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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的直播设备“你看,只要我直播间搞个新鲜的东西,就会上人。”在河南老家冷飕飕的院子,张凯告诉记者,“我前一段时间炒菜,刚开始怎么也能有几千人(观看),但是不持续,也就那几天的风。”

掉入网络的流量漩涡后,他越加焦虑,感觉自己似乎抓不住任何东西。

演杂技是他最后一次面对流量放手一搏了。

11月,张凯打扫了堆满枯叶的院子,朝有蜘蛛网的窗户上挂了几串晒干的玉米、南瓜与红辣椒,打算在这里,开启每日的直播。7米高的杂技架子又在院子架了起来,像一面旗帜般高于农村的平房。张凯的堂哥院子,用玉米,辣椒重新装璜,成为了他的直播基地再一次,他开始在直播间,把镜头对准了倒挂在半空中的自己。11月的第3周,冷风阴阴地吹,他穿着短袖或者背心在冰冻的钢管上起舞。阳光将他转动的身子打在墙上,像老去的剪影戏一样悲壮。

尽管杂技直播时长3个小时,但多数时候,张凯和一起直播的妹妹孙盼盼选择站在镜头前猛说话,让观众点点屏幕里的红心。

“点够5万赞,我给大家表演杂技”“再加把劲啊,20万赞,精彩高空杂技马上给大家献上”……直播间里,张凯嗓门很大,声音在隔壁的房子都能听得清楚。

他同时邀请了记者来当地采访,并嘱咐说:“你强调一下我是个上门女婿,描述一下这一年多我过得比较艰难,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岳父岳母。”他还希望记者能够提到“每次谈话,(我)都是含着眼泪,提到老婆的时候多么伤心……”张凯在永城市农村老家,与妹妹孙盼盼直播表演杂技

河南小孩孙盼盼比大姐孙艳艳小6岁,喜欢梳高高的马尾,眉毛弯弯的,脸上挂着善意的笑容。直播间里,她是那个在张凯表演杂技时扯着嗓门,说吆喝话的人——这是以前孙艳艳演出时的角色。

孙盼盼是如今全家最支持张凯的人。作为全职妈妈,她尤其能理解张凯想要借助直播带货谋生的想法。

没嫁给张凯前,孙艳艳也还没演杂技。妹妹孙盼盼记得,她的大姐从小很能吃苦,性格要强。十几岁时,她辍学到浙江的电子厂里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像一个男人一样能扛事”。

张凯也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10岁选择学杂技时,张凯也是想“扛事”。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他成绩很差,不想上学,只想尽早挣钱养家。

小学二年级一次逃学时,他在路边看到马戏团表演,有空中飞人在天上飞。“下面那么多人给他们鼓掌、喝彩,感觉很有光彩。”回忆起来,张凯的语气里依然有快乐的成分。

给别人鼓掌完,马戏团在现场开放招生。张凯回家就告诉务农的父母,自己要学杂技。直播表演杂技的张凯/很快,不顾父母的反对,他辍了学,拜了杂技团的师傅。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他没交学费,代价是以后给师傅免费演出3年。

练杂技的苦超过小孩的想象。每天,按照师傅要求,他咬着牙从天亮练到天黑,没有接受任何文化教育。晚上回家睡觉时,他的梦里都是杂技,有时候哭着醒来。母亲看着心疼,劝过几次:“太疼太苦就别练了。”

但农村家长也提供不出更好的路子。他记得,同村的几个孩子也和他一起练杂技,但全都从师傅手边溜了。只有他留下来了。他想证明自己,不想做逃兵。

杂技讲究童子功,从幼年练起,会奠定更好的底子。但这也会早早地预定一个懵懂的孩子未来漫长的人生。

但张凯心里清楚,这是在他的环境中,为数不多的出路。一次直播里,他告诉粉丝,河南当地学杂技的孩子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家里很贫穷,二是兄弟姐妹很多。他刚好是两者都占。

张凯父母在河南的农地待了一辈子。比起孙艳艳家所在的永城市(隶属商丘市),他的老家商丘市拓城县经济更加落后。拓城矿产资源稀缺,连像样的煤企和工厂都没有。大多数人只能立在田头寻找希望,像张凯父母一样,看着老天爷的脸色生活。至今,他的农村老家还没安装热水器,哪怕到了雪天,也要用冰冷的水洗头。张凯拍摄的老家环境/图源:@高空杂技张凯

广袤又贫瘠的平原孕育了土地上的人们学习杂技、走南闯北的心。张凯所在的商丘市,一直以杂技非遗项目为豪。当地还有因杂技闻名的虞城县、刘楼村。虞城县文化馆记录道,刘楼村至少70%的人都在耍杂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刘楼耍杂技,人人有一手”。

青年姐弟高空杂技组合“欣欣高空”也在河南商丘,姐姐19岁,弟弟17岁。他们的父亲兼经纪人超哥对记者给出了送孩子练杂技的另一个理由:“河南人太多,你过好日子,考好大学的门槛,高出北上广等地将近一倍。”

如果孩子没有出类拔萃的天资,超哥总觉得,结局是相似的,贫穷也会一代代循环。

“现在,一部分家长对孩子上学已经不积极了,”超哥说,“不能出人头地,那就(学杂技)承欢膝下,也不错。”

