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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像一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

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听售票小姐不耐烦的声音,听朋友的附在耳朵旁,低低哑哑的秘密声……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因为我听不见蝉声。

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槛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多惊讶!

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地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扎捆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

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

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刷‌‌”地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

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首先捡的是蝉声。

那时,最兴奋的事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手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

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午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为了捉蝉。

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

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队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它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它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它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

晨间听蝉,想其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高踞树梢,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轻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禅。

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像一群游吟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阴下,闲散地歇它们的脚。拉拉杂杂地,他们谈天探询,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

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

想象那一队一队的雄蝉敛翅踞在不同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它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它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它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它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它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骇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地攫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轻愁。

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总是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而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

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后来读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这绿玉杖想必就是竹棒。

而且竹棒这东西,这在古人诗文里绝不是孤例,苏轼在《定风波》里也写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看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绿玉杖和打狗棒是经常出现的物件,绿色的棍子,对男人来说似乎有一些潇洒浪漫的隐意。

四大名著里,棍子都是非常显眼的东西。《西游记》不必说,孙悟空的金箍棒可以说是西游第一神兵,《西游记》这么受小男孩喜爱,绝对跟这根棍子脱不了干系,试问哪个小男孩可以抵挡得了一根可大可小棒子的魅力?

《水浒传》里,武松提一根哨棒就去景阳冈打虎,这根哨棒一直是武松年轻时候闯荡江湖的傍身武器,后来看野史,还流传着武松取得哨棒的传奇故事,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取得金箍棒一样。

就连《红楼梦》,棍子也在贾府占据重要位置,贾家提倡棍棒教育,棍子代表权威,代表强势,贾宝玉就被他爹用棍子揍过好几次。

《三国演义》里棍子当然不是主角,毕竟是冷兵器时代的国家战争,棍子造不成杀伤。但是三国人物基本都使用长兵器,长兵器的本质都是异化的棍子,我们讲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槊棒,鞭锏锤抓,绝大多数兵器都是以棍为基础,加一个伤害性的金属兵器头。

东北话里有个词儿,叫‌‌“立棍儿‌‌”,非常形象,就是男的拿着棍子往地上一戳,另一手叉腰,就代表厉害,牛逼,能说上句儿,在这片儿能耀武扬威。

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

‌‌“许多男生都想拥有这样的荣耀,但不是谁都有这样的运气——捡到一根称心如意的好棍子。事实上,许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孩童时期不成熟的表现。

但即便是为了生活而用成熟做伪装包裹住自己的男性,面对一根品相极佳的木棍时,也总会被木棍剥开表面成熟的伪装。‌‌”

 

 

中午在一家牛肉面馆点了一份牛腩饭。

店主家的大儿子坐在一角写暑假作业,因为一个字的前后鼻音和她妈妈争论。妈妈说你去把手机拿来查一查,看我说得对不对。一查,小朋友就咧着嘴笑着跑开了。‌‌“就说你前后鼻音不分嘛‌‌”,妈妈补了一句。

等我的牛腩饭上桌,店内暂时没有别的客人。妈妈拿了儿子的暑假作业检查,儿子则和爸爸凑在一起看手机。等吃到一半的时候,来了一名女性顾客坐到了女店主的对面。一看小孩子的作业,她们的话题就聊开了。

边吃边听,原来女顾客家里也有个和小男孩同龄的女儿,在不同的学校上课。一放暑假,就给孩子们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补习和兴趣班。这个说报了语数英,那个也说语数英;这个说七月份上文化课,8月份就安排了打球和游泳;那个也说报了一整天的兴趣班。

俩人相聊甚欢,互加微信,还要把对方孩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共享。‌‌“我们家孩子作业少,我打印出来让她也做做。读书好不好是一回事,字总要好练练的嘛‌‌”,年轻的妈妈如是说。

