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丹生前的笔迹

在一页纸上，出现了六次‌‌“死‌‌”字，她用很大的字写：‌‌“死了算了‌‌”，‌‌“死，过两天就死‌‌”，‌‌“我死了恁都开心了是吧‌‌”，‌‌“死了就没人气着你了。‌‌”

她还写道：‌‌“我活着就是浪费‌‌”、‌‌“活着干啥，好难。‌‌”

小丹生父孙飞向我们提供了小丹和朋友小雪的聊天记录，她在聊天里多次提到来自养母的责骂。

‌‌“她又骂我了，她说要是知道你这样，小时候都应该掐死你。‌‌”

‌‌“一天不骂我她不得劲儿。‌‌”

‌‌“她的话老狠毒，老伤人了，你都不知道，她说你咋还不去死，恁妈都不这样说，恁爸也不这样说吧。我难受，我谁也不能说都得憋着，就算给俺爸俺哥说，他们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真坚持不下去了。‌‌”

在笔记里，她写道：‌‌“连我多大了都不知道，干啥都干不好，洗衣服洗不好，干活干不干净，刷筷子刷不干净，以后注意。‌‌”

小丹猜测这种苛待也许来自于自己的身份，今年11月份，她和小雪说：‌‌“我记着小时候俺哥好像说我不是亲生的啥的。‌‌”

我们试图联系小丹的养父母，但直到发稿，他们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在警方的询问笔录里，关于小丹坠楼的原因，刘某英称与她没有矛盾，也没有察觉她近期有什么异样。她告诉警察：‌‌“我认为是她跑到楼上散心，不小心掉下来的。‌‌”养父么某轩则说，‌‌“是她自己的原因，因为疫情小丹在家封控了18天，再加上正处于青春期，心理上有压力。‌‌”

在东古城镇警局出示的情况说明中，作为养父母的么某轩夫妇坚称，一直把小丹当作是女儿来抚养，没有亏待过她。

在小丹自杀之后，刘某英和么某轩把她以‌‌“六万六‌‌”的价格卖给别人配‌‌“阴婚‌‌”，最终葬在了后辛庄村一个陌生男孩的坟里，距离养父母老家有六公里。

在媒体对男孩父亲张某起的采访中，他说他的儿子是吃完饭后在街上散步出的车祸，过世时17岁。‌‌“阴婚‌‌”全程由中间人牵线与协商，关于小丹，张某起得知的情况是吃错药吃死的。

‌‌“孩子就是义无反顾的‌‌”

小丹的笔记里，夹杂在那些痛苦话语之中的，有一句对自己的微弱鼓励，‌‌“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

她长着一张很干净的脸庞，白皙、秀气、眼睛很明亮。棕色的直发偶尔扎成马尾，偶尔双股麻花。她的短视频账号最后一次更新是在去年11月7日，是一张戴着口罩的自拍。

孙飞的家人说，小雪告诉自己，小丹很喜欢拍照，也会像所有年轻女孩一样发很多张自拍照，让她挑选哪张最好看，然后发到社交账号上。她也会和闺蜜吐槽自己有‌‌“恐男症‌‌”，会和朋友撒娇自己是emo怪。

她的短视频主页看上去像是一个无比正常的年轻女孩的生活。她分享着‌‌“每日一关‌‌”游戏截图，吐槽根本过不去第二关，也会特意截出网文《偏偏宠爱》中的文字截图，并配字‌‌“江忍是全世界最好的江忍‌‌”。她晒出跑步软件上得来的粉色库洛米奖牌，一个叫zenly的软件录屏，她在地图定位中试图找到小雪并艾特她。

但在真实世界里，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个子不高，很瘦，有点怯怯的。她成绩不好，2018年上初二的时候辍学，之后一直在超市里帮刘某英看店、搬货，客人来了，也是问一句才答一句。

小雪告诉孙飞的家人，辍学后小丹的活动空间急剧缩小，很少能够出门。平时只有拿快递和出去给刘某英买药的短暂时间，才能给自己发个信息，一起出来玩会儿。有时候时间长没办法出去，就会让小雪来超市跟她一起玩。

小丹的生父孙飞向我们回忆，在他后来打听的时候，一个邻居告诉他，‌‌“这个孩子我天天见，每天早上都是她第一个起来开门倒垃圾，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小雪后来告诉孙飞，除了超市里的事情，小丹还要负责喂狗，刘某英和么某轩在某个厂里养了一条狗，小丹每天都需要过去喂，但出去时间久了也会被责骂。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洗衣服，这些活儿基本都是小丹在做。

小雪是小丹唯一的倾诉对象，她曾告诉孙飞家人，自己能感觉到小丹承受的精神压力，她每次会开导小丹，让她不要钻牛角尖。但一个17岁的女孩很难自我疏解这种痛苦，在跳楼前的一个月，她就试图自杀，她告诉小雪说，自己使用了网上说的一个方法，但除了晚上出现了一点幻觉之后，这些药作用不大，她沮丧而愤怒，‌‌“我靠，没死，我操。‌‌”

11月17日是小雪最后一次联系上小丹，之后小丹的手机摔坏了。第二天，东古城镇高风险封控了，实施足不出户。小雪不断去想象小丹最后的处境，有手机的时候她每天都能和她聊几句天，现在失去了倾诉的唯一渠道，也无法出门，也许面临频繁的责骂，她孤立无援。

小丹在生命的最后展现出了一种决绝的意志。小丹的生父告诉我们，他后来在派出所看到了小丹跳楼的监控视频，姿态坚决，跳下的时候毫不犹豫。‌‌“我看了都特别受不了，孩子就是义无反顾的。‌‌”说到这段的时候，孙飞情绪激动，几近落泪。

‌‌“非常后悔‌‌”

卫河的西岸，隔着几里地，就是小丹的生父母孙飞夫妇居住的县城。

小丹离世一个多月后，2023年1月4日晚上10点多，孙飞夫妇才在一个朋友的电话中知道孩子出事了，却不清楚原因。彼时新冠疫情刚刚解封，信息传播比较慢，周围人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朋友听说的原因是得了新冠，治疗时吃错药了。

孙飞说，知道小丹出事的这一晚上，他们夫妇彻夜难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第二天他俩就跑去附近打听孩子的具体情况，‌‌“有的说是新冠，有的说是跳楼，说不清楚。‌‌”在打听小丹被埋到哪里时，又听说小丹没有被埋在养父母的老家冠县北么庄村，而是卖给别人配‌‌“阴婚‌‌”了。

哪个城市也说不清，孙飞夫妇开着车满地找，哪儿还有新坟。在后辛庄村的一个超市里，他们听说村里埋了一个新坟。于是他们在超市里买了很多东西，然后问老板是谁家、坟在哪里，老板说是张某起家，埋到一个树林里了。

