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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阜阳人,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总有人把白开水叫作茶,比如烧水叫烧茶,打水叫冲茶。

明明是白开水,为什么叫茶?作为阜阳人,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也让我开始关注了这个现象,并查阅的有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老人,如今算是弄明白了大概是咋回事。

阜阳地处皖北,由于地理位置与环境气候等条件的不同,阜阳自古就不适合种茶树,一望无际的田地上不是麦浪滚滚,就是红薯飘香,根本就看不到茶树的影子。更要命的是,如果你非要种一棵茶树,那冬天动不动零下七八度,甚至零下十几度,茶树不冻死才怪呢。

阜阳不产茶,但不能说不喝茶。过去,或者在更远的年代,由于阜阳不是产茶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用茶不多,能喝起茶的绝对是有钱的主,贫穷的普通百姓多买不起茶叶,平常待客,都是用白开水招待人,只有来了贵客,才放入一些白糖或红糖,称之为“糖茶”。久而久之,阜阳人也就习惯把白开水叫作“茶”了。

虽然喝不起茶,但在阜阳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乏带有“茶”的食物,这些被称作“茶”的食物,其实与茶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总的说来,阜阳被冠以“茶”的食物,主要作用就是用食材代替茶,多为流食,如“面鱼茶”、“绿豆茶”、“米茶”、“油茶”、“鸡蛋茶”等等。

“米茶”就是一锅水里放少量的米煮开即可,这种“米茶”与米粥最大的区别就是水米分离,并不相融。“油茶”主料为配以淀粉、花生、芝麻、小磨香油,装在黄铜或白铁皮做成的大茶壶里。售卖时把壶倾斜,从长长的壶嘴里倒入碗里,有的还配以自己炸制的小麻叶。“鸡蛋茶”就是把生鸡蛋打在碗里,充分搅拌后,用滚开的沸水冲制。而“面鱼茶”。这种流食多出现在夏天,具体说法是用小麦面加水和成面团状,用筷子反复搅拌,后加半碗清水上下不停的挑动,直到洗出面筋为止,再倒入沸水中,用筷子不停的搅拌成流质状即可。

要说阜阳的“茶”文化与茶无关,但却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明代之前点茶的影子,这还不是瞎说。

喜欢研究中国茶文化的人都知道,古人喝茶叫吃茶。远的不说,宋代有一种茶叫团茶,又称“饼茶”“片茶”,喝茶前需要将茶加工成茶粉,加少许温水调成膏状,然后慢慢用汤瓶注入适量的开水,边注水边用竹片搅动,使茶与水均匀地混合,成为乳状茶液后饮用,这就叫点茶。

知道了什么叫点茶,再看看阜阳这些名为“茶”的糊汤类粥食,或熬煮,或冲点,是不是与宋代点茶很相似。甚至有学者把这个说成是“吃茶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阜阳茶文化的大众化和世俗化。”

从这一点来看,阜阳茶文化的确保留着大量中国茶文化演变的遗存。阜阳的面鱼茶、绿豆茶、米茶、鸡蛋茶、油茶等,均可视为没有茶叶的传统“煎茶”或“点茶”。只是普通居民在买不到茶或买不起茶的情况下,为维持“吃茶”传统而不得已的变异。

前文说了,阜阳不是产茶区,对于阜阳人来说,茶是一种广义上的客观存在。面鱼茶养胃,鸡蛋茶清热,姜茶御寒,米茶解乏,绿豆茶消暑,白水茶解渴,仅此而已。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平民百姓日日为生活奔波的七件事。在这七件事中,茶,排在了最后一位,它不仅与活命的柴米油盐有了距离,还列在调味品酱醋之后。过去,对普通百姓来说,有了开门七件事前边的六件事,最后一件茶,有了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

由此,我又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阜阳人什么时候开始喝上茶叶的。

这一点,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康熙颍州志》风俗中有一段记载:“腊月二十三,夜半时,设饧果茶酒,祀灶。”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腊月二十三,阜阳人祭灶的时候,要摆上饧果茶酒,这四样祭品其中就有茶。这一点可以佐证阜阳人开始喝茶的时间不会晚于清代。

