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微专业，

一款考公培训班平替

如果说九十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经商，那么属于这一届年轻人的标签，应该是上岸公务员。

虽然都说人生海海，但上岸好过下海，领悟这个道理的，不只是想趁着新手保护期尽快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还有一向看似“不谙世事”、却开起了公务员微专业的高校。

不同于面向高考招生的专业，“有名无实”的微专业，光冠有专业的名头，本质上只是一组选修课，不属于学历教育，学成之后也没有学位证 [1]。

正因如此，高校里搞微专业，往往只需要学院向学校申报，不用走教育局的重重审批关。

在这个清北硕博都去竞争街道公务员的年代，高校为了迎合学生需要，走快速通道，开起公务员微专业，再正常不过。黑龙江大学更是早在 2020 年就打响了第一枪，设立了“公务员知识与技能”微专业。

随后，越来越多高校加入行列，截至目前，已有 31 所高校开设与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的微专业，其中，光 2024 年就有 20 所高校新开设了这一微专业。

其中不乏有一些 211 院校，2023 年西南大学就曾因开设“公务能力与公务员文化素养”微专业被网友调侃：

走考公培训机构的路，让机构无路可走，对了，包分配吗？

包不包分配不知道，但翻看各高校的培养方案，我们发现申论公文写作、结构化面试等直接服务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赫然出现在公务员微专业的必修课程里，难免让人觉得是在跟考公培训班抢饭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课程甚至还包括“公务接待表达规范”“公务交流中的微表情识读与管理” 等内容 [2]，说不定学成归来，再看到如何把四杯水分给五个领导的心眼子测试，你也能拥有山东 IP 网友们的标准答案，从此告别“我来晚了自罚四杯”的低情商回答。

教授的内容类似，考公培训机构也有自己的平替文学。比起市面上动辄过万的培训班价格，在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学校里，超过一半的学校学费都低于 2000 元。

“亲民”的不止在价格，更有学校大开绿灯，将报名的门槛降到了大一 [3][4]。当你觉得在大三上备考就已经算弯道超车、快人一步，殊不知竞争对手早在大一就卷进了学校的考公培训班。

幸运的是，当报国无门的时候，也能安慰自己，人家是科班出身，打不过学院派倒也正常。

考公上岸，人生的必修课

高校争先开设公务员微专业，这招看似魔幻，但其实是不得已的自救。

近年来，多数高校的毕业去向落实率逐年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以 2024 年新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 20 所高校为例，2021 年至 2023 年间，仅有湖北大学及天津商业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不断升高。更多学校面对的，是落实率一路走低的困境。

对于那些没有选择去向的毕业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4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近四分之一的 2023 届待就业本科生在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录考试，且五年来这一群体占毕业生总人数的比例翻了有一番多 [5]。

已经毕业的人尚且都还心心念念考公，初出茅庐的应届毕业生更甚。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近五届的求职毕业生中，期望进入国家机关的人数占比不断升高。

在 2020 届，希望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毕业生还只占 5.6%，吸引力甚至不敌民营企业，到了 2024 届这一比例就跃升至 14.7%，成为了毕业生心目中仅次于国有企业的第二热门选择。

从前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怎么就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

一项针对中国地质大学报考公务员的毕业生调查显示，25.15% 的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是因为觉得工作轻松福利好 [6]，其次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毕竟考上公务员，吃的是公粮，工资社保公积金，一样不会落下，与之对应的，“007”、优化、大小周，至少好过体制外。工资虽不高，但胜在稳定，不至于当月入过万的犇骉却随时被裁，也不至于端着铁饭碗却连饭都吃不起。

在社会地位上，公务员早已是天花板，就拿婚恋市场来说，虽然编制不通过结婚证传播，但相亲角一句“体制内”能获得的优先择偶权，不亚于有车有房、年薪百万。

家长对公务员的偏爱，也把不考公捧成为了新时代“三不孝”之首。近 15% 的毕业生是在父母的期望下报考公务员的 [6]，相较之下，纯粹因为想给国家做贡献而报考的毕业生占比并不多。

