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南在群里晒出自己的身份证/受访者供图

几名受访病友也曾听说她的悲苦人生。“她出生9天就被抱养，生（白血）病之后告诉亲生父母要求配型做骨髓，亲生父母又拒绝了。”

共同的生病与化疗经历，让经济拮据的白血病人，选择了相信黄南，参与她口里的“配捐项目”。这是一个慈善捐赠的舶来术语，最早诞生于美国，指的是个人配捐者向某个非营利组织捐款之后，企业以约定好的比例向相同机构再捐赠一笔钱。

在中国，这一形式最早出现于2015年，互联网大厂为了激励更多人参与公益，拿出了9999万的配捐额度。网友每捐1元，腾讯基金会对获捐基金会再配捐1元，配捐比高达1:1，也给人们传递了信号：个体捐得越多，公益机构获得的回馈越大。

互联网推高了个人捐赠热情的同时，也让一些机构和个人以此钻空子。一些基金会、民间团体从而衍生出让成员先进行大额捐赠，以套取平台配捐。此后，他们再给病友或捐赠者分配善款，也就是所谓的“套捐”。

黄南完美地利用了“配捐”概念，衍生出了她的项目。她自称背后有十余家基金会，基金会每个月给她一万元工资。但这1年多里，她从没和病友准确说出过基金会的名字。

她还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自己离世了，也不用担心无法回款。“机构基金会那是有你们资料的，到时候因为我死了，这个项目的确进展不下去了，基金会联系你们，直接给你们打款……”

黄南向群友保证基金会会按照收款账号回款/受访者供图

患白血病8年的李林于2023年7月26号进入群聊。他记得，黄南的配捐项目多种多样，参与方式也是在不停地变化，例如交4万，可以配2千，相当于一个月后回款4.2万元；交4.6万配4千，相当于1-2个月后，回款总计5万元。还有交5万配1万，以及5+3项目（交5万配1万，3万配1千）等等。

回款周期也因为数额的大小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这些项目需要两个月回款，一次回总额的一半。据多次参与公益基金会配捐的病友透露，黄南的“配捐”手法，与正规公益基金会的操作有相像之处。在参与她的项目之前，病友需要提交发票、身份证、诊断证明、低保证明等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艰难处境。

如果发票金额不够，黄南还会让患者买发票。“你可以去找xxx买发票，在我这里可以过。”“一次多给我点发票，省得我一次次找你们要。”

黄南在群里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现在真正吃了亏，人们回想起来才会察觉到端倪。与公益机构一般采用对公账号进行转账不同，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黄南让病友将钱转到了孟祥龙和吕子鑫的个人账户上。黄南曾在群里解释，“孟祥龙是基金会的财务，吕子鑫是基金会的法人。”

再到后来，约是2023年末开始，每到回款的周期，黄南会让部分报名参与配捐项目的病友直接给需要回款的病友转账。剩下的则转账给她指定的账号。整套下来，类似“空手套白狼”。

除了转账方式上的区别，作为“配捐”发起人，黄南还有相比慈善基金会更多的“配捐”项目。李林回忆，正规的慈善基金会组织的配捐活动一般在99公益日前，一年就一两次。但他记得，黄南的项目频率很高，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参加。

唯一不同的是，最开始项目名额比较少。每天上午10点，黄南在群里发接龙，群友需要拼手速参与配捐，“像饥饿营销”。

一个项目最早只有七八个名额，慢慢地十几个、四五十个……名额越来越多，项目也在增长，群友不用抢也能参加了。李林回忆，今年9月开始，黄南每天发起的配捐项目都有四五十人参与。她甚至还对病友说：“人太多了，这样下去我们（以后）减点人。这样人太多了，算了脑子都疼。”

危险却在2024年末收关之季降临。11月23日，本该收到回款的病友没能收到钱，开始感到着急了。黄南则回应，先把支付宝的50万转给大家，但她很快又称，自己的账户被限制转账功能。

11月27号，274人的微信群里，每个群友都在盯着手机，等着她承诺的回款。黄南也在群聊里说：“一个小时后不拨款，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报警。”

18点后，钱还是没回来，群里一片哀嚎。

病友共同报警了。

2 燕郊病友圈

如果一切按照黄南的安排那样走的话，王静本应收到72万元。

但现在，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给黄南投入的20多万，是她和已经成年的儿子在各个平台借来的。采访过程中，信用卡工作人员还在电话催账。她又回到了两年前儿子确诊时的绝望状态，吃抑郁药也不管用了。

王静并不孤单。据报案病友统计，被黄南卷入救命钱的病友有270余位，总金额约4000万元。这是过去几年“配捐”为名的涉骗案中金额最大的一宗。其中，一位病友家属给黄南的项目投入了103万。

重要的是，查看各自的过去，钱追不回来的人们，共享着一些相似的苦难。

他们多是恶性白血病患者或亲属，出生在欠发达地区。疾病将他们掏空，他们被迫将求助之手伸向身边人，人脉也因此耗尽。现在，多数人都在通过网贷、借钱、打零工维生。聊天记录显示，黄南与病友曾相互讨论网贷经验，还分享了自己是如何向各个平台借到最高额度贷款的。

无一例外地，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了擅长做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燕郊陆道培医院。因为聚集着太多白血病人，陆道培周围的城中村落被称为“小白村”。

在血液病患者眼里，陆道培医院是他们最后一棵救命稻草。34岁的李林是河北人，患白血病8年期间，他曾经战胜过病魔，却在2021年又复发了。他告诉记者，像他一样白血病复发、又难治的病人，一些大的公立医院是不愿意接收的。“人家这边（河北陆道培）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只要有1%的希望，你有能力去负担医疗费用，它就会选择给你治疗。”

王静也是在大学本科刚毕业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后，才知道这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道培创立的私立医院。来到这之前，她曾辗转到武汉、长沙、北京的医院看病，最后，是陆道培医院收治了病重的儿子。

私立医院有“低门槛”的好处，但同时，收费也更高昂。王静回忆，儿子在陆道培出院后的半年内，一个月一次大查，一次大查近两万元。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负担每个月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这些手术、体检费用，以及各种白血病人用到的救命药，医保只能报销很少的部分。

