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时光慢，从前的路途远，从前的距离以脚程计算，到震泽是一个半时时，到南浔是两个小时，到庙港也是一个半小时，到县城吴江的车一天只有两班，还是去苏州的过路车，每次买票都像打擂台。幸好，从前的人都很少出门，出门也是靠走路，哦，不，还有坐船。

能跟着父亲上街，大多是坐船的，坐的通常是生产队里去镇上交公粮的船，满满一船稻谷或者麦子，小小水泥船吃水很深，随时有沉没的危险。

那时候的河流上都装有水闸，只在规定的时间里开放通航，印象中一般是早中晚三次开放。小时候见识少，水闸的开起与关闭在小孩子眼里简直如同神迹，看闸起水流，闸落水止，差点要误了上船，虽然，每一个看管水闸的人都很凶，嗓门很大，每次都吆五喝六的样子，仿佛掌控着生杀大权，船家则唯唯喏喏，因为赶不上开闸就会误时，等个一上午，公粮肯定交不了，这一天就算白耗了。为了能赶上早上的开闸时间，一般凌晨就要起来了，往往船到闸口，天还黑着，饶是天黑，每次都能看到水闸边那棵巨大的银杏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水闸口都有一棵银杏树，两者如同标配，现在想来，很可能是从前延用下来的某种传统吧，就像从前村口都有棵大树一样，是一种象征。

从我们的村庄去震泽，还要经过在小孩子眼里像大海般波涛起伏的徐家漾，天气晴朗时还好，要遇着阴天，每个人都提着一颗心，直到船只平安进入小河港，才能把心放下来。在生产队仓库的白灰墙上明确写着，震泽交公粮是近差，虽不是去苏州卖青菜这样的远差，但交公粮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先不说要把稻谷搬上搬下的体力活，就是粮站的人验收谷子时，大家心里都打着鼓。粮站的人一会嫌谷子不够洁净，一会又嫌不够干燥，若给的等级低了，回来的船上大家都心事重重地不说话。联产承包之后，往往是几家人拼一条船去交公粮，因为事关自家，心事更重。小孩子虽然不懂得这些，但情绪却严重被影响，跟来跟去大半天，小馄饨也吃不上一碗的日子也是有的。

但我父亲却是个例外，上岸第一件事便要带我们去吃街上的小吃，在他看来，好不容易带我们出来一趟，吃点好吃的是头等大事。只有一次例外，父亲把一个深绿色的手电筒遗忘在水闸桥上了，直到交完公粮才想起来，那时候，手电筒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件家用电器，那一次，父亲偏又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出来，三个人在大街上大眼瞪小眼，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是极度节俭的人，丢了手电，父亲免不了会被一顿责骂，说不定还会大吵一架，我和妹妹都心疼父亲，更怕父母因此吵架，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好办法，买个一模一样的新电筒回去瞒天过海。我们几乎走遍了镇上的每一家五金电器店，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电筒是8毛7分钱，为了省出这笔额外开支，我和妹妹坚持只啃干粮，小馄饨都没舍得吃一碗。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一直甜蜜地守护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相亲相爱的感觉却一直在。

父亲个子不高，走路却极快，一早上能来回一趟南浔而不影响出工。妹妹十六岁的成人礼，父母送她一块宝石花的手表，这在当时是一件昂贵的礼物，没想到，手表买回家时，却发现背面有一条轻微的擦痕，虽不影响使用，到底心里有个疙瘩，父亲二话没说，趁着午休，去庙港走了个来回，换了一块称心如意的手表。我高考那年，因为不敢回学校取分数条，父亲也是在大热天的中午去震中走了个来回，取回了我的高考分数，因为考得出乎意料的好，父亲说回来时像是飞着回来的，还在路上买了一个用他的话说红得像‌‌‌‌“野人血‌‌‌‌”的大西瓜。

和所有乡下人一样，父亲十分勤劳，心算功夫也远超一般人，他应该是可以创造幸福生活的，可惜从小体弱多病，这在凭体力吃饭的从前的乡下，真是要命的事，大抵这也是他一直要求我们努力读书考学的根本原因。

