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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考生的学习资料,摞起来有20厘米高

笔试时间在2023年2月12日上午,汝州市向阳小学考点,黑压压一片,“七八百考生总是有的”。三天后,成绩下来,“汝州市2022年公开招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发布了进入面试人员名单上,有包括李旭在内的73人。他的笔试成绩相对靠前。

接下来的面试,李旭也顺利通过。对考公或考编的人来说,能通过笔试、面试,离上岸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只需要通过体检和考察、拟聘和公示,就能拿到眼前这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但流程进行到体检这步后,事情变得吊诡起来——公示信息迟迟没有发布。

漫长的等待

等不到公示信息的,不止李旭一人。

考编前,张翼在一家医疗单位做临时工,月薪1900元。那些年,他总想着考编上岸,但当地医疗系统很少招聘编制人员,直到2022年汝州市疾控中心的这次招聘。

能够卡着35岁的年龄红线通过考试,张翼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们这儿的事业编,每月3000元左右。”张翼透露,这份工资在汝州已经算是高薪。更何况,他考的是全额事业编,基本待遇与公务员一致,享受着由财政全额承担的工资、福利和待遇。当下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稳定和安逸更具诱惑力的工作呢?

体检通过后,他马上辞掉干了多年的临时工,等着公示,和这份近在咫尺的公职。

但和李旭一样,他没能等到下一步通知。他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有考生政审出了问题。”张翼没多想,也没觉得会等很久,“政审不是多复杂的工作,谁有问题就处理谁呗。”但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他再次打电话咨询,对方还说是政审问题。

其他考生也坐不住了。2023年5月17日,有考生在人民网留言板给当地领导留言,说“汝州市疾控中心的招聘考试在二月份已经进行了体检,到现在也没有等到通知,我想问下到底到哪个进程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5月19日,汝州市人社局回复说“处于政审考察阶段”,“因政审考察过程中个别考生报考资格存在异议,现正在调查落实,待调查结果确定无异议后继续推进”。

到了8月、9月和11月,又有不同考生去留言板反映情况,得到的仍是同样回复。

这期间,有考生通过网络,将情况反映给汝州市隶属的平顶山市委。2023年11月16日,平顶山市委办公室答复说,汝州市委书记已经做出批示“请人社局处理”。

到了12月,距离体检过去10个月后,官方称,“已责成相关职能部门成立专班,对具体情况予以核实”,并承诺会“尽快解决考生关心的上岗问题”。2024年1月30日,汝州市人社局称,“已向考生发出预通知,让其保持手机畅通,等候上岗通知。”

考生当时收到的现场确认通知

这次答复过后,李旭等人终于等到了实质性消息。

2024年2月1日,小组办公室发布了《汝州市2022年公开招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批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名单中的拟聘用人员变成41人,比进入体检时少了7人。公示期为2024年2月1日至2月7日。

依据规定,“拟聘结果公示无异议后,由招聘单位填写《汝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备案表》,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编制部门审核备案,办理相关手续。”紧接着,汝州市卫健委给汝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打了报告,称公示期间无异议,“现对2022年汝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招聘的41名工作人员办理入编手续”。

2月下旬,张翼和李旭被通知去报到。虽然没看到入编手续,但在他们的概念中,既然考试和体检通过,公示无异议,卫健委也打了入编报告,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自己都已经有了一份事业编。

汝州疾控中心的办公楼毗邻市委,外观看起来有些老旧,但“汝州疾控”四个硕大的红字和院子里标有“疾病控制”的工作车辆,彰显着它的威严——这是李旭心目中一个正经单位的样子。报到后,他们先是在会议室进行了一周培训,接着被分到不同岗位。单位的签到册上,也出现了他们的名字。这41人中,像张翼这种工作多年的人,试用期为3个月;没有工作经验的李旭,试用期12个月。

汝州市疾控中心

没人告知他们工资,也没人问起工资。在张翼看来,全额事业编是财政拨款,薪水肯定是有保障的。即便入职几个月后一直没发工资,他也没察觉异常。

“你这是上的什么班?怎么考了编制,倒什么都没了。”时间久了,家人生出抱怨。张翼则努力维持着一个“在编人员”的体面,“这是财政拨款,能差咱那点儿钱?”