我在一旁默不作声的‌‌“窃听‌‌”着,心思却回到了曾经的童年,那个遥远的夏天。

~

那时候,没有兴趣班,没有成堆的家庭作业,没有爸妈在身边教导……相比而言,我就是一个在山里跑来跑去的野孩子。

又闷又热的暑假和一个‌‌“捉‌‌”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出了门瞎跑或是瞎跑的时候,知了一声一声地叫着,只把夏日的燥热再往上升一度。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就很可能会发现一只绿莹莹的小知了。把它捉住也是完全不费事的。

另外还有大只的带着硬壳呈黑褐色的知了,他们一般会在较高的树枝上。除非它们自己掉下来,你不太能捉到它。

等到睡了一个午觉,太阳变弱一些,我就可以拿着竹子编织起来的长柄畚箕,去家门口的池塘里捉泥鳅。捉泥鳅主要分两步:认准一个你觉得有泥鳅的地方,把畚箕放下去;等你觉得泥鳅都钻进去了,再把畚箕撩起来。

听着有点无聊。但对于当时没什么事做又想找事做的小孩子来说,它让夏天变得清凉了好多。尤其是看到几条肥溜溜的泥鳅在畚箕里面活奔乱跳地蹿,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还有,夏天总是不乏暴风雨。在风雨来临之前,云层压低,天空变得灰蒙蒙。捉蜻蜓成了另一乐趣。拿着自制的网兜迎着蜻蜓扑,总有落网的。这个行动的乐趣就在捉,等捉完了蜻蜓也放走了。

除了捉知了,捉泥鳅,捉蜻蜓,还会去小溪里翻螃蟹。

那时候的水还很干净。光着脚丫子探到水里,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块鹅卵石,保不准就有一只小螃蟹哧溜一下跑出来。

等太阳慢慢地掉下去,晚上的节目就开始了。

吃了晚饭,一家人搬了竹椅到院子里。为了消消地面冒出的热气,有时候妈妈会拿着水管往地上冲水。

农村里山多蚊虫也多,要在外面‌‌“安全度过‌‌”,除了喷花露水,还要必备扇子。左拍拍右拍拍,喊一声‌‌“噶西多蚊子的哦‌‌”就是记忆里的样子。

随着时间推移,夜色变得浓郁。

晚饭还没消化完,放在井水里的西瓜就拿来切开。虽然不及冰箱里的凉爽,却也是沁人心脾。

有时候也会煮一锅的毛豆,边聊天边打蚊子边剥豆子。

那时候,星空很美丽。抬头能清晰地看到北斗七星。低头会发现萤火虫在身边飞舞。

那时候,是和大自然肆意接触的时候。

愉快、孤独、懵懂…大部分的情绪都在沉默辽阔的风景中消解。

没有赢在起跑线,却在和天地万物的亲密接触中获得持久的治愈。

这或许,也是一份难得的幸运吧。

 

 

我第一次看美帝的电影,是《超人》。八十年代火的不得了。那是在小学二年级。班里有个同学毕虎跟我说,你想看电影吗?美国的超人。我说想啊。他说我带你去。

那个时候的电影票价2毛。但对于我们这种小屁孩来说,真的是天价了——因为冰棍也才1分钱一根。我问他你有钱吗。他说你别管,反正我请你。

我们约定在松山路的路口见面。我在哪里等了很久,都以为他是骗我了,他还是来了。他拿着满手的硬币,凑起来恰好是两毛。电影已经开始了,他战战兢兢的对售票员说,阿姨,我们只有两毛钱,买一张票可以两个人进去看吗。卖票的也没说什么,挥挥手就让我们进去了。

影院里人山人海,我们没有座,就站在过道里看完了《超人》。此后我看过很多电影,都记不得了,但唯有那部电影,好多画面,我至今都还记得。

我本来想回请他,但是却没有机会。因为等我凑齐两毛零花钱的时候,毕虎死了。

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很少有乘车的机会,所以我们都喜欢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就在小城狭窄的街道上,扒上那些路过的吉普或是卡车的后门,搭一段顺风车。司机们往往是看不见后面情况的,所以一旦急刹车或者疾驶不停,扒在后面的孩子就非常危险。

