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新闻涉及的金额很小，只有14万元多一点，很不起眼，对于每天都有很多宏大事件发生的当下，也许人们对这样的小事，连瞥一眼的心情都没有。但我在看到这则新闻时，还是觉得心被扎了一下，莫名的疼痛。

我不知道加格达奇区的一线环卫工人中，有没有事业编人员。但事实上，一些地方的环卫部门，坐办公室里吹空调的，大都是有编制的；而在大街上打扫卫生的，往往是招聘来的临时清洁工。这些清洁工人，有些又是城市底层的老人、进城打工的农妇……他们往往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报酬……可就是这样，在加格达奇区，本该属于环卫工人的冬季作业补助资金，被违规使用，发放给有编制的人员……

一个环卫工人每年的冬季作业补助金有多少呢？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大兴安岭的，但找到一份大庆的环卫工人冬季作业补贴：在每年11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期间，按照每人每天15元的标准给予一线环卫工人发放冬季作业补助。

每天15元，从每年的11月15日到次年3月15日，共发放4个月，也就是说，在大庆，每个一线环卫工人每年能领到的冬季作业补贴大约是1800元的样子。

我猜测大兴安岭大概也会是这个标准。

1800元钱，多吗？

对于那些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来说，这点钱也许无足轻重；但对于那些没有编制的一线环卫工人来说，这是一笔收入，至少能改善一下拮据的生活。

加格达奇区有多冷呢，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一篇报道：加格达奇离北半球冷极牙库茨克大概只有1500公里，年平均气温为零下1.2℃,冬季漫长，最低时可达零下45℃！极端低温达到零下50℃甚至零下60℃。低于零下40℃

很难想象，在这样冷的环境下工作有多艰辛。也正是考虑到气候寒冷，国家才会给环卫工人发放冬季作业补助。

可是，在加格达奇区，本该属于环卫工人的冬季作业补助资金，被违规使用，发放给有编制的人员。

如此吸血，良心何在？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年底时的另一则新闻：湖南省涟源市对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进行集中整顿。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地4个公租房小区，共排查出入住的公职人员766户，其中正科级以上干部28户。

涟源是一个县级市，正科级在当地是一个不小的官。

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公租房，本来是提供给那些住房困难的家庭入住的，结果可倒好，被大量公职人员违规占用。

分别发生在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和湖南省涟源市的这两则新闻，性质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些贪婪的公职人员抢走了本该属于底层的福利。

而根据人民日报的另一则报道，早在2018年，时任加格达奇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的董庆荃，就曾经因给时任区委书记刘绍纯送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也就是说，这位董庆荃，从2018年到2024年，先后两次违规违纪，第一次还上了人民日报，中央纪委公布曝光，但都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没有影响他的职务？董庆荃继续当他的主任，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到城市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也许有人会说，涉及金额才14万多元的一条新闻，多大点事啊，值得絮絮叨叨的说这么多？你烦不烦啊？

这话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觉得，一件事情的恶劣程度，并不完全与所涉金额成正比。

一个亿万富翁的一辆豪车丢了，富翁会不开心，但也许只是不开心而已。但一个穷人口袋里最后的一千元钱被偷了，却有可能让这个穷人陷入绝望，甚至走上绝路。

抢走本该属于底层的福利，是一种大恶。但是，底层的人，往往不愿意或不善于发声，使得这样的恶不被人知晓，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

但我觉得，人们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写到最后，我想讲一则以前在网上看到的故事：一富翁，突然霉运不断，干啥啥不顺，喝凉水都塞牙的那种倒霉。

富翁去向一位大师请教。大师问其父母是否经常在小区捡废品卖？

富翁答：是的。

大师开示：你父母若继续贪心，你的运气会一直不好。

富翁不解：老人节俭不好吗？

大师说：这不是节俭，你们已经很有钱了，还去抢穷人的饭碗，即为贪。应该主动给穷人让路……

富人大悟。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它讲述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不能太贪心，从本来已经生活得很艰辛的蝼蚁嘴里抢食，是造孽，会得报应的。

在舆论哗然之后，武汉地铁已迅速向当事人道歉，然而围绕此事的争议并未就此平息，因为这一致歉普遍被看作是为了平息舆情而采取的妥协退让，不乏有人怀疑，“要不是上了热搜，会是这个结果吗？”

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虽然武汉地铁在致歉时称“我司工作人员现场处置问题不周，未能妥善保障残障人士出行权益”，但怎么才叫“不周”？如果没规定要求出示残疾证，难道工作人员会有意刁难？