“影子姐”的诞生

只是,承欢膝下也很难得,杂技演员这条路不好走。张凯告诉记者,他也不是一辈子非要演杂技。事实上,他的人生曾几次偏离过杂技的轨道,最后都以失败收场。

他22岁左右时,与“厂妹”孙艳艳在商量婚事阶段,被一个传销组织忽悠到了湖南,在湖南与十几个室友拥挤地呆了三年。

他曾真挚地相信,通过“卖化妆品”,他能一夜暴富,改变身在农村的命运。

大儿子出生后,他和孙艳艳又跑到了浙江义乌,与朋友合伙开工厂,做毛衣上的假钻、碎钻。因为招不到合适工人,这笔生意半年后就黄了。两人不可避免地负债,只能去路边卖煎饺。

人到中年,背负起孩子及家庭,生活更加艰难。

妹妹孙盼盼记得,2014年左右,怀上第二个小孩后,姐姐与姐夫从外地回到了老家永城市。在外打工的两人攒不下钱,连孩子奶粉钱都是她父母出的。

回到农村的两人找不到太多谋生的办法。张凯跟亲戚干过水电装修,感到没兴趣。而永城的支柱产业——煤矿业,挖矿有严格限制和规定,矿工的工资也低。

另一个永城有名的产业是面粉厂。张凯家的小麦都被运去做白白的面粉了。但小学文化的张凯即使进厂,工资也是最低的。

他都不想去。

人在手忙脚乱时,只能操起最熟悉的家当和技能,抵挡住可能来的风暴。

一次,他终于在永城市看到了一辆宣传杂技团的车,鼓起勇气与老板打了个电话。“我是个演员,你们平时演出多吗?”很快,他收到了村里办红白喜事的演出邀请。

商丘的永城市在河南东边,与江苏、安徽三省交界,与安徽亳州、淮北共享一套方言。张凯渐渐摸清,相比于商丘本地,皖北的演出更多,“那边农村办事的多,小孩周岁宴、六周年宴,老人祝寿,都要请人(演出)”。

2014年,开着摩托车,张凯去周边县市独自演出。女儿出生后,有人给他们支招,“我们这边都是两口子一起干的,两个人演不仅能省路费,还能开更高的价钱”。

孙艳艳就这样跟着张凯踏上了演出之路,丈夫演杂技,她做主持,偶尔唱个歌。一开始,她也拉不下脸皮,长年在电子厂工作的她,习惯了只是做事,哪有那么多说话的缝隙。

然而挣钱是第一要务。张凯回忆,第二年春节(2015年),一个老板突然找上门,付给他们1.5万,从腊月十五演到正月十五。

一个月的速成演出,让孙艳艳变成了情绪高昂的主持人。身材标致的她有了口才,看着更像经过专业训练的演员了。第一次尝到钱多的甜头,孙艳艳激动着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影子姐。影子组合昔日表演图要挣钱,就要做更多原本不会的事。张凯记得,春节后不久,演艺公司的朋友对夫妻俩提了一嘴,如果夫妻俩搭档能演高空杂技,出场费会再高一个台阶。

“她听进去了,对我说,‘你不是就会高空吗?咱们自己也焊个架子,你手把手教教我。’”

张凯起初对妻子的要求也不同意,“觉得她学不会”。但2015年那阵,高空杂技演出正在河南、安徽小县城等地随风而起。高空杂技演员变得紧俏,价格确实诱人,10分钟的一次高空演出,一场至少有600-700元。

孙盼盼则把姐姐的选择归结为性格因素,“她很好强、能吃苦”。“我哥(指张凯)是上门女婿,我姐姐不想让人瞧不起。”

她记得,以前没有演出的时候,孙艳艳夫妻俩会在老家麦田里松软的泥土上,架起高空的架子,悄悄练功。张凯也偶尔在短视频上发布他的练功生活:做俯卧撑、爬墙、上吊环、拉弹力带,把一根根青筋都暴露在脸上。

孙艳艳也跟着学,丈夫练什么她做什么。张凯说,只练了一两个月基本功,她渐渐能上7米高的架子,和他配合表演了。

30岁的影子姐,就在几个月间,蜕变成了高空杂技的“影子组合”。

他们上路了。

没有安全网的一生

回顾“影子组合”的过去8年,张凯和孙盼盼都很难具体描述,“影子姐”是怎么熬过来的。

身为家里三个女儿的长姐,孙艳艳一直给妹妹表现的是大女人的形象。盼盼看过影子组合的演出,“现场吊得高高的,姐姐的头要往下掉,都是那种很危险的动作”。她坐在底下看时,心都突突地跳。

“我还问过她,你不害怕吗?在那么高的地方倒着,你不害怕吗?”

