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出了惯性

一条产线上并排坐着二十几个工人。一班12个小时，流水线不会停下来。每个小时里有40个苹果手机的背板从吉文婷眼前流过，她的任务是检查这些背板上是否有划痕、残留的金属黑点，或是生产错误。

进厂前，吉文婷特意在招聘时申请了检包线上的岗位，‌‌“因为这条产线的工人都是坐着工作的，其它岗位需要每天站12个小时，会更辛苦。‌‌”二十多岁，职高毕业——这是她做田野调查期间对外扮演的身份。她在产线上认识的两位师傅常常劝她：‌‌“年纪轻轻不要在这儿耗着，要有点远大志向。‌‌”

一天午饭后回到产线，距离下班还有8个小时，她忍不住和身边的师傅陈苹抱怨：‌‌“我才来这么几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们是怎么在这儿干下去的？‌‌”40岁的陈苹告诉她，自己熬着就图一个社保。‌‌“她说，我难道去外面挣不了更多的钱吗？能挣，但是外面的小厂不稳定，给不了我退休金。‌‌”

吉文婷记得，是读高三那一年，富士康在她家乡Z市建成，几个姐姐也都换到这家大厂去上班，‌‌“挣的不算特别多，但她们说，只要在流水线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就有稳定的收入，大厂劳动体制健全，再也不愿意去小厂工作了。‌‌”

这次论文，吉文婷本是想看看富士康这样的劳动体制，除了已有学术所提到的‌‌“剥削、掠夺‌‌”之外，对这些女性工人有没有其他的影响。‌‌“熬社保‌‌”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为她新的研究锚点。

2014年，富士康在Z市建成的第三年，随着国务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农村户口的居民缴满15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者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还包含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报销比例更高，可以获得每月上千元的退休金。

师傅陈苹就是受政策激励入厂的女工之一。那一年，她从地方街道办富士康招工的信息里得知，这里为正式工缴纳五险一金，不分产线、职级、岗位。如今，她已经在富士康干了8年。

吉文婷对Z市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做了了解，得知都跟富士康一样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她意识到，‌‌“熬一份社保‌‌”或许是不少富士康女工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拿着不高的收入也要熬下去的重要吸引力。

在富士康打工3个月，吉文婷写了份万字汇报记录，论述‌‌“熬社保‌‌”成为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接触到的女性工人里，多数30-45岁左右，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为了‌‌“熬退休‌‌”‌‌“熬社保‌‌”，在产线上工作了将近10年。

我们也找到一位该厂35岁的女工郑菁菁，她在流水线上熬了11年。纪念进厂十周年那天，她和一起熬过来的工友加油打气：‌‌“带着信仰在干，我陪你一起熬，熬到退休，咱们线上吃饭庆祝！‌‌”

郑菁菁在机台测试车间工作，这些年里的每天，她和另外20多位作业员会共同完成3万台手机的开机测试。静坐检测，搬重物，弯腰布置物料，20分钟循环一次。前两年，线上一位工友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休养了半年，又进厂上班，今年夏天还是熬不动，离职了。

工友的丈夫回厂递交医院诊断证明时，郑菁菁曾问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不能坐，下地也不行，上厕所都要老公背着去，怎么都疼。‌‌”郑菁菁觉得可惜，‌‌“她跟我工龄一样。‌‌”

这之后，她也担心自己熬出什么病。年轻时什么都能熬，等到夜班轮岗吃饭，郑菁菁去柜子里拿点东西吃，看大龄的工友在桌子上补觉，食堂的板凳上、休息室里全是趴着睡觉的人。这几年每到晚上12点换班，郑菁菁也加入了她们，‌‌“宁愿饿着也要先睡会儿，不然后半夜头疼得受不了。‌‌”

即便是要孩子、做试管屡屡碰壁的那几年，郑菁菁也没断保，继续熬。她和丈夫结婚后，母亲就开始催生，但一直怀不上。后来又尝试了7年试管，才生下女儿。进周期检测卵泡时，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检查，郑菁菁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跟领导请假，她下了夜班再跑去郑州做B超，在车上补觉。