孙飞各种打听联系上了张某起，他们一家被领着去了坟上。张某起告诉孙飞，自己家庭并不富裕，2022年6月，他才上高二的儿子出了车祸过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经中间人介绍，有一家女孩过世，出十八万六的高价配‌‌“阴婚‌‌”。张某起拿不出那么多钱，后面经各种协商，最终以六万六成交，医院的所有费用由男方家买单。

‌‌“阴婚‌‌”在当地并不罕见，被问及为什么会想到配‌‌“阴婚‌‌”时，张某起告诉孙飞，‌‌“现在不都这样。‌‌”2005年，民俗教授黄景春到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做田野调查多年，发现当地人认为‌‌“阴婚‌‌”很正常，没有人遮遮掩掩，反而对于被当作研究对象感到惊讶。不单是农村，在山西洪洞县城，出租车司机都能跟黄教授聊身边熟人操办冥婚事宜，说明阴婚在当地被普遍接受。

17岁的小丹就这样被埋进了一个‌‌“婆家‌‌”的坟。孙飞听张某起说，小丹入葬的那一天，刘某英和么某轩两人都没有出现。原本孙飞对于‌‌“阴婚‌‌”没有太大抵触，孩子入土了就入土了，他们一家还在张某起的陪同下，在小丹的坟前放了祭品和花，‌‌“当时我们没有想过再把孩子的遗体折腾走，只是觉得对不住孩子，清明的时候可以看看孩子。‌‌”

但是1月8日，孙飞去了派出所，想要确认派出所是否知道‌‌“阴婚‌‌”这个事。在那里他看到了小丹留下的笔记，再加上小雪提供的聊天记录，‌‌“原来小丹的生活那么不堪。‌‌”

‌‌“就是知道孩子死得这么可怜，如果孩子是真的新冠病了，我们都不上火。‌‌”他认定是养父母对小丹的虐待造成了她的轻生，并决定起诉小丹的养父母。

孙飞50岁，是个表达清晰、说话很有条理的人。在和我们交谈时，他哭了好几次。‌‌“就这一件事办错了。就这一件事，非常后悔。‌‌”

2005年，32岁的孙飞在当地县上班，工资大约两三百块钱，租住在县城边缘的一个农村平房。宽三米，长六米的两间砖垒小屋，住着孙飞夫妇与未满两岁的一对双胞胎。

妻子在几年前下岗，他需要一边上班，一边去工地干点体力活，做一些小生意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当发现妻子意外怀孕时，他劝说妻子流掉，但妻子不愿意，‌‌“想给孩子一个生命。‌‌”孙飞说。

2005年农历9月27日，一个初秋的下午三点半左右，他的妻子背着孙飞在村子西边的小诊所打了催产素，独自生下了小丹。经诊所的医生介绍，刘某英的姐姐抱走了孩子。根据警方的询问笔录上，姐姐知道妹妹刘某英与么某轩的家庭是二婚重组，么某轩此前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刘某英和么某轩生了个儿子，但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刘某英的姐姐就时常替妹妹打听。

孙飞承认，在当地，比起男婴，女婴总是更容易被放弃的那个，被送养的大多是女婴，‌‌“收养孩子的很少收养男孩。‌‌”

也许是出于某种愧疚，孙飞说，刘某英的姐姐当时想要给妻子一些钱做营养费，但妻子拒绝了，她跟对方说：‌‌“给孩子买些好点的奶粉就行。‌‌”

‌‌“咱也养不起孩子，没那条件，给孩子个生命比咱家过得好就行了呗。‌‌”孙飞知道了之后想。

他们找到小丹是几年后，是妻子在闲聊中无意发现的，东古城镇某家抱养了一个孩子，和他们送走小丹的时间正好吻合。他们不断四处打听，最终在养母刘某英的短视频账号中，通过点赞列表发现了小丹的账号。因短视频号中的自拍照片与孙飞长得很像，于是他们长期关注着这个疑似的孩子。孙飞说，他们与小丹只有过一次交往，是在2018年。他们曾经想要干预她的人生，却又失之交臂。通过朋友，他们打听到小丹辍学了，于是开车去到了蓝宝石超市了解情况，妻子见到了小丹，因担心孩子起疑，也只是询问了几句关于辍学的事。

‌‌“你不上学了是吧？‌‌”‌‌“不想上。‌‌”小丹说。“你不上学以后人家都看不起你，说你没有文化。‌‌”小丹没有再说话。‌‌“你知道你多大了不？‌‌”‌‌“俺都12了。‌‌”

通过孩子口中农历九月二十七的生日，再加上与孙飞相像的眉目，矮小的身材，那一天的见面才让孙飞夫妻真正确认了小丹的身份。

因为怕吓到孩子，孙飞与妻子当天就离开了，回去之后，他们就计划想办法让孩子去上学，‌‌“孩子哪怕上完初中不念书都行，现在还太小了。‌‌”他说。

第二天，孙飞的妻子以孩子亲姨的身份拨通了蓝宝石超市牌面上刘某英的电话。在超市外的车上，她劝说刘某英让孩子继续念书，说孩子的亲父母去外边打工了，关心孩子不上学的事，但对方表现得很淡漠，‌‌“她不想上了呗‌‌”，‌‌“她学习也不太好，不愿意去‌‌”，‌‌“我也管不了她‌‌”。

眼见家庭这边说不通，孙飞夫妇就继续打听学校班主任的电话。因为镇上只有一个中学，很快就打听到了老师的电话。妻子又以孩子亲姨的身份，希望老师去家里叫小丹去上学。在孙飞的记忆里，他声称老师告诉他们，小丹跟别人的家庭不一样，叫了也是白叫。

最后他们又找了一次养父么某轩。孙飞说，么某轩一家是当地比较有钱的经商人家。他觉得应该不会让小丹念不起书。

他们和么某轩在东古城镇的购物广场中约见了一次面，当时，他们买了一堆锌钙特营养品带去见面，么某轩也答应了回家劝说孩子上学。

之后，孙飞给么某轩又打了两次电话，最后一次么某轩有点烦了，孙飞记得对方在电话里说，‌‌“我家的事不需要别人来掺和，你们不让我过好日子，我也不让你们过好日子。‌‌”这话之后，孙飞夫妻就没再和他联系。

孙飞夫妇没有办法，只好自我安慰，‌‌“我们心里都是这样想的，既然孩子不上学，那也没有压力，身体健康就行了。‌‌”

‌‌“你骂我我心里才好受一些‌‌”

1月17日起，孙飞开始控告养父母刘某英和么某轩的虐待罪以及‌‌“辱尸罪‌‌”。今年5月5日，他向冠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收养关系无效纠纷民事诉讼。

也是因为起诉，他才发现养父母完全没有在民政局备案收养的合法手续，小丹的户口上也写着河北某县的身份证号。

7月13日，收养合同无效的民事诉讼开庭审理时，刘某英、么某轩均未出庭，委托两名律师参加庭审，提出反诉要求孙飞向他们支付30万元的抚养费。这个案子迟迟未出具最后的判决书。