如今，乡下的河道早已不通航，舟楫往来的情景早就消失不见，那些木船水泥船挂机船仿佛一夜之间消失无踪，步行走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想想那个时光缓慢却步履不停的年代，却也有种别样的美好。

父亲节的前一个星期，我与内子去圣地亚哥的海边小屋度周末，也趁机与在那儿工作的大儿子路加一起提前庆祝父亲节。每次与孩子们相聚，我都很珍惜这美好的时光。

我们在一家叫做Mimi's Cafe的餐厅吃午餐。这是一个以前我们经常光顾的美国连锁餐厅，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个餐厅里做的法式风格饭菜。餐厅最早是由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驻在法国的美国飞行员Arthur Simms创办的。二战法国解放后他在一个派对上邂逅了一位名叫Mimi的法国女郎，于是便以她的名字为他后来创办的餐厅命名。现在这个连锁餐厅已经发展遍布到美国二十四个州了。

那天来吃午餐的人不多，我惬意地坐在宽畅明亮的餐厅里，打开菜单挑选了一份贻贝（海虹）面条，内子则点了一盘沙拉。为我们服务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侍者。她讲话彬彬有礼，总是带着微笑，给人一种亲切感。她胸前带着一个小胸章，上面写着Trainer，即训练员的字样，看来她虽然年纪轻轻，但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是一个资深员工了。

我随意对儿子路加说：‌‌“这女孩真甜蜜，她长得又好看又能干，让客人在这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讲这话並没有期望路加有什么反应，只是想表达自己在此时此刻的愉悦心情。

然而儿子好像不十分同意我的观点，他对我的审美观与判断力似乎有些置疑。他笑着说道：‌‌“爸爸，你总是这么说，无论你走到哪儿，从你嘴里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说过别人不好的话。在医院住院时，你一个劲儿地夸奖那些护士；去药房取药，你对那儿的药剂师赞口不绝；在这餐厅里，你又在赞美这个女侍者。‌‌”

冷不防听到自己的儿子这一番话，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吗？近几年来我的身体被癌症折磨得越来越不好，我的脑子也随之变得迟钝。在家里我从过去的一家之长，变成了‌‌“一家之尾‌‌”了，好在我还有自知之明，家里有什么事情我都是听从内子与孩子们的决定。

看到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儿子为了不让我这老爸感到尴尬，便打圆场说：‌‌“其实我在公司的同事与教会的好多朋友也这样说我呢。‌‌”

我好奇地问他道：‌‌“他们说你什么？‌‌”

‌‌“他们对我的评论与我刚才对你讲的一样，说我总是说别人好。他们说要从我的话中扣减三分，才能了解到我评价的那个人的真实情况。‌‌”这是我第一次从儿子的嘴里听到别人对他有这种看法。看到我听得津津有味，儿子继续讲道：‌‌“如果从我的话里要扣减三分的话，那爸爸的话就要被扣减七分了……‌‌”

中国古代文学家颜之推在他写的《颜氏家训·慕贤》里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潜移默化；自然似之。‌‌”我虽然一时不太确定儿子话中的真正含义是在怀疑我的判断力，还是在半开玩笑地赞美我这个老爸，但有一点我确定，他是在讲我平时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仔细想想，被朋友们戏称要从他的话里‌‌“扣减三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嘴巴‌‌“总是说别人好‌‌”的人，他自己的内心必须很强大，他必须充满了喜悦才可以做到，即使他自己可能正遭受到苦难。一个心里塞满了抱怨的人，是不太可能总是心怀感恩去赞美别人的。

我心里暗暗为儿子高兴，没想到他在同事与朋友中获得如此高的赞誉，被人称为是一个‌‌“扣减三分‌‌”的年轻人！在这个父亲节里，有什么会比这更贵重的礼物呢？想到我的癌症最近又复发了，这也许是我与孩子过的最后一个父亲节，但知道自己的孩子可以心怀感恩喜乐地生活，我真可以没有什么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儿子的这一番话，让我想起了他从没有见过的爷爷，我去世多年的父亲常子华。如果按照儿子说法我真是个‌‌“扣减七分‌‌”的人，那么在我身上的这个优点应该归功于我的父亲了，因为他在我‌‌“神情未定‌‌”的少年时期，是对我产生潜移默化最大影响的一个人。

