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伊搬家那天

眼下，房东已体面全无。陆伊难以将这个指着自己鼻子吵架的人，和最初的斯文老太联系在一起。除了那个米粒大的细痕外，房东还在推拉窗的轨道和窗台连接处发现了划痕，又撕下陆伊贴在门口的 “福” 字，指着那扇门对她说：“你破坏了这扇门。”

房东告诉陆伊，有痕迹的房门、墙壁等全都要重新刷漆，房间也要重新打扫，并且只能由她指定的人来处理。陆伊询问市场上的保洁人员，深度打扫四小时全屋，需要两三百块，而房东报出的 “信得过的人” 的保洁费，却需要 900 元，粉刷两面墙和一扇房门则需要几千元。

验房 7 天后，房东没有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也没有提前向她沟通，直接向她的银行卡转去了剩余 9000 元押金。陆伊这才发现，2 万 4 千元的押金，被房东扣下了 1 万 5 千元。

陆伊不停地给房东发微信，说 “我不同意这样的结果”“你怎么没跟我提前沟通”，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过，就此消失。

近期，陆伊不是唯一退房时被扣下大额押金的租客。2024 年 3 月，江西发生 “提灯定损” 事件引发轩然大波。在江西上饶，房东郭某林在出租自建房的过程中，于房屋租客退租时，提着大灯照射，来寻找房屋内细微正常的磨损，借此要求租客赔偿超出正常磨损范围的巨额费用。

这种极端算计的套路，被租客曝光后，引发舆论关注，最终房东的不合理诉求被民众怒斥，房东也被行政拘留、罚款。

如今，仍有租客发现，开始有房东在房客退租时，把房屋的合理损耗当成租客损害房屋，借此扣下部分押金。“提灯定损” 式的闹剧，开始出现蔓延现象。

6 月退租时，在北京租房的摄影师杜扬 7500 元的押金被扣下 2500 元。验房那天，她发现房东在屋中遍寻损耗。他以冰箱内部有一小块掉漆为由，提出暂扣 1000 元，“要么恢复原样，要么按官方检测结果决定扣多少钱。”

他又在地板上发现一个小坑，中介拿出入住前的低像素 VR 视频进行对比，勉强发现小坑是之前就有的，房东才作罢。他又声称此前在储藏室里放的投影仪支架、吊柜里的两块搁板现在不见了，要由杜扬承担赔偿。

杜扬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退租前的房屋清洁，尽管杜扬请了保洁阿姨打扫了五个小时，房东仍觉得不满，他拉开抽屉，指着其中的一根头发说，“没打扫好。” 他要求一切都恢复到 “刚住进来那天的样子”，否则就要赔偿。

杜扬从房东的言行中感受到一丝焦虑。她想起，此前房东每次催她打款付房租时，都会强调自己在以租养贷。租期到期一个月前，房东询问她是否续租，杜扬询问房东，能否下调房租，她和房东说，自己 7500 元月租的房子，同小区同户型房子租金已经降到 6000 元左右，整体房租都在下降，希望房东可以顺应趋势，略微下调房子每月的租金。房东不同意。房屋重新挂上平台时，杜扬发现房东把原本 7500 元的房租涨到了 7700 元。之后的一个月，房子没有租出去。中介一共来看过两次房，两次都没带客户。

杜扬发现，不仅是出租市场挂牌价在今年有所回落。她所租住的这套房子，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光挂牌价就比去年同期降价了 40 万元左右。在房产媒体的报道中，她所租住的小区，也被认为投资价值有限。她想，在房价下跌的趋势之下，对于一个每月要还房贷的人而言，房子空置、不能按时产出租金，可能确实让人崩溃。

崩溃的房东

张叶子更直观地感受到房东的崩溃。她租住在北京通州区。5 月 13 日，房东提出要将她租住的这套月租 2900 元的两居室涨价到 3200 元，询问是否续租，张叶子拒绝了新的租金价格，决定另寻住处。直到 6 月 9 日她正式退房，除了两个中介上门拍摄 VR 图片外，这套房子再无人问津。

退租验房的过程中，张叶子的房东没有任何异议。临走时，房东却突然提出，要在押金中扣去张叶子五天房租，总共 500 元。“你应该提前一个月，在 5 月 9 日告诉我不续租，而不是我给你说涨价你再告知。” 房东说。

张叶子觉得，自己 5 月 9 日时并未决定不续租。“因为你一下涨 300，我没有那个预算租，才回复不续租。” 如果不续租的决定要在 5 月 9 日之前告知房东，房东也理应在 5 月 9 日之前告知租客次年房租的涨价计划。

见这个理由无法说服张叶子，房东又继续指责她：那你为什么不讲价？你跟我商量租金的事了吗？

房东的丈夫也在旁边帮腔：就是的，买个菜还讲讲价呢。房东又说，都怪张叶子不在上班时间回家开门、配合看房，自己的房子才租不出去。

几番拉扯之下，张叶子发现，房东说来说去，核心意思是，租客应该为房屋没有租出去而负责。“也许你早说五天，也许你上班时间回来开门，我就租出去了呢？” 她如此总结房东透露给她的想法。