“退货”

如同每一个刚入职时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职场新人,尽管没有工资,但自认为拥有了“编制”的张翼们也不敢怠慢。他们每天准时出现在疾控中心,签到、上班,努力做着领导交办的工作。

这41名新入职人员里,还包括28名疾控中心原本的临时工。他们熟悉着单位的规章制度,大多也还留在原有岗位上。唯一变化是,做临时工时,他们能拿到1000多元工资;有了“编制”后,反倒没了收入。

为了区别这28个人,李旭、张翼及另外的11人,称自己为“社会考生”。

事后想想,李旭意识到,“退货”的消息是有迹可循的——“五一”假期期间,他接到单位纪检部门的电话,说是平顶山市纪委要调查这次考编,具体什么原因,对方并未透露。

所谓调查,是把他们挨个约在指定的地方,由纪委工作人员问了些有关考试的问题。李旭以为这是例行公事。问话结束后,大家也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到了6月7日,疾控中心领导突然把李旭叫到办公室单独谈话,说是他们参加的事业编考试作废了。“说什么程序违规,今年考试不算数,你们下周就不用来上班了。”李旭记得,领导让他打印了一份离职报告,上面写着“因个人原因自愿离职”。

没来得及反应更没来得及质疑,他已经被“请”出了办公室。

13名社会考生都经历了同样的程序——谈话、被要求签字。

没有工位,被清退的人大多时间待在办公楼前

“怎么违规了?2022年考试,2023年调查了一年,公示也过了,现在说违规?我不能接受。”张翼说,他们13个人坚决不走的理由是,单位不出具清退他们的任何书面材料。

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的通知明确指出,事业单位人员受到处分时,事业单位或者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决定应“将处分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受处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本人和有关单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没有书面材料,张翼等人就认为,这种清退是违规的。

到了6月17日,社会考生们发现,他们的名字从签到表上消失了。

“这意味着,我们被彻底抛弃了。”那种靴子终于掉落的愤怒和恐惧让李旭感到眩晕。尽管在那之后,他们的工作尽数由别人接手,工位也被剥夺,但他们还是坚持上班,无处可去,就待在二楼的会议室里。

28名刚“转正”的临时工,名字同样从签到表上消失。

吴丽丽就是其中之一。“转正”之前,她已经在疾控中心工作了十几年,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后来的1000多元。由于是临时工,她甚至享受不到除医保外的更多福利。

同样是2022年,她看到单位招事业编后,来不及多想就报了名,“我年纪不小了,小城市里的失业女性,尤其难找工作。” 在她的印象中,疾控中心此前一直没招过事业编。新冠疫情之前,疾控中心的工作量不大,吴丽丽所在的门诊算是最忙的部门。疫情期间,他们的工作量翻番,每个人都进入战斗状态,随时待命。

通过层层考试后,吴丽丽有了“编制”,但也只有了4个月。

二楼的会议室不大,41个人都坐进去就塞得满满当当。对包括吴丽丽在内的“转正”临时工来说,之所以坚持去单位,除了没见到解除聘用的手续,他们还担心被按旷工处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会议室里,41个人关起门,反复商量解决办法。

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派代表逐级反映问题——对参加过编制考试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认为最稳妥也最政治正确的方式。哪怕经历着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们也更愿意相信组织的力量。为此,他们找到了汝州市、平顶山市、河南省等有关部门。

“人家省里的工作人员一听我们的事,都觉得不可思议。”李旭说,问题兜兜转转又回到汝州。而这意味着,这个问题无解了。

代表们只能分批,再逐级反映,再陷入死循环。

被清退的人在单位讨说法

7月30日,汝州市卫健委在书面答复代表时,首先承认这些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而后续表达则称,这些人属“报道(注:原文如此,实际应为‘报到’)上班但暂未聘用人员,因此属于临时聘用人员,在清退范围内,作清退处理。”

他们依据的清退文件,是汝州市2023年12月22日下发的关于印发《汝州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清理规范工作方案的通知》。“既然2023年就印发了文件,那为什么还让我们2024年入职,这很像是为了清退完成指标。”李旭觉得滑稽可笑。