因为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孙飞主动找到媒体曝光。11月14日，小丹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11月18日，冠县召开了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严厉整治配阴婚行为。

在新闻引发讨论的同时，因为弃养的事实，孙飞夫妇也遭遇了各种批评，‌‌“养不起就不该生。‌‌”‌‌“亲爹装什么大义，不就是眼红那些钱吗？‌‌”‌‌“从小送走能有多少感情，女孩子就送走，男孩子估计砸锅卖铁都得养大了。‌‌”

孙飞说，在起诉中，他没有提出经济赔偿，但他接受网友的责骂，‌‌“如果现在不发生（自杀）这事，她长大了，成年了之后她来骂我，说我小时候对不起她，怎么骂都可以。我也接受网上那么人骂我，因为我们做错事了，你骂我我心里才好受一些，我做错事了，你不骂我，我心里更难受。‌‌”

在小丹出事之后，孙飞的妻子心脏出现问题，住了20多天的院。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一直在哭。

孙飞有时候会路过小丹养父开发的那栋商品楼，建筑面积有8859.75平方米，已经开始外层装修。小丹的自杀没有留下太多痕迹，一切都在照常进行。记得小丹的人也不算太多，她的坟头小小的，长满了绿草，没有立碑，也没有名字。她的生母最近来看了她，带了鲜花，还有各种糖、水果和零食，烧了一些纸钱。

孙飞的亲戚朋友们都劝他，不应该找媒体曝光，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肯定会对他的工作有影响。但他还是希望尽力坚持下来，‌‌“我一想到孩子这样，我难受，我尽力了就行。‌‌”他记得小丹的聊天记录里写，‌‌“我就看看我死了看她还骂不，看她感觉到她有错吗？‌‌”他最后希望的结果是让她的养父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书面或者去孩子的坟上给孩子道歉，说对不起。

‌‌“啥也不做，一辈子死了之后都不知道到下面怎么给孩子见面。‌‌”孙飞说。

作者｜陈陈编辑｜江臾

丈夫好像失业了。袁蕾是在今年4月初意识到这件事的。那时候，丈夫金辉已经‌‌“居家办公‌‌”一个月了，几乎不怎么出门，每次手机响了，还要跑到阳台去接，特地背着她，以前从不这样。

丈夫2018年开始到深圳建筑设计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深总院‌‌”）下属的环境院工作，负责校审工作。近两年他跟袁蕾提过，公司形势不好，裁掉了很多人，还发不出年终奖。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跟我说？‌‌”袁蕾试探性地问。金辉表情复杂地坦白，自己在3月份时提出了离职，但又解释，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公司想让你走，有一千种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出来了‌‌”。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袁蕾没有特别惊讶，她安慰丈夫，‌‌“工作总有办法解决，可以趁这个机会歇一歇‌‌”。他们在深圳育有一儿一女，每月开支和房贷在两万元左右，袁蕾是全职太太，家里收入就靠金辉一个人，经济压力不小。但袁蕾并不太焦虑，因为他们卖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后曾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至少还够撑一两年‌‌”，而且她相信，丈夫在建筑设计行业工作近二十年，重新找工作应该很容易。

之后的三个月，在袁蕾的记忆中是明亮的。金辉不再有做不完的项目和审不完的图，他开始每天接送儿女上学，和妻子一起做家务，给孩子们辅导作业，一家人还一起去公园，去菜市场，去爬山，在小区里打羽毛球。袁蕾回忆，两个孩子也变得特别黏父亲，还会‌‌“争宠‌‌”，争着叫爸爸，引得金辉在两个房间蹦来蹦去，被笑话像个蚂蚱。当时，金辉很有感触地说，‌‌“好久没有过这么有烟火气的生活了‌‌”。

珍贵的时刻很短暂。7月6日，上午金辉给孩子们辅导了暑假作业，中午告诉妻子，自己约了前公司的人下午谈事情，想要回之前被压的薪酬，还给她看了之前和公司财务的聊天记录。袁蕾记得，金辉是12点左右出门的，出门时和女儿约好，下午回来陪她打羽毛球。

下午3点前后，见父亲迟迟不回，女儿拿起妈妈的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第一次未接通，第二次打过去，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孩子慌得立即挂了。袁蕾本来在忙家务，得知情况拨了回去，才知道对方是警察，让她尽快到派出所。在从龙岗家里赶往福田的路上，袁蕾想，可能是丈夫讨薪和同事起了冲突，要她去领人。

到了派出所，她的一位亲戚已经在那里了，告诉她事情有点严重，要做好心理准备。她问，‌‌“打伤哪里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告诉她，‌‌“人没了，从楼上掉下来的。‌‌”

7月21日，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通报，称金辉于2023年3月10日因‌‌“个人另有发展‌‌”主动提出离职，经单位挽留，仍坚持办了离职手续，而在7月6日当天，金辉未进入原单位办公区域，且未与他人有过接触或沟通。同时，通报否认金辉到单位讨薪的说法，‌‌“金某与我司不存在纠纷，未发生劳动仲裁事宜，我司也没有限制或影响其再就业的行为。‌‌”

家属无法认同这样的说法。根据金辉与公司财务的短信记录，他曾多次讨要薪酬，说明与公司存在金钱纠纷。且在金辉坠楼的第二天，即7月7日，金辉的银行卡内收到了一笔入账——43270.65元，备注为‌‌“2021年绩效‌‌”。

家属表示，警方仍未告知详细的调查结果，但已排除他杀嫌疑。由于坠楼的楼梯间没有监控摄像头，他们无法得知金辉在离开监控范围的近三十分钟里，是否见了谁，发生了什么，最后又如何坠楼。

升职的十年

在身边人看来，金辉的前半生，一直是稳步上升的姿态。他44岁，身高一米七左右，发际线略微后退，戴一副金属架眼镜。金辉197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麻城，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是家中老二。其父亲也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供职于当地设计院，妹妹回忆，父亲做设计师的工资并不高，但每次经过自己参与设计的建筑，都会自豪地指给孩子们看。

中学时期，金辉的母亲去世，金辉的父亲在亲戚的帮衬下，独自照顾三个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金辉1997年考上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后，顺理成章选了建筑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先在浙江义乌的一所设计院工作，2005年南下深圳，加入了一所民营设计院。

当时深圳正迈入全面扩展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大大小小的设计院如雨后春笋冒出来。2008年，金辉在深圳第一次跳槽，进入深圳华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筑‌‌”），这也是当地最早取得甲级资质的民营设计院之一。金辉在华筑的领导方连回忆，一开始，金辉技术水平一般，差点没通过面试，入职之初被分配去做了许多和画图无关的‌‌“杂活‌‌”。