第二天上午，张叶子收到房东的长消息。对方继续改口，提出要以房屋损耗为由扣下这 500 元押金。

在张叶子理解中，这是房东为了扣下这 500 元搜罗出来的借口。验房当天，房东曾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当时张叶子曾对房屋各种情况做出过解释和提醒：卫生间的吸顶灯泡坏了，自己不会换，所以买了新的灯泡放好。厨房的灯绳拉一下后，开关处会滋滋响，住进来时就是这样，她建议房东后续可以找人维修。房东 “嗯嗯” 地答应着，没有表现出不满。但当天索要 5 天房租无果后，如今原本没有异议的厨房灯绳、卫生间顶灯，就都成为了扣钱的理由。

押金诉讼中，弱势的租客

张叶子觉察，通过定损扣押金，是房东用尽办法后想到的最有力手段。

陆伊发现，一旦房东决定通过定损的方式扣押金，想要维权的租客就势必会进入不平等的处境。

被扣 1.5 万元押金后，陆伊咨询了多家律所的律师，发现所有律师都对房屋定损纠纷案没有信心，有律师和她说：“定损很难说，她可以说花了几千元刷墙，只要有付款证据。” 同时，律师还强调，自己不能保证要回她剩余的押金，胜诉成功率只有约 60%，而即便案子胜诉，可能法庭也只会调解，房东也就是多退几千元回来。

定损纠纷中，租客胜诉概率很小。诉讼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即便赢了也可能无法要到全部押金，而如果输了，不仅要出几千元律师费，还可能赔更多钱进去。陆伊推算后发现，站在对面的房东却大概率不会有任何损失，“感觉房东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没有一个细则可以约束对方的行为。”

此刻，陆伊才突然理解老太那种 “无所畏惧” 的姿态。退房那天，当陆伊说自己想采取法律途径进行申诉。老太只回复道，我不怕你，所有东西都在合同里。

在和身边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交流时，杜扬也发现，房东的违约成本很低，租客的 “违约” 却可以由房东说了算。对于为何扣押金，房东几乎有全部的单方面解释权。而高昂的维权成本和较低的胜率，会让很多租客选择放弃，“亏一点钱算了”。房东们也深谙这样的心理。在拉锯中，房东曾多次向她叫嚣道，“有本事你告我去？”

半个月后，杜扬不得不以起诉的方式维权，目前还在等法院通知。杜扬是一位独立摄影师，已在北京租房 13 年。她曾以为不买房，就能避过房价下跌的影响，却在这时才意识到，距离房价震荡最近的房东，已然在高压下变形，“不由分说、一触即发的发疯，可能波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收到房东信息后两天，张叶子前往人民法院起诉了房东。法院让她等通知。这是张叶子在北京租房的十年来，第一次被扣押金。比起丢失的五百元，她更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权成功后把我的经历发出来，可以给更多人信心。” 张叶子说。

陆伊也就押金不合理被扣的问题，咨询律师。听了律师的分析后，陆伊越发感觉胜算渺茫，自己的时间精力也不断被纠纷占据。她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线上古着店，这两年，她感觉经营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也比往年更多，而下单的客人却越来越少。她分身乏术，不能持续投入在维权中，决定放弃。

经济损失外，陆伊更感受到自尊受损。

在陕西南路租房的这一年，她给房东交了十多万元的房租。陕西南路位于上海三区交界处，街道上西式老洋房和别墅林立，陆伊出门步行就能去到自己喜欢的独立小店。她也曾发自内心享受过这里的生活。看着卧室对面的音乐厅广场和绿意遍布的窗棂，她曾感觉到努力的意义，“来上海十年，终于有机会搬到这么漂亮的房子里…… 这就是我努力工作的理由。”

图 | 陆伊曾租住房间的窗户

这一年里，她一直小心谨慎，给予这间房子最高的尊重。因为房东曾在交房时强调过硬木地板比较脆弱，她在房间铺满了三个地毯，“有一滴水滴在上面，都诚惶诚恐。” 在搬家时，为了防止打包和家具移动剐蹭房屋，她还买来绿色的装修用保护垫，将整个屋子都包上。她自认为自己已经做到合格的租客应做的一切。

而最终，她在门上贴的 “福” 字却成为被扣押金的理由。

这是 3 月份她刚从老家回上海时特意买的，只是想让家里有个过年的氛围。她想到《白毛女》中住在地主家中的农民杨白劳，每年过年回家，他都会在自己门上贴一个门神，祈祷新年的吉祥，这是他不断劳作的压抑生活中少有的慰藉。“辛苦为房东打工，人家杨白劳好歹还能过个年，上海梧桐区的租客，却连贴个福字的权利都没有。” 她感觉到难以喘息。