王静的儿子 / 受访者供图

生活与病痛压弯了白血病人以及家庭的时候，同病相怜之人的抱团取暖显得格外珍贵。资深公益人薛飞告诉记者，在陆道培医院周围，出现了很多由病友自发形成的筹钱机构或者社会组织，这些机构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的志愿培训。

也因此，所谓的“配捐”在陆道培的病友群体，有其生长后变形的土壤。从2014年开始接触大病救助领域的薛飞回忆，“99公益日之外，我是没听说过（公益基金会）有什么正规持续的配捐活动，但陆道培医院（的病友圈）那边做配捐的不少，而且是常年。”

而事实上，根据我国慈善法的规定，正规的配捐活动，必须是符合慈善法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有资质的慈善组织来向社会公开募捐，捐款资金也是统一打入慈善组织账户，而非个人账户。

此外，慈善法十五条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财产只能根据章程或者捐赠协议的规定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总结来说，自捐自用的配捐，是违反慈善法的。

但在白血病人圈子中，因为对钱的需求太大，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筹钱人和社会组织却长期存在。在这过程里，像黄南一样有人脉、掌握外部信息的病友成为链接各方的关键。

李林对记者回忆，他之前也参与过各类“配捐”活动，都是病友之间相互介绍参加的。病友之间的信任与温存对陷入绝境的人们尤其宝贵。这是黄南等人凭着没有依据的慈善机构名义，就成功筹资的前提。

王静也记忆深刻，今年10月，她带着儿子来河北大查时，儿子又吐又拉。

她在群里问：“谁有布地奈德（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具有抗炎、抗过敏和免疫抑制作用）”，黄南表示她有。王静便去到了黄南的住处。她知道黄南是一个患者，便没进屋，站在门口。

黄南给她倒了六颗药。她要转钱，黄南也不愿意收。

3 无法照顾的灰色地带

钱似乎要不回来了。

直到与黄南当场对峙，病友们才得知，黄南并非属于任何机构的员工，学历是小学毕业。她还有“上线”——孟祥龙，那个转账账户上出现的名字。

黄南表示，孟祥龙自称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人员，自己被他骗了，投了几百万进去。

公开筹款信息显示，来自黑龙江的孟祥龙也是一位白血病患者家属。2020年，孟祥龙1岁半的儿子患神经母细胞瘤，曾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过救助儿子的筹款活动。

受访者供图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病友之间的筹款人。有病友回忆起，他在2022年就已经参加过孟祥龙组织的配捐活动。根据该病友给记者提供的回款单显示，当时，孟祥龙代理的基金会为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他曾为此发起配捐项目，并成功让病人获得基金会的回款。

“他（孟祥龙）这些年很了解病友的心理和最近几年配捐的细节。”该病友评价道。

除了黄南、孟祥龙一案以外，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陆道培医院周围还出现了两起以配捐为名的诈骗案。

回顾中国大病救助历程，薛飞记得，2014年以前，公益圈尚未出现配捐丑闻。2015年以后，儿慈会等专做大病救助的机构因筹款能力突出，获得了平台的高额配捐，这一赛道越来越被人关注。

在这期间，薛飞说，“在陆道培医院这个环境里，（大病救助领域筹款丑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商’，以及配捐的钱从哪里来”。

这首先是基于国内能直接有效服务到大病群体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不多。覆盖范围也有限，多集中在北京、广东等省份，集中在省会或东南沿海发达城市。这给了“中间商”操作空间。

自然而然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很多医院的大病患者中间，出现了帮病友链接基金会、服务机构的个人或小团队。

“他们（中间商）如果私下收费，这就是套利空间。在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不足，对大病救助项目监管不严的时候，如果有大额长期配捐活动或流量扶持项目，这些团队的空间就很大。”薛飞说。一些老病友从这些真空地带中发现有利可图，也开始当“中间商”。

除了利润驱使，配捐“骗局”从此流行，还有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最近几年，短视频等平台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筹款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互联网平台的时代，一些在民政注册服务领域涉及医疗救助的机构或者小团体逐渐发现，通过给平台投流（即花钱买曝光度），可以获取更高的筹款额。

这一较有效的筹款途径，也让一些“中间人”铤而走险，先以“配捐”为由从病友及家属处筹到大额资金，用来在互联网上投流，发布患者信息和筹款文案，获得网友的捐款。接着，再凭借互联网筹到的款项，给病友们回款，让资金链得以延续。

据媒体报道，早期，通过投流，卖惨式的大病筹款视频或网络链接，投资回报比可高达1:1.5-1.6。

原本给予患者希望的互联网筹款背后，衍生出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相关乱象直到2023年9月得到了大量曝光，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四部9958廊坊团队主任柯善孝以配捐为名，涉嫌向患病儿童家长筹集资金，骗取了上千万元。事情被揭发后，柯善孝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此，以“配捐”为名的资金操作，开始得到监管部门、相关平台的重视。

薛飞告诉记者，早期，民间的“配捐”大多是做资金池，通过民间借贷、参与99公益日抢配捐来回款。“后来可能主要是通过广告投流卖惨筹款回款。因为有回款，所以一直没爆雷。”

但最近一年，他观察到，“广告投流，卖惨筹款的回报降低到可能收不回成本，加上年初民政筛查整治投流卖惨筹款的团队，这就把这些人的主要增值回款路径切断了”。而这正是众多柯某孝等民间“配捐”团队，相继于近年爆雷的大背景。

4 生了大病的人，怎么办？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1年多里，面对黄南的配捐项目，王静、李林等人都对此曾经怀疑过是骗局。

王静等多位病友告诉记者，他们收到过反诈中心带来的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黄南的指导下，他们也有应对话术，回答“我们没有受到诈骗，是转给朋友的”。或者，“我转钱用来治病的。”

今年8月份，吉祥如意微信群也出现了谨防诈骗的提示。他们又建了“万事如意”微信群做备用。

对风险的来临感到麻木，一步步进入“配捐”的贪婪欲望之中，是王静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心路历程。她来自湖南，今年45岁，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长期服药十余年。一直以来，抑郁症不定时复发，她只能靠打零工补贴家用，再加上亲戚的帮扶，勉强维生。