但从这份答复里,他们也知道了自己通过编制考试的身份——临时工。

8月12日,作为41个人派出的代表之一,李旭见到了汝州市政府的一位领导。对方要求,不能拿手机,不能录音。李旭记得,“我当时问,清退我们,有没有文件?领导回复说,没有文件,永远不可能给你文件。”

次日再到疾控中心“上班”时,二楼会议室的门上了锁,其他以前经常开着门的空房间,也全部被锁住。那之后,门前的台阶也就成了他们的“工位”。

曾经无比信任的组织没能解决问题,李旭们决定将事情反映给媒体。

舆论之下,8月17日,汝州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称:“ 2022年8月,汝州人才交流中心启动公开招聘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工作,后因疫情等原因,招聘工作暂时搁置。2024年2月1日至7日,汝州人才交流中心对拟聘用人员共41人进行公示期间,有关部门陆续收到举报,反映该招聘存在违规违纪问题。随后,平顶山市纪委监委联合汝州市纪委监委对该问题进行调查。经核实,汝州疾控中心在公开招聘过程中,存在招聘方案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违规设置限制性指定性报考资格条件等问题,违反了人社部门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该次招聘方案无效,结果予以作废。相关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责任人已经受到了严肃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当地一不愿具名的官员私下表示了困惑,“既然2月就收到举报,为何不暂停招聘?还让人家去上班?”

“萝卜招聘”

通报中,“存在招聘方案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违规设置限制性指定性报考资格条件等问题”这句话,让吴丽丽有些委屈。

简言之,就是直指其中存在“萝卜招聘”。所谓“萝卜招聘”,是指为有关系的候选人量身定制的招聘条件或者职位,来达到让关系户成功应聘的目的。

网络上,很多人因此将矛头对准包括吴丽丽在内的28个人,有人坚信“这次考试,就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编制问题”;亦有人替其他13名社会考生叫屈,认为他们是被“拉下水”的。

“之所以28个人都能考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长期从事疾控工作,对相关业务的理论和实践都非常熟悉。我们真有那么大的本事的话,早转正了,谁会当那么多年临时工?”吴丽丽说,自己最初并不知道有哪些同事报名,直到后期,才知道单位那么多人参加了考试。

汝州一位本地官员私下表示,“这次‘萝卜招聘’应该是在招聘条件中,对参与过疫情防控的人在年龄和学历等方面有些放宽。”他同时透露,“类似优惠,平顶山市里有文件。”

比如,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激励引导专家人才投身抗疫一线工作12条政策措施》的通知(平人社【2020】7号)第七条明确指出:“畅通急需人才引进渠道。针对疫情定点诊疗、疾控、防疫研发等疫情防控相关事业单位开展传染、重症监护等疫情防控工作实际,确需紧急补充相应岗位专业技术人才,可开辟绿色通道,简化招聘程序,采取网上面试、考核等方式,直接招聘聘用,相关招聘手续可待疫情过后补办。对于紧缺专业或特别突出的人才,经批准可适当放宽条件。”

“对于防疫人员的优惠,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政策,这也不是汝州特色。”这位官员说。

同为疾控中心临时工的刘钰,在门诊工作了超过十年。

那是她当初靠投简历找到的工作。在刘钰的记忆里,好像只有在入职前几年,单位与她签了劳动合同,工资起初是发现金,后来打到银行卡里。

这个岗位的工作单调且乏味,10多年下来,她反复做着一件事——打疫苗。新冠疫情期间,她一天最多给450个人注射过疫苗。后来看到单位招事业单位人员,她赶紧报了名,并花一万元报了培训班,这相当于她半年多的工资。

门诊很忙,她得早上五点起来看书,八点上班。午休时间也要用来看书、做题、写笔记。刘钰一直保存着那堆学习笔记和复习材料,摞起来足有20厘米高。

之后的故事听起来显得薄情寡义——她考试了通过,后遭清退之后,被从此前工作的门诊部门赶了出去。单位很快找来新人,暂时接替了她的工作。“我不认识那些人。”刘钰偶尔想回门诊看看,但新人非常警惕,几乎时刻盯着她的行踪。