对这一切感到不解时，陆伊突然想到，房东老太曾在崩溃前向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房子能顺利在你搬走前租出去，我就退给你大部分押金。” 那个月，尽管每周都有一两个租客来看房，但房子始终没有租出去。陕西南路同格局的一居室今年租金普遍下跌，都在一万元以下，但是陆伊的房东老太却仍坚持保持一万二的价格挂牌出租。

她意识到，福字争议、米粒划痕，或许都只是房东在找借口，减少租不出去房的损失。

也或许，除了这 9000 元外，那位消失的老太再给不出更多钱了。

*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赵晓熙在新洲的商铺30多平方米，总价将近一百万。她加了售楼员的微信，有一次，刷到售楼员的售房贴，价格每平方米一万元，再仔细一看，竟然就是她买的楼盘。房子还没到手，就已经亏了将近七十万。

赵晓熙加了业主群，房价降得太狠，很多业主接受不了，原本宣传的学校和图书馆不见踪影。很多业主决定维权，那段时间，群聊的消息多得仿佛刷不完，每天都有人组织游行。

对商铺来说，不管什么价格，只要能租出去，就算有希望。李盈莹为了自己的商铺能成功出租，几乎想尽了办法。

起初，她只在大门上贴了一张印着电话号码的A4纸，几乎无人问津。李盈莹琢磨：会不会是纸太小，字太小，看不见。于是，她换了一张更大的纸，配上字体更粗的黑体，让“招租”变得更明显。可依然收效甚微。

李盈莹又把目标转向了自己的朋友圈。她拟了一条招租广告，标题俏皮又带着几分不切实际：百万富翁养成计划从拥有一间店开始。每周，她在朋友圈打两次广告，坚持了两个月，依然没有等来租客。

事实上，房东的努力对商铺出租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乎只有一个——位置。越靠近商业中心的位置越容易出租。但如今，商业中心的范围正在缩小，县城缩得更快。

李盈莹的商铺位置，比餐馆要好一些，离CBD只隔了一条街，距离不到500米。但如今，整个商业街，只有一家商场有客流量，李盈莹的商铺门前，根本没人经过。

李大威也发现了，人流动线对商铺出租的重要性。即便是和旺铺同在一条街上，租金也会差之千里。

李大威有一条常去的商业街。靠近商场的一侧，因为人流大，生意好，租金达到每平方米三四百元；但同一条街的另一侧，租金只有每平米150元，“直接减半”。

事实上，商业地产早已进入“过剩时代”。2022年，中金公司做出过预测，“未来2到3年，全国购物中心合理增量年均不足400座”。但根据赢商网大数据统计，2024年全国拟开业商业项目就达到了514个。

李大威将开发过剩的商铺称为“摸鱼商铺”。假设一个小区的人数只能供养20个商铺，但现实往往可能有40家，多出来的那些就是“摸鱼商铺”。人人手里有钱的年代，“摸鱼的能跟着混”，但一旦人们开始捂紧钱包，“摸鱼商铺”就是最先被淘汰的那一批。

潮水汹涌时，商铺投资是个赚钱的项目，可当潮水退去，能赚到钱的只剩下几家占据最优位置的铺面。

回归理性

当人们也纷纷清醒，乘风而上的神话已成为过去式。商铺也要遵循二八定律——只有少数才有可能赚。

在李大威眼里，和住宅不同，商铺更像是一个大宗商品，具有很强的投资属性。他发现，现在还在找他买商铺的人，之前都尝试过很多种投资方式，有人曾经炒股，有人炒过房，甚至要把各处的住宅房产卖掉来买商铺。

李大威的感受是2023年后，想买商铺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每月要他带着看商铺的，从几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人。到了今年，这个数字直接翻了一倍，还有更多是发来信息询问的，“每天回信息都回不赢（回不过来）”。

从李大威所在公司的统计数据看，和去年相比，今年每月的客户平均增加了30%。

不过，这些曾被无数种投资方式伤过的人们显然变得更加谨慎。在那个人人疯狂买铺的2016年，用不了一天，就能把合同签下来。但如今，要想成功卖出一个商铺，至少需要花上一周时间。

一些人在购买商铺的大门外徘徊，已经在县城拥有商铺的人，也各有烦恼。

县城里的人交往靠圈子，熟人社会里，乍贫乍富之间，更能看出人性的弱点。幸运的张力，商铺还在持续地出租，虽然按现在的租金，还得26年才能回本，但他已经开始在生活中小心行事，否则太“招人嫉妒”。

张力的商铺旁边，是几间没有租出去的商铺，未装修的水泥墙灰扑扑的。那几家的老板对张力，很是羡慕。

张力观察了一段时间，那几家商铺的老板从来没进过他家商铺消费过。有一次，租客来找张力看铺子，聊了没多久，出门一看，发现租客停在门口的车被举报违规停车，贴上了条。同一条街上，随便找人一打听就知道，“估计就是那家做的”。