虽然现在推给“工作人员”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虽然这次引发众怒，但工作人员的这一操作，恰恰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常规操作。正因此，他们在要求对方出示残疾证时，恐怕根本没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对。

多年前，在《故事会》上有个段子，说到火车上有个残障人士，随身没带残疾证，列车员要求补票，旁边众人看不下去回怼：“你是人吗？拿出人证来看看。”

类似的情形，在国内实在太普遍了，所谓“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事，搜一下能搜出一大堆。这每每被用于抨击官僚作风和办事效率低下，但除了“整顿作风”之外，似乎唯一的应对之道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例如反问：“你出生了吗？拿出你的出生证来。”

然而，这么问，仍然是在原有的逻辑陷阱里打转，真正需要质问的是：为什么一定需要证件？

答案是：证件是服务于管控的。围墙、安检、门卫、证件和票券，都可见那是半封闭空间，只对符合资质要求的人开放，任何收门票的地方都是如此。照此推断，不难发现，在一些城市管理人员的心目中，像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设施，并非面向所有人，而需要管控、筛选掉那些不符合条件的边缘人，他们或是危险，或是有碍观瞻，又或是扰乱秩序。既然如此，对这些特定人群来说，有证件才能通行。

从表明上看，检查证件的目的只是“证明对方是残疾人”，但一个已经没了双臂的人，还需要证件才能证明自己是残疾人吗？

我一位朋友因此犀利断言：“残疾证是官方发的证明，是有权力背书的，以证为本就是以权为本，总之不是以人为本。这件事情说明：真正让乘坐地铁免费的是残疾证，而不是残疾人。”

确实，没有残疾证，明明是残疾人都不行；有残疾证，正常人想来也可以免费。有些人甚至为了享受一些福利，专门去办一张假的残疾证。在学校里，富二代照样可以是特困生；有的人都毕业多年了，为了景点门票打折，去买个学生证。

现实是：我们这个社会是“看证不看人”的，因为只有证件才能证明你的特定身份。你可能都想不到，网上很多人都为地铁工作人员检查残疾证的做法辩护，理由是：规则必须尊重，没有证件，放行就是人治，不放行才是法治。

这种心态正是长久以来对规则的理解执行过于刚性、僵硬所塑造的。因为根据这一管理逻辑，如果“不看证看人”，就会有很多空子可钻，只有严格查验证件才能堵住漏洞，然而这样一来，整个防控体系势必就会走向僵化呆板，不再是“以人为本”了。

实际上，按证件管理，同样会有空子可钻，这难不倒中国人：历代给和尚发放的度牒，就是其僧籍的证明，但这随之就出现大量假和尚，《水浒》里的武松就不曾剃度，假扮成行者就是了。博弈的结果，往往是证件管理不断严格化，而越来越难“看见”人的真实处境。

很多人之所以代入管理者的视角，既是出于一种“工作人员也只是照章办事的打工者”的共情，也是因为他们想不出别的出路。身在其中的螺丝钉本能地觉得，只有照章办事才最安全，也能免责，“不看证那看什么？”

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冲绳，在冲绳博物馆买门票时才得知，凭单轨票可以享受门票打折，售票员问我有没有，我说：“我的单轨票在我老婆那儿，算了，我买全价票吧。”她说，那不用出示了，就给了我打折票。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此后在日本、欧洲各地旅途中一次次发现，出现这样的状况时，对方首先采取的是一种对你信任的态度，考虑到你的处境，而并不那么死板地执行“规章制度”。

2018年春，我在德国慕尼黑游览巴伐利亚王宫宁芬堡，入口买了6欧元门票，那是上二楼参观才需要出示的，但当我在底下花园兜了一圈之后，发现怎么也找不到那张票了，只好再去买一张。售票员看到我又来了，神情有点奇怪，我只好尴尬地说，自己可能在花园里丢了票，她想了下说：“那我送你一张吧。”就打了一张免费的团体票给我。

另一次，我到西安的半坡博物馆，买了55元的门票，想要一张纸质票留念，但售票员说：“你是无线支付的，就只有打印的电子票；除非你是现金买的，才有纸质票。”我说：“那你不早说？现在我买也买了，难得来一趟，你不能给我一张纸质票留念吗？”她好像也很无奈：“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我要是给你一张，账对不上，我就得自己掏钱出来。”

毫无疑问，对我这样的普通游客来说，这虽然都是小事，但旅游体验的反差太明显了。都不是外宾，都当然也理解国内都是什么情况，但我随后就意识到，并不能单单指责前端的执行人员不够“以人为本”，因为问题的真正关键是他们有没有被赋予灵活处置权。