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有关部门对媒体表示,“已协调出一些非事业编工作岗位,供招聘单位和解聘人员双向选择。此外,解聘人员的薪资已结算。”

被清退的部分人员和他们的家长

而此次接受采访的8位当事人称,他们至今没得到工作方面的说法,也未收到薪水。

有人很快发现端倪,官方所称的解聘人员,可能是写了“自愿离职”的4个人。

“但他们这种措辞,很容易让人觉得,我们问题解决了。”刘钰说,她不止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她新单位安排到哪里了。得知没解决,朋友表示惊讶,“网上不是说解决了吗?”

8月26日一早,被清退的“临时工”们再次到单位讨要说法。可能因为来的人太多,会议室再次被打开,一个副职领导出面接待了他们。

现场录音中,有人问领导,“为什么网上说给我们安排了?”

后者没有直接回答,重复着,“先回吧,先回吧”。

入秋后的汝州变得凉爽,疾控中心门前的台阶也不再炙热。接连几次讨要说法未果后,看着领导离开的背影,李旭确认了自己被抛弃的事实。但能怎么办呢?他想着,还是继续坐在台阶上“假装上班”吧,假装自己在汝州拥有了一个事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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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兰并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饭的她,应属于后勤人员,50岁的年纪,有何危险?财务给不了她回答,只说项目部如此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50岁离领养老金还有10年,不打工怎么办呢。”财务跟她感叹道。

农民工没有退休一说

张俊男的父亲也是从今年开始找不到活的。过往二十几年,她父亲通过在工地上支模、扎钢筋,撑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但他今年到了60岁后,突然间没有工地愿意要他。“因为他过了60岁没法买保险,而且那些正规工地上都要点名,他混不过去。”张俊男告诉记者。

她刚读大一,还是花钱的年纪,大她12岁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余力帮他们。

张俊男想给父亲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职软件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岁以上的,在我们小县城,适合60岁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

焦虑的父亲想不明白,自己还能干活,怎么就超龄了。张兰同样不解,50岁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里的孩子都没有成家,怎么突然就超龄了?某种程度上,超龄是城市的标准。

“超龄的标准线,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来定的,但农民没有退休意识,也没有和城镇职工一样的退休保障。”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诉记者,农民都是干到干不动了才停下来,没有退休一说。

“清退令”中,关于男性60岁和女性50岁的标准线,实际上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确定的。

“针对清退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在建筑工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王欧告诉记者,目前建筑业劳动力中,主要以大龄农民工为主。老郭在武汉当包工头10多年,他告诉记者,建筑这个行业“50-60多岁的农民工是主力,现在根本没年轻人做这个事情。”

王欧说,“清退令”本意是为了保护劳动力,“但实际有那么多大龄、超龄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工作,(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有一个排斥作用”。

离开工地去哪里

不过张兰的遭遇还没到最坏的一步。得知她因为超龄无法领取工资后,财务提供了解决方法:让张兰找一张没超过50岁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替她领工资。

牵扯到后续的工资,旁人信不过,张兰最后交了自己儿子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上去。

但张俊男的父亲没有这么幸运。实在找不到正规工地上的活后,她父亲跟着一个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时工地上有什么杂活、零活就让他干,没有歇着。

“但这种零工或黑工,没有任何保障,不能买保险也不能签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张俊男说。

不能买保险加剧了建筑业不敢用超龄农民工的不利处境。夏柱智告诉记者,按照城市的标准,到退休年龄后,就失去了购买工伤保险的资格。

而对雇佣方而言,不能购买工伤保险的超龄农民工会使其承受很大的风险,不敢用。

不过,针对这一困境,不少地方试图做出改变。

据北京日报2023年末的报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发布相关通知和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拟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工伤保障。

这意味着超龄农民工在工地继续干活,仍旧可以购买工伤保险。但这没有改变“清退令”带来的附加后果。

“‘清退令’的后果就是部分超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他本来可以干,但现在不能干了。”夏柱智说,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带,就算超过60岁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现在登记簿上,“挂一个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这在工地上都可以变通”。