更多的人，面对资产的缩水，选择逃避。

家住长沙的张颖，2019年在郊区的新楼盘买了3个商铺，光首付就花了一百多万。

起先，还租出去过一段时间，可疫情过后，再也没开张过，原本宣传的物流集散中心也没了下文，整个商场都变成了一座空楼。张颖最开始还和业主们到商场维权过几次，可连跑了几次，张颖绝望，“铺子也就这样了”。

商场在郊区，周围没有任何设施，如果不开物流中心将没有任何用处。她和银行咨询过，如果抵押，这3个商铺如今只值三四十万，“就是一个垃圾资产”。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每个月还要交一万多的房贷，“这钱就跟打水漂一样”。她索性把银行的信息直接屏蔽，翻开短信时不小心看到信息也会立马划走，“眼不见心不烦”。

李盈莹在朋友圈连发两个月招租广告后，依然心存希望。她想干脆换个方式，和朋友合伙，她免费出铺面，盈利后再分账。李盈莹找了几个曾经创业过的朋友询问，可没有一个人再想创业。李盈莹最终认清，只能空着了，她也不再做任何努力。

心态最好的是赵晓熙一家。为了照顾小孩，赵晓熙换了一个工资更少的工作，可商铺的贷款每月要还5000元，只能让公公每月从养老金里再拿出2500元，帮赵晓熙家还贷款。

有一次全家人一起看电视，看到了商铺资产缩水的新闻，他们也算了算自家商铺的回报率。按照目前每月1300元的租金计算，得等赵晓熙一百多岁时才能回本，看着数字，全家人都忍不住笑，“实在太荒唐了”。

即便看得开，也会有情绪反扑的时候。当初刚买完商铺，亲戚朋友都曾来祝贺，如今房价大跳水，同样的人又纷纷来关心，有人在串门时问起商铺的情况，赵晓熙好不容易收拾好的情绪又开始翻涌。每当这时，她都会表情暗淡，低着声音说一句，“以后不要再提了”。

每次看到有关商铺的消息，赵晓熙都会自我安慰：生活里吃的亏其实都是在“挡灾”。在打算买商铺之前，赵晓熙一直想买的是住宅楼。她工作的附近有几处新开的楼盘，每天下班后，赵晓熙都会去转转。

如今再看，那些赵晓熙曾考察过的楼盘全都烂尾了。她的一个同事买了其中一个楼盘的房子，每次和她聊天时，脸上的表情总是愁云和羡慕交杂，说得最多的话是，“至少你的商铺留下来了”。

我在燕郊这三年

2021 年我在沙河租的厂房拆迁，经人介绍，把木工作坊搬到了燕郊。房东是原村主任。占了一片公家的地，盖的房。

机器发过去以后，房东说东西多，别丢了，要给我找个夜里看家的。我说不用，铁疙瘩不值钱，没人要。他说不行，必须得找。等我过去，七天，给了他一两千。安顿好以后，我请他们吃饭，表示感谢。

房东，介绍人，他们叫了几个别的人。餐馆老板是房东的朋友，吃完饭，450，房东非给他 500，我出来只能给了房东 500，也不能让他出钱。房子窗户没有防盗栏，房东建议加上，别丢东西，让我出钱。来人测量，报价 1900，房东说 2000 吧。我说不加了，不会丢东西，把他气得跺脚。机器和木材搬进去以后，我锁了一年的门，没进去。

第二年，我派一个小师傅去加工小东西。这时候房东出现了，说这样不行啊，检查队，城管啊，消防啊，安监啊，都得打点，一人 2000，一共几万块钱吧。我没给，这都交了两年房租了，进来的时候说好的是做家具的，能生产。后来我又加了个师傅进来。房东急了你怎么能加人啊？你加人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干了有三个月，房东说要两张床，我就给了他两个橡木床。快到过年了，他让我去大队部一趟，还是说得给钱，管事儿的都指着这个吃饭呢，协管员一个月 2000 块钱，不吃你怎么活啊。我说他们来了再说。他们还没来，不知道我在做家具，我不能自投罗网吧。我带了一箱酒给他。电费也不跟我按度算，要一次就是给 2000 块钱吧。春节后，大概是 6 月份吧，说要个写字台，左右是竖抽屉，中间是个台面，不喜欢浅色木材，要深色的。

师傅说他天天来，一进来就骂你，说不给钱，小乱污。我在北京干了四年，也经常遇到检查，让停工，都是公事公办。没遇到天天要钱的。电费一度一块五，也是按电表算钱，不是乱要我跟介绍人发牢骚，天天追着我要钱。介绍人说这是你们两个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左右各三个竖抽屉，这样的深色木材的写字台，价格得一两万。

天天纠缠，太烦了，我只好再搬家。快搬完的时候，书记骑个电动车来了，大发雷霆，你们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家具！以前有村主任，书记，两个人。后来是书记兼主任，一肩挑。老主任就成了原主任，没官了就非常不高兴，他们关系不好，在我这儿碰出火花了。