不过金辉不挑，不管是杂活，还是离职同事甩下来的疑难项目，他都愿意接，还会主动想办法提高效率，包括学习当时还比较前卫的设计方法CAD三维建模。但金辉不算是善于‌‌“职场周旋‌‌”的人，方连记得，当时有的审图单位给的修改意见特别多，金辉会一遍遍改，很少尝试和对方协调；被派了超额任务时，金辉也很少主动跟领导要人手，而是默默死扛。有一次为了按时完工，金辉甚至直接睡在公司，不分昼夜工作了两三天，给方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职场上，金辉不争不抢。方连说，‌‌“每年报奖项、发论文，很多下属会来求我，能不能加个名字，他从来没找过我。年终算产值的时候，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冲突或争执。‌‌”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许多设计师都有捞外快的机会。但金辉对此表现得‌‌“非常淡泊‌‌”，比如方连当时经常带着下属‌‌“接私活‌‌”，叫金辉参与，金辉会帮忙，但很少主动提钱。供应商找上门想给设计师回扣，金辉要么拒绝，要么不回应。那时方连就隐隐感觉到，金辉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刚直‌‌”。

一位与金辉合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向本刊透露，近年来曾与金辉合作过一个项目，金辉负责校审，给了不少修改意见。该单位曾请求，能否‌‌“通融一下‌‌”，减少修改，并暗示可以给好处，金辉直接表示，‌‌“没什么好沟通的‌‌”。

这种性格显然让金辉吃了不少苦头。方连认为，金辉在职期间，可能由于时间精力有限，一直没考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证书，所以职业晋升受限。直到过世前，金辉的简历上，获奖项目也只有一个，排名比较靠后。

即便如此，伴随着行业本身的高速发展，凭借吃苦耐劳的劲头，金辉还是从一名普通的绘图员，逐渐升职为设计师、资深设计师，2015年在华筑当上了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也是在那两三年，金辉结婚生子，有了一双儿女，还在深圳郊区置换了面积更大的房子。妹妹记得，那时候的金辉意气风发，显得自信、洒脱、松弛。

跳槽

成为结构专业第二负责人三年后的2018年，金辉开始谋划跳槽，意向单位是深总院环境院（以下简称‌‌“环境院‌‌”）结构专业的校审岗。

据方连和袁蕾回忆，金辉当时有多重考虑：一是年龄大了，希望找一个更稳定的地方，而深总院是国企，校审岗位也‌‌“只用看图审图，不用画图了‌‌”。另一方面，金辉也希望到更大的平台提高技术，况且环境院当时提供的薪资待遇更加丰厚，‌‌“年薪三十万‌‌”‌‌“有一定的晋升机会‌‌”。

倾向稳定，或许是因为金辉已经感受到行业颓势。2018年，超过50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涉限购、限贷、限售等措施，全国陆续发布调控政策超过400次，被公认为中国房地产史上调控最密集的一年。

但深总院虽是国企，却非‌‌“稳定‌‌”的代名词。作为标杆性的国家大型甲级设计院，深总院1995年就推出了‌‌“项目经理责任制‌‌”——各院所的第一负责人对团队全权负责，独立承接项目，自负盈亏，相当于建筑设计行业的‌‌“包产到户‌‌”。曾在环境院工作了十余年的陈晨告诉本刊，全国许多设计院都进行了类似改革，但都不如深总院彻底，也因此，深总院的工作氛围总体上显得很‌‌“狼性‌‌”。陈晨表示，金辉所在的环境院，更是深总院规模最大的院所，‌‌“可以说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完成过深圳能源总部大厦、深交所、大运体育中心等标志性建筑。2018年金辉入职时，环境院的员工达到六百余名，是成立以来的顶峰。

陆茂曾在深总院另一院所工作了十年，和环境院常打交道。他回忆，环境院以做超高层项目闻名，为了把控项目质量，‌‌“当时大部分设计院都没有校审团队，但环境院很早就成立了专门的校审组。‌‌”

环境院的腾飞是在2013年左右。陈晨回忆，当时恒大的许家印曾来深总院谈合作，对环境院很有好感，并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此后，环境院开始源源不断承接恒大遍布全国的项目，‌‌“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还有南宁、成都、上海、重庆……‌‌”这些项目大多是民用住宅，名称类似，设计千篇一律，为了快速出图，设计师只需要按照甲方给的标准方案进行微调和修改。

陈晨说，一套完整的项目图纸，正常出图周期，一般在45-60天，但当时环境院可以把出图周期缩减到25天。甚至，有时候甲方要求为现场施工快速出局部图，两三天也能出。正是为了配合恒大速度，陈晨和同事们经常熬夜画图，周末也很少休息。后来，参与过的几十个恒大项目，陈晨几乎叫不出一个名字，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微乎其微。

出图快，意味着审校也得快。多位采访对象提到，环境院的结构专业校审组只有十人左右，但要审校所有项目的图纸。袁蕾记得，在华筑时，除了出图节点期，金辉基本每晚八点左右能到家，周末也能休息，但跳槽到环境院后，几乎天天加班，早时晚上九点到家，晚时要十一二点。那时候，袁蕾和孩子早吃过饭了，金辉就热点饭一个人吃。

甚至回到家中，金辉也都泡在书房里看图审图到深夜，与照看孩子的袁蕾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袁蕾说，就连坐在沙发上，金辉也常常在皱着眉头发消息，‌‌“唉，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群！‌‌”也正是到了环境院后，袁蕾发现，金辉到阳台抽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身体进入亚健康状态，‌‌“内分泌有点失调，手肘上还长了个瘤子。‌‌”

特色薪酬制

作为曾在职十余年的老员工，陈晨认为，以前的环境院算得上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当时也有不少加班，但是大家都是苦中作乐的，加班到十点钟，就会有人张罗着买水果，几十人围在会议室的桌前，边吃边聊天。‌‌”总工虽然要求严苛，但对有潜力的员工，会主动帮忙做职业规划，也因此当时有很多骨干成员，在总工的‌‌“口水洗礼‌‌”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人，有的跳槽后还在其他设计院当上了总工。

但行业从上升期进入低潮后，‌‌“狼性‌‌”的另一面开始显露。这两年，不少依然在环境院的前同事向陈晨吐槽，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项目却越来越难做。曾在环境院短暂就职的一位员工告诉本刊，院里如今真正能做的项目很少，销售接到的需求大多是比稿或投标，她时常通宵做一个方案，第二天被甲方拿去做参考，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这是现在行业内的现状，活少人多。‌‌”

小麦2020年左右曾到环境院工作。他是深圳本地人，设计二代，来之前就知道环境院要求严苛，但还是被施工图的质量打动，想去学习。他回忆，环境院在设计大厦的办公室很大，每一间可以容纳上百人，每排工位大约有10人，工位窄小，人头密密麻麻。

他和金辉同在结构专业，‌‌“10点以前下班算早的，有同事为了一个项目，连续三个月凌晨三点下班，累到吐血。做到再晚，第二天也要正常时间上班，加班费则从来没给过。‌‌”他还亲耳听见过总工骂副总工，‌‌“浙大怎么培养出你这种废物？‌‌”对于他们这些刚入门、经常犯错的年轻人，领导还会说‌‌“给我把图纸吃掉‌‌”。