但“清退令”严格执行后,需要刷脸实名验证,要经常督查,工地就很难雇佣超龄农民工。

不过,包工头老郭说,他现在还是会招超龄农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让超龄农民工歇着。项目部发不了工资,他就想办法给发。

张兰也是被幸运地变通了一下,但最终结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资料已经一个多月了,工资还没发。

而且,财务通知了所有人:前两个月工资发下后,再回转给老板,之后再跟其他月的工资一起发。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张兰问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们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欧告诉记者,张兰经历的这种变通虽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隐患。之后如果出现什么劳动纠纷,例如欠薪或发生工伤,就很难去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担所有意外。

可为了生活,因“清退令”离开工地的超龄农民工,并不会就此回家养老。“要么去做保洁保安,要么回家在县城的小工地上干活”,夏柱智告诉记者,清退令影响的是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凭自己的体力吃饭。

王欧和学生们做过“清退令”后超龄农民工的去向调查,发现他们的选择主要有三:

极少一部分回家务农,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务农,而是等待别的工作机会。剩下大部分动用自己多年来干建筑形成的工友网络和包工头网络,换一个没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继续干建筑业。

此外,王欧和学生们还发现,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因潜在失业,开始大量进入零工市场。

“如果这些人身体健康,零工市场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他们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有一个小的同乡网络。”王欧说,但这会冲击零工市场,跟那些零工市场主力——大龄单身男工群体抢活。

而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已经超龄的农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要继续挣钱

张俊男把父亲找不到活的事情和由此带给全家的焦虑分享在了社交平台后,评论区有不少人在问:60岁不应该退休了吗?

但张俊男知道,父亲没法退休。

“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上学是一大笔费用,日常消费也得花钱。我父母关系很不好,经常会因为钱吵架,所以我对钱非常非常敏感。”张俊男说,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自从他没法在工地干活后,家里人都变得很焦虑。

她说,母亲今年54岁,身体不好,待在家里。这两年,家附近在开发一个旅游度假区,母亲有时会去那边干清洁零工。

家里虽有点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废弃煤矿和坡度比较大的,“土壤差,种起来也不太方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农业收入很低,挣不到钱,有时候收成或是粮价不行的话,还会亏”,所以,“现在就是种点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来。”张俊男说。

张兰也无法在50岁就直接退休。虽然张兰一双儿女都已毕业工作,但她没法就此赋闲在家。因为儿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当地买房结婚成了一家的重担。

十多年来,张兰干过各种活,餐厅服务员、宾馆保洁、棉花采摘员……直到三年前找到这份工地上厨师工作,她拿到了远超当地水平的工资,觉得可以好好攒点钱,没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经超龄。

尽管她暂时靠变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说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后去哪里、干什么,她毫无头绪。张兰清楚,因为自己是文盲,干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厂、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龄已是障碍。

未来的活计不可知,但有一点张兰非常清楚:要继续挣钱。

“现在大量的大龄、超龄农民工,还在为他的子代,甚至孙代劳作。”王欧告诉记者,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农村盖房不行了,都要到县城或到发达点的乡镇买房。

“这是子女结婚的条件”,王欧说,他长期跟踪研究的几个农民工都在县城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几十万很正常,有的父母还会供房贷”。

此外,在县城买房后,往往是奶奶去陪孙子读书。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压力,往往是大龄或超龄农民工父母承担在县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所以这些人他只要还能挣钱,不管60岁还是70岁,他们根本都来不及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王欧说,“他们会把养老、医疗的需求推得很后,等待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到来。”

尽管他们不把养老问题排在前面,但养老最终还是会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夏柱智认为,超龄农民工仍去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

“如果他们现在不挣钱,到了干不动活的时候,养老就成问题了,靠养老金是解决不了养老问题的,靠子女也不是他们的选择。”夏柱智说,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让子女去掏钱,他们都是自我养老,还恨不得把自己挣的钱都给子女。

超龄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是养老

如果超龄农民工被建筑业清退,又难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几乎只有退守农村一条路。

张兰告诉记者,尽管家里有几亩山地,但种地是最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时才会考虑的选项。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种地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吗?