最难忘的是父亲在文革抄家中被扫地出门，与母亲一起被街道干部们赶到龙江路32号别墅后院的那几间潮湿黑暗的小屋里居住的时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每天总是唱一首圣诗歌：‌‌“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19：7-8）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每天听到父亲唱着这首歌，我百思不解：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住在如同地牢般潮湿黑暗的小屋里，被江苏路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们视为头号阶级敌人，被强制每天在龙江路32号门外扫马路，在人格上百般遭受羞辱的父亲，怎么可能每天都‌‌”欢喜快乐‌‌“起来呢？另外，我对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一窍不通（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歌词是引自圣经启示录里的一段经文）。为什么羔羊要婚娶呢？谁是新娘？为什么新娘要穿细麻衣？这些疑问我从没有在父亲生前请教过他。

我与父亲常子华拍摄于1973年2月，青岛龙江路32号后院

但父亲在那段受难的日子里从未停止唱这首诗歌。父亲唱这首歌时，他的声音轻柔动听，余音绕梁，他的面目表情如同一个孩子那样单纯，仿佛他身处于另外一个世界里似的。每天清早起床，他与母亲把潮湿的被褥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晒太阳时，他唱这首歌。每当青岛的雨季来临，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他用脸盆在屋里接从房顶漏下的雨水时，他唱这首歌。小屋顶的瓦片其实是邻居恶少年怀着阶级斗争的仇恨恶意毁坏的，每当他爬上屋顶去修瓦片时，他唱这首歌。每天在龙江路劳动改造扫完街道，在人格上被路人羞辱一整天回到潮湿黑暗的后院小屋里时，他唱这首歌。在他被诊断出癌症后，他唱这首歌……他从青岛唱到北京，七十年代我的大姐常以斯把父亲接到北京治疗癌症，父亲与母亲住在大姐清华大学新林园六号后院的一个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父亲在这间小屋渡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时，仍然在唱这首歌。

父亲常子华在清华大学新林园六号教外孙女唱诗歌拍摄于1973年12月，父亲去世前的四个月。

父亲去世十年之后，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的一个基督教大学Biola University读书时选修了一门圣经启示录课程，在学习这门课程时，我意外发现父亲当年唱的那段歌词，原来是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至八节的一段经文，这时我才恍然领悟出父亲当年为什么在患难中一直在唱这首歌，以及这首歌词的含义。这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庆祝盛大婚宴，得蒙救赎的人们向上帝赞美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羔羊象征主耶稣基督，新妇象征教会与得蒙救赎的人。而新妇穿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美丽的白色婚纱，象征纯洁正直。这个羔羊娶新妇的婚礼，代表耶稣基督与祂的教会在未世时最后的结合。

这段经文向我揭示了父亲在唱这首歌时的内心世界。原来他之所以在患难中心里充满了欢喜快乐，是因为通过这段经文，他看到了上帝奇妙的应许和带给他的盼望：基督和祂子民之间的的婚姻关系是永恒的。他唱这首歌，是他向天上的父发出赞美的声音，表达他的信心与依靠。

父亲的天籁之声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身上产生了潜意默化的影响。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耳边总会响起他那余音缭绕的歌声。特别是在患末期癌症的近十一年里，父亲天使般的歌声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与喜乐，他总是充满了欢喜快乐的言行，成了我终生效法的榜样。

当我还在陷入思念父亲的沉思中时，临桌上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食客突然走到我们的桌前，打断了我的沉思。她送给我们两张Mimi's Cafe礼券，说一张礼券可以减免十二美元。收到这个意外的礼物，因为我反应迟钝，还没来得及搞明白怎么回事，那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已经离开了餐厅，幸亏反应灵敏的儿子与内子及时向她表示感谢。

我仔细阅读了一下这两张礼券，上面写着持此票者必须在点菜之前把礼券交给侍者，才可以享受到减免十二美元的优惠。我对儿子说：‌‌”看来咱们今天与这个礼券无缘分了。‌‌“

‌‌”你不是很欣赏那位年轻的女侍者吗？待会咱们把礼券交给她，就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么好了。‌‌“儿子狡黠地笑着对我说，他似乎还想验证他的理论，从我口中讲出的赞美别人的话，需要‌‌”减七分‌‌“才能接近现实。