线上不允许懒散，她到岗前喜欢跟同事在更衣室里聊会儿天，‌‌“熬‌‌”的惰性也留在了这里，每个女工都想多待几分钟。为了保证不会有灰尘落到制造手机的产线上，她们需要在这里换上纯白的静电衣，摘掉身上一切和违禁金属有关的物品，包括钢圈内衣，才可以通过安全检测门。

她们的话题单调、重复，时常彼此打听，‌‌“这个月介绍了多少新人来入职？奖金发了多少？‌‌”‌‌“最近的加班强度怎么样？‌‌”有的女工期盼高强度的工作，这意味着加班带来的高工资。

每天开工前，线长会给大家打鸡血，到了下班的时候，如果当天产量不达标——30人不够3万台，线长又给工人施加压力。被线长训斥的时候，郑菁菁想过辞职，但是熬出了惯性，‌‌“第二天上班，又坚持下来了，就不去想了。‌‌”

‌‌“飞来的大厂‌‌”

陈苹觉得自己当年是做过一番‌‌“理性的考量‌‌”才决定进厂，‌‌“在富士康我能不能长期做下去？这家工厂能不能在Z市待够15年？‌‌”

这座五线小城以重工业为支柱行业，农业经济收入不及当地GDP的5%。多数男性工人选择在重工业企业里打工，炼铅、炼钢、炼银。他们通常20多岁进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操控机器。女性没有足够的体力，很难有这些机会，富士康建成前，她们一般在玻璃厂、陶瓷厂打零工，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薪在2000元上下，是重工业企业里男性工人的一半，同时也要承受无法避免的扬尘。

进富士康之前，陈苹是Z市一家玻璃厂的职工，那时只能挣到一份季节性收入，上下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幸运的时候活干完可以提前回家，如果机器设备出了故障，工人就需要跟机器一起等活。在企业转型中，这家玻璃厂由国企转为私企，之前干部职工仍可以由公司为他们缴纳社保，陈苹等一线工人则不再签订劳动合同，转为临时工。

吉文婷发现，多数女工会将富士康与当地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进行比较。一名响应地方街道办招工动员、首批进厂的机台操作手说：‌‌“富士康那时是Z市为数不多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在2012年，Z市人将富士康称为‌‌“飞来的大厂‌‌”。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79天，是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Z市速度‌‌”。

熬了11年的郑菁菁就在那一年进厂，算是最早一批老员工。当时，她刚回到Z市老家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去了珠海，漂了5年又在母亲的催婚之下回村相亲——母亲担心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南方城市怀孕，嫁到外地，过两年又很快离婚，‌‌“那样一辈子都耽误了。‌‌”

郑菁菁记得，2012年冬天，村里便流传着富士康在旺季每月固定发5000元工资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村民进厂打工。同时，服务业的劳动力也因此大量流失，‌‌“去饭店吃个饭都没有服务员，全进富士康打工了。‌‌”

但工作并不像超市导购、饭店服务员、加油站服务员那样清闲，工资也和人际关系有所关联。郑菁菁性格内向，见到老板、科长不敢主动打招呼，从不请线长吃饭，熬了10年她仍然在富士康做基层的工作，没有晋升。如果不是旺季，不加班，一个月到手3000元，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

‌‌“但是退休金太重要了。‌‌”她身边最鲜活的例子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月领100多块钱的国家补助，今年70多岁，还在村里做保洁员，扫地，清倒每个小队的垃圾桶。除去在富士康缴五险一金，郑菁菁还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作为老了以后的双重保障。

吉文婷注意到，女工们‌‌“熬社保‌‌”会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安全感，尤其是当她们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吉文婷的两位师傅都来自Z市市大峪镇，当地临近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东南方向与洛阳市孟津县隔黄河相望，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腹地。1991年，陈苹她们因此搬迁，来到Z市区住，不改变户口，但是生活方式一下从山里人变成了市民。

陈苹儿时很羡慕市民的生活，有更多挣钱的路子，还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没想到这么快，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家里头没地，老了也不能回去种地了‌‌”，现在40岁的她开始考虑养老，更觉得必须熬个退休金才行。

35岁‌‌“枯荣线‌‌”

35岁前入厂，才可以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以最优解的方式拿到退休金。这个年龄也成为女工们‌‌“熬社保‌‌”的‌‌“枯荣线‌‌”。

