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作为前记者随便聊几句吧。

新闻这个行当，本来应该多去挖掘真相，好比之前姜萍的事。但事实上，“挖掘真相”现在已经成了最赔本的买卖了。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干内容创业的，想拒绝一个MCN，你就说你的业务是挖掘真相。他一定逃得飞快，裤衩都追不上。

如果他还是非要签你，那多半他是你失联已久的父亲。

如今已经没几个真相是“挖掘”出来的了，用范志毅的话说，“没那个能力知道吧”。现在很多都不是挖掘，而是下注，看哪边调子更响亮、更正，并且情绪大、流量多，就下注哪边。

一波流量过来，就好比开席，有在包房吃的，有在大厅吃的，还有吃残席的，甚至收潲水的。可如果你挖掘真相，连吃潲水的都瞧不起你。

江南五怪被杀，全江湖都谴责黄药师，那就跟着谴责一波；回头如果发现搞错了，那就跟着反思一波；如果黄药师已经受冤枉给气死了，大家纷纷怀念，那就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后小黄蓉坚强活了下来，就说“天意怜幽草”；然后黄蓉婚姻不幸福并发胖了，就说中年女人的失败会写在她的脸上；再过十年她复出拿了奖，走了红毯，就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六波流量，波波不重样。媒体押错了真相是没关系的，只要记住一个：永远和大众站在一起就行了。断头台上的人永远是错的，但断头台下的围观群众永远是对的。

观众也真的并不需要真相，而且越来越不需要。比如姜萍这孩子的真相，对人们来说就不重要，她是不是我的姜萍这才重要。想说忍辱负重，她就是李萍；想说单纯美好，她就是依萍；想说坚强抗压，她就是翠平；想说大气端庄，她就是倪萍。

死磕真相其实只会让人厌恶。都还记得吧，当初如果你支持姜萍，会得罪一半人；你反对姜萍，得罪另一半人。但是你挖掘真相，会得罪所有人。长此以往，傻子都看得出挖掘真相最赔本。

我也是琢磨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了“真相”二字背后的道理。

灭绝师太问：“我厉害还是青翼蝠王厉害？”丁敏君说当然您厉害，结果被师父“啪”地抽了一耳光，赶紧悔罪称“弟子知错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公布真相？答案是有能力中止讨论的人。灭绝师太有能力在峨眉中止讨论，所以可以公布真相。

真相就像文物，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但你不能自己挖掘。

这就是关于真相的真相。

第一张工作照。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发非虚构了。我回了一个‌‌“哎‌‌”，然后什么也没说。

其实我没说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杂志社做专题编辑，这份工作让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难谈起。业余时间，我在做野生记者。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只能供稿。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

以前在电影媒体工作，采访的都是演员、导演、编剧之类的电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绝采访，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出示记者证。但当我开始做一些社会报道，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记者证就变成了很必要的证件，你可以理解为‌‌“通行证‌‌”。

我没有这本‌‌“通行证‌‌”的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我也无从反驳。

今年七月我去农村采访环境污染。那个喊我过去的村民开了辆车，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还接上了另一个有证的记者。那个前辈很有经验，路上聊着他过往跑突发新闻的刺激经历。雨停了，村民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席上聊了很多。饭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问，你有证吗？他的语气很坚定，无从回避。好像如果没有证，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张工作名片，上面写着英文，看起来像个外媒。但我必须向他解释，我要写的文章并不发表在那里，这张名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方会投来狐疑的眼光，很勉强地对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

这还不是最没有底气的，如果我走进机关单位，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野生记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门外的命运。再进一步想，如果因为我的调查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他们以‌‌“假记者‌‌”为名逮捕我，向我约稿的机构媒体，也只能遗憾地告诉我，很抱歉，你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我们不能保你出来，所以不要冒险。我曾向一位媒体前辈请教，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他教了我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我不打算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像spy。

当然有资格向机关单位发问的程序，远不止一本记者证。就算在我所在的杂志社，有正儿八经的理由需要采访机关单位，也只能邮件寄送采访函或者发传真。我寄过一次，整整两个月静静地等待石沉大海，从此我没有再试过。

铺垫到这里，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从发上一篇文章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为什么我手里的两篇文章难产了。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政治抑郁久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想看任何新闻，不想继续手里的事。一天天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难产文章的采访对象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跟一跟，然后惭愧地避而不谈什么时候发稿。