夏柱智认为,种地可以解决已没有太大支出的高龄老人养老问题,但前提是村里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一些低龄农村老人,一是自己还需要消费,二是还要帮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种田是不可持续的。”夏柱智说。

他以自己老家为例,“我家是湖北阳新丘陵山区,那边户均不到5亩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没什么产出,还不好种。”夏柱智说,在这种地方种地解决不了养老问题,最多只能种点口粮和蔬菜,没有收入。

“而在有些地方”,他继续说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区,一户有5~10亩土地,这些土地可以种茶,一家种5亩茶,就有1万元收入,可以供养两个老人。

不过,像张兰和张俊男父亲这样的超龄农民工们,不会考虑这么大的问题。张俊男听父亲说,他常为没活焦虑,偶尔有活时又焦虑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工地相对年轻的工人。

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他加班去做,赶上进度”。张俊男说。

张兰自从把儿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上去后,仍然担心工资最后能不能真正发下来。同时,她还在想,要是工资发下来,要怎样撒谎,才能不把工资再转回老板。

说完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个项目还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她去催过几遍,对方也是说因为她过了50岁,项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办法。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有删节

 

不是我不够努力:被清退的编外人员

林江涛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笔试、面试决定去留。‌‌“我大概就明白,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被清退后,陈敏走向小餐馆和烧烤摊,工资与此前没有太大差距。但她特意避开医院附近,不想遇到前同事。

‌‌“你已经不是我们医院的人了。‌‌”一句话宣告了陈敏十年编外护士生涯的终结。

当着病房里两位医生、三个床位患者和家属的面,解聘通知来得突然。多待一秒多一丝狼狈,2023年9月,陈敏向记者回忆,听到离开的命令后,她没有迟疑,回到办公室,脱下护士服,带走了杯子和笔记本,科室合照留在柜子里。

八个月前,陈敏刚迈入35岁,成为她所在的湖南某二甲医院辞退的第一批劳务派遣人员。

过去的十年,她穿梭在病房和科室之间,看上去与其他护士没什么不同。但在看不见的地方,始终有根以‌‌“编制‌‌”为名的线。

以这根线为界,像陈敏这样以劳务派遣形式在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但不在编制内的人叫做‌‌“编外人员‌‌”。此外,常见的编外人员还有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合同聘用的‌‌“合同工‌‌”。

近年来不时出现的‌‌“清退编外人员‌‌”信息,让这一群体引起关注。这股浪潮里,有些编外人员深感受挫,有些借机踏出舒适区,重新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新闻称,截至9月20日,全县有1038名被清退编外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有预感的失业

对于被辞退,受访的编外人员是有预感的。

早在2022年,陈敏就听同事说起清退编外人员的消息,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在网上搜到别的城市有所行动。但消息只在医院里隐秘流传,她始终没有看到红头文件。

2022年12月31日,陈敏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到期,医院领导告诉她‌‌“疫情刚结束,合同来不及签,先上着(班)‌‌”。仅仅过了两三天,以‌‌“国家出了政策‌‌”为由,她被解聘了。

2023年3月,相似的‌‌“小道消息‌‌”也在辽宁省灯塔市一家医院传开。28岁的李臻在医院预防接种科工作了近七年,在这座不到400名员工的医院里,消息传到她的耳朵只需拐过几个弯。

不过,李臻感受到的信号更加强烈。无法按时发放的工资、其他科室的陆续裁员、各科分管领导争取保住下属的传闻、新上任的院长两次走到预防接种科提及‌‌“人多‌‌”……这些让失业有了‌‌“步步紧逼‌‌”的实感。

更确切的消息是在被辞退的前一天——5月16日晚上传来的,她从一个有熟人在医院工作的亲戚那里听说,裁员可能‌‌“要轮到你们几个了‌‌”。第二天,科室分管领导打来电话:‌‌“有个不好的消息,这回你留不下了。‌‌”

李臻说,在医院老护士的回忆里,医院三十多年来没有裁过人,这是头一回。院方告诉她,‌‌“医院现在欠钱,养不了这么多人,你应该理解理解医院。‌‌”