王安苓马上要50岁了，还是不想离开富士康。她6年前入职，社保年限差得太远。之前她在面粉厂做工，没有固定收入，富士康招首批员工时，她不敢入职，因为那段时间总看到一些负面新闻，觉得里头不安全。

第二次村里帮富士康招工，她已经40多岁了，发现自己超过了进富士康的年龄上限。直到2017年，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富士康，招工年限逐年增长，涨到了45岁。王安苓赶紧报名，‌‌“我是那年8月进的厂，再过4个月我年龄就又超了。真是赶巧。‌‌”

她觉得自己年轻时思想太过简单，没考虑到社保的事。在同一家公司缴满10年社保的农村户口居民，离职后自行缴纳5年，才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王安苓说到，像她这样在富士康没做满10年的农村户口职工，退休后只能自己续缴灵活就业的社保，无法实现‌‌“城居保‌‌”迈向‌‌“职工保‌‌”的跃升。

富士康Z市厂区入口。讲述者供图

年轻一些的女工没走到这样的临界点，会缺少‌‌“熬‌‌”下来的动力。30岁出头的卫苗就曾离开过富士康，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别的工作，迫不得已才又回去，她想的是‌‌“再给养老康一次机会。‌‌”

卫苗不愿意框在流水线上，进厂几个月后又跟车间提出申请，去做‌‌“线外‌‌”的工作——需要学习使用精密仪器，灵活机动，随时帮产线上有瑕疵的手机产品进行修复，也是富士康里职业晋升的一环。产线上的年长女工瞧不起卫苗，觉得她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好线长成为‌‌“线外‌‌”，既投机又钻营。

吉文婷最初注意到卫苗时，是看到了她的美甲。‌‌“产线上很少看见她这样时髦的。‌‌”她夸赞卫苗的美甲和穿搭，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卫苗告诉她，比起富士康的工作，她更喜欢在超市做收银，但是疫情期间不招工了。

年轻时，卫苗在昆山的电子厂打工，2013年在当地结识了一个Z市老乡，两人回家结婚生子。孩子一岁之后，正好赶上富士康招工，她就去流水线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又觉得太过枯燥，辞职和丈夫一起去南方城市四处打散工。

她一直让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从而跟丈夫实现资源交换。‌‌“我父母现在帮忙带小孩，那我老了以后就有正当理由要求我老公帮我照顾父母。‌‌”儿子马上要中考，卫苗才再次回到Z市，图一个‌‌“离家近，好照顾孩子学习‌‌”。

卫苗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离开富士康，到35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份能坚持做下去的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再考虑要不要回来熬着。

吉文婷发现，产线上40岁以上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年轻的人，因为她们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富士康从正式工转为小时工，不缴纳五险一金，但1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正式工的两倍。吉文婷在线上的师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由，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可我40多岁，能进厂就不容易了，全家人还指望我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

自我价值

一天下了晚班，吉文婷和产线上一个25岁的工友一起等清晨的班车回家。这位工友常常提到儿子，也聊起孩子的爸爸，她总叫对方‌‌“男朋友‌‌”，女工们听了都爱调侃她：‌‌“你们夫妻关系也太好了，现在都还在叫男朋友。‌‌”

这次，工友告诉吉文婷，自己跟孩子爸爸关系并不好，公婆让她全职照顾家庭，她不愿意，但丈夫支持公婆。他们已经离婚了。‌‌“我想等儿子长大了，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说‌‌‘我妈妈在大厂工作’，也有五险一金。‌‌”

吉文婷意识到，被动‌‌“熬社保‌‌”的同时，女工也在主动实现个体尊严。12月即将退休的王安苓也说过，‌‌“儿子28岁还没结婚，我不用给他带孩子，我自己父母身体都好，我真的很想继续上班，但人家企业不允许。‌‌”她现在还没想好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吉文婷在论文里写到，家庭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她们战胜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

郑菁菁有时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这几年晋升线长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想过辞职不干了，或者再进一次厂，赌一把，分去一个更清闲的车间。‌‌“但是一想到还有比现在待的地方更脏更累的车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有工作总比做全职妈妈要好。‌‌”