2022年末，儿子刚出现身体危机时，王静正在江西给客人洗头洗脚，一个月挣5000元左右。

去年2月，儿子在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以后，出现了并发症。5月25日，他上吐下泻，医生怀疑他出现了肠道排异。看着一天一万元左右的住院费，王静只能到处借钱，网贷的额度也到了最大——实在借不到钱了。

住了约二十天时候，王静花了17万，医保大致能报销3.7万元。

2023年6月，王静无奈做出了给孩子出院的决定。她至今清晰地回忆起，有老乡当时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让儿子））出院，肠道排异出院，真是开玩笑。”

“你们是没有走到这一步，人到了这一步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她回答。

某种程度而言，求助无门时，王静的转机正来自于黄南的“配捐”项目。2023年7月，老乡把她拉到黄南群中。看到别人在这里赚了钱，王静也参与了两次“配捐”，成功回款。

参与两次大额转账后，经他人提醒，她也怀疑过项目的真实性。她于是在群里选择观望，发现群里病友都在夸赞她时，王静又放下了疑心。今年1月，缺钱的王静重新加入了黄南的配捐群接龙。接着，这11个月来，她越投越多，靠着配捐还网贷、信用卡、交医药费。

与王静相似，群里的白血病患者大多数都经历过因病返穷。据《公益时报》报道，按照我国现行报销体制，一旦离开县域后，报销比例越低。比如，乡村百姓在县域医院看病，新农合报销70%-80%，市、省两级只有50%-60%。此外，有基金会测算，一次大病花费的交通、住宿等非医疗成本是直接医疗成本的1.5倍，而这一部分却未有任何部门纳入到救助范围之中。

王静在给儿子看病过程中花费了160多万元，她为此卖了县城唯一的一套房子，把亲友的钱借了个遍。她的姐姐把儿子的婚房抵押在银行，贷款了24万元给她。

生病8年，李林花费了70多万元，主要是靠父母、弟弟以及信用卡等贷款来维持治疗的费用。最艰难时候在2021年，骨髓移植手术前，医生让他们家准备60万。最后，是他务农的父亲不停在外借钱交上的。

无助之中，借“配捐”为名的灰色筹钱项目，成为了大病病友以及家属以为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万万没想到的是，2024年，“配捐”项目相继爆雷，很多大病患者也开始警惕，“配捐”已经被有心人士滥用，存在诈骗的风险。

只是，没了灰色地带的筹钱项目后，缺钱的大病患者又该怎么办呢？

（图/《下一个素熙》）

“您这边是我们的优质客户，现在我们推出了××套餐，套餐金额不变，每个月多享受10G的流量，另外，网速也给您升级了……”

这也许是你经常会接到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往往亲切温和，让人感觉优惠力度真的很大。一开始，很多人会答应升级，给出对方想要的验证码，确认升级成功。

但这样的电话越来越频繁，直到最后很多人压根不清楚自己手机到底升级了多少套餐。明明每次升级都说是免费，但为什么后来话费越来越高了？

如果说熟练使用手机的年轻人还相对容易识别出这样的“陷阱”，那么对于居住在小地方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外打工，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往往没有抵抗能力。在送流量、送鸡蛋、送老人机的轰炸中，他们的手机可能早已在无形中绑定了各种套餐和增值业务。

不少年轻人开始在网上发帖呼吁大家回家一定要查查父母的手机，处在农村、信息媒介素养不高的他们，往往是被各种互联网手机营销盯上的香饽饽。不少人回家查了下父母的手机话费才知道，原来老人家的手机绑定了十几个套餐和增值业务，每个月的话费高达几百元。

老人的话费为什么这么高？（图/小红书）

这些只是营业员的个人行为吗？为什么运营商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的手机费用越来越高，而取消合约却总是那么困难？为此，我采访了多位来自运营商一线工作的前端和后端人员，和他们聊了聊日常工作的逻辑。我发现，他们几乎被卷进现代工作数字增长逻辑的悖论里。

爸妈的天价话费，

都是从哪来的

今年回老家，小Y无意间听到妈妈抱怨每个月的话费太高。小Y先是在微信上查了妈妈的缴费记录，发现最多的一次竟然交了500多元。

小Y马上登录掌上营业厅，那里显示妈妈的手机开通了十几个套餐和增值业务。

其中包括50元宽带电视包、50元自选流量套餐包、全光组网、39元爱家畅享会员、千兆提速、室内安防、彩铃等，名目众多。小Y的母亲基本不识字，只会刷刷短视频，“这么多服务，一个农村60岁老太能用上吗？”母亲这才回忆起，最近去营业厅办理宽带，营业员说了优惠多少钱和返还多少话费，最后只需要在原来手机费用上加10元。

小Y妈妈的话费账单。（图/小Y的小红书）

但实际上几个月来，这个绑定着宽带的手机每个月都会交将近150元的费用。小Y拿着妈妈的手机拨打了运营商电话，希望关闭各种不需要的服务，被告知这些套餐和服务有一年、两年、三年的合约期，提前取消需要付各种违约金。她接着拨通了运营商的投诉电话，结果客服说这些服务都是老人确认过才能办理的。但明明妈妈当时什么也不知道，确认是怎么完成的呢？

今年11月，小谢也听爸爸说最近话费突然变得很多，每个月高达200元。查了下话费，她大感震惊，她发现爸爸的手机账单包含多个名目的会员（大多是非常鸡肋的功能），但父亲平常用的是老人机，又怎么会用到这些功能呢？

原来今年3月份，运营商的业务员先是打了电话告知父亲有个送手机的活动；上门的时候，又带来了一台老人机，只说是免费的。在一顿操作下，业务员“帮忙”下载了某银行的APP，接着又“免费”办了一张银行卡。

