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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节,作为前记者随便聊几句吧。

新闻这个行当,本来应该多去挖掘真相,好比之前姜萍的事。但事实上,“挖掘真相”现在已经成了最赔本的买卖了。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干内容创业的,想拒绝一个MCN,你就说你的业务是挖掘真相。他一定逃得飞快,裤衩都追不上。

如果他还是非要签你,那多半他是你失联已久的父亲。

如今已经没几个真相是“挖掘”出来的了,用范志毅的话说,“没那个能力知道吧”。现在很多都不是挖掘,而是下注,看哪边调子更响亮、更正,并且情绪大、流量多,就下注哪边。

一波流量过来,就好比开席,有在包房吃的,有在大厅吃的,还有吃残席的,甚至收潲水的。可如果你挖掘真相,连吃潲水的都瞧不起你。

江南五怪被杀,全江湖都谴责黄药师,那就跟着谴责一波;回头如果发现搞错了,那就跟着反思一波;如果黄药师已经受冤枉给气死了,大家纷纷怀念,那就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后小黄蓉坚强活了下来,就说“天意怜幽草”;然后黄蓉婚姻不幸福并发胖了,就说中年女人的失败会写在她的脸上;再过十年她复出拿了奖,走了红毯,就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六波流量,波波不重样。媒体押错了真相是没关系的,只要记住一个:永远和大众站在一起就行了。断头台上的人永远是错的,但断头台下的围观群众永远是对的。

观众也真的并不需要真相,而且越来越不需要。比如姜萍这孩子的真相,对人们来说就不重要,她是不是我的姜萍这才重要。想说忍辱负重,她就是李萍;想说单纯美好,她就是依萍;想说坚强抗压,她就是翠平;想说大气端庄,她就是倪萍。

死磕真相其实只会让人厌恶。都还记得吧,当初如果你支持姜萍,会得罪一半人;你反对姜萍,得罪另一半人。但是你挖掘真相,会得罪所有人。长此以往,傻子都看得出挖掘真相最赔本。

我也是琢磨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了“真相”二字背后的道理。

灭绝师太问:“我厉害还是青翼蝠王厉害?”丁敏君说当然您厉害,结果被师父“啪”地抽了一耳光,赶紧悔罪称“弟子知错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公布真相?答案是有能力中止讨论的人。灭绝师太有能力在峨眉中止讨论,所以可以公布真相。

真相就像文物,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但你不能自己挖掘。

这就是关于真相的真相。

第一张工作照。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发非虚构了。我回了一个‌‌“哎‌‌”,然后什么也没说。

其实我没说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杂志社做专题编辑,这份工作让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难谈起。业余时间,我在做野生记者。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只能供稿。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

以前在电影媒体工作,采访的都是演员、导演、编剧之类的电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绝采访,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出示记者证。但当我开始做一些社会报道,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记者证就变成了很必要的证件,你可以理解为‌‌“通行证‌‌”。

我没有这本‌‌“通行证‌‌”的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我也无从反驳。

今年七月我去农村采访环境污染。那个喊我过去的村民开了辆车,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还接上了另一个有证的记者。那个前辈很有经验,路上聊着他过往跑突发新闻的刺激经历。雨停了,村民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席上聊了很多。饭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问,你有证吗?他的语气很坚定,无从回避。好像如果没有证,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张工作名片,上面写着英文,看起来像个外媒。但我必须向他解释,我要写的文章并不发表在那里,这张名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方会投来狐疑的眼光,很勉强地对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

这还不是最没有底气的,如果我走进机关单位,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野生记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门外的命运。再进一步想,如果因为我的调查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他们以‌‌“假记者‌‌”为名逮捕我,向我约稿的机构媒体,也只能遗憾地告诉我,很抱歉,你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我们不能保你出来,所以不要冒险。我曾向一位媒体前辈请教,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他教了我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我不打算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像spy。

当然有资格向机关单位发问的程序,远不止一本记者证。就算在我所在的杂志社,有正儿八经的理由需要采访机关单位,也只能邮件寄送采访函或者发传真。我寄过一次,整整两个月静静地等待石沉大海,从此我没有再试过。

铺垫到这里,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从发上一篇文章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为什么我手里的两篇文章难产了。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政治抑郁久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想看任何新闻,不想继续手里的事。一天天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难产文章的采访对象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跟一跟,然后惭愧地避而不谈什么时候发稿。