从业主变为租客

租下4 个月前刚刚卖掉的那套房子——这个想法有些疯狂。但提出这个想法后，陈菁很快得到了丈夫林文彬的支持。

自从2023 年2 月份卖出这套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小一居后，他们就卸下了房屋业主的身份，成为租客。一同卸下的，还有2016 年买房申请的152 万房屋贷款，以及附带产生的90 多万利息。5 月中下旬，二人重新投入租房市场，看房2、3 周无果。眼看交房期限在即，他们只好和新房主商量，以租房的方式继续住在卖掉的房子里。

在厨房里那张使用了近7 年的小吧台上，林文彬代表自己和妻子，与房东一一对过租房条款，而后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短短4 个月，他们的身份就从这间房屋的持有者变成了租客。失去了唯一的刚需住宅，林文彬此刻却觉得轻松。

结清剩余的贷款后，他们无需背负每月7300 元的房贷，也不必再为近30 年借贷所产生的高额利息烦心。在租房合约到期前，他和妻子凭借每月5000 元的租金，不仅能继续安心住在这套他们亲手装饰起来的小屋里，还能将楼市房价涨跌带来的欣喜与焦虑一律隔绝在外，可谓一举两等。

然而，还是有一些细微之处发生了变化。在获得经济上利好的同时，他们失去了对房屋的自由支配权。

2023 年，几场大雪让北京的这个冬天异于往年地冷。一天晚上，夫妻俩准备入睡，丈夫林文彬提出，想在家中加装一个暖气，用以抵御夜晚的寒冷。妻子陈菁打趣地和丈夫说：‌‌“现在都不是你的房子啦，可不是你花钱就能加的。‌‌”

同样回到租房的生活的康怡，必须重新适应对空间审美需求难以被完全满足的生活。

康怡学艺术出身，对房屋内部空间审美颇有追求。2019 年买入一套北京东三环上的两室一厅后，她请来设计师，一点一滴将房子装修成了理想中的模样。

为了把客厅的一面墙改造成置物空间，用以摆放咖啡机、面包机和复古cd 播放机，她需要提前设计好装修时的电线走向。在那套属于她的房子里，处处是这类根据她使用习惯设计、制造出来的空间细节，每一寸角落都在为她的审美服务。

2022 年重新开始租房后，她常常苦于北京出租屋内糟糕的装修状况。在北京，出租的房子大多上了年代，装修风格许多都保留了上世纪80、90 年代的风格，房东提供的家具，也大都是过往自用的老式家具。在出租屋，一切都以经济实用为主，之前暂居的租客，往往也不会进行改装，因为那花费大量精力、金钱和时间，和租住生活的生存策略格格不入。为了租到一间满意的房子，康怡至少要看过50 套房，才会最终定下一套。

大量的考察后，她总结出了明确的租房需求：白墙、木地板、家具少，一言以蔽之，要便于后期改造。即使如此，出租房不可能像那套自己装修的房子一样完全称心如意。出租房内，不是这里少了一座插销，就是厨房或厕所的格局不尽人意，总之无法面面俱到。她知道，不可能租来一间量身定制的完美的房子。

30 岁这年，郭震也决定卖掉手中的房产。他的房子在北京地铁6 号线的褡裢坡附近，一处老旧小区内。2019 年，他花费约340 万元买下了一套70 多平方米大小的两室一厅二手房。

2022 年，郭震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原本，这套房子里只有郭震夫妻和他们养的一条宠物狗。孩子出生后，为了照顾孙子，郭震的母亲也搬来同住。一家四口，外加一只狗，让这个家变得拥挤起来。为了尽快让一家人住进足够宽敞的房子里，2023 年下半年，郭震决定卖掉这套房，租一套足够大的房子居住。

租房容易，卖房难。

2023 年9 月，郭震联系了房屋中介，挂牌出售名下这套二居室。结果挂牌3 个月，房子没有寻得买家成功出售，最后只好决定下架。那个秋天，郭震名下这套房子的行情估价持续下跌，郭震陷入了恐惧资产贬值的焦虑之中：‌‌“就好像你在银行里存了50 万。然后，你听说其他存了100 万的人，账户里的钱缩水到只剩80 万，你能不紧张吗？‌‌”

稀释的安全感

决心卖房返租的人们，许多人在买房时，也曾从房子中获得过足够的安全感。

林文彬、陈菁夫妇的房子购于2016 年。当时，这套40 平方米大的小一居室售价270 万元。夫妻俩申请了房屋贷款后，为了凑齐120 万元首付，还向亲朋好友借了3、40 万元。偌大的城市里，这间得之不易的小屋如同一叶扁舟，为二人撑起一片安稳的小小天地。

做卖房的决定时，林文彬和陈菁起初意见有过分歧。

从2021 年开始，林文彬就数次提出过自己的担忧。他们购买的是一套‌‌“老破小‌‌”，建设于上世纪80 年代。在新商品房层出不穷的当下，他担心这套‌‌“比自己年龄还大‌‌”的房子在交易市场中，无法对刚需购房族产生吸引力。万一老房再出现什么状况，影响流动性，更难以脱手。‌‌“相当于被套住了，就跟股票一样。‌‌”林文彬说。