最后，业务员说原本卡的套餐价格不变，还加了流量，让父亲在卡里预存了2000元话费，并承诺3年后会返还。

小谢父亲本以为是“占了便宜”，没想到最后话费却莫名涨了几百。一开始小谢打了官方的投诉电话，客服人员说这个是业务员的个人行为，与官方无关。后来她又打了三四个投诉平台，最终是在工信部解决了问题。

许多人在向运营商反映问题的时候，几乎都会被各种话术刁难——不能异地办理、合约期没到不能取消，违约金有的高达2000元，一般会吓退一些用户。

在淘宝和闲鱼上，甚至出现了帮解约的产品，售价几十元就可以帮忙解约。而这些服务，也只是帮忙找到了工信部进行投诉。

实际上，很多人只要没被触碰底线，并不想花时间投诉，最后总会不了了之。而有一些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的老人，碰到这样的事情，往往也毫无办法。

不知情定制

阿虎对于这种莫名其妙定制了很多套餐、话费越来越多的情况见怪不怪。他是北方某省份一家运营商的网格员（近年来几大运营商持续推行网格化运营，全国区域内有数十万计的销售、运维经理下沉至网格服务），类似于区域负责人。

他说，前几天公司里才有个业务员给老人定制了三百多元的最低消费，但“老人家家庭条件很一般”。

这种定制是怎么形成的呢？很多人反映只是接到了个电话，之后就被莫名其妙升级了套餐。阿虎说，现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后台基本都做了外呼（向用户拨打电话）的“话术优化”。

比如一个业务员给用户打电话，大概讲了套餐情况之后，会诱导对方讲出“好”或者“可以”等，系统检测到就会自动默认是用户同意办理，所以这种情况下，业务员可以让压根不懂“验证码”的老人成功办理业务。再极端一点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在后台直接调取用户的身份证进行办理。我向另外几个运营商工作人员求证这种情况，他们均表示后台其实什么都能操作，只不过现在出于监管，这种情况少了很多。

打电话或者上门让用户升级套餐是阿虎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工作原则是“套餐只能升不能降”。每个时间段，运营商都会在系统里筛选出一些“用户清单”给到子公司，阿虎说，“比如这一批清单里，用户的消费在每个月80~90元之间”，他们会想办法找到突破点，以此设计话术。

如果某个月用户用尽了流量或者语音通话时长，很快就会接到来自运营商的电话。阿虎说，现在很多人在手机刷短视频、看电视，很容易一不小心就用超流量。于是业务员会告诉用户，现在可以升级到一个流量更多的套餐，比如原先是八九十元的档位，升级之后就是一百元往上，但是他们会承诺套餐一年之内公司会有补贴，等于免费升级，还能多送流量和语音。接着再过一段时间，用户又会接到电话，这个套餐可能会顺势升级到下一个区间。

他说：运营商承诺的低价一开始的确是真的，但是有一定的期限，过了这个期限就会开始收费，“这是业务员办理业务万变不离其宗的方法”。

营业厅门面上打着颇具吸引力的广告。（图/作者摄）

现在在广东某运营商后端做支撑工作的小P说，公司的各种业务套餐名目繁多，有好大一张表格，各种业务功能重新组合，功能和权益几乎都有重合，极具迷惑性，有时候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随着套餐和业务叠加越来越多，很多用户根本记不清自己订了什么套餐，以及什么时候到期。

除了这种低价的承诺，有时候运营商还会以“免费送东西”为诱饵办理业务。阿虎说，这一招对老人尤其管用。但是每个赠送的东西都在背后标注了价格。比如送老人机，让用户以为白白得了一个手机，结果这个价格已经融在了话费里，每期分期，算下来这个价格可能比自己买一个手机还要贵许多，“用户是贪了小便宜吃了大亏”。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套餐并不会到期自动取消，到期后不仅会继续收费，还会恢复原价。但一般情况下，用户经常到了很久之后才会发现，甚至几乎没有察觉。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用户心理——很多人不看短信通知，一般只会在欠费的时候充值点钱，只要能打通了就不管了，对于每个月究竟交多少钱没有概念，尤其有些老年人连字都看不懂，所以几乎需要很久才会察觉。

阿虎曾经向领导申请调一下流量用超的用户清单，并给他们打电话做10元或者20元的流量包，这对用户来说是一个划算的选择，超出的流量费用很贵。但是公司没有批准他的这个提议——怎么能给公司降收？

而一旦有用户发现了套餐的问题，想要降档，就会遇到阻挠。阿虎说，“公司做升档特别快，一两分钟就能操作完成；一旦想要降档，对不起，要付违约金”，趁这时候，话务员甚至会推销给用户一个看似更划算的升级套餐，“（业务员）只能帮公司挣钱，不能给公司降低收入”。

一位平常需要处理客户投诉的运营商工作人员凌玉也说，一旦涉及到取消或者降套餐，负责处理投诉的人只会把问题反馈到上一级，经过上级批准后才可以，“如果领导不松口，客服私自帮用户做了中断服务，自己的考核可能会不合格”“有些老人被忽悠得很可怜，客服也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在日常工作中，一线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其实很有限。最普遍的处境是，他们成了上级和用户之间的夹心饼干。

增长的悖论

每天醒来，阿虎就感觉到指标又在追着自己跑。“各个指标都很棘手”，他举了个例子，最头大的任务之一就是推销FTTR。FTTR类似一个网络加强器，功能是可以让每个房间都覆盖网络。

这个设备费用并不便宜。用户需要在每个月套餐的基础上额外付40元的费用，合约期3年。等于用户买这台设备需要花费1440元的费用，而且到期之后，每个月也需要持续付费20元。此外，在合约期内拆机，需要付价格不菲的违约金，而且安装也需要几百元的费用。

但是和FTTR相同功能的设备，在淘宝上也可以百来块钱的价格购买到。从用户需求来看，这个产品几乎没有优势：一来费用太贵了，二来很多家庭用不到。

网上运营商工作人员的日常吐槽。（图/小红书）

阿虎手头管理的几个人都有FTTR的指标，底下的人完不成，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哄客户。这是他经常面临的一种道德困境，“我知道他家已经家徒四壁了，我还是要吃他这块肉，我还要昧着良心，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多好，你家特别需要。”