‌‌”这会不会有点儿难为人家了呢？‌‌“我觉得这样做有点強人所难。

‌‌”今天不能使用这礼券也无所谓，这本来就是个意外的礼物。‌‌“内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是的，我们只是随便问一下罢了，你放心，不会难为人家的。‌‌“儿子附议内子，並安慰我说。

过了一会儿，那位年轻的女侍者又来到我们的餐桌，亲切地问我们吃得怎么样，为我们添加咖啡与热水，还问我们需要什么？她讲话时的声音温婉柔和，一直保持着她那‌‌”标志性‌‌“的微笑。这时，眼尖的她看到儿子手里拿着的那两张Mimi's Cafe礼券，便立即从儿子的手中抽取出一张，她没有等儿子开口就说道：‌‌”你们今天是想使用这张礼券吧？没问题，我会用它来在你们的帐单减免十二美元。‌‌“

‌‌”我的眼光与判断力不错吧？‌‌“待女侍者离开我们的饭桌后，我得意地对儿子说。

在我们吃完午餐离开这家Mimi's Cafe之前，儿子把剩下的一张礼券转送给在另外一桌上的两位素不相识的女食客了。我站在远处看着儿子与那两位女食客谈话，她们的脸上流露出不久前与我们相同的惊喜表情。

那天晚上，我睡在海边小屋，午夜正是涨潮时分，从窗外传来有节奏的，像是催眠曲似的海浪拍击沙石的浪涛声，我慢慢进入梦乡。我梦见了父亲，我对他说：‌‌”爸爸，谢谢您的歌声伴随了我的一生，在我去天国与您重逢之前，我想开心地告诉您，您的孙子路加将会继续把您最喜欢的那首诗歌唱下去。‌”

写于圣地牙哥太平洋海边小屋，Pacific Beach

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

今天父亲节，发一篇《我们唱》里的旧文。我和我爸感情很深，但从未当面表达过。去年我送了一本《我们唱》给我爸，不知道他读了没有。

说说我爸。

我爸是个生不逢时的文艺青年。作为中国最倒霉的一代高考生‌‌“老三届‌‌”，他在高考取消的那一年下乡，从北京去了北大荒。在北大荒度过的六年时光中，我爸自学了六七种乐器，包括大提琴、笛子、二胡、中阮、琵琶、手风琴……如果我爸再学会分身术，他完全可以自组一支杂拌儿乐队。

我想象不出在北大荒，我爸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些乐器，尤其是大提琴。我也想象不出我爸会用它演奏什么曲目。但他告诉我，那时候他会自己把断掉的琴弦接上，还会用马尾巴做大提琴弓——让我想起汪曾祺的父亲，那个用胡琴弦放风筝的风流人物。不知道我爸是不是吹牛。我爸音乐生涯的巅峰，是带领一众同学排出了整整一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在其中担任大提琴手和少剑波扮演者。这不是吹牛，有他的老同学和照片为证。

但这些本领都没有后话。回到北京后，我爸成了一名教物理的中学教师，他的音乐梦想只剩下了我。

学大提琴是我爸的主意。从六岁起，每天的午休时段，我都在我爸的监督下练琴一个半小时。我在瞌睡中上弓、下弓、空弦、音阶……大提琴发出枯燥嘶哑的声音。所有弦乐器在初学的头几年都非常难听。但我爸一丝不苟地在旁边打着拍子。

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只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但我既吃软又吃硬，我爸让我学，我就学，何况学得不认真还要挨揍。所以，一开始，我跟大提琴完全是一场包办婚姻，爱情发生在很久之后。

我比我爸幸运，我赶上了好几位非常好的老师。很快，我爸无法在琴艺上指导我了，他开始在其他方面对我实施音乐管理和教育。

我爸有一条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古典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

我爸认为，所有不纯正的音乐都会给我的学琴大业带来坏影响。在我家，古典音乐之外的一切音乐都是被禁止的。因为电视和广播中常放‌‌“靡靡之音‌‌”，所以，这些对我也是禁止的。夜晚，阖家其乐融融看电视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房间抄琴谱，或者将左手搭在右手臂上，在虚拟的琴颈上练习揉弦。