每次,她都收到姐姐的安慰,“不会害怕。”

“习惯成自然。”孙艳艳告诉妹妹,平时她在高空架子上练多了,表演时被吊得多高都没有感觉。

孙艳艳的短视频账号,简介写着:记录宝贝的日常生活

张凯也说,妻子很少和他说起从事杂技的苦和危险。他只记得,自己在2015年刚与妻子做高空搭档时,即使他从小练杂技,身体都无法适应这样高的强度。

成为影子组合的第二年春节,张凯的胳膊两侧止不住地疼痛,渐渐抬都抬不起来了,连脱衣服都无法靠自己。他猜是胳膊积液,去医院扎针、贴膏药、喝中药都没用。

“但(当时)没有办法,要过春节了,活都接好了,有那么多演出。”从腊月十五到正月十五,当地最流行办红白喜事的日子。这段期间,只要有活,张凯和妻子都会接上,“最多的一次,一个晚上要演三场,赶三个不同地方”。

忍着疼痛熬过忙碌的一个月后,张凯突然发现,胳膊不自觉地就好了,“把积液全给拉开了”。这也是张凯的人生经验。屡次面临人生关卡时,他就是这么选择的。硬着头皮上,先挣到钱再说,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不过,好挣的钱总会消失。搭档表演高空杂技1年多后,张凯夫妇很快发现,周边的杂技演员们都焊了个架子,“不管演得好演不好,都要弄个架子演高空了”。

于是,张凯和妻子率先接受了吊车杂技表演,用吊车把自己升到十几米高,表演更惊险、骇人的动作。

河南周口“00后”高空杂技演员小茹也是2015年左右开始学习杂技的。小茹记得,当时村落间,人们都热爱看高空杂技,强调惊险、刺激,做出高难度动作。演出方还经常会在农村观众前强调,演员们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甚至,没有安全措施本身,就是这类杂技节目扎根于乡土中最大的看点,也是这行报酬高的缘由。

在村落间靠着熟人口碑一步步做起来的张凯,积极揽活。虽然没有安全网,他也尽量把表演动作做全,“既然答应了人就要尽力演好。不然别人怎么会下次想起你,叫你(演出)呢。”

抱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冷天还是雪天,只要有活,“影子组合”都会配合度很高地完成。每天,夫妻俩睡到自然醒。有活的话下午出门,有时去安徽,有时去江苏,或者到更远的山东,演到凌晨再回来。张凯老家的环境雨天最让人讨厌。张凯回忆,雨天演完下来,他们的演出服湿湿地沾着肉,裤脚还会扯上泥。但不管雨点怎么样大,风再怎么刮,他也从没想过去和主办方协商,加个防护网、安全垫,买个保险;又或者,直接撂挑子不演了。

甚至,这类表演连演出合同都没有准备。熟人或者经纪公司叫去了,给张凯转账,那他就去了。

回报在他眼里已经足够巨大。演高空杂技的第四年,2019年,张凯终于不再身无分文,在永城县城沱河畔买了套四室两厅。小区绿化率高,周边有一个小学两个中学。房子有贷款,但没关系,车子也很快会有的。他们的生活开始被人羡慕了。

坠落四口之家的幸福停留在2023年,那个充满尖叫的夜晚。

妻子离世后,张凯拿到140万的赔偿金,一半用来还清了房贷,另一些给了岳父岳母。“钱都不在我这里。”他对记者说,又开始要为生计发愁了。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育,他们的学费、生活,以及长大成人后立足社会所需的钱。

他不能让孩子像他一样,赤手空拳地面对人生。

2024年11月,永城县城的大房子来了暖气。但张凯却开始天天出门,每天往车程20多分钟的农村老屋跑。这一路,需要经过至少3座大工厂,5根对外排放白烟的烟囱,两条运煤铁道专线,还有难以尽数的车尾沉重的运煤大车。

冬季的村庄异常沉静。农忙期也过了,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孩子,和写着“专治阳痿,专业戒酒”的煞白砖墙。

为了做直播,张凯成为了村庄里少数的“噪音”,每天热情洋溢地介绍产品,表演杂技。

但私下里,张凯显得更忧心忡忡。经历过从去年的“爆火”,直播在线人数几万人的巅峰,张凯对直播和网络也有了新的理解。“网络这个东西它不可能让你一直火的,流量(火)那一阶段,你抓不住就没有了。”他告诉记者。

“你看我朋友沧海一舟(河南千万粉丝网红),现在怎么样的人气?也就剩三四万人了,以前都是10万加。”张凯说。

既然流量难以琢磨和抓住,为什么还要执着呢?张凯回答说,“但是像人家这样,钱已经挣到手了。”

张凯又补充道,“也有做(直播)得好的,挣大钱的人。如果我以前直播做好了,人气高了,我没必要现在把架子给搭出来。”

现在的他,充满了一种错过时代的遗憾。他反思自己在妻子出事后,太早出来直播带货,“别人看到你了之后,就没啥稀奇了”。他也认为自己缺少成熟的策划,“后来才知道,如果说当时不直播那么早,不卖货,就一直坚持发视频,粉丝可能会比现在多得多,100万都有可能。”

网络把他扔进了一个更光怪陆离的社会,将他过去所直面的无法理解的差距都呈现了出来:有人在网上一夜暴富,有人坐享其成,有人日入过万,有人事业起飞,别人过得好像都很不错。

这一次,他以为机遇终于给了他。有了网络,他或许能继续在永城市守着家,与他上初中的儿子和上小学的小女儿呆在一起。就做直播带货,自己养大一儿一女。

但即使下了播,张凯也是焦虑的。他总忍不住刷手机,看看河南当地的网红在做什么,他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新花样。他还需要链接各类电商资源,家里堆积如山的快递纸盒就是很好的映证。同时,他还要与各种直播运营朋友讨要带货经验。

这些信息量有时候让他感到压力,晚上焦虑得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掉。有时候,他忍不住想:“我就一个人,没有文化,没有团队。还有保守的,要面子不愿出镜的父母。这怎么搞啊?”