作为运营商网格员，他的工作指标有很多项，比如新入网数、高价值权益、电视会员、彩铃……各种衡量工作的数字指标细化又繁琐，比如随销转化率（装维时候顺便推销）、降档率、万投比（当月投诉客户总量/当月收费客户总量×10000）等等。

而这么多的指标，阿虎每个月要完成一半都很困难，只能任由绩效被扣。他说，这些年来，运营商的业务越来越卷。十几年前，运营商正在发展期，他们只有一个手机号码的业务；后来有宽带，他们的指标就变成了加宽带；再后来，移动互联网发展，手机上又要办高价值权益（收费高的业务）以及各种会员。现如今，运营商的业务再度扩展，开始卖起了血压仪、摄像头、台灯、体脂秤等产品，这些都会内化成每个运营商工作人员的KPI。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运营商员工提到这些产品销售不出去之后，他们只能“绑架”亲朋好友来买；有些人不想坑亲戚朋友，只好自费购买，俗称“倒贴上班”。在有的公司，还需要卖一台叫作“云笔电”的产品，它的功能类似普通笔记本电脑，价格高达1888元，但性能很差，“开机需要5分钟，内存很小，随时会卡顿，连电影都看不了”，阿虎说，“它在市场上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为了催促大家完成指标，运营商子公司流行搞战训，阿虎的公司也不例外。所谓战训，就是每天晚上开复盘会，下发任务，完成了许诺多发钱，完不成就会扣钱。如果一整个季度都完不成，就会被亮红牌，最后会实行末位淘汰制。

他说，这些激励并不是很大，而且业务也很难做。“号卡和宽带都饱和了，去哪儿做业务？”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规模达17.27亿户。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中国人，就拥有1.22部手机。

凌玉是湖南省某运营商的渠道经理。提到复盘会，她说，在运营商上班的日常就是下班之后开会、培训。很少人能真的完成任务，所以每天都要在复盘的时候自我批评。有时候这样的复盘会会开到晚上11点，但是每天复盘的内容大同小异。公司会提前发通报，公布“蜗牛榜”，即业务落后的员工榜单。上了蜗牛榜的人需要接受领导“质询”，被思想教育。

阿虎说，每次复盘会，其实都是说同样的话——为什么没达标？怎么达成？不完成就加班，领导就找你谈话，循环往复。

数字游戏

小P在广东某区县做后端支撑，主要工作是写材料做经营分析，具体而言就是写业务报告，根据上面的指标写计划，同时每天追着一线工作人员完成各种指标，一线的营业厅业务员能否完成这些指标，也算她的KPI。

每天她的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自己核算指标完成情况。我问她考核的周期是怎么样的，是一周还是一个月。她说，“KPI恨不得每天一算”，而且需要手动核算，因为运营商后台没有联网的数据系统。而运营商产品多，规则复杂，且底下口径经常不一，数据来源很乱，每到要统计KPI，就要花去大半天的时间。之后她要输出报告，分析产品为什么卖得不好、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网上传出的运营商工作日报模板。（图/网络截图）

她说，这就像分析“开在山沟沟里的小卖部为啥卖不出去商品”一样，答案昭然若揭，随着号卡、宽带的饱和，运营商的增长红利期已经过去。

但是每年的增长目标又摆在那里。小P说，上层会给出各种KPI ，层层下放，真实情况是，“指标太高，正常人根本完成不了，最上面希望达到某个目标，但是怕基层达不到，就会把目标再往上定。这个指标层层下压，到最后可能会变成好几倍。”

所以到了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各显神通”。小P刚入职不到半年，就听说了运营商在一个小区里为了抢业务打架的事情。为了抢占友商的宽带市场，业务员要和物业“搞好关系”，送礼、请吃饭的事情很常见。

2018年12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通知》，要求基础电信企业等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公司等达成任何形式的排他性协议或约定。但是根据南方都市报2024年的暗访调查，发现部分开发商或物业公司仍然存在与代理商签订排他性协议，使得该区域宽带业务被代理商垄断的情况，还有些是开发商建设楼宇时标准执行不严，光纤铺设不到位，转而将宽带业务交给运营商，收取“入场费”。

阿虎说，“公司只看结果，他把任务放给你，但不会考虑你怎么完成任务。”于是业务员学会了做“数字游戏”。

业务员经常要下乡去摆摊，拉个横幅，送鸡蛋、送手机。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再开通一个电话卡，同时绑定一个副卡，这样号卡数量就上去了。但是许多人这个卡基本不会用，于是这些卡号就变成了“沉默的号码”。

现在到了年底，小虎的公司会出一个“出账用户”的清单。所谓出账用户，就是每个月正常通话或者跑流量的用户。但鉴于上述以送东西为名义办的卡用户基本都不用，所以他们会把“沉默清单”拉出来，一个个打电话，随便说两句，就算完成了“出账”的任务。

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告诉用户送10G流量，每个月只需要交0.1元费用，这样就相当于用户又活跃了。

还有许多办了宽带之后没再使用的用户，他们也需要悄悄把宽带激活，用已有的设备拨通宽带跑流量，给上级公司造成一种假象——用户在使用已有的设备。

“做数据”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利用“话费返销”的功能。这个功能本来用于用户交错话费之后可以申请退回话费，而业务员会利用这个功能偷偷给沉默的用户交话费，然后快速赎回，以增加“出账用户”的数量。

阿虎说，“这就是一直保持增长的秘诀，全是一堆数据”，对公司经营来说没有意义，还浪费了资源。

小P 的日常工作里，包括做计划让一线员工去完成指标，但她也知道上面的指标很难完成，基层只能用非常糟糕的方法来完成，包括造假。她说，大公司往往流程很长，这些造假的漏洞“往往有回旋的余地，拆东墙补西墙，等发现的时候早已补上”，所以坏账也不会很明显。

如此干到退休

小P是今年通过校招进入南方某运营商公司的，原本她期待能进市公司，因为市公司待遇好，属于“甲方”，压力没那么大，但是她被分配到了区县，不久后，又被调到了另一个后端支撑岗位。她每天需要写材料，做运营分析，做售前售后工作，也需要做客服，什么都干一点。至于调岗，领导没有给出理由，因为“公司会调你到需要你的地方去”。