进厂打工时，她偶尔也化妆打扮，‌‌“穿点抹点，女人不都喜欢这些。‌‌”老公说她败家，还总往娘家贴钱，‌‌“我就告诉他，我花自己的钱，有底气。‌‌”但在给女儿花钱的事情上，两人有时争执不下。女儿闹蛀牙，郑菁菁带去医院看，是瞒着老公花的七八百，‌‌“他说不用矫正，等大了乳牙会换掉，但现在牙已经坏了。‌‌”

吉文婷发现，只要一聊到孩子，总能很快打开女工们的话匣子。其中，‌‌“老了以后不和子女同住‌‌”已经是女工们的共识。

坐在吉文婷上游的田师傅希望女儿可以考上一个好高中，为了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她准备给班主任送点礼物。她的大儿子当年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又花钱考了大专，毕业后在Z市一家钢厂打工。在教育上，她对女儿施加了更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为‌‌“女孩出路少，学历必须要更好一点。‌‌”

和绝大多数女工一样，田师傅也觉得熬一份社保的意义是老了以后不成为子女的累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她还提到，在Z市的婚恋市场，年轻人的父母双方如果都有退休工资，会是相亲的加分项之一。

富士康没有双休，停电时除外。吉文婷也经历了一次，周五正准备去上班，她刚走入工厂大门，迎面看见一群大姐有说有笑地往外走。‌‌“工厂停电了，今天放假。‌‌”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筹备，这一天该怎么度过。去逛超市？去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吉文婷有些恍惚。‌‌“那天她们看起来好快乐，像我们大学生，像身边的同龄人，是自由的。‌‌”

陈苹和田师傅喊她去逛公园，但吉文婷不想去。‌‌“我太累了，保命要紧，只想睡觉。‌‌”后来，她在当天的田野日记里写下：今日停电，好遗憾，回宿舍休息。现在她感到后悔，‌‌“我想我可能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她们深入了解，我当时以为还有下一次，但三个月里没有下一次停电了。‌‌”

吉文婷进厂前，流水线上很安静，工友之间很少闲聊，每到定期换线的时候，人员会被重新打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长时间留存下来。如果她可以回到那一天，她想自己会去公园，和女工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问她们：‌‌“你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吗？‌‌”

（除吉文婷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离职之后，我跑到大理玩了小半年，2021 年的5 月，我回到北京，重新租了房子。但生活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回归。那个夏天，我有两位至亲相继离世，很长时间，我都没办法稳定情绪，状态最差的时候，每天都会焦虑症惊恐发作，所以，我一直没有上班。

10 月之后，我才偶尔写一些稿子，但赚到的钱远远没法平衡我的开支。我的房租每个月3000 块，五险一金2600，这是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为了让自己状态好一点，我每周都会去做心理咨询，还开始学摇摆舞，每周都要去好几场舞会。我没细算过每个月大概会花多少钱，消费也没有降级，当时我觉得，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想让自己开心点。

2022 年，也就是不上班的第二年，我的状态逐渐好转，心理咨询从一周一次改成两周一次。我也有过上班的念头，但那一年，受环境影响，好多媒体平台和杂志都倒闭了，经常合作的大厂和品牌也削减了预算，和同行朋友聊天，我发现，有工作的朋友，也过得并不开心。而我呢，虽然收入不稳定，情绪倒是很稳定，明明存款都花得差不多了，状态却是朋友当中最好的那个。

情绪逐渐稳定之后，交社保的日子，就是我每个月最焦虑的一天。

之前，我一直在使用医保找公立医院的医生做心理咨询，状态稳定之后，我就没再去了。医保政策变化之后，医保卡里的钱也没法取出来，所以每到交社保的时候我都会心疼那笔钱。

但我还是没有把社保断掉的决心，有一种不能认输的感觉。因为我妈妈时不时发微信给我，问我在北京怎么样，收入稳定吗？不上班可以吗？要不要找一份工作，实在找不到什么工作的话，就回东北，考公务员。

交社保就是我向妈妈展现我生存能力的证明，好像我只要还能交得起社保，日子就过得没那么落魄。

直到今年3 月，我看到6 月、7 月有两场国际摇摆舞的活动开启报名了，一个在韩国，一个在斯德哥尔摩。我特别想去，甚至想为了赚旅费找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省下每个月自己缴社保的钱。

