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阜阳人，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总有人把白开水叫作茶，比如烧水叫烧茶，打水叫冲茶。

明明是白开水，为什么叫茶？作为阜阳人，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也让我开始关注了这个现象，并查阅的有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老人，如今算是弄明白了大概是咋回事。

阜阳地处皖北，由于地理位置与环境气候等条件的不同，阜阳自古就不适合种茶树，一望无际的田地上不是麦浪滚滚，就是红薯飘香，根本就看不到茶树的影子。更要命的是，如果你非要种一棵茶树，那冬天动不动零下七八度，甚至零下十几度，茶树不冻死才怪呢。

阜阳不产茶，但不能说不喝茶。过去，或者在更远的年代，由于阜阳不是产茶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用茶不多，能喝起茶的绝对是有钱的主，贫穷的普通百姓多买不起茶叶，平常待客，都是用白开水招待人，只有来了贵客，才放入一些白糖或红糖，称之为“糖茶”。久而久之，阜阳人也就习惯把白开水叫作“茶”了。

虽然喝不起茶，但在阜阳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乏带有“茶”的食物，这些被称作“茶”的食物，其实与茶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总的说来，阜阳被冠以“茶”的食物，主要作用就是用食材代替茶，多为流食，如“面鱼茶”、“绿豆茶”、“米茶”、“油茶”、“鸡蛋茶”等等。

“米茶”就是一锅水里放少量的米煮开即可，这种“米茶”与米粥最大的区别就是水米分离，并不相融。“油茶”主料为配以淀粉、花生、芝麻、小磨香油，装在黄铜或白铁皮做成的大茶壶里。售卖时把壶倾斜，从长长的壶嘴里倒入碗里，有的还配以自己炸制的小麻叶。“鸡蛋茶”就是把生鸡蛋打在碗里，充分搅拌后，用滚开的沸水冲制。而“面鱼茶”。这种流食多出现在夏天，具体说法是用小麦面加水和成面团状，用筷子反复搅拌，后加半碗清水上下不停的挑动，直到洗出面筋为止，再倒入沸水中，用筷子不停的搅拌成流质状即可。

要说阜阳的“茶”文化与茶无关，但却仍然可以看到中国明代之前点茶的影子，这还不是瞎说。

喜欢研究中国茶文化的人都知道，古人喝茶叫吃茶。远的不说，宋代有一种茶叫团茶，又称“饼茶”“片茶”，喝茶前需要将茶加工成茶粉，加少许温水调成膏状，然后慢慢用汤瓶注入适量的开水，边注水边用竹片搅动，使茶与水均匀地混合，成为乳状茶液后饮用，这就叫点茶。

知道了什么叫点茶，再看看阜阳这些名为“茶”的糊汤类粥食，或熬煮，或冲点，是不是与宋代点茶很相似。甚至有学者把这个说成是“吃茶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阜阳茶文化的大众化和世俗化。”

从这一点来看，阜阳茶文化的确保留着大量中国茶文化演变的遗存。阜阳的面鱼茶、绿豆茶、米茶、鸡蛋茶、油茶等，均可视为没有茶叶的传统“煎茶”或“点茶”。只是普通居民在买不到茶或买不起茶的情况下，为维持“吃茶”传统而不得已的变异。

前文说了，阜阳不是产茶区，对于阜阳人来说，茶是一种广义上的客观存在。面鱼茶养胃，鸡蛋茶清热，姜茶御寒，米茶解乏，绿豆茶消暑，白水茶解渴，仅此而已。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平民百姓日日为生活奔波的七件事。在这七件事中，茶，排在了最后一位，它不仅与活命的柴米油盐有了距离，还列在调味品酱醋之后。过去，对普通百姓来说，有了开门七件事前边的六件事，最后一件茶，有了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

由此，我又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阜阳人什么时候开始喝上茶叶的。

这一点，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康熙颍州志》风俗中有一段记载：“腊月二十三，夜半时，设饧果茶酒，祀灶。”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腊月二十三，阜阳人祭灶的时候，要摆上饧果茶酒，这四样祭品其中就有茶。这一点可以佐证阜阳人开始喝茶的时间不会晚于清代。