做这份工作，我常常背负着道德负担，它有时拖累我。我遇到过很多次采访对象问我借钱，最开始几次我会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过手里没有余钱的时候，我很惭愧。一旦没有再借，惭愧也渐渐消失，此后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钱，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时候，我答应采访对象，一定会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访，却迟迟没有赴约。可我明明有时空闲，也宁愿做别的事。

我的朋友劝我，金钱和时间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看你有没有去挪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那个金钱和时间，就别勉强了。我想她说的对，但这份惭愧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认为，我不是个道德多么高尚的记者。

道德负担也有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它会激励我。七月我写的文章《手持红码，流浪地球，被驱逐的俄罗斯华人》不幸被原来约好的媒体撤稿了，我加了数十家媒体老师的微信，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文章发出去。‌‌“我不能辜负被采访对象的期望‌‌”，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情绪，采访的人越多，叠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宁做电影节的报道，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工作的单位要求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我几乎到达了生理极限，连续八天每天采访看片，凌晨四五点才睡。在影院里，我错失了七个电话，等我再打过去，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来自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大爷，当时情况紧急，他的事急需马上前去报道，可我挪不开身，从此那个电话再也接不通。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帮到大爷吗？我不知道。

第二张工作照。

我们记者不是律师，不能解决民间的一切苦难，这是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的话，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话，律师其实也不能安抚所有苦难，有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但是记者做得到的，或许。

二月我采访过一路奔逃到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女性难民（《逃亡的乌克兰女性，和帮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已删），听见过话筒那头传来的枪声（《在乌克兰，消失的动物声音》），很努力地争取他们对一个中国记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但我很难消化，抛开这些人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信任。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我与她面对面交谈，我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但当她问我，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讨论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惩罚。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当没见过我，她说。

她不相信，我失败了。

离开她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许我还不够努力。我应该告诉她，去年我写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因为毫无悬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后，我发到了只有2000余粉丝的个人公众号。却恰好被人民日报的记者看见，她向我询问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禁毒老师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讲述。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我们应该至少尝试一下。

我也应该告诉她，虽然我是个籍籍无名的野生记者，但也有幸写过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时代的共鸣，它或许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也不免遇到被删稿的命运。

但我又有什么底气呢？那篇至今难产的文章一直在挫败我。在我三个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时丢来某某大媒体发布的连接，欢呼一阵过后，又开始抱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周而复始，失望和希望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退群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什么脸去和大家讲，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或许，什么都没有用，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但可以缓慢前进，哪怕一时倒退。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调反唱唱

一个不自由的野生记者

告诉我你的故事，可联系dai348515269

那段时间正值两会，对于文科生而言是个紧要的关口，每次政治考试都会涉及两会热点。

总理记者会那天，政治老师把他新买的电视机搬进了教室，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考点。

那场发布会的视频现在还能从网上找到，气氛非常热烈。记者们提问很积极，朱总妙趣横生，留下诸多金句。

政治老师突然指着电视屏幕说，做记者真好啊，能在人民大会堂采访总理。

那一刻，他脸上有光。多年后，我还记得那副模样。

我心想，嘿，做记者还真不赖。

兜兜转转数年后，我还真做了一个记者。

按惯例，春节前，各地紧锣密鼓地开两会；春节后，全国两会再召开，一般在三月份。

起初，我在地方新闻部，只不过跑的是社会线，整天都是采访打打杀杀的新闻，与时政新闻完全不搭界。

很巧，有一年，部门人手不够，领导让我带个新记者去支援某市两会报道。

那座城市GDP过万亿，制造业尤其发达，云集了一批明星企业家代表和委员，颇受外界关注。

我兴冲冲而去，但第一天会还没开完，抱着厚厚一摞材料就提前离场了。见宏伟的礼堂前有几盆金橘树，我摘了一颗金橘给新来的记者，告诉她，很甜，贼好吃。

她还真吃了。然后表情很奇怪。

我故作高深地教导她，咱们干的活儿嘛，就像广东盛产的金橘，过年了，楼宇厅堂都会摆放，好看，可不好吃哟。

这个新记者很有天分，现在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我调去了报社另一个部门。那部门在报社地位蛮特殊，专门采访报道国际国内重大的新闻事件。但部门的前辈们从不去跑全国两会，每逢三月，都集体休假。

既是部门传统，那我自然就跟全国两会无缘了。

不过，我在媒体圈的一些好朋友都多次参加全国两会。有许多人还曾在记者会上向总理提问。

他们都很厉害，那些经历成为各自职业生涯的闪光点。

再后来，我离开报社后，就甚少关注这些了。直到昨天，看新闻通报说，今年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又一个恍然，这距离我第一次看总理记者会都过去了20来年呀。