听说毕虎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从车上掉了下来,摔断了手臂。但是他回家不敢跟父亲说——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父亲混迹底层,特别暴躁。等到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无法坚持告知父亲的时候,已经引起并发症,送到医院才一天就死了。

那一年,我7岁,毕虎8岁。

老师带着同学们去最后看一眼他的遗体的时候,他就静静的躺在位于破败小巷里的家门口的一张草席上。

他的父亲甚至都没有给他准备棺材。白布盖着他的脸庞,我只能看见那个朝夕相处、似曾相识的轮廓。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直面死亡——还是直面好友的死亡。那个陪我在电影院的过道里看《超人》的同学仿佛还在昨天,转眼却阴阳两隔。这让我感到难以接受,不可名状的悲伤。

我记得《超人》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我一直记得那个凑两毛钱请我看电影的8岁少年,我欠他一张的电影票,永远无法偿还。

我之所以叫‌‌“馒头大师‌‌”,虽然和馒头本尊没什么大关系,但我小时候确实爱吃馒头。

确切地说,是‌‌“肉馒头‌‌”——在上海话里,‌‌“包子‌‌”‌‌“馒头‌‌”是一个意思。根据馅料不同,前面要加定语:‌‌“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黑洋酥馒头‌‌”,如果没有馅,也有定语:‌‌“淡馒头‌‌”。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住得比较远,我和几个家里同样住得远的同学(住得近的就回家吃饭了),中午会一起去复旦的教职工食堂吃饭。我们去的那家食堂供应各种面食,但我们独爱吃那里的肉馒头。

那里的肉馒头个头不算大,我们称之为‌‌“中包‌‌”。皮薄肉香,一口咬下去,一汪汁水,打耳光不肯放。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我们,其他什么都不买,水都不用喝一口,每顿一口气吃六个。

后来有段时期,我们几个同学陷入了‌‌“谜之内卷‌‌”:中午一定要把上午的作业全都做完,越快越好。于是我们就会每人六个滚烫的‌‌“中包‌‌”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揣着飞奔回学校,到教室里拿出做业:一口馒头,几行做业,边吃边写——估计那时候老师批到我们几个的作业时,应该总是能闻到一股肉香。

在回学校路上,我们谁都舍不得啃一口包子,是一定要带回学校一起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回学校路上,一个小伙伴一定要给我模仿《圣斗士星矢》里冰河的绝招‌‌“曙光女神之宽恕‌‌”——双腿岔开,双手握拳(捏着装肉馒头的塑料袋)高高举过头顶,大喊一声绝招名字,猛然下坠双手。

那天的肉馒头新鲜出炉,滚滚烫烫,其实已经几乎把塑料袋底部烫穿了。他猛地向下一甩,六个比命还珍贵的肉馒头从他的胯下依次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上,然后歪歪扭扭都滚进了旁边的下水沟——远看,就像他撅着屁股下了六个蛋。

那天中午,我吃了三个,他吃了我匀给他的三个。

因为那家食堂做的肉馒头好吃,所以我格外珍惜那家的饭票(当时要凭复旦的饭票买的)。有时候我每天会节省下来一毛两毛的饭票,时间长了,也积攒了近十块钱——当时对我而言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当时的想法是:哪天中午,我吆五喝六、大摇大摆地带着几个同学走进那个食堂,把一摞饭票往窗口前一拍,转头对大伙说:‌‌“今天馒头敞开吃,我请客!‌‌”

那时候正痴迷看《基督山伯爵》,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看中了放学回家路上经过的一片工地旁的几块石板。我决定每天都把攒下的饭票压到其中一块石板的缝隙下——那种刺激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埋一个重大的宝藏。