当然,阜阳人喝茶的历史或许更早。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唐代至明代,皖西茶叶运销的路线,其中有一条路线就是通过正阳关,入颍河溯流西上、经贾鲁河而达开封。而阜阳为颍河流域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同时也是皖西茶商云集之地,阜阳人自然会品尝到茶叶,只不过那个时候喝茶的人绝非一般老百姓。作为奢饰品的茶,直到清朝以后喝茶之风才影响到了民间。

至清代之后,茶叶进入了商业时代,因此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馆行业最为鼎盛的时期,各类茶馆遍布城乡。

据老阜阳人讲,与成都茶馆相比,阜阳茶馆不多,喝茶的人也不多,说是茶馆,其实就是卖白开水的水铺。因为阜阳水质不好,地下水有苦涩之感,阜阳人叫“苦水”,不宜泡茶。而茶馆的水往往都是取之于北城外泉河的水。早年间,老阜阳人清晨洗漱完毕,就提着装好茶叶的大茶壶到茶馆里沏茶去了,几个人喝个茶能喝大半天。至于茶叶,多为六安瓜片,或者茉莉花茶。

过去,阜阳喝茶的地方不仅仅是茶馆,还有戏园子、澡堂子,但喝的茶叶多为茶叶末,阜阳人叫“高末”,就是卖茶叶过程中剩下的茶叶碎末,商家把这些碎末包起来再卖,价格便宜的很。“高末”虽然碎,但用滚开的热水闷一会儿,倒出来,也是香气四溢,喝到口里,感觉还不错。

小时候,记得夏天的时候,阜阳稍微热闹一点的街头有茶摊子。茶摊桌子前方几个玻璃杯一字排开,杯口用裁好的四方块玻璃片盖着,以免落灰。杯子里有白开水,茶叶水,阜阳人叫“茶叶茶”,顾名思义就是放了茶叶的水。其实,所谓的“茶叶茶”,是调制而成的,就是先倒半杯白开水,再拿起茶壶倒半杯茶叶水,就这样调制成了“茶叶茶”,当然,茶叶水比白开水的价格贵的多了,可见当时茶叶有多金贵。

如今,生活好了,阜阳人爱喝茶的人也多了,但面鱼茶、绿豆茶、米茶、鸡蛋茶、油茶也照样喝,一样都不能少。

 

大雪节气后,又结结实实降了几度。结薄冰的街道,只剩下枯枝的树木和脱水的败叶。太阳给的热量开始有限了,温温的暖持续到下班时间就收工了,裹的严严实实的人,呼出热气和冷风不断的对抗再抵消。

橱窗里的暖灯,饭馆里的热气,成了冬天最温暖的画面。每一个生命体都需要温度,需要热量,或许来自另一颗同频共振的灵魂,或许来自一碗热气腾腾的吃食。只要是对严寒有所缓冲,就都是极好的存在。

回到家,一进屋就闻见豆香味儿,妈妈那巨大的高压锅,正在用尽洪荒之力为我熬煮着我冬天最喜欢的灰豆子。这一口香甜软糯,简直就是灵魂汤药。再大的寒冷沮丧,顷刻间都能灰飞烟灭。

灰豆子之所以叫灰豆子,并不是一种色彩形容。灰,说的是蓬灰。一种兰州地区特有的从一种植物提炼出的食用碱。豆子,是豌豆。而灰豆子,就是加了食用碱的豌豆汤。

食用碱可是食物界的 “情场高手”,豌豆很难逃过它的甜言蜜语和无微不至,立刻就变得心地柔软,散发出幸福的香味。绵沙口感类似于蒸土豆,但是又不会一步走到土豆泥的入口即化,还剩一些不费牙也不稀糊的嚼感,连同最佳配搭枣香一同入口,感觉吞下了幸福感。

喜欢一段对灰豆子在旧时光里的描写,每每读来都觉得着迷动人,整个场景充斥着讲究的古典美感:

“古法都是在一个煤炉上坐着口粗粗的砂锅,锅里永远咕嘟这黑紫色的烂粥,在粗砾的砂碗里舀上一勺糊糊敦敦,浓稠绵密的灰豆子。站着或蹲着喝,灰豆的温度是不会烫嘴的,它温温的,刚好就是嘴能接受的那个温度,不能再烫也不能再凉。在过去,看过了戏打过了牌的太太们就会叫来宵夜或是点心,那一定是街角点着盏昏黄的煤油灯的小食摊上的灰豆子。”