一个车龄20多年的老司机曾和我说起这么一个细节：一脚油门下去，超速其实是很容易的事，然而在上海境内，通常20%以内的幅度都是可容忍的；在江浙，这个缓冲区间降到了10%；再往外，就变得很刚性，超一点点都不行，就要罚款。

回头来看武汉地铁这次“看证不看人”的事件，官方道歉声明中所说的“不周”，按我的理解是说“没充分考虑到对方的特殊情况和感受”，但“不周”并不等于“不对”——如果规章制度要求他们必须查看证件，那查验就没什么不对，工作人员后来还掏钱给他买票了，怎么就“不周”了？

也就是说，如果要做到“周到”，就应在制度层面授权容许前端执行者灵活处置，看到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不必再那么僵化地履行那一套。既不授权，出了事又让基层背锅，那么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就是更加一板一眼地照章办事，最后陷入无法改进的僵局。

我们要看见人，那不仅是指普通人，也应包括系统中的螺丝钉。有了能喘息、活动的余地，才能容下对人的温情和善意。，但查询一下武汉地铁的票务规定就会发现，明文规定着：残疾人要免费乘坐地铁，须持有相关证件。也就是说，检查证件确属照章办事，要说有什么不对，那也是规定本身就不合理。

 这卡我也一直没用过，昨天去表姐家吃饭，半路上表姐打来电话说忘记买香菜了，让我买点香菜捎过去。恰巧前面就是单位发的那购物卡的指定超市，我就买了一小把香菜然后划卡付款，结果我一看余额当时懵逼了，余额显示19996.5，唉....防不胜防啊！ 回想我当副科长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拿正科长当过一回事，别说给他送礼了，团建的时候我还把他按在桌子上灌酒呢，让他非常下不来台。 不扯远了，话说我收了这张卡就是拿人手短了，接下来他十有八九会有事找我办，这一来二去我就被拖下水了。 退肯定是退不回去了，他肯定会说这是单位发的卡，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仅不能去问他，这事我还不能声张，一旦传出去我就和他结下梁子了，以后少不了给我下绊子，别看我是正手他是副手，他要害我有的是办法，而且我担心的还不仅于此。 其实我心里也早就知道，被拖下水是早晚的事，只是没想到会这么猝不及防，我也清楚，王副科长这是一次试探，也是拉拢，他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背后的整个利益圈，虽然我这位置不是实权位置，但也个大科室，很有必要把我拉进来，上任之前我就听说过这边的派系斗争。 在官场中非敌即友，不允许有中立的存在，也没有局外人，只是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即不知道王副科长背后的利益圈子都有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对立派都是谁，就这样被动的被拉进来站队了，万幸的是他手段挺高明，没有把我直接逼到没退路。 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距离，跟他不能太远，该“秉公办事”就给他办，也不可太近，私下尽可能少接触，重要的是慢慢捋清“他们”是谁，另一方是谁也就明了了，而另一方肯定也不会闲着，早晚也会向我抛出橄榄枝。目前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把一方彻底得罪了。 比起我之前那山高皇帝远的小清水衙门，这暗流涌动凶险无比啊，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几集，搞不好哪天我就领盒饭了。 原帖

一个小学班干部的贪腐手腕

1

七个人的班级，就像一个王国。13岁的副班长小赐（化名），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这样的权力。然而，就是通过这点权力，他向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喝尿吃粪。小赐上学放学，有专门的孩子骑车接送，他要来的钱，有专门的孩子替他保管……实际上，他个头矮小，打不过其他的孩子。

但这个13岁的孩子，却把这点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别的孩子们怕他什么呢？

2

先说其中一个名叫小岩（化名）的孩子。

小岩的母亲钱惠发现小岩经常偷家里的钱，且屡教不改。

有一次，钱惠（化名）气极了，找出一把刀，放在桌子上。又找来长长的绳子，从屋梁上穿过去，两头垂到地上。

‌‌“你包里六块三毛钱又是哪里来的？……你不是讲过你再拿钱就自己断一只手吗？刀在这里。或者，你干脆上吊算自杀吧，就当我们没有养你。‌‌”

僵持了十多分钟。父亲何俊（化名）发话了：‌‌“小岩，我们不打你，只要你勇敢讲出来，只要你不继续犯错，你还是我们的好儿子。‌‌”

突然，小岩浑身颤抖，哽咽着却哭不出声来，哽咽了好久，终于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

‌‌“这钱是给副班长小赐保管的，我如果说了，他就不要我活了。‌‌”孩子泣不成声。

‌‌“你上周偷赵老师的钱到哪里去了？‌‌”‌‌“我星期一要背书，如果不准备两百块钱，我书就背不过，我就要喝尿、吃屎，还要挨打……‌‌”