大概两个月后,我又一次去到那个工地准备‌‌“藏宝‌‌”,发现那几块石板已经被人搬走了。

一阵风吹过,原先摆放石板的沙地上只有几根倔强的小草在轻轻摇摆。

还有在风中凌乱的我。

2

有时候午饭吃完,作业做完,我们就会结伴到校门口的小摊贩那里买零食。

当时我们校门口的小摊贩属于‌‌“寡头垄断‌‌”,一般只有两个摊位,我们叫‌‌“老太婆摊位‌‌”和‌‌“老头子摊位‌‌”。

相比较之下,‌‌“老头子‌‌”那里的货更偏向于‌‌“玩‌‌”:粘纸,香烟牌,火药枪,山寨‌‌“变形金刚‌‌”等等。而‌‌“老太婆‌‌”那边主打是‌‌“吃‌‌”。

所谓的‌‌“吃‌‌”,其实千奇百怪,不少都是她老人家自制的。比如我记得有一种,一根竹签串了一个螺蛳肉,外面裹一层炸过的面粉团,放到酱油里浸一浸,一串一毛钱;还有一种薄如蝉翼的脆饼,我们叫‌‌“蛋饼‌‌”,一张一毛钱,折成几折,放到嘴里,一口就融化了。

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一种叫‌‌“琴糖‌‌”的东西。一般我们会说‌‌“来个一毛钱的‌‌”。老太婆就拿出一根竹签,一掰二,然后打开一个陈旧的饼干桶,里面是一坨咖啡色的黏糊糊的东西,她用两根竹签搅那么几下,绕那么几下,然后弄出一团递给你。

你要说这‌‌“琴糖‌‌”有多好吃,真的未必,但可能重在整个过程。我和几个小伙伴总会一人弄个一毛钱的,然后到学校教学楼后面的乐园,大家坐在转盘上,每个人拿着两根小竹签搅啊搅,舔一口,搅两下,聊两句——那幅画面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几位少妇在村口唠家常,每人手里在打着一坨毛线。

我读小学的那个时代,零食其实是很匮乏的。我记得当时出来不久的‌‌“太阳‌‌”牌锅巴,大家都很爱吃,但要7 毛5 分一包,只能偶尔解馋,不可能一直拿来当零食。能吃到炒货摊上的一些瓜子、花生米(一般用报纸包一个三角包给你),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神秘兮兮告诉我,他发现了一种‌‌“零食‌‌”的吃法。

当时我们放学后肚子会饿,经常会去买大饼:甜大饼是圆形的,里面有点白砂糖,一毛钱一个;咸大饼长条形,里面抹了点盐和葱花,一毛五分钱一个。

一个大饼其实不经吃,三口五口就没了。而我这个同学想出的办法是:

用地道西安人撕羊肉泡馍的纯正手法,将一个大饼撕成极细极碎的小块,然后放到衣服口袋或裤子口袋里,一点点用食指和中指撮出来吃。

这种天才的‌‌“化整为零‌‌”的方法,顿时打开了我的格局。原来一个大饼只能吃2 分钟,现在一个大饼够我放学一路走回家吃上一个多小时。

直到有一天我妈看到我,问我扣扣索索从裤子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在吃?当她发现是大饼碎屑时,瞪大了双眼,不知是恼怒还是怜惜还是内疚,竟然楞在当场,半晌说不了话。

到了初中,校门口的摊贩就明显多元化了,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摊位,永远是烤串摊。

那时的烤串摊,只有一个品种:一串串自行车钢圈上拆下的钢丝,串上比小拇指甲盖还小的几块肉,放在煤炭架上,用不知道哪次刷墙报废的油漆刷抹上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油,撒上几把不知道是盐是胡椒是孜然的粉末,用不知道是不是从《济公》剧组直接拿来的蒲扇猛扇几把——滋啦冒油,腾腾喷香。

一串一毛钱,多多少少同学们都买得起。如果有人跑到摊位前一下甩出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面额的钱已经在几年前停止流通和兑换了),一把20 多串(老板有时候还会送一串两串)攒在手里,满嘴冒油地在那边啃,肯定是会引来众人的啧啧赞叹。当然,如果能分出几把请同学们一起吃,那就更值得歌功颂德了。

只是吃得嘴角冒油的时候,大家总会讨论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肉到底是什么动物的?