妈妈的灰豆子是最有爱的。这些豌豆都是经过妈妈仔细的清洗,以及12个小时的耐心浸泡,才开始熬炖的。煮简单的东西,花的功夫都是不简单的,像做人一样,生老病死,看着简单雷同,却各有着各的艰辛轨迹。浸泡那么久,直到通透的时候,自以为已经看明白了这世间的万千道理,却不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功课入了锅,施加压力泵,才知道这每一秒的煎熬,从来不能跳过或者快进。

喝着这一碗的不易,在一年中最难熬的寒冷里。热气腾腾的对面,妈妈在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厉害。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我都会想起你小小年纪的时候经历的那场风暴。你咬紧牙关,只字不提,云淡风轻的跟说着别人的事一样告诉我们,分手了,都过去了。我却在每次给你洗枕巾的时候,一次次洗掉大块大块的泪痕……

那几年,我也只字不问,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现在的内心强大,全靠那些日日夜夜自律的熬炖,而且从来不会放弃希望、单纯、和爱。于是妈妈能做的,只是帮你把所有玻璃板下毕业合照里那个傻瓜脑袋,一一覆盖。什么都不要怕,吃点热乎乎的东西,再出门就不冷了。

一碗下肚,泪光盈盈,我擦擦嘴巴说:妈妈,我爸真会找媳妇,眼光太好了!于是爸爸和妈妈都噗嗤笑起来,嘴角还沾着灰豆子渣,而我此刻就想这么看着他们,像没有受过任何伤害一样,像我和这个世界初相见的那般欢畅喜悦。

糖葫芦算是老北京城极具历史的小吃,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热闹的集市里总也少不了沿路售卖糖葫芦的老头,和举着糖葫芦嬉笑打闹的小孩子,一片冬日里令人怀念的欢快风景。

我总是想,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发明的如此吃法,冰糖中和了山楂偏涩的酸味,用竹签串起方便边走边吃,成为散步时随意可享用的冬日甜点。

它是只属于冬天的,新鲜的山楂上市,软硬酸甜恰到好处。在冷风中冰糖被冻的脆脆的,入口即融,却并不粘牙。若是运气尚好,买到刚出锅的糖葫芦,一口下去,山楂的内里还带着没有散去的余温,别有一种幸福感从口中传来。

饮食知时节,若是过多犹豫迟疑,时间倏忽而过,想要再吃一口酸甜的糖葫芦,又要等上一年光阴。曾经在盛夏买到商场里卖的糖葫芦,被冷冻过的山楂变得软塌塌的,冰糖迅速融化,吃得扫兴不已。

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周六补课放学要比平日里早一些,冬季天黑得早,回家的路上华灯初上。要路过一个小市场,每每走过都要排队买一串糖葫芦,背着沉沉的书包边走边吃,吃晚饭前,肚子已接近半饱,那是对一周辛苦的奖赏。

后来独自在北京生活,若是没有加班回家的晚上,路过地铁口的糖葫芦摊,也是要停下买一串,那是犒劳一日工作的艰辛。

周末外出逛街,也要与好友一人一串共同分享,那是对于这份闲适不言而喻的欢庆仪式。

对于吃这件事,好像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对于某种执念心安理得。

趁时光正好,让舌头尽情享受酸甜滋味,把日子过得红火热闹,已是不枉过这一生。

上了年纪,消化机能下降,因此每天不得不腾出些时间锻炼。

去年秋天,北京还没摘口罩,我在北三环附近吭哧吭哧走路,过天桥时,一辆自行车过来,我下意识让了一下。骑车的小伙儿擦肩而过,然后我听到身后传来“咦”的一声。

紧接着,单车又到了我前面,那人刹车,看了看我。“真的是陈老师啊。我太喜欢看你的节目了,能和您拍一张照片吗?”我顺从地由他打开了手机自拍,一边拍他一边说:“我可喜欢你写的文章了,你的书我都有买,不吹牛,你推荐的餐厅我基本都去吃了一遍。”我礼貌地表示了感谢。