他觉得未来手里的‌‌“老破小‌‌”增幅有限，既然如此，没必要冒着亏损的风险死磕那一点收益。因此，他主张卖房套现，赶紧把增值空间不高的房子出售，置换成现金。虽然二人会回到租房的日子，但手头有现金，也就更方便避开增值空间不高的房产，预备下一步的家庭资产重新配置。

妻子陈菁却认为房子虽小，却处处都承载着二人的心血和回忆，舍不得放弃这套房子对于家庭情感的纪念意义。

直到2022 年夏季的一个雨夜，陈菁独自一人在家。凌晨两点多，屋内一声巨响，她起身查看，发现阳台在雨水的作用下发生了塌陷，墙皮和石块落了一地，雨水顺着漏洞灌进了室内。她才理解了丈夫的担忧。

后来屋顶的漏洞被修复好，陈菁也同意了林文彬卖房的提议。

如今回头看，林文彬暗自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小阳春‌‌”是最后的火热，自此之后，北京楼市不断遇冷。根据北京二手房成交数据，2023 年5、6 月份后，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开始减少，10 月二手房均价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趋势。

一直到疫情期间，郭震仍然对房价行情保有信心，相信等疫情过去，交易市场就能重新恢复火热。2023 年9 月，房子挂牌出售无果，郭震心理压力极大。有时，他会质问自己当年为什么要买房，有时，他又会责怪自己当初目光短浅，恨自己没有选择在更有升值潜力的地段买房。

房产过往给中国人带来的安全感，正在逐渐消失。连带降温的，还有人群购房的意愿。

现在想来，‌‌“一定要拥有一套自己的房‌‌”的概念，自小学就植根在严妍心中。2019 年买下这间位于东五环外的60 平小屋后，她终于如愿以偿，感到了满足。2020 年初，她从韩国旅游归来，正好赶上第一波疫情爆发。从机场到小区门口，司机和保安看到她拎着箱子，无不谨慎地对她发起行程询问。当时，她忍不住感慨‌‌“有房真好，谁也不能把你从这里赶出去‌‌”。

追逐安全感是人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过去，人们认为买了房，就等于买来安全感。房地产作为支柱行业，不仅带动了国内经济的腾飞，也丰盈了购房者的资产数字。不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的到来，楼市交易市场中的供需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确切地说，当下的人们并非不再需要安全感，而是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持有现金所带来的安全感要比买房更好。

严妍感觉，为了搅动二手房交易，房产中介也在向房主施压。

房子挂牌上架的第一个月里，没有任何买家看房。中介告诉她：‌‌“真想卖的话，只能通过低价来吸引买家。‌‌”严妍的房子装修精美，房间朝南，还有一扇大落地窗。这也是当初买房时让严妍选中的理由。缺点也有，面积小、距离地铁远。

中介透露给她一个消息：同小区、同楼层、同户型的一间房，已经扛不住行情降了10 万元，现在的挂牌价比起严妍要低10 来万。几位中介轮番来说服她，表示只要严妍愿意降价，同样的价格一定优先推她的精装住房。严妍观察到，过去挂牌价在550 万以上的房子，如今已经跌到520 万。并且一个月里，涌入市场的二手房存量就有8000 套。眼见房子迟迟不能脱手，她有些着急，内心犹豫。一些懂行的朋友告诉她：就是因为房子卖相好，打出低价更好出手，才能带动小区的成交量，让整个小区的二手房‌‌“活起来‌‌”，这是中介的惯用手段。

考虑到自己已经比附近小区的挂牌价低了3、40 万，严妍没有采取中介的建议。

2023 年12 月中旬，严妍终于等来了买家，以360 万的‌‌“高价‌‌”买下了她的房子。虽说算上购房时的本金、利息、装修费用，严妍还亏损了大约30 万左右。但眼下能卖到这个价格，已经是难得。想到房子曾给自己带来的幸福感，以及变化莫测的未来，严妍觉得，自己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通过把房子转化为存款，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在她看来，这是当下抵抗风险的最佳方式。

重新配置资产

跳出靠房产增值资产的固有模式后，如何用现金经营接下来的家庭资产，是‌‌“卖房返租‌‌”者们下一步的习题。

卖房后不久，康怡辞去工作，尝试起创业。

2021 年，康怡和丈夫曾考虑过去香港发展，被房子绊住了脚步。别说是换城市，就是北京稍远些的工作机会，也会让康怡感到犹豫。他们不愿将精装的房子出租，若为了工作另外租房，又要在房贷的基础上产生额外的费用。

30 岁这年，康怡产生了年龄焦虑：‌‌“想做的事情却还没有做。有房贷压着，就不敢去打破按部就班的生活。‌‌”这套房子，不仅没有让她体会到传统观念中关于‌‌“家‌‌”的幸福感，反而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她与丈夫牢牢捆绑在原地。