小学毕业前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我爸都会带我去北京各大演出场所看‌‌“严肃的‌‌”音乐会——比如说，北京芭蕾舞学院的毕业演出。我记得，那个演王子的小伙子没收住脚，差点滑到舞台下面的乐池里去。

六岁那年始学琴，我的琴室中有五个学生，一年后减到两名，到十岁那年我加入业余乐团时，就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是低音部年纪最小的乐手，乐团的每次排练和演出，都是我爸提着琴陪我去。初一那年，我升为首席大提琴手，每场演出，我爸都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偏右，最接近我的地方，举着照相机。这常常让我很紧张，有时候在台上会忽然大脑放空，忘掉了谱。我假装挥舞手臂，又控制着弓子不让它接触琴弦发出噪音。我汗流浃背地试图追上飞奔的旋律，不敢低头迎接我爸的镜头。

直到青春期，除了古典音乐，我几乎什么都没听过，我也不看电视，不听广播。所以，乐团里的朋友们聊天时我插不上话，也听不懂。在学校里，也是一样。那时候还没有‌‌“孤独‌‌”的概念，我只是经常觉得自己很傻。

那年暑假，在日本留学的表姐回家探亲，送给我一架二手单放机。这改变了一切——当我爸发现我用零花钱和省下来的午饭钱买了整整一抽屉的流行歌曲磁带时，他什么都没说。

那是一台很简陋的机器，功能仅限于将磁带喂进去，开始播放，连快进快退都没有。它是当着我爸的面送到我手中的。很多个夜晚，我躲在被窝里，用铅笔转着那些珍贵的磁带，找我想听的歌——省下电池，可以多听几首。但是电池还是慢慢地没电了，我舍不得将单放机关上，磁带的转速越来越慢，歌声变形了，怪异地拉着长音，我跟着它默念着早已背下来的歌词，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哭一会儿。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爸周末不再带我去看演出了，除了乐团的演出和排练，他也不再强迫我坚持每天练琴。学业越来越重，我毕竟只是一个业余大提琴手，我是要考大学的。我带着耳机坐在书桌前念书做题，单放机里放的歌，我爸从来没听过。

18岁那年我离家去上大学，带着那台单放机。我爸又给我买了一台便携式CD机，可以通过变压器接电源，我再也不用省钱买电池了。也是在那一年，我正式退出乐团，放弃了大提琴。

大学那几年，像是报复也像是补偿，除了古典音乐，我什么都听，什么都爱，越噪越脏的，我就越爱。那还是打口磁带和CD的黄金时代。每周我都翘课去五道口朝圣，跟打口贩子们混成了熟人。他们允许我先把‌‌“尖儿货‌‌”挑走，然后再帮他们把装满CD和磁带的大箱子搬到街边去，齐声喊‌‌“糟泔糟泔！CD五块一张，磁带十块三盒！‌‌”

我用打工的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然后又换了一把韩国产的电箱琴。我交了一大堆搞音乐的朋友，陪着他们排练，到处看地下和地上的摇滚演出。最终，一个长头发的摇滚乐手成了我的初恋。初恋教我弹吉他，经常夸我学得快，我告诉他，小时候我学过大提琴。

那会儿我的理想是组一支硬核朋克乐队。为此，我整夜整夜不睡戴着耳机扒和弦，对着复印或手抄的六线谱练琴，指尖练出了茧子，我用指甲钳剪掉，将手泡在热水里。自小我就喜欢皮肤直接摩擦琴弦的触感，我不怕疼，只是偶尔，那熟悉的痛会让我怅惘一下。

周末回家，我常会跟我爸吵上一架，有时候是因为衣着，有时候是因为染了头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戴着耳机，或者目不转睛地坐在电视前。我从进入乐团起开始使用的那把成人大提琴立在墙角，因为太久没人碰，背板裂了一条大缝。后来，它就不见了。

再后来，我毕了业，跟初恋分手，找工作去上班。工作两年后我出了国，几年后又回了国。我三十岁了。组朋克乐队的理想当然早已破灭，跟其他年轻的理想一样。

我不再跟我爸吵架了。青春期之后，我们很少真正谈话。

三十岁生日那天，我爸送了我一把大提琴——一把崭新的、很贵、很美的琴。那天，我回父母的家吃晚饭，吃完我打算走，我爸把它从卧室抱出来，交给了我。

我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我抱着它，琴盒洁净光滑，有点分量。我甚至没当着我爸的面打开看一看它。