小伙子骑上车走了,不一会儿,他再次转回我面前,刹车。“不过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您推荐的府右街那家延吉冷面,实在是太……难吃了!”告别前,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冷面你唬不住我,我黑龙江大庆人。”

“府右街的那家延吉冷面”

因为同一件事情,反复遇到尴尬,我都不记得这是第多少次了。那是因为一篇叫《一个人的面馆》的文章,是十多年前写的。后来因为结集成书,加上美食纪录片的影响,我不时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收到对于这篇文章的反馈,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大庆小伙子类似,认为这个“餐厅推荐”不太靠谱。

每次看到,我都会苦笑:或许自己挺冤枉的。最初,我在博客时代写自己的生活流水账,再后来给报纸杂志写食物专栏,也延续了这个风格。我的概念里,所有的文字记述,完全是个人化的体验,极少有“推荐”两个字。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口味就和他们的经历一样,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意思,我在那篇文章里也有表达。

然而很多读者不这么认为,读了文章之后,按图索骥费半天劲儿排队,最终却失望而归。所以说,“推荐”这件事很不靠谱。我记录的是平日里吃到的美味,见到的有趣的人,以及踩到的坑。这不过是自己的饮食日常。

有次在长沙,夜里喝大了,去吃米粉。朋友们把吃完的所有碗放在我面前,拍了照片,一共六只碗。我把图片发了微博自嘲,商家却截图用于宣传……好像我一个人吃了他家六碗粉,要严重推荐一样。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很无奈,也懒得一次一次纠正。

不过,关于延吉餐厅一分号,我还是可以多说几句的。

首先,这个小饭馆并不完全属于今天的“流行餐饮”,它只是三、四十年前北京内城平民的“古董”。

今天打开大众点评app,搜索“北京冷面排行榜”,你会看到,前一百名都没有我写到的这家。这个连锁餐厅的二分号倒是很荣幸地上了榜(总店却没有),勉强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结果告诉我,这是家过气的、非常小众的平民饭馆,偶有同好者也大多是北京生长的土著,还得是上了点儿年纪的。

1992年,我和安徽台几个朋友一起拍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录音师张文华老师,北京姑娘,工作时特别有主意,谁都不敢惹。但吃饭这件事儿,我们俩都对冷面难以抗拒。有一次大冬天拍摄,这姑娘又闹小性儿,拉着脸一天不说话,倒是没耽误工作。晚上收工快七点了,我懂事儿地提出全组去府右街吃饭。

经历了漫长的排队等位等座儿,冷面上来的时候,张老师小脸儿居然很快阴转晴,咯咯直乐,甚至头发都掉到面汤里。另一边剩下的几位安徽同行,在那里愁容满面地和面条对峙,他们背后还站着虎视眈眈等位的客人。

那时候,餐厅真火啊。

现在到了饭点儿,这里虽然也会排起长队,但大多数客人还是因为冷面价格亲民前来果腹。严格意义上说,它更像快餐,称作“美食”有点牵强。尽管也有我这样的死忠顾客,但受到之前屡次暴击的影响,我也变得很低调。偶尔谈及自己心心念念的那口冷面汤,总是欲说还休,像《虎口脱险》里地下抵抗组织吹着“鸳鸯茶”的口哨寻找同党一样惴惴不安。当然万一遇到志同道合的,立即会引为知己。永远在排队的延吉

前些天,在羊大爷吃涮肉,不知怎的,北京长大的大爷提起,“打小儿就好吃口延吉冷面”,我即刻起立,离席过去敬酒,这必须是莫逆之交啊!