在各种 buff 的叠加下，考公进入体制内，成为了这届年轻人的执念，也成为了他们在大学乃至离开大学后依旧要上的“必修课”，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已经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了。

公考之下，万人陪跑

渴望“上岸成公”，端起铁饭碗啃过后半生，年轻人挤破头也要进入体制内这座围城。

就这样，公务员考试竞争愈发激烈，从近几年来不断飙升的国考报名人数便可见一斑。

在 2025 国考，共有 341.6 万考生通过资格审核，平均招录比为 86:1，最终只会有 3.97 万个幸运儿上岸。

其中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的一个岗位，报录比甚至达到了惊人的 16702:1 [7]，浩浩荡荡的备考大军里，陪跑是剩下一万多人的结局。

从 2018 年起，国考的招录比就一直大于 50:1，意味着每年至多只有 2% 的考生能成功跨越国考这座狭窄的独木桥。这样的竞争直到 2025 年，没有冷却，反而愈演愈烈。

都知道如今的公务员是“香饽饽”，但考公上岸依旧难如登天，挑灯夜战、奋力一搏所换来的，很大可能是“明年再战”。

信达证券的数据显示，2023 年国考的最终录取率仅为 1.5% [8]，而据此前华图教育统计，考生如果没有参加专项辅导，复习 12 个月以上，国考的通过率也只有 1.41% [9]。

应届生争抢的上岸，更像是不切实际的奢望，我们根据学校层级随机抽取了 12 所高校，发现本科毕业就能直接就职于党政机关的，只有少数佼佼者。

相比 2021 届，有不少学校毕业生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比例上升，但严峻的现实还是横亘在每个学校面前，除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其他院校 2022 届本科生在党政机关的就业占比均都低于 10%，二本学校更是难以突破 3%。

而高校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真的能让学生离上岸的梦想更近一步吗？

以黑龙江大学为例，在 2020 年开设公务员微专业后，本科生就业落实率从 2022 年的 86.03% 升到了 2023 年的 89.25%，同期就职于党政机关的本科生占比也增加了 1.92% [10][11]。

数据有所好转，但这也和黑龙江大学公考报考人数的变动有一定的关系。连“不上岸包退款”的协议班都会深陷退款风波，考公辅导机构尚且打不了包票，上一门公务员微专业，百分百上岸更是无法保证。

即便如此，为了不让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沦为昂贵的沉没成本，孔乙己们只能走上考公这场豪赌。

而从他们下定决心考公的那一刻起，人生有且仅剩一条既定轨道——考公，直至上岸。走不出泥潭，困囿于考试，更不幸的是，这条本就荆棘满布的单行道，还标注着 35 岁的 deadline。（作者：棒打鲜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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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孟繁哲. (2024). 微专业缘何受热捧（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 Retrieved 4 November 2024 from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4/1022/c1003-40344042.html.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部. (2024). 公共管理学院公务员能力与治理现代化微专业招生简章.

[3]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4). 公共管理学院2024年公务员能力与治理现代化微专业招生通知. Retrieved 4 November 2024 from https://gongguan.xaufe.edu.cn/info/1049/4049.htm.

[4] 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4). 《公务员知识与技能》微专业介绍. Retrieved 4 November 2024 from https://cpa.hubu.edu.cn/info/1019/7569.htm.

[5] 麦可思研究院. (2024). 2024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6] 张仲琪, & 高翠欣. (2022). 后疫情时代大学生“考公务员热”现象研究. 中国大学生就业, (14), 11-17.

[7] 李桂杰. (2024). 继续充实和稳定基层力量 2025年国考报名结束. 中国青年报. Retrieved 4 November 2024 from https://zqb.cyol.com/html/2024-10/25/nw.D110000zgqnb_20241025_3-02.htm.

[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承接华图教育优质品牌，拓展招录培训.