我抱着它离开父母家，我抱着它坐在楼下，我车的后座。头顶，父母家里，我睡过的房间还亮着灯，但我的指尖细腻，久已不碰任何琴弦。那个委屈别扭的练琴的小孩早不知去向。

那些我曾经视若珍宝的磁带、CD、二手单放机和CD机早不知去向。现在听音乐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把一只小小的U盘插入车载音响，就能听到我几乎全部的音乐史。那个夜晚，我抱着一把大提琴，坐在车的后座，听着随机播放的音乐，曲目很杂，民谣、摇滚、朋克和古典，什么都有。我听见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我听了很久，到后来，我觉得我爸也在听。

去年秋天的时候，忽然想起父亲的老咸菜，好几年没有吃上了呢。

于是父亲特意留了一块地，找了老赖疙瘩种子，就种上了。

记得别人家的菜地都收了，父亲又让菜长了些日子，尽管耽误了种大蒜的时间，但是父亲说，越到变冷了，赖疙瘩长得越快呢。

于是有几天的时间，都小雪节气了，父亲找了几个人帮忙，拔菜收菜。

于是有几天的时间大弟和小弟也加入帮忙扒坑埋菜疙瘩的队伍。

于是接下来的好多天，父亲和母亲就开始从南面院子转移鲜菜疙瘩到北院子，扯上水管冲洗，直到冲洗干净，然后一个一个用刀把头和尾须清理干净。

然后控净水，一切两半，一层疙瘩一层盐的码到一个个缸里，近万斤生疙瘩，中间回家几次，天天就看着他们洗疙瘩切疙瘩腌疙瘩。

然后腌制差不多两个月，看看腌透了，一个一个捞出来，放到屋顶上，院子里，串成串挂到院墙上，围栏上晾晒起来。

大约月余，也就晾晒的差不多了，然后收起来，放好，收拾妥当也就可以在春天里上锅炖煮了。

汤汁是腌菜时候菜疙瘩渗出来的汁液，沉淀澄清，撇去浮末，上锅大火煮开，然后再撇去浮沫，缩皱做一团的干菜疙瘩就可以下锅了。

以木柴大火炖煮半天，定时往锅里加入新的汤汁，然后小火再炖煮半天，最后以文火再炖煮一夜。

常常半天的时间之后，咸菜和卤汁特别的香味就会随风飘散，不一会就会飘满整个村子。

煮咸菜的日子，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煮到中当间，陆续就会有左邻右舍，甚至远远近近闻着香味而来的人，给我留一碗哈，给我留一碗啊！

通常第二天的清晨，黑黝黝发亮透着浓浓的酱香的老咸菜就可以出锅了。

早已围成一圈的邻居庄邻们，两眼盯着热腾腾的大锅，生怕动了抢，自己吃不上。

其实好长时间以来，老家人的生活早已是远近都知的优越，鸡鱼肉蛋都是家常便饭了。

可是每一个人对于老咸菜的钟爱却从来有增无减。

知道父亲种植了老赖疙瘩，年前年后老有人捎信给父亲，等煮好了老咸菜，一定的给多留一些哈！

捎信的人往往是出了大门还要回过头来，再三提醒一下，可千万给留住了哈，嘱咐我好几遍呢。

父亲的老咸菜终于做好了。

我也是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却发现一大锅咸菜已经所剩无几了，赶紧拿筷子夹起来放嘴里，浓郁新鲜的老咸菜的味道，瞬间就把我带回了童年。