卸下房贷之后，康怡才重新拥有了向外探索的自由。充沛的现金存款，给了她从零开始冒险的底气。她想，如果没有卖掉这套房子的话，以自己的性格，大概永远不会迈出这一步。

这两年，严妍的工作一直不稳定。卖房虽然亏损了数十万元，却也缓解了她经济上的压力。

回收现金后，她开始考虑下一步如何安排。理财上，她无法接受基金、股票这类要冒一定风险的投资方式。后来，她在网上看到有人靠200 万大额存款，每月产生数千元的固定利息收益，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严妍觉得，这样‌‌“稳赚不赔‌‌”的买卖，才最契合自己。

郭震还在等待房子脱手。他想着，等春节后赶紧把房子挂出去甩卖，只要不低于购入价，降多少都认了。

以前，他还想通过卖房，将手中的二居‌‌“老破小‌‌”，换购成一个更新、更大、更好的三居室。

现在他断了买房的念想，觉得‌‌“一直租房就挺好的‌‌”，至少压力不会这么大，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用陈菁和林文彬的话说，卖了房子拿到银行流水的那一刻，他们才发现，多年来省吃俭用还的钱，有一大半都‌‌“白给‌‌”了银行。

买房6 年多来，他们还款近50 万。但实际上，里面有32 万都是在填利息的窟窿，真正还上的本金只有18 万。他们知道贷款会产生一定利息，却没想到数额如此之高。

‌‌“如果没卖掉房子，未来还要还掉多少利息？‌‌”林文彬心疼自己那些为了利息所付出的劳动，不敢再往下深想。

拿回买房的本金后，他们用这笔钱投了像信托、私募这样的理财。在林文彬看来，普通人的中高风险投资行为，相当于是把个人‌‌“钱途‌‌”交给了命运。2021 年之前，他有过靠投资赚钱的想法，于是通过看书了解了与土地、财政、金融等相关的专业知识。

2021 年，他又是看财报，又是分析各种相关数据，而后买下了一支港股。买下这只股票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朋友，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买这支准靠谱。

他先是投了1 万元，没多久，股价开始下跌。按照书上看到的理论，林文彬决定继续加仓8000 元，没想后来股票价格持续下跌。这笔钱后来亏掉了近一半，那之后，林文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操盘‌‌”。‌‌“你看了那些理论，最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林文彬说，‌‌“就算赚了钱也是运气好正好撞上，其实涨了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涨的，跌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跌。‌‌”

在他看来，楼市也是这么回事。今天的普通人想要凭借仅能掌握到的有限认知一飞冲天，成功率极低。当时代的浪潮发生转变，除了顺势而下，几乎没有另一种选择。

前两年，林文彬还有着将房子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相勾连的心态，认为买多大的房子，就象征着多大成就。乔迁新家时，妻子陈菁曾提议请一些朋友来暖场，他拒绝了这个建议，觉得房子太小，抹不开面子。如今回想起来，他只觉得过去的自己幼稚而可笑。

比起这些毫无价值的自证，他发现当下具体的生活感受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还贷时，他们舍不得打车，总是坐公共交通出行。手里有了现金流后，2023 年年底，林文彬和陈菁安排了广州珠海长隆度假区的旅游。妻子二话不说，掏出手机，就买下了包含门票、住宿在内的园区套票。

若是放在以前，她定要货比三家，费上不少时间细细挑选，才会做下决定。

*应受访者要求，林文彬、陈菁、康怡为化名。

为保值，一些老小区修了又修。

当租房市场变冷，每天和房子打交道的中介对此最为敏感。中介柠檬的房源主要位于上海周浦康桥一带，下午两三点钟，她告诉我，今天还一个客户没带，她和店里的其他同事，最近一个月来带看的都很少。

周浦康桥一带处于张江科学城的整体规划内，往年属于热门潜力板块，但没想到今年‌‌“还是挺冷的‌‌”。她举例子，之前手头有一个月租8500元的单房，小区位置很好，离地铁七八百米，周边配套都很成熟，租客讲价到7500元，要求换家电，房东没答应，结果房子硬生生挂了3个月，降价到7000元才租了出去。

她算了一下，店里的房源，几个月来平均成交价格都要比之前降低5%-10%，也就是一套8000元月租的房子，比上个合同降价400-800元才能租出去。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今年1月到10月，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房源成交周期比去年同期延长6.1、7.6、5.4和3.0天，房源出租速度有所放缓。

即便是对比疫情前，现阶段各城市租赁房源成交周期还是处于较高位水平，今年1-10月，深圳与广州超过两个月，上海超过1.5个月，北京接近1.5个月，而在2019年，1-10月四个城市的房源成交周期均在40天内，其中上海房源成交周期在1个月左右。柠檬手上有一套月租1.2万元的大平层，放在以往性价比很高，今年放了至少三四个月还没租出去。