[9] 陈亮, & 刘诗程. (2021). 专家解读2022年国考政策导向趋势：招考政策向应届生倾斜. 羊城晚报. Retrieved 4 November 2024 from https://wap.ycwb.com/2021-10/18/content_40334428.htm.

[10] 黑龙江大学. (2023). 黑龙江大学2022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11] 黑龙江大学. (2024). 黑龙江大学2023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一

八年前，刘同的高考分数刚过一本线不多。她身处西北五六线小城，家里都是普通工人，对于志愿填报给不出多少建议，大家最后定下的思路是，先确保省内一个稍好点的学校，之后再看专业。

于是她把选定学校排名靠前的专业都填了一遍，她已经不记得都填了什么，只知道最后被调剂到了石油工程系。刘同的父母从字面意思理解，觉得和‌‌“石油‌‌”沾边的，总是在涨价的。

入学后，刘同很快发现，同专业的同学大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职工家庭。刘同忽然有了危机感，她没有那样的家庭背景，不知道毕业后具体能做什么。她只能努力学习和考试，保证自己成绩在班上前列，不要掉队。

但本科专业通道狭窄且把守森严，即使她通过层层选拔，大概率也会被分到偏远的油田工作。于是刘同决定，先考研，转向就业面更广的方向，至少先从重工业离开。不过她不敢离得太远，而是小心翼翼把方向定在了精细化工类，和本专业所学有交叉，但应用更偏日常。这些信息是她从表姐的一个同学那里得到的，欣喜且莫名的鼓舞后，她把读研的目标定在了那个学姐的毕业院校，一所南方的211大学。

大三寒假结束，考研的同学太多，刘同没有抢到自习座位，只能在不同的教室里打游击战，运气好时，找到的教室整天都没课，她会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2018年底，刘同第一次考研，分数过了国家线，但没能进入面试。她认为自己复习布局得比较晚，不及别人用功，这种投入产出比算挺高了。

那一年研究生的人数为290万，录取人数为81.13万人，刘同原本有机会被录取。当时本校老师给她电话，说她在校成绩优秀，可以调剂回本校读研。父母对这个消息很兴奋，觉得能‌‌“一举上岸‌‌”。但刘同觉得，继续留在本校读研，既不能提升学院背景，也无法转方向，没有意义。她坚定地推开靠近的小船，继续沉入水中，全力投入到下一年的考试。

刘同对高学历有很强的滤镜。上大学前，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工人夫妇曾经托举大儿子，也就是刘同的叔叔进入全国顶尖名校，成为街坊邻里的美谈。但全家骄傲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即早逝，夫妇俩陷入长久的悲痛。退休后，他们把一部分希冀投射了小孙女身上，对她的教育非常重视。

可刘同不算天资聪慧，小学的奥数需要爷爷带上老花镜，学会了再教她。初中之后，爷爷教刘同显得吃力，就给刘同请了家教。在刘同的印象里，爷爷奶奶对她的认可，仅限于偶尔表扬她，饭菜吃得干净、帮忙洗了碗筷。

他们真正发自内心表扬的，还是那个早逝的儿子，感慨他多么优秀，当年回家，都是先干家务活，再挑灯学习。叔叔在刘同出生前就去世了，她连叔叔的一张相片都没有见过，却一直生活在隐约的对比里。对刘同，爷爷奶奶即使在人前说她性格好，也会在后面加一句：就是学习不够上心。‌‌“优秀‌‌”是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最高级词汇，和学历直接挂钩。高考结果已无法回转，她不想再错过考研。

因为第一次考研失败，2019年夏天，刘同大学毕业，收拾行李回家后，立刻钻进了卧室复习。那一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341万，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得益于第一次考研积累的信心，她相信第二次的成绩肯定会有提升。