小时候家里倒不穷，可是那时候可以吃的少啊，感觉菜也少，饭也少，零食也少。

父亲很疼我们几个，家里孩子多，吃饭的孩子更多，父亲会熬一大锅的粥，瓜干绿豆粥，老白粥和老咸菜都是绝配。

那时候粥盛好了，一个孩子一块不大的老咸菜，自己用牙咬成一小点一小点的，吐到自己面前的粥碗里，吐完像满天星星似的。

低下头，喝一口，烂烂的瓜干粥或者浓香的白粥，喝一口进嘴里几点咸菜，别提味道有多美了。

或者拿一块煎饼，摊开，用筷子夹一块咸菜，左手托住煎饼，右手拿好筷子，头并齐，压住软烂的老咸菜，从上到下拉下来。

自制的老咸菜泥就做好了，如果能再加上一筷子被母亲藏起来的猪大油，味道就别提多美了。

不管猪大油怎么被母亲各种藏，最后还是会被我们偷吃出一个个大大的筷子坑来。

年前父亲到山上住了几日，忽然有一天告诉我说，年后他想在家里做豆腐卖。

我算了，每天做三十斤豆子的，我也不多做，也就两个小时，卖也不犯愁，到家里拿也就拿了了。

我内心里不想让父亲再挨这个累，但是也懂得父亲的想法，身体还挺好，觉得自己没老，还有用。

我就给父亲算账，说，爹，一天三十斤豆子可以赚多少钱？

爹说，咱好好做，做出真正好吃的豆腐来，等凉了，控干水，实实在在卖，能挣五十元。

累不着我，爹说。跟玩似的，也就俩小时。

为了五十块钱，可是不能让爹和娘挨这两小时的累，因为我知道，父亲如果做起来，就不是三十斤豆子的事。

父亲是个老厨师，老式农村八大碗的带头人。

父亲放下家伙式之后，很多人怀念父亲几个做的酒席的味道，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吃着父亲做的饭菜长大。

有时候回家前告诉父亲我们想喝鸡蛋汤了，还刚到家呢，热气腾腾的老式鸡蛋汤就在桌子上了。

你煮老咸菜吧，我给你放店里和山上卖。

有人买吗？能好卖吗？父亲问我。

一定好卖，放心吧。

于是今天店里大弟就送来了父亲煮的第二锅老咸菜，打开盖子，整个屋子里瞬间飘满了老咸菜特有的醇香浓郁的香气。

一天接了不少单，一缸咸菜也见了底。

现在马上就十一点了，写完这些文字，想起老咸菜带给父亲的喜悦和我们的温暖与感动，想起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收到老咸菜的惊喜。

父亲永远是我们心头的巍峨的高山，这份沉甸甸的父爱，这份醇香的味道，一定可以穿越时空，抚慰我们的心灵。

愿分享内心的温暖与父亲的味道，给更多热爱生活和这个美好世界的每一个人。

愿时光善待父亲母亲，让他们安详晚年。

父亲下葬。

电话在周一上午九点打来，我在上班的路上。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祈祷过，我幻想过，我甚至在街头尽可能避开一切花圈店、寿衣店。但是没有用，电话在周一上午响起，那不是家人会来电的时间。

我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到昆明，进了家，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他严肃地看着我，像是在问：为什么又被老师留堂了？在过去十年间，他是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的一道背影，无声隐没在电视节目斑斓的光影之中。现在，他成为某种以蜡烛、青香、鲜花为食的存在，终于转过脸来和我对视。

2

父亲生于1937 年，属牛，白族，家在怒江地区松柏乡，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如果不是上大学的话，他会是村寨中一名出色的猎手。小时候，巫师为他打卦算命，说是将来会远离祖先的宅基地。奶奶非常担忧，巫师解释说也许是去汉地。

他的第一站非常遥远。因为是修物理系核物理专业，他刚毕业就被征召入伍，前往新疆戈壁中的核物理研究所。记得他说过，新兵从西安集结出发，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多久。只知道每次下车休息的时候，景色越来越荒凉。最后，竟然举目望去四野无人。父亲说，有一次见到一根电线杆，上面还留有工人的油泥手印。那是进入戈壁之后唯一一次见到有人类活动过的迹象，于是他抱着电线杆失声痛哭。

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进入研究所不易，出来更难。他拒绝了组织上介绍对象，坚持要回云南自己找。我猜想他没有一天喜欢过戈壁，他还是喜欢崇山峻岭，大江奔涌，喜欢赤裸的脚板踏在熟悉的红土地上，所以，他坚决不肯断灭了回家乡的任何希望。哪怕因此要在戈壁里孤独很多年，哪怕在家属区炊烟袅袅的时候，独自返回单身宿舍楼自己做饭。