但一想到之前上班时自己每天精神紧绷的状态，内心又有点恐惧。可现实就是这样，如果我想省下自己缴社保的钱，就得去上班。要么就断掉社保。我开始思考社保的意义，它真的那么重要么，我现在每个月掏出来这些钱，到时候真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吗？可是没有稳定收入的时候，它真的不是一笔随便就可以掏出去的钱。我特别好奇，那些旅居各地的数字游民，都交不交社保呢。

自打有了断社保的念头，每个月缴社保的日子就更令我纠结痛苦了。我找了几个自己缴过社保、后来又断缴的朋友，想知道他们对社保是什么态度。

一、社保，社会身份的象征

小曾哥是一名发型师，他就职过的美发机构都没有帮发型师缴纳五险一金。所以，小曾哥一直对社保没什么概念，直到临近30 岁那几年，他发现，社保不仅是一种保障，还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之一，身边好些没有单位的朋友都在自己缴社保。于是他也开始缴。

大家平时都会比，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社保。你作为一个有社保的人，跟没社保的人，区别岂不是很大吗？差别，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一个是正规军，一个是游击队，一个是有国家保障，一个是没人管。那区别可大了。比方说择偶，你的另一半选择有国家保障的，还是选择一个没人管的人？

当时我是为以后考虑，即使不在北京买车买房，也想要以后拿北京的退休工资。

一开始我是找了一个公司代缴，每个月手续费是200 块。朋友是开公司的，后来，我把钱转给他。上海一年多，北京两年多，交了三年多的社保，想要得到国家的保障嘛。

2019 年，小曾哥离开北京到上海工作生活，社保也转到了上海，为了省几百块钱，他只缴了五险，没有一金。2021 年，上海解封之后，他又离开上海回到了北京。疫情影响美发机构经营，小曾哥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入，只好把社保断了。

当时确实也是没有钱了，我不可能停掉房租，所以我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容易的开销，停掉社保。

我一个月基本开销一万二左右，也炒股，当时股市确实也不太好，整个人就崩掉了。一分钱收入没有，生活四面八方、东南西北都不太好。我就没办法，只能拿最容易的社保先开刀了。

我跟家里人讲过，家里人说，你想好就行。

小曾哥说，他买过商业保险。但在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未来的保障成了最先被抛弃的东西。他只能保证让当下的自己好好活着。

（商业保险）买过一年就退了，因为第二年就疫情了。太贵了，疫情以后必须要减少的一笔开销。我也不透露自己能赚多少，如果要付房租、吃饭，再交社保的话，那应该是不够的。

吃饭，一个月得算几千块钱，在北京。我工作在三里屯，住在三里屯附近，都是北京的天花板。以前觉得我第二天都会挣回来，现在整个消费降级，我也没办法保证像以前挣那么多。我没有办法保证我能一直交得起社保。

我还必须强调，社保不贵，但我是一名外来者，我需要在北京住房吃饭，所有的消费加在一起，让这些开销变得艰难起来。

之前我听一些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交社保了。其实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交社保了，是交不起，是他要租房，他要吃饭，这是必须开销。我得保证首先我活着，我才有力气去干活挣钱。我如果有富余的钱交社保了，当然更好。如果没有的话，拿什么缴？

二、一边缴社保，一边假装上班

对于社保，小曾哥的想法十分实际，所以断缴也很干脆。而我找到的第二个人，孙先生，就没这么果断了。孙先生30 岁，是一名设计从业者。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他因不堪工作疲累主动离职，至今没有上班。离职之后，有没有中断的情况下，我自己连续交了2 年4 个月，包括房租什么的，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16 万块钱。我这两年花掉的钱，在老家都能交首付了。

截止我断社保的时候，我刚好在北京缴满了6 年6 个月。因为断（离职）的时候就刚好4 年，想着再交一年就能摇号了。结果缴满一年，发现还要办居住证，办居住证的时候，发现还得先办理一个居住登记卡，居住登记卡满6 个月以上，才能换居住证。弄着弄着，我就不想交社保了。

每个月又要交房租，又要交社保，就是一大笔钱支出，非常痛苦。我的存款已经消耗2/3，已经有很紧迫的压力了。在北京，生存成本可以被控制得很低，但像社保房租这种硬性的，根本就没有可控的空间，每年都要大几万出去。