当然，阜阳人喝茶的历史或许更早。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唐代至明代，皖西茶叶运销的路线，其中有一条路线就是通过正阳关，入颍河溯流西上、经贾鲁河而达开封。而阜阳为颍河流域最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同时也是皖西茶商云集之地，阜阳人自然会品尝到茶叶，只不过那个时候喝茶的人绝非一般老百姓。作为奢饰品的茶，直到清朝以后喝茶之风才影响到了民间。

至清代之后，茶叶进入了商业时代，因此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茶馆行业最为鼎盛的时期，各类茶馆遍布城乡。

据老阜阳人讲，与成都茶馆相比，阜阳茶馆不多，喝茶的人也不多，说是茶馆，其实就是卖白开水的水铺。因为阜阳水质不好，地下水有苦涩之感，阜阳人叫“苦水”，不宜泡茶。而茶馆的水往往都是取之于北城外泉河的水。早年间，老阜阳人清晨洗漱完毕，就提着装好茶叶的大茶壶到茶馆里沏茶去了，几个人喝个茶能喝大半天。至于茶叶，多为六安瓜片，或者茉莉花茶。

过去，阜阳喝茶的地方不仅仅是茶馆，还有戏园子、澡堂子，但喝的茶叶多为茶叶末，阜阳人叫“高末”，就是卖茶叶过程中剩下的茶叶碎末，商家把这些碎末包起来再卖，价格便宜的很。“高末”虽然碎，但用滚开的热水闷一会儿，倒出来，也是香气四溢，喝到口里，感觉还不错。

小时候，记得夏天的时候，阜阳稍微热闹一点的街头有茶摊子。茶摊桌子前方几个玻璃杯一字排开，杯口用裁好的四方块玻璃片盖着，以免落灰。杯子里有白开水，茶叶水，阜阳人叫“茶叶茶”，顾名思义就是放了茶叶的水。其实，所谓的“茶叶茶”，是调制而成的，就是先倒半杯白开水，再拿起茶壶倒半杯茶叶水，就这样调制成了“茶叶茶”，当然，茶叶水比白开水的价格贵的多了，可见当时茶叶有多金贵。

如今，生活好了，阜阳人爱喝茶的人也多了，但面鱼茶、绿豆茶、米茶、鸡蛋茶、油茶也照样喝，一样都不能少。

大雪节气后，又结结实实降了几度。结薄冰的街道，只剩下枯枝的树木和脱水的败叶。太阳给的热量开始有限了，温温的暖持续到下班时间就收工了，裹的严严实实的人，呼出热气和冷风不断的对抗再抵消。

橱窗里的暖灯，饭馆里的热气，成了冬天最温暖的画面。每一个生命体都需要温度，需要热量，或许来自另一颗同频共振的灵魂，或许来自一碗热气腾腾的吃食。只要是对严寒有所缓冲，就都是极好的存在。

回到家，一进屋就闻见豆香味儿，妈妈那巨大的高压锅，正在用尽洪荒之力为我熬煮着我冬天最喜欢的灰豆子。这一口香甜软糯，简直就是灵魂汤药。再大的寒冷沮丧，顷刻间都能灰飞烟灭。

灰豆子之所以叫灰豆子，并不是一种色彩形容。灰，说的是蓬灰。一种兰州地区特有的从一种植物提炼出的食用碱。豆子，是豌豆。而灰豆子，就是加了食用碱的豌豆汤。

食用碱可是食物界的 “情场高手”，豌豆很难逃过它的甜言蜜语和无微不至，立刻就变得心地柔软，散发出幸福的香味。绵沙口感类似于蒸土豆，但是又不会一步走到土豆泥的入口即化，还剩一些不费牙也不稀糊的嚼感，连同最佳配搭枣香一同入口，感觉吞下了幸福感。

喜欢一段对灰豆子在旧时光里的描写，每每读来都觉得着迷动人，整个场景充斥着讲究的古典美感：

“古法都是在一个煤炉上坐着口粗粗的砂锅，锅里永远咕嘟这黑紫色的烂粥，在粗砾的砂碗里舀上一勺糊糊敦敦，浓稠绵密的灰豆子。站着或蹲着喝，灰豆的温度是不会烫嘴的，它温温的，刚好就是嘴能接受的那个温度，不能再烫也不能再凉。在过去，看过了戏打过了牌的太太们就会叫来宵夜或是点心，那一定是街角点着盏昏黄的煤油灯的小食摊上的灰豆子。”