人生似乎又要再回到熟悉的轨道上。11月的第三周,张凯告诉记者,如果这次直播演杂技流量表现还不好,他还是无法卖货,或许他以后还是只能出外表演杂技。

“如果要演可能也还是高空(杂技)。因为我的演出资源都在那,名声打起来了,出场费会高。”直播表演杂技的张凯

记者结束采访后,11月25日晚上,张凯又开直播。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是正式演出。他光着上半身,久违地穿上了正式的演出裤和白色演出鞋。

夜里,气温只有约3度,他挂在吊车上,拉着从吊车垂下来的绸带,表演让现场惊呼的单人高空杂技。

直播画面停留在夜晚11点多。

上千人的直播间目睹到了同一幕。现场的主持人正在热闹地渲染气氛,“来吧掌声,给打打气”。话音刚落,挂在吊机上的绳子突然断裂了。

正在翻跟头的张凯从数米高的空中坠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哎呦。”现场男主持大叫。直播画面就此中断。

事发后一整天,张凯的电话无人接听,记者也联系不上他。27日,张凯的社交账号更新,其二哥对粉丝们报平安,称张凯已经脱离了危险期。画面中,张凯卧在病床,面部肿胀,举起手掌示意,手上仍有血迹。

你躺平的姿态终于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偷懒彻底的舒展死亡甚至令你感到久违的松弛

我不想再考证你的生平在一个吵闹的时代就用那个最朴素的词称呼你:一个人不是一匹马或一台机器

一个人只可能为了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在越过极限时会故意遗忘掉痛苦的重量那几乎是一种习惯

是遗忘使你变轻的吗?你突然回过头看见爱过的人已远远地站在身后隔着一场闷热的梦而这个夏天再也捂不热你的尸体

“就蒸发掉我的一生吧”你说。汗的一生连流泪的水分都不够而那个完美的算法在计算出路线和效率的同时是否也算出了一个人体内绝望的盐是否也算出了他肩上透明的债

在共和国的夜晚那个崭新的算法是否能算出一个奴隶陈旧的命运和他草率的一生

口口2024年9月10日

一个快递员之死

2024年7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时左右,远在南京做“特种兵”的夫人连续打我微信语音,没接通,又打我手机电话。

原来小区内某个快递员突发心梗去世了。

她嘱咐我们没事不要外出瞎晃,太热了。

我自然十分震惊。

但大致也能猜到是什么原因。

01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原本我午后1点钟左右就要到小区外边的河边走一圈,大概10分钟,锻炼自己的抗热能力,也让自己出点汗。

由于河边有一排树,阳光遮掉很多,一圈还是能走下来的。孰料,第一天走了就发现手臂裸露的地方发疼,有点晒伤的意思。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件防晒衣,在知了发炸的鸣叫声中继续我的午间散步。没走3分钟,半圈也没走完,感觉人被热浪环绕,阳光耀眼,心里发慌。

赶紧回家洗脸吹空调。大口喝水,冷饮虽然很馋,也不敢立即吃。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早晚时分,我总是碰到这个快递员和他的老婆在辛勤地卸货。

这个快递员,姑且名之为王六。

第一次遇到他们夫妻俩,是2022年“大决战”刚结束。那个时候小区来了很多陌生的快递员,有的忙完那一阵就回老家了,有的则留下来了。

他们的勤劳不必说,做事动脑子也值得肯定。他们是较早在小区门口把快递聚起来叫顾客来拿的。这么做的快递员其实也不少,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顾客还是十分尊重的。

他们搞了个遮阳篷,把快递遮起来;他们也接受顾客的要求送货上门;而且,他们能够体谅顾客的特殊需求。

王六去取货的时候,他老婆就守在遮阳篷那里,等待顾客来。晚上结束得也很晚。顾客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我这个人对于规则比较敏感。一直觉得快递就应该送货上门。有几次打电话给他们,王六也毫无怨言地送来了。不像有的快递员,啰嗦个没完,还要吵架,甚至动武。

有一次,一个快递丢失了,责任也不清楚。也就是说,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在哪个环节丢失了。王六主动上门和我说,意思是,快递多少钱,他赔给我,也不要投诉了。听得我十分不好意思。这事也不了了之。

一来二去就熟了。

一次带着儿子去散步,在小区门口正遇到他们夫妻俩吃晚饭,桌子上摆着一些水果。我儿子多看了几眼,王六便客气地招呼他吃。

我想,或许如此善良也是他在高温天发生不测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02后来小区群里热闹了一下,因为居然有人把快递驿站开到了小区里,并且就在小区小门那边。从此很多快递就直接放到快递驿站了。