在运营商公司内部，调岗非常普遍。但没人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理由。

小贝曾经是东北某县城公司的商企客户经理，但是她说自己干的就是客户经理的活儿，每天都是卖产品。有一段时间，她基本卖不出去FTTR，后来就被调到了一线当业务员。她形容自己几乎是倒贴上班，除了自费买产品，完不成业务也会有各种罚款。比如拆机没打申请扣50元、FTTR完不成扣400-500元、单位组织考试考不好扣100元……

而完不成任务就得一直加班、被领导约谈，后来小贝已经被骂皮实了，干脆躺平。她说自己每个月到手工资一两千元，很多同事都是这样。在东北小县城，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剩下老年人，这些业务很难卖出。

北方的冬天。（图/《东北虎》）

小贝说，每天睁开眼睛就想辞职，但在东北的小地方，自己这样的单位还是“香饽饽”，很多人想进来，毕竟是“铁饭碗”。

阿虎也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份稳定工作，没有大的问题，公司不会开除你，无非就是调岗调来调去，“躺得平平的，就无所谓了。”

阿虎是80后，今年，得知距离退休的时间又变长了，他感到愈发痛苦，难以想象自己还要干这份工作二十多年。他说，家里人其实支持他躺平，保住工作就行，不用太拼，但是他内心里很难接受，“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还年轻，我才三十多岁，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吐完苦水，小P说，“现在的就业环境，起码运营商能发得出工资”。在刚过去的国考中，小P也去参加了，她一直在观望一个逃跑的机会。

GFHS所颁奖项的9个类别，没有出现视频中的“未来领袖精神奖” / 图源：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官方网站

其中，有些博主的账号此前没有任何跟其所参加的联合国会议相关的内容，却突然出现一些参加会议或发表演讲的内容。在这之前，他们可能是旅行博主、生活博主、颜值博主等。

也有人在这场“打假行动”中“躺枪”。几位在联合国实习或工作的人告诉记者，自从此事引发热议后，他们早前分享过的联合国经历帖子下，出现了不少难听的声音，甚至不乏辱骂，将他们与那些通过联合国打卡塑造精英人设的网红归为一类。

一位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以下简称联合国亚太经社）工作人员Selena告诉记者，对于联合国，国内有很大的信息差，大家不知道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途径，所以都归结到包装上，其实联合国的很多会议，大众通过申请都可以参加。

“联合国也非常鼓励大众参与，只不过国内大众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才觉得联合国有一种精英光环，被网红利用后就发酵成现在的样子。"Selena说。

而实际中，记者调查发现，所谓“联合国会议”参会、发言机会早已成为一门生意。

比如，有留学机构声称花费26万元就可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可以在会上发言加全球直播。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NGO）专门租用联合国场所开大会，并向全球青年出售参会名额，一人约1500美元。更有自称是联合国内部员工的个人，出售联合国会议参会名额，699美元一位。

联合国的门，不难进这波风潮开始后，人们意识到，联合国的门并不难进。

记者查询联合国纽约服网站发现，作为游客，只需支付15美元-26美元（约合人民币109元-189元）的导览服务费，就可以游览联合国纽约总部。如果不需要导览，则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临时登记进入联合国总部。

参观联合国总部现场导游服务价格，个人票价格为15美元-26美元 / 图源：联合国纽约访客服务官网

不过，仅在有导览的付费服务中，游客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进入闲置会议室参观、拍摄或在场边观摩正在进行中的会议。不含导览的参观则无法进入会议室。

Selena告诉记者，如果认识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让对方做担保，带上护照登记下就可以进去。 “联合国里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只要进去了，基本可以自由去任何会议间参观，直接坐到后排，只要不打扰人家开会，拿着手机拍照拍视频都可以。”Selena说。

至于那种坐在发言席上的照片，不一定是真正的发言，也有可能是在没有开会的会议厅拍的。

“没有开会的时候，会议厅也可以进去，在那里拍一个发言的视频。因为我们工作人员有时候无聊，里面没人开会的时候，也会进去拍照。”Selena解释道。

联合国的会议厅也的确可以对外出租，但并非所有的联合国机构都是如此。联合国是个庞大的组织，除了联合国纽约总部外，在肯尼亚、奥地利、瑞士等国设有总部和办事处。

Selena所在的联合国亚太经社总部设在泰国曼谷，据她了解，曼谷的联合国会议厅一直以来都可以对外出租。

经记者核查，网传的“官网订间会议室仅需2500美元”应出自Selena所在的曼谷联合国会议中心。其官网的一份文件显示，会议中心各个会议室、多功能室的使用价格在每天112美元-4180美元（约合人民币814元-30394元）不等，其中2号会议室（Conference Room 2）的价格为每天2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8178元）。

曼谷联合国会议中心各会议室大小及使用费用，2号会议室费用为每日2500美元 / 图源：曼谷联合国会议中心手册

记者查询纽约联合国、日内瓦联合国官网信息后，未发现类似的租赁服务报价。一位曾供职于曼谷联合国的前工作人员在向其纽约的同事询问后告诉记者，“纽约目前不可（租赁会议室）”。

曼谷联合国会议中心会议厅可以出租，“但也不是说随便就能租”，Selena告诉记者，联合国有相关的审核机构对此进行审批。如果要租会议厅，需先提出申请，相关机构审核会议类型、主题和主办者资质后，如果觉得你的会议和项目符合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才会批，“不可能为了单纯拍个视频租给你”。

生意一种联合国参访不难，普通人参加联合国会议也非难以企及，但被联合国主动邀请的并不多，大多是自己主动申请。

在泰国读博的田安玲，因为所读方向与联合国发展目标很符合，曾参加过几次在泰国联合国会议中心的会议。

田安玲在北京参加联合国会议 / 受访者供图

据她了解，大部分时候，参与联合国的机会都由自己报名注册，被主动邀请的情况是少数。她唯一一次被邀请参会，是一个NGO发的邀请，而非联合国官方。

会议注册流程是搜索官方网站，选择可以申请注册的公开会议，注册的时候根据要求填写信息，“会有一些问题，包括回答对会议主题的理解，以及希望通过会议获取到什么，等待联合国审核，全程无需中介，因为流程非常简单。”田安玲说。