一些政府机关的编外人员此前就受到了影响。29岁的林江涛在云南玉溪一个政府单位上班已经四年,2022年12月底,他休陪产假期间收到单位的竞争上岗通知,因经济性裁员,编制外的36个人都需要进行笔试和面试决定去留。‌‌“听到这个东西我大概就明白了,估计这次要被裁了。‌‌”

不安在林江涛心里暗涌。他回忆,当时频繁看当地人才招聘网的岗位信息,刷社交媒体上教人如何应对中年失业的短视频,甚至请了一位大师算命。林江涛把生辰八字、工作地址发过去,大师告诉他‌‌“可能不会失业‌‌”。

为求保险,林江涛特意请了一位老师辅导结构化面试,两天花费1500元。2022年12月29日,生日的前一天,他还是收到了被辞退的短信,竞争上岗考试成绩排名最后一名。

危机来临前

中专毕业后,李臻曾经想过到离家四五十分钟车程的沈阳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爸爸舍不得她走远,托人找关系让她来到了这家医院,尽管平均一个月只有两千多元的工资,但‌‌“有地方占身子就行‌‌”。

预防接种科共有8个人,全部都是‌‌“合同工‌‌”,李臻在科室内主要负责疫苗信息登记。

县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她们医院接种疫苗。忙碌的时候,一上午3个小时需要登记约一百个孩子的信息。时间一长,李臻养成了语速快、打字快的习惯。见到前来接种的孩子和家长,用东北话脱口而出三个关键问题,孩子‌‌“生没生病、吃没吃药、身体是否健康‌‌”。新同事录入1个孩子信息的时间,李臻可以录入3个,一看到孩子的月龄就知道这孩子该扎什么针。

清闲的时候,忙完上午就可以提前下班。‌‌“工作轻松,工资固定‌‌”,还有医院缴纳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在小县城已经是不错的工作。李臻没有房贷、车贷和孩子,加上丈夫一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他们在物价低的小县城生活得没有压力。抱着‌‌“搁这养老‌‌”的想法,李臻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在失业危机出现之前,凭借着‌‌“与编制沾边‌‌”,编外工作被很多人认为可以‌‌“干到退休‌‌”。

林江涛也一样。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与文员无异,‌‌“送个资料,搞个台账,最多年底编资料‌‌”。因为单位性质需要去企业进行安全检查,不必严格坐班,还有单位缴纳的五险,‌‌“找不到比这个(工作)更顺心的了‌‌”。

‌‌“躺平‌‌”在单位时,也有两三个编外同事因为考上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而离开。林江涛感到羡慕,但没有行动。直至失业,他才意识到编制有多‌‌“香‌‌”。如果时间倒退回十年前,他想劝那时19岁的自己,做好人生规划,考虑考个编。

然而,现实的残酷在于,即便林江涛回到十年前,用尽力气考编,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

陈敏就为考编付出了十年的时间。从拿到编外工作开始,她的人生就是在工作与备考中度过的。每晚下班,她的日程安排都是回到房间看书备考,没办法响应同事们吃饭打牌的号召,也无法‌‌“浪费‌‌”更多时间做饭、陪伴家人。

不似林江涛在单位感受到的安逸,陈敏在医院的工作是漂浮不定的。十年间,她轮转过至少8个科室,最短的只待了半年,科室的医生都还没有认全,最长的科室待了不到三年。去到一些新科室,甚至要从零开始学习。而编内的同事调动却不会这样频繁。

在她的感知里,医院员工按用工形式划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级别的是编制内的,接下来依次是人事代理、劳务合同、劳务派遣。劳务派遣人员也有五险一金,但工资是最低的。

埋在日常工作里的区别,时刻提醒着自己是‌‌“编外人‌‌”,‌‌“35周岁以下‌‌”的考编年龄限制又紧紧压着,更加剧了陈敏对编制的追求。

只要她所在的医院出现招聘公告,陈敏都会报名。有好几次,她通过了笔试,但面试后又被刷了下来。

生存与情绪

被辞退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陈敏沉浸在焦虑中,每天依靠药物维持睡眠。在家附近的康复医院,陈敏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治疗的医生劝陈敏,要学会看开,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公公婆婆也开导她,不上班也没有关系。

