庭环境开明、思想理性独立，因此无论什么亲朋好友，宁可断六亲都不可能让我背弃原则做出冲昏头的决定，也不会被PUA，最终逃过一劫。不过我也知道放眼全国大部分地区还都是人情社会，情急之下也不一定能识别骗子的花招。今天分享这段经历就当是积攒福报，时间有点久能回忆到的情节也比较模糊，能帮到一个是一个吧！

大半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在上班，有个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朋友（简称a）打电话告诉我因为无法正常从银行贷款，现在终于找到个贷款公司愿意放款。但是由于个人征信的问题，需要找个联系人过去回答老师的问题，一起来说明a后期是会按时还款的。关于a认识的年限比较长，平时一起吃吃饭会聊些家庭生活上的话题，也帮过我一些忙。知道其在做小生意，由于近些年大环境不好又要兼顾家庭，现在比较难。不过由于之前从来不谈工作上的问题，所以直到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困难程度已经远远超越我的想象了。

我先表示我不会做担保人，a说反复问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不是担保人，就是联络人。万一将来他发生了不还款的现象人又失踪了，银行会来联系我叫我催促他，仅此而已。我当时就觉得这种事不靠谱，如果作为联络人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我的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一般非要现场过去的就应该是担保人这种需要办理手续的业务。于是我就和a说，不是我不肯做什么联络人，我就感觉我过去了也帮不到你、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虽然我不懂贷款，但直觉告诉我得做担保人才能帮他批下来，而我是不愿意的。

讲真的现在我回想起来a做不好生意是有原因的，连我这样打工的都意识到的骗局，他作为十几二十年的生意人居然没有警觉。a反复地请求我过来，说万一要求我做担保人，我们就马上走。所以后来我就请假赶过去了，毕竟在没有触动我的原则之前我还是愿意做个人情的。

另外大写地暴光一下这家布局实施诈骗未遂的公司（上海鑫小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后面有图。营业地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地铁站对面，招商银行楼上。具体三楼还是四楼？有点忘记了。

我到的时候a在楼下等我，又跟我重复说只是联络人，回答一下银行老师的三个问题，比如a在什么公司、做什么工作、大概多少收入、是否有黄赌毒的习惯。如果要变成担保人的话，我们肯定马上停止了。

到了楼上感受到的就是典型的皮包公司的场景，乱哄哄的布置，被划隔成很多的小房间。而我被带到其中的一间坐下，号称贷款公司属于a的客户经理来了。既然在这个局中我的角色是b，那么就称她为c。

讲真的我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做面试官，一见到c的形象和开口讲话的语气，我就能判断于c肯定没什么学历背景、家庭条件也不咋地。虽然讲上海话，不确定是土著还是来上海年限久了。总之肯定自身条件差，怪不得只能来做这种诈骗拉人头的工作。c果然把刚才a提前告知我的几个问题问了，然后就要求我签一份允许他们调取我个人信息的授权书，具体如下：

其实到这一步我本来也无所谓，毕竟在国内本身就没有什么信息隐私可言。但是由于要按指纹，让我感觉非常不爽。所以我把个人信息隐藏掉了，暴光一下这种无良公司。此时我比较庆幸毕竟是在上海，银行监管还是比较严的，对这种贷款公司还会有一定的手续要求，让我能把握风险的程度来决定下一步的反应。

随后c叫了个工作人员，带我去楼下招行打印个人征信，然后带着报告回来。同时他们会叫银行的发放额度的d老师过来，说是人民银行哪个领导的亲戚。c非常严肃地告诉我：d虽然很年轻，但是因为背景雄厚掌控着这一片区所有贷款最终能不能批复下来的大权，因此要求我们态度一定要非常非常好。我当时心里冷笑了一下：PUA又来，心想你也忒小看老娘的心理素质了！

过了一会d进来了，看得出是条件很优越的上海小姑娘。皮肤白净、身材纤细，应该属于高大上的银行，和c土鳖的条件形成天壤之别。d没有c描述的那种高不可攀，相反开口声音很温柔，讲话比较客气也很有条理。我猜是平时和贷款公司有勾结，但是毕竟顾忌到银行这个铁饭碗吃相不敢太难看。而c先前是为了吓唬住我们，让我们尽量少说话。毕竟话越多，越容易暴露问题嘛。

d拿起我的征信报告看了一会，下了判断说我做保证人还不够资格。第一次听说我的征信不够优质也是奇了怪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有房贷较多没还清、有好几张信用卡，证明我本身也是有资金需求的嫌疑，所以不能给a提供这个保证。

听完我差点笑出声来：谢天谢地，你们看不上我太好了！另外嫌弃我这里那里，原来是妥妥的PUA啊！

我假装被激起了胜负欲认真地回击d：“原来信用卡办得多也是错啊？难道不都是你们银行人员完不成指标，求着我们办的卡么？怎么现在反倒成为我们的缺点了？”

D略显尴尬，然后话话锋一转说这样吧从银行系统内部查一下，看看个人资料是否符合要求，手机微信上就可以查。

我拿起手机问怎么弄？这时边上另外一个工作人员说我帮你打开，于是转过去不知道操作了一顿什么，再还给我时是一个扫脸的界面说你来扫一下。

这时我感觉老娘陪玩的耐心快崩盘了，我对那个人说等一下你告诉我你启动的是什么系统。d在边上回答说这是银行内部系统。我说那你让我先看一下这个程序是怎么进去的，d说这是银行内部的系统不能让外人知晓。（我把手机收回来后查看微信小程序，也确实看不到记录他们用的是哪个）

我瞬间提高了嗓门吼掉：我靠搞笑伐，你让我扫脸难道我连扫的是什么系统都没有知情权吗？现在外面扫脸的这么多，万一被你们忽悠确认了什么业务，倒霉的不是我吗？还第一次听说什么系统不能让人知道，却还要求扫脸的。

大概这个时候他们终于确认我是朽木不可雕。d可能是因为年纪轻见的世面还不够多，再加上还有大好的前途犯不着和我僵持，率先放弃了说那就算了。另外她亲自把前面我签过的授权书和征信报告还给了我，认真地告诉我看清楚了今天我只是打了个人的征信报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请放心。当然非常有可能是怕我同样作为上海土著，有什么渠道来投诉她。

眼看到嘴的鸭子要飞了，c显得非常不甘心，开始数落我不该不相信他们。说是因为我没有常识才无法继续交流，也不想想他们是正规公司开在那里难道还会突然跑了吗？

我最终还是没能忍住冷笑了出来，对着她说醒醒吧我平时也算是管理公司的，见过的世面也不少，你居然告诉我一个公司不会随便跑路？难道新闻里面还不够多吗？

想想当时我还是太仁慈了，居然还想着给a留点面子。应该直接拍桌子对着c骂你个骗子傻X出门遭雷劈，毕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那里中过招？

结局就是我和a离开后还没走到停车场c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希望他换个人来当联络人（给她忽悠），而a也立刻回绝表示没办法找到第二个了。这样我确认了d的说辞确实他们没成功，对我没啥影响，这几天也特意再次拉了征信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特意讲述这段经历，与大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