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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依靠经营盖饭的 “成都小吃” 大面积消失,自此,再走进随便一家贩售盖浇饭的餐厅,总会遇到类似情景:点份宫保鸡丁盖饭,发觉餐盘上的食物质感堪比航空公司的盒饭,鸡腿丁很硬,丝毫没有弹性,花生吸收了酱汁,完全没有酥脆感,粘稠的酱汁包裹着炒菜,不是很咸就是很甜,下面的米饭,也如同被风干过一般,吃在嘴里感受不到任何香气…… 随后,盖饭渐渐被拉面、三明治、肉夹馍、披萨、汉堡等取代,渐渐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时至今日,就连外卖平台都不屑于推荐盖浇饭了。

盖饭,又称盖浇饭,据说这个词的来源是河南话 “瞎盖浇”,因 “盖饭” 的表达生动且足够清晰,因而 “盖饭” 一词广为流传。有店家为了方便,把宫保鸡丁简称为 “宫盖”,管木须肉盖饭叫 “木盖”,管鸡蛋炒西红柿盖饭叫 “西盖”,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盖饭这一大品类的熟悉,与深入人心。

盖饭成为一种现代饮食单品,大概是在 20 世纪中期,二战后,主食以稻米为主的东亚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一菜一饭的组合,为上班族提供了美味和碳水刚需,日本人普遍认为,丼物(盖饭)是幕府室町时代的产物,随后成为了民间的餐食,在中国南方,特别是粤港澳地区,人们认为盖饭是碟头饭 “进阶” 的成果。90 年中期,盖饭的形式开始 “蔓延” 至偏爱炒菜的北方地区,从最初的盒饭,演变成了小餐馆里的一盘综合食物。

盖饭消亡史

20 多年前,成都小吃如雨后春笋一般开遍了整个中国,很多人把哪里成为 “盖饭天堂”,现炒的烟火气,较低的价格和络绎不绝的客人,让盖饭在彼时生机焕发。这里的炒菜并非全部来自成都,炝炒土豆丝、红烧茄子、家常豆腐、黄焖鸡、炝炒圆白菜、地三鲜、肉末茄子、蒜苔炒肉大多盛行于北方,而有些馆子里做的辣椒小炒肉、双椒鸡丁、荷塘小炒则极大程度上丰富了盖饭的地域范围。总之,在那段时间里,很少有人会计较某道菜的祖籍和出处,在多数上班族看来,它只是一个名叫 “成都” 的食堂。

2020 年,有个帖子出现在了虎扑论坛,一位自称是外卖小哥的网友,偶然发现了一家 “成都盖饭王”,他被餐厅墙上上百款盖饭种类所震惊,于是决定每天中午吃一种,并给所有的产品做个测评。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默默的吃着盖饭,并且规律的在网上发布着照片,尖椒肉片、土豆肉片、尖椒火腿、干煸鱿鱼、豆干肉丝、鱼香茄子…… 外卖小哥用每天不足 20 元的花费,慢慢啃食着这本 “盖饭圣经”。随后网友们也开始跟进,从食材的丰富程度,到色、形的表现,食材的搭配程度,对不同的菜品进行了梳理和打分。

当然,在盖饭的江湖里,南北方的盖饭也是泾渭分明。以炒菜为主北方,自然符合主流食客的期待,但是在我国南方,盖饭则在飞速的形成新的品类。从最初的焖肉、窝蛋、烧腊、炖盅到海鲜,再到近几年流行的猪脚、潮汕牛肉…… 似乎没有什么不能盖在一碗饭上。

曾几何时,对于上班族来说,每个人每天都要经历一次 “中午吃什么” 的 “重大选择”,对于深夜加班的职员来说,一份盖浇饭也是对疲惫灵魂的最佳犒赏,在食堂、小饭馆、便利店和路边摊中,盖浇饭曾一度脱颖而出,垄断市场。直到 2010 年前后,成都小吃店消失突然间集体消亡。

这与人们的口味变化,餐饮业态的丰富,以及外卖平台的出现息息相关,人们似乎厌倦了被盖饭长期统治的味蕾,当拉面、饺子、小火锅、米粉、日料、烧烤甚至异国料理纷纷出现时,吃厌了米饭搭配鱼香肉丝的白领们,率先 “倒戈”,把筷子伸向了更新鲜,更新颖的餐盘中,他们似乎需要更丰富的口感,更多的味觉刺激才能抚慰上班带来的辛劳。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盖饭几乎被嫌弃了,在那几年的影视剧中,常见一些边缘且没有品味的人在镜头里吃着一盘盖饭。

为什么越来越难吃了?

盖饭为什么变得难吃了呢?在大城市中,经营盖饭小店的大多是夫妻档,炒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现做现卖是他们唯一的经营法则。然而,当连锁快餐和大规模的餐饮资本介入到午餐市场时,精明算计的投资人,自然要比那些质朴的夫妻懂得控制成本,或许他们也更懂得消费者的心理,于是大量规模化生的盖饭也孕育而生,出现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快餐厅中。与夫妻店不同的是,这些餐饮不提供任何情绪价值,只提供热量刚需。

当智能手机从 3G 升级为 4G,外卖平台纷纷出现,对于做盖饭的小店而言,平台的诞生,就带着原罪。算法几乎率先忽略了较低成本和较低售价的餐食,而是把主要主要算力投入在更多利润以及更多人消费的食物和餐厅上。在十多年前,餐厅之间比拼的是厨师的水平,食材的质量,实惠的价格,好吃的味道,而今天,这些 “竞技项目” 则演变成了,更低的成本,更花哨的噱头,更快的出餐时间,以及外卖员的速度。居住在北上广深的年轻人,开始学着被迫接受 “花更多的钱,吃更难吃的饭”,更有人戏称,我们用自己的消化系统,助力着各种餐饮资本的扩张与上市。

预制菜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但预制菜的兴起,一定和订餐平台以及共享厨房逃不出干系。虽说预制菜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食品加工、卫生、存储和出餐时间问题,但因此而丧失的味道或添加剂的使用,是否会成为一个过大的代价?至今没有人为此给出明确的答案。

其实,就在预制菜兴起之时,就有人开始讨论餐饮行业的 “去厨师化”,这无疑为岌岌可危的厨房行业带来了又一次致命的冲击。厨师的地位与社会的认知有着绝对的关系,从 80 年代开始,有一技之长的厨师被大众认可和尊重,常听闻有餐厅用高薪聘请某名厨到店,有次生意兴隆。但在餐饮资本的逐利下,厨师的一技之长远赶不上某个厨师的名头或称号,厨艺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了供应链和资本之间的竞争。