一般结论来自一对‌‌“天敌‌‌”:要么是猫的,要么是老鼠的。

双方都会摆事实讲道理,有时还会提高嗓门争论几句,但结局总是只有一个:

猫鼠一家,入胃为安。

3

饮料和冷饮值得单列一段来讲。

我们这代,是经历过上海‌‌“正广和‌‌”汽水的那一代,我们叫‌‌“橘子水‌‌”。在那时候,洋饮料属于绝对奢侈品。

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隔壁小伙伴家玩——他的妈妈是第一批买了股票认购证的。当她打开冰箱,露出一排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请我拿一罐喝的时候,我竟然茫然不知所措,半晌不敢伸手,仿佛人家是要我接受的是一张100 万元的支票。

往后几年,可乐、雪碧、芬达开始普及了,但易拉罐装的还是舍不得喝的,更多喝的是一种所谓‌‌“可口可乐经典瓶‌‌”的那种小瓶装。我一直怀疑中国大陆应该有一条隐秘的地下生产链条,不然这种小瓶装凭什么要比其他款型便宜很多?

有一段时间,‌‌“七喜‌‌”是我们小伙伴中的宠儿,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广告里的那个小人很‌‌“酷‌‌”。我一直以为他叫‌‌“非洲DIDO‌‌”,想大概那里十分干旱,所以要喝饮料,后来才知道人家叫‌‌“Fido Dido‌‌”,跟非洲没半毛钱关系。

至少在我们那片地区,似乎很少见到过‌‌“健力宝‌‌”的身影,但有种可乐,我们初中时踢完球是经常喝的,一喝就是一整瓶——用装啤酒的瓶子灌的。一瓶也才2 块钱,比可口可乐便宜多了。我一直以为叫‌‌“天应可乐‌‌”(应是繁写体),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天府可乐‌‌”。

到了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喝‌‌“维他奶‌‌”,软包装,1 块5 一包。那时候我天天在学校参加晚自习,就会去学校小卖部买一包维他奶,放在课桌前,做几道数学参考题,就轻轻抿那么一口——一包维他奶能抿上两小时。

但有时候碰上一道题解不出,抓耳挠腮,越想越气,恼羞成怒,几口就能吸干一包。

相对于饮料,冷饮不解渴,纯粹属于解嘴馋的。

那时候五角场翔殷电影院对面、55 路终点站附近有一家卖冰霜的,5 毛钱一小杯,菠萝味。我当时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冷饮?

每次都舍不得吃一口完整的,挖一小勺,用上嘴唇去慢慢抹,抹一点,抿一点,直到苦心节省下来的冰霜都化成了冰水。

大名鼎鼎的‌‌“光明牌‌‌”中砖,在我们那时候是属于奢侈品,一般不吃的。我们吃的最多的,是1 毛钱一根的橘子‌‌“棒冰‌‌”,以及1 毛5 一根的奶油雪糕。橘子棒冰其实比较解渴,但不能吮吸——一吸,就把里面的糖精乃至色素全都吸出来了。吸时一时爽,最后留下一截白花花没有任何味道和颜色的冰块,也只能硬着头皮啃下去。

价格再往上一点,当时有传统‌‌“三件套‌‌”:4 毛5 分一根的‌‌“娃娃脸‌‌”雪糕:挺好一个人脸,越舔越融化,五官越变形,总让人想起《雪孩子》;4 毛5 钱一根的‌‌“鸳鸯雪糕‌‌”,贵有贵的道理:人家是‌‌“双子星座‌‌”,有两根棒子两截雪糕,可以一拗二分着吃的;再贵一点的我们叫‌‌“紫雪糕‌‌”,价钱忘了,就是奶油雪糕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皮,当时已经是很惊艳了,属于雪糕中的‌‌“贵族‌‌”,轻易不吃的。

我记得有段时间各大冷饮店还推出一种长棍状的奶油雪糕,镶嵌着葡萄干或菠萝,名字叫‌‌“冷狗‌‌”——我也不知道这和狗有什么关系。价格不贵,分量又足,所以一度很受欢迎。