我特意打听了下，当年的政治老师还在学校教书。今年若有机会回老家，我想去寻下他，一起喝顿酒。

我要给他讲，梦想真的很宝贵，即使日后会破灭，也不会掩盖它当初的光芒。

我还要给他讲，真实世界里的记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两会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书本上都没有。

二十年只是弹指一瞬，我们所爱的一切正在日渐凋零，我们曾熟悉的人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不见。时代的遗产中，我相信越是精神的部分，越不依赖外部环境，我喜欢一切坚定而有力量的东西。

上周在南京与前同事集体看了《不止不休》后，一位同事问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2003年的北京，房租真有电影里那么便宜吗？

像我这种2007年就买了房子的人，很难意识到房价对一个城市面貌的影响。

大概是2019年，我有次忍不住爹味十足地‌‌‌‌“开导‌‌‌‌”年轻同事，你们在北京生活，怎么能整天宅在家里，我当年刚来北京，下班后不是看书就是忙着认识各式各样的人，休息日不是去万圣或三联书店，就是去旁听各种讲座沙龙。

在我看来，北京萃集了中国最顶尖的文化资源，这是任何城市不能比的，到了北京却宅在家里，这算是怎么回事？

我当人生导师的底气，其实是种傲慢的无知。2003年前，我住的地方基本不超出三环，而被我认为不知珍惜北京福利的年轻人，最近也在四环外，有的甚至在六环外，北京三环内的城里，几乎是个平行世界；我当时房租最高也不超过收入五分之一，而他们则能占到三分之一。

北京早就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北京了。

那时北京街头的餐馆比现在还要难吃，那时北京的空气是真脏，那时的北京是真会把盲流抓到昌平筛沙子，2002年，我一位同事下了夜班骑车回家，满头大汗被当做农民工抓到了清河，在暖气片上拷了一上午才有人问他。

但那时真有很多人写《喜欢北京的N个理由》之类文章，有个版本是我同事写的，他是上海人，他的版本里没有万圣书店不怕人的猫和排队付款的秦晖，但有我从没去过的小剧场和酒吧，。

那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它洋溢着幼稚而蓬勃的魔力，你经常能在路边摊上见到像是青年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福泽谕吉式的人物，当然，饭局到了太熟悉家常菜这个档次，必然会有不是留着八旗血液就是红色血液的骗子。

2003年，有位同事畅谈他的人生规划，40岁朝阳区人大代表，45岁北京市人大代表，50岁中国第一届民选参议员。因为那一年，一位姓许的法学博士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如今，这位许姓博士被逮捕判刑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不止不休》中，老记者黄江有一句台词：我们做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

但2003年，却又是最能让人觉得记者能改变什么的年份，2003年，孙志刚死在广州收容所，《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包括前面那位许姓博士在内的数位法学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容遣送制度最终废除。

但收容遣送制度被废一个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负责人程益中就被带走。同是2003年、同在《南方都市报》发生的事，又让你觉得真正被改变的很可能是自己。

2003年再上溯二十年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批评商务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大吃大喝少付钱，王磊去职。但随后下来一条新闻纪律：中央报纸批评高级干部，要经中央批准。批评中央副部长级以上、省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经书记处、国务院批准。批评省的厅、局长，最好也给省委打个招呼。

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是相对冷静、不那么乐观的人，不过，人是会篡改自己的记忆的。但有些记忆是篡改不了的。

2003年，我至少成功游说了两个人离开故乡，跑到北京来做媒体。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河南。来自湖南的那位，是我在网上看到他许多烂尾的青春小说，蓬勃而恣肆，来自河南的那位，是我在网上看到他采访一位为子鸣冤的上访母亲，冷静而克制。

其实2008年奥运会之后，北京就已不再是那个北京了。我记得那时候起，当年靠在各BBS社区发布消息，在书店、茶楼举办的那些讲座和沙龙，似乎就已经彻底消失了。

北京洋溢着另外一种热情，空气中满是三十年代的上海、九十年代广州深圳、镀金时代的美国的味道，沙龙讲座和咖啡馆里谈论的是另外一种理想。伊藤博文、高杉晋作、福泽谕吉们变成了中年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我坚信，在许多人心中，前一个北京才是更值得向往留恋的，后一个北京，不会让我这样的人20年前心血来潮，赶上最后一班44路公交车，绕着二环转一圈，就为看看北京的灯火，然后再打车回家。