如今,餐饮市场仍有上百万的人力缺口,一方面培训学校苦于招生难,技校毕业的餐饮工作人员大多被集团和连锁企业率先挖走,鲜有人愿意去社会餐饮打拼一番;此外,厨师的薪资待遇在经济较差时期会呈现出不升反降的趋势,这也让一批人打消了走进厨房的念头;当然,厨师也是一门辛苦的行业,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花数年甚至数十年去钻研,甚至传承一门手艺,面对这个自由度低、挣钱慢,工作内容相对枯燥的工作,很多人在工作了几年后离职或转行,加之老师傅们相继退休,使得这个行业的平均年龄越来越低。

你以为消失的只是厨师吗?其实消失的是厨房。在过去,一个厨房是由,洗菜、切分、调味、烹调、出餐等复杂工序组成的一条流水线,十几二十个厨师,对于餐厅来说是标准配置,而今天,一个小餐厅的厨房里至多五、六位厨师,在更小的餐厅里,甚至可能只有一位负责加热的小时工。一位工作了 20 余年的中餐厨师对我讲,让厨师真正感到恐惧的,是和师傅学了那么多年的手艺,以为会功成名就,突然有一天,某个贴着菜名的锡纸包和一台加热器就把你给替换了的那种无力感。他也坦言,真正有锅气的味道,只会越来越少,且越来越贵,这就是趋势。

当盖饭从我们生活的空间消亡时,我们似乎才会意识到,廉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解决饥饿的最佳方式。曾经那一碗并不精致的,有些粗糙的,甚至是过时的盖饭,代表了一种简单幸福感,我们走过繁华的商场,走过精致的连锁小餐厅,很难在遇见一盘属于昔日的盖饭。写到这里,我打开刚刚点的外卖,看着它精致的样子,和包装上打鸡血的话语,闻着卤肉和鸡蛋散发着浓郁的味精味,怅然若失。

人们常说 “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但现在,火锅连自身的难题都难以解决。

去年,巴奴 5 片土豆卖 18 元引发热议;今年火锅动辄 68 元、78 元的锅底,也上了不止一次热搜 —— 人们渐渐发现,出去吃饭,火锅未必是高性价比的选择。社交媒体上不乏消费者抱怨,“两个人随便吃吃就三五百元,菜品分量越来越少”“火锅越来越贵,吃不起了”。

“高价赶客” 的影响目前还不好说,但连锁火锅们已经有了充足的危机感,并实实在在加快了下沉的步伐 —— 与其被平替,倒不如自己平替自己。

今年 7 月,海底捞旗下的平价副牌 “嗨捞火锅” 宣布品牌升级,改名 “小嗨火锅” 并将人均消费由 80 元降至 60 元左右;八合里牛肉火锅发布降价通知,称 “价格回到 10 年前”。楠火锅、小龙坎、怂火锅等也在卷价格,试图用 8 元的锅底、9.9 元的菜品留住顾客。

不管原先身段有多高贵,这价格战是不打也得打了。

窄门餐眼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7 月 6 日,过去一年国内新增 20.6 万家火锅店,但净增长仅 6.8 万家,这意味着有超过 13 万家火锅店关闭。

究竟是火锅太贵,还是消费者吃腻了千篇一律的火锅?无论如何,火锅赛道的内卷已经到了 nex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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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大街的火锅店,

我却没那么想吃了”

“一般聚餐人多的时候,我都会提议吃火锅,因为没有人会拒绝火锅。”

对消费者来说,火锅至少能吃上肉眼可见的新鲜食材,并且口味包容、调料自由、丰俭由人,很容易成为朋友聚餐的首选。2018 年,记者《火锅中国》专题曾总结出 “火锅社交学”,想知道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吃顿火锅就能略知一二。

但渐渐也有人发现:“为什么现在跟朋友聚餐,大都吃火锅而不是炒菜?” 甚至有人发出近似 “世风不古” 的感慨,觉得 “不需要厨艺” 的火锅走红,是中餐行业的退化。

但 “受欢迎” 意味市场接受度高,“零厨艺” 代表容易标准化出餐,这些特点反倒让火锅成为餐饮业最热门的创业赛道之一。

据《2024 火锅产业发展报告》,截至 2024 年第一季度,火锅依然是正餐中最大的品类,不仅 20% 的门店数量占比居首位,团购订单量与金额也是餐饮业第一。

究其原因,火锅只需准备好食材和锅底,连厨师都不用请,把 “下厨” 交给顾客,被认为是外行人开馆子最省事的买卖。

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火锅,也受到了资本的青睐,热钱疯狂涌入火锅行业。2021 年中国火锅行业全年投融资金额达 6.7 亿元,为历年最高值。2019—2023 年,中国火锅行业的连锁化率从 16.3% 上升至 23.6%。连锁品牌不断开店,纷纷占领人流量大的地段,带给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便是 “哪哪都是火锅店”。

但当一个赛道同时具备了门槛低和流量大的特点,离饱和也就不远了。

据火锅全产业链媒体 “火锅餐见”,2024 年 1—6 月火锅行业新注册门店数是 2.8 万家,而注销门店数是 3.4 万家。美团团购的数据也显示,火锅门店数量在 2024 年 1 月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此后有所下降。

后火锅联合创始人黄菱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和同行都发现人们对餐饮消费的热情不及预期,消费者花钱更谨慎了。”

的确,对于一部分消费者而言,火锅似乎不再是出门吃饭的首选了。上海女生小婧表示:“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吃火锅了,因为上海外出就餐的选择太多,总有新鲜的美食品类流行,根本吃不过来。”

小婧觉得,吃火锅人均消费在 100 元上下是可接受的范围。最近小婧的朋友吃了顿巴奴毛肚火锅,三人花费 600 元,还有两人在湊湊火锅吃了 300 多元,确实都算不上便宜。

至于楠火锅、海底捞等头部品牌,虽然正在推出降价活动,但同样很难在一时之间,摆脱其在消费者心中价格偏高的形象。火锅也能自己在家做。(图 /《喜欢你》)