讨论、争论自然很多,我们也能猜到大概的内容,比如扰民问题,比如是不是从此快递就不上门了,等等。但是,似乎很快,很多人便感受到了某种便捷。

由于不是放在快递柜,可以不去管超时的问题。由于就在小门那边,等于上下班顺便可以取快递。更重要的是,似乎快递员也不拒绝顾客要求送货上门。

等我第一次去快递驿站,才发现原来是王六夫妇承担了这个生意。他们在一楼租了两室的样子,月租四五千。既当快递驿站,又当住宿落脚点,一举两得。不得不承认夫妻俩还是很有做生意的脑子的。

驿站那里便更忙了。我去取货的时候,时常看见王六开着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车的包裹,卖力地卸货。他老婆则负责一日三餐,以及帮忙顾客取货。她手里拿着个机器,耐心地询问顾客取件码。如果没有取件码,手机尾号也行。

一次,我的一个快递到站,我正好要出去走一圈,实现我这个文字工作者每天的运动量。到了驿站,王六老婆说,货物有点大,王六准备傍晚给我清货上门。

货物正放在驿站门口。我知道那只是一箱水,虽然重,也能承受。便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抱起箱子慢慢走回家。

大件送货上门,或者一切快递送货上门,自然是规则,也有实际考虑。但是,如果是今夏这样的酷暑,缓一缓也是可以的。

不会拒绝顾客的要求,或许也是考虑到投诉之后的代价,在高温天依然持续辛勤劳作,无疑是造成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六夫妇估计是山东济宁人。我之所以知道,因为一次我人在外地,他打我电话告知去取快递,电话号码显示的是山东济宁。他们的孩子没带在身边。

当王六无数次地从三轮车上搬下快递的时候,他心里憧憬的是什么,我也没和他聊过,不可知。

或许换一个更大的快递驿站,加快吞吐量?

同时换一辆更大的货车,加大承载量?

也或许是雇佣一两个帮手,把生意做大?

但一切,都在2024年7月21日这一天戛然而止。

次日,父亲在儿子陈旧的床垫底下,发现了他从未被人知晓的经历。

儿子赵伟有一本供血浆证,还有一张被认定情况“危”的“入院证”。静乐县人民医院在1月5日诊断,赵伟“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悲伤的父亲经儿子朋友的提醒,将矛头对准了在过去8个月里抽了赵伟16次血浆的“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以下简称“忻州血浆站”)。

这个血浆站,在城区有一栋四层楼房。四层血浆站开外,豪华高耸的小区正拔地而起,发出突突声的机器打着地基,为下一座高楼做准备。

很少有人注意到,很多像赵伟一样的县城青年,每隔约半个月,会坐上一次献血浆的大巴或出租车,朝市区驶去。那里,他们的血液会被一个比平常抽血更粗大的针头抽出来,分离出血浆,再将红细胞等血细胞回输体内。

血浆站得到一袋600克的黄色血浆;被抽血的人,会换来一笔误工费,200-400元不等,附加一顿饭。

在山西,这通常是一碗面;在山东,是大肉包子;在江西,那就是小笼包。

这类人有相似的处境:学历不高,收入低,自己为自己兜底。许多时候,他们在这片大地上保持沉默,沉默得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杨树,被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理应在不利的环境里,自寻生路。

男孩之死

在忻州市区向西120公里外的静乐县城,人烟罕至的黄土高原与盎然的绿无缘,灰色才是三月的主色调。

赵伟就在忻州人眼里“又偏远又穷”的县城长大,没离开过。他的家位于县城外围的公路旁,对面是加油站,大货车与客车从此呼啸而过,路人的眼睛总被吹进风沙。

3月,阳光逐渐毒辣,县城青年之死开始引发骚动。

张乐的文具店离赵伟家600米。她扯着尖嗓门告诉我,前不久,一个年轻的男孩“抽血浆,抽死了”。“我们一般家庭哪会献血浆卖钱啊?”在这位老板娘眼里,献血浆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举动,她无法理解。

文具店再隔几个店铺,去年秋天新开了一家绿色招牌的站点——“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静乐宣传点”。赵伟的离世曝光后,它已经停业。

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静乐宣传点张乐曾往里头张望过,平日站里人不多,有三四位护士。但她经常能看到门口停着车,将聚集在此的人“拉走”。

但对于死去的赵伟具体是谁,绝大数人是无知且沉默的。

他生前在离家约2公里的网吧工作。在空气不流通的网咖一层,横七竖八地摆放了二十多张电竞桌椅。聚集在此的年轻人和中年男人多数都在打游戏,有的趴在桌子熟睡。没人想得起曾在此工作过1个月的赵伟。

父亲赵志杰声线沙哑,告诉我,孩子去年12月在县城网吧当网管,每天早晨出门,晚上11点下班,到家后还要算网吧的账。在死前约一周的时间,他开始生病——出现一种疑似感冒的症状。

“我给他喝药吃罐头,每天给孩子兑水。我还以为这孩子累着了,让他好好休息。”

但在外工作久未归家的父亲也不知道,在赵伟开始献血浆的2023年里,自己的孩子在哪工作,平日会去哪里。

住在赵伟家楼下,早点店老板娘李艳对这个胖小伙倒是有些印象。

她家与赵家共享一个院子和一幢二层平房。小伙子的生活轨迹,通常是经过她厨房后门吱呀作响的楼梯,走出或回到二楼靠近公路的家。

这个二层的家,里头也像二层建筑的外墙一样,陈旧且简陋。靠近走廊的窗户落了厚厚的灰,家里的白墙老得有点发黑。在向北窗边的小房间里,只摆放了一张床,连衣柜也没有。

李艳记得,赵伟身上总穿着那么几套衣服,但“小孩爱干净”,平时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