做这份工作,我常常背负着道德负担,它有时拖累我。我遇到过很多次采访对象问我借钱,最开始几次我会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过手里没有余钱的时候,我很惭愧。一旦没有再借,惭愧也渐渐消失,此后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钱,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时候,我答应采访对象,一定会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访,却迟迟没有赴约。可我明明有时空闲,也宁愿做别的事。

我的朋友劝我,金钱和时间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看你有没有去挪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那个金钱和时间,就别勉强了。我想她说的对,但这份惭愧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认为,我不是个道德多么高尚的记者。

道德负担也有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它会激励我。七月我写的文章《手持红码,流浪地球,被驱逐的俄罗斯华人》不幸被原来约好的媒体撤稿了,我加了数十家媒体老师的微信,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文章发出去。‌‌“我不能辜负被采访对象的期望‌‌”,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情绪,采访的人越多,叠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宁做电影节的报道,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工作的单位要求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我几乎到达了生理极限,连续八天每天采访看片,凌晨四五点才睡。在影院里,我错失了七个电话,等我再打过去,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来自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大爷,当时情况紧急,他的事急需马上前去报道,可我挪不开身,从此那个电话再也接不通。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帮到大爷吗?我不知道。

第二张工作照。

我们记者不是律师,不能解决民间的一切苦难,这是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的话,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话,律师其实也不能安抚所有苦难,有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但是记者做得到的,或许。

二月我采访过一路奔逃到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女性难民(《逃亡的乌克兰女性,和帮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已删),听见过话筒那头传来的枪声(《在乌克兰,消失的动物声音》),很努力地争取他们对一个中国记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但我很难消化,抛开这些人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信任。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我与她面对面交谈,我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但当她问我,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讨论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惩罚。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当没见过我,她说。

她不相信,我失败了。

离开她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许我还不够努力。我应该告诉她,去年我写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因为毫无悬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后,我发到了只有2000余粉丝的个人公众号。却恰好被人民日报的记者看见,她向我询问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禁毒老师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讲述。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我们应该至少尝试一下。

我也应该告诉她,虽然我是个籍籍无名的野生记者,但也有幸写过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时代的共鸣,它或许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也不免遇到被删稿的命运。

但我又有什么底气呢?那篇至今难产的文章一直在挫败我。在我三个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时丢来某某大媒体发布的连接,欢呼一阵过后,又开始抱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周而复始,失望和希望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退群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什么脸去和大家讲,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或许,什么都没有用,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但可以缓慢前进,哪怕一时倒退。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调反唱唱

一个不自由的野生记者

告诉我你的故事,可联系dai348515269

 

 

那段时间正值两会,对于文科生而言是个紧要的关口,每次政治考试都会涉及两会热点。

总理记者会那天,政治老师把他新买的电视机搬进了教室,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考点。

那场发布会的视频现在还能从网上找到,气氛非常热烈。记者们提问很积极,朱总妙趣横生,留下诸多金句。

政治老师突然指着电视屏幕说,做记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总理。

那一刻,他脸上有光。多年后,我还记得那副模样。

我心想,嘿,做记者还真不赖。

兜兜转转数年后,我还真做了一个记者。

按惯例,春节前,各地紧锣密鼓地开两会;春节后,全国两会再召开,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闻部,只不过跑的是社会线,整天都是采访打打杀杀的新闻,与时政新闻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门人手不够,领导让我带个新记者去支援某市两会报道。

那座城市GDP过万亿,制造业尤其发达,云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家代表和委员,颇受外界关注。

我兴冲冲而去,但第一天会还没开完,抱着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离场了。见宏伟的礼堂前有几盆金橘树,我摘了一颗金橘给新来的记者,告诉她,很甜,贼好吃。

她还真吃了。然后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导她,咱们干的活儿嘛,就像广东盛产的金橘,过年了,楼宇厅堂都会摆放,好看,可不好吃哟。

这个新记者很有天分,现在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我调去了报社另一个部门。那部门在报社地位蛮特殊,专门采访报道国际国内重大的新闻事件。但部门的前辈们从不去跑全国两会,每逢三月,都集体休假。

既是部门传统,那我自然就跟全国两会无缘了。

不过,我在媒体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有许多人还曾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问。

他们都很厉害,那些经历成为各自职业生涯的闪光点。

再后来,我离开报社后,就甚少关注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闻通报说,今年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又一个恍然,这距离我第一次看总理记者会都过去了20来年呀。