何况火锅总与社交分不开。

“一个人的火锅叫冒菜,一群人的冒菜是火锅”,另一位年轻消费者娜娜表示,自己减少了很多无用社交,一个人去店里吃火锅有些尴尬,所以当她想吃火锅时就会自己在家做,毕竟买火锅底料也很方便,“零厨艺” 的属性也难不倒多少人。

年轻人依然爱火锅,只是附加了更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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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卷价格,要么倒闭

一名餐饮设备回收商用 “九死一生” 来形容餐饮业,“今年比往年更不好做,10 个老板 9 个亏”。

他告诉记者,今年 4 月,他连续见证了 9 家火锅店的倒闭,“火锅是餐饮行业倒闭最多的品类”。常常有人投资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刚开业时生意红火,往后顾客越来越少,半年可能就撑不住了。社交平台上,二手设备回收商见证火锅店倒闭。(图 / 小红书截图)

90 后王先生曾在 2022 年尝试加盟某火锅品牌,一次性投入 80 万元,但在管理和营销上处处受制于品牌,盈利情况并不理想,让他感觉自己更像 “被割了韭菜”。最终他决定及时止损,重新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

王先生告诉记者:“其实火锅赛道两年前就已经很卷了,很多店早就被‘卷死’了。” 他观察到,以前北京的火锅店人均花费大约在 150—200 元,近两年以来,客单价整体降了 20%—30%。

无论品牌大小,火锅店似乎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倒闭,要么跟风卷价格。王先生感慨:“不卷没人吃啊,但即使用低价吸引了顾客,利润也几乎没有了。”

广州热门榜单上,排名靠前的火锅店人均花费大约在 80—130 元。(图 / 大众点评)

降价的风,已在大数据上初露端倪。

海底捞 2023 年财报显示,其客单价为 99.1 元,跌至近五年最低水平。主打高端的怂火锅,客单价从 2021 年到 2023 年分别为 129 元、128 元、113 元。据久谦中台数据,谭鸭血的客单价也降至百元内。

具体到各家的实际行动上,咖啡茶饮的 “9.9 元价格战”,已经被大规模复制到火锅的战场上。

楠火锅推出的 3.0 店型,有 1.9 元的素菜、9.9 元的鲜牛肉、39.9 元的锅底,其创始人公开表示人均消费会降至 70-80 元。怂火锅部分门店贴出的 “认怂公告” 显示,锅底 8 元起、荤菜 9.9 元起、素菜 6.6 元起、焖饭 6 元任吃。鸿姐火锅更是下了血本,率先推出 9.9 元抵 100 元的代金券。

黄菱表示,后火锅也会做 “0.1 元抢 100 元代金券” 这样 “钩子性质” 的活动。“但所有品牌的优惠活动都不可能长期维持,而是在特定节点推出,以起到引流作用,否则大家都会活不下去。”

中国烹饪协会分析称,今年前 5 个月,“餐饮行业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价格战、同质化竞争和成本压力的不断加剧。

降价意味着压缩利润空间,商家不得不想办法降本增效。今年越来越多的川渝火锅推出三味锅、四味锅、小份菜等,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尽量保证利润。当然,一些操作在消费者看来,免不了 “虽然降价,但分量也变小了” 的嫌疑。

黄菱也表达了对价格战的担忧,“品牌依然要坚守品质,在合理的前提下进行产品调整,再去顺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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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新火锅,

接力把价格打下来

显然,如今要是还想开火锅店,只能另辟蹊径了。而市场就是如此残酷,老店们焦头烂额,新店们奇招尽出,让吃货们直呼 “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比如今年风很大的菜市场火锅,把市井气的氛围感作为卖点,加上人均 70 元左右的价位,一度在社交媒体上霸屏。不少五谷不分又社恐的年轻人总怕逛菜市场被宰,在店里沉浸式体验现场选菜称重倒是津津有味。

开在菜市场里的火锅,给人很便宜的感觉。(图 / 小红书截图)

但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对于吃饭这件事,氛围感始终只是锦上添花。要吸引顾客,取胜的根本还是口味。

众所周知,检验一种口味火不火,得看多少店紧急转行跟风。之前享受这个待遇的是淄博烧烤和天水麻辣烫,现在轮到了贵州酸汤。

辰智大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第一季度,全国店名包含 “酸汤” 的餐饮门店,在过去近一年同比增长超过 40%,“酸汤” 菜品同比增长超过 60%。不管是海底捞还是毛肚火锅、川渝火锅,都推出了类似酸汤口味的锅底。怂火锅所属的九毛九集团,今年也顺应市场,开出新的贵州酸汤火锅连锁品牌 “山外面”。

番茄发酵和辣椒混合而成的锅底,爽快地满足口腹之欲,叠加 “中医说夏天多吃酸” 的养生 buff 和人均几十元的性价比 buff,确实能轻易俘获年轻人。

站在商家的角度,卖得便宜自然是因为成本更低。

红餐网报道,牛油锅底的成本能达到 40 元以上,而酸汤锅底则便宜得多。酸汤火锅店的锅底售价可以低至二三十元,甚至有些自助小火锅能把价格打到 15 元。

更便宜的酸汤火锅,更刺激的口味。(图 / 小红书截图)

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还再次捧红了一人食小火锅。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增 “小火锅” 相关企业已超过 2000 家。

这场求生存的价格混战之中,小火锅在卷大火锅,大火锅也开起子品牌试图 “降维打击” 小火锅。去年,海底捞推出平价副牌 “嗨捞火锅”,近日改名 “小嗨火锅” 并降价。今年,呷哺呷哺发布新菜单,套餐均价降幅超过 10%。

谢女士也将小火锅当作自己的创业赛道。她告诉记者:“我之所以选择小火锅,是因为看到海底捞等品牌都开始做小火锅,说明风口在往这里吹。大小火锅毛利率都在 60% 左右,但小火锅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少的人工、更精简的流程去争夺消费者。”

谢女士表示,五十平方米的小店除去房租,前期仅投入 5 万元左右,而如果是一两百平方米的大火锅店,前期投入 50 万元都算少的。“现在很多一两百平方米的火锅店,一天的营业额只有三四千元,我的小火锅店试营业,每天也有 3000 多元的营业额。”

小红书话题 “小火锅” 有 1.2 亿浏览。(图 / 小红书截图)

不过,黄菱则认为,品牌只能聚焦于某个特定人群,不能贪多。“大火锅跟小火锅针对的并不是同一类消费人群,吃小火锅的人更加注重性价比。而吃大火锅的时候,人们更多是为了放松地与朋友聚一聚。”