赵伟有动静时,她总能听到——因为体重很重,楼梯会发出沉重的响声。

还是因为胖,李艳回忆,赵伟来店里吃饭,她会做招牌上没写的加大份馄饨。每当这时,他还会从兜里掏出一包方便面,也不愿麻烦她煮,将干面饼泡在馄饨汤里。

这位从云南迁徙而来的女人也曾细心地发现了“生病”前后的区别。1月时,李艳还和家人说过,楼上的小孩走路不再有发出沉重的响声、听上去很重的声音。

他的脚步愈发轻,愈发爱拖着地板走。

直到1月15日,死亡突然降临楼上的家庭。

另一个世界

无法承受的父亲查看医院单子、儿子的手机才发现,孩子还有另一个世界。

去年5月,赵伟主动给一名李姓友人发微信,问他:“抽血浆的活,现在还能不能行了?”

他至少在一年前就得知血浆站的存在。红星新闻报道称,2022年,没钱上网时,赵伟曾和朋友开玩笑,“不行也跟(李某)一样,卖卖血”。

赵志杰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5月3日,赵伟开始和一名微信备注为“吕姓忻州血浆站”男子,沟通到血浆站献浆。

赵伟与吕姓男子的聊天记录2023年5月18日,吕某问他,“明天来不?”他果断地回复,“来”。这是他人生第二次献血浆,获得了比第一次更多的280元“误工费”。

之后的2023年6月1日和6月20日,赵伟都主动询问吕某,他是否能够再次献血浆。从此以后,他像搭上了时代的快车般兴奋,几乎每半个月,就坐车前往忻州,在8个月共计献血浆16次。

他还曾在2023年7月发微信给吕某,主动询问他,“静乐分站什么时候弄了?”

“我想去了么。”他说。

对于儿子去年热衷“献血浆”,赵志杰认为,这是血浆站用金钱诱惑、拉人头等方式,“诱导”其献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1月5日,赵伟前往静乐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该医院入院证显示,赵伟入院情况为“危”,诊断其为“心悸原因待查,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疑出现造血功能障碍。血清检查报告单显示,赵伟的“血清总胆红素测定”“血清总蛋白测定”等多项指标已不在正常值。

赵志杰说,事发后,他曾通过报警、拨打市长热线等方式反映赵伟情况,但都未得到答复。过年后,他四处联系律师,准备走司法程序,调查孩子献浆的忻州血浆站。

忻府区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在3月19日答复媒体时表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赵伟去世,需要医学损害鉴定或者司法鉴定,只有这样才能划清死因责任与单采血浆站有没有联系。但1月15日当天赵某就已经入土安葬,距今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想通过司法鉴定或者医学损害鉴定,还需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献浆青年

每两周献血浆会否给身体带来损害?

赵伟的好朋友,22岁的赵魏站向支持的一方。

赵魏也在静乐县长大。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喜欢自己晒开车的视频,以及对着镜头抽烟、吞云卷雾的模样。

2021年,他经朋友介绍,与小2岁的赵伟认识。后者打得一手好游戏。

赵魏记得,网吧有一个游戏排名榜,赵伟每次都拿第一,而且是“断崖式地领先”。“别人都拿一两千分,就他三四千分。”

这一年,也是赵魏第一次知晓“献血浆,赚补贴”的产业。他回忆,2021年,忻州血浆站的宣传人员,将摊位摆到了县城的中心广场上。

广场位于静乐县城人流最集中的便民市场对面。等待接孩子的家庭主妇、老人,无所事事的绿头发青年,都会来此打牌、唠嗑或单纯晒个太阳。于是,当一个新鲜事物来临,哪怕是发传单的人,都会成为全场的焦点。“包车接送,对身体有好处,每次还能得到一定的误工费。”赵魏记得工作人员的话术。他在忻州血浆站的摊位上,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与献全血不同,献血浆是仅捐献血液中的液体部分,约占人体血液的55%。而根据我国《献血浆者须知(2021年版)》规定,献血浆的两次间隔不得少于14天,成人一年内累计献血浆次数不得超过24次。

与此对应的,采集血浆的主体也与献全血有区别,单采血浆站的运营主体一般是企业。采集的血浆被其用于制造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各类血液制品。

区分两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献全血通常无偿,而献血浆者会有一笔补贴。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对南风窗解释,献血浆的补贴标准在全球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并且可能会随时间调整。

“在中国,血浆站给予的补贴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营养和交通补助费,另一部分是根据献血浆量和频率提供的奖励金。”

山东一县城“80后”林明月,正因为补贴和丰厚奖励,从2021年开始献血浆。

他给我拍了献血浆时粗壮的手臂,上面有纹身,插着粗粗的针管。

与赵伟一样,每过国家规定的14天最短间隔时间,他就坐上车,朝市区的血浆站走去。过去3年,他每年都献了“顶格”——24次血浆。

“顶格”的好处,林明月说,不仅可以拿到更多的误工费,连年末的奖品都是最多的。“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一年捐1-5次(浆),血浆站就发5斤大米;5-10次的话,他就发20斤大米。”