妈妈的灰豆子是最有爱的。这些豌豆都是经过妈妈仔细的清洗，以及12个小时的耐心浸泡，才开始熬炖的。煮简单的东西，花的功夫都是不简单的，像做人一样，生老病死，看着简单雷同，却各有着各的艰辛轨迹。浸泡那么久，直到通透的时候，自以为已经看明白了这世间的万千道理，却不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功课入了锅，施加压力泵，才知道这每一秒的煎熬，从来不能跳过或者快进。

喝着这一碗的不易，在一年中最难熬的寒冷里。热气腾腾的对面，妈妈在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厉害。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我都会想起你小小年纪的时候经历的那场风暴。你咬紧牙关，只字不提，云淡风轻的跟说着别人的事一样告诉我们，分手了，都过去了。我却在每次给你洗枕巾的时候，一次次洗掉大块大块的泪痕……

那几年，我也只字不问，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现在的内心强大，全靠那些日日夜夜自律的熬炖，而且从来不会放弃希望、单纯、和爱。于是妈妈能做的，只是帮你把所有玻璃板下毕业合照里那个傻瓜脑袋，一一覆盖。什么都不要怕，吃点热乎乎的东西，再出门就不冷了。

一碗下肚，泪光盈盈，我擦擦嘴巴说：妈妈，我爸真会找媳妇，眼光太好了！于是爸爸和妈妈都噗嗤笑起来，嘴角还沾着灰豆子渣，而我此刻就想这么看着他们，像没有受过任何伤害一样，像我和这个世界初相见的那般欢畅喜悦。

糖葫芦算是老北京城极具历史的小吃，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热闹的集市里总也少不了沿路售卖糖葫芦的老头，和举着糖葫芦嬉笑打闹的小孩子，一片冬日里令人怀念的欢快风景。

我总是想，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发明的如此吃法，冰糖中和了山楂偏涩的酸味，用竹签串起方便边走边吃，成为散步时随意可享用的冬日甜点。

它是只属于冬天的，新鲜的山楂上市，软硬酸甜恰到好处。在冷风中冰糖被冻的脆脆的，入口即融，却并不粘牙。若是运气尚好，买到刚出锅的糖葫芦，一口下去，山楂的内里还带着没有散去的余温，别有一种幸福感从口中传来。

饮食知时节，若是过多犹豫迟疑，时间倏忽而过，想要再吃一口酸甜的糖葫芦，又要等上一年光阴。曾经在盛夏买到商场里卖的糖葫芦，被冷冻过的山楂变得软塌塌的，冰糖迅速融化，吃得扫兴不已。

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周六补课放学要比平日里早一些，冬季天黑得早，回家的路上华灯初上。要路过一个小市场，每每走过都要排队买一串糖葫芦，背着沉沉的书包边走边吃，吃晚饭前，肚子已接近半饱，那是对一周辛苦的奖赏。

后来独自在北京生活，若是没有加班回家的晚上，路过地铁口的糖葫芦摊，也是要停下买一串，那是犒劳一日工作的艰辛。

周末外出逛街，也要与好友一人一串共同分享，那是对于这份闲适不言而喻的欢庆仪式。

对于吃这件事，好像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对于某种执念心安理得。

趁时光正好，让舌头尽情享受酸甜滋味，把日子过得红火热闹，已是不枉过这一生。

上了年纪，消化机能下降，因此每天不得不腾出些时间锻炼。

去年秋天，北京还没摘口罩，我在北三环附近吭哧吭哧走路，过天桥时，一辆自行车过来，我下意识让了一下。骑车的小伙儿擦肩而过，然后我听到身后传来“咦”的一声。

紧接着，单车又到了我前面，那人刹车，看了看我。“真的是陈老师啊。我太喜欢看你的节目了，能和您拍一张照片吗？”我顺从地由他打开了手机自拍，一边拍他一边说：“我可喜欢你写的文章了，你的书我都有买，不吹牛，你推荐的餐厅我基本都去吃了一遍。”我礼貌地表示了感谢。