在她看来,一个火锅店既然能够成为连锁品牌,意味着它的味道是过关的,火锅品牌的竞争最终还是会落脚在情绪价值上。“与朋友聚餐有很多选择,就看这家火锅店提供了什么让大家愿意选择它,让人能够记住它。”

但火锅店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在执行层面又是一个问题 —— 比如,人人都做海底捞不现实,也不是每个消费者都吃这一套。

归根到底,火锅行业不得不狂卷性价比的背后,是因为这才是餐饮的最大公约数。回归本质,来上几口简单又极致的满足。才是食客最想要的情绪价值。

怂火锅 “认怂” 降价

“客人们大多会选择团购平台上的 98 元双人餐。” 上述酸菜鱼店的店员说。

在之前,这样的两人份酸菜鱼的价格是 128 元,但在今年早些时候,他们把价格降到 9 年前的单价–98 元。9 年前,也是这家酸菜鱼连锁品牌的创立时间。

这里 98 元双人餐,除了标准份的酸菜鱼外,还包括一份时蔬小炒、凉拌前菜和饮品等,两位成年男士吃完也会有果腹感。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套餐里的酸菜鱼重量比原价 128 元的版本少了 100 克。另外,团购套餐只能在周一到周五使用。

尽管价格优惠,即便在工作日,这家店的生意仍不算商圈里最火热的。

中午 12:30 左右正值用餐高峰期,店铺内仅坐了一半人。相比之下,商场 B1 层的其他餐厅,如遇见小面、谷田稻香、福客麻辣烫等,客单价集中在 20-30 元的餐饮店门口却人头攒动。

在来福士广场附近上班的晓菲(化名)是这家商场的常客。她回忆道,2023 年,疫情解封后的几个月,商场里的餐厅非常火爆。“即使是工作日,商场高层的中端餐饮也时常需要排队。” 但如今,她发现楼上的餐饮店客流量明显减少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餐厅聚集的高楼层也出现了一些围挡,却一直没有新店入住。” 晓菲说。

同属九毛九集团下的怂火锅还 “坚挺” 在商场的三楼。晓菲记得,去年五月怂火锅刚开业时,人气很旺,身边不少年轻朋友都爱去那打卡拍照。

“味道和其他火锅区别不大,去那里吃饭,主要是为了体验气氛的。” 晓菲说。

为了吸引 Z 世代的年轻顾客,怂火锅常常推出如 “服务员扮演二次元角色”“火锅店变身蹦迪现场” 等活动。在过去,这种以年轻人喜爱的 “氛围” 为卖点的营销策略效果显著。

根据集团 2023 年财报显示,怂火锅在九毛九集团的的收入占比从 6.5% 上升至 13.5%,仅次于太二。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怂火锅就被一部分年轻人抛弃了。

九毛九的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怂火锅的翻台率分别为 2.8 次 / 天。而在去年,怂火锅的翻台率分别为 3.8 次 / 天。对此,九毛九集团称,消费者习惯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而改变,餐厅人均消费和翻台率下跌,从而导致餐厅单店收入下跌。

面对越来越少人愿意为氛围付出人均百元消费的局面,怂火锅开始 “认怂” 降价。从 2022 年至 2023 年,其人均消费水平依次从 128 元降至 113 元,而到了今年第二季度,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至 104 元。

晓菲发现,过去怂火锅门口的标语还是 “不是米其林,不是必吃榜,服务没有海底捞好。吃火锅,你开心就好”。但现如今,“认怂” 公告换成了 “锅底 8 元起,荤菜 9.9 元起,素菜 6.6 元起,焖饭 6 元任吃…”。

即便如此,晓菲仍然没有太强的就餐意愿。在她看来,这样的降价公告更多是营销策略。实际上,在团购平台上,怂火锅唯一的 2 人团购套餐仍标价 246 元。

“没有性价比,即使氛围再热闹也缺乏诚意。” 她说。

上海人均 500 的餐厅,少了一千多家

除了这些品牌连锁餐厅在持续降价求生外,一些高端餐厅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在过去,人均消费上千元的日式 omakase 是中产食客彰显身份与品位的重要选择。但日料爱好者小萱发现,在深圳,越来越多的高端日料店推出了平价 omakase 套餐。例如 298 元的 “单人海胆热狗 omakase”,“362 元的寿司八贯” 等。

事实上,高端餐饮行业一直面临经营压力。范琛表示:“尽管高端餐厅的客单价较高,但由于难以提高翻台率,加上菜品制作需要复杂的工艺,厨师和员工的人力成本也相对较高。”

此外,这类餐厅在装潢和选址上有着较高要求,成本始终居高不下。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不愿再为高端餐厅精心打造的 “奢华体验” 买单。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分享各大品牌的 “穷鬼套餐” 攻略,鼓励大家一起薅羊毛。

一些曾高调入局的高端餐厅也在全行业的关注下走向衰落。2022 年,上海外滩开设了一家人均消费 2300 元的米其林级川菜馆明路川,这家主打 24 味型川菜的餐厅,仅在开业不到一年后就宣布关店。

“疫情结束后,有经济能力的中产阶层可以直接出国品尝当地美食,国内的餐厅也经历了一轮优胜劣汰。” 范琛说。

另外,品牌连锁餐饮通常拥有规模化的供应链和采购能力,这使得它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食材和其他物资,从而有条件降低价格。在范琛看来,没有成熟供应链的高端餐厅很难做到这点。

根据红餐大数据,作为餐饮在营总门店数全国第一的上海,截至今年 7 月 30 日,相比去年 5 月初,上海人均客单价在 500 元以上的餐厅占比从 1.35% 下降至 0.76%,总门店数减少了 1000 多家。

意式餐厅萨莉亚,变成了 “沙县价”

“经营十年,餐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 去年末,一家高端餐厅的老板向范琛这样抱怨道。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国内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量达到 134.6 万家,但注销、吊销量也有 105.6 万家。

“消费降级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小萱(化名)说。在深圳从事了五年互联网行业的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同事在请客时不再选择大厦里的小众高端餐厅,而是转向公司楼下的平价好店。

“行业内的裁员潮让大家对消费有了更多顾虑。” 小萱说道,同龄的同事中有不少人背负着房贷压力,过去大家对未来收入的信心十足,因此敢花钱消费。然而现在,存款已经成为同事间的一种默契。

