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的镜头，从来没离开过一间公寓。一对新婚夫妇刚买了套公寓搬进去，软装还没弄完，先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庆祝，聊天喝酒。即将到来的孩子。生活里的笑话。房间布置。政治局势。德里达。女主角在维也纳的个展和驻地项目。就像所有城市里的年轻人。有朋友送新人了一个应急背包作礼物，里面有手电筒和电池收音机，其他人还笑他过虑。

凌晨，战争在窗外到来。爆炸是不定时的。士兵聚集在楼下。年轻夫妇给亲人朋友们打电话，焦虑，恐惧，不安，该离开还是等待？加油站、超市和银行排起长队。镜头从未离开过这间公寓。战争在哪呢？战争就游荡在这个空间里。新闻里的声音、电话那头的讨论、窗户外的爆炸、士兵挨家挨户的敲门声，包裹了这间公寓。逃去奥地利吗？女主角是艺术家，她的个展和驻地此时听上去如此不真实，她怀疑艺术在此时毫无作用，现实强烈而直接，她想自己该去前线做志愿者，哪怕给大家调Molotov 鸡尾酒也好。这对新婚夫妇的“蜜月”，就是动身逃难。影片在这里结束。

艺术有什么用呢？乌克兰导演 Zhanna Ozirna “交卷”了。

走出影院，一个乌克兰女生站在楼梯处，直直地站着，摘下眼镜，抹眼睛，随及哭出声来。同伴拍她的肩。人们沉默地注视，用目光拥抱，然后离去。

这片子太低调了，如果不是遇到一个德国策展人跟我大力推荐，差点错过。赶着订了最后一场，大早上九点钟，现场只坐了几十个人。也不知之后会不会跟更多观众见面。

罗马尼亚电影《The New Year That Never Came》（《永未到来的新年》）讲述了1989年齐奥塞斯库末期，罗马尼亚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政治。《二手时间》影像版。堆了无数苏联笑话。全片都聚焦在十二月底那几天。导演本人显然对这个选题着迷，之前拍过同题短片，现在又扩展成长片。他现场Q&A时说，柏林墙倒塌是宏观事件，他更感兴趣微观视角下，“墙塌了”前后普通人的生活。处处是政治，但政治是在日常里的。片子里的角色选择很有代表性：学生、工人、“斯塔西”、戏剧演员、国家电视台编导，每个人在片中都遇到了一个麻烦，而这个麻烦都跟「系统」有关。

十几岁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发表了错误言论，面临毕不了业的惩罚，可能要分配去工厂，他决定跟朋友一起润，俩人找了辆车就往边境去了（看了下地图罗马尼亚好像也润不出去……）。他父亲是国家电视台编导，此时也在剪辑室里焦头烂额——女主持人同事突然跑了（还是出事了），而她刚刚代表电视台声情并茂地录了一段新年献词，歌颂伟大的罗马尼亚和领袖。台里领导批示说，必须立即找到解决办法——把她剪掉也不行，不能让公众知道女主持人的缺席。他们决定找一个跟她长得像的演员或主持人，化妆一下来替代。找来找去，发现了国家戏剧团的一个演员长得像，就指示她来朗读那段新年献词。于是这位演员的烦恼也来了，献词里都是荒唐而可笑的话，现实已经溃烂至此，她良心和自尊上不想接这个“肉喇叭”的活儿，但又不敢反抗指令，就想了各种办法来逃脱。“斯塔西”是位中年男子，他经常找不同行业的人“谈话”，掌握舆情和动向，但在日常生活里呢，他是个孝子，他从小长大的老公寓楼要被强拆了，断水断电，老母亲拒绝搬走，决定以死相抗。他内心也很挣扎，但还是用工作中的套话劝，妈妈，城市发展不是件坏事呀，这也是为了人民好。妈妈骂了他一顿，坚决做钉子户。还有老实厚道的工人。他在厂子里是模范标兵，有个清贫但幸福的家庭。他七岁的孩子，给老家的爷爷写贺卡祝新年快乐，说你要给我妈妈祈祷，她的愿望是一个新的钱包，你也要记得祝福我爸爸，他的愿望是让“Uncle Nic”死。完了，“Uncle Nic”就是齐奥塞斯库。童言无忌。父母关起门来的“危险发言”被孩子学到了。工人大哥吓疯了，想尽各种办法补救，并惴惴不安地等待厄运降临。