我特意打听了下,当年的政治老师还在学校教书。今年若有机会回老家,我想去寻下他,一起喝顿酒。

我要给他讲,梦想真的很宝贵,即使日后会破灭,也不会掩盖它当初的光芒。

我还要给他讲,真实世界里的记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两会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书本上都没有。

 

 

二十年只是弹指一瞬,我们所爱的一切正在日渐凋零,我们曾熟悉的人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不见。时代的遗产中,我相信越是精神的部分,越不依赖外部环境,我喜欢一切坚定而有力量的东西。

上周在南京与前同事集体看了《不止不休》后,一位同事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2003年的北京,房租真有电影里那么便宜吗?

像我这种2007年就买了房子的人,很难意识到房价对一个城市面貌的影响。

大概是2019年,我有次忍不住爹味十足地‌‌‌‌“开导‌‌‌‌”年轻同事,你们在北京生活,怎么能整天宅在家里,我当年刚来北京,下班后不是看书就是忙着认识各式各样的人,休息日不是去万圣或三联书店,就是去旁听各种讲座沙龙。

在我看来,北京萃集了中国最顶尖的文化资源,这是任何城市不能比的,到了北京却宅在家里,这算是怎么回事?

我当人生导师的底气,其实是种傲慢的无知。2003年前,我住的地方基本不超出三环,而被我认为不知珍惜北京福利的年轻人,最近也在四环外,有的甚至在六环外,北京三环内的城里,几乎是个平行世界;我当时房租最高也不超过收入五分之一,而他们则能占到三分之一。

北京早就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北京了。

那时北京街头的餐馆比现在还要难吃,那时北京的空气是真脏,那时的北京是真会把盲流抓到昌平筛沙子,2002年,我一位同事下了夜班骑车回家,满头大汗被当做农民工抓到了清河,在暖气片上拷了一上午才有人问他。

但那时真有很多人写《喜欢北京的N个理由》之类文章,有个版本是我同事写的,他是上海人,他的版本里没有万圣书店不怕人的猫和排队付款的秦晖,但有我从没去过的小剧场和酒吧,。

那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它洋溢着幼稚而蓬勃的魔力,你经常能在路边摊上见到像是青年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福泽谕吉式的人物,当然,饭局到了太熟悉家常菜这个档次,必然会有不是留着八旗血液就是红色血液的骗子。

2003年,有位同事畅谈他的人生规划,40岁朝阳区人大代表,45岁北京市人大代表,50岁中国第一届民选参议员。因为那一年,一位姓许的法学博士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如今,这位许姓博士被逮捕判刑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不止不休》中,老记者黄江有一句台词:我们做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

但2003年,却又是最能让人觉得记者能改变什么的年份,2003年,孙志刚死在广州收容所,《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包括前面那位许姓博士在内的数位法学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容遣送制度最终废除。

但收容遣送制度被废一个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负责人程益中就被带走。同是2003年、同在《南方都市报》发生的事,又让你觉得真正被改变的很可能是自己。

2003年再上溯二十年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批评商务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大吃大喝少付钱,王磊去职。但随后下来一条新闻纪律:中央报纸批评高级干部,要经中央批准。批评中央副部长级以上、省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经书记处、国务院批准。批评省的厅、局长,最好也给省委打个招呼。

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是相对冷静、不那么乐观的人,不过,人是会篡改自己的记忆的。但有些记忆是篡改不了的。

2003年,我至少成功游说了两个人离开故乡,跑到北京来做媒体。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河南。来自湖南的那位,是我在网上看到他许多烂尾的青春小说,蓬勃而恣肆,来自河南的那位,是我在网上看到他采访一位为子鸣冤的上访母亲,冷静而克制。

其实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就已不再是那个北京了。我记得那时候起,当年靠在各BBS社区发布消息,在书店、茶楼举办的那些讲座和沙龙,似乎就已经彻底消失了。

北京洋溢着另外一种热情,空气中满是三十年代的上海、九十年代广州深圳、镀金时代的美国的味道,沙龙讲座和咖啡馆里谈论的是另外一种理想。伊藤博文、高杉晋作、福泽谕吉们变成了中年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我坚信,在许多人心中,前一个北京才是更值得向往留恋的,后一个北京,不会让我这样的人20年前心血来潮,赶上最后一班44路公交车,绕着二环转一圈,就为看看北京的灯火,然后再打车回家。