据小萱观察,以前同事们几乎人手一杯的星巴克,如今在公司的办公桌上已经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 8.8 元、9.9 元价格 “闻名” 的库迪和瑞幸咖啡。

中产逐渐抛弃星巴克的现象也在企业业绩中得到了反映。

瑞幸发布的 2023 年全年财报显示,瑞幸咖啡 2023 年总净收入达到 249.03 亿元(约合 3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87.3%。这是瑞幸在年销售规模上首次超过星巴克中国(31.6 亿美元),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

“消费心态也变了。” 小萱说,以前办公时,人们买星巴克时,更喜欢放在电脑旁拍张照发到社交媒体上,似乎这就象征着白领生活的开始。但现在,咖啡更多地成为年轻人工作中的 “续命水”。

“反正都是咖啡因加糖浆,选个便宜的有什么不对?” 网络上一条高赞的评论如是说。

除咖啡之外,在外卖平台上,一些团购平台近期还推出了 “拼好饭” 的活动,也深受打工族的喜爱。一份招牌猪脚饭只需 6.9 元,不少知名奶茶店的产品价格也降到了十元的区间。

小萱表示:“如果都是预制菜,为什么要花 30 元去点?品牌与否已经不再重要,性价比才是关键。”

红餐研究院发布的 2024 年中国餐饮产业生态白皮书显示,接受平替,不再单纯追求高端品牌已成为年轻一代的消费特征。

主打低价的意式餐厅萨莉亚是 “消费降级” 的获利者,其业绩也逆势增长。翻阅菜单,印象里高贵的食材,统一变成 “沙县价”:16 元的蒜香蜗牛、18 元的番茄海鲜烩饭、20 元的披萨…

其菜单显示,萨莉亚有 100 道菜,其中 72 道菜的定价在 20 元以下。

这种低价策略为餐厅带来了大量客流。萨莉亚发布的 2023 年 9 月 - 2024 年 5 月的合并财报显示,2024 财年前三季净利润达到 51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2.3 亿元),是上年同期的两倍。其营业利润更是达到 10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4.5 亿元),是上年同期的三倍。

投资人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消费者心理的变化。近日,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在媒体采访时说道,他当时见到了一位卖清酒的创业者,从今年 1 月开始卖酒,现在每天在抖音上能卖一万瓶,这让他觉得平价消费领域的机会还有很多。

“今天要打就打平价消费,14 亿人口每天还是要消费的,今天没有人愿意为价格去付智商税了。” 朱啸虎认为,只要能提供好产品和好价格,就仍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的当下,中产家庭的主妇们转变生活方式,开始量入为出,重拾性价比。

由奢入俭并非易事。有人发现,过去追求升级的生活方式,确有可祛魅的地方。

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

口腔医院诊室内,刘琳琳11岁的孩子规矩地仰躺在诊椅上,张嘴接受牙医检验。这是一次免费的常规检查。过后,医生告诉刘琳琳,孩子蛀了一颗牙需要填补,大概需要1700元,而后就继续开动机器,帮孩子补牙。仪器“嗡嗡”声钻进刘琳琳的心里。每一次震动,似乎都在加快金钱的流走的速度。过去,刘琳琳不会把这笔1700元的花销放在心上,但今时不同往日。

在上海,刘琳琳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一个孩子。在这个三口之家,丈夫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创造着50到1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刘琳琳则是全职主妇,决定着家庭的花销方式。丈夫每年带回的收入花在哪里、如何花,主要由作为主妇的刘琳琳筹谋、决定。2023年下半年,刘琳琳的丈夫告诉她,自己就职的公司决定未来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经营成本。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在内地的雇佣人员、提供的薪资会逐渐减少。这个消息,让负责家庭开支的刘琳琳意识到,必须捂紧钱袋子,主动过上量入为出的生活。

在她的理解中,形势是一点点变化的。在此之前,刘琳琳本也是一名白领,2022年遭公司裁员,才全职在家主管家中事务。以前,她对家庭未来收入的预期乐观。很多时候,她乐于用金钱换取家庭更多的便利,节省自己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

每到周末,刘琳琳都会安排一家三口下馆子吃饭,一餐大几百元,关系不大。平日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也会用餐馆就餐代替自己在家做饭。如今,决定向性价比转身之后,刘琳琳开始尽可能减少一家人在外就餐的频率,在家做饭。一天下来,伙食费至少能省去一大半。家人想吃毛豆,她尝试着买回生毛豆自己从掐丝这种处理生毛豆的步骤开始试着做,而不是买现成的、处理好的毛豆。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生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她开始过起了付出时间、精力处理更精细的事务,来节省经费的生活。

生活在北京的陈静过往很少为钱发愁。她的丈夫在IT行业工作,她自己则在医药行业工作,夫妻俩收入可观,持续供养着家人过上一种中产式的生活。作为家庭的女主人,陈静主持着家庭各项大事,心有余力,还在互联网上开了账号当博主,这一副业也带来了一定收入。作为主妇主持家中大事,陈静很少去菜市场采买食材。她习惯在“山姆”“盒马”这类的生鲜平台上下单,而后由专人送货上门。这类平台上的食品价格普遍比普通菜市场高,但因为家庭条件负担得起,所以陈静有条件牺牲“物美价廉”这一项,去享受不用两腿奔波的便利。

022年以前,陈静和丈夫还没有摇到车牌号,那时也很少坐公共交通出行。丈夫颈椎不好,两人每次周末出行,乘坐的都是较为昂贵的保姆车,往返打车费要2、3百元。丰厚的家庭收入,也让陈静有自由和经济条件经营自己出门在外的形象,她表示,自己每天出门都要尽量搭配一身新衣服,往往一个季度过去,衣柜里还有不少衣服等不到出场亮相的机会。

算上整个家庭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在这个北京的中产之家,女主人陈静每个月经手的支出在6万元左右。

然而,2024年以来,陈静也开始向性价比转身。2023年年底,丈夫被裁员,而后入职新公司。新公司的日子也顺流而下,领导以“抽取部分薪资留待年终和奖金一起发放”为由,克扣了30%的月薪。陈静作为博主的副业收入也大幅缩水。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她收到的广告投放数量,从往年的10条左右下滑到只剩两条。她在社交账号上发了自己对降级生活的担忧,引起了许多讨论。许多人表示,自己的家庭收入折半了。