对于工作多年积攒了一些‌‌“老本‌‌”的人来说,失业后,生存并不是首先浮上来的担忧,汹涌的是情绪。

过去这些年,陈敏自认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她家离医院近,走路只要十几分钟。不上夜班的时候,下班时她也告诉医生护士,‌‌“晚上忙不赢(忙不过来),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她的微信号还留在之前的科室,供患者预约、咨询、回访。陈敏形容工作如同自己的爱人,突如其来的失业好像与爱人分离,‌‌“估计没有一两年很难走出来‌‌”。

为了转移注意力,也为了把断缴的社保续上,陈敏开始找新工作。保健院、专科医院、私人诊所、月子会所,与护理相关的地方最先纳入考虑范围。十多年前,她冲着‌‌“找工作很容易‌‌”报考了护理专业,如今护士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用人单位有了更多更年轻的选择。陈敏称,由于年龄超过35岁,她要么无法报名考试,要么不被接受。

林江涛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在当地人才招聘网上看到了一家职业培训公司的岗位。面试那天,四十多岁的老板向他介绍自己在二十多岁时已经取得的成就,问他:‌‌“为什么29岁了还在找工作?‌‌”

林江涛克制住情绪,平静地回复:‌‌“为什么29岁不能找工作?59岁、69岁甚至79岁的人都有可能在找工作。‌‌”

刚失业那会,林江涛也有过自我怀疑,但很快,他告诉自己,在人生低谷千万不要太折腾自己,不能跟自己作对;遇到合适的机会便主动争取,但也不必过于着急,‌‌“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慢慢找‌‌”。

踏出舒适区

从5月到8月,李臻在家歇了三个月,前一阵子去了江苏南通,打算尝试家纺直播。

直播上镜有要求,穿着要时尚、化浓妆。不可以像在医院那样,里面穿身运动服,搭上小白鞋,外面套上护士服,再化个淡妆就行。连说话也讲究标准的普通话,‌‌“说了这么多年东北话,突然之间那么别扭‌‌”。李臻站在主播旁边,一种不适应感让她退缩。

在江苏待了半个月,李臻还是回到了老家,重新花7天在当地学习做奶茶。

9月,她和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开了家奶茶店,虽然更累,但也能适应。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但她想着多劳多得,‌‌“可能多卖这一个小时,我还多挣点钱,我觉得是给自己忙的‌‌”。

有的人迈出的步子更大,比如陈敏,从医院走向了小餐馆和烧烤摊。

找了一个多月工作,问了不下二十个护理相关岗位,陈敏仍毫无收获。咨询以前学校的老师后,她转向备考执业药师资格证,若是通过可以到连锁药房上班,‌‌“比较稳定,也不卡年龄‌‌”。

但在那之前,还得找一份工作过渡。陈敏沿街一家家店铺地问,直到在街边的小餐馆看到了招聘服务员的告示,在那当起服务员。经餐馆老板娘介绍,又来到附近的烧烤摊兼职洗碗。两份工资加起来与医院工作时没有太大差距,陈敏也以灵活就业形式重新缴上社保。

不过对于这两份工作,陈敏还有着自己的顾虑。找工作的时候她特意避开了医院附近,不想遇到以前的同事。

在医院工作时,护士们穿着一样的护士服,戴着一样的口罩,露出两只眼睛,看起来并没有编内编外之分。大部分时候,病人连辨别出不同相貌的护士都有些困难,对待护士都是同等的礼貌和尊重。但脱下了护士服和口罩,面对吃饭的客人、饭菜和碗碟,她还是有些担忧。

现在她的时间被分割为4段,早上7点起床备考刷题,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到餐馆当服务员,之后去烧烤摊洗碗,晚上12点左右回家,再接着看书到凌晨2点。

公公婆婆依旧为她打理家里的一切,丈夫也支持她继续考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偶尔,7岁的儿子见到陈敏在房间里看书,也拿来自己的图书,与她做伴。

在社交媒体上,陈敏写下:‌‌“我没考过编制绝对不是我不够努力,但是我依然相信努力以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回馈我。‌‌”

(陈敏、李臻、林江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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