3

父亲在三十九岁那年有了我，我是头生子。

我出生不久，父亲就把我带去了戈壁，说是不放心母亲带。从此，他和我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武汉，在北京，在西安，月台上多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军官，一边肩膀上趴着一个皮猴一样的男孩子，另一边肩膀上挂着他喝奶用的奶粉、煤油炉。父亲回忆说，每次他去买票的时候，就让我在一边守着行李。每次回来的时候，就看见我死死守住行李，对周围叔叔阿姨的逗弄不假辞色，寸步不离，宛若忠狗。

今年我四十，父亲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过完七十八岁生日。那天的生日祝福，是妈妈转达的。他已经不会说话了，我多聪明啊，当时我是那么觉得的。

我见过父亲哭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叔父去世，他哭着说自己对弟弟不够好，小时候骗弟弟去晒豆子的席子上，眼睁睁看着叔父跌跤。原因也很简单，他觉得奶奶爱叔叔远胜于爱他。第二次是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满身出现紫癜，他以为我受了核辐射，得了白血病。我被送去陆军总医院血检，他站在走廊一角向隅而泣，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全看到了。

他不知道其实我记得，那一天他冲进幼儿园，抱起三岁的我，冲到乌什塔拉小红山基地的四层楼顶，让我看蘑菇云在山那边升起，然后跳进楼里，让我看冲击波到来时疯狂震颤的窗户玻璃。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给予了我对北方最早的记忆，让我在很多年前就相信，我一定会回到北方，再次看见雪花洒落在我的棉袄上。终于有一天，大雪在北京纷纷扬扬撒下。唯一的区别是我身上是自己买的羽绒服，不是他一针一线为我缝的小棉袄。

4

父亲不会知道这一切，我们已经有十年不曾说过话。

我有许多理由不喜欢父亲。我不喜欢他性格中的柔软和悲观，我不喜欢他陷入人生低谷便不再起身，我不喜欢他沉溺于酒精和电视节目，对一切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我不喜欢他所有的放弃。我们争吵，我们敌视，我们分开了许久不见，我们再次相逢时无话可说。父亲默许了我的一切胡闹，他强烈地批评了我的每一样人生选择，却在我工作十一年后辞职离开国企做个北漂时不发一言。他沉默如磐石，我变动如流水。无论是磐石还是流水，从史前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时间之雨如何冲刷，从来寂静无言。

父亲从火化炉里出来时，只剩下雪白的灰。所有亲友被我安排下山吃饭，当时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曾经我想过这一幕，于是浑身战栗，口干舌燥。我看着他烧成灰烬，我等着他慢慢冷却，我站在一边等着入殓师把一米七五的他装殓进一个小小的花梨木盒子。我觉得这一切荒谬无比，正如我坐在火化车间外面等他，骨灰颗粒顺着烟气上升，又打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的衣襟深处。我看见流云如奔马一样从头顶掠过，天空阴了又晴，觉得是他在轻轻敲打我的头。那一刻，我心底澄明，没有任何恐怖。

也许，我的批评是对的，父亲这一生中随波逐流，从未争取过任何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可是，我并不曾如他那样在丛林里做一名猎手，带着猎犬交错出击，追击五十公里直至野猪倒地毙命。

所以，我也无法理解一名十九岁的山民突然被运送到戈壁时内心的震撼，对命运的敬畏，以及把返回家乡作为执念的想法。在我们最亲近的时候，他带我踏遍基地周围的山岭，教我认识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种求生的方法。那是记忆里他最快乐的时光，看着我一个人攀上绝壁，是他最骄傲的时刻。‌‌“那是我儿子‌‌”，我听见他在山脚下大声对同事说。

5

在整整七天里，我没有落过一滴眼泪。我朋友告诉我，她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对自己父亲过世没有任何情绪的流露，如同操作一个具体的项目，入土为安，一切得体而妥当。一直到了很久之后，她在北京城里开着车，突然有那么一个时刻，在某个街角，悲伤毫无征兆悄然袭来，一下子把她打得粉碎。她一脚刹车，一个人在车里失声痛哭。

爸爸，我在等着那个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