收入骤减,让很多中产家庭过往持续多年的生活方式变得摇摇欲坠。如何在消费降级和保持家庭生活质量之间寻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检验着这些家庭中,主持大局的主妇们的生活智慧。

在过往,很多中产家庭的主妇的花钱之道,是用金钱购买,去逐步消除生活中那些不便利、大体力消耗、大时间消耗的细节。如今她们反其道而行,刘琳琳和陈静这样中产家庭的主妇们,都选择思路上转变为追求性价比、质价比,愿意在保持生活本身质量的前提下,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品质相当但价格更加低廉的商品,节省生活的成本。

从前,陈静的婆婆常向她念叨,北面有个批发市场,买来的菜又好又便宜。但市场离家有一定距离,需要开车前往,陈静觉得不方便,便没放在心上。消费降级后,她让丈夫抽空,开车带着一家人去逛逛,才发现果真不错。不仅面积大、品类齐全,食物的新鲜程度也丝毫不输给那些主打高端定位的生鲜平台。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有一次,她在批发里遇见一位卖西梅的农妇。在她印象中,西梅是一种偏贵的水果,没想到问价时,对方直接给她倒了一大兜子,约莫四、五十个,让她“五块钱拿走”。陈静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以前在网上买菜,东西没买几样,几百元就没了。到了批发市场,钱一下变得经花起来,两、三百元买来的菜就能装满一个后备箱。钱变得“经花”,是她们过往很少感受到的欣喜。

陈静对照过往生活,开始称赞起如今量入为出的生活消解掉的一些过往狠狠踩中的消费漩涡。赶大集成为陈静一家每周的固定项目。她过去带孩子出门玩,不仅要掏各种门票钱,还免不了被各种游乐消费项目“收割”。看着儿子眼巴巴的神情,母爱就冲昏了头脑,办了卡就刷,一趟亲子游动辄就要花上千元,用来支付儿子想玩的各种游乐项目。等结束后,她才回过神来拍大腿。自从开始赶大集,带孩子出游的任务也在采购过程中被变相完成了。

“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条主妇们过往信奉的“真理”,如今正被推翻。

刘奕敏和丈夫在广州经商。平日,刘奕敏不仅要负责家庭各项活动和支出筹划,还负责生意上对外的往来。2024年初,她愈加嗅到“钱变得更难赚了”。

一开始,是她意识到开始频繁刷到各类提醒大家“注意省钱”的视频。到了2月份时,刘奕敏根据对餐饮行业的了解,入手过几家看好的餐饮公司的股票,没想到一路下跌。在和一些基金公司的朋友聊天中,她得知往年没有亏过的餐饮股,今年也在亏损。刘奕敏迅速转变了策略,杜绝触碰任何实体投资,以及高风险的股票和基金,“专业玩家都赚得不多,(我们)就不要去搞。”

难以开源的情况下,她更加关注家庭中细枝末节的支出。6月份时,刘奕敏与一位新开了餐饮店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的电费支出占到了营业额的17%,远远超出了10%的上限。根据多年的经商常识,她怀疑是对方购买了大功率电器,由此,也开始留意起生活里相关的细节。那段时间,她正准备家里换新冰箱。刘奕敏发现,母亲家里的冰箱和自己差不多大,电费却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查看之后,她发现母亲使用的是10年前购买的老冰箱,属于5级能耗,是最耗电的一类。冰箱24小时插电,一个月下来,电费总额达到了700多元。刘奕敏当即就给母亲换了一个1级能耗的冰箱。此外,在出租和管理名下资产中的商铺时,她也更加关心店家对电器的购买和使用情况。遇见有门店使用功率过大的电器,便会主动建议对方进行更换。过去,她甚少在意这些支出,但现在一切要“重视起来”。

刘琳琳自己在家煎牛排

对中产的生活方式“祛魅”

林秋语出生于1990年,父亲经营着建筑机械生意。时代的东风为这个家庭带来了财富的攀升。2008年,她在北京上大学,遇见了不少家境富裕的同学。那段时间,她沉迷于消费奢侈品,将每个月生活费的8、9成,都投入于购买衣服、包包上。

23岁那年,毕业不久的林秋语步入婚姻,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婚后,她也保持着相似的消费节奏。

丈夫从事地产行业,丰厚的收入再次为林秋语提供了消费的底气。她的生活围绕着奢侈品、瑜伽和旅游展开,几乎没有任何烦恼。

2016年怀孕后,林秋语成为全家人的重点关注对象,婆婆和丈夫都叮嘱她出行时要坐商务舱,酒店也是由专门的旅游公司规划好报价。生活中,林秋语面对着这些账单,很少感觉到钱包窘迫。

在降级消费浪潮下,林秋语逐渐养成了事事比价的习惯。日常里,她会囤些常住酒店的消费券,可以抵消几百元的房费。需要坐飞机时,她会专门查看积分,又或者通过对比一些三方购票平台,找到最实惠的购票方式。

女儿小时候,为了方便照顾她,林秋语每次都带女儿坐空间更大、服务更好的商务舱。等到女儿4、5岁时,有一次,丈夫质问她“为什么一直带孩子坐商务舱,让她从小就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之后,林秋语带女儿坐了一次经济舱。她发现,长大的女儿已经能够好好地待在座位上,不需要自己操心了,坐经济舱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观念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现在,她还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在此之前,她已经“好多年没坐过地铁和公交”。和女儿一起逛超市,林秋语也会刻意引导女儿对比同一商品不同品牌的价格,在这些细小的花销里,她希望能和女儿一起培育起新的消费观念。

但由奢入俭的过程,比林秋语想象得更为漫长和艰难。节流中最难的一步,莫过于将那些依附于高收入而生长起来的消费欲望修剪干净。

有一回林秋语逛街路过珠宝店,被一条项链吸引住了视线。那是一条祖母绿的宝石项链,宝石个头不大,但胜在小巧精致,被商场的灯光衬得耀眼夺目。林秋语一时走不动道。

虽然她内心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工作生活,压根没有什么场合有机会使用这类奢珠,祖母绿的颜色也略显老气,但那一刻,她的内心就是发了疯似的想要买下它。最终,林秋语以超出4万的价格买下了那条项链。