租赁市场遇冷，与房产市场整体冷却有关。根据纬房指数，近半个月，一线城市深圳房价下跌0.39%、北京下跌0.63%、广州下跌0.67%、上海跌达0.99%。从近一年看，深圳、北京、广州、上海房价下跌分别达到2.29%、3.23%、5.13%、9.5%。

柠檬说，租房市场受到冲击，很大原因来自于售转租的房源增加，‌‌“房东习惯了以前那种高房价，不舍得卖，就转为租赁。除非急着用钱，挂一个很低的价，还是能卖掉的‌‌”。而对于想买房子、置换房子的人群，这时候可能是‌‌“大刀砍‌‌”的最好时机。

据贝壳研究院，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北京、上海、广州的租赁库存房源同比分别增长了18.7%、23.6%和16.4%。在北上广中，上海租赁房源增量最多。

另一位上海的房产中介小凡告诉我，市场行情不好，一般他们会劝一些房东把房子重新装修下，这样相对容易成交。因为使用数年未整修的房子，哪怕租金低10%也很难出租，比如他所在的徐汇田林，以老公房居多，装修符合年轻人的审美的比较容易出租。‌‌“很多人工作不稳定，租了房子自己装修不划算‌‌”。

租房的人去哪儿了

实际上，在干中介之前，今年3月，柠檬刚从干了7年的IT公司‌‌“离职‌‌”。

当时她正在哺乳期，按照规定公司不能裁掉哺乳期的员工。于是，HR和领导以‌‌“商量‌‌”的方式，希望她主动提出离职，并给到一定赔偿金。当时，她们部门有7个员工面临被优化，还有不少处于‌‌“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员工同时被约谈了。

柠檬做过一番心理斗争，想着等哺乳期一过，公司就可以正大光明裁员，不如趁现在是‌‌“金三银四‌‌”出去找工作，便答应了优化条件。

柠檬和老公本来经济条件还充裕，住的是1.2万元的大平层，但自己离职后，经济压力陡增。她和老公商量着退掉这个租了两年的房子，去租一个便宜点的，减轻一下负担。

跟房东提出退房后，房东直接问：‌‌“多少钱的房子在你们的承受范围？‌‌”‌‌“可能去租个七八千的吧‌‌”。他们以为房东只是随便问问，没承想第二天房东便打来电话，‌‌“你看我把房租给你们降到8000元行不行？你们继续住到明年我搬回来住。‌‌”

柠檬觉得，应该是房东也对今年市场行情有了解，再次寻租可能意味着空关时间延长，不如主动降价求稳定居住。

离职后，柠檬找了两三个月的工作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要带小孩，自己又挺喜欢看房子，于是她转行去当起了中介，没想到她刚入行，房产市场就遇了冷。

租房的人都去哪儿了？

我想起今年10月从青岛开着车来上海寻觅工作的扎克，每天投几十个简历都石沉大海，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不再住酒店，直接把车里的露营装备用起来，省下房租，直到找到稳定的工作。他自己调侃，‌‌“找工作变成了荒野求生‌‌”，之前用来玩耍的露营装备，竟然真的成了生存用品，每天他给自己做一杯咖啡，再用小炉子做一个简单的炒菜。

扎克的‌‌“荒野求生‌‌”。

目前，他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干一天算一天。天气越来越冷了，扎克把露营包收起来，住进了车里，一个停车场要收费了，他就转移到另一个免费停车场，像个游牧民族。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开着车游牧到下一个城市。

扎克的生活，也许是当下年轻人‌‌“漂移‌‌”生活的极致缩影。

人口大数据显示，2022年末，北上广深同时出现常住人口的下降，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分别为2184.3万人、2475.89万人、1873.41万人，分别比上年减少4.3万人、13.54万人、7.65万人。深圳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较2021年减少1.98万人。这也是深圳建市以来首次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

人们为什么离开？也许并没有哪个非常确切的时机，也许从当年‌‌“逃离北上广‌‌”的调侃开始。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人们开始考虑去其他城市生活的可能。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人往一个地方聚集，或者离开一个地方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就业。如果一个地方的就业环境不适合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离开。‌‌”

今年，半导体公司AMD、芯片巨头高通、特斯拉等多家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传出裁员消息。今年10月，贝壳找房网对上海研发团队进行了优化赔偿的消息沸沸扬扬，这些风声都与上海二手房降温不无关系。

一位长期从事高端租赁的‌‌“二房东‌‌”在‌‌“丁祖昱评楼市‌‌”的采访中提到，今年他所接触的上海的‌‌“高端人群‌‌”出现了置换。以前，上海是很多留学归来的精英人群的首选，很多跨国企业的高管也是高端租赁的主要客户。但这两年，他失去了这些对价格最不敏感的租客，虽然一群人走了，会有其他高端人群进入，但结果仍然是房租价格比之前降低了10%-20%。对此他表示，最近不会再收新房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