小麦回忆，工作期间他每月只能收到两千多元的深圳市最低工资。人力承诺，剩余部分将以季度奖和年终奖的名义发放，但最后年终奖一拖再拖，不见踪影。后来离开环境院，他也不敢提起仲裁，甚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很害怕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担心被识别出来后，今后无法留在这一行，‌‌“职称评审委员会就在设计大厦，楼下就是住建局，想为难你太简单了。‌‌”

小麦提到的最低工资+奖金，是设计行业的特色薪酬制度。迟英是一家设计行业媒体的主理人，他告诉本刊，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资发放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压后发‌‌”，即每月只发极低的基本工资，其他薪资以季度奖、年终奖名义发放，或者压到第二年，以月度绩效的名义发放；第二种是‌‌“预支发‌‌”，即月薪中除了基本工资以外的部分，都是‌‌“公司预支给员工的‌‌”，如果年终项目无法回款，产值未达预期，员工反而还会‌‌“倒欠公司钱‌‌”。

在两种发薪模式中，深总院各院所一般采用的是第一种，一位员工告诉本刊，她入职环境院之初，得到的口头承诺年薪约为税前8万元，但实际每月发到手的只有近2600元，剩下只能等年底当‌‌“奖金‌‌”发。迟英表示，‌‌“设计行业的一个共识是，劳动合同上，通常只会写一个极低的月基本工资，对于绩效如何计算和发放，口头谈的薪资，绝不会落在合同纸上。‌‌”

易遨曾就职于华东某大型国企设计院，他对本刊分析，国内建筑设计行业的薪酬制度，是高周转之下的畸形产物，因为‌‌“甲方只需要你拿现成的东西改一改，流水线作业，快速出图。‌‌”也因此，设计院的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速度，以及出图资质。

这种模式下，设计院变得弱势，‌‌“价格被越压越低，甲方不给钱，自己垫着钱也要上，甚至有些项目做完了，连合同都还没签，最后要不回款。‌‌”而无法回款的风险，则通过奇特的薪酬制度，转嫁给了普通员工。

陆茂说，多年来设计师们普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薪酬制度，是因为大家以前坚信，项目一定会回款，年终奖总会到来。而如今，根据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十余名设计师的反馈，行业欠薪、降薪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普遍。

作为恒大曾经的战略伙伴，环境院积压了大量无法回款的项目。据多位采访对象确认，2021年以来，环境院的员工规模从高峰期的600余人‌‌“瘦身‌‌”至300余人。小麦说，因为合同上只签订了极低的基本工资，公司可以随意降薪，不发年终奖，所以员工们都是‌‌“自动‌‌”离开的，‌‌“目前还留在那里的同事说，每个月都是靠花呗、借呗、微粒贷，借钱生活，等发奖金的时候，再把钱还了。‌‌”

袁蕾则是在金辉去世后，才知道公司给他承诺的薪酬，早就从30万降到了25万左右，只能刚好覆盖每月两万元的家庭开支。更重要的是，她后来听劳动监察大队问起，‌‌“你知道你老公身上有多少个项目吗？几十个，而且很多都是恒大的，回不了款的。‌‌”

这些事情，金辉都选择自己一个人扛下来，很少与家人分享。袁蕾回忆，金辉在环境院的五年间，‌‌“总是表现得很坚强‌‌”。极偶尔，他跟妻子提起不喜欢环境院，‌‌“这里的人冷冰冰的，没有什么人情味。‌‌”还说领导经常说‌‌“要封杀某某‌‌”，让人压力很大，付出的时间与薪酬也远不成正比。而在同事的印象中，金辉工作比较独立，‌‌“脾气温和，不摆架子，但没有和谁特别亲近‌‌”。丈夫去世后，袁蕾则发现甚至找不到任何一个金辉同事的联系方式。

3月10日离职后，金辉一直没找到新工作。袁蕾回忆，‌‌“他当时投简历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一丁点回音都没有，哪怕连个反馈都没有。‌‌”金辉虽然没有抱怨，但现在想起来，袁蕾觉得他受到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他非常热爱这个行业，即使是形势不好，从来没想过改行，有时在市里开车，路过坪山医院，会高兴地指给小孩看，‌‌‘这就是爸爸参与建设的项目。’但现在，好像这二十三年都被否定了。‌‌”袁蕾常宽慰他，形势不好，可以试试别的行业，但金辉听了总是笑着叹气，‌‌“我真佩服你的这种心态。‌‌”

金辉坠楼前，正值暑假来临，全家正计划去港澳台旅行。为了办理港澳通行证，7月3日，大家去照相馆拍了新的一寸照，4日，金辉和孩子们一起刷墙，说要把家里重新装扮一下。袁蕾原本是景观设计师，结婚后虽然辞了工作，但一直在兼职接私活，她原本打算，之后也出去找工作。她相信，整个家庭都很快会从失业的低落中慢慢走出。金辉虽然表现得很松弛，但内心似乎在某个时刻悄悄塌陷了。短信记录显示，从6月起，为了被压的年终奖，他罕见地至少恳求了公司财务3次以上，甚至和家人去照相的当天，金辉还给财务发了最后一条短信，‌‌“王工，实在没办法，我都给整抑郁了，尾数不多，能否解决下啊‌‌”。那天，财务回复了他，说周末就会发一笔。

看上去，上公司讨薪并无必要。此外，陈晨从仍在职的同事处得知，金辉坠楼当天，财务王某并不在设计大厦，而是在南山区的办公室，事发后才匆匆赶来。

当天的监控视频显示，金辉在7月6日下午2点10分前后到达深总院所在的设计大厦，乘公共电梯到达大厦19层，随即走出了监控范围。根据警方推测，他后来通过消防电梯或消防楼梯进入21层，也就是环境院的办公地点，并从21层楼梯间尽头的一处窗户坠楼。

根据家属提供的照片，小麦认出，那个楼梯间是环境院吸烟的人平时爱聚集的地方。本刊则注意到，金辉坠下的窗户，上半部分可滑动打开，下半部分高至成人肩膀，是固定的，这意味着，意外坠楼的可能性小。小麦表示，设计大厦的公共电梯可以直达21楼，但是要到达坠楼的楼梯间，还需要经过环境院办公室门口一条长长的走廊，而金辉选择的路线，刚好可以避开办公室，直达楼梯间。

（文中除金辉外均为化名）

记者｜夏杰艺

实习记者｜傅一波

编辑｜王海燕

从自杀图片看，母子俩穿着整齐，像是精心打扮过，儿子是对着母亲，跪着上吊的，像是在表达对母亲的歉意。

有网民在评论区称，凌晨3点多有人去公园就看到亭子里有人，没敢过去看。据网传，母亲71岁，得了肺癌，男子刚失业，两个人半夜带着东西上山吃完后，一起共赴黄泉。

他们在上吊前的这一晚一定聊了很多聊了母亲小时候到现在，聊到儿子小时候到现在，也许是笑着聊着聊着就哭了，但应该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母亲的不舍，儿子的决绝。