不过,我俩高山流水的友谊,只维持了不到一分钟宣告破裂——因为他喜欢的是二分号……在这么垂直细分的赛道里,居然能发生内卷,这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毕竟,我开始吃冷面的时候,二分号还没有诞生,我的味觉习惯只能参照一分号从一而终啊。

其次,这家的冷面到底“正宗不正宗”?看了我文章的人,意见表达最为强烈的群体,都来自东北。毕竟,冷面是他们饮食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而府右街的冷面,既不同于鸡西大冷面、沈阳西塔冷面,也不同于现今的延吉冷面。

我有一个叫梅梅的学生,挺瞧不上我爱吃的冷面。有一次吃完了,这个东北人直接告诉我:“知道什么是冷面吗?冷面首先要用牛肉汤,肉汤才是冷面入门级别的标准。”她直接说,“您吃的啊,是假冷面,不正宗。”

这件事儿,天蝎座的我耿耿于怀了十好几年。直到拍摄《谷物星球》的时候,针对荞麦制品的朝鲜冷面,调研员小花同学写了十分细致的田野调查报告,我才对这东西的前世今生有了粗略的了解。《谷物星球》中吉林延吉市的冷面

冷面诞生在朝鲜半岛北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200年的时间。从风格和历史上,大致可分为平壤冷面(朝)、咸兴拌面(朝)、延吉冷面(中)和晋州冷面(韩)四大类,他们有的讲究荞面,有的讲究铜碗,有放姜碎,有加黄芥末……即便是汤,也有牛肉、牛肉加鸡肉、海鲜汤底之分,你很难说哪一种正宗。

如果按照最早的文字记述(朝鲜士人洪锡谟用汉文撰写《东国岁时记》)来看,“用荞麦面沈菁菹(萝卜泡菜)、菘菹(辣白菜)和猪肉名曰冷面。”这居然是猪肉汤底哦。

更重要的是,按照东方民族的传统习惯,能够被记载的所谓“正宗”,大都是一种食物“最体面”的做法,并不是大多数人有资格享用的。正如我们总习惯把古代宫廷的锦衣玉食,默认成“祖先的生活方式”,其实,很扫兴的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直系祖先,大概率都是过着拮据生活的平民。

显而易见,老百姓和贵族吃的冷面显然是有区别的。延吉餐厅的前身,是1941年日占时期,一位朝鲜侨民在北京开设的。东北亚连年兵燹,当时哪儿有什么肉啊?有钱人家做冷面用牛肉和鸡肉煮汤,而平民用的不过是加了水果和姜的汤底罢了。几经变迁,这种简化版的平民冷面也就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从食物考古的角度,这家冷面恰好是战争和流离的“食物孤儿”,是平民的朝鲜半岛孤悬海外的孑遗。

第三,这家冷面到底有多“难吃”?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小饭铺,延吉餐厅的冷面工艺一直保留了最初的样子,没有什么太多的“与时俱进”。而朝鲜半岛北方和南方,先后影响了国内之后,冷面市场早已今非昔比。

其实,延吉餐厅现轧现煮的冷面,温度口感都属上佳,加上泡菜(生泡菜,发酵程度低)和辣酱(我喜欢酱中带葱段,可香可香了)都做得中规中矩,吃起来还是很“过瘾”的。

不过由于顾客太多,有时面的需求量大,一锅煮出来难免就有先后——如果放置超过一刻钟,整个的面体就会出现膨胀和懈怠,影响口感。

最近我的经验是,不着急取面,边吃小菜,边看着后厨的监控录像,右上角的那个分屏画面里,清晰地显示什么时候开始煮面,什么时候捞面,分装开始的时候,我再过去排队等候,这样就能确保吃到的面是弹牙爽口的。但估计,大部分顾客并不知道这个诀窍。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下,以免再被吐槽,这家面馆可能真不适合您的口味。我用文字记录它,只是因为它是我吃过最多的一家餐厅。

在这里,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记者和导演,从青年到年过半百。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许多重要的时刻。超过一千次的就餐经历,也足可以覆盖我一年中的每一天。

比如,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是五月底,北京已经很热。我便能回忆起某一年的此时,天也是这么热,中午时分我从北大医院出来,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此处。那时,延吉餐厅临街朝东的大窗户还在,街上很多人,不时有成群的年轻人涌进来吃午饭。而我,低头坐在窗边,像见到老友一样,仔细地吃完每一根面条……这情景历历在目。

食物,更多的时候承载着记忆,见证着岁月,它是属于个人的。

 

宁波人过新年,除夕夜的团圆饭若没有红膏炝蟹的附丽,至少是残缺的。

在众口难调的当下,宁波的红膏炝蟹无论画面感,还是味蕾感,天生丽质,又诱人。无论是在低俗、熙攘的夜宵摊,还是在衣香鬓影的大酒店,红膏炝蟹一次一次地成为宠儿,展示它优雅和魅力,与食客共舞。