至于为什么图每个月多出的600余元,他显得轻描淡写:“不图什么,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有多少花多少。”但说到血浆站周年庆、春节举办的抽奖活动,“一等奖有洗衣机、冰箱”,李明月的语气又变得兴奋。

2023年,林明月收获了血浆站奖励的最高等级的礼品,一个沉甸甸的坚果大礼包。

3年前,走上的献浆之路,似乎对他的身体没有带来太多改变。“献浆完缓几个小时,多喝水就好。”林明月告诉我。他暂且没发现献血浆给身体带来的负面反应,“(就算有)无所谓”。

重要的是,献浆的钱,比他在学校食堂上班的日薪200元,“来得轻易得多”。

赵魏也是为了拿补贴,在2021年连续献了三次血浆。但他发现,献完血浆后,“身体虚脱得厉害”,具体的表现是浑身没力气,又没了精神。这个症状通常要在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好转。

他接下来发现,自己身体免疫力出现下降。他变得容易生病,小病也需吃药控制。

从此以后,赵魏极少献血浆。

于是,2023年5月,好兄弟赵伟问他忻州血浆站人员的联系方式,他没回复。

一切还是没能抵挡住,19岁的赵伟通过另外的朋友,走上了献浆道路。

“缺钱,我家娃娃性格内向。”这是赵志杰解释的儿子献浆原因。

他发现,没钱时,赵伟也不向家人求助。而翻看儿子的聊天他才发现,赵伟曾因为3元向朋友借钱。

而在赵魏的眼里,认识赵伟的三四年,他一直都是“自力更生”。父亲长期不在家,他的母亲有精神疾病。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一家之主”,要给母亲做饭,照顾两人起居。多位邻居也记得,这位少年从小学毕业就开始辍学,与母亲共同生活。多年来,他靠到网吧当网管,或者当服务员维生。”

这位“条件差”的孩子也没有县城青年标配的电动车,出门全靠走路。赵魏回忆,一年的多数时候,性格内向的好朋友就愿意“宅”在家里。男孩们出去玩,无非是“打桌球、打游戏,出去吃个饭”,赵伟很少出现。

“只有我叫他,他才会愿意出来。”

他也是少数到过赵伟家的人。

赵魏评价,这个家“完全没有家的样子”。房间格外阴暗,“家徒四壁”。走进去,屋内没配备打英雄联盟需要的电脑,没有安装电视,甚至,也没有沙发。到了冬季,赵魏记忆里的赵伟家,光又暗了些,暖气似乎也不起作用。因为不够暖和,赵伟的妈妈整天裹在被子里,”也不下床走动“。

这种情况下,赵魏也认为,献血浆是好朋友缺钱不得不做的举动。血浆站补助的两三百块,“对他来说相当于别人两三千,能维持他很多天的吃饭”。

赵志杰也想知晓,儿子的钱到底用在了哪里。但血浆站多数时候补助的是现金,而儿子逝世时,微信余额和钱包,都已经没钱了。

他从聊天记录发现,2023年下半年,赵伟很多线上的金钱往来,给了网吧。他愿意让别人垫钱上网,也会自掏腰包补上网吧账单的缺口。

有人问他借钱,10元、15元、20元,只要他有钱,都愿意借。

他最后一笔大开销,是去年12月买的一部新手机。

那个月,山西已经供暖。赵志杰在过去4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一家三口得以团圆。

他没想到,他这个刚成年,体重200多斤的儿子,会细心地注意到,自己在用亲戚给的老式手机。

半个月后,赵伟直接把一部智能手机摆在他面前,对他说,“爸爸你用新的吧”。

他在儿子去世后才知道价格,这部智能手机,花费了赵伟950元。

1月13日,生病的赵伟没忘记让父亲帮他取快递。

快递盒子直到他去世后才被打开。

那是一双价值68元的女鞋,妈妈的鞋码和款式。

可能的漏洞

冲着钱捐献血浆,是众多“赵伟”“赵魏”等县城青年主要的心思。

202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者在一篇论文里,对比了全血捐献者与单采血浆捐献者的人群,发现两个群体之间显著的差异。

前者,捐献全血人群,随着学历的提升而人数增加,大专/大学学历及以上人群占比最大。而血浆捐献人群恰好相反,初中学历的人占比最大,大专/大学及以上献浆的仅占4.5%。

群体之间的悬殊,研究者在论文指出,这是因为“我国对献血浆者有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对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吸引力更大”。

另一组数据也说明了不同人群的参差——血浆捐献人群家庭年收入小于3 万元的占比最大,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容易被金钱刺激的低收入群体,支撑起了需求庞大、竞争激烈的血液制品市场。

赵伟献浆的忻州血浆站,母公司是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坛生物。在3月28日公布的年报中,天坛生物披露,2023 年有79家在营血浆站,共计采集血浆2415 吨,同比增长了18%。这个浆量,约占行业总采浆量的20%,居行业第一,成为天坛生物年报中列举到的“公司优势”。