一年多过去了,项链至今仍然躺在她的首饰盒里,不见天日。她只好安慰自己,“未来留给女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的生活模式,是消费社会塑造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商业借助人们对向上跃升的本能渴望,鼓励人们用消费区别自己的身份。消费主义赋予了商品种种实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通过广告等宣传手段让人们相信,占有某些品牌的商品,就可以获得某些特定的特质,仿佛只要购买了这些商品,人就会变得奢华、逃离平庸。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产家庭用高于普通大众的消费水准,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意义,用溢出商品实用价值的消费水准,标志着自己的身份。

林秋语坦承,在中产群体内部,有时的确需要借助某些标签和符号来相互识别。很多时候,这种“标志”就存在于消费的商品之上。

2019年,29岁的林秋语进入第一份工作,为了融入社会。职位和奢侈品电商相关。面试那天,她穿了件职业化的白衬衫,背一款小众的dior包包,还精心搭配了一套法国珠宝品牌的首饰。得益于当天的着装打扮,面试官判断她“懂这个圈子”,于是,履历空白的林秋语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工作5年,她换了几家公司,年薪涨到了50万。

林秋语能够感觉到,上司在招人时,明显更倾向于那些家境好、品位佳的候选人,而不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往往被视作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在上司看来,“(如果)他本人都穿得那么土,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品位?”出于工作需要,每逢一些跨国会议,或是参加某场大型的订货会,林秋语会在身上安放些便于识别的标签。有时是一块手表,有时是某个品牌的衣服:“在没有沟通之前,人家不认识你是谁,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识别你的。”

20岁出头时,林秋语曾在英国留学。在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花费了50至80万来购买奢侈品。直到近两年,林秋语开始出售闲置的奢侈品,她才开始祛魅。

林秋语发现,原本3万购入的包,只能以4千元的价格卖出。其中,有一只她花了13万买来的爱马仕,配货时宝贝得不行。结果到了交易市场,包的价格贬值到7万元。在二手市场,消费一样的商品,并不需要耗费和她原本等量的财物。

在出售闲置的过程中,她忽然从对购买奢侈品的生活方式中清醒。在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内,她看一面堆满了爱马仕的墙。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爱马仕)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孩子5岁时,林秋语为孩子举办的生日派对

浮沉

收入遭遇波动前,陈静和丈夫的收入每年都在稳定上升。

陈静所在的中医药公司,有着稳定的盈利渠道,疫情期间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涨了薪。她乐观地认为“穷了谁也穷不着我们”“主业肯定不会受影响”。至于副业,在她的设想中,哪怕广告数量减少,也可以想办法靠其他方式填补,比如做热门的知识付费,“就会觉得好像你只要动动你就能赚钱。”

陈静的母亲提醒她:“人不可能一直赚钱。”提醒她要省钱、攒钱。陈静嘴上应和,实际并不以为意。

如今回望起来,陈静感叹自己高估了未来形势的变化,也低估了许多事情的难度。她开始愈发觉得,自己应该听从母亲的劝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建立在一种对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上,“明天会更好”的想象,鼓励着人们进行大胆地消费和投资。而中产家庭更是最敢运用杠杆,提前使用“未来的收入”的群体。

家庭资产管理师陈莹拥有10年金融经验,据她观察,近两年向她咨询资产配置的中产人士,在心态上普遍变得更加悲观和焦虑。他们普遍持有多套房产,且背有贷款。繁华时期曾用来撬动财富的杠杆,如今尽数成了压在中产家庭们身上的重担。

前几年,林秋语的丈夫热衷利用杠杆来追逐和投资种种项目。她见过那个野心勃勃的时代。身边一些朋友为了给手中的杠杆加码,不惜借来千万贷款投入股市,走了运的,一下就能挣出一套房来。

但随着形势变化,一些人从股市里赚来的钱,又全都赔了进去。林秋语的父辈和丈夫,从事的工作都与房地产相关。过去,依赖于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这个大家庭投资并拥有了10数套房产,光是在北京就有4、5套房产。这两年,林秋语预估资产至少缩水了30%以上。同时,接二连三的信托爆雷,也让她损失了上千万的资产。

虽然家庭经济实力不俗,林秋语仍嗅到不安全感的气息,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稳。”

现实的残酷浇熄了林秋语丈夫的欲望,没了交际和应酬,丈夫将重心更多地向家中倾斜。下了班就早早地回家。

除置办房产外,教育也曾是中产家庭集中消费的领域。

中产家庭的孩子们,从小便在父母制定的精英教育路径上亦步亦趋。单单就兴趣班而言,范围便涵盖围棋、书法、机器人、编程、英语、钢琴、美术、篮球、攀岩、潜水……类型甚广。

自从有了孩子后,刘奕敏发现自己被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包围了。2018年,大儿子1岁时,刘奕敏曾花2万元报过一个早教班。去了之后才发现,所谓的早教班,无非就是教孩子唱唱歌、玩游戏,还规定家长必须在现场陪同,既花了钱,也没有省下时间。而这些启蒙活动,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父母在家和孩子自主的互动来完成。

育儿过程中,她遇到很多看着就在“排队割中产韭菜”的育儿消费。这些课程巧妙地发明了各类名目,定价昂贵,样式新奇。

孩子到了学外语的阶段,刘奕敏曾被大数据推送过一些推广“英语自然拼读”教学课程的直播间。基于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刘奕敏判断,所谓的自然拼读,更多只是一种营销噱头。她询问了一位语言教育学家,对方告诉她,自然拼读存在一定作用,但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帮助。

对精英式教育的投资,一方面来自于融入上流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阶级滑落的恐惧和担忧。种种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正是中产家庭这种“万一不花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怎么办”的焦虑心理。

刘奕敏发现,周遭一些中产主妇在孩子教育的投资上,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不惜消耗大量的家庭财富,也要让孩子上600元45分钟一节的钢琴课,又或是为孩子报名如高尔夫、马术这类的贵族运动。

随着谷爱凌的成功,体育被不少中产家庭视为进入常春藤等名校的新有效路径。通过支付高昂的学费,他们期许着为孩子换来另一条向上攀登的阶梯。可刘奕敏忍不住怀疑,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爬坡的路径是否能稳妥有效。

在她的观察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资,会随着政策改变、学历水平通胀让收益发生变化,而在收益产生之前,中产家庭的家长们,更容易陷入有关教育的消费陷阱中难以自拔。

中产家庭的主妇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守好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当下最好的投资。

陈静停止续费了儿子大部分的兴趣班,目前,只给孩子留下了围棋、体能和游泳三门。她的丈夫觉得,这些兴趣班对儿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帮助。可陈静觉得还是有用的,比如培养了儿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可具体是怎样的作用,她也说不清楚。反而是她的丈夫决定,未来不会再给小儿子报这类兴趣班。