那个被我从湖南煽动到北京的人,在第一次被我拉去网友聚会时,一边惦记着最后端上来的水煮肉片没人动是否可以打包打走,一边海阔天空畅谈社会理想。

那个被我从河南煽动到北京的人,在第一次被我拉去网友聚会时,我忍不住按着他的双肩悄声对他说,做记者当然要认识各式各样的人,但有些人不要走太近、有些事不要瞎参合,会连累我们做媒体。

如果我当时向他们推销的是后一个北京,不会吸引他们来。

大概是二〇一二年,那位受我煽动离开河南来北京做记者的朋友又找到我。我们已很久不曾联系,我只知道他后来又去了广州做记者,我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劝告显然未起作用,他终于到了经常要喝茶而无人敢收留的程度。

那时我还没有辞职创业,我似乎在电话里答应他,可以到我们这里做调查记者,但临到见面,我却把话说得不留任何余地:为了不连累我们,你肯定愿意努力收敛自己,但我不相信你能做到这点。

又是十年过去了,如今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二〇一七年,那位受我煽动离开湖南来京的朋友找到我,他想拍一部中国版的《当幸福来敲门》,问有没有合适的人物原型。我说你不就是吗?然后我一口气念出一大堆我们共同朋友的名字。被他否决了,不行,太出名了。

最后,我又想起一个名字,就是《不止不休》中韩东的原型韩福东,是我第一个煽动蛊惑的对象。与我前面列举的人相比,他的经历相对平淡无奇,但传奇程度还是要远超《当幸福来敲门》主人公的原型。没错,过去二十年,我身边很多的中国梦要比美国梦更精彩。

《不止不休》剧本创作之初,曾有过追逐北京梦之类的强烈立意,它的力量源泉,比《当幸福来敲门》刺激到主人公的那辆红色法拉利,当然要高贵而深切,但它集中了太多人的情感经历,非常容易失焦,要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非常容易把人逼疯。

我记得第一个版的剧本中,那份被惦记着的水煮肉片,被移植到了韩东身上,那个真实的故事后半截是这样的:那位朋友当时初来北京,还没吃过像样的饭菜,想把水煮肉片打包带给家里等他的女友,他想了很多台词,但最后有人把烟头摁灭在水煮肉片里。

它终于还是逐渐聚焦到一个记者发生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时代,片名最后取自《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献辞的标题。我看过六七个版本的《不止不休》,大部分版本中,乙肝比例没有这么高,苗苗和张颂文也有更多的戏份,它更像是讲述故去时代一个关于理想与勇气的故事。

它远比现在的版本更好莱坞,片尾打出本片取材自真实人物,然后是原型韩福东履历,从2002年《华夏时报》实习生到后来《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这是一个比美国梦更燃的故事,最后是彩蛋——片中一位老记者对韩东说:有些人记者当久了,把它当成一种职业,而不是理想,希望你不是这样——这位老记者就是韩福东本人。

今天许多年轻人讨伐公知时,压根不提‌‌‌‌“南方系‌‌‌‌”,在他们开始懂事前,‌‌‌‌“南方系‌‌‌‌”就已经被消灭了,但当年那些人真的曾改变过什么,所以,但凡与‌‌‌‌“南方‌‌‌‌”沾得上边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屏幕上,本该是高潮和煽情的部分都克制地戛然而止,很多不明就里的年轻观众会觉得电影交代不清,韩东呢?写完那个报道后他怎样了?

能在电影院看到这个异常简洁的《不止不休》还是相当惊异,记得几个月前,投资方对它能否上映几乎已不抱希望。

《不止不休》今天多少会有一种错位感,对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它想呈现的东西很多要靠脑补,对未经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则完全不能共鸣。北京不但不再是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连更多谋生机会也在迅速消失。

二十年只是弹指一瞬,我们所爱的一切正在日渐凋零,我们曾熟悉的人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不见。童年时代有部电影我看过无数遍,我从来不清楚它的具体情节,但我喜欢《大浪淘沙》这个名字。

时代的遗产中,我相信越是精神的部分,或许越不依赖外部环境,它有种自励的维系力量。

上届平遥电影节上,上映了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片名取自余华访谈中的一句话,我对文艺片不是很有感觉,但这句话真是能打动我,它有一种超越时代的倔强和力量,与《不止不休》这个片名,在精神上高度同构。

我喜欢一切坚定而有力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