哪怕有一点办法人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图片可以看出，他们双脚离地都不高却能上吊成功，可见母子俩赴死的决心和意志之坚决。特别是画面中的儿子，好像只需稍稍探探脚，便能逃出生天，但他竟然做到了坚持不伸脚。可见他对这人世间没有半分的留恋。

大概因为失业，妈妈又得了重病没钱治，儿子觉得对不起妈妈，所以才以一个跪的姿态对着妈妈。

网友那句‌‌“跟着妈妈来跟着妈妈走‌‌”，让人泪奔。

‌‌“愿你继续牵着妈妈的手，走向天堂，无病无灾，往后皆是幸福。‌‌”00

母子公园自杀，凸显民生之多艰。这种情况不是孤例，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今年4月4日，四个来自底层的年轻人相约天门山景区的悬崖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四名死者的一些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农家子弟，有人父亲患癌，有人父亲中风，家境都很不好。

6月19日，广东番禺一间出租屋内，摆放着一个有木炭灰烬的铁桶，屋内三位年轻男子已经全部死去。

他们分别是38岁的许某，36岁的陈某和29岁的戚某。

警方调查结论：符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特征，排除他杀。

和吉林这对母子一样，上述自杀的这些年轻人都是苦命人。他们自杀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对生活的无望。

作家叶三说：‌‌“有些自杀是纯然理性的选择。即，精神状态无异常，在全盘考量后认为未来的生活根本不值得经历。也即俗称的彻底绝望。‌‌”

民生维艰，却有人视而不见。失业群体不断扩大，只有一些媒体上就业形势一片大好。灵活就业、慢就业、盖个章就算就业，一周干一小时工作也算就业……一些人把心思没有放在解决问题上，却想出来很多掩盖问题的办法。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看病贵。在中国的底层，一个重病不仅仅要了病人的命，而是要了一家人的命。因病致贫，倾家荡产别说底层，哪怕是中产家庭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今天看到那对因无力治病的自杀母子，我想起了上海那位在瑞金医院ICU病房住了4年的76岁老人。

瑞金医院的医生在《在人间》节目中说，这位老人基本是康复无望的，花费重金唯一的作用就是‌‌“续命‌‌”。为了让他能够多与家人见面，医院特地每天给他家1个小时的见面时间，但此外的23个小时，老人都是在疾病和治疗的痛苦中度过。

据网络资料显示，在大医院的ICU病房里，住一天的平均费用在6千至1万元之间。按这个平均数计算，这位老人4年间已经花费了1000-1500万元。

视频中透露，老人赖以维持呼吸的仪器，每天就需要5000元。照此看来，他的费用还会高于前面推测的数字，总金额至少接近2000万元。

我们无法得知、也不想知道这位老人更多的信息，但大概可以推断出，这笔巨款不太可能由他的家人自掏腰包。

老人的女儿也出镜了，她深情地说，一定要给老人创造最好的医疗条件。说着说着，她还感动得掉下泪来。

可无论她说得有多么动情，我却丝毫也感动不起来。

我不知道，4年1000多万的医疗条件，是她创造的，还是无数普通人共同创造的，或者她承担了多少，无数普通人承担了多少。

如果稍微把用在‌‌“特权‌‌”上没必要的医疗投入，匀出一点点给普通人，那对母子可能就不会走上绝路。

5月4日，小孟接受了第一场手术，5月23日开始转入康复科，当天的会诊单诊断，她的颈部脊髓损伤、四肢瘫痪，颈椎不稳定，颈椎间盘突出，颈椎、锁骨、枕骨骨折，脑挫伤、创伤性颅内出血。

父母都在第一时间赶到女儿身边。事实上，这个家庭也难以在此时提供人力以外更多的支撑——贷款上学的弟弟，瘫痪在家十多年不断药的奶奶，原本待在农村照顾家里老人的父亲，以及唯一打着工挣钱、眼下还因旷工被辞退的母亲。

母亲王娟总忍不住想，如果没有这场意外，他们一家的生活本将从水中抬头，喘上口气——女儿就要领到更多的工资，儿子也快毕业。而如今，他们被拽到更深的水底。

长期医药费、在沪住宿费、康复器械费……王娟不敢算下去。她说，至今仍未联系上跳楼者家属，也未收到赔偿。事发后，包括商场、相关部门、小孟的同事同学、老家亲戚等都给了些捐助，但钱仍是不经花。王娟每天都转发一遍水滴筹，在她仅110位好友的微信朋友圈里进行募款。

而小孟能做的，就是‌‌“拼命康复‌‌”。从坐到站到走，再到锻炼手部肌肉、盆底肌，她在医生的指导下一个个学过来。康复训练以外，小孟也看书写字，练习册一路翻过去，笔画从明显的颤抖，到有了横平竖直的样子。她认真地写：

‌‌“新的一天总有新的活法，认真的（地）生活，温柔的（地）去爱，慢慢的（地）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病房里，小孟和母亲王娟。记者邹佳雯图

天降灾祸

‌‌“网费50块一个月，那我和女儿两个人用网的话，要交100吗？哦还是50……谢谢。‌‌”

6月2日下午三点，门内的阳光很好，小孟背对窗户，右手腕带动右手指，沿着桌边一个摩托车把手一样的器械转，一遍遍重复，做手部康复动作；门外走廊，母亲王娟握着手机，丈夫的号码拨进来，电话那头是租房中介。

王娟在天津打了多年工，比起在农村待了十多年的丈夫孟波，适应上海更快一些。电话里，她代替丈夫和中介交涉，一一打听着水、电、网费，再费力地把中介费砍下来几百块。末了，她转了七千多元给丈夫，是2个月的租金和中介费，用来租下附近20楼一套一厨一卧带阳台的小房子。

‌‌“我都不敢相信，第一次来上海居然是为了这。‌‌”挂了电话，王娟朝里看了小孟一眼，眼泪又掉下来，‌‌“这不是我想象中的上海。‌‌”

上海，在女儿的描述中，她的同学都来这儿打工，机会多，又有不错的薪资。女儿在一家半导体企业上班，想在上海安顿好以后，带她去外滩看看，王娟嘴上答应，悄悄查了下去上海的车票，嫌贵，便在心里揭过这事儿。

但她突然以想不到的方式来了。

4月23日17时40分许，一男子在上海闵行区某商场五楼一跃而下，刚巧经过的小孟被砸中。

王娟接到电话是24日凌晨两点多，她刚下了晚班，此前先接到消息的儿子在电话那头‌‌“一劲儿哭，他都吓傻了，说妈你快来。‌‌”大半夜的，王娟也觉得像在做梦，‌‌“逛个商场怎么能逛出这事儿呢？‌‌”