不过,维持着过往的惯性,二人仍然希望为孩子买一套好点的学区房。陈静计划着,等2岁的小儿子未来上了一年级,就尽快把学区房转卖给下一任家长。尽管知道存在学区房退热,转让困难的潜在风险,陈静仍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

在九十年代,陈静的父母也曾属于那个时代下的高收入人群,是周围人里最早购买28自行车的人家。直到她读初中时,原本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因种种原因被迫主动离岗。从此,这个原生小家的经济状况一路下滑。到了高中,母亲甚至要靠借钱才能凑齐陈静的学费。

是靠着教育这根藤蔓,陈静才重新抓住了向上的机会。惯性使然,她也觉得再拮据也应该尽可能保证孩子有好的学习资源。

又一次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陈静越发清晰地认知到中产概念的欺骗性。实际上,“(中产)只是赚了点小钱的无产而已。”

202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渴望脱离中产范围,蜕变成为有产人群中的一员,但苦于迟迟寻找不到转变之道。可没想到,“现在连中产都快要滑出去了。”陈静有些苦涩地感叹。

今年5月份,她决心转去公司内部的一个偏创业性质的团队。虽然这一选择让她至少损失了10万的年收入,但她相信“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她说,在原本的部门中,向上晋升的通道已经关闭,虽然工资高,却很难接触到行业上下游的资源。借着这个机会,陈静期望积累更多的行业资源和人脉关系,并通过观察和学习有产人群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复制这些技能。

未来,她计划着在自己40岁以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创业,制造更多突围的可能性。

她坚信,要往高处爬,只有高处才是安全的。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确定性真的不存在

前段时间有篇超级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据说是一个基金经理写的,说国内经济趋势和问题,写的很长,其实我看前几段就直接关了,原因很简单,一上来就让人不舒服,它原文大概是这么说的,在 2022 年底疫情结束,所有人都认为经济反弹即将发生云云。等等,哪来的所有人,他凭什么代表所有人,我那年讲的是什么,大变局,我一上来就明确讲了什么,纵然疫情封控结束,2019 年已经回不去了。我当时给我的读者提到的第一条建议是什么,降低个人发展预期。

我没敢写公众号文章,我坦白说胆子小,但我当时的星球福利课就是这么讲的有没有。

后来,因为那篇文章刷屏,很多读者问我怎么看,我捏着鼻子阅读了全文,点评只有八个字,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但就这么一个隔靴搔痒,避重就轻的文章,后来还是被不可抗力删除了。

题外话说完,回到当下,很多人问我,明年中国经济会怎样,房价会怎样,好的投资项目有哪些,我怎么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统计数字一定会很棒,因为我相信统计局,但真实情况如何,我判断不了。特朗普会不会上台,我不知道,大概率会吧,但黑天鹅太多,谁又知道呢。特朗普上台对我们发展是利是弊,我不知道,俄乌战争会以什么形式结束,我还是不知道。

嗯,我知道很多自媒体作者都很知道,各种判断自信无比,就是千万别翻旧账,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说我不知道写什么呢。

拥抱不确定性。从认知上,从基本的人生发展规划上,认识到无法预测,无法判断是常态,可预测,可判断才是意外。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做通用能力的提升,做多种可能性的尝试,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概率优势。

我知道越来越多年轻人希望寻求确定性,今年据说报考一些定向培养专业的学校录取分数线暴涨,很多人苦读多年的目的,就是寻求一份看上去安稳的饭碗。

中国改革开放才多少年,经济腾飞总共多少年,城市化进程红利吃了多少年。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热门专业早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张雪峰几年前劝年轻人报考土木和建筑,现在那些年轻人毕业了,遭遇行业的极端严峻的就业挑战,有人站出来替张老师说话,说不怪他,这事难以预测。确实,预测不准真不能怪他。但既然根本预测不准,又凭什么觉得自己能为年轻人的未来做主?

那我能预测准么,我也不能。但我强调的是什么,让年轻人学会自我决策,学会自我判断,这个骨子里是什么,让他们变成成年人,去学会迎接真实的世界。

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你所追求的一切确定性,都是他妈的水中月,镜中花。只有不确定,才是确定的!要自己去理解和认识这些,然后基于此做决策,再为自己的决策负责。

几个可以预测的事情,其实已经不是预测,而是简单的事实和推论。

1、地方财税改革,关键点是什么,转移支付跑不动了,跑不通了。地方财税要更加以自我造血为中心。那么影响是什么,某些依赖转移支付输血养活的庞大地方公务员体系还能维系多久。

2、生育率下降,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还在热衷于报考师范,觉得师范最稳定,教师最稳当,你看看生育率,你算算未来每年入学人数好么,等新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走向岗位,请问,还有那些岗位么。

3、老龄化上升,不只是老龄化上升的问题,以前说老龄人是 30 后,40 后,现在是 50 后,60 后,等到 70 后步入老龄化,消费观,价值观和之前的又有巨大的差异,虽然和 00 后相比依然有巨大的鸿沟,但是在很多消费场景上,会和之前的老龄化生态,又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一些商业上根深蒂固的老龄消费观,会被改写。

4、基建趋近饱和,基建推动经济增长曾经是我们多年来高速发展的引擎之一,但目前基建趋近饱和,新基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率开始下降,过度基建的资源浪费情况在很多三四线城市逐步凸显。

5、中美关系,目前看不到好转的迹象,而且无论美国总统谁上台,也看不到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可能性。

我们的职业生涯是很长的,如果你跟我抬杠,你说某某工作就是很稳定,你赢了,我不会和你争辩,但现在的年轻人,从上大学到工作,最少要四年,如果读研,可能要六七年,那么六七年后和现在,很多工作岗位会有巨大的变化,更不用说 AI 正在全面快速发展,很多公司降本增效的底气就是 AI 的使用率提升。然后,你的职业生涯不是三五年,不是七八年,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二三十年,二三十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恰恰是追求一成不变的那些人,会失去一切竞争力,失去一切与时俱进的机会把握能力,然后在任何一次巨变中,失去一切。

等你发现你错了的时候,也许是十年后,十五年后,我不会等那么久再来证明我是对的,所以,对于这种人,自己开心就好。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上个世纪末,东北发生了什么。历史经常重复,只是人类从来不会吸取教训。