每个人的日常和社会生活都割裂了。而把所有人的命运连起来的，是那个无所不能的「体制」。结局就是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的广场讲话……随后“墙塌了”，导演结尾把电影和历史影像剪辑在了一起，这些角色，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的罗马尼亚人。

巴西电影《我仍在此》，是《中央车站》等电影的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新作，讲述了巴西军政府时期的一段黑暗历史，真实故事，改编自巴西作家Marcelo Rubens Paiva的非虚构原著。1971年，前国会议员、工程师Rubens Paiva一家人幸福生活在一起，养了六个孩子，家里经常招待朋友聚会，往来者都是报社主编、艺术家和作家等左翼人士。突然有天Paiva被带走了，从此消失，后来才有消息传出他遭受酷刑后被杀害。但巴西政府从来不承认，“查无此人”。电影主角是这位母亲Eunice。她忍住痛苦和崩溃，追索真相，同时以无尽的爱和勇气把六个孩子养大，而且她并未只是成为Paiva的“受难者家属”，她在四十多岁重返校园，修读法律，并成为巴西社会活跃的人权捍卫者和法律专家。她和Paiva的儿子Marcelo事发时才11岁，后来成为一名作家，写下了全家人的故事。

其实这种题材很适合拍成纪录片，电影容易“用力过猛”，成了陈腔滥调。但塞勒斯处理得很巧妙，保持他一贯擅长的情感叙事，镜头平缓、温柔，同时对政治和社会变迁场景保留了极大的克制，除了“真相与和解”的历史创伤，更多聚焦在一家人半世纪来的情感和命运，尤其是母亲Eunice这位女性的个人抗争。

巴西这部是主竞赛，肯定会上院线，罗马尼亚和乌克兰那两部会比较小众。但这类题材吧，电影还是比不上纪录片好看。乌克兰和伊朗近几年出了太多优秀纪录片，唉。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生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宁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划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前段时间，何赛飞老师的一段视频引发热议，在话题冷却了几日后，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番感慨。

上文提到的视频情节大体经过为，某戏曲节目上，一位年轻演员呈现了精彩表演，在之后的评比环节中，主持人表示，这位年轻演员的水平虽高，但工作待遇却一直都没得到保障，不仅多年没有转正，而且每个月的工资也才只有区区的 1500 元，生活都难以为继。

主持人这番话显然勾起了何赛飞老师的愤怒，她先是高度评价了青年演员的业务水平，为他鸣不公，之后便开始怒斥相关机构违背中央精神，大搞形式主义，几百万几千万的经费用完，却完全没有成果展示给人民，说到激动处，何老师甚至怒吼着质问：“戏呢？！钱呢？！到哪里去了？！”

在这段视频的评论转发里，很多行业的从事者都纷纷表示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大家无不对这种欺上瞒下浪费公帑的行为切齿痛恨，但我想说，财富的浪费，只是这种敷衍行为的恶劣影响之一，除了钱之外，还有更大的浪费，即对人的浪费。

多年前，我曾经去南方观摩过某单位的讲解员评比，流程大概是每个讲解员选个主题，准备几页 PPT，然后上台做 10 分钟左右的演讲，台下几个评委负责打分，最后分数高的几位选手评个优秀，再颁个奖，完事。

我在现场看时，就觉得大部分参赛选手都只是走个过场，说点套话，弄几个 “规定动作” 就完了，分数都大差不差，那场评比是在下午，每个人讲 10 分钟，二十多个讲解员就是好几个小时，内容又实在平淡，以至于比赛时，整个现场弥漫着一股乏味的气氛，有的评委甚至趴在桌子上睡起觉来，每当一个选手表演结束后，评委就会被现场稀稀拉拉的掌声吵醒，然后睡眼惺忪地跟着一起鼓掌，等下个选手上台后接着睡。

我本以为这种煎熬会持续到结束，然而，有个姑娘的讲解却相当出彩，她一上台就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没有那些烂俗套路和做作的情绪化表达，反而轻松幽默，机敏频现，不仅讲解内容丰富鲜活，她还把自己的生活阅历和文物历史结合在一起，可谓灵气十足，其风格脱颖而出，就仿佛周杰伦的歌出现在了上世纪 70 年代，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姑娘肯定是优秀，没跑。