的确，第二次考研刘同进了复试，几乎摸到了那个所谓的岸边。但疫情突发肆虐，面试改成了前所未有的线上形式，在1：1.5的差额录取下，她被刷下去了。刘同将失利归结为缺乏面试经验，且初试分数不够高，‌‌“如果我初试第一，被刷的人就不会是我。‌‌”，岸上泥土松软，她挣扎着，还是没能爬上去。

接下来，要不要‌‌“三战‌‌”的问题上，一家人开始出现分歧。爷爷奶奶觉得，两次失败已经足够了，不能把时间全荒废在家里。刘同把这种劝告看作是，他们认为她根本做不到，心里很不舒服。

家里人又给刘同在国外的表姐打电话，表姐和刘同关系亲近，担心她三战压力太大，建议她多朝外面看看。表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专业和学历在工作里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刘同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所以可以不在意。‌‌”提升学历成了一个坎，考研也是刘同和自己的战争。

二

二战像一个分水岭，和她同级的人，大部分都考走了，没考走的也进入了工作状态。刘同的高中算当地拔尖，很多同学都跻身名校，刘同考研211学校却接连失利，心里落差很大。因为不想被人问到，最近在做什么，她主动切断了与大部分人的联系。

家里人嘴上依然支持，但偶尔会提起，她本可以上岸的那次机会，或者开始讲别家小孩找了什么工作。刘同努力屏蔽着这些，坚持早上七点起床，专注复习到半夜。她给自己设立了诸多规矩和惩罚机制，比如在桌子前的时间以2小时为单位，期间不能起身，不能去厕所，脚离开了脚垫，晚上得多看半小时的书。

她开始严重失眠了，白天做题时，恐惧随时会袭来，觉得自己复习远远不到位，或者猜想，是不是又考不上了。负面念头裹得喘不过气时，她就躲起来默默哭一阵。晚上躺在床上，她经常辗转到凌晨四点才昏沉睡去。而一到早上六点半，她又自然醒了，开始面对新一天的学习任务。遇到不会做的题，她会崩溃地扔东西，等心情平复一点，再把东西一件件捡回来。到了复习后期，刘同的焦虑崩溃越来越频繁，严重时会用头撞墙。

刘同和最要好的几个朋友还保持着联系，她尝试倾诉，但都是点到为止，怕说多了别人会烦。复习的卧室成了唯一的安全屋，只有把眼泪擦干，调整到轻松愉快的神态后，她才会走出去面对他人。她害怕父母知道自己的情况，那样的话，也许压力不仅无法缓解，反而容易继续升级。

可是紧张压抑的氛围还是穿过门的缝隙，快速蔓延到家里的每个角落。刘同的父亲工作在外地，一两周才回来一次，母亲失业在家。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怎么帮忙，就经常在网上刷各种考研视频，有用没用的，都存下来让刘同看完。

母亲急切地希望给刘同的接连落榜找到理由，最后定性为她起床不够早。刘同反感这种任意的批评，潜在的矛盾慢慢积累后，有一次，刘同洗碗忘了沥水，母亲忽然发了很大的火，劈头盖脸地痛骂她。刘同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站在一旁默默流泪，等到母亲说累了，才回到卧室继续复习。刘同觉得，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她考研失败，所以家人想发泄情绪，自己也应该承受。

2020年底，在孤独且高压的状态下，刘同勉力完成了第三次考试。当年院校接连扩招，但报考人数也比头一年增加36万人，达到了377万。录取比例再次降低，刘同虽然已将报考学校换到省内一所985院校，但英语成绩没过国家线，再次被死死绊住。

考完试后的一天下午，晚饭喝汤，热气蒸腾，刘同取下蒙雾的眼镜。母亲注意到她浓重的黑眼圈，训斥她怎么考完试还在熬夜，是不是在玩手机。这一次，刘同的委屈汹涌而出，哭着说，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母亲带她去医院，诊断出中度焦虑和抑郁，需要服药。刘同绝望地往水底沉，母亲对她说：‌‌“如果考研让你这么难受，让你生病，那就不要再继续了。‌‌”