震惊之余，何俊将信将疑：‌‌“你说你吃屎了，喝尿了，可有人看见？‌‌”‌‌“全班六个人（除了小赐）都喝了。‌‌”

问了大半晚，已经到了当晚10点过。钱惠一边听，一边伤心，他们决定次日去其他同学家问问。

3

小岩所在的安徽怀远县火星小学位于城郊，此前属于火星村，多年前因为发展工业区拆迁，火星小学搬到了现在的地方，保留了一个教学点。这些年，很多学生陆续转学，这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小岩所在的班级，从最开始的20多人，读到六年级时，已经只有7个人。

次日早上七点，何俊和钱惠叫起儿子，去了班长小东家。

听了钱惠的诉说，小东的爸爸铁青着脸，朝向小东：‌‌“你可喝过屎尿？‌‌”小东嗫嚅着说没有没有。父亲扬起手要打他，被何俊阻拦。两个女人把小东叫到一边，给他打气做工作，小东承认了。

钱惠又带着两个小孩去了小江家、小运家、小邢家。走一处，就把孩子带在一起去下一家。

最后一家是小然家。钱惠对小然的爸爸贾波（化名）说：‌‌“你可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吃屎喝尿了。‌‌”

贾波头脑一片空白，呆了呆，问儿子可有此事。小然嗯嗯着不敢讲。

小岩见状，哭着朝小然喊：‌‌“你讲吧，我们都承认了。‌‌”

小然于是和盘托出。

4

家长们找到学校，把情况汇报到了怀远县教育局。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找到涉事的六名学生进行调查。

按照学生们的讲述，小赐制定的规则是这样的：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他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钱，作业检查肯定过不了。这一点，小然的父亲贾波曾经有过疑问。因为老师布置了作业，儿子回家后，他们就督促儿子写字，写了整整两个本子，他也检查了。可次日，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你家小然作业又没有写！200个字，就有180个字写错！‌‌”

贾波不服，说自己亲自督促儿子做了作业。‌‌“不信你来学校看！‌‌”老师撂下这句话，挂了电话。贾波满有自信地跑到学校，让儿子把作业本拿出来，但儿子拿不出来。‌‌“我看着你写好的，你是不是搞丢了，你再找找书包。‌‌”小然茫然地把书包翻来翻去，没有。贾波被狠狠批评了一顿，觉得一头雾水。

直到事发后，小然才敢告诉爸爸：因为自己没拿到足够的钱给小赐，小赐在检查他作业的时候，直接撕了扔了。

当然，如果拿不到足够的钱，背书也过不了。

所有的孩子都有类似遭遇：拿了钱，过不了关也能过；不拿钱，过得了也不能过。逼人吃屎喝尿、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这个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

5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怀远县教育局纪工委的调查人员有些不解：喝尿的事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家长？

小东回答：‌‌“没有告诉，怕小赐打。‌‌”小东的说法，代表了所有的孩子。

实际上，除了小邢外，其余孩子都比小赐高大，有的甚至要高出一个头！论打架，小赐当然不是对手。

然而小赐有办法。孩子们在回答家长的疑问时说，要惩罚人时，他会让大多数孩子通过作业检查，让通过作业检查的孩子，打他要惩罚的孩子，于是孩子们人人自危，言听计从。

根据孩子们的讲述，记者了解了小赐成为‌‌“孩子王‌‌”的过程。

在二年级的时候，小东和小赐成绩优秀，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和副班长。

因为小赐表现强硬，拥有了检查作业和监督背书的权力。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为了能通过背书和检查作业，比较亲近小赐，会将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小赐。慢慢地，如果没有零食，小赐就会索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不好过关。

小赐把情况汇报给老师，老师就会体罚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蹲着马步，让同学用扫帚打背、打屁股，狠狠地打。‌‌”

学生们怕被老师打，千方百计要通过作业检查。三年级的时候，小赐开始上网，不再满足同学们给零食，开始索要钱，并让同学给他买早饭。

先是几块、十块、十几块，同学们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给了小赐。

到了四年级，小赐迷上游戏，要买装备，常常去网吧。小江有自行车，他就指定小江送他上网吧，并规定时间，到了时间要去网吧接他回学校。同学们的沉默，让小赐胆子更大了，他规定每周必须例行给钱，如果要检查作业了，就额外收更多的钱。

有些孩子也想过反抗，但他们担心，如果搞不倒小赐，那以后的日子更加暗无天日。小赐被投诉过三次向同学要钱，班主任顾利珍（化名）都知道了，但小赐的副班长地位，却牢不可撼。

