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老家人来家串门，带给我一塑料袋冻豆包，看着那一个个黄澄澄的小家伙，我觉得离童年又近了一步。过去我也是在春节前后才能吃到豆包，母亲扎着围裙站在外屋地白气腾腾的时光里，一锅接一锅豆包被端到屋外的墙头冻上。我负责守卫豆包，防止被鸡呀、猫呀什么的豁豁。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监守自盗，吃，可劲吃，直到撑得吃不下。

天天过年多好啊！过去怎么不蒸呢？不会是忘了吧？我被自己的想法启发到了，决定提醒一下我妈和我奶她们。

豆包的历史有多长，我们屯子的历史大概就有多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前清？明朝？好像比那还远。小时候听爱讲古的老萧家我三爷讲，蒙古大军在我们这过兵，大军休整完开拔的时候带的军粮里就有豆包，真假当然没有什么证据，不过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东征时的确路过我们这，甚至再远一些，金兀术也在这里训练过水军，然后远征北宋。如此说来，我们家乡的豆包可追溯的历史就到了宋代。豆包才不管谁是侵略者谁是开拓者，它只管用最温柔的软糯，最烫贴的体温衔接起一部村落的炊烟。没人写过豆包在时间里的故事，如果有，那可能会比村东头的东江还长。

我们这一代代人里谁的身上没有豆包的影子。它对我们来说，或许真的不是一种食物那么简单。我老家的人春节来串门前，一定合计过给我带点啥好，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谁都不差一口吃的，拿啥都拿得起，但是他想到的是豆包，这就是说豆包在我俩的记忆里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里包着我们的童年，凝聚着我们的乡愁。

豆包被冻好藏在缸里，那口缸就成了我们一早一晚的张望，这时候的豆包真的不是干粮了。别看它藏在缸里，却认识我们屯子的每个小孩。我家的豆包熟悉郑三妹的说话声，三妹家的豆包能听出老球子的脚步，老球子总是想法用他家的黄豆包换老付家的白豆包。可我不喜欢白豆包，到现在我也不认为白色的是真正的豆包。它是用江米面做的，吃着应该比黄米面细发，可有些东西不应该细发，并非细发不好，而是本色更真。若说起豆包那只能是黄黏米做的，我的这份固执的感情恐怕只有豆包能理解。

我说的郑三妹小时候就叫豆包。为什么叫这么个小名呢？她长得小，小脑袋、小鼻子、小眼睛、小个子。不光小，性格也像豆包，艮揪揪，肉乎乎，可你说她慢吧，却很有嚼头，你说她肉呢，她总会做出些让你意想不到的爽快事，比如大家一起玩，都稀罕巴巴的炫耀自己兜里踹出来的豆包，她就能舍得把自己的那份给嘴快舌长的老球子。给你，看把你馋的。这事我可做不出来，舍不得！她一个女孩能。后来三妹长大了，成了大姑娘，可是脸啊、头啊、眼睛鼻子啊还那么小，好像没张开似的，但个子窜起来了。她算不上是美人，但你绝不能说她长得不好看。她的味道在内里，她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

豆包就好像我们家园子的甜杆儿，一节骨一节骨粘连着我们这个家族，我、我爸、我爷…长在地上的每一节骨都是一代人，而地下的根须更为深远，更为庞大，更为扎实。我们整个村子都给它黏在一起，前世今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我说没说过，豆包沾糖稀，那还有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