但停止考研的话，背着空窗两三年的履历，刘同出去很难找到好工作。她觉得，不如继续争取一个应届生的身份，增加就业筹码。那时候是2021年初，市场环境开始下行，当年考研的人数陡增80万，达到457万人，比刘同第一次考研，多出了167万人。

大环境下，刘同不费力做出了四战的决定。历经挫伤后，这一次，刘同把考公也列入日程，同步推进。但考研是来自强烈的自我驱动，考公则更多是刘同父母的意愿，在他们看来，反正研究生毕业后还是要下水，不如直接游往下一个岸。

刘同第四次考研时，正值疫情严重的频繁封控期，波折丛生。先是全家通宵等待，才在开考当天早上六点多，接到考点安排的通知。随后的专业课考试中，因为准考证的疏漏，刘同的计算器被监考老师依规扣下，在距离交卷半小时前，才核实清楚还给她，结果为时已晚。

那次考试的结果，刘同在考场上就已经有了答案。她坦然地接受了，第四次是她给自己的最后期限，和她同级的本科同学大都已硕士毕业，她也到了必须该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

三

直到如今，想到‌‌“考研‌‌”这个词，刘同依然会难受，有一种被塞进盒子里的窒息感。旁人问起，她会说自己‌‌“不够努力‌‌”，她依然觉得：‌‌“我早上六点多起，总会有人五点起，我晚上学到一点多算晚，别人照样学到两三点。‌‌”刘同寄希望于未来，她想等自己足够的经济能力后，再去读一个非全日制，或者申请国外学校。学什么都不要紧，主要是解开这个心结。

而眼下，刘同要自己去面对生活层面的压力了。但在书桌前坐了好几年，社会环境已变化剧烈，她所谓的规划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考试好像成了她能掌握的唯一武器，她还是没能走出那个房间。

从2022年初开始，在家人的督促下，刘同开始全力考公考编，从一个考场走向下一个考场。

编制考试的内容本身比考研难度低，但对刘同而言，压力不降反升。受制于本科专业，刘同只能报‌‌“三不限‌‌”的岗位，竞争堪称惨烈。刘同经历过500多人，甚至900多人争抢一个名额的考试，全部落败。

上岸的几率越来越低，刘同身边还有几个困在考公里两三年的朋友，有时会相互诉苦。在网上，全职考试好几年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像是拥挤在水边，胳膊间相互碰撞。

刘同继续钉在书桌前，不断地重复前一天的生活。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连续完整的休息了，甚至过年也只敢歇两三天。她太想出门旅游了，还想有空学学乐器，或者只是发发呆。而现实是，即使偶尔看到窗外阳光很好，想放下笔出去走走，她也会劝说自己，什么都没考上，算了吧。

在考编制接连受挫后，有一天半夜，失眠的刘同听见父母在隔壁房间吵架。父亲在家时间短，对刘同的情况知之甚少，他言辞激烈地高声抱怨，就是你惯着她，一会儿考研，一会儿考公，这么大年纪，一事无成。刘同默默听了一阵，最后实在忍不住，去拍父母卧室的房门。没等父母反应过来，她在门外哭着大喊：‌‌“难道我希望变成现在这样吗？‌‌”

四

今年夏天，距离刘同本科毕业4年后，在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完成后，刘同决定从家里搬走。

因为不想带着愧疚感在父母面前生活，也因为老家发展落后，刘同开始在网上疯狂投递简历。为了避免第一轮就被淘汰，她扩充了兼职经历，还预备了一段创业失败故事，胆战心惊地把履历上的大段空白补齐。

但雇主反而理解这几年的特殊情况，没有询问太多。她顺利地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在省城一家教育公司带小孩做化学实验，既和她的学科背景挂钩，也不会太累。拿到offer的第二天，刘同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坐上高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乡。