有时候,‌‌“冷狗‌‌”刚从冰柜里拿出来会非常冰,如果旁边恰好有女生们在,有些男生就会把舌头舔上去——低温会造成舌头黏在‌‌“冷狗‌‌”上拔不下来。这大概也算一个节目,因为这时候往往女生们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冷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舔狗‌‌”倒有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4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下馆子‌‌”三个字对我们很遥远,是大人们的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小伙伴一起到一个同学家去玩,到了中午饭点,他妈妈居然关照他:‌‌“去吧,就去弄堂口那家饭店,请你同学好好吃点。‌‌”

我们当时就震惊了:这是要下馆子?!我们一般去同学家,也就家长煮点馄饨下点面条啊……结果那天不仅下了馆子,那同学还点了一桌子菜。我人生第一次吃的‌‌“松鼠鲈鱼‌‌”就是在那次吃到的,至今印象深刻:世界上怎么能有那么好吃的菜?

到了高中,‌‌“下馆子‌‌”就比较常见了,但都是校门口的那种小馆子。

我记得高中校门口有一家叫‌‌“柳林饭店‌‌”,老板和老板娘人很好,菜给得足,价格经常抹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月总要去那里吃几次,每次基本四个菜:椒盐排条,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蒜泥空心菜。有时还会一起分享一瓶啤酒——嚯,当真是有大人的感觉了。

高三那年,因为提前保送,自然要请客,在那家饭店包厢摆了一大桌,请了十几个要好的同学,点了无数菜,喝掉两箱啤酒,总共花了280 元钱——记得清楚,是因为当时对我而言是笔巨款了。

因为我家也经常去那家吃,所以后来那家老板夫妇和我们家也成了朋友。那家夫妇挺会做人的,记得有一次托我妈办件什么事,来家里送礼,顺带把他们女儿带来了我家。那时他们女儿五岁左右,我就在房间里教她用Windows 自带的‌‌“画图‌‌”画画,她画了好几张,我都帮她起好名字存了下来。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不肯走,还哭了鼻子。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萌发念头:如果以后有个女儿该多好。

其实高中时候,洋快餐已经在上海很普及了,但对我们那时候而言不便宜。

相对于麦当劳,我和几个同学更喜欢肯德基——当时肯德基调研中国人爱吃鸡是有道理的。

我们吃肯德基,是很有仪式感的:那时候每年成龙都会出一部贺岁片,我们会相约一起去电影院看,散场后到影院旁的一家肯德基聚餐。一般是一人一个套餐:一个汉堡,一包薯条,加一对鸡翅,大概14 元~16 元左右。一对鸡翅是肯定不够的,只是刚把馋虫勾出来了而已,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就这样推门离开了——不是意志力坚强,而是囊中羞涩。

至于麦当劳,更多是一个聊天和看书的地方。刚读大学的时候,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红遍海峡两岸的年轻人圈子,麦当劳在他笔下被赋予了一层特别的含义,已经超出‌‌“饮食‌‌”的范围了。

现在的肯德基和麦当劳比原来的品种要丰富多了,我相信口味肯定也不会下跌,而现在真的可以轻而易举点上一大桌了。

但现在已经基本不吃了,即便偶尔吃,那种味道也回不来了。

5

洋洋洒洒,已经要5000 字了。

写着写着,各种关于吃的本身,背后的故事和人就会源源不断冒出来。其实还没写的有很多:方便面,干脆面,‌‌“鼻头污‌‌”(沪语俗语,其实就是盐津枣),万年青饼干,动物饼干,自制蛋卷……以及第一次吃自助餐,吃日料,吃西餐,吃粤菜,各种关于美味的回忆扑面而来。

先搁笔吧。也想看看大家的留言。我相信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的——有相同的,也会有不同的。

不过你们应该会发现:只要你不是真正职业意义上的美食家,那么当你回忆某款美味的时候,总是会难免想起吃这道美味时所处的环境,当时的事,相伴的人……

回忆嘛,怎么可能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