然而，在颁奖环节中，那姑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优秀名额的领奖台上，她只是坐在下边跟着大家一起鼓掌，而台上拿优秀的几位着实让我不解，他们在演讲时，台下的评委分明在睡觉，他们都把评委给讲睡着了，怎么还能拿优秀呢？一个优秀到让人昏昏欲睡的讲解，意义何在？

事后，我和那位姑娘寒暄了一番，我能感觉到，她是真的热爱讲解工作，平时没少下功夫，也没少琢磨，虽然业务水平高，但在单位里也一直没啥发展，工资也就是当地平均水平，有时甚至还差点，可依然坚持着，其状态就和上文提到的青年演员一样，待遇微薄，没有前途，我俩互相勉励了一番就分别了，那之后，我们过年过节时还会发个信息互相问候一下，前年，我听说她离职了，好像是去了某平台做客服，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何赛飞老师的视频勾起了我这段回忆，我就想，如果那姑娘能留在原单位，给她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以她的才华和热情，定能做出一番成绩，造福广大观众和文博事业，然而，她和很多像她一样的年轻人没有被在乎，他们来了，他们努力，他们幻灭，他们离去，很多机构就是这样，在一次次形式主义的敷衍中，满不在乎地做着新陈代谢，哪怕是块红炭，晾在石头堆里，也有冷却的一天。

何赛飞老师在视频里怒吼着质问几百万几千万的钱去哪了，引得大家愤怒，但我想说，损失的钱毕竟是有形的，可人的创造力、热情、荣誉感和进取精神却是无形的，这些更宝贵甚至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也被毫不吝惜地浪费了，其损失难以计量。

敷衍的风漫不经心地吹过旷野，那一颗颗红炭的光和热就这样散尽在风里。

相比起中国插花的浮光掠影之路，日本的花道历史悠长而有延续。去日本采访几个花道名家，动辄一个家族就有几百年的历史，让人不由好奇，怎么靠花道一门，就能支撑家族这么久。这个问题会变成大文化的考察，诸如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包括花道与日本审美体系的关系，未免大而空泛。还是忽略掉这些讨论，进入最直接的‌‌‌‌“目击‌‌‌‌”吧。

别说花道可以支撑起一个家族，走进草月流的草月会馆的瞬间，我就内心暗叫，插花能插出一幢大楼。这幢楼是日本经济腾飞年代的建筑设计师丹下健三的作品，整个建筑包裹在镜面玻璃之中，折射出街面的繁华。那个时代，也是草月流腾飞的年代，给大型的国际赛事插花，给奥运会开幕式插花，百货公司新开的庆典上也都是他们的作品。大楼选址位置极佳，豪宅林立的东京港区，对面就是皇太子御所，大片大片的清静无人的绿地，甚至可以用小森林来形容。御所属于天皇家族私有，带有古老的百年不动的气息，偏偏草月流的整个二楼窗户全透明，可以把整个御所的硕大森林尽收眼底，也算是某种现代局势下的对照记。

一楼也是丹下健三的设计，有陈列花道作品的展厅，有他构建的灰色的石庭。后来知道，这幢大楼在现代建筑史上颇为著名，很多建筑师会前来参观。所以来这里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为插花而来，一种则是为了建筑。

为了给我展示作品，草月流派出了一位有十多年经验的教授中村草山，一板一眼，恍若舞台上京剧名家的动作。前面说了满屋子的华丽花材，最突出的是刚砍下来的几根高大的竹子。草月流的三代家元敕使河原宏是著名的艺术家，拍电影，做展览，当年的一大突破，就是把大量的竹子带上舞台做创作。今天的草山教授也是三下五除二，就将几根长竹子砍开，用铁丝、电钻和锤子，把新鲜的竹子做成了一件作品的容器。据说草月流的女性插花老师也一样，动手能力极为强悍，一般的木匠活，都不在话下。