在北京交社保，无非就是买房买车。可我也没有在北京买房的需求，对买车也没有执念，所以这社保断就断吧。我觉得在财务上松了一口气，但可能别的地方会有隐藏的风险。我也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只是觉得自己不能过得太辛苦，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刚离职第一年，我存款是比较富余的，只点外卖，不可能做饭的。点外卖，出去吃饭，跟离职之前一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出门远就打车。印象中我也没有兼职，觉得我都已经要休息了，为什么我还要干这种东西？

我买了私教的健身，晚上游泳，还报了一个教育提升，考驾照。当时我想着，花掉几万块钱，然后就找工作，结果遇上了疫情。我想，那我可以稍微再歇一歇，等疫情稍微放缓，结果他一直不放缓。

又过了一年，我觉得不太行了，但当时我自由的时限已经有了一年的时间了，不好找，市场环境也不好，就一直搁置到了现在。

我身边人都在工作。但我觉得工作也挺无聊的，就像交社保一样无聊。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待业的日子，在家人那边，孙先生假装自己一直在上班。

我跟家里聊天本来就比较少，但他们会经常问你，‌‌“今年的工资涨了没有，或者跌了没有？市场环境这样了，对你的工资没有影响吗？‌‌”

我一直都说，市场很不好，我的工资没有涨也没有降。他们可能怀疑，但也没有问过我。

他们每次找我聊天，我就说在工作，不方便聊天。

我想过送外卖，但是不想送外卖。一旦给自己逼到这么退的退路之后，内心还是会很难过的。

待业无收入、自缴社保两年4个月，几乎花光了孙先生的存款，他的生活质量直线下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受到了挤压。

我现阶段说不上特别的落魄，但花钱，总于我而言得有点价值。花一笔钱，买不到太多的高兴，我就不会花这笔钱。

以前吃饭，完全不考虑什么，1000 的饭我也能陪你吃，组个2000 的局也能参加。但现在，‌‌“人均是多少？200 多，是不是有点贵？我们不需要吃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去吃点便宜的。‌‌”完全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了。

最开始点外卖，（红包）能抵3 块就抵掉了。现在是，怎么才第3 块？不行，我要去找到8 块的券，还可以再凑满减，一定要凑够满减。现在点外卖的时间光在计算上。

我吃都不能好好吃，出门也不能好好玩，其实挺心酸的。说后悔也谈不上，但是后期回顾，花那么大笔钱，现阶段又感受不到，就觉得，如果当年这笔钱不交，现在可能会稍微活得好一点。

孙先生的纠结，我很能感同身受，自己缴社保的时间越长，决定断不断的时候就越纠结，因为那是一笔很大的沉没成本。后来我找到了Keyu，她说，在断缴社保之前，她经过了精细的思考和计算。

三、花四十块，解决医保问题

我叫Keyu，27 岁，现在是一个短暂失业的，想要创业的，但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的年轻人。之前断过一次（社保），有自己交社保，可能就一两个月，这次是直接决定不交社保了。

我是做建筑设计的。去年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大下行时间。公司降薪裁员，我们随时活在若有若无的恐惧之中。公司已经没有更多的业务了，你没有事可做，也拿不到钱，就处于一种困境之中。

说实在的，金钱上的影响可能不太至于，因为我始终有存钱的习惯，但对心理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不确定，该得的工资最后到底能不能拿得到。

虽然公司欠薪，也已经没有业务可做，Keyu 的同事却很少主动辞职，因为离职后也未必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很多人宁愿耗到领赔偿金。Keyu 的想法是，等拖欠的工资全部补发了就离职。以前她对社保毫无概念，停薪之后，没了收入，她惦记起了医保和公积金的余额。

当时我也不知道社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公司的社保给我交了多少，我也完全不care，甚至第一份工作入职的时候，我都没有问五险一金这个问题。也就是最近，公司不发工资之后，就开始去算每个月的支出。我发现我在北京其实没有存下多少钱，然后我又去翻社保记录，看医保里面有多少钱，发现全部花光了。

这个时候才发现，我每年花在医疗上的费用还是挺多的。

Keyu 觉得，离职之后她大概率不会立马找到新的工作，空窗期未知，可能也不会自己缴社保。所以，她为离职做的准备，就是去各大医院挂号，在职期间，拿医保，把所有能看的病都看了。