那个被我从湖南煽动到北京的人，在第一次被我拉去网友聚会时，一边惦记着最后端上来的水煮肉片没人动是否可以打包打走，一边海阔天空畅谈社会理想。

那个被我从河南煽动到北京的人，在第一次被我拉去网友聚会时，我忍不住按着他的双肩悄声对他说，做记者当然要认识各式各样的人，但有些人不要走太近、有些事不要瞎参合，会连累我们做媒体。

如果我当时向他们推销的是后一个北京，不会吸引他们来。

大概是二〇一二年，那位受我煽动离开河南来北京做记者的朋友又找到我。我们已很久不曾联系，我只知道他后来又去了广州做记者，我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劝告显然未起作用，他终于到了经常要喝茶而无人敢收留的程度。

那时我还没有辞职创业，我似乎在电话里答应他，可以到我们这里做调查记者，但临到见面，我却把话说得不留任何余地：为了不连累我们，你肯定愿意努力收敛自己，但我不相信你能做到这点。

又是十年过去了，如今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二〇一七年，那位受我煽动离开湖南来京的朋友找到我，他想拍一部中国版的《当幸福来敲门》，问有没有合适的人物原型。我说你不就是吗？然后我一口气念出一大堆我们共同朋友的名字。被他否决了，不行，太出名了。

最后，我又想起一个名字，就是《不止不休》中韩东的原型韩福东，是我第一个煽动蛊惑的对象。与我前面列举的人相比，他的经历相对平淡无奇，但传奇程度还是要远超《当幸福来敲门》主人公的原型。没错，过去二十年，我身边很多的中国梦要比美国梦更精彩。

《不止不休》剧本创作之初，曾有过追逐北京梦之类的强烈立意，它的力量源泉，比《当幸福来敲门》刺激到主人公的那辆红色法拉利，当然要高贵而深切，但它集中了太多人的情感经历，非常容易失焦，要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非常容易把人逼疯。

我记得第一个版的剧本中，那份被惦记着的水煮肉片，被移植到了韩东身上，那个真实的故事后半截是这样的：那位朋友当时初来北京，还没吃过像样的饭菜，想把水煮肉片打包带给家里等他的女友，他想了很多台词，但最后有人把烟头摁灭在水煮肉片里。

它终于还是逐渐聚焦到一个记者发生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时代，片名最后取自《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献辞的标题。我看过六七个版本的《不止不休》，大部分版本中，乙肝比例没有这么高，苗苗和张颂文也有更多的戏份，它更像是讲述故去时代一个关于理想与勇气的故事。

它远比现在的版本更好莱坞，片尾打出本片取材自真实人物，然后是原型韩福东履历，从2002年《华夏时报》实习生到后来《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这是一个比美国梦更燃的故事，最后是彩蛋——片中一位老记者对韩东说：有些人记者当久了，把它当成一种职业，而不是理想，希望你不是这样——这位老记者就是韩福东本人。

今天许多年轻人讨伐公知时，压根不提‌‌‌‌“南方系‌‌‌‌”，在他们开始懂事前，‌‌‌‌“南方系‌‌‌‌”就已经被消灭了，但当年那些人真的曾改变过什么，所以，但凡与‌‌‌‌“南方‌‌‌‌”沾得上边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屏幕上，本该是高潮和煽情的部分都克制地戛然而止，很多不明就里的年轻观众会觉得电影交代不清，韩东呢？写完那个报道后他怎样了？

能在电影院看到这个异常简洁的《不止不休》还是相当惊异，记得几个月前，投资方对它能否上映几乎已不抱希望。

《不止不休》今天多少会有一种错位感，对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它想呈现的东西很多要靠脑补，对未经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则完全不能共鸣。北京不但不再是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甚至连更多谋生机会也在迅速消失。

二十年只是弹指一瞬，我们所爱的一切正在日渐凋零，我们曾熟悉的人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不见。童年时代有部电影我看过无数遍，我从来不清楚它的具体情节，但我喜欢《大浪淘沙》这个名字。

时代的遗产中，我相信越是精神的部分，或许越不依赖外部环境，它有种自励的维系力量。

上届平遥电影节上，上映了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片名取自余华访谈中的一句话，我对文艺片不是很有感觉，但这句话真是能打动我，它有一种超越时代的倔强和力量，与《不止不休》这个片名，在精神上高度同构。

我喜欢一切坚定而有力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