但实际上，参与联合国会议早已发展成一门生意。

田安玲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参加联合国会议的照片就曾被中介机构盗图，当做他们的案例和噱头。“当时我很生气，找了一部分机构去交涉，但被那个中介公司的全部账号拉黑，向平台举报，也没有任何作用。”

Selena告诉记者，有些NGO或访问团等机构，通过在联合国场所办会，利用信息差让大家误以是参与联合国会议，。

这些机构打着SDGs项目的名号筹办会议，向联合国提出租用会议厅的申请。“他们的会议噱头只要符合SDGs项目的申请标准，联合国一般都会同意出租。”Selena说。

接着，主办方就向世界各地邀请学生来付费参会和发言，乍一看是在联合国开会，但这个会议跟联合国没什么关系，只是租用了联合国的场地而已。

对此，Selena有亲身经历。在加入联合国之前，她自己找了一个泰国的NGO实习，他们以青年赋权和人道主义为宣传噱头，每年举办两次会议，邀请世界各大高校青年参加。

Selena在联合国的实习证明 / 受访者供图

但会议需要付费，每人约1500美元。

“这个机构设置在曼谷一家购物中心内，只有两名正式员工，每半年换一批全世界各地的实习生。”Selena回忆道，办公室布局类似一个小型的呼叫中心。

该机构每年做的所有事情是举办一年两次的付费会议，从早到晚用电话和邮件联系高校，但“会议收取的费用并没全用于人道主义救援”。

此外，实习生被设置kpi,每个人需要招够一定数量的学生，才能够继续实习。据她了解，该机构每次会议会从全球招募300-500名青年参会，主要以大学生为主。

Selena称，该机构本身和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通过商业渠道租用了会议中心。

但他们会议的表面工作做的非常到位，官网很正规，会议主题也紧扣SDGs，还会邀请一些全球各高校的教授、其他NGO的创始人等参会，并且有联合国会议厅这个场所做背书。

“这种会议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具体由谁来演讲，给谁颁奖都可以商量”，Selena说，这本质上就是一门生意，“但非常痛心的是，国内很多高校学生付费参加他们的会议，包括某些一流的高校。”

打造顶级人脉圈伪联合国会议名额可以出售，真正联合国会议的参与、发言名额也并非不能买到。在社交平台上，就有留学机构公开招募青年付费参加联合国大会。 “当别人还在模拟联合国的时候，我们的学长已经站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演讲”在他们的宣传文案中，以世界青年代表的身份参与联合国大会，好处颇多：不仅可以收获像斯坦福教授的邮箱，还可以和总统交流合影，开拓视野，打造顶级人脉圈。

这些机构的目标消费者，以青少年为主，从中小学生、准备留学的高中生、大学生到青年企业家。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背景提升，将国际经历写进简历，用于求学和职业发展。

某机构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宣传信息

在美留学生齐翀在2024年9月通过学校渠道参加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未来峰会时，就遇到了一群背景提升的青年，约17岁左右。

齐翀发现，按照会场区域划分，这些青年坐在由NGO代表组成的观察员区。“他们是中国人，但他们不坐在中国代表区或中国学校、中国青年代表区”，齐翀回忆道，“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问了一下他们，这么小小年纪是怎么做到能够在NGO里面工作的？”对方回应称，他们不是在NGO工作，而是由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带来参会。

与会期间，同齐翀一起的参会代表“可以说基本上在认真听，而且要根据会议去做一些回应，比如投一些相关的意见以及投票什么的，都是要回应的。”与之相比，那些少年参会者们则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动作，以拍照、聊天为主，对会场上的互动没有什么参与。齐翀称，“他们给我的感觉就不像是来开会，反而像是来走过场，或者说来见识一下。” 通过与对方带队老师的交流，齐翀了解到，这些中介原来是跟联合国观察员组织的NGO合作，获取参会名额。他们利用了联合国的漏洞。按规定，NGO可以向联合国提名参会人员，于是，他们把中介机构学员说成 NGO 的工作人员，以此身份去申请会议通行证，就可以让一些不相关的人参会。

自称是联合国员工的人，兜售并指导消费者取得通行证入会 / 受访者供图

他们一般会跟国内的留学机构、中介机构、背景提升机构进行合作。“这个在联合国内部其实并不算是很秘密的行为，很多 NGO 都在做。”齐翀说。 那次会后，有一位自称某留学机构的中介通过参会群添加齐翀的微信，并向其推销11月在阿塞拜疆举办的联合国第29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9）的参会席位。聊天截屏显示，该中介提供了价格为4万元的若干套参会方案，并将其称之为“COP29的年终的末班车”。

留学机构人员向齐翀推销COP29的参会行程 / 受访者供图

按照他们的宣传，通过机构运作，你不仅可以参与联合国大会，更可以在会议中发言，并保证发言会通过联合国官网直播，乃至可以预定外媒的专访。 当然，这样的服务，价格不菲。

26万元，体验全球发言11月29日，记者联系到向齐翀推销气候变化大会参会名额的留学机构。 在他们给出的三个项目中，最贵的26万元，包含了参会、发言加全球直播、海内外媒体报道以及发言稿修改、口语培训等费用，行程共计6天5夜。最便宜的项目6万元，同是6天5夜，但不包含发言、媒体采访等服务。另有一个2天2夜，包含参会、发言加全球直播等服务的精简行程，定价12.8万元。

中介机构给出的三类项目报价 / 受访者供图

该机构一工作人员自称他们总部位于美国，在国内一线城市及部分省会城市设有分公司，开展推送国内青年参加气候大会服务已有近十年。其向记者保证，签约即确定名额和发言机会，如果机构最后没能拿到参会名额，全额退款。

在其发来的往年青年学员的联合国官方邀请函中，记者看到参会人员身份为“观察员”。这与齐翀在会议现场所见一致。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他们机构参会的人员，是以世界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