小伙子骑上车走了，不一会儿，他再次转回我面前，刹车。“不过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您推荐的府右街那家延吉冷面，实在是太……难吃了！”告别前，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冷面你唬不住我，我黑龙江大庆人。”

“府右街的那家延吉冷面”

因为同一件事情，反复遇到尴尬，我都不记得这是第多少次了。那是因为一篇叫《一个人的面馆》的文章，是十多年前写的。后来因为结集成书，加上美食纪录片的影响，我不时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收到对于这篇文章的反馈，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大庆小伙子类似，认为这个“餐厅推荐”不太靠谱。

每次看到，我都会苦笑：或许自己挺冤枉的。最初，我在博客时代写自己的生活流水账，再后来给报纸杂志写食物专栏，也延续了这个风格。我的概念里，所有的文字记述，完全是个人化的体验，极少有“推荐”两个字。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口味就和他们的经历一样，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意思，我在那篇文章里也有表达。

然而很多读者不这么认为，读了文章之后，按图索骥费半天劲儿排队，最终却失望而归。所以说，“推荐”这件事很不靠谱。我记录的是平日里吃到的美味，见到的有趣的人，以及踩到的坑。这不过是自己的饮食日常。

有次在长沙，夜里喝大了，去吃米粉。朋友们把吃完的所有碗放在我面前，拍了照片，一共六只碗。我把图片发了微博自嘲，商家却截图用于宣传……好像我一个人吃了他家六碗粉，要严重推荐一样。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很无奈，也懒得一次一次纠正。

不过，关于延吉餐厅一分号，我还是可以多说几句的。

首先，这个小饭馆并不完全属于今天的“流行餐饮”，它只是三、四十年前北京内城平民的“古董”。

今天打开大众点评app，搜索“北京冷面排行榜”，你会看到，前一百名都没有我写到的这家。这个连锁餐厅的二分号倒是很荣幸地上了榜（总店却没有），勉强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结果告诉我，这是家过气的、非常小众的平民饭馆，偶有同好者也大多是北京生长的土著，还得是上了点儿年纪的。

1992年，我和安徽台几个朋友一起拍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录音师张文华老师，北京姑娘，工作时特别有主意，谁都不敢惹。但吃饭这件事儿，我们俩都对冷面难以抗拒。有一次大冬天拍摄，这姑娘又闹小性儿，拉着脸一天不说话，倒是没耽误工作。晚上收工快七点了，我懂事儿地提出全组去府右街吃饭。

经历了漫长的排队等位等座儿，冷面上来的时候，张老师小脸儿居然很快阴转晴，咯咯直乐，甚至头发都掉到面汤里。另一边剩下的几位安徽同行，在那里愁容满面地和面条对峙，他们背后还站着虎视眈眈等位的客人。

那时候，餐厅真火啊。

现在到了饭点儿，这里虽然也会排起长队，但大多数客人还是因为冷面价格亲民前来果腹。严格意义上说，它更像快餐，称作“美食”有点牵强。尽管也有我这样的死忠顾客，但受到之前屡次暴击的影响，我也变得很低调。偶尔谈及自己心心念念的那口冷面汤，总是欲说还休，像《虎口脱险》里地下抵抗组织吹着“鸳鸯茶”的口哨寻找同党一样惴惴不安。当然万一遇到志同道合的，立即会引为知己。永远在排队的延吉

前些天，在羊大爷吃涮肉，不知怎的，北京长大的大爷提起，“打小儿就好吃口延吉冷面”，我即刻起立，离席过去敬酒，这必须是莫逆之交啊！

不过，我俩高山流水的友谊，只维持了不到一分钟宣告破裂——因为他喜欢的是二分号……在这么垂直细分的赛道里，居然能发生内卷，这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毕竟，我开始吃冷面的时候，二分号还没有诞生，我的味觉习惯只能参照一分号从一而终啊。

其次，这家的冷面到底“正宗不正宗”？看了我文章的人，意见表达最为强烈的群体，都来自东北。毕竟，冷面是他们饮食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而府右街的冷面，既不同于鸡西大冷面、沈阳西塔冷面，也不同于现今的延吉冷面。