走之前，刘同把飘窗上越垒越高的复习资料全都卖了废品，几毛钱一斤，总价不到十块钱。窗台被清空后，屋子一下子敞亮了很多，刘同发现，那间小卧室的采光其实挺好的。

从2018年第一次备考研究生的春天算起，到2023年的夏天，刘同已经在书桌前坐了5年，在老家房间里整整封闭了4年。这是她的21岁到26岁。

离开家之后，刘同像一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小孩，带着一股学生气，看什么都好奇，下班路上一朵粉色的云，都能让她开心半天。

在那份一个月几千块的工作里，刘同惊讶地发现，很多同事都是研究生，有的来自她曾经报考过的学校，有的来自海外名校。在人才济济的公司里，领导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课时费，承诺的六千工资，最后实发只有三千。此外，领导还会污蔑有分歧的女生，暗指她们有生活作风问题。初入社会的刘同实在无法忍受，选择了离开，也是唯一离开的。

如今，刘同又投入找工作的大潮中，每天早起面试，路上往返两三小时。她觉得自己留在原地太久了，想要尽快追平别人的时间，把几年的差距补上。

而让刘同没想到的是，她身边考上研究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国企的同学们，会有一天反过来羡慕她。一个油田子弟，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某县，另一个名校毕业的朋友，被安排到了更偏远的地区，晚上要在野外值班，牵着一条狗在作业区巡逻。聊天时，他们感慨人生已被圈定，刘同身上却还有无数可能。

刘同当然没有表面上那么自由。即使她已经离家工作，依然无法轻易离开考场。考试仍在继续，下一场考试被安排在9月底，

父亲又找到刘同的表姐，让她劝刘同尽快回家复习，辅导班花费几万都没关系。表姐提起如今考公难度真的太大，刘同父亲犹豫了一下，说：‌‌“可是总有人考得上。‌‌”体制外的选择，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看上去似乎都不可靠。

刘同现在对生活的感觉是，好像在路上走着走着，脚下的陆地忽然被瓦解，人直接跌落进水里，所有人都告诉你，要拼命游，游上岸。但上了这个岸，还有下一个岸，前面好像总有一片更大的海，而她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如此脆弱，家人的认可、社会的评价、周围人的眼光，甚至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闲言碎语，都会将其击碎崩塌，让她直接掉进水里。

刘同明白，如果能够抵御或忽略来自外界的攻击，她也不必继续游下去，可是她清楚自己的性格，无法真的忽视那些评价标准。如果人生真的有岸，她真心羡慕那些内心足够强大的人——他们好像一直都站在岸上。

上岸第一剑，为什么要斩意中人

如今，想知道年轻人对所谓的‌‌‌‌“上岸‌‌‌‌”有多渴望和焦虑，方法很简单，打开几个B 站视频，你可能就会看到满屏都是祈祷上岸的弹幕。

根据新东方发布的《中国大学生考研白皮书》估计，今年考研的报录比已接近6 ：1 。考公的竞争也相当激烈，2023 年度的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过审平均竞争比达到了60：1，一些热门岗位更是卷破天际。

在这种情况下，对一般人而言，上岸并非易事。许多一起备考的情侣要想一起上岸更是难上加难。

而上了岸的一方之所以要提分手，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的条件不再匹配了。

我们统计了知乎和豆瓣中的相关讨论，发现在上岸后要不要分手的问题中，很多人都提到‌‌‌‌“收入‌‌‌‌”‌‌‌‌“阶级‌‌‌‌”‌‌‌‌“条件‌‌‌‌”等字眼。

有人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是离不开现实的。上岸之后，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如此一来，选择分手去找更好的人就是一种理性选择，也有利于一起抵御未来生活的风险。

这就像《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写的那样：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

甚至有人更夸张地把考上研究生、进入体制内当做光耀家族的大事，觉得自己上岸成功，就成为了父母眼里的‌‌‌‌“大孝子‌‌‌‌”，哪怕想继续和对象在一起，自己的家人都可能不同意。