蟹可以腌着吃、酱着吃、醉着吃,吃蟹的方法五花八门。我小时候长在绍兴,那时候蟹便宜,白米饭珍贵,大米的定量供应,限制了我对打饱嗝的想象。每当逢年过节,我盛好满满一海碗白米饭后,筷头伸进蟹脚钳中,用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的精神,把蟹肉掏出来或用嘴吸出来,然后松山挖土一样把白米饭扒进嘴中。只是,那时的咸蟹是真咸,它不是现在咸淡适度的红膏炝蟹,是真正的“压饭榔头”。成了宁波人后,某次有人请客,我叨陪末座,当红膏炝蟹以它胭脂似的红膏、冰肌似的雪肤呈现在白玉般的腰盘上时,点缀着几瓣葱绿的香菜,我眼睛发光、舌尖打转,但又不敢放肆,过犹不及嘛。于是,红膏炝蟹成了我的心心念念。

后来,当我手头不太寒酸,宴请几位常来常往的友人,在灯光摇曳的餐厅包厢,手脚就彻底放开,红膏炝蟹上了两盘。对着凝脂似的红膏炝蟹,慢饮了几盅酱香型白酒后,我毫不迟疑地夹起一块丰腴的红膏入嘴。宴请快结束时,看到腰子盘里还有蟹黄蟹膏和蟹的断肢残臂,味蕾绽放的我把筷子一夹,收集碟中,还对大家说,我要率先做光盘行动的典范,以掩盖我的吃相难看。

几年前,我也学着腌制红膏炝蟹,屡屡失败,好端端的红膏梭子蟹,被我折腾得模样也没有。有一次,我去同学里家吃饭,有一盘红膏炝蟹,色泽鲜艳,咸淡适中,我问他哪里买的。他说自己腌制的。我在赞叹之余,说:“你这一手藏巧于拙的本事要告诉我啊。”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于是,回家后,我跃跃欲试。离家不远的高塘菜市场内,有一家经年出售梭子蟹的摊位,美女老板娘因为和我同姓,我平时经常找她的摊位买梭子蟹,同姓三分亲么。那天,美女老板娘就给我拣挑了几只坚硬、饱满的梭子蟹。回到家里,我在钵子内倒入六两粗盐、两斤自来水,撸起袖子握住五六根筷子,使劲地搅拌,直到感觉盐水有些发稠。然后把洗晾干的梭子蟹放入钵中,洒上七八滴高度烧酒,再添加几根切得细细的姜丝,用石头压实。十八个小时后,首次出手大获成功,并受到家人赞赏,鼓励我要继续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咸炝蟹是宁波人一年四季的菜,但红膏炝蟹是咸蟹队伍中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在普通百姓的餐桌上,还是在星级宾馆的包厢里,如果有一盘红膏炝蟹,提升的是一桌的品位,见证的是招待的高低和贫富的差别。从蟹的年龄来分析,蟹的腌制分好几档,儿童期的蟹不宜做咸炝蟹,宜做蟹酱倒是标配。某次我去象山,朋友送我一箱蟹酱,并正告我:“蟹酱咕饭杀格!”(象山方言“杀格”是厉害意思)果然,回家吃饭,饭量大增,米饭哗哗地扒下肚皮,妻子看我的目光很惊讶,怀疑我可能在外面出劳力被人当驴使。

青春期的蟹壳软,一般不适合腌制咸炝蟹或红膏炝蟹,只能做蟹糊。蟹糊咕泡饭,相当完美,无话可说。

咸炝蟹是红膏炝蟹的替补队员,只因为没有红膏,身份大跌。咸炝蟹的出现多半是“新四方”这类快餐连锁店,它的价格便宜,招待客人马马虎虎过得去。

如今,红膏炝蟹的价格已越来越高,如果按面积计算,它的涨幅比房价高出多倍。每年的腊月,就是民间高手争相腌制红膏炝蟹的黄金日子。不咸不淡的红膏炝蟹,既可下酒,又可咕饭,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