到了真正离职、决定要不要自己缴社保的时候，Keyu 突然很犹豫。临到缴纳截止日的前一天，她开始计算断缴社保的风险和缴社保的好处。

当时咨询代缴社保的，他说最好22 号之前交了。20 号之前，我就不想这个事情，因为想起来就很烦。到20 号，我就开始查资料。

养老保险，其实是可以断缴三个月的，只要新公司愿意帮你续上，或者自己出这个钱。医疗保险是一个月都不能断的，只要有中断，连续年限就中断了，就要从你新交那个时候算起。还有住房公积金，跟买房有点关系，在北京要交满多少个月的住房公积金，才能去申请公积金贷款。但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那我交了社保，我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继续去医院，这好像是对我的唯一的好处。

至于养老，我实在懒得去算，断缴这么几个月，对我的65 岁之后的养老会有什么（风险），每个月会少多少钱。我就想我需不需要去医院，或者是这2000 多块钱，我就直接花在医药费上，会不会更划算？我每个月花不到2000 多啊。

除了纠结要不要缴纳社保，让Keyu 操心的事儿还有：辞职之后会空窗多久？职场能接受多长时间的空窗期？

一切都是未知数，Keyu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真的不想每个月支出将近3000 块钱去缴社保。

（刚离职）那个月我有太多事情要去解决了。一方面我要解决父母的焦虑，就是我刚刚离职，也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他们会觉得我有点不可理喻。

我也要解决我自己的焦虑。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实在太压抑了，我必须挣脱出来，但是挣脱出来，具体要怎么走，我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但我的焦虑感没有当时那个月那么严重了，也是解决了一些事情，就是社保这个问题，反正，我现在彻底不考虑了。

我有个室友，她是北京人，但她也不交社保。她认为自己最后不会享受到社保带来的最终好处，连1000 多都不想缴，跟我一样买了每个月40 多块钱的商业保险。她做自由职业，更倾向于做数字游民，一年之内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住，所以就更不考虑社保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朋友，她在5 年之内换了十几份工作，而且中间有相当长的空白期，甚至去内蒙古放羊放了两三个月。我问她，当时社保怎么办？她说不知道，就断缴。她说当时压根就不知道社保断缴会有什么后果。很久之后，突然有人说起这个问题，她肠子都悔青了，但转念一想，如果在内蒙古放羊了两三个月，想起还有社保的这个事儿，肯定放羊都放得不安心。不知道，对当时的自己来说其实是个好事。

四、缴社保，需要一点对未来的想象力

虽然已经决绝地断了社保，Keyu 也会偶尔焦虑自己的未来，会不会因为当下的决定而增加风险。

而我比Keyu 更悲观。缴纳社保的抉择，不仅涉及到当下就医的报销，准备在哪里买房，未来在哪里养老这些实际的问题，还意味着一种对未来的抗风险意识。但这些的前提是，你得对未来有一点想象力。我发觉，在犹豫要不要继续缴社保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没那么信任对自己未来的想象了。

转眼又到了该缴社保的时候。那个月，我还办了去韩国和斯德哥尔摩的签证，机票、酒店也都订好了。这花了我不少钱。所以，我又一次陷入纠结。

身边同样做自由作者的朋友，大部分在离职的当月就断社保，当他们得知我自己缴了两年半的社保，非常地震惊，觉得我好牛啊。但这种反馈，让我有一种自己是冤大头的感觉。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特别刺激我，她说，如果没办法下决心，就继续缴吧，就当给国家做贡献了。

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人感觉被锤了一下。首先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后来我想，那可能是恼羞成怒，她戳到了我的痛点。这两年半，看起来，我不上班，到处玩，好像挺chill 的，实际背地里偷偷缴社保。而且我很讨厌贡献这个词。

那天我跨出了断缴社保的第一步，给我妈发消息，说我不想在北京缴社保了，太贵，或许可以把档案移到老家。我妈的反应特别剧烈，发来一连串的消息，最后直接给我转了3000 块钱，强制我收下，把社保交上。

所以，那个月我还是没有断缴。然后，我就去了斯德哥尔摩。以当时的经济状况，其实我并不能毫无压力地去出国。但我实在太需要一场旅行了，我想，也许看看更大的世界，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当下的困境给局限住。