“我们是联合国气候大会下属的NGO，每年有固定的名额”，关于名额来源，该机构一位自称负责人的女士跟记者如此解释。随后，她又换了说法：“我之前在联合国工作过，有NGO资源。”

为表机会珍贵，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气候大会每年能上台发言的青年不超30人，跟2024年气候变化大会青年代表王一博是一样的身份级别。同时，其特别强调，通过他们机构参加并发言，参与的是气候大会的主会场，而非每个国家在会场内的“摊位”即边会，并且学员的发言会通过联合国官网直播。

随后，对方向记者发来合同模板和刚结束不久的COP29中，该机构学员发言的直播视频及往年学员参与会议的现场照片和视频。合同模板显示，该合同为“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德国波恩场全球发言协议”，参会时间为2025年6月中旬。

该机构承诺，一旦签署合约，会确保学员拿到会议邀请，并指导学员完成从官网申请、回复联合国邀请函到确定发言主题、修改润色发言稿、口语演讲技巧以及社交礼仪培训等一系列服务。在参会和发言之外，若有想接受采访的需求，他们也可以安排，不过需要另加3万元。

而除了机构，社交平台亦有自称是联合国内部员工的个人兜售联合国会议的参会名额。

一位自称联合国员工的用户在社交平台表示，可以提供联合国各类会议的参会机会，每个名额699美元。其账号简介中写道：这里是你接触联合国真实内部活动、实习、证书项目的窗口，并注明自己并非中介。

随后，记者联系上该“员工”，其自称学环境出身，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非常相关，所以各种联合国峰会都会邀请她。但她不愿意向记者透露具体的职位。她强调，只有她和她的几位外国同事有这个资源，各地方的联合国相关会议都能帮忙报名。

她向记者推荐了最近可参与的第八届SDG激活影响力峰会，12月12日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她称目前还有三个名额，无合同，交钱后，她或同事帮忙在内部邀请链接中注册到他们名下，并强调这种链接公众无法接触。

自称联合国员工的人，兜售699美元的线下参会与149美元的线上参会名额

临近活动，她会通知消费者到联合国总部取通行证，获得通行证进入会议后，可在自由发言环节随机发言，并与嘉宾，参与者自由社交，手机可以摄影。为表真实，她向记者提供了10月17日部分消费者到联合国参会的微信聊天截图。

随后，记者在联合国官网查询会议日程，发现并无该该会议安排。“开完会就有了，因为目前是内部的峰会。”该“员工”解释道。

消费一次，付一次的钱

职业闭店人收费十几万找人背几百万债 类似新闻，在之前便看到过， 本质上是因为法律在这方面存在漏洞，这些人利用了法律的漏洞。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一家企业无力偿还债务，被法院判决后无力履行义务的话，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经过债权人申请后，法定代表人会被限制高消费，坐飞机、高铁等受到影响。

而且，不管是法定代表人还是股东，债权人也会不停地追你。

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职业闭店人这样一个 “职业”，即在企业感觉经营可能出问题之前，把股东、法定代表人全部转给职业背债人，自己金蝉脱壳。等过上几个月公司倒闭之时，如果债权人再想去追，发现这家公司已经易主。

而新的主人是职业背债人。

这些人完全不在乎自己是否被限制高消费，完全不在乎信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等拖上几年后，债权人心里疲倦了，认栽了，这事便过去了。

有些极其不道德的职业背债人，在公司即将倒闭之时，还可能接着给用户或家长打电话，怂恿别人继续充值。他们用比平常更低的超低折扣，吸引用户继续充值。有些用户没发现背后的猫腻，被超低折扣吸引，便充值了。

结果等充值后没多久，发现商家倒闭。

相当于说，这些职业背债人在公司临倒闭之前，还吸一波血。

我们之前给孩子报的 VIP 钢琴陪练课，可能也是如此。明明快要倒闭，但在倒闭前的一段时间，还给我们打电话，说有充值优惠，非常合适。当时觉得折扣较低，比较划算，便又充了一些。

结果没曾想，充完后没过太长时间，这家培训机构便倒闭了。

我后来通过网络平台向当地市监局进行举报，但没什么结果。再后来，这家培训机构倒闭了。我通过在线平台申报了债权，各种充值页面和证据材料都提交上去了，结果债权申报没通过。我在网上找到破产清算管理组，给他们各种打电话，结果没人接。

最后损失了大约两三万元。

当然，即便债权申报成功，也不一定能拿回钱。因为这家培训机构已经倒闭，估计账上没钱了。

在维权过程中，发现还有欺骗维权家长的骗子。有些骗子知道家长维权心切，冒出来冒充这家培训机构的人员，说自己正在组织退费，让家长点击链接填报信息。但其实，这是一条诈骗链接。如果你填了，可能中木马病毒，自己的银行账号资料泄密，钱被对方划走。

乱象迭出。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个人对此有些悲观。我不认为短期内能有什么解决方案，大家也不要期待太多。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你自己擦亮眼睛，努力做到火眼金睛。不要随意进行大额充值，跟别人做生意时，要审核好对方的信用。

要记住一个道理，钱付出去后，便不是你的了。

其实，从法律角度而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些情况。比如，政府对预先充值设立监管账户，专款专用。用户在上一节课或者用一次后，扣划一次的钱。如果企业挪用这些资金，按照刑法的挪用资金罪或诈骗罪、盗窃罪等处置。

这样的话，谁挪用， 抓谁。即便你在后期换成了职业闭店人，也无法摆脱这层法律责任。

但这些建议，似乎没有人在研讨。

所以，与其想着这些遥远的措施能否被研讨、落实，还比如自己在心里默念一百遍：不要充值，不要充值，不要充值。天上不会掉馅饼，越是优惠力度大的充值，越是可能存在坑，不要充。

消费一次，付一次的钱。

如果你想充，一定要在自己能够承受损失的范围内。假设某一天，店家跑路了，那点充值余额对你来讲，不心疼，无所谓，则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充超过自己心疼阈值的钱，不然万一店家跑路，你可能会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郁闷的心情。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