印象最深的，反而是最简单的作品。中村从几十把山茶花中挑选了一枝，此刻正是茶花季，淡粉色的茶花开得旺盛，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选了这一枝，一共三朵茶花。他用剪刀轻松几下，剪下了大部分叶子、花苞，还有一朵盛开的花，留下了一朵垂下的花和少量的叶子，用清水洗净，插进了宝蓝色的玻璃花瓶。这种方式叫‌‌‌‌“一轮插‌‌‌‌”，如何在材料中做出取舍，就是个人的功力。

这时候才觉得，草月流满大厅里铺陈开来的花材，也不尽然是炫耀和铺张。让任何一个人面对这么多花材，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一朵花，肯定是一种极为复杂、独到的考试。孤独地面对满屋子的繁华世界，以及如何呈现一个花花世界之上的个人精神体系。

有繁华到了极致的，也有真的是简素到了极致的。去奈良找田中昭光，一位八十岁左右的古董店继承人。他插花，全部用自家庭院里的花材，一草一木，皆不妄取，最后剩下的树枝，还要给奈良街头的小鹿食用。

说是古董店，不过是一家仅十余平方米的小店堂，名为‌‌‌‌“友明堂古美术店‌‌‌‌”，需要穿过满是奈良鹿的公园。我们买小饼干给那些冬天的小鹿吃，和鹿嬉戏一段，就到了店里。这个位置太好找了，是那种你路过也不觉得传奇的小店，简直是位于闹市通衢。也许是国内这种旅游景区的小店我们都过而不入？

还是不了解日本。这家小店的后面就是东大寺正仓院，正对着奈良国立美术馆。田中昭光却不是因为这里是旅游景点而特意开设的古美术店。他今年八十岁了，奈良本地人，当年这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旅游景点。他和太太都出身奈良世家，因为喜欢悠游自在的生活，所以开了这家古董小店，也是玩的兴致。

他天天在自己家的‌‌‌‌“古美术店‌‌‌‌”插花，随便用的花器都是家里的古董，比如东大寺里和尚用过的油壶，十六世纪中国传入的唐物，在他看来，并不一定名贵。家里砌成的炉子，也是用的和东大寺同样的砖头。作为日本数得上的插花家，他的自豪在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奉行的是千利休的插花美学，‌‌‌‌“如花在野‌‌‌‌”。他自己出版了一本书，也叫这个名字。

每个插花名家到他这里，都会很谦虚。为什么？老先生哆哆嗦嗦地说：一看我们家这个地段，插花的花器，就没人敢说话了。

这种姿态，也真只有武侠小说中才能看到。

不过背后，还是因为他的插花态度，如同他在自己书的前言中说的一样：不拒不追不竞不随，某种独立于世的态度。

承平已久，本土没有发生战乱的地方，才能讲究‌‌‌‌“岁月静好‌‌‌‌”。奈良不是首都很多年，奈良人还是觉得奈良才是天定的天潢贵胄所在地。奈良人不讲金钱，只谈生活，老先生这种有家世的人就活得自在。年轻时候家族有钱，父亲开工厂，家里有几家电影院，但是因为爱上了太太，放弃了自己家的遗产，当了入赘女婿。太太现在已经是老太太了，慢悠悠地出来。她去年生了场大病，所以说话也哆嗦，柔声细语叫‌‌‌‌“爸爸、爸爸‌‌‌‌”，大概也像是中国人的习惯，孩子爸爸之类。她特别自豪，先生放弃了自己家的财产，来当入赘女婿。

两位老人坐在榻榻米上说话，很有小津电影的感觉——小津的底色，何尝不是那种安宁岁月里的哀怨？属于人的特有的哀怨，见月落下眼泪，看见花，当然伤心也有，触动也有。

古美术店每天进来买东西的客人不多，反倒是观光客人会带走一两件器物。这些年中国游客买茶器成为风气，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先生其实是日本著名的花道家。

他不是任何一个仪式化的流派，很多人说他插花随意，但其实过程中充满了挑剔。过去很多年里，老先生都会去山里找花材，找不到宁愿放弃插花。现在年纪大，走不动，就在自家后院找花材。他的一大特点，是绝对不去花市买花，都取之于周边，最隆重的时候，会去自己家的园林里找花材。