我有一个叫梅梅的学生，挺瞧不上我爱吃的冷面。有一次吃完了，这个东北人直接告诉我：“知道什么是冷面吗？冷面首先要用牛肉汤，肉汤才是冷面入门级别的标准。”她直接说，“您吃的啊，是假冷面，不正宗。”

这件事儿，天蝎座的我耿耿于怀了十好几年。直到拍摄《谷物星球》的时候，针对荞麦制品的朝鲜冷面，调研员小花同学写了十分细致的田野调查报告，我才对这东西的前世今生有了粗略的了解。《谷物星球》中吉林延吉市的冷面

冷面诞生在朝鲜半岛北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200年的时间。从风格和历史上，大致可分为平壤冷面（朝）、咸兴拌面（朝）、延吉冷面（中）和晋州冷面（韩）四大类，他们有的讲究荞面，有的讲究铜碗，有放姜碎，有加黄芥末……即便是汤，也有牛肉、牛肉加鸡肉、海鲜汤底之分，你很难说哪一种正宗。

如果按照最早的文字记述（朝鲜士人洪锡谟用汉文撰写《东国岁时记》）来看，“用荞麦面沈菁菹（萝卜泡菜）、菘菹（辣白菜）和猪肉名曰冷面。”这居然是猪肉汤底哦。

更重要的是，按照东方民族的传统习惯，能够被记载的所谓“正宗”，大都是一种食物“最体面”的做法，并不是大多数人有资格享用的。正如我们总习惯把古代宫廷的锦衣玉食，默认成“祖先的生活方式”，其实，很扫兴的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直系祖先，大概率都是过着拮据生活的平民。

显而易见，老百姓和贵族吃的冷面显然是有区别的。延吉餐厅的前身，是1941年日占时期，一位朝鲜侨民在北京开设的。东北亚连年兵燹，当时哪儿有什么肉啊？有钱人家做冷面用牛肉和鸡肉煮汤，而平民用的不过是加了水果和姜的汤底罢了。几经变迁，这种简化版的平民冷面也就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从食物考古的角度，这家冷面恰好是战争和流离的“食物孤儿”，是平民的朝鲜半岛孤悬海外的孑遗。

第三，这家冷面到底有多“难吃”？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小饭铺，延吉餐厅的冷面工艺一直保留了最初的样子，没有什么太多的“与时俱进”。而朝鲜半岛北方和南方，先后影响了国内之后，冷面市场早已今非昔比。

其实，延吉餐厅现轧现煮的冷面，温度口感都属上佳，加上泡菜（生泡菜，发酵程度低）和辣酱（我喜欢酱中带葱段，可香可香了）都做得中规中矩，吃起来还是很“过瘾”的。

不过由于顾客太多，有时面的需求量大，一锅煮出来难免就有先后——如果放置超过一刻钟，整个的面体就会出现膨胀和懈怠，影响口感。

最近我的经验是，不着急取面，边吃小菜，边看着后厨的监控录像，右上角的那个分屏画面里，清晰地显示什么时候开始煮面，什么时候捞面，分装开始的时候，我再过去排队等候，这样就能确保吃到的面是弹牙爽口的。但估计，大部分顾客并不知道这个诀窍。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下，以免再被吐槽，这家面馆可能真不适合您的口味。我用文字记录它，只是因为它是我吃过最多的一家餐厅。

在这里，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记者和导演，从青年到年过半百。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中许多重要的时刻。超过一千次的就餐经历，也足可以覆盖我一年中的每一天。

比如，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是五月底，北京已经很热。我便能回忆起某一年的此时，天也是这么热，中午时分我从北大医院出来，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到此处。那时，延吉餐厅临街朝东的大窗户还在，街上很多人，不时有成群的年轻人涌进来吃午饭。而我，低头坐在窗边，像见到老友一样，仔细地吃完每一根面条……这情景历历在目。

食物，更多的时候承载着记忆，见证着岁月，它是属于个人的。

宁波人过新年，除夕夜的团圆饭若没有红膏炝蟹的附丽，至少是残缺的。

在众口难调的当下，宁波的红膏炝蟹无论画面感，还是味蕾感，天生丽质，又诱人。无论是在低俗、熙攘的夜宵摊，还是在衣香鬓影的大酒店，红膏炝蟹一次一次地成为宠儿，展示它优雅和魅力，与食客共舞。