当商业的力量推动采浆,长期研究医疗健康法的邓勇认为,企业有可能滋生的漏洞分为几类:一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未充分告知捐献者可能的风险。

二是过度采集,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捐献者的健康状况;

三是,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

赵魏对南风窗回忆,忻州血浆站为了招揽客人,鼓励他们14天期限一过就来献血浆,这样给的补贴更高。赵志杰也从儿子聊天记录中看到,如果赵伟在上次献浆后隔14天后迅速献浆,“忻州血浆站就能多给他几十块”。

赵魏记得,他在忻州血浆站捐献血浆,仅第一次做了全身体检。接下来的几次,他在捐献血浆前只是量了血压,就可以完成献浆。但按照《献血浆者须知(2021年版)》的要求,每次献浆前,需测量捐献者体重、血压、脉搏、体温、胸部、腹部,符合要求才能献浆。

而许多血浆站对外的宣传手段,也有争议。

以忻州血浆站为例,在“静乐宣传点”的店铺里,墙壁上贴了一张显眼的海报,列举了献血浆的重重好处。

这些好处包括:“定期捐献血浆,有利于去除体内的高脂血浆,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定期献血浆还能有效预防缓解风湿、痛风、关节疼痛。”类似的文案在众多血浆站的公众号也在传播。例如,《献血浆的十大好处》《捐献血浆这些好处你知道吗?》。

但献浆对人体的影响,本身具有两面性。临床医生对此的态度更为谨慎。

谈及这一话题,江西省赣州市立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高鳌谨慎地说:“献血浆对人体不能说有坏处,也不能说完全有好处。”

血浆中,有90%-92%的成分是水,其余是蛋白质、无机盐、脂类等。高鳌告诉我,献血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减轻血脂,这是因为人体血脂粘稠度的成分主要在血浆里。但与此同时,血浆中包含球蛋白、凝血因子等重要成分。

“人若长期、频繁献血浆,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出现凝血功能障碍。”他说。

高鳌解释,即使按照规定每隔14天献浆,但是人若长期频繁地献浆,也有可能造成贫血。这是因为,红细胞的形成除了需要铁、叶酸、维生素,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子——血浆里的蛋白。如果蛋白不足,生产血细胞的“原料”不足,便会造成贫血。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教授马军也对媒体表示,献血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但是不提倡长期献血浆。长期、频繁献血浆有可能导致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下降,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

所以,“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不建议长期、频繁献血浆,”高鳌总结,“每次献血浆后,要加强营养,多吃高蛋白的食物。”

19岁的赵伟,显然是没补充多少蛋白质的人。

沉默的人

赵魏记得,这个200多斤的朋友平时只爱买挂面,或者几个馍馍,“一年没吃上几顿肉”。

有几次,赵魏傍晚去他家,发现没开灯。

“我问他天快黑了,为啥不开灯。他说开灯浪费电,交不起电费。”

他感到悔恨的是,自己没见到长期处在黑暗的好友最后一面。这位22岁的年轻人,也已走出社会,干出卖体力的活。只要有工程,无论在忻州、太原还是省外,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离开那灰色故乡,飘向需要开挖掘机的工地。

2023年,他见赵伟的次数越来越少。

赵志杰也因特殊原因长年在外。在外的日子,他每年会给儿子打一次电话,“在他生日的那天”。

亲密人的缺席,让这位少年在更多人面前保持着沉默。一位厨师好朋友在得知他去世后,给他发了很多条微信,哭诉说,“胖,我一直以为你是上班的,挣好工资呢。怎么从来不知道你去献血浆呢?”

“作为好朋友,我竟然没有发现你(献浆)。如果我早点回去找你玩,制止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微信那头,少年始终沉默,给朋友们最后留下了“为人仗义”的“老实人”形象。

可以肯定的是,在2024年1月5日,他前往静乐县人民医院,被检查出情况“危”时,他仍打算将秘密埋藏在心底。他拒绝了住院,也没填医院要求的家长电话。

他将紧急联络人电话一栏,写了一名联络多年的网友电话。

他给她备注“天使”。

赵魏知道,“天使”网友人在广东。每次和她聊天时,是赵伟看上去最快乐和幸福的时候。

没有人清楚这位19岁的少年在临死前的最后10天在想什么。聊天记录显示,赵伟只把糟糕的身体情况,告诉了“天使”。

那几天,赵伟没有食欲,只吃得下水果罐头。“天使”一直在手机那头,劝说2000公里外的赵伟,保持进食、多吃东西。

赵志杰说,他从两人聊天记录来看,儿子低估了疾病的严重性,“以为是比感冒重一点的病”。直到1月15日,赵伟全身无力,失去意识,离开人世。

远在山东的林明月,在新闻上听说了赵伟之死,仍打算继续献浆。

他不愿考虑频繁献浆的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

“我们这种人,在满是泥泞的底层生活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告诉我,“如果有一种相当简单不那么困难的方式挣到钱,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在山西的赵魏想起来,好友赵伟一直有个心愿没实现——去广东找“天使”见一面。他还喜欢纹身,想学这门技术,以后做纹身师。

但因为照顾妈妈、上班等原因,这些心愿成为了县城青年日常遥不可及的梦。

如今,遥远的梦随着死亡,彻底破碎了。

(张乐、李艳、林明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