我们这天去的小小的店堂里的几处插花，一处敞口漆盘，随意插着鸢尾；一处是墙角的青花大瓷瓶，插了一支满是花苞的桃花枝，下面配着院子里的茶花；还有一盘，也是应景的季节花，水仙和腊梅，但是腊梅的枝材感很好，一下子就跳出了‌‌‌‌“随手插‌‌‌‌”的范畴。

后来去他家的花园，靠近天皇的陵墓旁，典型的日式园林，茶室门口放着很多挡猫的铁刺，据说是山里野猫多。这花园也是老先生和老太太结婚的时候，两家父母共同送给小夫妇的财产。一晃就是六十年，现在已经变得苍古起来，不过奈良整体的气质就是苍古，所以并不显得颓败，反而很合适。

远处是春天要放野火烧山的那座著名的若草山。

烧后长出来的新草更加碧绿，这里面的情感是复杂的：生活太平，只有生老病死才是大事，反倒是没有那种社会巨变带来的惶然感，只能靠人工来放火，欣赏那种春草年年生的美感。

三个儿子都没有离开家庭去闯荡，两个大儿子看店，小儿子是艺术家，看守花园。这天我们来拍摄老先生插花，是大事，所以家族都来了。老先生为我们插的花材，也说不上多么复杂，枯枝加上院子里刚摘下来的山茶，颤颤巍巍挂在墙上，突然整个小小的空间，就变得有情趣起来。

院子里还有一种小石榴，据说也是从正仓院引来的种子——这大概也是老先生说话的一个特点，喜欢强调自己家的事物，无一处无来历，有时候顽皮了，也从门口的公园折上一枝白梅花。‌‌‌‌“反正那么多，我不折断回来，也浪费了。‌‌‌‌”倒像大妈的逻辑。

好处是，老先生一点材料都不浪费，用剩的材料，比如梅花的枝条，都喂给公园里的小鹿。

取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轮回井井有条。

行路长见闻。一路名胜之多，令人不暇接，而‌‌“美盲‌‌”之多，也是见闻之一。

我乘船去长江支流大宁河的小三峡游览，发现同舟的几对青年男女，每人手里一本小人书，抛开两岸的大好风光，看书度光阴。另见一胜地，陈列了许多老树根，神态突兀，确是极好的欣赏对象，然而也许正是为了‌‌“欣赏‌‌”的缘故吧，它们分别被涂上了各种颜色。

我赶到山西芮城看元代永乐宫的壁画，交通十分不便，一路打听时，常常听到一些熟悉当地的好心人的劝告：那里没有什么可玩的，很苦，你们那么大年纪，何必赶去！确实，看壁画的人并不多，显得冷冷清清。

我见过的寺庙不少，近几年来又都香烟缭绕，拥挤的人群在顶礼膜拜菩萨。菩萨大都是被作为紧急任务赶塑起来的，因原先的早在‌‌“文革‌‌”中被革掉了命。新菩萨和老菩萨之间，实在已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了，艺术的血缘啊！

一月奔波，最大的收获是饱看了南阳的汉画像石。南阳是刘秀的家乡，虽说帝王本无种，南阳却因此布满了无数皇亲国戚的巨大陵墓。但就汉画馆里陈列的部分画像石看，其艺术的气概与魅力，已够令人惊心动魄了。那粗狂的手法，准确扼要的表现，把繁杂的生活情景与现实形态概括、升华成艺术形象，精微的细节被统一在大胆的几何形与强烈的节奏感中。

其中许多关键、基本的艺术法则与规则，正是西方后期印象派开始所探寻的瑰宝！谁是汉画的作者？作者与巨匠们很有可能是不识字的文盲，但通过实践与借鉴，却创造了伟大的艺术。文盲与美盲不是一回事，二者间不能画等号，识字的非文盲倒往往有不少不分美丑的美盲！

那天正是清明节，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盲后又打着红旗顺路来参观汉画馆，嘻嘻闹闹而来，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飞尘。孩子们见到了什么呢？我沉默于回忆中：青年时代在法国留学，我的法语很差，听学院的美术史课只能听懂一半，很苦恼。

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她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比之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羡慕这些孩子们啊！最近几年，美育终于开始被重视，我希望，若干年后，那些难看的日用品和费了劲制造出来的丑工艺品将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