蟹可以腌着吃、酱着吃、醉着吃，吃蟹的方法五花八门。我小时候长在绍兴，那时候蟹便宜，白米饭珍贵，大米的定量供应，限制了我对打饱嗝的想象。每当逢年过节，我盛好满满一海碗白米饭后，筷头伸进蟹脚钳中，用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的精神，把蟹肉掏出来或用嘴吸出来，然后松山挖土一样把白米饭扒进嘴中。只是，那时的咸蟹是真咸，它不是现在咸淡适度的红膏炝蟹，是真正的“压饭榔头”。成了宁波人后，某次有人请客，我叨陪末座，当红膏炝蟹以它胭脂似的红膏、冰肌似的雪肤呈现在白玉般的腰盘上时，点缀着几瓣葱绿的香菜，我眼睛发光、舌尖打转，但又不敢放肆，过犹不及嘛。于是，红膏炝蟹成了我的心心念念。

后来，当我手头不太寒酸，宴请几位常来常往的友人，在灯光摇曳的餐厅包厢，手脚就彻底放开，红膏炝蟹上了两盘。对着凝脂似的红膏炝蟹，慢饮了几盅酱香型白酒后，我毫不迟疑地夹起一块丰腴的红膏入嘴。宴请快结束时，看到腰子盘里还有蟹黄蟹膏和蟹的断肢残臂，味蕾绽放的我把筷子一夹，收集碟中，还对大家说，我要率先做光盘行动的典范，以掩盖我的吃相难看。

几年前，我也学着腌制红膏炝蟹，屡屡失败，好端端的红膏梭子蟹，被我折腾得模样也没有。有一次，我去同学里家吃饭，有一盘红膏炝蟹，色泽鲜艳，咸淡适中，我问他哪里买的。他说自己腌制的。我在赞叹之余，说：“你这一手藏巧于拙的本事要告诉我啊。”他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于是，回家后，我跃跃欲试。离家不远的高塘菜市场内，有一家经年出售梭子蟹的摊位，美女老板娘因为和我同姓，我平时经常找她的摊位买梭子蟹，同姓三分亲么。那天，美女老板娘就给我拣挑了几只坚硬、饱满的梭子蟹。回到家里，我在钵子内倒入六两粗盐、两斤自来水，撸起袖子握住五六根筷子，使劲地搅拌，直到感觉盐水有些发稠。然后把洗晾干的梭子蟹放入钵中，洒上七八滴高度烧酒，再添加几根切得细细的姜丝，用石头压实。十八个小时后，首次出手大获成功，并受到家人赞赏，鼓励我要继续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咸炝蟹是宁波人一年四季的菜，但红膏炝蟹是咸蟹队伍中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在普通百姓的餐桌上，还是在星级宾馆的包厢里，如果有一盘红膏炝蟹，提升的是一桌的品位，见证的是招待的高低和贫富的差别。从蟹的年龄来分析，蟹的腌制分好几档，儿童期的蟹不宜做咸炝蟹，宜做蟹酱倒是标配。某次我去象山，朋友送我一箱蟹酱，并正告我：“蟹酱咕饭杀格！”（象山方言“杀格”是厉害意思）果然，回家吃饭，饭量大增，米饭哗哗地扒下肚皮，妻子看我的目光很惊讶，怀疑我可能在外面出劳力被人当驴使。

青春期的蟹壳软，一般不适合腌制咸炝蟹或红膏炝蟹，只能做蟹糊。蟹糊咕泡饭，相当完美，无话可说。

咸炝蟹是红膏炝蟹的替补队员，只因为没有红膏，身份大跌。咸炝蟹的出现多半是“新四方”这类快餐连锁店，它的价格便宜，招待客人马马虎虎过得去。

如今，红膏炝蟹的价格已越来越高，如果按面积计算，它的涨幅比房价高出多倍。每年的腊月，就是民间高手争相腌制红膏炝蟹的黄金日子。不咸不淡的红膏炝蟹，既可下酒，又可咕饭，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