一步一步地，最终发展到喝尿吃屎他们也逆来顺受。而小赐，通过这种人格矮化行为，彻底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成为了这个群体的‌‌“王‌‌”。

有一次，小邢的家长发现孩子偷钱，后来找到学校，在小赐的课桌里找到了钱。此后，同学每次拿来钱，小赐就不再收下，而是先点数，点了指定一个学生保管，等放学的时候，或者他用的时候，再拿来。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均称，小赐的头脑不一般。他们举例说，小赐曾经卖游戏装备就卖了一万多。

小岩说：‌‌“最开始怕他，后来就彻底臣服于他了，他做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

6

事情暴露后，家长们找到了以前班上唯一的女孩子小静，小静也表示自己喝过尿。后来她一直念叨老师教得不好，加上搬家的原因，就转学了。

根据家长们的统计，小静交给小赐的钱最多，因为她常常帮妈妈在超市卖东西，得手的机会最多，前后给了一万多元。其次是小岩，因为家里钱比较宽松。其余的孩子，有的给了两千到四千不等。

7

四川大学社会学博士肖尧中在分析此案时表示，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社会权力效应在这个小群体的投射。确实，这个孩子比较聪明，他善于运用权力对群体进行制衡，他本身不具有暴力，但他为了收拾人，巧妙地通过某个正确的借口（背书），让多数学生去打他要收拾的人。而且他善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比如找学生帮忙保管索要来的钱财。最终，他通过让同学喝尿吃屎这种矮化人格打击自尊的方式，彻底解除了同学们本能防御，让他们臣服于自己。

任何一个群体，都会产生权力。而权力的监督，必然来自赋予权力者。赋予权力者监督的失职，是导致权力为所欲为的原因。所以，就这起事件来看，老师的监督失职，是所有悲剧的根源。

研究官僚体制是很有意思的，它的运作规律并不符合直觉和常理，但又有其内在逻辑。我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当然，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会略掉所有的细节，大家权当虚构故事听就好。

中部某地，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观，当地和外地企业都喜欢用这个景观搞搞活动。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处来管理，所有申请都必须在这里进行审批。

有一次，一个外地房企要在这个景观举办活动，张贴大幅海报与横幅，还有投影。申请递上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没有动静。眼看活动日期将近，活动负责人再三催促，哪怕你们说一个不行的理由也行，我们按照要求整改就是。管理处却始终不给回应。

负责人很着急，以为对方是故意为难，打算疏通一下处里的关系。但那边态度很坚决，一不受贿，二不赴宴，三不解释。几经周折，负责人才搞明白，这事和廉洁没关系，也不是故意针对他们。主要是活动时间恰好赶上一个敏感期，对方担心会有风险，但这事又不能明说，干脆留中不发，等过了日子再说。

活动负责人急了，再等下去，时间节点就过去了。他提交了所有的活动细节，保证没有问题，但对方还是不答应。现场活动不比影视剧，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不想冒这个风险。负责人到处找关系，最后找到一位老领导。老领导表示理解，让秘书给处里打了个电话。但这个电话打得很有分寸，只说“某某企业有个想法，反映到了某某领导那里，请你们关注一下，酌情处理。”

处里接到电话之后，很是无奈。这句话很微妙。第一，它是一种背书，领导希望你们解决问题，这个面子不能不卖；第二，它又不是背书，既无正式文件，也无文字留存。万一真出事了，上头是不背着锅的——我只是让你关注这个事情，没说要一定促成这个事情。

让你酌情处理，你怎么没酌好？

活动负责人很快接到了处里的口头通知——注意，是口头通知——允许他们举办本次活动。而且提了一个要求，从活动布展到撤展这两天期间，负责人必须来他们办公室呆着。什么都不用做，呆着就行，手机电脑随便用，只是不许离开。

我同学讲到这里，问我你猜猜这是要干嘛？我说这是故意报复？他大笑，谁那么闲啊！我说这是为了保持及时沟通？他又大笑，说布展现场一直有处里的人盯着，何必多此一举。我猜不出来了……

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预防措施。活动如果一切顺利，还则罢了。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比如被人投诉，上头打电话到处里，处里可以从容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及时发现了，他们的负责人就在办公室，我们正在积极处理。”万一出现最极端的情况，比如哪位操作员一时糊涂把自家硬盘里的XX内容投影出去——这事也不是没发生过——处里也可以表示：“这次活动我们没有批准过啊，申请书还在流程里呢，我们及时在处理违规操作的活动负责人……”

不过还好，活动顺利结束，没出任何意外。在办公室呆了两天的负责人离开，还带走一份新鲜出炉的批准举办活动的通知书，日期填的是两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