下了早上十一点多抵达上海的高铁，王娟跳上出租车闯入一派陌生的医院。24日下午近三点，她被允许进入ICU，见到女儿——小孟卧在ICU的病床上，唇边仍有血渍。看到她来，女儿眼睛睁开，嘴动了动没出声，泪水横流。

‌‌“没事了，妈妈来了。‌‌”王娟对孩子说。

王娟至今也不太敢看女儿被砸的现场视频，但为了保留证据，她只能存在微信里。视频里，一男子翻出商场五楼的栏杆，周边围有多名疑似工作人员与其交涉，该男子在小步移动几步后，从楼上坠落。在坠落过程中，砸到一楼的小孟，二人均躺倒在地。

据红星新闻报道，跳楼的男子今年51岁，其与儿子已多年未联系。

康复之路

5月4日，小孟接受了第一场手术，手术成功；5月23日，她转入康复科。当天的会诊单诊断，小孟颈部脊髓损伤、四肢瘫痪，颈椎不稳定，颈椎间盘突出，颈椎、锁骨、枕骨骨折，脑挫伤、创伤性颅内出血。

6月2日，记者在医院康复诊室看到，小孟身上还戴着护颈，经康复治疗，她的上半身已能活动，可以自主翻身，能推着轮椅走路，但尚难持久，走路时也有些晃。‌‌“每一步路怎么走都是医生教我的，要注意发力点。‌‌”小孟告诉记者，自己每走一步都在用力。

从康复诊室到病房，推着轮椅走了快10分钟，小孟身上已微微沁出一点汗。

王娟说，小孟现在每日训练加针灸，加起来上下午各3个小时，总是练到最后才走，医生盯得紧，小孟自己也着急。

‌‌“5月中刚开始，她尝试坐起来，刚坐一下就眼神涣散，倒下来。‌‌”王娟记得，光坐这一项，小孟就练了一个礼拜，其后再慢慢下床学走路，现在又在练习手部动作。但新近评估发现，小孟盆底肌无力，自主排泄有些困难，这一项也被加入康复训练中。

医院训练以外的时间，小孟喜欢看书，还要练写字。她手里有本练习册，五月中旬留下的第一页‌‌“天地人，日月星‌‌”，笔触明显有颤抖的痕迹；越往后翻，笔触越流畅，日记、摘抄、诗词，女孩用这些句子告诉自己，‌‌“新的一天总有新的活法‌‌”。近日，小孟写的字。记者邹佳雯图

事发至今一个多月，痛感大多褪去，小孟说，只是手臂皮肤被接触后仍有刺痛感，擦洗时比较痛苦。记者注意到，手指轻触她的手臂后，其上会立起鸡皮疙瘩。这时候，王娟就拉过女儿的手臂，一点点捋，仿佛要把疙瘩捋下去。‌‌“20斤，‌‌”王娟突然说，‌‌“那天偶然一提、一称，发现她比出事前掉了20斤。‌‌”

时近下午五点，小孟累了，手里握着爸爸买的手指抓握器，慢慢卧下去睡着了。

‌‌“钱越算，心越往下掉‌‌”

王娟后来才知道，出事的商场离小孟的宿舍不远，是她惯于去的地方。因为商场一楼有书店，小孟有空就想着去看看书，每周至少一次。

但时至今日，小孟也没法说清自己那日是不是为了去书店路过事发地。‌‌“只知道进商场，发生的事都忘了，醒来就在医院。‌‌”王娟复述女儿说的，又叹气，‌‌“我姑娘害怕。‌‌”

王娟知道孩子心里有创伤，但只能往后放放，眼下最难的是钱的问题。

截至6月2日中午，仅医院医药费账单就有12.7万左右，好在经相关部门和医院协商，容他们先出院、后交钱；王娟和孟波二人在上海的住宿费也已花了近1.8万元，这里头包含刚开始慌乱中订贵了的酒店，后来被换成108元一夜的招待所；此前，王娟还结了一笔不菲的护工费；往后还有医药费、房租、康复器械等等。王娟越算，心越往下掉。

因已可以走路，医院日前建议小孟准备出院事宜，但王娟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好，想到孩子之后要来回奔波，心头更加焦虑。饶是如此，她仍记得盘算钱，‌‌“轮椅先不买了，就买那种能翻个凳子坐的拐杖。‌‌”这类拐杖，便宜一点的在网上只有100多元。房子他们也想找离医院近又便宜的短租房，但没能直租成功。小孟的爸爸跑了三天中介，终于于6月2日找到在上海的临时落脚点。

不照看女儿的时候，王娟还会跑街道信访办。她告诉记者，至今仍未联系上跳楼者的家属，也未收到赔偿；商场捐了钱后，请他们走法律程序，‌‌“说他们该赔多少就赔多少‌‌”。王娟提到，事发后，商场先给了他们3万元，相关部门给了1万元做生活费，小孟的同事、同学，家里的亲戚拼拼凑凑，再各拿出近万元，但钱还是不经用。王娟每天都在微信转发一遍水滴筹向社会募款，20万的目标目前只筹到2万多，眼看进展缓慢，王娟心急如焚。

‌‌“孩子还这么年轻，我想她在上海恢复好点，但我真的怕没钱治好她。‌‌”看孩子睡着，王娟又出门落泪，‌‌“我本来以为，日子快好了。‌‌”

‌‌“转折之年‌‌”

天降的灾祸背后，今年原应是这个家庭的转折之年。

1997年，小孟出生在河南省沁阳市，4年后，弟弟出生。一家四口住在爷爷奶奶一代砌的农村二层平房里。

成长的二十多年，小孟没让王娟费过心。王娟说，一双儿女都很乖，让王娟的邻居家常常‌‌“眼馋‌‌”：‌‌“这样的孩子，给我带10个都不费劲。‌‌”

王娟一直记得，女儿小时候，卖货郎从村里过去，别的小孩儿一拥而上，拽着父母要这要那，小小的女儿却只是拉着弟弟在门口坐着看，从不索要。只有等父母主动问起，她才害羞地‌‌“争取‌‌”下。‌‌“她看你不问她，自己就知道不要买了。‌‌”王娟还提到，奶奶患脑梗以前，两个孩子的衣服也由她和奶奶一起做，或给儿女带别人不要的衣服，孩子们也不会对此提什么要求。

后来小孟读高中，也很少问家里要钱，让王娟一度好奇女儿伙食费够不够交，‌‌“我姑娘就说，她只要11点到食堂去，帮着打饭，结束后就能免费吃。‌‌”这份勤俭劲儿贯穿到女儿去福建上大学，小孟申请了助学金，又勤工俭学，几乎不问家里要什么钱。

王娟承认，这个家庭确有它的难处。小孟的爷爷近两年过世，此前与奶奶一道缠绵病榻十数年，两人都挂着一身断不掉的药囊。作为家中独子，孟波被迫‌‌“困‌‌”在家中照料老人——相比妻子，他更有力气翻动两个老人，也自觉更有义务为父母收拾吃喝拉撒。此次，孟波比妻子晚抵沪一天，就是忙着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亲戚照顾。