我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叫herrang 的小村子待了三周，很快忘了社保的事儿。但逃避是没有用的。一天上午，我刚睡醒就接到代缴公司的催缴电话，一下子把我从北欧做梦一样的生活拉回了现实。

我直接挂了电话。在床上躺了十分钟，我决定不缴社保了。在斯德哥尔摩，我租的房子离上舞蹈课的几个教室很近，躺在床上的时候，能清楚地听到教室里传来的爵士乐，还有人练习踢踏舞的声音。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起社保，它们更像是真实的。

▲通勤路上‌‌‌‌“与我无关的繁华‌‌‌‌”。图/受访者提供

陈怡原本没想过办理灵活就业。那是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她是待了七年的老员工。年初，领导曾经提醒她，今年会有裁员。‌‌‌‌“最后一天‌‌‌‌”来得很快，公司对所有处于哺乳期和休产假的员工进行了梳理，分别进行谈话协商。陈怡考虑，‌‌‌‌“过了哺乳期，保不准公司还会有下一波裁员，可能马上也轮到我。‌‌‌‌”她没有选择留下，拿了八九个月的赔偿，离开了公司。

早早拿赔偿走人，也是想抓住金三银四，迅速找到下家入职。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找工作的难度仍然超出了陈怡想象，面试基本没有到过第二轮。还有一些刺痛她的对话会反复发生：

‌‌‌‌“孩子多大？‌‌‌‌”

‌‌“1岁，我们家三个老人带孩子，完全不用我操心孩子的问题。‌‌‌‌”

对方会追问：‌‌‌‌“这种情况下你能接受加班吗？‌‌‌‌”

陈怡明白，对方这么问，已经表明了公司可能工作量特别大。她只好降低找工作的标准，也开始投递前台等岗位，但连简历关都过不去，‌‌‌‌“对方觉得太资深了，超出条件‌‌‌‌”。

没办法，陈怡只能考虑转行。她去一家中介机构当起了兼职，每租售出一套房，就能获得提成。虽然目前只成交了一单。但这成为了她的新事业，兼职不需要坐班，她仍然每天准时出现在公司。

也有很多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在上海的自由职业者中，年轻群体越来越多。摄影师、撰稿人、画师，算是薪酬偏高的工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工资并不一定比在公司少太多。但风险也很明显：接单量并不稳定。

金昊是模特，主要接一些淘宝商演、展会等活动。他明显感觉到，市场竞争越来越大了。以往，他每个月平均能拿到1万左右的工资，但现在错过一单，就可能一两个月没有收入。光景好的时候，他的日程表上，未来几个月都被提前预约了。到了今年，朝不保夕的不安感越来越强，开始出现空档现象。

工作机会缩减的同时，竞争对象也变多了。刚入行时，遇到活动招募模特，10个人里头选5个。到最近，变成了50个人中选5个。一些奢侈品活动，被选中的难度会更大。今年三月，宝格丽展会选模特，100个人中选出8个。候选人要经历三道关卡，先筛选个人资料，再线上面试选出20个，最后线下定最终的八个名额。金昊被卡在线上面试，错失了1000块钱一天，持续40天的大单。

除了订单量不稳定，灵活就业者还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

艾影今年26岁，在决定成为一位自由摄影师前，她待过两家公司，最后实在不想上班，‌‌‌‌“坐在那里很占用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还有创造力‌‌‌‌”。因为喜欢摄影，理工科专业出身的她，转行到摄影。为了抵抗风险，她同时还在网上做家居博主，也接一些运营工作。她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那类，刚转行，就有朋友帮忙介绍客户，她也顺利得到了第一波客户的认可。

但一旦遇到变量，就可能意味着没有收入。去年初，她和男友在上海市区租了一间工作室，每个月房租一万五，押一付三，几乎搭进去了两人全部积蓄。结果遇到疫情，关门两个月，那期间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父母支持生活。

租下工作室后，两人注册了一个公司，社保虽然是以公司的形式交，但也是自己出，涨价后一个月5700块钱，还增加了许多开公司的隐形成本。

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人本身都是随波逐流，交不交社保，也变成一件随缘的事情。

文|曹婷婷编辑|赵磊运营|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