此外，也有人上岸后分手是因为双方的观念不合。典型的一种案例是成功考上的一方会认为自己更有进取心，而另一方则一直在原地踏步，甚至懒散惰怠，不愿意努力改善生活。

在有些情况下，上岸后分手则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比如工作变动导致异地、新工作太忙挤占了恋爱时间等。这就和我们考上新学校就会和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一样，当上岸促使人生进入新领域后，原有的关系就容易发生波动。

而对于‌‌‌‌“上岸后分手‌‌‌‌”这种行为，网友们可以说是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统计了抖音关于‌‌‌‌“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7836 条讨论，发现有约四成的人对此表示支持或理解。

另外有近六成人对此嗤之以鼻，把这种行为比作是陈世美进京赶考后抛弃原配，自私又功利。更有人觉得上岸不是上天，把学历和编制看得那么重，本身说明了一种目光狭隘：

体制内和体制外没有生殖隔离谢谢。

婚恋关系里，普遍存在‌‌‌‌“身份歧视‌‌‌‌”

让我们暂且将‌‌‌‌“斩意中人‌‌‌‌”是对是错放在一边。在大家的激烈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一套公式，等式的两边是情侣双方的条件，而上岸则会造成等式的失衡。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考公、考编或者考研成功后就能‌‌‌‌“高人一等‌‌‌‌”，就可以在婚恋市场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呢？

这要从社会的客观现象说起。

许多研究都显示，婚恋关系追求‌‌‌‌“门当户对‌‌‌‌”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人们总是更容易找到和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

从受教育水平来看，中国人的婚恋关系的确有着‌‌‌‌“学历歧视‌‌‌‌”。

一项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同类婚现象经历了从多到少，再从少到多的过程[3]。

所谓教育同类婚指的是夫妻双方学历基本相当的婚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人的婚姻不再那么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教育同类婚的比例反而增加了。从‌‌‌‌“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来看，已婚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婚姻都在学历上‌‌‌‌“门当户对‌‌‌‌”，占比和十年前基本一样。

其中，随着女性整体学历的不断提高，高学历女生匹配低学历男生的婚姻占比不断增加。

此外，在职业、收入上追求匹配的婚姻的比例比起十多年前有所降低，但还是都在30%以上。

2014 至2018 年的调查中，有42%的婚姻，双方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相比起来，收入匹配的婚姻少一些，只占约三分之一。而超过一半的婚姻中，女性收入比男性要低。

在体制内，许多有编制的人也爱找同样有编制的对象。

一项研究调查了中国某个县城近3000 名体制内（包括机关单位、医院、学校等）的女性，发现她们普遍想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结婚。

在一些小城市或县城里，甚至有体制内外不通婚的说法，男公务员和女老师在媒婆口中是站在‌‌‌‌“相亲鄙视链‌‌‌‌”云端的人。

如此看来，尽管学历、编制不会通过婚姻传播，但确实算得上相亲市场中的‌‌‌‌“硬通货‌‌‌‌”。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那些上了岸就要换对象的人，最终也不一定就能‌‌‌‌“鲤鱼跃龙门‌‌‌‌”，找到和自己职业、教育相当或更好的伴侣。

一项复旦大学学者的研究显示，我们能找到什么条件的结婚对象，有时也受到家庭条件的影响。

那些家庭出身一般的人，哪怕通过考编等方式向上流动到更好的职业，也比较难向上婚配。

而家庭出身好的人，哪怕自己工作不如意，也更容易在家庭的影响下向上婚配，弥补自身职业带来的弱势。

这可以解释社会中的很多现象。

像有人上岸后，和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分手，去找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人。但他们还是容易在婚恋市场中被认为是凤凰男或捞女，相对较难实现婚姻上的向上流动。

所以，哪怕有人想上岸后‌‌‌‌“斩意中人‌‌‌‌”，也要想想自己恋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用利益交换爱情，可能最后会同时失去利益和爱情。

而对于被分手的人而言，‌‌‌‌“被斩‌‌‌‌”也是一件好事，总比进入社会、双方生活有了更多交集后，再被一脚踢开来得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