这些年，王娟一直充当家里的经济支柱。早些时候，她在家附近帮人有偿收拾菜园，看着孩子长大，想着花钱地方会更多，2015年开始，王娟去往天津打工。

事发前，王娟在一家药厂一周上六天班，一天十小时，一月能给家里攒下四五千元——现在这份工作已经丢了，‌‌“本身也是小厂，我说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厂里直接告诉我不用回去了。‌‌”

小孟老家一位村干部告诉记者，在这个有4000多口人的村子里，小孟家住在靠西一头，经济状况确实算比较困难的。来村工作9年，他常年只能看见在田里或在家门前忙碌的孟波。‌‌“他家主要是两个老人身体不行，家里就儿子守着。‌‌”该村干部谈到，小孟出事后，有人把水滴筹的链接发到村里的微信群，这事儿就传开了，‌‌“都一个村的，有能力的也捐了点钱。‌‌”

事实上，王娟儿子读书的贷款还没还完。儿子6月份即将毕业，也找到了实习的去处；小孟则更让家里人骄傲，她今年2月打来电话的样子，王娟历历在目，‌‌“姑娘说自己在上海找到工作了，比去年的工作工资高，这里还有很多她的同学朋友，很热闹，喊我不要担心。‌‌”

王娟后来觉得，幸好小孟在上海有这些朋友。出事后，同学朋友们常在周末、下班来陪小孟，每回都拎大袋东西。这也成为女孩想快点好起来的动力，她仍渴望重新工作，也希望尽快有能力报答大家。

谁来担责6月2日下午五点多，记者在病房见到孟波，他带回了一点中介所附近买的肉。小孟没睡着时曾接到父亲电话，问她要不要吃猪头肉，小孟说好，挂上电话就笑了，‌‌“明明是我爸想吃。‌‌”

回到房中，见女儿睡着，孟波便没出声。在52岁的年纪，这位父亲的白发显得多了点，有些是这一个多月新冒出的。王娟说，不在病房陪着孩子的时间，他重新把烟捡起来，沉默着一口口吞吐。王娟没阻拦，这一个多月太漫长了，她和丈夫相依着努力融进这个城市、推进事件进展，都已筋疲力尽。

父亲嘴上不说，王娟知道，他比谁都心疼。刚开始在医院的日子，女儿可能没力气，又或许是吓坏了，不吭声，习惯闭眼躺着，两个人只好轮流讲故事。他们的素材库有限，只能多讲讲自己童年的趣事。

孟波说，自己儿时和朋友调皮爬树，蹭破裤子，因为害怕家里骂，只好试着乱补一气，结果把两个裤管缝到一起，雪上加霜。听到这里，女儿才笑出来。

弟弟也常要在视频通话里看姐姐。这些年，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但感情一直很好。在王娟微信置顶的群聊里，家庭群开始是王娟起名的‌‌“越努力越优秀‌‌”，后来，群名让小孟改成了‌‌“越努力越幸运‌‌”。

背对女儿的时候，这对父母则有太多要忙的事情，比如准备起诉的事儿。截至发稿前，已有律师接手小孟的案件。

该律师告诉记者，该案索赔方主要分两块，一是跳楼者，一是商场。跳楼者方面，或应由跳楼男子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小孟一家至今未联系上其家属，也未收到赔偿，具体还需律师向派出所联系，做相关调查取证工作；商场方面，则要看其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看警方调查下来有无更清晰的视频、更多元的机位等，来了解当时商场物理上的状况，以及案发时商场有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做出比较公允的判断。‌‌”律师表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社会保障。

据悉，小孟目前仅有河南老家的新农合医保。6月6日，记者致电河南省沁阳市医保中心信息科，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小孟这样的情况应由第三方责任人赔付，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一般不能走医保报销流程；而如通过起诉，经司法裁定，第三方责任人执行不了赔付的，由法院出具证明后，才有可能进行异地就医报销结算。届时，需要小孟所在社区、单位等提供居住证明，再视医院的级别等具体看报销比例。

沁阳市医保中心审核科接线工作人员介绍：‌‌“到时要视材料定，报销比例预计在百分之四、五十。‌‌”材料符合要求的，提交资料起一、两个月可以报下来。

律师告诉记者，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医保这一块，‌‌“毕竟以他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在治疗费面前真的是杯水车薪。‌‌”律师说，‌‌“小孟是无辜的，希望不要让她在承担伤痛的同时，还要为伤痛这样买单。‌‌”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孟波和王娟考虑把老家的奶奶接来上海照顾，孟波则要开始在上海找工作挣钱，他们也期待如水滴筹募款等更多社会力量的帮助。据悉，未来，水滴筹会在筹款界面中公示治疗明细，如有医保报销，或小孟一家通过诉讼获得赔偿款，将会向筹款者按比例退回超出实际自费部分的金额。

对于未来，王娟坦言心里也没底，但，‌‌“女儿没有放弃，为了女儿，我们也不会放弃。‌‌”王娟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王娟、孟波均为化名）

“网暴”这个筐，装不下那么多苦难

武汉那位母亲跳楼后，很多人骂网暴，大意是有网民挑剔她在维权现场穿得过于精致，还可能化了妆，这些风言风语逼死了她。

这条闭合式逻辑尽管并不严密，目前并未有证据显示她因这些而死，甚至也没有证据显示，她在万念俱灰之际，去网上刷评论，恰好又看到了这些。

但人民很喜欢这个逻辑，公众号顶流在骂“畜生也会上网”，官媒也跳出来呼吁严厉制裁“网暴”。

可是诸位大爷，抛开事实讲正义，真的好吗？

那些评论栏阴阳怪气的风言风语，看上去很刺眼，却并不代表其就能致人于死地，更不能臆断为其一定能致人于死地。

如果事故发生后，那个不幸的母亲能得到应有的慰藉和安抚，能为儿子讨回一个基本的公道，就是个别网民再恶毒，她赴死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

一个平常很体面的人结束自己生命，很多时候并非因为遭遇的苦难无法消解，而是苦难会击溃他的认知和社会支撑，卷他入无助和悲愤之中。最终，除了一死，无从解脱。

前几年，有位投资金融P2P的女士上吊死了，尸体和遗书照片到处传。有位群友认为这个不妥，我回复他说：不要忘了，这些照片都是她家人公开的。

那位女士的遗书中写得清清楚楚，她死不是因为亏钱，而是维权后的遭遇，摧枯拉朽地扫荡了她此前信仰的一些东西。

回到武汉，那位母亲在学校门口，一字一顿地告诉现场的媒体和民众，坐在肇事车的两人，校长，班主任都没有去拜祭她儿子，而还有人自称警察，警告她不能在校门口闹事……这是一个绝望的母亲在控诉，也是求助：

“大家都看看，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和儿子呀？”

此时，今天发誓与网暴不共戴天的大V和正义群众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